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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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加入WTO，发达市场经济所采用的报酬趋势和战略将迅速在这里找到它的位置，从而将引发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如果不改革现有薪酬制度，增加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导致更多人才流失；大幅度加薪无疑使企业的负担加重。因此，如何在工资总额有限的情况下，盘活用好有限的工资总额，构建符合各类人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薪酬效能的最大化，从制度上保证各类人才得到与他们的劳动和贡献相适应的报酬，真正实现待遇留人已迫在眉睫。

一、现代企业薪酬制度的概念、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一)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根源性转换、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按照中央部署，到2010年，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此相适应，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远期目标是: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薪酬制度，基本形成“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的新型分配格局。

(二)现代薪酬制度的概念

所谓现代企业薪酬制度，是指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在国家法律规范和职工民主参与下，企业向经营者、劳动者和投入生产要素的个人自主分配报酬的一整套科学的规程、标准和办法。

(三)现代企业薪酬制度与企业现行分配制度的差别

一是分配主体不同。现代企业薪酬制度的分配主体是企业，具体说是公司制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和总经理，企业拥有完整意义的分配自，包括自己定分配总量、分配水平、分配制度、分配标准和分配关系等各项自;而在企业现行分配制度中，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尚不到位，政府还要管企业的工资总额，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分配主体。二是分配基础不同。现代企业薪酬制度以市场为基础，与劳动力市场价格衔接，以工作评价制度为确定薪酬制度及其分配标准的依据，以体现内部公平;而企业现行分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价格脱节，绝大多数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基本没有通过工作评价来确定薪酬差别，是“拍脑袋”定工资，缺乏依据。三是分配方式多样化，分配手段科学化，形成多种组合，可以灵活调整并运用;而企业现行分配制度，多数还带有原等级工资制的痕迹，较少实行或基本没有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办法，分配方式比较单一，科学性也较差。四是分配内容不同。前者的分配内容包括劳动报酬和生产要素报酬，内容丰富、范围广;而后者的分配内容则只涉及劳动报酬，主要是企业工资总额。五是分配机制不同。现代企业薪酬制度全面引入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形成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每个员工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有利于调动经营者和劳动者以及投入生产要素个人的积极性;而企业现行分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仍是计划机制、行政机制发挥作用，因而激励作用不足，约束作用乏力，容易造成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分配行为不规范。

二、现行分配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现行分配制度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必然带有计划体制下的色彩，它已不能适应激励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其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

(一)岗位工资在基本工资中所占比例过小，岗位价值不突出，致使高素质关键岗位人才留不住引不进，低素质普通岗位人员呈沉淀流不出，工资难以发挥导向的激励作用。

(二)技能工资与员工实际技能脱节，缺乏有机联系。现行技能工资考虑资历、工龄较多，考虑技术因素较少，结果不仅没有促进员工的积极性，反而增加了工资的刚性。

(三)工资结构死、活比例失调，激励职能弱化。

(四)未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未能有效地结合起来，职工的生产技术、人力资源、技术成果、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没有参与企业经济效益分配，仍是“贡献大小一个样、效益好坏一个样”的计划经济分配模式。

三、改革现行分配制度，重构多元化的薪酬制度

针对现行岗位技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优化工资结构，将职工的实际工资与企业现行的岗位技能结构工资剥离，实行灵活多样的工资激励政策。

(一)按岗定酬，突出岗位价值

新的工资分配应从重工龄的技能工资转向重岗位条件、重技术程度、劳动数量、劳动质量的岗位转移，依据技术高低、苦脏累险的程度、劳动强度、责任大小等因素，合理地测算出管理、技术、生产操作、服务四大系列的不同岗位的工资分配系数，真正形成“以事定岗、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岗位结构工资分配机制。通过岗位(职位)评价，合理拉开关键岗位与普通岗位的工资差距，突出岗位价值。

由于每一个工作岗位(职位)的工作性质、内容、对组织贡献的大小和方式不同，管理的幅度、所需的资格及沟通能力的要求、职责范围、解决的工作问题的难度、对组织短期、长期影响和贡献等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在评价职位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并将各项因素的重要性与企业的性质、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等联系起来，共同考虑，通过一定的方法用可衡量的变量量化得其数量值Yi，根据企业的实际侧重面给每个影响因素的数量值以一个权数，从而计算出职位的价值，即职位价值系数。影响和评价一个职位的因素有很多种,一般来说，根据一个职位所需的基本技能或任职资格、职位的工作特点、职位的组织贡献等几个方面找到6个左右的影响因素就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职位对组织贡献价值和可能付出的努力价值。这6项因素通常是:职位资格、人际沟通、管理监督、工作环境、解决问题、责权范围。每个影响因素的数量值可以用若干个衡量指标进行衡量，为了计算方便一般选取2－3个最直接相关和重要的指标来衡量影响因素，将每个衡量变量分级，然后用计算矢量的方法计算影响因素的数量值。由于岗位(职位)评价是通过综合评价各方面因素得出的工资级别，而不简单地与职务挂钩，它不但可以科学地比较出企业内部各个职位的相对重要性，并得出职位等级序列使不同职位(岗位)之间具有可比性，还有助于解决“当官”与“当专家’的等级差异问题，有效地激励各岗位的人员努力创新。

