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系统理论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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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在情境中；生态系统理论；增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30-02

一、人在情境中

20世纪初 Mar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 在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中都推行“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范式。例如，Marry Richmond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中提出“在情境中理解行为”，强调利用环境资源以促进案主的改变和提升（Goldstein，1995；引自曾华源等，2002）。这一点奠定了社会工作从环境角度理解和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框架，检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提升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目标和手段。之后心理暨社会学派的汉密尔顿提出了“人与环境”一词，并用其来界定社会工作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社会学派的托尔（Towle）正式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许莉娅等，2004）。随着社会工作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人在情境中”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实务原则。Holis（1964）明确指出个案工作的核心观点在于“人与他的情境”（person and his situation）。到了80年代，在对个案工作的概念界定中都广泛提及人与情境视角，关注社会与个人的背景（Goldstein，1996；P91；引自Cornell，2006）。随着精神分析和心理诊断治疗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社会工作于是将“人在情境中”这一概念纳入到其定义之中。在1987年，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等权威机构将社会工作界定为以“人在环境中”为基础的知识和理论以及服务（Northen，1995，P8；引自Cornell，2006）。“人在情境中”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核心。

“人在情境中”在英语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person-in-situation”，另外一种是“person-in-environment”。

心理暨社会学派使用的就是 “person-in-situation”这一表达方式，强调情境为个人的“situation”。该学派的“人在情境中”指个人受到其生存环境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人的内心事实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常处于交互作用状态，因此必须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许莉娅等，2004：23）。“person-in-environment”由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于1994年正式使用，“人在环境中”指用以描述案主的人际、环境、心理与身体健康状况的知识系统，该系统兼顾了案主的问题和能力，强调问题不止来源于个体特质同时也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复杂性（Karls&Wanderl，1997；引自曾华源，2006）。

尽管“人在情境中”的表达方式不一，词汇背后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也不相同，综合而言，无论哪种表达方式都包含了三个层面：人的层面、环境的层面、人与环境关系层面。不同的理论对人的层面、环境层面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将根据这三个维度比较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

二、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比较

（一）人的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相信人的能力，认为个人是主动的有目标的，有能力为自己做最好的决定和选择，实现自我的发展。人的发展能力包括人际关联能力、胜任力等。人际关联指个人拥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始于亲子间的依附关系的建立，并因此建构了个人在未来生命周期内所发展出来的各种互惠性的照顾关系。胜任力指通过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而建立的个人掌控环境的能力，包括自我的效能感、建立人际关系、做决定的能力、获取资源和支持的能力（郑丽珍，2002：258）。

增强权能理论认为应将人视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人。每个人都不能缺少权能，个人的权能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要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个人需求不足或者出现问题无法实现自我，主要是因为人受到来自于环境本身的压迫，而产生无力感、边缘化、缺权化（郑丽珍，2002），因而无法与环境进行交流，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间行使决策权力的机会。增强权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在人性的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强权能理论都对人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相信人的价值和能力。将个人的问题与环境的状况联系起来，避免对人问题笼统道德化的归因。

（二）情境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借用生态学中的“栖息地”一词来指代环境，栖息地指个人所在的文化脉络中的物理以及社会环境。首先，环境是结构性的。环境系统化分为不同层次。其认为个人所在的系统层次是一个层层相扣的巢状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微观、中介、外在、宏观系统（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郑丽珍，2002：260）。同时，生态系统也将时间纳入到情境场域之中，主要指人的生命周期（life coerse）。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人生命历程随着社会改变而改变，不仅包括家庭、学校、工作以及社区的改变，还包括社会思想、价值和观念的改变（Riley， 1997；引自Germain&Gitterman，1995）。时间维度又可以具体包括：个人时间、历史时间以及社会时间（Germain&Gitterman，1995）。

增权理论的目标在于协助案主获得掌控生活空间和发展的动力，以降低社会情境的压迫。其所说的社会情境主要指社会经济结构下形成的情境，包括主流意识信念、社会阶级地位落差、社会权利不均、社会标签和控制因素等（郑丽珍，2002b；引自曾华源，2006）。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人们无法有效地从主流的社会环境中获取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社会主流环境排斥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地被边缘化，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弱势群体感到改变无望，产生无力感。

在情境层面上，生态系统理论对于情境的定义非常广泛，基本上将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其中，建立了一个综融性的系统体系。尽管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包含的情境意义广泛，但其更强调面向人的情境，人生活的环境呈现由近及远的分层分布状态。相比之下，增权理论则更强调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的环境，个人的自我实现无法实现其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和机构的不公平，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受到制度的压迫和钳制，无法获取成长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机会。

