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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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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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提高认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发展

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来统领我市的改革。务必充分认识到：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实现制度自我完善、机制与时俱进、提高发展效率的有效手段。务必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改革的保障是社会公众参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具体改革实践中始终保持正确方向，真正做到以改革创新去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确立攻坚目标，正确处理好改革中的几个关系

随着我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涉及的面越来越宽，矛盾越来越多。需要下大力气去攻坚克难：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保障问题；二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体制保障问题；三是社会管理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创新问题；四是社会分配体系中促进效率和保障公平的制度协调问题；五是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建设问题；六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衔接配套问题。这些难点问题，触及现有体制的层次更深，改革的联动性要求更高，新体制的设计和新机制的建立难度更大。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从市的实际情况看，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发展不足、总量不大的问题，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与我们的发展还不相称。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把发展置于一切工作的统领地位。要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解决好发展动力、发展协调、发展统筹等问题，而改革就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手段和根本方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不断释放生产力，激发发展活力，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协调好全社会各方利益，真正实现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建立科学发展机制，真正做到统筹发展、均衡发展，从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所以，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坚持从发展入手研究改革，从改革着手解决发展，做到“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二）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的实质是各项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触及相关社会成员的利益，引发利益受损者的抵制，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如果怕触及矛盾而不敢改革，必然导致阻碍发展，最终损害全社会整体利益；如果计划不周，违规操作，贸然行事，引发不稳定，也必然影响发展环境，欲速则不达。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关键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的工作。首先要判断改革的方向是否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我市发展的需要。凡是背离改革方向，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导致不稳定，要坚决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其次要认真做好改革前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现有体制的成因、历史、涉及利益相关者的情况，改革的法律和政策依据，新体制设计的法律、政策和理论支撑，改革的时机等关键问题一定要摸准吃透，要坚决防止凭经验、“拍脑门”决策。三是一定要按程序制定和审批改革方案。在具体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改革涉及群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必须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必须做好改革衔接和统筹。凡是未经职工群众（职工大会、职代会、工会）通过的企事业改革方案、未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各类改革方案，不得进入审批程序。四是切实抓好各类改革方案的组织实施。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必须明确实施方案各具体环节的责任，认真做好改革涉及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相关疏导工作，坚决防止责任人缺失和“责任真空”问题出现。五是认真做好各类改革的后续和遗留问题处理工作。各项改革的牵头责任单位也是该项改革后续和遗留问题处理的责任单位，若因机构调整，单位（部门）撤销或重组，其职责、职能调整时，必须将原单位（部门）承担的改革后续和遗留问题处理责任明确到新的相关单位（部门）上。

（三）正确处理好单项改革与全局的关系

随着我市改革的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深化，各项改革的“震波”效应也比以前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的局部与全局关系。只有正确处理好这对关系，我们的改革才可能做到事半功倍。要正确处理好改革的局部与全局关系，首先就必须加强全市改革的综合统筹规划，切实抓好各项改革的政策平衡、力度平衡，强化改革的系统性，防止改革顾此失彼；其次是要处理好单项改革与相关配套改革的整体联动问题，要围绕我市当前的重点改革，切实研究制定好相关配套改革方案和配套政策，确保重点改革平稳推进；三是要准确把握各单项改革实施的秩序和时机，要认真研究分析我市发展实情，根据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分清轻重缓急，有序实施；四是要进一步加强改革和发展的信息收集、通报工作，要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家、省里的改革和发展方针、政策，收集各地先进经验和做法，分析我市改革和发展动向，真正把改革工作融入到全市各项工作中去，形成改革发展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四）正确处理好旧体制破除与体制创新的关系

在处理改革破旧立新这对矛盾时，我们要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新旧制度无缝对接，防止制度缺失原则。我市特殊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特殊的市情，在我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体制基础，计划经济的惯性都比大多数城市大得多，这就是我市改革的个性所在。因此，需要我们破除的旧思想和旧体制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从我市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制度的破与立的问题上，既要尊重历史，也要面对现实，只要条件具备，能一步到位的改革，就尽力一步到位，以降低改革的成本。但条件不具备一步到位的改革，则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改革方法。总之，在破旧立新过程中，要坚决防止制度缺失问题的出现。二是要坚持从发展实际出发，求实创新的原则。从我市改革的总体进程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体系已建立，已进入进一步完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改革重点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做到制度创新。

（五）正确处理好促进效率与保障公平的关系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以更好更快的发展去满足全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求。要充分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效率和保障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关系，要避免把改革促进效率与保障公平对立起来，只重视其一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一方面，要依据政策法规，在建立提高效率体制的同时，充分保障企事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加快和深化投融资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就业、分配、社会保障体制，农村综合体制，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市社会公平、公共服务均等，共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努力形成全市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三、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全力推进各项改革

明年，我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格局是“一个重点，三项试点”，即：以钢城企业总公司移交地方改革为重点，启动县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改革试点和盐边县扩权强县试点。除了以上主要改革任务外，还有很多单项改革，每项改革的任务都十分繁重而艰巨。各项改革的牵头部门还要专题研究改革工作，在此，我就不再对各项具体改革任务一一提要求，重点讲讲改革统筹协调的问题。

（一）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总体指导

总体指导、统筹协调，是发展改革部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承担的重要职责，也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基本手段。各级发改部门要充分利用把握发展全局，熟悉宏观调控手段，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了解比较全面的职能优势，进一步加强各级、各类改革的整体指导和统筹协调。发展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发改部门的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都要牢固树立这一思想，在工作中形成发展改革一盘棋的格局。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联系，及时通达改革情况，履行好改革职责。

