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环境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学环境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 园林专业 课程内容 实验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2-0169-02

园林专业背景的从业者是城市规划和设计的主要参与者，而在园林专业本科生的培养阶段，生态学相关课程所占的分量很小，通常四年中只有一门景观生态学或园林生态学必修课，学生对生态学知识尤其是最基础的概念理论了解不多。因此，在针对园林专业的景观生态学课程设计上，首先应该突出基础概念理论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其次应加强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应用过程和方法的讲解。通过课程结构的优化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来加强素质和能力培养，从而增强学生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

一、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足

学生对该景观生态学课程重要程度认知不充分。园林专业本科生比较重视 “城市绿地规划设计”、“园林工程”等与工作实践紧密相关的课程，而对景观生态学的重视程度不足，没有从根本上理解景观生态学相关概念、理论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潜在价值。

（二）生态学基础薄弱

在景观生态学课程开始讲授之前，学生对于生态学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较低。另外，生态学很多理论的景观规划设计应用过程都离不开数学知识，如果学生这部分知识的掌握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那么在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应用实例的讲解过程当中，就会一知半解，学习效果会受到很大影响。而园林专业的大部分学生数学基础相对都比较薄弱，对数学基础知识的学习缺乏动力，认识不足。因此在课程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基础。

（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目前景观生态学课程选择的教材比较单一，园林专业更多应用了园林生态学的相关教材，比如温国胜、杨京平等主编的《园林生态学》，刘建斌等主编的《园林生态学》，刘常富、陈玮等主编的《园林生态学》，此类教材中的主要内容更加偏向于城市生态系统和园林植物生态的基础概念和理论，其中也有一个章节是关于城市景观生态学的，但是涉及内容很浅，而景观生态学最主要的内容为尺度、格局与过程，这其中包括了很多基本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理念，因此只以园林生态学相关教材来备课的话，讲授的内容不够全面和深入。在实践教学方面，目前的实验任务设计比较偏向于传统生态学，没有能够很好的体现园林专业的实践应用性。

二、教学改革探析

（一）强调景观生态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传统的教材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教材当中绪论部分的内容过于陈旧，不利于学生掌握最新的学科前沿和社会相关热点。而园林生态规划设计、景观生态学领域相关的期刊报纸，比如《中国园林》、《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应用生态学报》、《生态学报》、《landscape urban planning》《landscape ecology》等相关领域的文献内容和理念比较新颖，有大量的城市热岛、城市空气污染、城市水污染、城市暴雨时节内涝灾害等城市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和解决途径，可总结提升并做成多媒体课件，增加学生对于景观生态学知识体系的重视程度，增加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二）课程内容革新

本课程是园林专业本科生唯一的生态类的课程，因此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上需要兼顾基础性和应用性。与本课程相关的教材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景观生态学教材，比如周志翔主编的《景观生态学基础》、王云才主编的《景观生态规划原理》；第二类是园林生态类教材，比如温国胜、杨京平等主编的《园林生态学》和刘建斌等主编的《园林生态学》；第三类是传统生态学教材，比如宋永昌主编的《植被生态学》。本课程的内容体系是在详细查阅了以上三类教材和相关文献资料后形成的，总体上以景观生态学原理和规划应用为主线，适当融合园林生态学和传统生态学的最重要的基础概念理论的讲解，比如对植物种群和群落的相关基础概念原理进行了详细的讲述。总之，课程体系的设置尽量考虑学生的基础和社会的需求。

景观生态学课程56学时的教学任务。教学计划为16周，分讲述和实验两个部分，考察结果以考试为主。景观生态学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景观生态学概念原理、种群及群落生态学基础、城市环境与生态因子、园林植物与城市能量物质环境、园林植物与水、园林植物与大气、土壤与园林植物、城市生态系统、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等内容。绪论部分主要讲授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并强调景观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在城市规划及景观规划设计中的重要性；景观生态学概念原理部分主要包括景观格局、过程、尺度相关的基础概念理论，比如景观格局、景观功能、斑块、廊道、基质、景观异质性、景观多样性等概念及岛屿生物地理学、等级理论、复合种群理论和渗透理论等；种群及群落生态学部分主要讲授种群的概念、种群的数量密度、种群性比、种群年龄结构、种群空间格局、种内关系及种间竞争和种间互利等种间关系，群落方面主要包括群落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群落的基本特征、关于群落的主要观点、群落物种组成的定性分析、群落物种组成的定量分析、群落多样性（α多样性、β多样性、γ多样性）、种间关联与生态位、群落外貌、水平结构、垂直结构、地下结构、年龄结构、群落的动态（群落演替、自然干扰与演替、群落的波动性、群落稳定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等概念理论；城市环境与生态因子部分主要从城市环境（环境的概念、尺度与类型、城市环境）和生态因子作用分析（生态因子分类、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生态因子作用的基本原理）两部分来进行讲述；园林植物与城市能量环境部分主要包括光与园林植物（城市光环境、光对园林植物的生态作用、园林植物对光的生态适应）、温度与园林植物（城市温度环境、温度对园林植物的生态作用、园林植物对温度的适应、园林植物对气温的调节作用）等两部分；水与园林植物部分重点讲授城市水环境、水对园林植物的生态作用、园林植物对水分条件的适应、园林植物对水分的调节作用等内容；园林植物与大气部分包括城市大气环境、大气污染与园林植物、园林植物对空气的净化作用、风与园林植物等几个方面；土壤与园林植物部分主要包括土壤理化性质与园林植物、土壤生物与园林植物、城市土壤特点、盐碱土与园林植物等四方面；城市生态系统部分主要包括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城市生态系统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功能、城市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等内容；景观生态规划设计部分主要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书籍，梳理出近10年的相关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案例，通过案例对景观生态相关原理的应用实践步骤和方法进行详细讲述。由于本课程多为基础性的知识，包括很多园林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传统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因此重点在于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与记忆，能够在将来的规划设计实践中将景观生态学的相关原理加以应用，增加实践当中的理性，学会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规划设计问题。授课过程中学生积极性较高，课堂参与度良好。

（三）实验课程体系

实验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外业调查，此部分实验的开展需要与教学团队的科研项目和工程实践项目相结合。科研项目主要是关于城市景观异质性与城市环境气候因子耦合关系的研究，在研究的前期阶段可以将班里学生分组，在研究区域布点或者设置样方进行生态环境因子数据的获取，通过这个过程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增强学生参与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实践经验。工程实践方面，引导学生参与大尺度项目的前期调研分析，例如郑州市、洛阳市、南阳市的绿地系统规划项目。另一部分为计算机实践，景观生态学与传统生态学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研究对象的尺度差异，景观生态学侧重于大尺度对象的研究，而3S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景观生态学领域，那么一些最基本的3S技术也是园林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内容，比如遥感影像的几何校正、波段融合、栅格图裁切、景观解译等一些技术的操作步骤对于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或者大尺度的景观生态规划有着重要的意义，而通过计算机实践部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掌握该部分知识。

三、小结

基于目前景观生态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对课程内容和实践环节的改革方式进行了阐述，着重突出基础性和应用性，希望能为景观生态学课程体系进一步改革完善提出新的视角。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如何协调城市化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是当今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而园林专业培养的学生绝大部分都会投身于城市规划、园林规划设计等相关领域，因此景观生态学课程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郑祚芳，高华，王在文，刘伟东.城市化对北京夏季极端高温影响的数值研究[J].生态环境学报，2012（10）：1689-1694.

[2] 张正栋，蒙金华.基于城市热岛效应的城市降温通道规划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3（6）：1261-1267.

[3] 孙小莉，李生才，曾庆轩，冯长根.城市空气污染及其防治对策[J].安全与环境学报.安全与环境学报，2008（4）：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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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园林景观；景观设计；生态设计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ecological design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discusses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design program.

Keywords: landscape; Landscape design; Ecological design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面临着诸如人炸、城市膨胀、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能源枯竭、贫富不均、生态失调等严峻问题,自然的生态过程受到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逐渐在消失,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受到威胁。应运而生的生态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给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建立一个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新文明,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标志着人类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1 生态设计的概念

所谓生态设计,是指任何与生态环境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景观生态设计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层面是指以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的景观设计, 它注重的是景观空间格局和空间过程的相互关系。景观空间格局由斑块、基质、廊道、边界等元素构成。广义层面是指运用生态学(包括生物生态学、系统生态学、人类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等)的原理、方法和知识,对某一尺度的景观进行规划和设计,在这个层面上的景观生态设计,实质上是对景观的生态设计。随着行业的发展,生态设计的理念不断地被补充进新的内容。

2 生态设计的特征

2.1 节约资源

现代社会中使用的大多数能源都是由煤、油等材料燃烧产生,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即使一直被认为是“清洁能源”的水电也由于水利设施建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而变得“不清洁”了。园林景观中运用的大量材料都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如大树移栽、开山炸石使城市享用的优美环境却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生态设计认为,应该采取措施不用或者减少使用资源和能源。4R 原则便是在景观设计中应该遵守的重要原则。预案设计也是值得推广的设计方式,通过景观预案可以使设计方案更加合理,有效地避免浪费。

2.2 加长寿命

现阶段的许多景观作品花费大量金钱建设但是却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生态设计有4 个阶段:修理、精炼、重新设计、再思考。日本政府通过生态设计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4 倍其至是10 倍,有效地减少了资源和能源的使用,降低了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景观材料的高可靠性、高耐久性也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方法,因为材料的再循环使用或者处理均需要再次消耗能源, 因此,延长景观材料的使用寿命也是十分必要的。

2.3 地域文化特征

生态设计必须结合地域特征和人文特征:每个地域都有其环境的特殊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许多景观作品全然不顾当地的文脉,一味追求“新、奇、异”;不顾当地的气候盲目引进外来的植物;不顾当地文脉盲目引入外来的文化。在满足了短暂的新奇感之后却无一例外地走向衰落。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尊重当地的气候地理,可以使景观设计在少费人工的同时使公众获得认同感。

2.4 尊重土地

园林景观是关于土地的科学和艺术。园林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关于如何安排土地及土地上的物体和事物, 以为人创造安全、高效、健康和舒适环境的科学和艺术。古人之所以能够和自然和睦相处是因为他们总是去顺自然,总是满怀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土地的热爱。现代人则由于违反了土地景观内在的规律而使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生态设计就是尊重土地,根据土地的属性决定土地的利用模式,许多景观学家重新研究土地的功能、结构和变化。

2.5 遵循生态学原理

各类生态学,包括植物生态学、水文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污染生态学、森林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等等都在景观设计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生态学中的整体论、系统论和协调机制更是指导景观设计的根本理论。随着生态学的发展,景观生态学理论逐渐完善并且对大范围景观规划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景观设计中,景观设计师应注重将生态科学技术和景观美学原则相结合,创造出完美的景观作品。