(二)按绩定酬，实行业绩工资制

薪酬设计要点在于“对内具有公平性，对外具有竞争力”。一般来说，在薪酬设计要点中，对内公平性要比对外竞争力更重要。因此，就对内公平性而言，除了要通过职位评价来确定员工合理的岗别外，还要按绩效付酬。绩效工资是对员工完成业务指标而进行的奖励，即根据各类员工的工作业绩和贡献大小实施奖励工资分配。绩效工资可以是短期的，如销售奖金、项目奖、年度奖、课题工资、效益工资等；也可以是长期的，如期权等。把他们的利益分配与其最终工作成果、工作绩效联系起来，并与企业效益密切挂钩，加大业绩工资在工资总额中的份额，对关键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业绩工资分配形式，做到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

按绩定酬，关键在于建立并运行奖惩分明的薪酬体系。首先是要设计一个能有效区分绩优与绩劣员工的绩效评估体系，其次是要有明确的绩效导向即以绩效评估体系中的哪一个元素为重要衡量指标。如经营了几十年的传统行业与刚开办的高科技企业，其所采用的考核元素侧重点显然是不一样的。

(三)按市场工资价位推行协议工资制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根源是人才制度的竞争。制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薪酬制度。因此，为了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企业可根据工作需要和人才的实际效用，引入市场工资机制，根据有关政策和当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对一些特殊人才以签订工资协议(包括:工资分配、支付办法、工资调整幅度等)的形式实行协议工资制。

(四)允许技术人员兼职，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针对部分技术人员工作量不饱满的现状，鼓励他们在不影响本单位知识产权、企业经济和技术商业秘密、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在企、事业单位之间兼职，从事技术创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科教培训、科研开发等活动，并获取相应报酬，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特长和作用，为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同时，鼓励外地高层次人才以多种形式为企业提供兼职服务，采取人才柔性流动政策，保证其来去自由，为共享优秀人才资源提供有力的支持。

四、让人力资源投资获得对等的投资收益

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源概念是相对于物质资源或非人力资源而言的。它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或能力，它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人力资源投资是企业再生产过程所必需的，与用于购买各种生产资料的投资是相同的。人力资源理论创始人西奥多・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依据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突破性结论:在现代社会人的素质(知识、才能、健康等)的提高对社会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比(物质)资源和劳动(指非技术性劳动)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而人的知识才能基本上是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的产物。按照这种理论，就不应当把人力资源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当视同为一种投资。因此，拥有知识的人才在企、事业工作的过程也是人力资源投资的过程。

由此可见，人才工资性所得并不是收益的分配，而仅是消耗掉的人力劳动的价值补偿。因此在人才薪酬构成上必须打破单一的工资形式，引入人力资源参与分配承认人力资源产权的存在并允许以其人力资源参与企业收益分配，人力资源只有得到真实合理的回报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只有保护好投资主体(人力资源所有者)的利益，才能留住人才。

(一)树立人力资源参与利益分配观念

一是人力资源附着在人身上，是个人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形成的智力投资。不仅要花费教育费用等直接成本，而且还要承受“心理成源”和机会成本，人力资源天然归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并与劳动者具有不可分离性。企业通过购买(如在劳动力市场招聘人才)可获得人力资源的使用权，但并不意味着获得了人力资源的所有权。正如物质资源投资者是为了收益一样，人力资源的投资者为增加人的资源而花费较大成本费用，其动机也是为了影响个人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同时也为社会增加了更多的财富、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二是人力资源投资使人们的能力和素质形成了差别，必须在人们收入之间形成差距。智力资源投资导致了区别于普通劳动力的人力资源形成，具有人力资源的人掌握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其能力和效率必然高于一般劳动力的产出，从而其收入构成比普通岗位劳动力多出了资源收益，自然也就形成了收入的差距。因此，人力资源拥有者应该同物质(货币)资源的所有者一样参与利润分配。同时，由于普通岗位劳动力缺乏必要的人力投入，因此只能按照企业的工资分配办法付酬。