（二）完善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推进各项改革

根据今年3月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联系会议上省政府的要求，结合我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市发改委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类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请大家认真研究，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意见》进一步落实了发改部门在我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职责，明确了发改部门对我市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进行政策协调论证和风险评估的统筹平衡职能，具有可操作性，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各类经济体制改革的统筹性，完善改革决策机制，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市发改委要进一步加强改革政策和相关经济理论的学习，进一步提高政策水平、业务能力和理论素质，确保履行好改革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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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 体制改革

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从时间流程上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到200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建立工业部门的现代企业制度，与之相适应，金融部门的改革旨在建立独立于财政的市场取向的金融体系，目的在于创造与企业改革相适应的外部环境。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建立，我国金融体系改变了之前有机构无市场的窘境。尽管金融体制改革初见成效，顺利完成了第一项基本任务，建立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但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金融机构在当时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面对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威胁，为了建立更完善的中国金融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场微观主体并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层次相配合，我国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力图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由此，金融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金融体制改革从2003年开始，进入金融结构市场化取向的企业化改造，目的在于除金融机构自身经营需要外，更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

1.适时推进利率市场化

利率历来是经济学家探索和研究的重点，又是各国政府力图控制和掌握的政策工具。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结构的选择是金融体系建立的目标，是长期的基本的问题，而利率市场化则是短期要考虑的东西。我国金融业正经历着利率市场化的微观消化过程，许多矛盾和扭曲在影响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质量和下一步的抉择。金融体制的既有框架容纳了现行的利率体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决定机制，也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以及所能达到的最终效果，而利率制度的效率则最终决定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样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渐进式改革，这既是国际的经验也与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的现实有关。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利率市场化条件的过程。总体来说，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整体金融发展形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瓶颈。然而，利率市场化进程目前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利率一定要市场化，但是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又变得有一定难度。中国的利率水平与美国的利率水平有一个利差，如果人民币升值不超过这个利差，国外的投机行为就会很少。目前金融监管的措施之一是为了防止热钱流入，所以要使中国的利率保持比美国低两个百分点，此时利率政策的效果很明显。

2.深刻认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特殊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决定了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完成两个基本任务，即宏观层面上建立独立于财政体系的金融体系，微观层面上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然而，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除了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外，还是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在经济过热时期，国家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然而，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难以遏制贷款的冲动，会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更多地放款，此时在国家政策制定的目标效用函数和企业化的金融机构目标函数不一致情况下就会出现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其次表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以财政为主导的情况下，银行的功能是核算、结算等，企业融资的需要催生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在转轨时期这恰恰与资本市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作为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金融业，在改革进程中必须考虑具体的国情。建立健全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改造，实际上就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两个步骤，如果这两步并为一步走，就是激进式改革;分成两步走，就是渐进式改革。经济的落后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激进式改革。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当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工业化进程得到快速发展，过去对金融体制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金融体制改革就开始推进。

3.金融业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

从历史上来看，混业和分业的选择就是风险能否控制的问题，如果风险不能控制而且能够传递，只能借助外部的力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银行业的风险意识在加强。按照现代金融的理解，金融不再仅仅是资金的供给方，更是风险配置机构。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风险配置技术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因此，混业经营问题事实上是金融机构能否控制住风险和有无防范风险能力的问题。从目前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开始走向规范化，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在逐渐加强，因此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4.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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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董 倩

接下来我又要班门弄斧了，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国家治理？刚才燕继荣教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很赞同。什么叫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就是摆正官民之间的关系。请问在座的当官的人有没有被称作父母官的时候？请问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有没有被称作升斗小民的时候？这些词在我们的历史上、生活中大量存在，请问这个关系对吗？我们用钱“养”了官员，他们怎么成了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觉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一定要摆正这个关系，让纳税人成为父母，让官成为子女，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我是一个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我是站在公民的角度讲这句话。我觉得当有一天领导心里面充分想着我们小民的时候，这个国家治理就上路了。有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谁是皮？人民是皮。谁是毛？官员才是毛。没有人民，官员、政府不存在。什么是治理？我觉得说到底治理就是服务，有了服务意识才有服务目标，人民群众才是服务对象。把这个关系解决好，把这个目标认定好，把这个定位给摆好，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关键是治理的方式，治理的手段，治理的政策，都要想到为谁服务。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几位嘉宾，他们是：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卫兴华

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教授 李殿仁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宋洪远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张杰

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张首映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多年来所讲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显然强化和扩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条件已成熟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可以说，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过去我们一直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有个条件成熟因素。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多年来，一直只提“基础性”作用。现在改提“决定性”作用，表示已具备提出的成熟条件。其一是认识上的条件；其二是实践所提供的条件。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从历史事实来看，资本主义国家都一直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曾一直践行计划经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历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同阶段。大体上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更大范围发挥市场作用）；计划和市场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相结合；最后统一了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逐步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在新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市场的能力不断提高。因此，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两方面看，提高和扩大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主观条件是理论认识条件；客观条件是现实实践条件。据此，可以和有必要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

强调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利用市场经济谋取不正当利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某些厂商谋取不正当利益；另一种是一些政府人员为谋取某种利益，不当干预微观经济，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被扭曲。同志指出：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是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并指出这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适用于一切市场经济体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澄清认识上的三个问题：其一，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事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如此；其二，误以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靠市场的决定作用了，感到迷惘；其三，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泛化市场作用，否定政府调控功能。

首先，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无疑贯穿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回答是肯定的。其实，讲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学讲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是一样的道理。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就是通过价格在价值基础上随着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动而涨落，自发地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门。因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决定作用。这里，价值规律的决定作用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一回事。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涉及三个方面的“决定”事项：一是价格不由政府决定，而是在价值基础上由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决定；二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其生产规模与结构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而是由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决定；三是消费需求的选择，不再是“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下的凭票供应，购买者没有选择权和决定权的状况，而是消费者有权决定自己的需求选择，也就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弄清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实际情况，弄清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意，就不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实践产生质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既包括决定现存企业的生产与销售活动，也包括新建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战略安排。