3 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的基本原理

3.1 景观生态设计的概念

美国景观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斯坦纳(Fred- erickSterner)提出,景观是人眼所见各部分的总和,是形成场所的时间和文化的叠加与融合,是自然与文化不断彼此雕琢的作品。它是多种元素的组合,包括田野、建筑、山体、森林、荒漠、水体及居住区等。北京大学的俞孔坚认为,景观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而将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景观设计当中,就产生了景观生态设计。景观生态设计,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对某一尺度的景观进行规划和设计,它是把景观作为一个生命系统来考虑。

3.2 景观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关系

3.2.1 景观与外部系统的关系

例如一条城市滨江景观带,可能会遭受台风、暴雨和洪水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同时还会遭受空气污染、交通、人流等人类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风景园林设计师在进行景观生态设计时,需要处理好目标景观与其外部的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期尽可能实现景观生态系统与其外部系统之间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动态平衡。麦克哈格认为,任一场地都必需被视为包含了该场地的较大一级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并且必需根据该生态系统整体面临的问题来处理该场地。

3.2.2 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

这是一种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空间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水流、物种流(包括动物和植物)、营养流、人流与景观空间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景观生态学用斑块、廊道、基质和边界作为景观结构的基本模式。这一基本模式普遍适用于各类不同尺度的景观,如森林景观、农业景观、城市建成区景观、郊区景观、校园景观等。景观中的任意一点,如一片树林,一个亭子,一座小桥,一排行道树,一个池塘等,都将落在这个基本模式之内,或落在斑块内,或落在廊道内,或落在基质内。这一模式为比较和判别景观的结构,分析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继而改变和调整景观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语言。

3.2.3 景观元素内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从大的尺度来看,一片森林作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统,一片水域作为一个水域生态系统, 一片湿地作为一个湿地生态系统;从小的尺度上看,景观内的一个池塘、一小片树林、一条溪流同样可以被视为生态系统。它们的内部均具有自身的结构与物质和能量流的关系。在对某一尺度上的景观进行规划设计时,在这个层面上所要考虑和实现的目标, 是运用生态学原理使各个生态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物质和能量流尽可能达到动态平衡, 同时与相邻生态系统保持有机的联系。

3.2.4 景观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

这个层面的生态关系包含植物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动物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以及生物个体与群体的进化和演替过程。人也是景观生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需要考虑人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3.2.5 人类与景观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

任何尺度意义上的景观,特别是城市景观系统,与其关系最紧密的是人类自身。人类的活动和影响自始至终全方位的贯穿于整个景观系统。无论是在时间和物质空间上,还是在精神空间上,均对不同尺度的景观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实质上,上面所述的4 个层面上的生态关系中,均包含着这一生态关系。

4 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的程序

（1）探求设计场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机遇；人类面临众多的社会、经济、政治及环境等问题和机遇。景观规划与设计要解决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2）确立规划设计目标；目标是对未来景观的清晰的描述,目标一经确立, 意味着相关人员或机构已对第一步中确认的问题和机遇给予了确认。目标的确定是解决问题的组成部分。目标的确定依赖于文化和政治系统(如政府机关、规划部门、建设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等),但应尽可能使与目标有关的人参与到确定目标的过程中来。

（3）通过分析确定区域尺度；包含各种尺度等级,如区域尺度、城市尺度、特定场地尺度等。每一尺度等级的组织均有其自身的特性,某一等级尺度的整体即为更高等级的组成部分。

（4）对更为具体的规划与设计的区域上发生的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地方尺度的分析,主要是为了获得对自然过程、人类计划和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区域内的物理、生物及社会元素的相关资料的收集。

（5）目标场地的概念及多解方案；这一步需要针对目标场地建立景观概念,并围绕这些景观概念提出多种预景方案,对其做进一步的景观分析。在通常情况下,设计师运用自身拥有的各种知识、技巧和经验,对调查和分析阶段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综合性的逻辑思考和丰富的想象,从而形成规划区的景观概念。

（6）景观规划；景观规划是将最优秀的景观概念和待选方案综合在一起,这一步是规划过程中的关键。景观规划强调对自然与社会的综合考虑。一个景观规划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与本景观规划的人员和机构参与到规划的决策过程中。有许多这样的事例,政府或某一部(局)、某一单位、某一房地产公司突然宣布某一项目的规划方案或规划设计方案, 该规划方案事先未同关系紧密的有关人员协商和探讨, 结果常常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使有关人员参与到规划过程中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将好的意见融入到规划方案之中。这样做可能会使前期规划耗时更长, 但却能使规划方案成功率比较高,为景观设计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7）景观设计；景观设计是在已定的景观概念方案下,运用景观与外部系统的生态关系原理、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景观元素内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景观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人类与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进行景观设计。

篇3

教育不能在“象牙塔”中进行,它既要适应社会发展又要引领社会发展。在理论的万花筒中,探求最贴近教育形态的思维模式,以形成扎根性教育理论,是教育理论发展最本真的诉求。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自然、社会与教育生态危机的凸显,生态学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彰显。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生态问题,这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明智选择。“可以说,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①方兴未艾的生态范式将是开拓视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许它的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的形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A.克雷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态学(EcologyofEducation)”一词,并列专章进行讨论;20世纪60年代,阿什比用生态学诠释大学,用生命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突变说”、“遗传环境论”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论;1977年,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出版了《学校生态学》,以研究教育资源分布为主旨;华盛顿大学古德莱德主编的美国教育协会第86期年鉴的主题为“学校革新的生态学”;斯坦福大学的艾斯纳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教育改革与学校教育生态学》;波特兰州立大学的鲍尔斯教授等人则多年来坚持研究生态危机给文化、学校的教学、课程等带来的影响;美国加州成立了伯克利生态学方法读写学习研究中心,并将生态学原则解释为“对于所有有机体和系统的发展提供活力的引导原则”,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研究的“生态潮”现象有增无减,近几年更为兴盛。

目前,已出版关于教育生态的专著7部,发表关于教育生态的研究论文2878篇。这些论著涉及到教育的宏观研究(教育理念、教育环境、学校制度等)和微观研究(大学学术、课堂教学、课程和教学环境等)。当我们领略教育生态研究的进展时,似乎省察出其逻辑架构上的问题:中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还刚刚起步,人们忙于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对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上,忙于确定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忙于使教育生态学真正成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生态学对于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研究的适切性确证。这个问题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回答清楚,那么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化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之外,独辟蹊径的生态学研究将会是多余的;如果这种适切性被确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分析视角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生态”、“生态学”、“生态观”的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学科体系即概念体系,因此,学科话语是在理解概念及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后的准确表达,“理解一个概念,把握表达这个概念的词的含义,至少应了解支配着这些词的使用的规则,从而把握这个概念在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②论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首先就要理解和把握“生态学”的词义及其使用规则。“生态学”(Ecology)一词由希腊文Oikos衍生而来,Oikos的意思是“住所”、“家务”或“生活所在地”,可以用“Eco”表示,而“Logos”则是表示学科及理性之意,后来演变成为“Ecology”。“生态就像一个家,家是什么?实际上,家始终不可能只是一套房子、几件家具摆设或者纯粹的人口数量总和,显然,家应该首先是一种关系复合体,蕴涵着深厚的并且难以被我们作知性认识的关系结构。”③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并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彼此之间以及整体与其环境之间交互关系的一门科学。

从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Community)、“生态系统”(Ecosystem)和“整体”(Holism)。虽然“生态学”一词出现较早,但它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学科,还是20世纪初的事。生态学是在多学科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综合的产物,是交叉学科的一个重要门类———综合性学科的典型代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在其早期的研究过程中就显示了宏大的综合特征。它既包含了众多学科的内容,又与一些基础学科交叉,同时还大量运用物理、化学、生理、气象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明确将有机体与其生存的环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并引入热力学的能量循环思想对生态系统进行研究。继他之后,美国学者林德曼提出了营养级位生态金字塔学说。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旧三论”和“新三论”等系统科学思想,使其理论更趋合理与完善。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先后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浅层到深层,从以研究生物为主体,以个体、种群、群落为重心的自然科学到以研究人类为主体,以生态系统为重心,并致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以探讨和研究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己任的方向发展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而转变的基础是自然与社会(包括人)有着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理。

有学者认为,目前已经被普遍使用的“生态”概念,一般都具有两种词性。一是作为形容词的“生态”,主要指有利于生物体生存的、对一切生命持续存在有所帮助的,如在生态农业、生态食品、生态住宅、生态社区等词语中,“生态”即指“生态的”。二是作为名词的“生态”,指环境总体以及包括人在内的物与物的相互关系,如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行政生态、文化生态、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等词语中,“生态”即指一种利生性的总体关联。作为现代汉语的“生态”,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与生存、生命、生产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具有总体性、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指称。④由此可见,生态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的观点、有机的观点、自组织的观点、内在关联的观点,它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会看做是鲜活的生命体。而生命的重要特性就是有机性,有机性的本质就是内在的关联,“生命有机性”是生态合理性的首要原则。

三、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

现代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其发展呈现开放、渗透、融合、共生等特点。在教育研究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许多教育问题和现象,如教育公平、学校职能、学校效能、教师专业发展、素质教育等,很难用一元的、单向度的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进行满意的解释,也难以用单一的因果关系或矛盾关系的原则进行恰当的解决。论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需探讨理论的适切性、实践的适切性和方法论的适切性等三方面的课题。理论的适切性,即在学科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和确证揭示自然之生态规律的原则与揭示人类之教育规律的原则的价值适切性和现实适切性;实践的适切性,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建立创新型国家等),如何构建和确证教育与生态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适切性;方法论的适切性,即面对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面对世界教育的巨大发展,面对“知识本位”与“关系本位”,“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合理性方法的艰难选择,面对从“冲突论”向以“和谐论”为哲学基础的教育理论发展,当代中国的教育应建构怎样的价值观,教育研究应实现怎样的方法论超越。

在这三个课题的研究中,方法论的适切性往往是前提性的,因为“方法论研究是应人类认识发展需要新的认识方式而产生的”,⑤方法论的适切,是夯实教育理论之基的关键,它为理论的适切性和实践的适切性提供了必要条件。生态方法论之精髓在于“整体关联”和“动态平衡”,在此,笔者将生态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通称为“生态学原则”。揭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可从下表中得到说明。表中生命的和社会的生态原则分别引用美国学者卡普拉和兰伯特的描述,⑥并略做修改而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教育的生态学原则进行阐释、比较,可以看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形态。