从目前实行的岗位技能工资来看:大部分企业对人才的收入仅是以劳动报酬的形式支付一定的工资，这仅仅是企业对员工支付工资薪金，只是对人力资源已有贡献的偿付，其人力资源投入没有得到回报，形成激励严重不足，使技术骨干和优秀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和缺乏创新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作用，及早更新人力资源参与利益分配的新观念。

(二)创新产权制度，让人才享有人力资源投资收益权

传统的货币投资者对净资产拥有完全的分配权和处置权，人力资源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固有的产权结构形式和利益分配格局。经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式由于人力资源的参与分配正在发生变化，探索人力资源的产权特征，应从“产权”的经济内涵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比较研究。从财务角度讲，产权即“所有者权益”。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产权可具体分为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其中:人力资源的所有权应表现为对人力资源价值自身的补偿。它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获得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权力――工资收入，它属于人力资源价值补偿的范畴。人力资源的收益权表现为劳动者不仅要求得到人力资源自身价值的补偿即工资收入，而且应该得到剩余价值部分的分配权――利润分配。人力资源的收益权源于人力资源的产权，它属于收益性分配范畴，它是知识经济时代遵循人源管理规律的具体表现。理所当然，企业的技术骨干和经营者以其人力资源应该享有利润分配权并对剩余财产享有索取权。人力资源投资收益的具体形式可分为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

一是短期收益――分享利润。人才参与利润分配首 先涉及人才资源的定价和计量，企业可以根据人力资源的市场价格、人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评估定价，在此基础上按照人力资源占股源的份额来实施利润的分红、提成。具体地说，对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技术骨干的利润分配(可以以“期薪”的形式)可以按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贡献率、资产的保值增值率、实现的社会经济效益目标来确定;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可以以干股、贡献股的形式，从企业当年的收益中切出一块，让人力资源所有者享有剩余索取权。

二是长期收益――股权(期权、期股)。股权作为企业一种新的产权形式，由于它根据企业长远的目标和价值实现程度来实施着眼于未来付现它在鼓励人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使人才与企业结成经济利益的共同体，并产生利益的趋同性。因此，被企业广泛推广。

五、让科技人员的技术成果参与分配

依靠科技进步，实施科技创新，是企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就必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这就必须有相应的体制创新加以配合、提供保障。把技术作价入股，让科技成果参与分配，使技术、知识的价值得到承认，从而有效地调动科技人员不断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对于各类科技人员所创造的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技术成果应给予相应的报酬同时要把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制定积极有效的激励政策鼓励科技人员的技术成果参与分配。

(一)鼓励技术成果作价入股

结合企业实际，依据《专利法》和《公司法》制定可操作的技术成果作价入股办法，让科技人员以其技术成果入股，成为公司股东。以技术入股的股东与其他股东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按所持股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

(二)科技人员技术入股转化后的收益提成

对科技人员的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后，技术成果完成者可以按照创收或利润的一定比例获得提成收益。

六、总结

(一)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必须明确改革工作思路和方式。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是一个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进一步明确改革工作思路和方式。对于政府，尤其是劳动保障部门来说，要看到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不同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它不是一种强制推行或半强制推行的政府行为，而应是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改革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其工作思路主要应把握好两条:一是坚持因企制宜，着力制度创新；二是坚持配套改革，把分配制度改革与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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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市场经济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基本经济依据，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国有企业可以实现市场机制自身不能达到、政府也难以用其它间接手段来实现的社会政策目标，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其对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规律来看，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自身存在的弊端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国有企业在发展中也经历了曲折，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且在改革开放后又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有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各种问题和困难集中暴露并亟待解决，故对国有企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下内容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简要分析和思考。

2、国有企业改革应坚持的指导方针

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符合当前中国国情、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产物。要将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实施，需要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指导方针，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有企业改革不偏离方向。第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指导方针。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同时，要积极探索丰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增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第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要有战略眼光。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过程中，要着眼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并对中小企业进行放开搞活。第三，要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上下功夫。第四，现代企业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并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最后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第五，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推动企业科技进步为基础。要提高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实力，引进科技人才，要采取措施促进产学研结合，形成技术创新机制，走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3、国有企业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影响到了国有企业改革成效，需要引起注意。第一，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一些国有企业在资产清理和评估过程中，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其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资产的评估，国有资产折股不合理，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例如，我国指导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中指明，可以利用国有资产的评估增值部分冲销一部分呆账和坏账，有的企业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暗中操作，把原有经营管理中积累起来的一切问题都一笔勾销，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外，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在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无形资产，缺乏对无形资产的管理及其在市场上价值的评估，导致了这些无形资产的流失，损害了国有股权的利益。第二，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制约机制不完善。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政府的指导部门及国有资产的管理单位多头并进，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监督机构，造成企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的迷惑，而且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与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商和税务等部门脱节，没有形成上下联动的机制，致使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置身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之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也给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产生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有的企业的担保债务尚未得到全部落实的情况下被强行注销登记，而新的企业虽然接收了资产，但是逃避责任，使债务长期得不到偿还。另外，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低估、漏估国有资产、虚增债务的行为视而不见，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第三，员工薪酬分配制度不合理。当前，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制度中，按照资历进行工资涨降，使得新员工中普遍存在不公平的感觉。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工作能力和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远远大于部分老同志，但是其收入却比较低，这使得年轻人普遍不满。