其次，为了准确解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全面把握其内涵。第一，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全部的决定作用。例如，建设和发展国防军事工业，无论投资新工程，还是已有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结构，都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主要是由党和政府决定。再如，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开创和发展航天工程事业，以及搞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等，也不是都交给市场去决定，而主要是由政府决定。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诸领域的改革要起“牵引作用”。同志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要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如经营性文化领域的演艺、影视等行业要受市场制约。字画、古董、名人信札等，其价格高低完全由市场决定。但公益性文化，如图书馆、博物馆乃至义务教育和一切公办教育事业等，不能由市场决定其建设与发展。当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影响到其他领域。注意，是“影响”而不是“决定”。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就要转变政府职能，不去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要有利于推进而不是妨碍经济体制的改革，要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提供有利条件和起推进作用，“要使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应该明确，三中全会《决定》与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六个领域的改革相联系，提出六个“紧紧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有各自“紧紧围绕”的内容，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没有直接关联。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党的建设，要驾驭市场规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其自身建设不能引进市场规律，更不能由市场决定。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强化和扩大了市场的作用。但不是以此弱化和消除政府的作用。不是完全放开“看不见的手”，而捆死“看得见的手”。否定的是政府的不当干预、过多干预，而不否定正当干预、必要干预。应是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而不是强化市场、弱化政府的结合。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又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不能靠市场的决定作用来实现，而是需要党和政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引导与推进。

《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总目标，离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进，不可能实现。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市场监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越大，范围越广，政府监管市场的职责也越大，越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又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解决后两方面的问题，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和宏观调控的任务。“过多的干预”是不当干预，不是政府职责所在，也不是宏观调控任务。政府监管职责主要是针对不正当的市场行为，诸如制假售假、生产和销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资和传销、黄赌毒市场、欺行霸市、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环境污染、损害生态平衡，等等。这种干预是必要的。政府还要监管企业生产与经营安全和职工权益保障。

政府还有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职责。要统一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消除市场封锁与割据，打破市场垄断，建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还要运用经济手段，影响和调节市场，引导企业科学发展，并以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与相关政策引导企业缩小收入分配过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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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失业 界定 特征 成因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失业现象已经成为当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今后我们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面临着失业所形成的压力，为此，探讨和研究我国的失业现状和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我国失业现状的分析和认识

关于失业的理论界定和统计标准

对失业及其范围作规范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由此而统计出的失业数量和失业率以及所反映出的就业状况是政府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失业衡量体系和统计方法有利于我们进行国际间的横向比较和研究，从而也有利于借鉴和学习世界发达国家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的经验和方法。

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大多从失业者的角度对失业状态进行界定。失业者在统计时被确定为“有劳动能力，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并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在这里，“有劳动能力”和“正在寻找工作”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具体的情况不同，对这两个问题的界定也各有差异，从而导致被认定的失业范围和失业率也就不同。以美国为例，规定16-65岁为劳动年龄，凡在这个年龄范围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下列情况下被认定为失业：新加入劳动队伍第一次寻找工作，或者重新加入劳动队伍正在寻找工作达4周以上的人。为了寻找工作而离职，在找工作期间作为失业者登记注册的人。被暂时辞退并等待重返工作岗位而连续7天未得到工资的人。被企业解雇而且无法回到原工作岗位的人，即非自愿失业者。国际劳工组织将失业人员定义为：在一定年龄以上，在调查统计的一定时间范围内没有工作，目前可以工作而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规定，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目前无工作（非农业户口），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包括就业前失去工作的人员和新生劳动力中未实现就业人员。

分析和对照上述关于失业的定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对失业的界定与国际通行的方法以及国际劳动组织的定义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中国对失业人口的统计口径偏小，没有将下面两类人员列入失业范畴：一类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因为中国对失业人员的统计仅限定在持有城镇户口的人口中，从而将目前存在而且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排除在失业队伍之外；另一类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所特有的下岗人员。虽然这两部分人员是否属于失业，是否应该统计在失业人口之中，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和争论，但这些人口绝大部分没有就业、没有工作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统计的标准和方法上的问题，对失业人口统计的结果也与人们一般的理解和感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失业的实际情况。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和采纳世界通行的失业统计方法，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我们的失业状况，才能够有利于我们的正确决策。否则，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统计数字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目前的失业状况

国家统计局200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0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68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如果仅从上述数字来看，目前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不算严重。600多万的失业人员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9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国来说并不算多，3.6%的失业率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相当低的。但考虑到我们上面所讲的统计标准和方法上的偏差，实际存在的失业问题比数字所显示出来的情况要严重的多。

鉴于中国目前的特别情况，在政府公开的失业统计之外，分析、研究失业状况还必须注意到如下的因素：

中国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 随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中科技投入量的增加，可耕地面积的减少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为4.2亩，但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可耕种土地约有8亩，这就意味着中国农村中约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一数字和由国家计委主持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中指出的1.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相吻合，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十五”期间我国农村中估计每年还要新增500-600万人的剩余劳动力。

下岗职工 下岗职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特指那些在企业无工作岗位3个月以上，但尚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继续从原企业领取低于工资的生活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福利，且未在社会上有其职业的人员。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问卷调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推测，目前下岗职工中，约有75%需要就业，这部分下岗职工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依此计算，中国目前的1300多万下岗职工中，约有1000万左右属于失业人员。

没有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仅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而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由于中国人的市场经济意识普遍淡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失去工作的人员，并没有进行失业登记，这就造成实际的失业人数和登记的失业人数之间有一定的差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1996年、1997年调查的失业人数与登记的失业人数之差分别为262.2万人和410万人，由此造成的可能的登记遗漏占登记失业率的比重分别为47.4%和71.9%。依此，1996年、1997年中国城镇公开登记的失业率则分别由3%和3.1%扩大到4.40%和5.33%。由此看来，由于中国国情，没有登记的失业人员数量相当可观。