四、生态学研究教育的方法与视角

普通生态学认为,指导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观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层次观。生命物质有从分子到细胞、器官、机体、种群、群落等不同的结构层次。生态学是研究机体层次以上的宏观层次。第二,整体论。每一高级层次都有其下级层次所不具有的某些整体特性,这些特性不是低层次单元特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低层次单元基础上重新组建时出现的整体涌现性。整体论要求始终把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对待,注意其整体的生态特征。第三,系统学说。在生态学中,系统观点与整体论和层次观是不可分割的。生物的不同层次既是一个生态整体,也是一个系统。第四,协同进化说。在自然界中,各种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体特性和系统功能都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产物。⑦

由此,指导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可归纳为系统观、平衡观、动态观和整体观四个方面。而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则主要有实地观测、受控实验以及生态学的综合等方法。实地观测指在自然界原生境对生物与环境关系的考察,包括野外考察、定位观测和原地实验;受控实验指在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受控生态实验系统中,研究单项或多项因子相互作用及其对种群或群落影响的方法技术;生态学的综合方法指对原地观测或受控生态实验的大量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归纳分析,表达各种变量之间存在的种种相互关系,反映客观生态规律性的方法技术,包括资料的归纳和分析、生态学的数值分类和排序以及生态模型与模拟。显然,这三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教育学科的研究中具有通约性。除了上述具体方法外,生态学研究教育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作为跨学科研究,教育生态学的分析视角(I),既包括普通生态学的某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研究视角的“集合”(A),也包括教育学的某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特定的研究视角的“集合”(B),即它是两者研究视角“集合”的“并集”。也就是说,针对教育问题的研究,生态学研究教育的分析视角可用I=A∪B表示。

由于概念和范畴是人们在一定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事物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一定时期内也能体现事物的基本规律,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使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需要不断拓展,因此,研究视角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变化和丰富。固定不变和不断发展相统一是正确理解“研究视角”的前提。结合生态学、教育学等学科特性,笔者认为教育问题的生态学研究的分析视角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主体与环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按照主体基本特征(选择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的作用取向及标准,去认识、整理、要求教育活动和现象。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把发展性作为研究和分析各种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本位。环境的分析视角是按照联系的、优化的、整体涌现性的假设或模式去认识教育活动和现象。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教育活动与条件之间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以环境为本位,把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研究和分析各种教育活动的出发点。

2.遗传与变异。遗传与变异是知识传承和知识创造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与本位,与上述分析视角相比,遗传与变异的分析视角属于教育生态学特有的一对分析视角。遗传的分析视角,是指按照事物的“基因”自身所固有的逻辑和法则去认识、整理各教育现象和问题。因此,教育活动只有坚守教育品性,才能成其为教育。变异的分析视角,是指按照适应变化、发展求新的观点或标准去认识、整理和评价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也就是说,它从变异的角度赋予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意义和价值,并对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定位。由此,对教育创新的现象和问题,其赋予的是意义和价值的优先性。

篇4

关键词：企业生态 劳动力市场 生态学 组织生态

组织生态学家认为企业的产生、成长、成熟和消亡的过程就如同一个生命的出生、长大、成熟和死亡，他们借用生态学中的生态位（niche）的概念来描述企业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空间。具有多维性的生态位是从生态学借来的核心概念，生态位的多纬度本质通常被用来衡量不同资源对不同物种的效用。组织生态学家一直把企业的产品市场等同于企业的生态位，他们对各种组织种群的研究都用可识别的产品市场来定义组织种群，并用产品和地区组成的矩阵来定义企业的生态位。显然，这种定义是承接了经济学研究企业组织的传统――企业的生产职能，但是后续的研究逐渐发现仅用产品市场作为企业的生态位纬度是片面的。

企业活动同时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在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的环境下，劳动力已经脱离企业生产要素链的派生需求环节而进入企业生态位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纬度。在这个纬度上，企业生态位重叠得越多，企业之间对劳动力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企业能不能在劳动力这个纬度占据自己的空间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Sorensen(1999)指出企业之间由劳动力纬度引起的生态竞争对已经建立的企业间的动态竞争有重大影响。

劳动力需求的经济学与生态学解释

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劳动经济学的解释和生态学角度的解释差异：

需求主体上。都是企业，但是劳动经济认为是产品派生了劳动力需求，而生态学认为劳动力需求是企业生存的自然纬度；前者把存在的企业看作市场竞争的结果，后者把存在的企业看作对生存环境的依赖和适应。

劳动力需求的形式上。两者都把劳动力作为资源对待并且这种资源对不同的需求者存在效用的差异。但是，劳动经济学中把劳动力作为企业资源链条的一环，而生态学则把劳动力作为企业生态位的不可或缺的纬度。差别在于链条具有可修补性，而空间纬度无法修补。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两者都认为资源支持生存，并且资源是有限的，需求的增加自然会导致竞争。然而劳动经济认为竞争的激烈程度主要由需求和供给的差距来决定，需求越多，供给越少，竞争就越激烈。而生态学认为，对劳动力的竞争是以企业的资源生态位为基础，以资源生态纬度的重叠为条件。资源需求相似的企业就成为竞争对手，资源需求差异越大在劳动力纬度重叠的越多竞争就越不可避免。

企业间劳动力竞争的二重性。扩散竞争（diffuse competition）与排他竞争(exclusive competition)是相互重叠共生的。企业对劳动力的竞争一方面来自于产品市场的需求，这是产品市场导致的对劳动力的扩散性竞争；另一方面企业生态位在劳动力纬度联系异常紧密的企业受到劳动力市场规模和结构的限制不得不在雇佣特殊人力资源的竞争中淘汰对手，即排他竞争。扩散竞争是企业群落之间的资源竞争，而排他竞争是企业种群之间的竞争。因此，Sorensen(2004)指出“企业受到的劳动力资源压力默默地影响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对劳动力的竞争边界与产品市场边界并不重合，因为企业间的劳动力需求有重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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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景观；水景生态化；植物配置

1.扬州沙头镇生态农业观光园玲珑水街南区基地分析

基地位于扬州市沙头镇，地处扬州南郊，南临长江，与镇江市隔江相望，境内长江支流夹江环绕，施港公路和在建的沿江高等级公路穿越而过，水运、铁路、陆路交通十分便利。该园区以沙壤土为主，肥力中上，地势平坦；温、光、水3要素协调，极适宜蔬菜生产；排灌条件较好，灌溉水源直接来自长江，水质优良。园区雨水充沛，光照条件优越，附近无污染性工业企业、无三废排放、无城市垃圾。据监测，大气、农田灌溉水、土壤环境质量分析与评估均为一级。园区内将路、沟、河、渠、堤、坡等进行合理的绿化，田林路综合配套，排灌设施齐全，可以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其将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办成休闲观光旅游的一个景点，一个亮点，充分突显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发展中的特色和内涵。

2.生态农业观光园的概念

生态农业观光园是生态观光农业的具体形式之一。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国家，最初多为小规模的观光果园和休闲农庄，逐渐演变至今成为将生态农业与观光旅游有机结合的新型农业形式。因此生态农业观光园可初步定义为以景观生态学、循环经济学、系统科学和环境美学为指导，因地制宜地设计出集农业生产与示范、观光旅游和环境保护为一体，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性、地域性和参与性的交叉型农业产业园区。

2.1“生态”的概念

“生态”与“生态学”在英语中属于同一个词语，而最早的“生态”一词是来源于古希腊文中的，它的原意是“居住的地方”和“家”。1869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1]首先将生态一词用于科学研究，并生态学的概念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2]。

2.2景观的概念

在欧洲，“景观”一词最早出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全书）中，用来描绘具有所罗门王国教堂、城堡和宫殿的耶路撒冷城美丽的景色。美国景观生态学家福尔曼和法国地理学家戈德伦认为，景观是指由一组以类似方式重复出现的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所组成的异质性陆地区域，其空间尺度在数公里到数十公里范围。[3]

2.3景观生态学的概念

景观生态学的概念是德国地植物学家Troll1939年在利用航片解译研究东非土地利用时提出来的，用来表示对支配一个区域单位的自然—生物综合体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他当时认为景观生态学并不是一门新的科学或者是科学的新分支，而是综合研究的特殊观点。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景观管理和自然保护研究所的将景观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相关景观系统的相互作用、空间组织和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4]

3.规划设计手法

以“生态优先、绿色低碳、三产综合”为发展理念，以原生态乡村风貌为基底，以高效农业产业为基础，以高品质都市乡村休闲度假产业为引领，融乡村休闲、乡村度假、文化体验、情景社交、产业示范、生态涵养等多功能复合，引领都市人群回归返璞归真的乡村自由生活。这是该方案欲打造的主题，因此在规划设计中最大限度尊重现状，充分尊重现状地形、水系、现有村庄、道路尽量保留。设计的风格继承江南水乡的古朴清幽，构景方式随意自然但不失韵味。尽量保留本土文化和植物的原生态。

4.水景生态化

水景生态化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来处理水体的造景，水体景观不但要在景观上富于水的情趣，而且要求水体洁净、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共生，并且水体景观有可持续性，在较少，甚至没有人工干涉的情况下，水景能得到保持，并且能随水体生态系统的发展而发展变化。[5]在驳岸的设计中较少地加入人工因素，保持自然，这样在其水体驳岸之间形成一个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湿地带，在湿地上随水体的深浅不同，栽种不同的水生和半水生的植物，形成生态型的湿地景观，水面上自然式点缀一些浮生植物和其他水生植物，游人可以在水中荡舟探幽。

5.植物配置的生态性原则

在生态农业观光园的植物配置上，不仅要考虑其观赏性更重要的是能创造出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景观植物不仅有乔、灌、草、藤本等形态特征方面的差异，其是否喜光，干、湿耐性，酸、碱性适应能力等生理、生态特性也各不相同。因此，在构建生态功能强大的复层植物群落时必须尊重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及生态特性，这样才能保证植物正常生长，达到生态效益最大化；此外，植物固有的生态习性决定其有明显的自然地理条件特征，每个区域的地带性植物都有各自的生长气候和地理条件背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与周围的生态系统达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因此，在进行植物景观设计时应大力开发运用乡土树种，丰富绿化树种的多样性。[6]在此设计方案中植物配置的种类上遵循生态性原则，采用大量乡土树种，常绿与落叶、乔木与灌木、观叶树与观花树相互搭配，在满足植物生态条件下创造复层绿化。

6.结语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创建生态型社会理念的加强，我国生态农业观光园规划设计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该方案将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性原则，提倡自然循环和自然生态，保护好生态环境，把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可持续发展农业与乡村发展有机结合起米，实现产业化发展和生态环境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通过该农业观光园区的建设，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农业资源，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参考文献

