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26 18: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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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近几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由此带来的用工成本上升和制造业转移的问题更引发了各方的深入思考。因此，加大制度创新，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转变已迫在眉睫。
1 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的经济学家在对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东亚地区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的经济奇迹研究时所提出的。Bloom 和 Williamson通过对东亚1965年至1990年的人口数据和1990年至2025年数据的预测及经济数据的分析证明了人口红利为东亚经济奇迹贡献达到了1/3。经济学家Andrew Mason 在Bloom提出的人口红利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现象也做了深入研究。蔡P、于学军等学者具体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局面，总人口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人口生产性强，储蓄率高，这一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就被称为“人口红利”。
2 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
（一）高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不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同步性。其主要表现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将带来社会总负担的加重，进而引起人均产出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反之，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的丰富供给将带来充分就业，那么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年龄人口优势的充分发挥实现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二）低社会抚养比
低社会总抚养比是人口红利时期最为显着的特征。社会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部分组成，因而人口红利亦是由少儿人口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两部分组成。少儿人口红利是由于生育投资不足而转化的一种负债消费，这种负债消费方式在未来是需要加倍偿还的，并且必然会加重未来的人口负担；老年人口红利则是由于生育投资过度而形成的一种预期回报。虽然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在社会总负担人口中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在时间上的变动与方向上的变动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三）高储蓄率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口的转变过程是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代际更替关系。一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一个经济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增加，则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上升，最终带来资本积累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增长效应。因此，高储蓄率是人口红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1949年以来，除了“”和“”的影响外，我国的储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3 人口红利减弱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对策
（一）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区域流动
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必然条件。然而，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使得我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因此，我们要实施具有区域差异的就业政策、改革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政策制度、完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措施来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积极推进户籍管理改革制度，引导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的合理有序流动，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应。因此，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仅能够给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效应。
（二）全面开发和提升劳动者素质
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完善教育体系的建设规模。东部地区为了避免人口红利过快衰退，需要继续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从而为该地区创造人力资本，并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保持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在利用本地不断转移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来承接东部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提条件下，为了提高劳动力的有效投入，需要加大本地区的教育投入，不嗵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质量和层次，扩大人力资本的存量，从质量上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
（三）适时采取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一些国家已经将退休的法定年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延长直接为我们带来两个特别明显的经济效益：一是低龄老年人口继续工作，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二是退休年龄延长，使得一部分赡养的人群转变成了劳动力人群。低龄老年人口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来看，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作为计划，在我国未来5-10年内，可以根据职业、技术水平、健康状况，逐步推行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参考文献
1.马春文，武赫.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23）：22-25.
2.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2-45.
3.黑田俊夫.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人口学刊1993（4）：36-39.
篇2
关键词:后人口红利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老龄化
1引言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老龄化问题正在加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2004年春季以来，我国各地均出现程度不同的“用工荒”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未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大，劳动力无限供给引起的人口红利时代逐渐消失，“用工荒”现象将日益成为常态，我国将迈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在此背景下，企业该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人口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我国人口结构变迁视角切入，在对人口红利及人后口红利等相关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人口红利渐失对企业的影响及后人口红利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应对策略。
2文献回顾
2．1人口红利相关研究
早在1984年就有日本学者提出了“黄金年龄结构”的概念，自此，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人口红利的概念则是由美国夏威夷大学的Adrewma-son教授于1997年提出来的。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大，抚养率比较低，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有利人口条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等于或大于60%的阶段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倒U字形分布，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根据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动态变化，人口红利一般要经过窗口打开、高峰期和开始关闭三个阶段。对应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先上升、到达顶点、然后开始不断下降的趋势。人口红利的出现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于人口红利呈现的“中间大、两头小”特征，该特征一般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较高的储蓄率。基于上述原因人口红利期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人口红利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正向影响的关系。人口红利的到来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人口红利渐失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并最终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2后人口红利相关研究
所谓后人口红利时代，即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经济发展将不再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无限供给。在人口红利渐失的背景下，企业将面临劳动力供给有限、劳动力成本上升及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问题。于宁(2013)认为“后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人口红利窗口开始关闭的时期。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机遇和威胁。根据胡鞍钢的看法，2010－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最高点(71．9%－71．5%)，随后开始下降，结合人口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比达到了顶峰74．5%，然后开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国的老龄化也达到了9．1%，并且持续上升;201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值34．2%，然后开始逐步上升，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和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达到顶峰，随之人口红利开始下降，我们称之为后人口红利时代。后人口红利时代呈现以下特征:劳动力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普通劳动者短缺成为一种常态;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企业买方市场向员工的卖方市场转换;在注重人口转移，平衡人口供求不均衡的同时，更注重提高员工的素质;人口呈现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率与工资水平呈U型变动关系。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也必将会发生变化，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智力密集转变，由出口驱动型向投资驱动、消费驱动转变。
3人口红利渐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3．1普通劳动力短缺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表明: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明显，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在此背景下，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普通劳动力短缺将日益成为常态，普通劳动力短缺势必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3．2人力成本上涨
人口红利渐失表明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人口红利渐失导致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供给小于需求的现象，势必会导致劳动力价格出现上升。人力成本不仅包括员工工资这种显性成本，而且包括招聘、培训等隐性成本。由于劳动力短缺，企业为了防止员工跳槽带来的人力资源的流失，会给员工增加薪酬，人员的频繁流动也加大了隐形成本涨幅的增加，最终导致企业生产总成本的增加。
3．3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
人口红利渐失不仅使得企业雇佣足额数量员工的成本增加，而且也导致企业之间对高素质人才的争夺加剧。人口红利的渐失，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企业以往通过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来获得竞争优势的方法已经不可行，企业必须不断完善其经营管理，使企业由之前的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降低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转而向高素质人才招聘、培养的方向发展，从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升级为对科技经营人才的竞争。在此背景下，企业间高素质人才争夺必将加剧。
4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对策略
在人口红利渐失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着基层员工短缺、人力资源成本增加、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系统性问题。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已然迫在眉睫。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本研究认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4．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将由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内部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因此要着重从扩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入手，实现员工的工资主动式增长。