隐蔽性失业 隐蔽性失业是指表面上虽然有工作，但实际上对生产并没有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即有“职”无“工”的人，当经济中减少就业人员而产量并没有下降时，就可以认为经济中存在着隐蔽性失业。隐蔽性失业更多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通常与较低的经济效率联系在一起。据测算，我国社会存在的隐蔽性失业超过2000万人。

综合上述因素，中国社会目前实际的失业状况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严重的多，应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经济理论界应该加强对中国失业问题的全面研究，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降低失业率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当前的失业特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不断深入，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将进一步加快，就业中的深层次矛盾日渐突现。

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相比较，既有共同的特征和原因，又有由于中国国情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性因素，分析中国失业的特征有利于我们对当前失业问题的正确判断和理性把握。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失业问题具有以下特点：

城镇中的隐蔽性失业进一步公开化

在我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广泛就业”的指导思想，在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各类事业单位形成了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人员。一方面，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存在是由于中国不合理的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庞大的隐蔽性失业队伍的存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劳动效率低下，组织中纪律涣散、人浮于事，大量的人力资源严重浪费，社会成员间不良情绪互相感染，产生了诸多不良的消极影响。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的作用，这部分隐蔽性的失业将不断公开化，沉积在内部的大量冗员进一步释放出来。

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而且还将会继续增加，急需转移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内，中国社会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会是漫长的。目前农业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5%左右，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这些人急需转移，但目前社会上适应这部分劳动力的工作却非常有限，形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游荡于社会之中，这些人迫于生计多从事一些季节性、临时性或者那些较高素质的人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对社会经济的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潜在性威胁。加之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这部分失业人员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据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农村中20岁以下的人对这种现实的接受程度要远小于他们的兄长和父辈。

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形成了大量的下岗人员，生活困难、再就业难度大

据统计，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人数仅300万，1996年上升到891万，1992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分流及下岗职工总计1274万人，占当年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7%。1996年底，全国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比例下降到仅为26%，领取社会保障救济金的仅1.8%，职工人均年生活费为925元。平均每月领取生活费77元，其中国有企业90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47元。全国共有22个地区人均生活费低于100元。

失业人群中普遍素质较低

失业人群大多缺乏专业技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就业观念落后，“等、靠、要”的隋性思想严重，再就业难度大。

结构性失业特征明显

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的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失业。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一时难以改变其技术结构、地区结构和性别结构，从而出现“失业”与“空位”并存，即一方面存在着有工作而无人作的“空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有人无工作的“失业”，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克服。

我国失业的成因分析

经济学理论对失业的成因有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既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性因素的失业，也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性因素的失业，还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过渡性因素的失业。既有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失业，又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形成的失业，但总来说，体制性因素是中国目前失业的主要原因。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历史性遗留原因所形成的失业

错误的人口政策形成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实施了鼓励生肓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793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0%。养活大量的新增人口消耗了大量的国民收入，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后来纠正了错误的人口政策，但就业压力在短期内难以缓解。

“全面就业”的就业政策造成了企事业单位的大量冗员 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实行统一招收、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和统一管理的制度，大部分的劳动力通过行政干预和统配的方式实现就业。计划型的就业政策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高的就业率，形成了“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现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的取向，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必然会使大量的业已存在的冗员释放出来，形成新的失业。

“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限制了就业数量 我国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产业政策上重视重工业、重视生产资料的生产，忽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走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产生结构重型化的道路。

重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生，资本有机构成高，吸纳劳动力能力差，等量资本投资于重工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要远小于投资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

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堵塞了劳动力的就业门路 在所有制结构上片面追求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限制、排斥甚至是禁止其它经济成份的发展，从而使劳动力就业渠道极为单一，造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同时人为地制造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分，更加剧了就业渠道的单一和阻塞。

单纯的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由此带来的虚假就业及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都必然在改革的过程中反映出来。历史的失误造成我们今天发展的代价和改革的成本。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形成的失业

体制性冗员在改革中释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打破传统旧体制和新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旧体制下形成的冗员必须在新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释放出来。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不断推进，客观上要求企业和政府在内的市场主体行为符合并适应市场化原则。广大企业，特别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将会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化原则自主选择、独立决策，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推广，一方面使许多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破产或濒临于破产，这些企业的裁员以及按照劳动合同正常的解聘的职工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用工自的落实，使企业中长期以来通过行政手段安置的大量的富裕人员受到排挤和向社会的释放。特别是对国有企业“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政策的推广，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培育资本市场，鼓励资本运作，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一些不适宜的生产要素将不断地从原有的统包统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劳动用工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冗员、债务和企业承担大量的社会性职能成为企业深化改革的最主要的体制性因素，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必然选择。

上述分析说明我国当前的失业和下岗职工之所以不断增加，从根本上来说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突现，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当中，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内部隐性失业显性化、公开化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调整。“精减、高效”是纳税人对政府职能管理体制的要求，“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职能管理改革的方向。在这个转变和调整过程中，也将会产生相当一部分的富裕人员，需要分流。

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必然会不断调整和优化，特别是我国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变型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会加快，我国当前有相当部分的失业人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开始由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大部分的产业领域生产能力过剩，产业缩减和产业的优化升级成为新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一些传统的落后产业不断萎缩，甚至被淘汰，新兴的产业不断涌现，结构性失业人数还将不断增加。

中国的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对中国现阶段的失业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把握其特征，找到产生的成因，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和解决的办法。

参考资料：

1.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2版

篇6

【关键词】投融资体制；市场机制；法律环境；自主决策

一、当前中国投融资体制的主要问题

2004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企业投资决策权的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投资宏观调控和监管有效性的增强，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和总体思路。经过几年的深化改革，中国投融资体制在国有企业自主决策（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审贷）、市场效率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方面都有所改善，但都还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国有企业自主决策还未真正落实