[1][美]摩特洛克著，李静宇，李硕，武秀伟译.景观设计理论与技法.大连：大连理工出版社2007—1—1

[2][日]河川治理中心编著.滨水地区亲水设施规划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8—1

[3]宇振荣主编.景观生态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03

[4]傅伯杰，陈利顶，马克明，王仰麟等编著.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09.06

[5]王浩主编.城市生态园林与绿地系统规划.中国林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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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风水说、景观生态、思想探析、应用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风水说和景观生态学思想两着的本质都是以关注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为基础，合理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针对我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及其实践而言，以前我过得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相对有限，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前提下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方面，远远不能够达到生态景观学的先进技术手段，但是基本的格局和结构式大体一致的。

工业化之后,世界的三大问题(人炸population,环境污染pollution,资源枯竭povery)趋演趋烈,迫使人们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促进了西方景观建筑学和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景观生态学尝试从整体有机联系上,以生态规律来揭示并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强调空间异质性、等级结构和尺度在研究生物圈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各种范式和模型。而此时我们再来看/风水0这门古老的学说,同一切传统学术一样,由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它不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科学的理论体系。然而,正因为它的准科学性,它的直觉感知性,使它少了一些还原论和辩论证的干扰而具有有机性、整体性,这与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结构思想体系有着惊人的相似与同向性。比如风水之注重“水”、“风”、“土”、“气”种种有关论述乃至模式化的表达方式,就与生物圈的水循环、大气循环、土壤岩石圈、动物植被等有一致性。

我们比较风水说与景观生态学的思想,希望能探析一条跨越地域、历史、民族,沟通古今、中外之路,从人类文化历史的脉络中,寻索到瞻望未来发展的共识。

二、景观生态思想概念

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即景观生态学，它起源于中欧和东欧，发展历史比较长远，大约在20实际3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Troll提出了“景观生态学”一词(okologische bodenforschung)，引起了当时一大轰动。Troll根据当时地区的地理学和植被研究的传统，把景观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某一景观中生物群落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反馈关系的科学。后来在1983年的美国的伊利诺斯州A-llerton公园召开了景观生态学研讨会，大会上强调了景观生态学的空间异质性、等级结构和尺度在研究生态学格局和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拓展了“格局--过程”学说、“缀块动态学说”等。这点比较像风水学说中的沿革，讲的是由由形法乃至理气,又派生出阴阳、五行、八卦等。但是说的这些过程，目的都是为了达到趋吉避凶，创造出适合长期居住的良好环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地--人之和谐。

三、风水说中的景观生态结构

1、景观结构单元之间的关系

许多个景观单元经过设计和组成形成了生态景观结构，克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斑块-廊道-基质的生态景观结构模式（如图①）。它强调了空间构造对于环境的重要性，尝试着通过改变空间的形式来体现景观区域的合理和安全，就是把“人”和区域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当做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来设计。风水相法分为阳宅和山川两种相法，接下来我们就以山川相法来阐述风水说中的景观生态思想。

（1）气-基质

基质在景观结构中是分布最多，串联性最大的结构。基质的作用主要是维持区域生态环境内部与外界的所有物质交换和信息传递。

在“风水说”中，气是万物的基本要素。在《老子》有这么一句话：“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大概意思是说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之气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气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千变万化。近代的彭其亚斯和威尔逊的“宇宙背景辐射”学说验证了这一说法。

气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囊括了能量、物质、信息和精神于一体，当一个结构以气为功能特征，那么这个结构就精妙的切合了基质的三个特性：面积的优势、空间的连续和区域环境总体的控制作用。在西方，生态学家尝试着在基质上建立生态景观模式。所以，风水中的“气”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脉-廊道

廊道是指生态景观结构中连接两个相邻部分的线型或者带状的结构。分为深林廊道、河流廊道、道路廊道等多种形式。生态景观的多样性主要就是通过廊道的多种多样来体现的。廊道的主要特征有宽度、组成内容、内部环境和形状等。

脉就是在风水中与廊道相对应的概念了，它是廊道的形象化。我国是一个山水分布很多的国家，古代的时候，人们就利用了山脉和水脉的理念。《管氏地理指蒙》中：“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借龙之全体，以喻夫山之行真”指出了山脉即为龙脉。风水家在看风水的时候都经常用到“寻龙捉脉”和“寻龙望势”等词语。古人认为“天不足西北，地下满东南”意思是说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所以风水家认为西北方是水的源泉，以向东南流为佳。中国大地上覆盖了许多山脉与水脉的廊道结构，就如同人体的经脉中流动着气血，完美的体现了廊道的四大功能：第一，廊道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环境，第二，廊道还是个运输通道，使能量和物质相互传递，第三，起到了净化和保护的作用，如高山挡风抵挡寒流，流水净化，第四，是物质能量的源泉。

（3）砂、穴-斑块

斑块泛指生态景观中与周围环境外貌和性质上不同，且有一定的内部形态的结构。简单的讲，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森林、草原、农田和城市都可以看做是斑块。由于斑块的形状和大小的不同，以及内部性质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类型的斑块。在风水学中与斑块像对应的概念就是砂与穴了，风水学中把环绕在城市周围的群山看做是砂。如《青囊海角经》中的：“龙为君道，砂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为乎下，垂头俯伏,行行无乖戾之心;布秀呈奇,列列有呈详之象;远则为城为廓,近则为案为几;八风以之为卫,水口以之而关”说明了砂与龙的隶属关系。其意象实际上是一个环形的生态景观结构，如《葬经翼》:“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故青龙蜿蜒,白虎驯伏,玄武垂头,朱雀翔舞”，表现了一个多环形的地貌形式（如图②）。

古时候，这种环形格局意味着吉祥。从生态景观的角度上斑块的形状越接近方形或者圆形，其结构就越紧密。而紧密型的结构则利于管理和能量物质的节省利用，刚好说明了古时候行为是合理的。

穴又称明堂，在《葬经翼》中有这么一句话：“穴者,山脉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意思说的是穴就是阴阳交融之处，是人们喜爱居住的地方。所以穴是城市建筑的地点的最好选择，处于一个有山有水、阳光明媚和阴阳相合的区域。

在景观生态学上,穴对应于人为引入的具有边缘效应异质斑块。如1991年Laurance和Yensen，1992年Wu和Vankat1991b，chen等，1988年Dibdam和Hammond等许多研究表明,缀块周界的部分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和初级生产力,如温湿度及土壤性质的明质过度特征,类型丰富的过度性植被等等。因而这个区域是最适合种群居住的。

四、风水说中的景观生态范式

现代化科学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概念即范式(paradigm)，它是由世界观、置信系统(belief system)以及一系列的概念方法和原理组成的体系，是一项科学群体都知道并且都运用的一项体系。景观生态领域中，最经典的就是平衡范式：自然界在不受外界条件干扰的情况下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各种不稳定的原因和作用相互抵消，从而表现出整个自然系统处在自我调节的状态，表现出自我控制的特点。但是，这种封闭式的模式只适合我国古代在小农经济下，他们在佛教和儒家文化的熏陶下表现出内省、封闭、务实的人生观。他们希望自家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风水宝地中居住下去，内部自我调节也处于良好的循环中。

经过觅龙--寻砂--尝水--点穴之后，古时候人们喜欢找到一处背阴靠阳、依山傍水的地方。这个地方背靠的山是有主峰的龙山，左右两边有次峰或者岗埠的左辅右弼山或称青龙、白虎砂山，山上有茂密的植被，山的一面环水，水的对面还要有一做山，被称为案山,一般宅址的轴线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基址最好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间，地势比较平坦而且有一定的坡度。不难知道，如果具备这样一种条件的自然环境和这种较封闭的空间是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和良好局部小气候的。对应于平衡范式,它所具备的生态稳定性为:第一是，抗变力也就是阻力：背靠山可以抵御冬天的寒冷，坡度可以帮助避免水灾。第二是，持续力：山上的植被能够保持水土，一方面可以调节气候，另一方面也可以调节空气，净化空气，并且近水可以有很方便的水运交通和生活，水里还可以养殖水生物。第三是，恢复力：树林或者果林可以提供燃料能源和经济效益，夯土可以建房屋，与此同时又可以植树、补砂等行为使自然恢复生态平衡。第四是，恒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可以以生态能源为主，垃圾污染可以降解，并且以这样的形势长期良性循环下去，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改进，以及景观生态学的发展，非平衡范式以及多平衡范式都被不同的学者提出来，而最近又有一学者提出更新的范式即等级缀块动态范式(hierarchicalpatch dynamics paradigm)，该项新的范式更加注重将异质性和尺度以及多层次关联作用整合为一体。不仅深化了风水中的理想人居模式概念，而且拓展了这一概念。

五、结束语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风水学以及经过进化的风水学理论文化，对于景观设计的作用不可低估，更不应该忽视。发掘和弘扬古代的风水学文化，充分利用这笔丰富的文化资源，才能够展示中华名族的传统文化的魅力，提高景观设计的品味。我们所研究的风水是社会人类理智深沉的辩证产物，景观生态学是其物质技术手段的充实，以及生态内涵的延续，在传统风水这一理论下，也将成为当代西方景观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增添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和名族精神内核。

参考文献：

[1] 王深法：《风水与人居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01期

[2] 程建军：《孔高朴1风水与建筑》，《江西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期

[3] 俞孔坚：《景观、文化与感知》，《科学出版社》，1998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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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关系学;生态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本论文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对公共关系学本体论的一种创新思考。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传播学领域,本体论聚焦的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关系学中,本体论探讨的是关于世界观、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等一般性的本质问题。本文选择此研究视角是基于对新媒体的互动性、关系性特征的本体论思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激发了人们对传播学研究的乐观想象。从早期的印刷术、无线电、电视、录影机、到现在的无联网和移动通讯,关于新媒体带来的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种种挑战和颠覆,似乎成为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叙事。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挑战和颠覆首先是发生在本体论层次的,这种本体论的转换可能发生在信息传播和关系传播之间,一直以来,传播作为“信息传导”的主流想象,导致传播学对嵌入传播之中的“关系讯息”的忽视。而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对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导人们对新媒介社会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传导”和“运输”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通道等,这些比喻虽然为人们理解新兴的互联网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形象的进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使得关系传播又一次在新媒体的研究中被边缘化。

随着web2.0技术的实现,使得新媒体的关系特征更加明确,与麦克鲁汉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个科技哲学家伊德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出发,将科技视为人类存在的延伸,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体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延伸了、转换了人身体的与知觉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体现观点”观之,新媒体是一种关系媒体,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1],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关系传播的观点来看待新媒介系统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行为、关系方式的影响,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陈先红,2006)。正如莫伊所说的,新媒体传播所提供的技术沃土已经为我们培育出各式各样新颖的叙事方式,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和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词汇“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进入公共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体从哪里结束,关系从哪里开始?”、“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领域”。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关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传播效果的评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点开始从“传播”转向“关系-relationships”,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维持和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玛丽.佛格森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Ferguson Mary,1984), 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也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巨大创新 。