4、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对策

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好好处理，必将严重影响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甚至会造成，企业改革结束了，企业也成了一潭死水，不得不面临被市场经济淘汰的命运。所以应采取措施，引导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第一，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国有企业改革。尽管我国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仍没有一套完善的有关资产评估方面的法律法规，而且一些资产评估规定，往往带有很明显的部门特征，很难全面调整和规范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资产评估行为。第二，规范国有资产出售行为，严禁擅自出售国有资产的行为。在我国对国有资产的出售有严格的程序，必须经过具有审批权的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一些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没有经过一定程序，而是擅自将部分国有资产进行出售，这一行为不仅程序严重违法，而且极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滋生腐败。第三，建立激励性的薪酬制度。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应该建立在技术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上，要在薪酬中引入竞争机制，要细化工资，将工资分为很多小项，岗位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等等，不仅考虑到了老同志也对新同志具有很好的激励作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的薪酬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薪酬，不应仍是行政命令型的薪酬。第四，进一步完善劳动、人事和分配这三项制度改革。一是要强化科学管理、加快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人才管理机制和薪酬激励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企业必须要有合理的人才管理机制和薪酬激励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才能够留下来为企业服务，也才能提高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在完善合同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双向选择”的劳动制度和按劳分配的制度；三是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经营者业绩考核体系，并严格将业绩考核与工资挂钩。

5、结尾

以上内容首先明确了国家关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指导方针，随后提出了目前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但是，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绝非朝夕之功，需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直至最后实现目标。

【参考文献】

[1]《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杨淦；中国言实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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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经过20多年不懈探索，大胆实践，我们取得了成功，积累了经验。遥望前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依然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引航之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又一重大理论和实践推进，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活力之源。曾经，粮票、布票、肥皂票见证了一个商品短缺时代，我们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外部世界。而今，市场机制催生蓬勃的生产力，开放的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成就了中国道路举世瞩目的辉煌。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将市场经济的种子播撒入社会主义的土壤，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这次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体现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必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决定性作用”并非“全部作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两只手”相得益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迈出新的步伐。

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一些体制机制，需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及时推进、相互协调，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要使各领域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同心协力、同频共振，才能聚合起协调推进的强大能量。从建立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啻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我们深信，改革大业一定会在向纵深推进中，开拓新境界、创造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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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城市规划理论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7-0020-02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planning, whose premise is developde unde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reform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Only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of the reform can make the planning for urban, and the urban planning need development with ideal. Although the ideal can not be realized completely, by the efforts of action can we reach to the place which is near the ideal. How near we are away with the ideal is depending on our action, and the goal is to promote it future close to the the ideal state.

Key words: economic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urban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任何城市规划制度或体系都是与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因此。其发展是并不一致的，也是不尽平衡的。城市规划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建制之一，直接是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运作所许可的范围内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因此，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索对城市规划具有先决定性。在讨论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时，也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背景开始，揭示城市规划理论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用以指导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趋向。

1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城市规划的转变

1.1 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规划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所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施行过程之后，尽管起因于自下而上的努力但主要还是经过自上而下的倡导而推行起来的。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国家经济计划及其相关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基本上始于1978年，基本成型于1992年前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虽然至今为止，还不能说完全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但国家主要的经济体制框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概括来说，进入改革时期以来，对中国城市规划体制制度创新影响比较大的相关经济制度、管理体制变化有：（1）计划经济及其相关投资、价格及市场体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2）土地有偿使用及其转让制度、管理制度的变革；（3）房地产开发、产权处置、房地产金融以及相关行政体制改革。但是中国城市规划体制制度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行体系中尚未出现根本的结构性变革。城市规划属性从过去偏重于作为经济发展的技术手段向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的转型，是新时期城市规划改革最根本、最深刻的内涵，也是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者转变观念和转换工作思路的基本指导思想。城市规划编制特别是法定规划的编制，是体现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和基本依据。我们要明确新形势下城市规划的属性和职能定位，强化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意识，充分发挥规划编制咨询工作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和管理的技术支撑功能，体现城乡规划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的作用，促进城镇化和城镇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规划编制咨询机构和规划编制工作者要以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为轴心，以依法编制规划为支撑，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线，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和编制咨询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城乡规划编制工作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宏观调控的要求，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注意城乡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和整体作用的发挥，强化和深化城乡就业、产业结构、人口转移、社会发展、节约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区域与城乡统筹和协调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注意研究和合理解决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联度最大的人居环境改善、旧城拆迁改造、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公共交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热点问题，从而为实现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有效发挥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提供坚实基础。