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以来，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问题就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课题，但该问题一直没有形成突破。随着国有企业财务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投资自主决策在财务上有了较大的保证。但是，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导致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一直难以完全理顺。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难以形成有效约束，导致政府对国有企业不敢放开，且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甚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不能实现充分自主，损失了效率，经常与市场化发展失之交臂。探索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市场化的约束激励机制，对于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国有企业真正自主决策，显得尤为重要。

（二）投融资体系运转效率较低

中国投融资体系运转效率较低，主要表现在：第一，高储蓄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有效投资。第二，金融资产单调，融资方式单一。在2010年的100万亿金融总资产中，银行资产约占92%，而证券、保险相对规模较小（繆建民，2011）。第三，金融市场发展不均衡。债券市场发展滞后；股票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明显；保险企业热衷于投资型产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品种缺乏。第四，金融服务覆盖不合理。一是广大农村及边远地区金融服务严重滞后；二是银行系统总信贷规模中对非国有部门的信贷规模偏少。2011年12月末，中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4.79万亿元，主要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和外资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含票据贴现）余额21.77万亿元，占比39.7%，年末小企业贷款（含票据贴现）余额10.76万亿元，占比19.6%。相比之下，中国中小企业总数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第五，银行系统经营效率不高。仍然存在较大的行政审批和管制，特别是在机构和产品准入及部分金融产品定价上。

（三）政府对投融资体系的宏观调控效率较低

政府在投融资体系中的宏观调控是保证体系良性运转的关键。到目前，虽然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框架基本建立，但其运转效率仍较低下，这与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有较大关系。其一，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委托关系）没有理顺，虽然是国家所有或控股，却难以对国企形成硬约束，导致政府或直接参与重要经济活动，或采取命令、指令式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因而不该作为的做了；其二，在投融资体系的建设和维护中政府的作为有所欠缺。原因之一是缺乏经验；原因之二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局限；原因之三是决策水平和机制落后。

政府对投融资体系的宏观调控，一个较为明显的欠缺体现在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落后与政府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或对农村的公共投入长期不足密切相关。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执行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分别为7.1%、6.4%和36.1%。1959年谈到经济计划的安排方针时提出：过去安排计划的次序是重工轻农，今后恐怕要倒过来。但是，这样的次序始终没有倒过来。1963-1965年调整时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投资比重分别为17.7%，3.9%和45.9%。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执行后，这三项投资的比例分别为10.7%，4.4%和51.1%。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9.3%，“六五”（1981-1985）、“七五”（1986-1990）和“八五”（1991-1995）三个时期，这项比例分别为5.1%，3.26%和3.19%。“九五”、“十五”和“十一五”三个时期，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分别为2.04%、2.79%和2.49%，而第二产业相应的比例分别为37.32%、40.02%和43.32%。

另一个较为明显的欠缺是法律环境的建设。从立法时间看，立法滞后于政策制定。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政府就调整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调整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解决农村资金问题、做好农村金融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许多政策，但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9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二者时间相隔11年之久。从立法的角度看，美国所有的金融立法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中心，中国的金融立法基本以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执行和维护金融稳定为中心，两者在监督主体和监督效率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立法结构来看，目前中国金融法律框架虽已基本建立，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立法不足；二是大多数法律条文都只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同时，适用的法律又未考虑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因而整体的金融法律框架执行难度较大。从执法力度来看，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首先，由于存在立法设计中的问题，导致执法效率较低下；其次，执法组织结构不完善，导致执法乏力。而在美国，除了司法部门以外，联邦和州两个行政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与其说是在执行监管职能，不如说是在执行执法的任务，加上高效的行业自律协会，形成了严密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执法组织体系；最后，金融行政执法程序不完善和执法手段较为单一也导致执法乏力（刘晓然，2008）。

法律环境建设滞后是影响政府宏观调控效率的关键因素。为此，建立和维护良好的法律环境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使命。政府应加强法律对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先导作用，同时克服甚少受法律与立法机构约束、为施政需要而制定法规的随意性，形成“成文法框架中的自主管理”体制，加强执法组织体系建设，力促向法律主导型转化（袁海勇，2011）。

（四）制度设计存在盲点与误区

中国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决策、市场效率和法律机制问题可以归结到体制设计中存在的盲点和误区。比如，在中国的体制设计中，较为侧重的是“所有制”的形式，较为忽略的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在体制运行的设计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观念占据主流，而“创新意识”则较为薄弱；在体制运行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中，“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被置于较高的地位，而“伦理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等重要的经济思想，则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应当强调的是，体制设计的伦理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如果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所形成的体制就不可能有良好的运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立志为帮助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一度批评现实中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分离的状况并由此对经济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良性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并揭示了政治决策所形成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路径依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他指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其实践者认识不到政治决策对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就无法解决其面临的问题。”（道格拉斯?诺斯，1990，p112)

关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他指出：“要充分理解‘路径依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需要将社会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视为一个相互交织、对社会行为形成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约束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构成社会的纵横交错的‘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 matrix)，引导经济沿着特定的轨道前行。”（道格拉斯?诺斯，1990，第115页）笔者认为，对于这一“有机体”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的认识和研究，要做到三点：一是科学性；先进的、科学的“有机体”引导社会经济走向先进、科学、健康和活力；不先进的、不科学的“有机体”引导社会经济走向落后、非科学、贫穷和腐败。二是要将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有机协调为一个整体；三是要充分认识这一“有机体”的外部性(externality)，即限制经济行为人的选择并阻止经济行为人实质性改变现有制度构架的行为。