4．2转变企业用工政策
中国快速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由“哑铃型”结构逐步向“倒金字塔”结构转变，预示着中国未来劳动者供给形式的严峻性，使得企业必须合理并且高效率地使用现有劳动者，并期望在劳动者不足的情况下，低龄老龄化劳动者能够返聘，更好地为企业所用，因此，企业的用工政策应更多地从长远角度考虑，建立完善的企业用工政策体系。此外，企业还可以与劳务派遣公司、高校等进行合作，从而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
4．3完善劳动力市场
随着中国快速老龄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出现短缺，促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由企业一方主导向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博弈转变。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市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也逐步完善，使得中国的劳动者能够有更多地选择，促使双方协商共谋企业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在工资增长方面有了发言权，保障了劳动者工资增长的权益和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
4．4加强教育和培训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传统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复存在，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会进行转型发展，企业原有劳动者不能适应企业的需求。在人口红利渐失背景下，通过不同方式的培训提高企业员工在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和品德等方面素质，提高企业职工的职业技能和业务素质;通过建立健全职工教育的制度，通过短期学习、进修和校企合作项目等提高企业职员知识更新速度;制定合理的招聘计划和科学的薪酬体系，奖惩分明，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完善的企业福利政策，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的共赢关系。
5结语
尽管人口渐失对企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上升、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问题，但是只要能够重视人力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用工策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培训，就会实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消除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宁．“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基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3(12):82－92．
［2］冯苏京．后人口红利时代企业人力资源风险［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8(4):69－71．
［3］孙晓芳．人口红利理论研究与扩展:中国特色人口转变的视角［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5):23－26．
［4］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4年人口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5］于弘文．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篇3
关键词：人口结构状况 人口红利 人口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随着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面对的人口“负债”，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
国内学者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的一般特征，即“中间大，两头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同时，陈友华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交替出现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实质意义落脚于人口的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一般研究中，将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分界线。 。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可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是社会总抚养比，计算公式如下：
少儿人口指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有两种算法：
一是按我国现在执行的退休制度， 15-59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0岁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岁的话，15-64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6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人口。按劳动年龄的两种算法可以算出两种抚养比，即社会总抚养比（一）和社会总抚养比（二）。
三、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红利分析
1.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
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高速增长期，1949～1970年；快速放缓期，1971～1978年；平稳波动期，1979～1990年；稳步放缓期，1991～2010年。
1.1高速增长期。建国初期，在“人多力量大”、“伟大母亲”和“多生多光荣”等鼓励多生多育口号的号召下，我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从1949年的54167万人增至1970年的82992万人，年均增加人口数2620万人，年均增长20.526‰。虽然这个阶段死亡率由于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断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带动了我国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
1.2快速放缓期。70年代初，我国人口专家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暴增，我国将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倡“只生一个好”，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33.4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8.25‰，年均回落1.898个千分点；虽然死亡率这个阶段趋于平稳，但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70年的25.8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2.00‰，年均回落1.7288个千分点。
1.3平稳波动期。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后，我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趋于稳定，但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进入生育年龄，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平稳波动状态。
1.4稳步放缓期。从1991年起，我国出生率开始呈稳步下降态势；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间继续维持稳定，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出生率的稳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稳步下降。
2.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红利状况
随着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间）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计生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国的少儿人口数也随之迅速减少，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随着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随之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稳步提高。在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和少儿人口数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虽然我国老年抚养比也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稳步提高而不断提高，但抵不过我国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国社会总抚养比还是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
2.1若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即国际惯用算法，也是我国六普以前的算法）。从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高达68.61%，其中少儿抚养比高达61.17%；到1964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提高，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提高，高达79.37%；到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少儿抚养比的迅速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回落，为62.60%；之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稳步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稳步回落，到1990年已经降为49.83%，刚好低于50%的临界值；到2010年六普时，我国社会总抚养已降为34.28%，远远低于50%的临界值。以上分析说明：若按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199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2.2若以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劳动年龄按15～59岁来算，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时，我国少儿抚养比为34.36%，老年抚养比为15.70%，社会总抚养比为50.05%，比值刚好等于50%。201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23.70%，比五普时下降10.6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为19.02%，比五普时提高了3.32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五普时下降7.33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50%的临界值低7.28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若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则2000年我国刚进入人口红利期，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下降，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四、未来我国人口红利的预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国现阶段获得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红利”的对立面是“负债”，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耗尽，以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建国后历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
1.2011～2035年我国人口状况的预测
1.1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测算。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有序波动，波动较为平稳，在2000～2010年10年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从2000年的14.03‰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11.90‰，年均下降0.21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7.5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79‰，年均下降0.279个千分点。根据2000～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推测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将延续2000～2010年的波动规律，从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情况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为负数，即我国人口总量开始停止增长（见表1）。
1.2人口总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从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时我国人口总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数（见表2）。
2. 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推算
2.1 0～64岁人口死亡率的预测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78～2005年27年间，我国死亡率波动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6.50‰左右波动，但从2005年开始呈逐年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引起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4.41%缓慢提升到1990年的5.57%，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7.10%，到2010年已经高达8.92%，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所以可以推断2005～201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断提高引起的，而0～64岁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较为稳定，从而可以假设2011～2035年我国0～64岁人口的死亡率将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2.2 0～64岁人口数的推算
2.2.1第一步根据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为：
2.2.2第二步根据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数、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来推算2011～2035年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
如2011年推算公式为：
3. 2011～2035年我国人口红利的推算及预测