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西方的关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际传播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组织-公众关系的维度要素、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较微观的关系研究层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公共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关系范式转移,但是仍然没有出现权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认为,这种权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学范式在公共关系学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当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模型都是以公关在组织-环境关系中的意义和角色为基础的,都具有生态学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从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调整与适应模型,到格鲁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关系实践的对称模型,都是属于生态观点。另外,在公共关系领域先后出现的系统论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整合营销学派和关系管理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关系研究的生态学意蕴,毫无疑问,借鉴生态学思想和方法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

但事实上,公共关系领域的生态研究成果是比较分散零乱,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些研究都是从研究单个组织出发,利用个体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微观公共关系活动中各有关利益主体的决定及其变化,试图解释组织公关行为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规律。尽管上述公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生态学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个公共关系活动为考察对象,采用生态系统分析法,研究公共关系活动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解释一般公共关系原理、概念、范畴、方法等问题,公共关系学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运用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范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建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传统,并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公共关系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公共关系学科成熟的标志,这对理清时下混乱不清的公共关系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主要从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展开论述。

二、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

在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对生态思想的运用非常普遍,生态学由于其所主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生态思想,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建构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证明和认可,但是运用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来建构不同的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似乎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公共关系理论建设最有影响的学者皮尔森(Pearson R,1990)曾经提出:“生态思想为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两种方法:伦理方法和策略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这是公共关系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因为皮尔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断。在此基础上,格鲁尼格进一步把公共关系世界观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不对称世界观是以劝说操纵为目的,对称世界观则是以解决冲突和促进理解为目的。

本人认为,我们可以运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和建构公共关系。他认为,生态学范式可以分为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两种范式,他们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观 。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一切事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张走中间道路,对自然过程做出谦卑的默认,更倾向于人性化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它把生态危机归结于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因此深层生态学的危机处理主张是集中在个体意识的转变上,要求每一个个体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举例来说,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二者同为生态学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基本假设,但是他们的生态学世界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运用格鲁尼格的对称和不对称世界观来分析的话,不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功利型伦理观,遵循功利主义,强调策略方法,侧重对公众的说服,民意的操纵,偏向于微观层面的公共关系;而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义务型伦理观,强调伦理方法,强调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强调关系的质量,社会整体的和谐,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公共关系。不同的偏向对公共关系学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理论差异表现如下图:

本文认为,宏观而言,公共关系学强调“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的关系论、系统整体论和有机论,组织存在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无缝之网”,组织和公众、环境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之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他们的关系所组成的;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居间者” ,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一种“主体间性”,公共关系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通过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总之,公共关系的目的是要组织“拥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让组织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从个体自我,逐渐转化为社会自我,最终成为“生态自我[2]” ,从而“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达成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的真善美。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第三方立场”。简单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 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属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关系居间者”。

三、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公众―环境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规定了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开展公共关系实践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透过目前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学研究对象主要存在以下误区:1、模糊性,笼而统之地将“公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社会学发生较大程度的重合,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难以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2、片面性,将公共关系研究范围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国际上对“关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众关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视对组织-环境关系(OERS)的研究,这导致了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的缺失。3、单一性,孤立地从主体层面、客体层面或者目的层面揭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仅仅是把“单一的组织”、“孤立的公众”或者“有效的传播”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没有把“关系”,没有把“组织、公众、环境”作为一个关系整体进行研究。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只是研究组织与顾客、竞争者、消费者等生命系统的公众变量,而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统的环境变量的研究,环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的,这样就使得公共关系理论限于一种战术层面的微观研究,而无法涵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变量”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很难测量,但是其作为一种战略公众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可,比如,格鲁尼格等人认为,环境对于公共关系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变量的研究上,对其他环境变量的研究关注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三个环境变量对公共关系实践极其重要;Dejan Vercic则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变量: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发达程度)、激进性水平(组织面对压力集团活动的程度)、文化属性和 媒体系统(媒介体制和舆论环境)。 他认为,“环境变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开端,只有当研究超越了对一个国家中公共关系如何实践的描述,把公共关系和其他变量如文化、政治体制、媒介环境等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建构才能够实现”(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识别环境变量有助于提高公共关系研究者的预测能力,也能够帮助从业者制定正确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技术。但是,如何把环境变量纳入公共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呢?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两个研究对象合二为一:或者把组织-环境关系包括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组织-公众关系放在组织-环境关系的框架内,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表达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并不是“人与自然”、“自我-他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应该被分成“作为主体的组织”和“作为客体的公众或环境”,而应该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它与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与更为复杂的各类公众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组织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 社会组织既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外,也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上,而是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场景之中去完成公共关系行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态的评价和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组织-公众-环境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并不是主观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层生态学基本假设的,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了关系而不是公众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关系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组织-环境关系是最广泛的存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按照“组织-公众-环境关系”来理解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纠正一些模糊的、不确切的、片面的说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共关系学的总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够贯串它的全部内容。总而言之,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组织-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四、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织网、造流、占位

作为学科的公共关系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将一盘散沙式的研究主题和兴趣,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纵观当今国内外的公共关系教材,其内容就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从伦理到法律,从政治到环保,从历史到文化,从媒体到广告,从品牌到礼仪,从策划到演讲,从……到……,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泛传播”“大文科”的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杂烩”、“大拼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对公共关系学基本范畴的界定。

本文提出,应该在生态学范式和关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首先,生态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调整与适应,和谐与均衡,生态网,生态流和生态位等,这些概念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用。其次,就关系过程理论而言,布鲁姆和格鲁尼格提出的 “关系形成模型”和“关系策略模型”,为我们奠定了宏观公共关系学范畴的基本雏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关系概念”和“关系后项”来描述组织-公众关系的形成。而格鲁尼格则进一步修正为“情境前项”、“保持战略”和“关系结果”,并强调了关系维持的策略 ,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讨论组织-公众关系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以及关系资源的特殊结构和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它类似于生态链中从供应原点的前向关系,通过组织活动流向消费终点的后向关系,这两个理论模型只是强调了一维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种整体关照,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关系管理层面,正如生物学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说的那样:“自然以网络而不是链条方式联结万物,然而,由于人类的语言不能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所以,人类只能以链条的方式跟随。”

因此,作者对关系发展三阶段模型进行横向分解,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作为宏观公共关系学的三个基本范畴,从而使关系管理的结构体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一阶段,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定义了构成关系资源的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文化规范、集体认知和期待、资源的需要,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鲁尼格则用“情境前项”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的六种类型:组织影响公众、公众影响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公众、组织影响组织-公众联盟、多样组织影响多样公众等。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网”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成员要素和关系结构问题。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资源网”。

关系资源网就是“由组织-公众-环境系统所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网络”(陈先红,2006),具体的说,它包括两大子网络:组织-公众关系网和组织-环境关系网,其中:组织-公众关系网主要包括组织-员工关系、组织-持股者关系、组织-消费者关系、组织-社区关系、组织-媒体关系、组织-政府关系、组织-竞争者关系、组织-金融关系等等。组织-环境关系网主要指组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按照生态关系的性质,这两大子系统又可以分为合作者关系网、联盟者关系网、威胁者关系网和制约者关系网(见图1)。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与管理关系网络,让各种资源畅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处,止于其当止之地。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换、交易或转移等属性,这些关系属性既描述着系统中的关系,也体现了系统中的结构。格鲁尼格则从关系维持的角度提出了对称性整合战略和不对称性分配战略。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这一关系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流”的问题,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信息传递的引导下流通变化的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关系传播流”。

关系传播流是指传播在组织-公众-环境关系发展中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它在组织内外不断产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种有源头的“流”。任何一个组织中的关系传播都不是一维流动的,而是多维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鉴人际传播和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关系传播流的三维框架:目的维度,性质维度和内容维度。目的维度包括由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构成的连续统一体,性质维度包括由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连续体;内容维度包括从信息流向文化,从文化流向情感的连续统一体。目的维度和性质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而内容维度以三个同心圆置于其中,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见图1)。从目的维度来看, 关系传播流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传播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传播的变化连续体;从强弱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传播变化连续体,从内容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体地说就是由“社会层面”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和“人际层面”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传播连续统一体;其中,社会层面的关系体现一种以社会分工信息为主的角色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信息为主的价值观关系,人际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情感关系。 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是从信息、文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研究维持强弱关系的日常性传播策略和战略性传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各种关系类型的强弱测量和变化规律;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的实现和转化策略;战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内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 强弱关系的文化传播研究;日常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投资模型;战略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表达;情感维度与关系结果评估,等等。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最后阶段,布鲁姆的“关系后项”包括目标达成、依赖和丧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为四个结果,格鲁尼格的“关系结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号关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动关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满意,承诺等)。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是关于“生态位”的问题,即关系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及其机能,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生态位”。

关系生态位是指一个组织的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集合,它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仅包括空间概念,而且包括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组织对关系管理的适宜程度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程度(陈先红,2006)。它包括两层含意:一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性状描述。比如关系管理是一种花费还是一种投资?关系管理的结果是建立了信任还是促进了合作?关系管理是否增强了组织魅力,增加了社会资本?关系管理在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资本方面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结果,即组织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每一种组织在多维生态空间中都有其理想生态位,而每一种环境因素都给组织提供了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差就产生了生态位势。关系管理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帮助组织去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建立声誉,塑造品牌,能动地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环境,调节自己的理想生态位,通过议题管理,危机处理,实现组织和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差最小。所以,从公共关系角度看,可以把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看作是某种生态位的具体体现。从功能性质角度看,品牌体现了组织所处的市场生态位,声誉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生态位;从时空角度看,危机体现了组织在某一时间点的特殊生态位,议题反映了组织在某一时间段进入的空间生态位。可以说,对关系生态位的管理就是对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的管理(见图1)。

因此,本文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共同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网”,“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建构模型

根据社会科学的性质, 公共关系理论模型共分为四层:最高层是世界观层,第二层是方法层,第三层是核心概念层,第四层是理论观点层。世界观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世界观是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这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迄今为止,围绕“传播”和“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主要理论成果有劝服操纵模型、双向对称模型、调节-适应模型、社区模型和文化调节模型等,如下图:

在此模型中,在图的最左侧,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纵型公共关系,即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其特征就是以传播为中心,以劝服为手段,最终达成利己单赢关系状态,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观点为米勒的“劝服说[3]”。

在图的最右侧,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公共关系,即社群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区感”为己任,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会关系,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认同感,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格和斯达克的“社区感假设[4]”。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双向对称公共关系,即理想主义的对称型公关,在双向对称模型中,组织-环境关系主要是一种研究背景,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其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传播管理说”和“卓越公共关系”。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是调整-适应模型,此模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 ,在组织-环境关系的适应与协调中,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关系变化的适应性。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点,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是卡特利普,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是文化调节模型。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把原来处于背景地位的组织-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从组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通过对话和研究,达到伦理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陈先红提出的“关系生态说[5]”。

从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学将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方法导向伦理方法,从强调外在的公共关系技术、手段和策略,到强调内在的公共关系理念、文化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还原公共关系建立社会信任,追求真善美这一本来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科学共同体,它表示了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而没有一门学科是完全不变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不断发展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公共关系学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好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讨论和更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关系居间者”的概念来自马丁布帛的关系哲学,他认为人是关系的居间者。

[2]“生态自我”的概念来自奈斯,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形而上的大写的我,来表明这种自我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竭尽全力用符号控制某些环境的过程”. 见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鲁克博格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社区感的努力。见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陈先红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组织运用调查研究和对话传播等手段,营造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公益性和公共舆论性的关系生态,以确保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参见《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参考文献:

[1]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北京:现代传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湾达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7.