1.2 政治体制改革和城市规划的地位和相应变革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从更为理想的角度讲，这应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就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而是一场社会总动员。从比较狭义的角度讲，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着的是对各类机构的再界定，以及各类规范的再定义。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比较直接而显在的内容。在中国，城市规划管理权的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政权和政府管理权，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也推动了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城市时代即将来临之际，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相应地，城市规划管理的权限也面临着新的变化：

(1)城市之间的合作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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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正式制度变迁；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8-0048-02

在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此同时，在非正式制度领域，却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经济信用的严重失常，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场行为，各种各样的寻租等现象，这些在市场化体制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越来越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固和完善。为此，笔者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着眼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浅薄的看法。

1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表现市场化制度变迁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取向，通过自上而下的人为选择过程而导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续的非正式制度却更多地表现为以适应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体系。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不同层次的制度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摩擦、震荡和冲突。相对于市场化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社会信用的缺失

我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信用缺失现象还相当普遍。例如：商业交易中大量的欺诈行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资本市场中欺骗瞒报、虚假信息披露和恶意炒作不乏其例。信用缺失已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危害，不仅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

12行为方式的非理性

所谓行为方式的非理性，就是指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行为决策缺乏可靠的基础，主要受情绪的支配。例如在投资领域，当投资者情绪乐观时，乐观的预期导致投资激增，经济扩张，反之，投资萎缩，经济衰退。在当前表现尤为突出的是一些盲目的从众行为，人们的行为普遍缺乏理性思考和冷静分析，这与市场经济文化中“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和理性经济行为是相违背的，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了支撑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的缺失，还导致了因重复建设和从众决策而产生的低水平、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严重过剩和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最终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功能的正常发挥。

13价值目标偏向，价值判断失衡

目前，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性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造成了一些人价值取向的混乱、偏离和失衡。如诚实劳动和守法经营未能蔚然成风。而过度投机和一夜暴富的心态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传统关系社会的影响依旧普遍存在，凡事均通过关系来加以解决。这说明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已被严重扭曲，社会经济运行的文化基础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公开、公正等观念和秩序相去甚远。

2导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原因导致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非正式制度变迁自身具有的自发性、渐进性等特点导致的原因，也有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道德规范缺位和政策实施力度不足等原因。

21非正式制度变迁受其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影响传统道德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思想传播和渗透。已深深积淀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形成了种种陈旧的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这些因素必然以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阻碍和迟滞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首先，传统道德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经济生活中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人们商品经济观念淡薄、时效观念较差、平均主义严重。其次，对和谐与谦让人生态度的过度崇尚，是导致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竞争精神和开拓精神消减的原因。再次，德智传统的盛行和法治传统的缺失，导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坚持的法制原则难以落到实处。最后，重群体轻个体，抑制了个人的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发挥，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原始推动力。

22道德规范缺位是我国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主要原因在转轨过程中，与旧的经济形态相适应的那一套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从而开始消解，并逐渐丧失了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调控功能，而新的价值观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了社会道德领域的真空状态。长期以来，以小农经济和产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所出现的种种弊端，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这种经济结构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而引入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和结构模式。以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大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形态，本质上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体系，然而，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新道德的传播及其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发挥作用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在旧的道德规范体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又无法马上建立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是盲目而混乱的，表现出对新旧道德规范的困惑和迷茫。在这种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旧的伦理规范之上来行事，并出现大量的越轨行为。

23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进程

正如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辅助作用一样，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有效发挥，也依赖于正式制度的支撑。以当前诚信危机为例，除涉及上述原因外，法律制度建设中的滞后就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导致当前我国社会中产生诚信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我国缺乏一套统一的健全的诚信法律体系。②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产权不够明晰，产权制度建设滞后。现代诚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经济主体和公共的产权边界，存在理性的激励，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在我国原有的体制下，缺乏经济主体独立产权的概念，不能给守信者以激励，相反却产生了大量不道德竞争等违反诚信原则的商业行为。

3对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几点思考31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观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指发展要体现对人的关怀，满足人的基本权利和需求，以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社会主义制度是把人的全面发展当做社会最高发展目标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沿着“以人为本”的目标推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既要考虑现在，又要考虑未来。以人为本中的“人”，既是自己身边的人，又是全社会的人；既是现在已经存在着的人，也是将来要出现的人。想问题，做事情，搞改革，谋发展，即要在单个人身上体现以人为本。