根据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总量、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数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一）和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二），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将达到50.16%，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在2017年消失。随后逐年继续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将高达79.01%，其中老年抚养比将高达57.52%，到时我国将肩负着沉重的老年抚养负担。
若我国把退休年龄延至65岁的话，则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将达到50.82%，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退。随后每年以2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也将高达57.24%，老年抚养比将高达38.36%，我国的人口红利也将很快耗尽。
五、计生政策调整迫在眉捷
30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严峻的人口暴增形势，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从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逐渐转向老龄化结构，再加上现有的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了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加大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等，我国的计生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1.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同时《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含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1.1经市（不含县级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1.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1.3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1.4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1.5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1.6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2.计生政策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
2.1人口总量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据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测算：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亿内，并将在2028年停止增长，随后将逐年下降。
2.2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为1.18，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2.3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32%，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2%。随后将逐年提高，根据推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32.13%，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高达24.40%。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2.4人口红利即将消退。以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即以15～59岁为劳动年龄来算，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龄延至到65岁的话，则我国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失。而我国的大部分行业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距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依靠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据有关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年轻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开始不断攀升，成为日本经济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2.5现有的计生政策已经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渐失调：现有的计生政策让我国传统的观念承受巨大考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催生了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让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日渐失调（见表3），将给今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贫富差距加大：现有的计生政策让独生子女拥有较大的财产继承，而农村的二胎特别是越穷越生的子女长大后面临与独生子女较大的经济差距，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三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溺爱，以至于长大后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又将肩负沉重的养老负担；随着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和姓氏传承等中国传统观念严重困惑着独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失独家庭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带来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些机构已做了样本统计：目前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2.6生育需要一个周期。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从出生人口变成劳动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红利已经消退了再来调整计生政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是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整了，必须及时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六、计生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1.首先建议马上放开单独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买卖商品那么简单，无法也不能提前设定条件，所以双独家庭比重相当低，其实更多的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虽然我国已经放开了双独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绝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但我们不能忽视了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独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中国人传统的姓氏传承和回谁家过年过节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单独婚姻家庭。建议马上放开一方为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尽可能缓解现有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2.其次建议有条件地放开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开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适当加大生育间隔期，以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选择在我国人口红利开始发生转折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又适当地加大生育间隔期，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不会带来人口总量的剧增。因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对人口总量不会太大影响。
3.再次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
对现有的计生政策进行微调，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户籍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总体素质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从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其实真正全面实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户籍人口，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时仅为29.14%，而占总人口比重高达70.86%的大部分人口实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穷越生，最后影响孩子的户籍上报和教育，很多失学儿童特别是失学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除户籍以外其他几乎与城市没什么区别，实施城乡无差别的人口计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最后建议严格执行和落实婚育政策
相关部门应制定严密的措施，确保婚育政策落实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国的人口总量控制在预期范围内，还能够彰显公平。当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层落实不到位，还存在较严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64岁的育龄妇女中：存活子女数达3个及以上的占了13.39%，其中存活子女数为3个的占了9.43%，存活子女数为4个的占了2.91%，存活子女数达5个及以上的占了1.05%；在2009.11.1–2010.10.31间一年内有生育的育龄妇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6.55%，按育龄妇女年龄分，其中15-19岁的育龄妇女占了2.35%。
参考文献
[1]王颖，佟健，蒋正华.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34（5）：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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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民工荒；“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就业培训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99-03
最近几年，民工荒现象已从沿海发达地区逐渐蔓延到了内地。[1]当“长三角”、“珠三角”对用工荒已习以为常，当重庆等劳动力输出地开始用优惠政策挽留农民工，当哈尔滨等内地城市出现农民工短缺时，人们不禁要问，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缘何陷入“民工荒”？这是否验证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关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说法？本文从“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的涵义出发，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情况，提出有关我国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问题的一些看法，并揭示当前民工荒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概况
“人口红利”是近年来人口研究的新进展，它将研究关注点从人口总量或人口规模变化转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上。自“人口红利”提出以来，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过。
“人口红利”问题最早是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时提出的，Andrew mason在《population and the Asia economic miracle》（1997，10）一文中提到了demographic bonus（人口红利）但并未对之作出定义。他认为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及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其他有利条件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他还深入分析了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更多的教育投资，以及高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等。[2]之后，布鲁姆与威廉森（1998）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3]布鲁姆等（2002）认为“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指在给定的经济条件下，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降低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劳动力供给增加、积蓄扩大、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三个主要途径来实现。[4]
国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也很多。蔡昉（2004）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有利影响，称为“人口红利”。[5]穆光宗（2008）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做了区分，认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形成的有利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创富、投资及积累三种机遇可能，他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视为“人口红利”的实质。[6]彭希哲（2007）认为，“人口红利”是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而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被称之为“机会窗口”。[7]钟水映李魁（2009）将“人口红利”多种定义分类为“结构论”、“期限论”、“因素论”三种，并将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以及抚养负担相对较轻，视为“人口红利”所包含的两大基本要素。[8]
二、对我国当前“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的认识