[5]陈先红.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 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4: 72

[6]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138-140.

[7]孟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5-2006).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271

[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篇8

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这个层次通常被称为群落。如果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那么,在生物层之上就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层。这两个层次之间交互影响、交互作用,在生态上有一种共存关系。”(3)这种共生共存的关系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文化的创造。文化生态学虽然以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为基础和方法论,但由于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化的产物,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要把文化放到整个环境中去,来考察它的形成、发展以及变异的过程,即人如何适应环境,并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某种文化类型既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同时又受到文化自身因素的影响,而并非是自然环境和物质活动单方面的产物。自然环境影响了文化的创造活动,同时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又影响了文化的发展,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另外,由于社会制度、组织形式等也为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了文化的创造,所以文化生态学主张从自然、社会、文化的整体结构、作用及相互关系来研究不同社会、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态和模式。

由此来看,文化生态学是一种综合、整体、全面、动态的社会文化研究,而不是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的某一项内容或某一方面,只有把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联系起来,才能够说明环境因素对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才能够说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孤立地考虑人口、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术等文化因素,就不能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与环境的联系。”(4)文化社会学家司马云杰先生为我们列出了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图,以说明文化生态学研究中文化受自然环境以及各种文化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在这一模式图中,从人类社会依次往外推,各种文化因素相隔越近,对人类的社会化影响越直接;反过来,从自然环境往里推,文化因素相隔越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就越密切,相互影响也越大。因此,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5)

可以看出,文化生态学依据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来解释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是一种联系的、综合的观点,是对文化的整合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特别在现实的情景下,文化生态学理论对现代文化的反思有助于人类、自然及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文化艺术的创造活动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自然因素、地理环境、文化传承、种族社会、经济技术各种综合因素都对艺术的创造产生影响,这些因素既非一成不变,也并非独自影响艺术的创造,艺术作为社会的产物,它的文化生态是完整的,因素是综合的。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ArnoldHaus-er,?—1978)曾经将影响艺术创造的因素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静止或相对静止的因素;另一类是文化的、社会的、可变的因素,这两类因素对艺术创造活动的影响同样重要。“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自然的力量,那么我们就把文化结构的产生看成了‘神秘的自然过程’。

假使我们过分强调意识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会创造出某种没有内容的怪物来。”(22)他指出,艺术创造活动的所有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中发生作用的,而不是依赖于部分“独立的变项”和“不变项”,它是相互依赖的变项之间互动的结果。我们认为,用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来解释自身的创造、发展与传承是一种更宽泛的研究视角。民间艺术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环境、价值观念、信仰观念、社会制度、道德伦理以及经济技术形式等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这些因素既是民间艺术生存发展的基础环境和背景条件,它影响、制约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同时这些因素也是民间艺术体现的重要内容,民间艺术的发展反过来又对这些综合因素有所影响,而这些综合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联系,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整体。丹纳以自然界的生物现象来讲述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生物规律有相似之处是有一定道理的,之所以不能直接转借,是因为文化艺术的人类学研究与自然界的动植物学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

虽然人类与动植物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一部分,但人类又同时是社会化的产物,自然生物世界与人文社会世界既有本质的不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因而艺术的产生、发展和转化不同于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消亡。丹纳所说的环境也并非全面的,而我们所探讨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全面的、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同时还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对于传统民间艺术来说,由于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因素和经济技术条件,文化艺术创造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是显著的,环境因素对艺术创造的影响也是强烈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等因素的发展,自然环境对民间艺术创造的影响也在减弱,这也是历史的现实,但这种变化以及对自然界的控制,对艺术的生存和自然的影响是否是一种进步和必然是既令人深思又需要及时作出判断和决策的。民间艺术既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载体,它是在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的背景下和民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它不仅是民间文化的产物,更重要的还是民间文化的内容和组成部分。民间文化的造物观念、价值观念、信仰观念、社会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形式以及对自然的认识都对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及存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或者说文化的规约。民间艺术的性质和特征是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体现,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民间文化的性质、特征。

那么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就是对民间文化的研究,而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反过来更有助于我们从民间艺术的基础或本质上来认识民间艺术,二者是水融、不可分割的。对民间艺术文化基础和本质的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入、更本质地把握民间艺术的创造活动和发展脉搏,而且可以更为全面、整体、系统地认识民间艺术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向,因为民间文化是民间艺术生存发展的背景和生态基础。民间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是民间艺术得以健全生存的基础,而民间文化生态环境的失衡则意味着民间艺术生存环境的失落。探讨民间文化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特征及其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更全面整体地认识民间文化,协调民间文化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以谋求对传统文化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可持续发展,对民间艺术来说,民间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可以为民间艺术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和传承基因。民间艺术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民间文化生态系统的全面协调为民间艺术的创造和传承提供了优良的土壤,与自然条件、生产技术相吻合的各种丰富多彩、形制各异的民间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体现了民众智慧的民居及相关建筑,反映民间信仰观念、价值观念的祭祀供奉神像及其用品,具有实用功能和社会意义、文化内涵的各种民族民间服装鞋帽及其装饰,还有审美意识强、文化功能突出的剪纸、年画、皮影等等,莫不是民间文化肥沃土地上结出的果实,而各种民间艺术品类及其内涵的衰微或演变,正是由于民间文化生态环境的演化或转变。

我们不能一味地为民间文化的现实境遇吟唱挽歌,而更应该考量民间文化各生态要素之间的变化与民间社会、自然环境及民众自身之间的整体关系,以把握民间文化生态系统发展变化中的协调性。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间艺术的创造活动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认识民间艺术创造的文化生态基础,从而有效地传承民间艺术,这才是一种全面、系统、整体的民间艺术研究。对于民间艺术来说,文化生态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现实社会背景下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的状况。

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同一切理论论题一样,它不只是缘自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理论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现实境遇的认识与理性思考。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和科技文明的巨大进步,人类在充分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环境问题又为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由此,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不仅超越了传统自然生态学的内容,拓宽了生态学的研究领域,而且由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渗透或结合,产生了诸多边缘性或综合性的学科,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从自然界的水土流失、水资源枯竭、空气污染、草原沙化、臭氧层空洞、地球升温、植物变异、动物濒危、洪水泛滥等自然生态的恶化和灾难,到人类情感的疏离冷漠、心理的障碍、伦理道德的变异、精神的空虚、物欲横流、文化粗俗、浮夸功利等人文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艺术生态的失衡和无序,人类不仅呼唤自然生态的伦理观,同时也呼唤文化生态的健全,人们既意识到自然环境的危机,也在感受精神的危机。对于中国民间艺术来说,品类的消失、技艺的失传、功能的庸俗、内涵的肤浅也同样像自然生态一样,在遭受着自然与人为的破坏,要留住传统的艺术,就要守护民间文化的生态,培养健全的文化土壤,正确对待民间文化的传统,才能使民间艺术得以健康地传承,并获得文化艺术的新生。

篇9

[关键词]乔纳森·贝特；生态批评；绿色的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0077-06

[作者简介]方 丽（1965—），女，重庆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生态批评及英美文学研究。（重庆 101331）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绿色的文化批评：英国生态批评研究”（12SKE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Green Romantic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lace： A Study of Jonathan Bate’s Ecocriticism

Author： Fang Li

Abstract： As a pioneer of British ecocriticism， Jonathan Bate reevaluates literary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He digs out a sense of place embodied in the romantic poem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ind and nature. His research has offered an op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romantic poem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atement about Bate’s ecocritical theory. By investigating Bate’s ecocritical discourse about “romantic ecology” and “ecopoetics”，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explored. Comments on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criticism are included.

Key words： Jonathan Bate； ecocriticism； green romanticism

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之后，新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当代西方乃至世界范围的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力量。生态批评的出现，为面临种种困惑和争议的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新的思路，开拓了新的领域。在西方生态批评领域中，英美两国是这一新兴的文学批评模式中两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尝试以关注人类生存前景为出发点的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重审经典文学作品，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广阔的生态学视野。在英国生态批评领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贝特继承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来英国的文化批评传统，把生态学原理运用于文学批评中，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为研究对象，重新审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探讨浪漫主义诗人所具有的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态意识，挖掘这种有机论的自然观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生态批评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先驱。

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

从通行的观点来看，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略晚于美国。美国生态批评萌发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而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一般是以1991年贝特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的传统》（Roman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的问世为标志的。其实，贝特并不是从生态视角研究浪漫主义作家的第一人。早在1974年，美国批评家克罗伯（Karl Kroeber）在其浪漫主义研究中就引入了生态学的概念。①贝特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这一概念的。1977年，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就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一书中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的概念，沃斯特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主要是指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生态思想，同时也提到了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文学家的生态思想。②尽管如此，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真正开始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还是在2001年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出版以后。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中，贝特从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上最早把“浪漫主义”与“生态学”联系起来，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浪漫主义文学进行了重新评估。在这部书里，贝特使用了“文学的生态批评”③这一术语，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④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引发了一股重新评价和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生态批评在英国逐渐升温。