32以诚信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要求诚实守信，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诚信缺失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和一些发达地区的成功做法，分步实施，有序推进。首先必须净化恪守信用的社会环境。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是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利用学校、企业、社区、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广泛开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养和教育。二是提高社会主体的守信意识和维权知识，并能自觉参与监督和抵制失信行为。三是引导和培养市场主体重视自身信用程度的社会评价，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其次必须加强恪守信用的法制建设，建立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体系。为此，要健全法律体系，对各种非诚信行为有明确的法律规范、限制和惩处，做到有法可依。最后，必须规范恪守信用的企业行为。鉴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加快企业信用建设要结合企业制度创新来进行。要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尽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主体。避免产权不清、司法公正性欠缺和透明度不够等给企业失信创造机会。要着力完善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制，特别是企业内部有效的授信管理和严格的获信管理，加强企业控制自身信用风险的能力，以促进企业不断拓宽市场、最大限度地降低财务费用开支。培养企业品牌意识、形象意识，树立信誉就是市场、信誉就是客户的观念，不断增强企业维护自身信用的自觉性。要重视企业文化的创建，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武装企业，使依法治企和依德治企得以很好地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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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是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背景做出的。当国际金融危机黑云压城时，中国经济在“看得见的手”的有力托举下，率先回升，且逆势攀升，四年间人均GDP翻了一番。当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些人过分夸大宏观调控的作用，有意无意淡化市场化取向，忽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所谓“中国模式”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引起很多人质疑的。因此，放宽宏观经济目标的波动区间，更多地借助市场机制来提高经济体的自我调节和自主发展能力，以此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便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抉择。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几个大的问题要弄明白。⒈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市场机制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干预。经济活动应该更多地由市场来进行，而公共物品、社会管理及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领域应该由政府来管。具体来说，则由公益性国企来承担。⒉在资源配置方面，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起辅作用。政府应该偏重于宏观管理、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规范、社会诚信的建立，市场则在制度下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国企要与民企一样参与市场竞争。⒊政府该退出的领域应该坚决退出，该让出的领域也要坚决让出，不要与民争利，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把无限政府转变成有限政府。同样地，国企要向关键行业与核心领域集中，有些领域应该坚决退出。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首先包括处理好国企与市场的关系的内容。未来的一种格局，政府的行为应该是倾向于中性的，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什么是好？便是并不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这个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的行为也严格地遵循市场规则。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实质是正确对待各种所有制的关系。就是十七大报告中讲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这个基础上，在维护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加强监管，探寻加强监管的新形势、新手段、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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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企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在起步阶段实行的是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不仅有交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充分的调动起了职工生产的热情，实现了土地的有效利用，为农垦企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垦企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向

 

农垦企业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兼具了农村改革的特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对农垦企业自身的特点有效结合，做到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上下联动及点面结合，确保改革的稳定推进。而且在改革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进一步对体制进行创新，在改革不断深入过程中将农垦企业打造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而且在改革过程中还要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核心内容，以推进农场企业化及垦区集团化作为改革的主线。并做到以农为本，适度规模经营，有效的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将农垦企业打造成为国家粮食的主产区，同时还要加大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打造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使农垦企业在当前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有效的示范带头作用。

 

促进农垦企业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深入的具体措施

 

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针对当前部分农场土地承包不完善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确保土地承包合同制度能够得到有严格的执行，而且对于农场的土地，农场职工具有优先承包权和经营权，而且在承包过程中能够对土地合同承包期限进行延长，从而有效的实现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在农垦企业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强化农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的利用现代化手段和技术来促进农场统一经营的实现，农场需要为家族农场生产和提供市场化信息，加快发展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有效的提升家族农场组织化程度，确保农场整体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全面提升。另外，还要对家庭农场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做好农场内的各项管理工作，加强对农场职工进行技能培训，提高职工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为农垦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农垦企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从而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指明方向。特别是在当前新形势下，农垦企业更需要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重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建立各种专业化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实现农垦企业的丰产增收，为农垦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首先，利用职工的身份田和招标田试点工作，将原农场职工的身体打破，加快其向社会人的过渡，使农场职工真正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同时利用招标田将承包经营改为租赁经营，有效的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打破了平均分配的格局，使一部分不愿意从事土地活动的人脱离出来，有效的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其次，抓好模拟股份制试点工作，利用农场控股、合资种田、统一管理、按股受益、风险共担的原则来进行农场土地经营。而且生产和产品销售上采取统一的模式，实现农垦企业的产业化规模生产，集约化管理。

 