1.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在当前我国就业压力形势严峻，劳动力资源难以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力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很难验证有关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观点。从劳动力总量和存量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足，就业压力巨大。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和国内相关机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预测数据，我国15-64岁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其峰值，为10亿左右，然后逐渐下降。按照“人口红利”的涵义，我国当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机遇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的态势仍未改变。但阻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一是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非常突出。大批高校毕业生、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等需要就业，还有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二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企业“招工难”与求职者“就业难”同时并存，凸显了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三是伴随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不断攀升，如果加上未登记失业人口和大量隐性失业，这个人数规模将更加庞大。这表明，我国当前“人口红利”难以兑现，“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在扩大就业中进一步实现。
其次，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低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指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高、福利好，具有较好的晋升机制，但同时对技术和文化的要求较高。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福利差，对技术和文化程度的要求低，被提拔的可能性较小。在我国，两个劳动力市场被无形地分割开来，互相流动比较困难。总体上看，职业机会由于存在歧视和垄断而形成不均等局面。一般而言，进城农民工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多集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和福利待遇差，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员工收入差距较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劳动力低效配置，同样影响着当前人口红利的兑现，“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摆脱制度的掣肘。
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制度性因素的约束，但我国劳动力市场仍有潜力可供挖掘。从我国劳动力质量方面来看，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入较低，导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突出。而教育问题关系着国民素质整体的提高和国家竞争力的增强，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集中表现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上存在的较大差距。农民工大多来自于农村或相对偏远地区，正是我国教育发展的薄弱之处，高昂的教育费用和较低的收入水平，影响了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发挥。只有通过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改革来带动人力资本提升，才可能实现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的转变。由此，必须通过教育创造新型“人口红利”，加快人力资本形成，使高质量劳动力通过影响生产效率来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充分挖掘我国现有“人口红利”的潜力。
另外，当前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其背后另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基础是总体经济发展形势和所在企业利润的高低。对比从2004年—2010年的数据，GDP从13万亿增长到33万亿，增加了150%左右，而全国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不到90%，农民工的工资只增加了50%左右，是GDP增长的1/3，有些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而其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因此，从整个经济或者企业的发展情况看，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要快于劳动收入的提高，企业利润的增长要快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与此同时，多年来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得到显著提高。财政收入由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增加到2010年的21%，企业税后利润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8%增加到2010年的13%。而据统计，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总额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占比47.4%下降到2008年的43.3%，下降了4.1个百分点。[9]分配不公直接导致劳动力供应出现瓶颈，工资上涨可以说是财富分配的理性回归。而我国劳动力供给资源丰富，农村未转移劳动力规模仍然巨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加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惠农政策实施，造成了一个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如果解决束缚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势必还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转移，“人口红利”的基础并未消失。
2.“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1972年，刘易斯在《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中，又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的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之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10]由此可见，刘易斯拐点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更包含着城乡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相近水平，城乡统一的市场逐步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方向发展。从当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乡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差异的情况看，“刘易斯拐点”似乎还很遥远。
第一，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二元经济、二元劳动力市场特征显著。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二元经济的突破面临很大困难，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还可能会反复出现制度拐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取得了较大成就。然而，一些计划经济留下的制度性政策仍制约着我国经济向一元化方向发展。袁志刚等人认为，现有的制度约束限制了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出，而并非是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中国的改革现实和劳动力迁移情况表明，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存在着一个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制度拐点。在制度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在原有的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下进行局部迁移，实现的是人力资本在城乡之间的一种不完全的、可撤销的再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到迅速释放，迁移速度较快；然而当劳动力迁移进行到制度拐点附近时，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会成为劳动力进一步迁移的瓶颈，人力资本的各项内容，比如社保、医疗、教育等难以在城市制度空间中得到满足。如不能及时破解制度约束，劳动力迁移速度就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回流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近3亿多的农民工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但是，这些农民工并未能作为城市和非农产业的一个存量而固定下来，而始终是作为一个补充的增量部分在城市人力资本的制度空间之外游离。这说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未完成制度的移植，劳动力转移并未形成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可撤销的格局。这种状况使得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突破。
第二，当前我国城乡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差异仍然较大，工农业产业部门的工资差异较大，“刘易斯拐点”的特征表现尚未出现。以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指标衡量来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15907元，农村是4455元，城镇是农村的3.6倍，城乡差异较大。[11]如图1，当城乡工资差距较大时，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较大。当在现有制度等约束情况下，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非农生产部门时，供给曲线是S1，工资水平是一个稳定水平，而当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时，就会吸引由L1到L2数量的劳动力迁移。
第三，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是39%。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之前，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高速时期。[12]另外，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是落后地区，农村的资金、劳动力向发达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的要素不足，发展更慢；这种力量强化了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距刘易斯拐点相差较远。
三、当前“民工荒”的原因分析
户籍等制度性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阻碍因素，是导致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在一定时间内无限大的同时，又存在着户籍限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一系列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纳的能力，表现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一定范围内近乎无限弹性，即接近于水平曲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制度的情况下，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成本逐步提高。因此，当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一定限度后，该曲线也具有上扬的趋势，供给弹性相对降低。从图2中表现为劳动力需求从D增加到D′时，雇主可以在工资几乎不变的条件下继续获得劳动力，而当劳动力需求提高到D″时，则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供给条件是相应提高工资水平。[13]
在各种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加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分流了东部沿海的劳动力，使东部地区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暂时超过了供给，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上涨。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工工资低，增长幅度缓慢，城市的户籍限制使农民工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保、医疗等待遇，加大了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使得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某种程度来看，民工荒的出现形成对市场的倒逼机制，迫使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一步消除，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
另外，由于最近几年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务农收入提高，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力降低，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改变，也影响着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城市梦，希望能与城市融合，不希望再做上一辈那种低廉、苦重、没有社会地位和保障的工作，这种观念变化的非市场因素，减少了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综上可见，当前的“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不能验证“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结论，“民工荒”背后另有原因。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民工荒”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存在着阻碍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配置的低效率和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反应缓慢，从而造成了“民工荒”。由于“民工荒”背后有其独立的影响因素，因而，当前“民工荒”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基于以上分析，破解“民工荒”难题，充分发挥“人口红利”，逐步向“刘易斯拐点”靠近，需要消除阻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和向“刘易斯拐点”靠近的众多因素。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消除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二是增加就业岗位，积极提供就业培训、就业信息，促进就业；三是加大教育及社会保障投资，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保障劳动者生存权益，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四是加大对农业生产部门的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转移农村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融合，减少城乡差距，逐步消除二元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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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近年来，人口红利一直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更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用工荒的现象不仅在华南、东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已经出现，而且在四川、湖北等劳务输出的大省也出现了对劳动力的争夺。