二、当前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关键

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投融资体制走过了一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由计划行政体制到市场体制的变迁演进之路，大致经历了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一脉相承但各具特色的阶段。这种传承体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然而，中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绝不仅仅局限于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鉴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对当前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关键，形成以下思考：

第一，投融资体制改革体现了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市场化取向，其存在的问题是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所存在问题的缩影，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

第二，国有企业自主决策（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审贷）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探索既能有效约束国有企业又能使其真正自主决策的市场化机制是突破的关键。学习和借鉴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是一条相对的捷径。国有经济的理顺将为私有经济的管理提供借鉴和手段，使整个国民经济步入良性轨道。

第三，法律环境的建设与维护是推动投融资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因素。良好的法律环境并不在一朝一日形成。但是，试图用一时有效的行政措施来取代法律，将使改革的道路疲乏甚至停滞不前；投融资体系或金融体系的效率有赖于投融资制度或金融制度的深层次改革，理顺、确立和维护各经济主体的法律关系是实现这一深层次改革的基本条件。

第四，清理和消除制度设计中的盲点和误区，从源头上消除中国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决策、市场效率和法律机制问题。1978年党的所做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表明了党和政府的改革决心，也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党和政府主导。未来改革的持续和推动仍然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政治意愿和决心。体制创新，思想为先。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应当首先克服种种模式的禁锢，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素质为核心；应当丰富体制运行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加强伦理价值理论和政治决策理论等重要经济思想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支持力度。

体制创新，其次要考虑体制的路径依赖问题。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1978）研究认为，至少从十三世纪开始，英国就不同于我们传统上知悉的以族长式统治、大家族、妇女地位低下、连接紧密而又封闭的农民村落、自给自足，以及家庭为劳动单位为特征的小农社会。麦克法兰通过指出英国不同于其他国家，而且这种差异由来已久，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的正例。而历史上西班牙的沦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的反例。十七世纪，西班牙从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盛的国家沦落为二流实力的国家：农村人口流失、工业发展停滞。虽然，王室及其贵胄深知国家正在走向腐朽没落，却仍然无法改变其所走的路径。英国与西班牙在十七世纪都面临财政危机，但它们所走的截然不同的路径显然反映出深植于社会基础的制度特性。（道格拉斯?诺斯，1990，第116页）任何一种体制都存在优劣性和外部性。鉴于此，追求制度的先进性、追求制度设计中的思想观念更新和与时俱进是中国投融资体制克服路径依赖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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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繆建民.关于中国金融战略的思考[J].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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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进一步发展和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务的形势，我们党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方针，标志着改革开放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七大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改革开放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认识“新时期”，正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与改革关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基础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场取向”不够这一原因，产生了复杂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我国经济在迈上新台阶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拓宽改革攻坚的层面，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二是改革开放推动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成就伟大，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拉大趋势，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减少的同时仍有相当数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显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视民生领域的制度创新，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

三是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配套的诸多新课题，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

我国进入新时期所呈现出的新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矛盾，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历史台阶后的新挑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所依据的客观情势在总体上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作为30年改革所集中针对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协调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转轨”任务最集中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同步解决。因此，转轨取得初步成功后，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协调性问题，就必然成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建立科学发展观体制保障为重要内容，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的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本来就是改革开放实践所呼唤的。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改革开放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统一，实际上明确了新时期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基本方向，为我们解决进入新时期面临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这两个方面，统一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经历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转折。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转折。完善体制是继续完成“市场取向”为基础的“完善”，也包括更广泛和深刻的新内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决“更好”的问题，就是“完善”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决宏观调控与市场基础的互动问题，更好地解决城乡、区域之间改革发展协调性问题，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与重视民生的配套性问题；更好地在体制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市场机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我国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带有很大的初兴特点，市场机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通过“完善”体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更好解决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好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问题，更好地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说，实现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为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连续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互动的关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场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场取向，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继往开来的连续性。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决不能离开市场配置资源这一贯通改革开放过程的体制性基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实现协调统筹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注重民生为重点的多方面制度创新。这些向纵深领域推进的改革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进行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协调进行的。仅靠市场机制，固然不可能自发实现科学发展，还要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但离开了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学发展。经过30年不懈努力，我国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一基础性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一些重要环节仍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来推进。已经实现市场机制的部位，进一步完善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各类微观主体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市场封锁等等。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必须与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协调，而不能离开这一取向。这就体现了新时期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的时代特征，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是承继的、连续的，又是适应发展新时期向深度广度的拓展。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拓展和强调的新内容很丰富，其中，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二是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以下对四个层面分别做一些简要分析。

二、更加重视市场基础上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

新时期深化改革要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体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体现发展观、市场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一问题，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得到解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动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市场机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带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驾驭其“自发作用”，将会对社会效益与公平正义价值产生冲击，这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和工业化加速期相交汇的阶段，可能助推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产生积累。为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高度重视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建设，重视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视公平，当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重视公共服务行业社会效益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

围绕“重民生”为重点深化改革，是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相交汇的改革，也是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民生领域的体制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紧密关联的，不可能离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要靠发展，但在特定条件下，发展并不一定能自动解决民生问题。从根本说，解决民生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公平正义，要靠继续深化改革。在这方面的改革，不仅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发展作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就业制度创新、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文化体制创新、安居工程建设、直到加强各方面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要重视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观，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与初次分配制度的关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调节的主要领域，是以公平性调节为原则的，当然调节的深度以不损害效益机制为限，我国目前仍有进一步加大调节力度的余地。在我国现阶段，完全依赖再次分配调节是难以覆盖社会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是伴随整个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艰巨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全国城乡范围到位的保障调节。在这个历史阶段，分配体制的改革必须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调节。实际上，群众对分配意见的直接感受也主要来自于初次分配领域。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这一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初次分配领域还是要确保效率优先，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进劳动效率的体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须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规范收入差距。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协调，要考虑分类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包括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关注点，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与农业、农民补贴，同时，适时研究农产品价格调控体制，稳定农资产品价格，合理调控农产品价格。