重视农业机械化，促进农垦企业现代农业的发展。首先，进一步提升农垦农机装备水平。当前农垦企业需要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充分的调动起职工、企业及其他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并加大投入力度，根据自己农场的实际情况来及时购置和更新农机设备，确保农机设备的数量充足，进一步提高农机装备的质量，对农机装备结构进行优化，打造农垦系统现代农业示范区，并积极的引进新机具和新技术，加快新机具及新技术的推广工作，加快促进农垦企业农机化发展的进程。其次，加强科技创新，积极推动农机农艺信息融合。在当前农垦企业农机科技创新工作中，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资源利用率这一核心，充分的将农机技术与农艺技术、信息技术进行结合，从而有效的提高农垦企业农业机械化的科技含量。再次，强化标准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农机化工作质量。充分的结合各农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机技术、管理和工作等标准，并构建农机化标准体系，做好落实工作，在农机工作的全过程中实施标准化管理，有效的提高农机化工作的质量。最后，加快体制创新，提高农垦农机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继续深化农机经营机制创新改革，坚持多种农机经营形式并存，根据不同垦区、不同农场的实际情况，可采取多种经营形式，鼓励、引导家庭农场应用先进、高效、节能的现代农机装备。要充分发挥农垦农机化的优势，培育农机化服务产业，更好地发挥农垦农业机械化的示范带动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使农垦企业发展面临着严竣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农垦企业需要深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创新，有效的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对于农垦企业的发展，国家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各金融机械也要对农业改革给予适当的支持，加快推动农垦企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为农垦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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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调节；政府干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市场的优势在于它能保障效率的快速实现，政府的优势在于它所拥有的强制和社会动员能力。改革开放之初坚持“政府是万能的、市场是无用的”的理念，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不断摸索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开始放权，市场成为主要的调节方式，两者形成一种有机结合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国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市场应主要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应主要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

[ ]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是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

政府和市场能够有效配合的一个关键所在是两者极强的互补性：政府失灵的地方往往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比如在和公共决策方面；同时，市场失灵的领域却恰恰政府可以发挥优势，比如当面对公共物品和外部效应等问题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效地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两者的互补而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中，成本和效益是衡量经济活动高效与否的重要标准。为了达到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人们应当理智的加以抉择，只有当市场调节出现失灵或者比政府干预带来更高的成本时，才应选择政府干预；只有当政府干预出现低效率或者比市场调节带来更高的成本时，才应选择市场调节。市场与政府合理边界的确定，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必须明确，现实经济社会不应该是在绝对的市场和绝对的政府之间进行二者择其一的简单选择，而是应当根据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和自身经济条件，对两者进行合乎理性的排列组合，进而取得“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良好效果。

二、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两大基本原则

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冲突与统一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一条主线，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新形势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就要坚持两大基本原则作为指导的方向。

（一）完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市场调节应该成为中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针对当前中国当前存在的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的现象，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活力，不断形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持久动力。

价格、供求、竞争是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三大杠杆。首先，要遵循价格这一经济市场的“指挥棒”作用，根据市场运行合理制定价格，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其次，要发挥竞争的“催化剂”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的进入市场领域，公平的参与竞争，催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后，发挥供求的“杠杆”作用，把握供给和需求的运动规律，用需求引导供给和生产，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从外在方面来讲，还要继续排除计划经济的干扰和束缚，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总的来讲就是要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更好的发挥服务作用

新时期做好政府服务的工作关键在于明确政府职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更需要政府不断加强维护市场机制的能力。其次，政府应明确自身与市场的关系，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反垄断法规，明确反垄断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努力维护好市场秩序，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积极作用。总之要不断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除此之外，政府应继续进行有效的干预，在完善收入分配、改善投资环境、引进资金和技术、推动创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做到不越位、不缺位，结合具体实践进行合理的政府职能定位，进而建设高水平的服务型政府。

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具体举措

（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建立明确的市场经济模式，为经济发展寻求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体，一方面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

（二）政府要保障市场的公平，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坚持每一个市场主体都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大前提下，应该让非公有制经济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发展。加强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和服务，进一步扫清体制和政策障碍，废止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和壁垒障碍，保障非公有制企业在税收和对外贸易政策等方面与其它企业享有同等的待遇，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增强市场经济的活力。

（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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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最大化的税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种税制安排能为国家带来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随后的改革中，这种制度安排就会得到强化。地方税制作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筹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国家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内含有强调收入功能的惯性特征。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3．在既定的体制约束下，对收费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来越依重收费制度，以至于发展到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境地，这反过来，则严重扰乱了国家岁入制度重构的进程。同时，各种形式的收费又加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负担，扰乱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因素，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篇10

关键字： 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经济体制改革

一、建立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意义

1.坚持市场经济方向，搭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桥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20年重点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等问题。宏观市场环境具备后，微观经济的运行载体如何构造就成为关键。