从前两年用工荒的出现，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劳动力市场争夺战，不难看出，“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延缓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就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关于人口红利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综述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并认为人口红利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贡献为1/4～1/3。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式使用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1]。mason（2001）等人认为“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就是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2]。mason（2001）还指出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还提出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3]。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影响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4]。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龄化还可能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5]。misbah t. 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还认为，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总人口呈负相关的态势，却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6]。国内研究人口红利的学者也较多。蔡昉（2010，2012）[7]、王德文（2007）[8]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红利已处于逐渐消退的阶段，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马瀛通（2007）[9]、解保华（2010）[10]等学者通过研究则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红利目前依然存在；学者袁志刚（2010）[11]在其研究中也不认同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这一说法。车士义（2011）还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2]。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对人口红利影响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3]（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二元结构经济将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拉尼斯和费景汉[14]（1961）针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劳动力的转移有很大影响。托达罗[15]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人口红利影响的问题，国内学者王德文等（2008）[16]的研究表明，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都可以增加人口红利。张广婷等（2010）[17]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龙（2010）[1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农村公共教育重“基础教育”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结构是抑制农户教育投资的根本诱因之一。李子联（2011）[19]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激励效应”，又带来了“抑制效应”，其中以“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进而提出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赵玉奇等（2012）[20]将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的较多，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各不相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学者们都认为具有溢出效应。但在我国正加速步入人口老龄化时期，如何通过加强教育特别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职业教育的问题，其研究则有待深入。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人口红利与剩余劳动力职业教育的关系：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是获得二次人口红利的有效方式
一般认为，人口红利的第一阶段较注重于劳动人口的数量，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到第二阶段，随着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主要靠提高劳动人口的质量、产业的升级换代来延续人口红利，也称之为二次人口红利。
（一）二次人口红利中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综合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人力资本之父。他认为，人力资本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劳动能力，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是由投资形成的，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择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事成本和迁徙费用五个方面。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中，研究者所建立的大量模型仅仅用于度量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目的在于说明教育对增进人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如何促进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劳动者生产率改进的诸多因素中，除教育外，干中学过程中所积累的劳动经验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二）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的条件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劳动力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人口红利。主要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不仅增加了劳动供给，而且减轻了劳动负担，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劳动负担比下降会带来储蓄的增加和人口投资的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见图1）。
然而年龄结构转变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兑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需要一系列条件。首先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其次是劳动力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都涉及到有效的制度安排，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正是实现这一条件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并成功转移到非农部门或者发达地区就业，将引起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此外，劳动力负担比降低带动农村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再进一步带动资本积累增加，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姚先国等人（2007）[21]的研究还表明每1%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将使gdp增加0.5%～0.85%，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全国居民消费额提高0.19%～0.34%。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增加人口红利的有效途径。
（三）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特定阶段的年龄结构优势产生的。但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将转变为年老型的人口结构。[22]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这一地区集中了很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大多是由非农产业劳动者创造，技术要求较低。然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业扩大，再加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有了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和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人口的转变开始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递减趋势。事实上，最近几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尽管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增量在减缓。
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继续发挥其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具有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而东部地区则需通过产业升级和加强劳动力培训，挖掘出内涵的人口红利，从而维持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通过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可以增加一部分人口红利。有计量分析表明，在制造行业，劳动生产率与员工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具体是，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并且假定由高中学历员工替代初中学历员工，那么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由大专学历的员工来替代，那么，劳动生产率甚至可提高66%。这就说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总量与结构、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不平衡
目前，关于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还存在着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极不平衡的矛盾。具体有：
（一）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目前，总的劳动力人口还是基本充足的，但存在结构性矛盾。根据全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9.68%，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 137 093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 149 546人，占50.32%。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处于上升状态。张安良、金彦平（2010）[23]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7%，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01年开始每年增加100万人。然而实际农业生产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以张安良和金彦平的实验结果估算，我国农村仍有将近2亿的剩余劳动力。
然而，尽管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不少，但由于结构性的矛盾，加上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企业招工难与农村劳动者就业难两大问题相互交织。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很多企业出现招工难的问题，特别是一线制造业、家政业、餐饮业等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依然严峻。同时，中西部地区也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使得用工荒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压力也很大，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以河南省为例，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大省。据调查，河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3 200万，截至2010年底累计转移2 360万，还有800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二）基础教育水平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严重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关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通过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发现文盲率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也由35 701人下降为26 779人，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则由33 961人上升到38 78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 146人上升为14 032人；上升幅度最快的是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3 611人上升为8 930人。这说明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下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①（见表1）。
然而，除了基础教育以外，在劳动力技能培训方面，未接受过任何培训的人数比重高，接受培训的次数偏少。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的调查显示，自外出务工以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为61.1%，高于传统农民工（59.1%）2个百分点。受培训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仅为44.6%，比传统农民工（77.8%）低33.2个百分点；外出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在6次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为11.5%，比传统农民工（14.2%）低2.7个百分点。这就说明，我国农民工在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方面还需大大加强。