要高度重视就业制度创新。就业既是经济层面的事，也是社会层面、人文层面的事，体现社会的价值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从我国当前劳动力巨大压力的实际考虑，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仅靠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调节就难以支撑社会和谐与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既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也应当是有利于带动就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既是长期压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当前现实压力，决不能因其长期性而忽视当前。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定问题，不能仅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指标，而应当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作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真正解决不利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这是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促进就业还要研究新思路。对产业工人、包括进城务工者，要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加强劳动保护；对某些产业，包括内外资，可否根据产业特征给予劳动力数量的适当外在调控。该破产、该下岗、该裁员的当然还要进行，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但国家应当扶持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教育、转业培训。就内外需就业结构看，我国在就业压力下，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支持了超常规的低价格出口的持续增长，维持了扩大农民工队伍就业状态，但这部分就业的过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为相当的国内需求，制约了与经济增长相应的国内需求增长，反过来也会制约内需性就业增长，这是需要与扩大内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新时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视不够，突出体现在政府性资金直接投资项目数额偏大，而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确实要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另一种倾向是脱离现阶段实际，对社会保障寄予脱离现阶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的口号，这同样是有害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几个核心问题是，一是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特别要更加重视城市低收入和低就业家庭，更加关注农村社保体系的启动建设。二是对养老医疗保障加大统筹体系建设。首先要提高统筹层次，养老统筹到省，医疗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迁移所必需的社保转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转移方面加强协调支持和监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财政投入。这里的投入并不能对应产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责

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

三、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总体上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从推进生存型发展的需要为主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其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在体制上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关键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推动了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但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很多矛盾。不解决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国在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下，就不能顺利地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于解决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体制问题。对此，我国已经启动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出台了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决涉及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下发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的，大量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需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基础特征决定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新时期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着力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新时期是一体互动的。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要着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容，但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如果仅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一些权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导的老路，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重点是要重视市场的约束机制建设。市场本身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激励导向机制、约束限制机制。两个机制都健全，才能构成完整的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仅理解为激励机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建设，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宏观调控要起作用，没有市场约束机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还有什么宏观调控?过去我们花费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不理想，问题在于体制、机制的角度研究不够。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管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例如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未形成、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财税体制不健全等重要问题，要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强市场主体自身的各项改革，强化市场主体内在约束机制。市场本身就有约束机制，但还要通过市场主体的内在约束机制的健全才可以实现。还要规范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加强市场秩序与市场监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

政府“经济调节”也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制约日趋突出等，这些问题确实不能够完全由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自动解决，这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须健全符合需要的经济调节制度。实际中，对部分高耗能行业投资过热、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等方面的调控办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这也是基于当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我们应当努力建立基于市场调节，又不放任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所谓带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即直接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对某些重要环节按产业导向意图设置制度性调节机制。一要探讨建立资源产权制度。解决资源浪费无节制问题，税费的办法、处罚的办法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础还是要建立资源产权制度，使资源形成产权约束。我国的矿产资源、城市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这是我们能够建立资源产权约束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尽可能在市场基础上设置经济调节的制度性节点。减排要探讨设立排污费用制度，排污必须列入企业成本，探讨建立排污权交易；节能也可以设置相应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建立有效的价格分摊制度等等；促进节约利用土地，仅靠计划、项目、处罚也是不行的，关键是要规范土地市场，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要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使用和流转办法。

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

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工业化已经推动并形成强大的城镇化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经济经济结构体制没有相应转变，城镇化又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6157万，占总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如果减去1.5亿经常性进城务工农民，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变为30％。这一数据距离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已达到88.3％的工业化参照数据相差甚远。可以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极大地开拓了城镇化空间，但城镇化的潜力并没有顺畅地释放出来，我们已经到了必须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阶段。二元经济结构是―个生产力发展阶段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发展中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以后，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城乡关系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已形成巨大的规模，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乡关系已经到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夜，很多问题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放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位置。

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必然要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只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消除，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延续，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发展阶段的产物，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通过某项体制变革来即刻改变。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已经滞后，在部分地区的农村，已经与城市经济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户等重要体制上，已经制约了进一步发展。从人口构成看，如果只看三次产业产值，我国第一产业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就业人口大部分仍是农业人口，城市的工业产值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工创造的，但这部分工业对城镇化作用较小。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城乡统筹发展的复杂局

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会抵消我们提高农民收入的种种愿望和努力，阻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现金收入之比逐年扩大，1985年为1.8倍，2007年扩大到3.32倍。近年我国一直着力于提高农民收入，但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未能改变。这些说明，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进程必须逐步展开。既要反对不顾生产发展条件，把改变二元结构和城乡关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到了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互动的阶段。有的体制已经具备了先行先试、局部展开的要求和条件。只有深化改革，适时出台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措施，城乡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才能步入良性轨道。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包括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发展要融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也必须得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通过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适应城乡一体化、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探索适应市场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当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涉及面很广，必须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进行探索，把握好稳定和改革的关系。

农村生产方式也已经蕴含深刻变革。有条件的地方正在促进适度土地规模化经营。没有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不可能解放已经离土的农民，也就不可能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很多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从“有条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条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在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需要解决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离土的权利置换、并逐步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阶段。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大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已经难以孤立运行于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了，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已到了非重视制度创新不可的时候。包括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农户宅基地确权与农民进城后的流转问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流转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确实要保护耕地总量、保护农民利益，同时也要在逐步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相衔接方面积极探索，促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要实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化身份的制度建设。基本内容是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份转化制度。只有让进城务工农民逐步转为真正意义的市民，与原有土地关系脱钩，才能实质性地缓解农村人地紧张关系、提高耕种效益，改善在乡农民生产条件，实现城乡共赢。转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农民工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将长期存在，但身份转化的工作也应当逐步推进。