（1）市场经济难以在一个所有者内部实现。市场经济不可能在一个所有者内部完成交换，在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中央惟一主体集中国有经济产权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只能是一个所有者内部左兜与右兜的关系。在国有之间及和政府的关系上，有说不清的矛盾，弃不掉的情结，国有企业始终不能完成制度性脱困。因此，如何坚定市场经济方向，从产权上构造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运行载体就成为改革的关键。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传统公有制模式必须打破；另一方面，如何在公有制模式创新的前提下推进市场经济又无法从国外照搬照抄。中国市场经济微观载体的构造要以公有制为主，这是特殊国情。现行公有制模式归根到底还是政府所有制，从上看，现有的政府所有制是以中央政府作为惟一法律主体，代表全国管理国有资产，但一个主体是不能构造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

（2）外部多元化的困惑。现实当中客观存在着地方国有资产。省、市、区、县政府层层都有国有资产，但在法律上又不能得证，仅仅是一种中央所有、地方分级管理的模式。在这样的矛盾下，要发展市场经济，就面临一个选择，是一步到位搞非国有化的外部多元化，还是分步到位先搞公有制内部的多元化探索，然后逐步实现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无法简单重复西方数百年前走过的所谓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的道路，更不可能去借鉴进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只能在综合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承受力度、社会的安定程度的统一的基础上，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发展道路，通过创新赶超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

（3）内部多元化的创举。把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构造形成了中国特色改革的创举。中国能不能在一个主体内部完成从一元到多元的构造呢？这是近10年来国内界和政界一直在探索的大问题。不这样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就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主体来说，这必将完成从1到300的飞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微观经济载体的多元化构造打下初步的基础。所谓从1到300的跨越，即从国有经济的中央惟一主体论跨越到中央国有和地方两级政府国有并存的国有经济出资人的格局。届时，一个中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再加上250多个地区一级的地方政府，就形成了300个左右国有经济的出资人主体。这300个主体均要成立各自相对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不同层面代表着三级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能。而它们下边又分别要成立若干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些资产经营公司从事国有资本的管理和运作，从出资人的角度去和下属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的实体企业相对接，完成国有经济内部多元化的构造。这是一支庞大且多元化的国有经济力量，它们将在贯彻公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要在市场经济和创新的公有制模式之间搭建中国特色的资本经济桥梁。

尽管像意大利、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自己的国有企业，但中国这样的国有经济转轨过程这些国家都没有经历过。这一改革是无法简单地用私有化或民营化的提法所涵盖的。用和发展的观点看，这一创举将会形成中国迈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制转轨改革的重要理论。

（4）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资本经济的产物。①1978年党的前，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政资不分，政企合一，企业的人财物、销，政府包办一切，国家资产和国有资产划等号，没有必要成立国资委。②从1978年12月到1988年10年间，中国的企业改革尽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但仅仅是围绕国有企业从生产型转向经营型的放权让利的思路推进。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在向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迈进中，仅仅实现了从产品经济向实体经济为主的商品经济的过渡，资本的概念还不被人们承认，更谈不上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的不同。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主体地位并没有确立，而其自身的所有者主体也没有到位，就像一个"没有头只有身子的人"，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无论怎么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不是处在放权让利不够，把企业管死，就是放权让利过大，导致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失控状态的两难境地。③从1988年到1998年，随着股份制在中国的提出，产权改革和资本经济开始在中国出现，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但由于领导层和人们对这一巨大改革转型必要性的认识不足，加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成立，一定会从旧的行业管理部门手中接管权力。因此，国资局的工作并没有按预计的方向发展，而是遇到了现实中巨大的阻力。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已经很清晰，只要抓好管理就能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建立企业制度就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理念占据上风，最终导致国资局未能按既定的方向发展，而是被撤消。④1998年至今，全国只有上海、珠海、深圳等少数城市保留了完整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或者与后来成立的企业工委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变相存在并坚持运转。其他省市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国资管理都处于停滞状态。现实中普遍严重发生了国有企业的"婆婆"被取消后，陷入了"内部人控制"的处境。国务院不得不又建立了稽查特派员制度和监事会制度，然而对这一制度的定性和定论，直到今天也无法得证。

必须看到这次国有资产组织体系建立的背景：①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出现；②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商品经济进入到资本经济时期，资本被普遍承认，资本收益的准则被共同遵守，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完全可以分开，股东已成为现代国有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国有出资人仅以股东身份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显然，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资本经济时代的一个产物。

2.公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新模式

（1）改革深处就是产权。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就是产权改革，一旦涉及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就会触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的改革。从产权入手进行政府的行政组织体制改革，这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体制改革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