（三）“技工荒”倒逼职业教育
由于我国产业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土地、环境等要素，为了能够可持续性发展，必然要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事实上，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策略。这些地区产业发展需要的是素质更高、经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然而，目前有一定技术、特殊技能，能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工却相当缺乏。由于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训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用工短缺现象也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即使涨工资也不可能立竿见影。
“民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非重视职业教育不可的地步。目前的情况是，社会“重仕轻工”现象普遍，多年来学生都是把大学深造作为学习的第一目标，以至考大学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们把国家公务员作为职业首选，以至于公务员考试招录比例屡创新高。而职业技术教育却乏人问津，造成招生困难，举步维艰。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发展缓慢。从每年的中考报名咨询会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在普通高中教育的摊位，特别是名校的档口，往往是人头涌涌，水泄不通，而中职教育的档口往往是门可罗雀，报名和咨询人数寥寥无几。其实中职教育的学校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原因，总认为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低人一等。导致分数高的学生都去报考普通高中，而分数低的学生，即使内心极不愿意，也只能被迫报考中职学校。这就是社会观念轻视职业教育而造成的。
四、职业技术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制度不健全、体系不完善
造成目前用工荒的原因主要是技工荒，而技工荒的原因是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滞后性，那么，职业技术教育落后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呢？以下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宏观因素：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
1. 制度不够健全。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果的最大因素。政府缺乏统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规定，每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但没有出台具体相应的法律法规，更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政策出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在实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方面说的多，行动的少，实际投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更少，甚至有的政府部门谋求部门利益，把对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看作是摇钱树，导致培训机构、培训设施重复建设和培训队伍低水平运作。
2. 投入经费不足。目前培训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政府、企业和农民。农民普遍存在不愿意或者愿意但支付不起培训费用的现象。企业由于对培训不重视和短期行为，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培训经费。国家“阳光工程”补助培训经费和省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补助培训经费虽然总体数额不小，但分摊到单位劳动力的培训经费偏少，不能满足培训所需。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投入偏少，在贫困地区经常出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不能足额下发等情况，甚至出现资金拨付部门克扣培训经费现象，这无形中减少了人均培训经费。
此外，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因素之一。劳动者自由流动和自由迁移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尽管改革开放使对劳动者流动的限制逐步放宽，但由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其他一系列制度与福利，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等形成了强大的阻力，阻止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
（二）微观因素：企业个人不重视、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1. 企业和个人不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相对较强，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短期利润，管理观念落后，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积极性，致使企业教育缺位。即使输入地企业开展了少数农民工培训，也往往是即时性、快餐式的，培训质量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农民工素质普遍偏低，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较低的利润率使企业难有足够的资金与时间对其员工进行培训。农村劳动者个人也不重视培训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的培训教育能产生经济效益。在老一代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初中及初中学历以下的比重超过50%，即使在新一代农民工中也超过30%。农民工个人文化水平偏低，自我认识不足使农民工本身没有养成接受培训教育的自我意识。这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开展。
2.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培训内容不完善、培训层次较低，劳动力培训与市场需求不对接。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多为一次性培训，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根据2001-2010年情况，从行业角度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呈现上升态势，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趋于回升，说明该行业人才需求旺盛。同时存在人才过剩和人才需求缺口的现状说明了我国劳动力培训存在与市场需求不对称的情况（见表2）。
然而，目前很多地方为了完成培训任务，匆匆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没有充分前期调研准备，没有从当前就业形势与劳动需求出发开设针对性较强的专业。培训机构主要从自身资源出发，能开设哪些专业就开哪些专业，没有考虑到市场需求。培训以短期培训为主，很少培训机构会对同一农民工开展持续的培训，由于培训期限偏短，学员只学到相关专业的一些表面知识，缺乏深入学习了解，造成许多学员即使参加了培训，也不具有过硬的技能，无法顺利就业。此外，课程设置不合理，对于进城务工必备的法律保护知识、组织意识、专业生产等方面知识涉及的少，难以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全面要求，造成培训与转移就业衔接不够，出现供给缺口现象。
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途径：制度和模式的创新
尽管中国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通过创新制度安排，通过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那么，中国有望获得新的人口红利。
（一）宏观层面：完善制度，加大投入
政府应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对增加人口红利的重要意义，有关部门需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的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具体是：
1. 建立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的长效机制。政府要制定长期稳定的农民工职业培训与就业政策，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建立起如同九年制的基础义务教育制度一样，实行免费或低费的职业培训。如建立专门的农民教育和管理培训机构，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建立以村为基础、以乡镇为主阵地、以县为补充的培训体系。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劳务供求信息网络，开展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交流，只有这样，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2. 加大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在职业教育培训的体系中，由于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尤其是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更具有外部性，虽然用人单位是培训的受益者，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企业一般只能短期受益，其收益可能抵偿不了其培训的投入。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大部分投入应由政府来承担。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把农民教育培训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作为公共财政的必要支出。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
（二）微观层面：多种模式，按需施教
在对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按照行业、区域以及培训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形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率为目标，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措施有：
1. 采取社会各种力量多方参与的模式。在由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培训的模式下，还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实行多种办学方式进行劳动力培训。同时，培训的方式可采取招投标制和项目管理制等方式，可根据劳务需求方的要求开展定向培训，不断提高培训效率，教育培养好一批就业技能强、从业素质好的农村劳动力大军。
2. 实行对症下药、因材施教的策略。针对农村大龄劳动力的培训，应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工作，加强农民劳动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具备基本文化素质、基本生活能力、基本社会的认识或者能够掌握1～2门种植、养殖新技术。鉴于这部分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层次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特点，可采用分散学与集中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教材方面尽量使用较简单的乡土教材，如可多编写一些卡通式、操作说明式、流程图示等教材，以便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干就灵。对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学校可举办中等学历教育，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输送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由于他们一般都具有九年制的义务教育水平，文化层次不算低，可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更高级各种知识的培训，重点培训学员对实践技能的掌握，多实践操作，少理论学习。
3. 建立完善的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激励机制。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奖励基金，对参加职业培训的劳动力实行困难补贴；对学习技能进步快、表现优秀的农民工实施奖励；对于用人企业和培训单位在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也实行奖励政策，以提高其进行培训工作的积极性。
4. 实行“先培训后就业”或“订单”式培养体制。可在农村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中开设就业转移技能培训课程，并与技术等级证书评定结合起来，以此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培训体系。职业学校还可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接受用人单位的“订单”，按照用人企业的要求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同时，职业技术学校还应优化培训专业，合理确定培训规模。
篇6
关键词：基后人口红利时代；人才红利；外向型人才；高职教育
一、引言
在进入5G时代的当下，生活方方面面都存在网络，手机、平板、电脑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共享单车、外卖平台、支付宝等，生活中好像离不开互联网。国内外经济的不断发展，就业形势、劳动密度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而在此过程中，作为市场主要劳动力的高等教育人群，必然因此造成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变。作为主力军的高职院校，如何从招生、教学、指导就业等方面进行改革，争取培养外向型高职人才。[1]
二、后人口红利时代与外向型人才的概念
本质上来说人口红利时代关乎人力资本与科技发展。人力资本理论本质上也是将人通过教育培养成为劳动力的过程。而后人口红利时代意味着教育的深化，不仅需要提高教育的数量，也要提高教育的质量。同时提升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也是解决了中国社会问题。中国人口红利时代来临，不仅因为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也是因为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其主要原因当然是互联网时代，人们消费习惯、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改变。互联网社交、移动支付、快递、共享经济进入人们的生活。人口红利时代，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2]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对外交往的广泛与频繁经济交往，也为外向型的人才创造力很好的外部条件。我们也需要培养锻炼出大批的外向型的人才，当下特别是经济型的人才。外向型的经济以及其他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外向型人才的培养。一方面需要具有较好的政治思想素质，较高的政策水平，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又必须掌握较全面的现代经济技术知识，包括懂得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金融、法律知识和外语等，成为复合型人才。[3]
三、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外向型高职人才培养现状