要有一个统筹协调的城市化、城镇化管理机制。目前部门之间协调性较差，多元目标之间缺少统筹。例如空间布局问题，应当统筹我国主导各类空间布局的规划和法律体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规划生产力布局的主体功能区设计为主导，加入城镇化布局的考虑，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也要在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统筹考虑，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统筹协调。

五、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会自律、基层自治机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任务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触及，但并未提高到战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务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必要把自律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放到重要战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既是社会体制，也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体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的机制，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就必然会过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终也就难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公民，在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运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机制及时解决化解的矛盾，各种利益群体产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时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法制的基础上由社会自身调节矛盾利益。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一定阶段后，发展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就是必然的选择。

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基础。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转轨，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当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观调控的配套等等，但这并不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自律协调机制的形成。可以说，没有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就不能顺畅实现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使很多本应在市场基础上由社会自律协调解决的问题维系于政府的干预，也必然不能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重要改革领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体制更具有基础性的改革。不要以为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只存在于社会领域，它的基础实际上在经济领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比如现在推出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四个分开”，“四个分开”显然是必要的，但实际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关系上缺少更为基础的前提，就是把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摆上更前置的位置。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把应该由社会中介组织协调解决的事项移交给中介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否已经具备条件，需要实现政事分开的中介组织目前是什么性质。可以说，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没有改革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篇8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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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主导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1．改革城乡体制统筹城乡发展

从经济社会结构层面来认识，三农问题说到底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必须从改革“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城乡体制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城乡体制的差距是根本的，是目前最大的差距，许多城乡差距之间的问题也由此产生。要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进行农村第二次改革，把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创新体制，调整结构。

2．改革农村产权制度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虽然不改变耕地的集体所有制,但它却改变了耕地的占有方式,因而导致了一个新的矛盾,即耕地的集体所有制与经营活动的分散性和劳动产品的大部分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土地的所有权与土地的占有权和经营使用权的不统一使得农民的土地、房屋不能出让、租赁、抵押、变卖。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这两项财产都没有所有权、处置权就失去了重要的财产性收入。现行的土地制度，农民不能获得财产性的收入，没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立足之地。自然法人连个抵押物都没有，土地随时有被征的危险，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必须要改革现行的农村产权制度，明晰农村财产关系，使农民有可以自主支配处置的固定资产，可以获得财产性的收入，可以作为参加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初始资本。

3．改革财政、金融制度扶持农业经济

农业是我国工业化资金积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国家通过财政倾斜、金融制度从农业中分离出巨额资金作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的资金积累。而农业建设却因此而饱受资金匮乏之痛，要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就必须改革这一厚此薄彼的财政金融制度。

第一，国家的财政体制要改革，财政预算要真正向农村、农民、农业倾斜。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积累，国家有财力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体制，以完善农业各项基础设施。

第二，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农民要搞现代化农业生产，农村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创办乡镇企业，没有银行信贷支持不行。中西部农村不发达，不仅因为缺乏人才，而且金融体制也不配套，创业艰难，没有创业资金。农户生产经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收益低、风险大的薄弱领域,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普遍向大城市、非农项目倾斜。建设现代农业存在巨大的金融需求,必须要建立能有效普及农村以满足农业的资金需求的金融机构。

二、场主导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1.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人多地少、农户经营规模小是我国农业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小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难点,也是有关农业问题的理论政策研究中一直无法绕开和挥之不去的困惑。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又一创新,是农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的创新,要努力提高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水平。所谓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龙头企业和组织的带动,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向高效益的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流动、集聚,这个流动和集聚过程也就是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龙头企业与原料生产基地结成生产利益共同体,为满足加工的需要,基地必须集中连片,形成一定规模,并按照企业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逐步形成高度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农业的生产方式。农业产业化是适合我国国情、集加工增值和社会化服务于一身的发展规模经营的有效形式。

2.农业的价格机制改革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产品的价格机制应由市场主导在市场经济中，注重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培养农民的期货参与意识,促进农业经济走向市场。当前农产品价格基本由市场供求形成，国家主要通过储备、进出口等措施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价格机制尽管在配置资源、提高效率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如果市场体系、市场制度不健全，或者政府干预过度，价格机制的作用将得不到充分发挥，会使价格发生扭曲，对经济发展起“逆调节”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形成价格的价格机制还必须受到政府宏观调控。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农业价格支持保护制度的重要内容。这一价格机制有利于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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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概述

经济全球化是在经济社会化和经济国际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得以实现，有赖于经济的跨国发展，而经济的跨国发展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经济的发展得以加强，于二战后，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进入90年代，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在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为：“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在商品生产、服务交易、技术交流与市场共享等方面均有所表现[1]。

二、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中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了外国的资金、技术、商品。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深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而中国要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经济上的成就，就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和加深，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因素。”中国对外贸易的数额占我国经济增长的比重逐渐加大，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

2.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作为发展中国家，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引进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已非国内的供给能力可以实现的，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3.我国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能够有效地削减限制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各种障碍和限制商品自由流动的贸易壁垒，从客观上扩大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市场范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中国也承受着来自全球背景的巨大压力，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1.国际舆论环境的挑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崛起，是西方霸权主义者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时不时地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以达到阻止中国发展的目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已经受到了这种论调的制约。

2.产业安全环境的挑战。中国借助外国先进技术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表面上看，实现了工业化，但这其中也包含着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潜伏着新的结构不合理的危机，若是任由经济全球化进行市场调节而不进行政策引导，我国的产业结构会固定化和低层次化，产业安全将受到很大影响。

3.经济体制改革的挑战。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从而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借鉴。但同时，中国在选择的时候也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如何在众多道路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是一大挑战。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