如果说美国生态批评与爱默生、梭罗为代表的美国先验主义文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话，那么英国的生态批评则与浪漫主义研究传统是分不开的。英国的浪漫主义研究传统上至18世纪末，下至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研究中，既有作为政治-历史阅读的外在批评，也有作为审美-形式阅读的内在批评。20世纪以来，无论是新批评、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都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英国浪漫主义，也得出了颇有洞见的结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作品的解读。在对浪漫主义诗歌的重新解读中，以哈特曼和布鲁姆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认为，浪漫主义诗人“寻找的是想象、独立和眼前的快乐……一种超验的自然”。⑤因此，哈特曼认为，华兹华斯并不是一位自然诗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梅甘（Jerome J. McGann）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历史为代价，赋予想象以特权。它寻求超验而躲避现实，文化成为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宏伟的幻想。”⑥哈特曼和麦克干等人对浪漫主义诗人的重新评价，颠覆了前人对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定论，他们以其敏锐的政治-历史意识揭示了浪漫主义作品所隐藏的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这无疑对我们全面理解浪漫主义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这一股席卷全球的批评浪潮的兴起，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却受到了以贝特为代表的英国生态批评家的挑战。贝特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哈特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抛弃了自然，将我们带人先验的想象中；而20世纪80年代以麦克干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又抛弃了先验的想象，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和社会中。21世纪6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是理想主义的标准，赋予想象以特权；8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则是后阿尔都塞式的标准。前者假定人类思想高于自然，后者则假定人类社会经济比自然经济更重要。在贝特看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具有与现实和未来对话的能力，华兹华斯的绿色阅读就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典范。从一方面来看，华兹华斯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在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传统就是尊重地球，质疑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的合法性，这正是当今生态学所倡导的观点；另一方面，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召力，因为浪漫主义预言了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出现的最紧迫的政治生态问题，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稀薄，热带森林毁灭，酸雨，海洋污染等。贝特认为，是时候让华兹华斯恢复“自然诗人”这一称谓了。重新学习华兹华斯看待自然的方式，并不是真正能够对政府有关“绿色”问题的政策有任何影响，其重要的价值在于弘扬环境意识传统的历史。华兹华斯并不是开启这一传统的第一人，但是他对于这一传统有着重要的影响。贝特也指出：“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它并不是如麦克干所说的是一种想象的理论，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和象征的文本。它是一种生态系统的理论，一种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本。”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的前言部分，贝特指出：“文学批评家的目的不仅是诠释，而且也要辩证地论述。批评家总是有选择地阅读文本、让文本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虔诚的19世纪评论家评论华兹华斯时，使用的是宗教话语，自由的20世纪末的批评家们用女性主义话语论述浪漫主义，无论是那时的还是当今的评论，都是强调诗人作品中的某些东西，或没有的东西，以此来满足特定读者的特定的需求。而我希望我对华兹华斯的阅读属于另一类阅读：既是批评家的目的也是作者本人的目的。这样的阅读能够在读者与死去的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会带来某种特殊的享受和对忍耐的感悟。”②因此，《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倡导这样一种观点：华兹华斯让读者懂得如何看待自然世界，如何生活在自然世界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或忍受生活。在浪漫主义诗学中，诗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更存在于自然之中。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手段，更是人与自然界交流的手段。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敬畏着绿色的大地。因为它认识到，离开了绿色的事物，人类从肉体到心灵都无法生存。人类只能在大自然和感觉的语言里，找到最纯洁的思想的支撑，心灵的保姆、引导者和保护者，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

贝特也关注华兹华斯诗歌中有关“地方的想象”的话题。在《浪漫主义生态学》“地方的命名”一章中，贝特探讨了华兹华斯诗歌中对地方的演绎。在贝特看来，熟悉、了解并珍视一个地方有三种方式：一是长期居住此地，二是对地方的命名，三是通过学习有关地方的知识。贝特提到的第二种方式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中作家对地方的命名而言的。贝特认为，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命名就是与地方同化。”我们感觉诗人就在诗里，诗人与一个具体的地方是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华兹华斯，命名是一种想象力的驰骋，也是与大地合一的象征。贝特指出，人对地方的记忆会堆积起来，不断被唤醒，华兹华斯“对地方的命名也是一个唤醒记忆的过程”。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贝特重新审视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概述了由华兹华斯以来包括约翰·拉斯金、威廉·莫瑞斯和爱德华·托马斯等人形成的关注环境的传统，采用“生态学的批评”，将“浪漫主义”与“生态”的概念连在一起，探讨浪漫主义诗歌中反映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理念，重新将浪漫主义诗歌与自然联系起来，挖掘了浪漫主义诗歌中心灵与自然相互交融而产生的家园意识，打开了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种可能性，使我们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当代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新兴的英国生态批评起到了提示、倡导和促进的作用，此后涌现的重新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批评热潮，与贝特的开创性研究是分不开的。

二、《大地之歌》：“生态诗学”的构想

2000年贝特出版了第二部生态批评专著《大地之歌》，发展和完善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在《大地之歌》中，贝特将文本范围扩大到英美两国的现当代作品，从简·奥斯汀（Jane Austin）到伊利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生态价值。

贝特提出了“生态诗学”（ecopoetic）的概念。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哲学思想激发了贝特的灵感。eco-来源于希腊文oikos，意思是“家园”或者“栖居地”。贝特指出“栖居”意味着一种归宿感，一种从属于大地、被大自然所接纳、与大地共存的感觉。它的对立面就是失去家园。这种归宿感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诗意地”生存，生存在审美愉悦当中，生存在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当中；另一个前提就是非常值得地生存，而要做到“非常值得”得生存，就必须尊重大地，对所栖居的大地负责任。在贝特看来，“生态诗学”不应该是政治性的，更不应该是宣传性的，而是提倡“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把地球当作家园或栖居地，这样，才能让诗歌成为拯救地球之所。贝特相信，文学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使用，能够把我们和自然世界重新联系在一起。②

在《大地之歌》中，贝特探讨了浪漫主义诗人对地方的演绎与实践，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地方与浪漫派诗人的环境意识、对地方的感知和意识等方面联系起来，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他试图建构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态诗学”。贝特“生态诗学”的关注点是诗歌所具有的诗性力量，他认为生态诗学是为“他者”代言，尽管生态诗学在自然之外代表“自然”说话，但是生态诗学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诗歌中，寻求人类的权利是寻求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在贝特看来，诗是人类想象和体验的创造物，它从历史和社会中退隐到自然，诗人在自然中享受简单的生活，体验自然审美的快乐。“田园的主题是诗歌的主题，也就是诗本身。”在田园主义的自由、单纯和热情的生活中，人与自身的情感直接地相互融合。诗歌溶解了人的精神和自然，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之间的界限。诗人基于情感的体验与自然交流互动，与自然同在，走向与自然合一的状态。这种与自然的溶合并不是从文明社会中隐退，逃避社会的责任。因为诗人不是批判，而是写诗，使诗歌成为人类在自然中的栖息之地。所有的诗歌都是为人类在自然中建立的栖居之地。如果人类不再因物质的享受而掠夺自然，让自然在人类的心灵中安居，地球就可以得到治愈。“人类栖居着，因为他们拯救大地。如果诗是栖居最本源的进入，那么诗就是我们拯救地球之所。”①

贝特的“生态诗学”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浪漫主义诗人将自然环境与诗人心灵完美地融合起来，打破了笛卡尔式的心灵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等的二元对立，这是浪漫主义诗歌所体现出的最为重要的生态思想。拜伦的《黑暗》告诉我们，当生态系统被破坏，人际联系也会遭到相同的摧毁；济慈的《秋颂》和柯尔律治的《午夜霜》思考的则是我们与其他事物尤其是大地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脆弱的，但却是美丽的，而且对于生态整体性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三、绿色的浪漫主义

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和“生态诗学”使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得到英国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大量相关的研究和讨论。1997年举行的“文学与自然环境会议”，以及1998年的“文化与环境保护主义会议”都有从生态视角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研究。2001年7月由“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协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行了以“长盛不衰（sustaining）的浪漫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从生态视角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解读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2006年6月，威尔士大学浪漫主义研究中心又举行了以“浪漫主义，环境，危机”为主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所有议题都是探讨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政治问题。

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之风也刮到了大洋彼岸的北美学界。专注于浪漫主义研究的美国批评家卡尔·克罗伯（Karl Kroeber）于1994年出版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心灵生态学》（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在此书中，克罗伯提出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的概念。像贝特一样，克罗伯主张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浪漫主义诗歌进行重新评价。克罗伯指出，文学批评应该重新建立与社会其他领域特别是现代生态学的联系，生态学的文学批评关注自然过程和文化过程的相互联系。有关自然的诗歌表达了浪漫主义诗人最深厚的政治义务和责任。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艺术的实用功效不仅负有对社会的责任，还负有对自然的责任。浪漫主义诗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人类最根本的能力，它能使我们与的环境发生互动。想象力在诗歌中得到实现，因此能为解决实际的社会和伦理困境做出贡献。浪漫主义批评家时刻牢记的是，人类是环境最重要的部分，这正是当今社会的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克罗伯看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在文学上首次预见当代生态学概念的文学。”②

2000年9月，“北美浪漫主义研究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了以“浪漫主义和自然”为主题的会议。在同一年，麦克库西克（James Mckusick）出版了专著《绿色写作：浪漫主义与生态学》（Green Writing：Romanticism and Ecology），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及美国自然文学家置于“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写作”范畴之中来加以考察和研究。也在同一年，由史蒂夫（Rosendale Steven）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文学研究的绿化：文学、理论与环境》 （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其中也有“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成果。

如今，“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已成为生态批评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它倡导一种文学生态思想，弘扬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具有一种深切关怀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同时，许多批评家将贝特的研究视角从关注浪漫主义作家的自然思想扩展到关注城市生态以及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浪漫主义时期的生态政治问题。

在近期发表的论文“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学”中，加拿大学者哈钦斯（Kevin Hutchings）认为，华兹华斯提倡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湖区的自然景观，他的诗歌有时也表现出一种认可城市的微妙态度。哈钦斯指出，浪漫主义作家既批判城市空间，也承认城市自然的价值，他们其实也是创立或保护城市绿色空间的倡导者。哈钦斯预测，随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研究的发展，与城市生态学相关的问题一定会在这一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①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的另一个最新发展是当代殖民主义生态学对浪漫主义时期相关议题的解读。比维尔（Alan Bewell）在《浪漫主义与殖民时期的疾病》一书中，采用了一种生态-唯物主义的视角，研究欧洲殖民主义的生物医学的语境。比维尔认为，“殖民化不单是一种军事行动，而完完全全是一种生物学的和生态学的事件。”②在浪漫主义时期，有关殖民主义的讨论中，疾病的意象，远非仅仅是指“有关种族文化焦虑的隐喻的投射，通常是指显而易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实”。③比维尔指出，事实上，殖民主义是由改进思想和文化来建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健康的旗帜下，殖民主义也志在改善殖民的生态环境，以及居住在此环境中的人们（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④