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就是将知识与技术转变的核心，而这也将是高职学校教学的核心，将是高职学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较高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的应用性人才需求大增培养学生，已经是当下教育发展的重点部分。外向型高职人才培养，不仅是要强调知识和知识目标所包含的因素，更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在有限的时间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学生需要把学习到的知识迁移到生活中，并且根据已有的知识，去了解拓展其他类型的知识，并且重点的是应用在实际中。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我们已有的知识和我们目标学习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学生应从知识的角度去出发，了解自己所掌握的内容和需要掌握的内容，教师也应该从学生实际学习的角度出发，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这种方式才是最好培养外向型人才方式。当前我国的中职院校主要还是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在这个时代还是有大幅度提升的可能。并且其实中职学校的学生差异比较大，在经过一定的筛选之后，中职学校学生的基础可能比较薄弱，能力也比较不一，所以这也增加了高职院校的教学难度，更增大培养外向型高职人才的教学难度。[4]无论是普通学校还是中职院校中，其实大部分的老师还是采用传统授课的方式，也就是老师讲授学生听讲，板书PPT为主的这样的方式，内容也主要为我们所选取的教材上的内容，而并不涉及到实际生活。而如果培养外向型人才，更加需要实际的操作和全方位的训练。但我们知道中职教育应该是一种技术性的、职业性的教育，当然也应该具备一些信息素质相关的本领，担任起未来国家发展的重任。[2]传统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新科技发展的新模式也会不断发展。拓展学生眼界，使中职院校课程更加趣味性。[5]
四、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外向型高职人才培养改革
在后人口红利市场时代，市场、经济、就业各个方面连成一条产业，推动着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向前移动，也推动着高职院校向前移动。从如今的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上来看，市场中更需要综合性、交叉性、外向型、复合型的人才。为了培养外向型高职人才，高职院校也需要开展新的改革，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有专业的兴起与衰落。增加新专业、改善硬件措施、大量引进师资、重视教学质量、理论与实践结合，这都是高职院校改革中需要做的。不仅是在中职院校，在当代大学中，在普通高等教育领域，学生大部分均在学习理论知识，社会实践、实习学习较少，将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中职院校中学生应用能力差，竞争力相对较弱，必须加强实际的训练，对于外向的培养。[6]中职院校中仍然是以传统讲授为主，甚至传统教授过多，主要还是老师讲授、学生接受的单方面输出，学生在学习和教学的过程中，无法获取更多知识与技能。中职院校中也没有培养专业型人才。进入中职院校的学生普遍学习较差，学习积极性低，学习状态较差，学习结果不理想。无法使专业知识达到更佳层面。那么改变传统教授，进行多风格多方面教学也是改革重点。中职院校中学校的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此类学校多为民办学校，教学过程中硬件设施较差，教师也缺乏教学经验与教学锻炼，教学效果不良好。改善学校的硬件和软件各方面，也是改革的重要部分。学历与能力的双方面要求，使中职院校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压力较大。在关于中职院校中教学改革之前，我们也应该正视中职院校教学中的问题，仍然使传统课堂知识枯燥死板，无法与学生进行良好交互。而在实践活动中，中职院校学生参与少、经验少、关注少。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层面去改良改善。学校应该改变自身硬件、软件及各类设施，通过投入资金的方式，改善教学环境，给教师与学生塑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当然与此同时，学校也应该大量引进先进师资，对学校教师加强管理。对教师加强培训，改善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改以教师为重、以教学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与学生的成功交互，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其积极性。教师也应该跟上时代潮流，与互联网结合，布置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实操作业，并且加强学生网络自习。在当今时代，实现资源共享，随时、随地、随便学习。只有学生明确自身定位，了解到自己未来的出路。明确自身目标，加强自身要求，共建创造力与思维力的提高，争取做外向型人才。
五、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外向型高职人才培养意义
强化学生思维的培养，使同学和老师都理解到外向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那么强化老师的观念，强化学生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让同学明白，外向型人才的重要。让老师更加积极教学。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教学情境中去进行改变，使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在我们的具体教学中创立比较好的教学情境时，老师和学生的教学更加便利。我们对于教学情景的改良，其实更加能吸引到学生，将学生的兴趣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去使用它的可能性。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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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我国凭借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而成为世界工厂，跨国企业在中国主要投资加工制造业，就是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赚取“劳动力红利”，所以在2008年实施新劳动法后，由于提高了用工成本，外资纷纷撤资。发达国家都是在“人口红利”期结束前提前进入了富裕水平，而我国在经济总量靠前、人均财富落后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期将接近尾声，“未富先老”成为人们的担心，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征显现，我国逐渐进入后“人口红利”期。
实际上,拉动经济增长的除“人口红利”外，还有“土地红利”。由于房地产业对土地资源的完全依赖性，以及土地的稀缺性，房地产业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个房价高涨的“土地红利”阶段。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和土地监管越来越严，房地产业依靠囤积土地资源赚取超额利润的时代即将结束，如何应对后“土地红利”时代的激烈竞争成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历程及趋势
1.发展历程
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起步阶段(1992年以前)，在九十年代初期才有了真正的房地产开发。
非理性炒作与调整推进阶段（1992年至1998年），房地产业从最初的高速增长以至出现混乱（典型的现象是海南、广西北海的房地产泡沫），到宏观调控后回落、复苏，经历了大起大落。
高速发展阶段（1998年至2002年），经过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受国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内需政策的影响，房地产业迅速发展，也同时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房价快速上涨与国家宏观调控并举的“土地红利”阶段（2002年至今），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价格快速上涨（见
图1），2009年1-6月份全国商品房平均房价比2008年、2005年分别增长19.5%、46.2%，国家出台了多项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
该阶段房地产市场持续走热，带动了房价高涨，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轻松的赚取超额利润。相当数量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土地资源为导向，占有大量土地资源，延长开发周期，以土地增值为主要获利手段。尤其是部分房地产企业的大盘开发策略，也是依靠先进的资源优先的超前战略，低价获取大宗的优质土地资源，以低土地成本确保项目盈利水平，享受“土地红利”。
2.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带动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中国房地产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日益成熟，国家对土地及房地产业的监管日趋严、紧，伴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传统的经营模式将受到巨大的挑战，靠囤积土地轻松挣钱的“土地红利”时代逐渐结束，将进入到市场化竞争、规范化经营的稳定发展与微利时代，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都走向了跨区域发展、多项目运营的发展模式。企业的战略布局、资源整合与分配、异地项目的高效运营与实时监控、业务高效协同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大型房地产企业纷纷通过进一步规范专业化管理体系、优化业务流程、加强战略合作、加大管控力度等举措，提高管理效率，增强自身的综合竞争力，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二、房地产业“土地红利”时代分析
1. “土地红利”的原因分析
政府因土地出让金远远高于土地整理储备的成本获取“土地红利”；房地产开发企业凭借储备的大量土地资源、延长开发周期赚取土地增值带来的“土地红利”。
（1）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成为土地出让金高涨的推手。根据统计，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约7000亿元，而2007年就达到13000亿元，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但仍然达到9600亿元，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因此，各级政府都会积极创造条件，扶植房地产等产业发展，土地需求增加从而带动土地出让金不断升高。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监测，上海市2007年每公顷土地出让金平均为2560万元，2009年每公顷土地出让金跃升为4159万元。
（2）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土地资源供给数量的有限，造成土地有限供给与相对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根据市场经济规律，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土地的出让金价格就会逐步攀升。同时，自2002年以来，由于房地产需求的增加，带动房价高速上涨，房地产开发企业储备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值，轻松的赚取“土地红利”。
时间差和房价高涨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赚取“土地红利”的重要原因。尽管相关法律规定了企业获取房地产开发用地后的开工建设时间，由于没有严格实施，从而致使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大量囤积土地、放缓开发速度、延长开发周期，随着时间推移，赚取土地增值带来的“土地红利”。
根据克而瑞(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联合的“2009年三季度末中国房地产企业土地储备TOP10榜单”，土地储备前十名的房企，其土地储备之和已达3.05亿平方米（见表），仅凭借土地储备资源的增值，上述企业每年都可以获得巨额的经济效益。
2.中国房地产业逐步进入后“土地红利”期
随着房价高速上涨，社会各界对房地产企业囤积土地的意见越来越大，政府部门不断出台政策加强对房地产开发用地的监管，加大力度清理闲置土地，严格控制每宗土地的开发建设时间。《中国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国家调控、限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大规模囤积土地不按规定时间进行开发，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调，囤积土地的风险越来越大。随着政府调控的不断加强和市场变化，房地产行业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宏观调控和竞争的变化必将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发育成熟，未来行业将进入结构与战略调整阶段。房地产企业逐步进入后“土地红利”时代，依靠土地增值赚取超额利润的时代将一去不返，房地产企业只有主动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才能应对未来的市场变化。
三、房地产企业应对未来市场变化的管理建议
面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激烈竞争，房地产企业要全面审视自身能力，通过管理转型，从战略、管控及执行三个层面提高自身综合竞争能力，积极应对未来市场变化。
1.提高防范政策风险的能力。目前，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囤积土地、调控房地产业的呼声越来越强，房地产企业必须加强风险意识，提前预测、及时掌握国家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防范政策变化的风险。尤其是目前拥有大量优质土地储备资源的房地产企业，其他同行不仅羡慕，而且嫉妒，都千方百计的想分一杯羹，难免会利用国家调控政策大做文章。要针对风险所在，未雨绸缪，提前制订应对措施，防范风险。
2.提升战略布局能力。战略布局是依据企业战略目标和方向进行战略部署的行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战略布局包括业务布局、区域布局及布局时机等方面的内容。外部环境的客观变化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不断地重新审视战略布局。房地产企业要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结合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目标区域、消费者需求等情况，从房地产行业发展态势和全国视野综合分析市场发展趋势，研究战略布局，解决产业发展规模、分布区域等问题。
3.提升品牌运作能力。品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实力、产品质量、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公司要努力塑造品牌。首先，通过内部管理大力提升产品质量；其次，通过加强物业管理做好售后服务，良好的后续管理能够维护企业品牌形象，提高客户满意度，实现口碑传播和客带客销售。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真正使公司成为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房地产品牌。
4.提高产品研发与创新能力。要对房地产市场及客户需求进行持续的深入分析，设计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形成标准的产品体系，促进项目的快速开发，缩短开发周期。每一类标准产品要明确目标客户群、目标区域、项目规模、建筑风格、视觉识别和设计定型等关键内容。
5.优化并确定高效的管理和运营模式，充分发挥公司总部、项目公司的管理职能。进一步清晰地界定公司总部与项目公司之间的管理关系，包括管理内容、管控手段和方式，明确职能部门之间的业务协作关系和各专业职能运作方式，提高公司进行资源整合的专业化管理能力。
6.通过规范业务流程，逐步实现精益化管理。通过房地产业务链的流程优化，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和体系化。整个流程体系由高到低逐步细化，形成一整套从规范化到精益化的流程管理体系，以保证业务流程真正能被有效准确的执行。
7.通过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管理的目的是通过调动组织和全员的积极性，发挥优势，提高公司绩效，为公司实现并创造价值。绩效管理要体现量化评价、公正公平、重点突出、便于操作、考核结果与奖惩任用相结合等原则。
8.培养高水平的人才队伍，确保战略与管理的有效执行。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优化企业人才环境、创新企业用人机制，建立职业化、专业化的员工队伍。人才队伍建设从依赖个别核心人才向增强企业团队能力转变，将个人能力沉淀到企业的知识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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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改革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步入老龄化社会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这也与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一定的联系。在享受了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我国终于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拐点，老龄化社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为我们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已经习惯了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现在老龄化已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会减慢经济增长，还将使我们养老保险面临很大压力。
人口老龄化是对某一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的比例动态上升趋势的描述，它是反映特定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一种概念。按国际通用标准，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称为老龄化社会。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及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05 年底达13 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步入老化型，由于中国人基数很大，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业将越来越快。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
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口寿命大大延长。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我国现在老龄化人口（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3.26%，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到了8.87%，随着婴儿潮人口的不断老化与计划生育的影响，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还将有所加速。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老年抚养比上升，制度供养人数增加
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对于养老保险制度来说就是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数增加，而为制度缴费的人数不变甚至减少。这种影响对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来讲最为突出，当制度运行到成熟期时，面对领取人数的增多，基金往往形成入不敷出的赤字局面。
（二）退休寿命增加，制度给付年限延长
在我国，目前人均寿命已经是72岁，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和医疗水平不断发民，人均寿命越来越长，这意味着退休寿命的增加，人均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越来越长，需要给付的基金量越来越多。
（三）经济发展，制度内离退休费用刚性攀升
劳动保障部数据显示，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由2005 年的月人均 714 元增长到2010 年的1200元。尽管这是一项普遍叫好的民生政策，但是制度内离退休费用攀升，养老金标准的不断提高也为基金的财务平衡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应对措施
（一）整合贯通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扩大覆盖面
目前还需要尽快解决的是农村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及与城市的对接。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使其与全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账模式的接轨。
（二）提高保费遵缴率
第一，应该从社会保障立法、规范管理流程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保费遵缴率，以保证养老金收支均衡。第二，建立鼓励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激励机制，同时建立综合管理和有效实施的机制。
（三）调整养老金给付标准
通过人口和经济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建立科学的财政和养老金收支平衡的预警和监控体系，一方面可以确保养老金制度的长期财务均衡，另一方面可以为老年人口提供适度的经济保障。
（四）适时适度提高退休年龄，控制提前退休
目前，退休年龄增加5岁，中国的退休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在相同的给付水平下，养老金支出可减少三分之一。
（五）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做实个人账户
由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特殊性，社会统筹部分基金现收现付，只有个人账户内的积累额才是可以适当考虑保值增值的。只有切实做好个人账户，杜绝“空账”，才能有效保证养老基金收支平衡。
（六）推广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政府可以实行让税政策，鼓励发展企业补充保险和实施私人养老金计划。如果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能够在养老保障的总替代率中做出一定的贡献，那么政府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就有降低的空间和可能，从而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收支得到缓解。
参考文献：
[1]骆勤.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J】.财经论从，2006
[2]林毓铭.充分认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从“空账”向“实账”转化的长期性【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03）
[3]李建新.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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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老龄化危机的说法不时见于报端和网络。倡导此论者大都想将文字变成警钟，提醒国人注意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的种种危机，暗示政府应该放松乃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我敬重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但却不能不说：有关老龄化危机的预设很可能是伪命题。
首先，“老龄化挑战”与“老龄化危机”是两个概念。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西方世界就开始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迄今尚未遭遇我们所说的老龄化危机。
美国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老龄人口增加了两倍，国民收入则翻了三番。日本2006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2660万，属于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龄化国家，可是日本的经济仍然极为发达。基于这个事实，已经经历了老龄化考验的国家提出了“人口不是命运”的口号，普遍将老龄化当做应该庆贺的进步现象。
其次，中国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并非独特到难以解决的地步。渲染“老龄化危机”者都强调中国“未富先老”，会遇到诸多可怕的难题。
从表面上看，这个观点似乎言之有据：中国2011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9.1%（国际上公认的老龄化标准是7%），同年人均GDP仅为5449.71美元（发达国家为人均两万美元以上）。
不过，只要参考历史上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个成问题的假设：1950年，世界超过60岁以上人口达到8%时，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都不到1万美元（换算为今天的水平），也属于“未富先老”，但“老龄化”并未阻碍它们的发展。
事实上，由于劳动人口年龄上限的增加，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以2011年为例，劳动力新增人数比老龄人口新增人数多1.1%。从人口预测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按15～59岁计，2020年按15～64岁计，2050年按15～69岁计（欧盟已列入计划），约从目前9亿略多先增长到10亿，然后逐步减少，到2050年仍维持在9亿。也就是说，所谓的人口红利远未终结。
相反，由于产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目前仍有多达2亿的待业人口，许多中年以上人群存在严重的就业难问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为这些人提供就业机会，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只要应对得当，“老龄化挑战”将带来巨大的机遇。国人非但不会老无所依，而且将接近各尽所能的境界。由此可见，强调“未富先老”者预先设定了老年人的非生产性角色，其偏颇的立场决定了他们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
最后，渲染“老龄化危机”者忽略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危险：巨大的人口压力正在使生态系统走向恶化。在许多担忧“老龄化危机”的人眼里，“白发苍苍，摇篮空空”是个可怕的征兆，但实际情况恐怕恰好相反。
篇10
在电商领域，所有喊“下半场”的人基本上还都是跟“上半场”的巨头们竞争、PK。我们更愿意用“第二场”这个概念，表明一个新的立场。
什么叫电商的“第二场”？“第二场”的驱动力变了，我们认为第一场的驱动力，它的用户群体是消费偏低的人群，或者叫做以比较关注价格的方式进行消费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现在并不是主流群体。现在的主流群体或者我们在“第二场”里应该面对的人群叫做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正在向中产阶级的方向迈进。也许几年前他们都是潘咳禾澹但他们每天都在成长，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收入变得更多，可能在一些一二线城市里打拼，当有一定的经济积累，加上有更好生活方式的追求时，导致他对消费这件事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这些人的典型特征也是什么值得买上典型用户的画像：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同时每年线上消费金额至少超过1万块钱，26～35 岁的人群是主导，这样的人群将会成为电商“第二场”的主力。
玩法变了
从开始有电商这个概念时，都是讲人口红利的问题，只不过最开始是整个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后来到了移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从去年开始，所有人都知道，尤其在中国无论是PC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都消失了，每年的增长非常缓慢。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能叫“下半场”，因为玩法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还是用上半场的游戏规则和上半场面向用户的方式去做我们的生意，肯定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可能要寻找新的游戏规则，或者创造一个新的游戏场地来服务于一群新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定义的电商“第二场”应该怎么去做的事情。
用户对于好产品的追求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的人群绝对不是主流人群，是非常小众的人群。他们对网购的理解不仅是寻找新的生活，而是寻找全世界最好最前端的那部分产品。
对于用户买东西来说，国内买不到，所以才会有海淘。首先需要抓住的是核心用户对海淘商品的特定需求：第一，国内稀缺的商品。比如纸牌屋同款的滑船机，国内买不到，只能国外买，而且这种商品体积非常大，很难去囤货。第二，国内缺乏认知的商品。比如降噪耳机在刚问世的时候，大家对于降噪本身的认知非常有限，愿意尝试的人很少，这个时候，早期用户和核心用户的高质量内容就变得尤为重要。第三，国内没有的价格。很多产品的定价策略具有地域歧视，譬如家用的干洗机，美国的标价仅为两三百美金，但淘宝上的要价却高达六七千元。
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我们每天都在推荐非常好的产品，同时带给用户非常好的价格。全球范围内什么样的产品正在发生促销，正在发生优惠，我能第一时间告诉用户。其实有大量的用户能看到这个信息，但自己不具备购买这个产品的能力，因为购买门槛还挺高的。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的场景下，大家想在一个APP上购买，点击一个链接之后跳转，你要填各种信息，还要找转运公司，对普通用户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人愿意尝试的同时，尝试之后一定要产生内容，这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件事。当他知道了一件事，并非常迅速地传递给其它用户，产品就会得以新一轮的普及。
在哪儿决策才有价值
在电商领域，除了海淘，还有很多门槛是可以降低的，虽然已经有很多的巨头们把很多事情做的不错了，但其实有很多的领域还有优化的空间，也是提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找的机会点。比如说产品质量怎么提升，比如说优质的中国造的产品。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制造能力，但谁也不知道这些优秀的厂家他们造出来的产品到底在哪里，叫什么牌子，他们跟单纯追求低价的产品户别到底在那里，其实这些都是机会。
我们设计了一套通用法则，三好体系。电商的“第二场”我们希望能聚焦在三个“好”下面做文章。
（1）好价格。毫无疑问所有做电商的一定逃不过价格。好价格新的一个维度是说我们要把真正好的价格给到对的人，这是我们“第二场”应该聚焦去做的事，而不是单纯天天做五折优惠就能起到效果。我们要把真正好的价格给到真正合适的人群，这后面要有强大的数据和技术做支撑。
（2）好文。核心就是买家秀，买家秀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强大，强大到用户产生一个购买决策已经完全不用看所谓商品详情页。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尤其是在买一些新领域的产品的时候，你是看详情页多，还是跟朋友聊天获得的资讯多？这种获取资讯的方式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要帮用户缩小选择范围，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因为在所谓电商“上半场”的时候，大家追求的全部都是产品多，海量的产品越多越好，几百万、上千万的 SKU，怎么排序？竞价排名。这样能选到好物吗？很难。怎么帮助用户筛选真正好的东西，我们不筛选大量的 SKU，而是把头部的好的东西帮用户筛选出来。
（3）内容以人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所谓详情页的介绍，比如你去买家具，去淘宝或者京东上搜，发现所有的厂商在淘宝、京东上的名字，一定是新中式什么什么，美式乡村什么什么，欧式复古什么什么，必须得起成这样的名字用户才可能找到你，这是被逼的。这是上半场的游戏规则。第二场，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家具的品牌，你去搜一下。所以我们在做的是说人话的过程，把产品介绍方式用说人话的方式讲出来，让用户更有亲切感、信赖感，这是我们不遗余力每天在努力、学习、提升的一点。同时也因为我们做了这一点，获得了大量用户心理上的认同，他更愿意相信值得买式的推荐方式，而不是说直接给他一条优惠信息这样的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