四、结语

在《大地之歌》中，贝特有一段被广为引用的话语：“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显示出种种危机，……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的散发，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和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在改变，风暴日益凶猛。海洋遭受过渡浦捞，沙漠化程度在加剧，森林覆盖率正急剧减少，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在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叩问：我们究竟从那里开始走错了路？”⑤

篇10

关键词：山师东路；改造；生态城市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生态城市设计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1.1 生态城市概念的产生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第11项计划)中提出了“关于人类聚居地的生态综合研究”，首次给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明确提出了用综合生态方法，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城市，这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生态学理论的广泛应用与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生态村落的规划建设与研究。

19世纪80年代，前苏联生态学家扬诺斯基（O. Yanitsky）提出生态城市是人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人的健康和生存环境得到充分保护、物质、能量和信息高效率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一种理想栖境。美国生态学家瑞杰斯特(Richard Register）提出生态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是生态健康的城市。

生态城市的概念反映了人类谋求健康发展的意愿，也反映了人类对人与自然认识的提高。生态城市概念一经提出，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1975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创办了《城市生态学》杂志，各国研究者积极研讨，生态城市的概念不断充实和完善，研究方法不断进步和拓展，生态城市理论不断丰富和升华，生态城市为现代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

1.2 生态城市设计的内涵

从生态哲学角度看，生态城市设计重点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生态经济学观点看，生态城市注重利用绿色能源实现生态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发展；从生态社会学观点看，生态城市注重提高人们生态意识促使人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从城市生态学观点看，生态城市使社会、经济和自然的有机结合，提高城市自我调节的能力，提高城市的持续稳定；从城市规划学观点看，生态城市使人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完全符合人的心理要求。因此，生态城市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经济、社会、环境协调一致为价值取向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

1.3 生态城市设计概念的发展

西方国家对生态城市设计研究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表达了人类对和谐的理想型城市的追求和向往。自19世纪80年代前苏联生态学家扬诺斯基和美国生态学家瑞杰斯特等学者提出了生态城市概念后，生态城市设计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西方国家对生态城市设计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不断召开研讨会，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很多大胆的创新性想法不断产生，新观点、新理论不断推出，大大丰富了生态城市设计的内涵，推动着生态城市设计理论的发展。值得提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鲍罗•索勒里提出的金字塔形城市构想，成为当时最具特点和争议的代表性构想。他认为，在自然界，越复杂的有机体占有的空间越少，随着复杂性的增加，有机体更趋向为内向爆裂或微缩的系统。他设计出了容纳17万人生活，满足人与人、人与城市内外自然环境高度密切联系城市原型图，如图1所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每个家庭都能既面对城市外部自然景观，又能面对高度联系的城市内部本身。鲍罗•索勒里的城市生态理论是一种试图体现建筑学与生态学相融合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理论。它给出，理想生态城市是高度综合且具有合适的建筑高度和密度，在最大限度的容纳居住人口的同时，居民享受着生态化、和谐、美好的环境。

图1. 金字塔形城市构想示意图

我国的生态城市设计起步较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停滞不前之后， 20世纪80年代有了较快的发展。起初的生态建设主要从绿地和改善和控制环境污染出发，进行城市规划设计，总体上体现了生态城市设计的某些要求，但按照城市生态系统的要求还相差甚远，20世纪90年代，我国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生态城市设计学术会议，结合我国实际，积极开展研究，不断完善我国生态城市设计的发展目标，逐渐形成以社会、经济、自然符合生态理论为指导的相对完整的城市建设理论方法体系。1988年生态城市领域著名专家王如松教授出版了《高效和谐—城市生态调控原则与方法》, 对生态城市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96年王如松、欧阳志云的《天人合一山水城市建设的人类生态学原理》为我国生态城市设计建设指出了发展方向。之后，我国陆续进行生态城市建设试点，从此生态城市建设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方向。

2 山师东路改造的背景

山师东路改造是对传统街区进行生态城市建设改造的一个例子。山师东路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位于济南的历下区，南起经十路，北至和平路，全长810米（见图2所示），担负着疏通经十路和和平路这两条主干道作用，然而，由于山师东路附近，高校多，学生多，居民多，文化氛围浓厚，生活品的需求量大。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山师东路成了一条文化商业街道，有经营文化用品、工艺品、服装、小食品、小玩具等各种各类小商品的店铺，也有理发、维修等店铺，车、人、商摊混杂，交通堵塞，卫生状况极差（如图3所示）。此外，房屋的建筑风格不一，道路排水管线不完善，道路狭窄造成车辆拥挤，商业小摊占据道路的情况严重，自建临时房等建筑物压道路红线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改造前的山师东路已经无法承担其应有的交通疏导线作用。而且，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在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今天，山师东路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恶化的购物环境、生活环境与当地的人文环境已经十分不协调，更是谈不上满足生态城市建设的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极大地影响了济南市的省城形象。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济南市人民政府对山师东路进行了彻底改造。

图 2. 山师东路区位图

图3.改造前的山师东路人车混杂

3 山师东路改造中生态城市设计的理念

山师东路的改造从以下五个方面体现了生态城市设计的基本思想。

（1）道路拓宽。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规范和要求，根据道路规划还原了山师东路的道路宽度，人行道与机动车道分开。这样，在提高车辆交通畅通的同时，可以满足行人步行的需求。解决了交通拥挤现象，也保证了交通安全，消除了一些安全隐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符合生态城市设计基本思想，符合城市资源合理分配利用的基本原则。

（2）完善道路排水系统。作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道路的排水系统进行了改造和完善，使其与城市的排水主线相连接，保证道路的雨水及生活用水的畅通，大大改善了道路的环境质量。体现了生态城市设计与建设的基本内容。

（3）道路绿化。在部分保留原有植物的同时，补充了较多的景观植物，并赋予景观人文特征，给山师东路带来了绿色、带来了生机、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环境的改善也促进了人的素质的提高。

（4）店铺的设计。沿街店铺的设计，考虑了布局的合理、美观、建筑风格和色彩的协调、使用材料的环保以及方便街道管理原则。总体效果，改造后的山师东路有利于市容的改观，有利于城市的交通管理以及工商管理，体现了城市的文化文明和城市生态建设。

（5）文化品位的提升。在道路的两侧增加了部分壁刻，有明清时代的市井图、百福字，辛弃疾、李清照词等等，提升了道路的文化品位，这是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注重人文关怀，将人文、自然与社会有机结合、注重人文关怀、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在这种设计思想指导下改造后的山师东路基本解决了交通拥挤、人车混杂问题，改善和提高了居民生活和购物的环境，提升了街道的文化品位，满足了居民的基本需求。因此，山师东路的建设改造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经济的和谐，符合生态城市的基本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见图4、图5所示）。

图 4. 改造后的山师东路道路交通改善

图 5. 改造后的山师东路绿化及文化氛围

4 山师东路改造后存在的不足

尽管山师东路的改造体现了生态城市设计的基本思想，但全面分析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1）按照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在资源紧张的今天，应该更加注重环境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充分利用可持续能源，例如，充分利用成熟的太阳能技术等等，在这些方面，山师东路改造建设中没有充分考虑。

（2）在山师东路改造中，植物、花卉、壁画等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连贯性较差，内容单薄，缺乏互动和生动、生肌和活力，缺乏与人之间的协调，没有达到利用现有的空间和资源让居民得到充分享受、充分文化熏陶、充分满足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按照生态城市设计的要求，改造后山师东路仍然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3）山师东路的商业气息过于浓重。改造后的山师东路店铺的安排缺乏文化气息，造成居民就是单纯的购物，这与生态城市规划的概念的要求是有差距的。

5 对于山师东路改造后的两点建议

对于改造后的山师东路，仍然有较大的优化空间，具体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和节能减排工作。生态城市必须注重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济南位于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理位置，因此山师东路首先应充分重视太阳能的充分利用，为此，政府还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商户节能减排，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2）城市的生态化是各个小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所以，小节点的生态化城市设计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努力增加山师东路的自然特征，景观的人文效果，小范围内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使其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使居民感到温馨亲切。

6 结语

山师东路改造是成功的，解决了长期道路交通拥挤问题，解决了居民生活、购物、娱乐环境恶劣的问题，符合生态城市的基本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基本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是仍存在改进的空间。由此也得到启示：

（1）与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相比较，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尚处于初始阶段，有关生态城市的理论、规划思路、设计方法和管理机制尚在探索之中，同时，生态城市设计以及改造需要多学科专家的积极参与。这就启发我们，设计者、决策者和建设者还需要学习研究，要有超前意识，不断进行思路创新和实践创新。

（2）我国城市建设和改造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必须按照生态城市设计的理念、遵循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进行城市建设和改造，尤其是既有建筑的改造必须坚持高标准、高起点的环境综合整治，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城市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宋晔晧 . 鲍罗索勒里的城市建筑生态学[J]. 世界建筑，1999（2）

[2]黄光宇，陈勇 . 生态城市概念及其规划设计方法研究[J]. 城市规划，1997（6），17-20

[3]刘萍，刘菁 . 城市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J]. 新建筑，1999（6）

[4]景星蓉，张健，樊燕妮 . 生态城市及城市生态系统理论[J]. 城市问题，2004（6）

[5]梅林 . 泛生态观与生态城市规划整合策略[D]. 天津大学城市规划设计，2007（1）

[6]王祥荣 . 城市生态规划的概念、内涵与实证研究[J]. 规划师，1997

[7]沈清基 .论城市规划的生态学化—兼论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的关系[J]. 规划师，2000（3）

[8]王榕杰，任婷婷，李楠楠 . 广义生态化城市设计[J]. 中国城市林业，2006（6）

[9]任倩兰 . 生态城市：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浅议[J]. 长沙大学学报，2000（6）

[10]周彝馨 . 如何在城市设计中焕发传统居住区的活力-广州文德路地区总体城市设计[J]. 建筑与文化，2008（3）

[11]毕涛，鞠美庭，孟伟庆，路立 . 国内外生态城市发展进程及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对策[C]. 1994-2010

[12]刘佳燕 . 社会关怀的回归：关于城市规划本质的反思[J]. 研究-社会和规划 2008

[13]刘宛 . 城市设计实践的特征[J]. 城市设计 2003（1）

[14]刘宛 . 城市设计的范畴及要素[C]. 城市规划汇刊 2003（1）

[15]刘宛 . 城市设计理论思潮初探[J]. 国外城市规划 2004（4）

[16]高军波，张润朋 . 基于城市本质认识的城市规划模式探讨[J]. 城市规划 2008（8）

[17]侯 蕾，夏奇星，陶金莎，张宏兰 . 夏热冬冷地区城市设生态策略研究[J]. 2009

[18]翟宝辉，王如松，陈 亮 . 中国生态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R]. 中国建材 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