（三）人与环境关系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自身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思维（ecological thinking）”（Germain & Gitteman，1995），认为人在情境中是一个联合的交流系统，人与环境互相影响，形成一种互惠性的关系（郑丽珍，2002：257）。互惠性的关系体现在人与环境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相互影响的。人的改变会影响环境，受到影响的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个人。人作为环境的主体，个体问题在于个体能否适应环境，也取决于个体与环境间是否能维持良好的调和度。首先，个体依赖于环境。个人在不同的成长发展阶段需要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获取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如果个人胜任能力不足，就将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满足其需求，从而导致个体的问题。其次，个人需要适应环境。个人为了持续地从系统中获取资源以维系自身，需要与环境保持适度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称之为“调和程度（person-environment fit）”（German&

Gitterman，1995）。人尊重环境，如果个体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超过了环境的能力，那么就会逐步造成环境各系统的污染。人类一旦无法从环境中获取维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理、认知、情绪和社会发展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解组或死亡（郑丽珍，2002）。考虑到环境本身的结构可能也会对人产生的限制与障碍，即环境对于个体也产生反作用。

增权理论相信个体的问题不在于个体本身，而在于环境的压迫和限制。环境中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权能障碍。直接权能障碍限制个体获取物质资源，间接权能障碍指缺少维系社会均等的资源结构和社会价值，个体缺乏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无法实现自我价值（郑丽珍，2002）。缺乏权能将导致无力感，个人因而无法有效地与环境进行交流，长此以往，弱势的个人将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在心理上会逐渐接受并内化主流环境对于他们的标签，逐渐缺乏改变的动力，弱势群体更加被边缘化。

回到人与情境的关系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展现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人在情境中表现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惠交流关系。人通过提升胜任能力与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环境也会产生好的人际关系（曾华源，2006）。增权理论关注人与环境之间是循环关系（曾华源，2006）。其逻辑在于：社会结构的压制导致微观层次个人的无力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转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个体想要改变自己的境遇，首先要通过意识的提升，看到环境对于人的压制，提升改变的能力，才能去改变社会结构。

三、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介入策略比较

对于界定问题的来源会影响社会工作处遇模式的方向和策略。根据上文的讨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对案主问题的成因持不同的观点，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介入模式。

依据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在生命历程中的事件会被界定为“问题”的，经常是发生在人与环境复杂的交流系统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并进而产生压力或危机的感受，称之为“生活的问题”（German&Gitterman，1980，1996；Pardeck，1996；Hartman，1983；引自郑丽珍，2002：265）。具体而言，生活问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困难的生活转型或创伤性实践，指的是个人与家庭生活周期阶段的交替和演变，包括生理和社会的变动，预期与非预期的，长期或突发的，这个会带来个人地位和角色的改变；（2）环境压力，个人从环境中获得资源以增进自己的适应能力，但环境本身的结构也会阻碍个人的适应性发展，比如不平等的机会、难以应付和没有回应的组织都会影响个人的生活；（3）功能失调的人际过程，包括剥夺、不协调的期望，不良的人际过程都会影响个人生活的结果和对环境的应对（Payne，2005；引自何雪松，2007：91）。

基于此，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生命模型”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干预的对象包括个人、家庭、次文化、社区等各个层次系统，综合各种工作手法，通过多元和多面向的干预策略而增进个人适应能力或者加强或建立社会支持以达成个人与环境的调和度。具体的干预手段例如：增进适应性的技巧以降低个人源于压力而产生的挫折感；增进个人的能力以去除环境障碍，增进个人的人格动力等。当然，生态系统理论看到了环境本身可能对个人造成影响与困扰，强调环境改变的重要性，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分层，环境改变的重点是个人生活所处的微观与中观层面，对于大的社会制度等宏观情境的改变社会工作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增权理论认为个人的问题在于社会环境与结构，而不在于个人本身。个人受到环境的限制和压迫以及长期的负向对待，因而缺乏权能与资源发展和实现自己。那么，增权理论的干预策略在于增强“权能”。“权能”，即权力与能力，指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发展的各种有利动力，也指个人对自己受压迫处境的意识提升。社工主要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增权：（1）个人层次，使个人觉得他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2）人际层次，指帮助个人获得和他人合作促成解决问题的经验；（3）环境层次，改善社会制度或结构。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介入焦点都包括个人和环境，但是生态系统理论更强调个人的改变以适应环境，强调适应性仍说明了生态理论假设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压制了激变社会变革的可能性（Payne，1991；引自周玫琪等，1995）。增权理论试图增强个人的权能以改变受到压制的环境，相比之下更注重社会环境的改变。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对于“人在情境中”的诠释不同，但是两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是融合的。生态系统理论在策略上同样也强调增权。增权是生态系统理论生命模式的重要实务原则之一（for example， Lee， 1994； Simon， 1994； Solomon， 1976， 1982；引自German&Gitterman，1995）。增权策略适用于“生活模式”的各方面。例如，对于个体进行增权，提升个体的自尊、胜任力、人际关系能力等（German&Gitterman，1995）。同样，在增权理论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利用生态系统对于环境的结构化框架分析案主面临的境遇，为增权提供了介入方向。

四、小结

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都强调“人在情境中”，关注个人和环境的关系。通过人的维度对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对于“人在情境中”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毋庸置疑，两者都对“个人问题”和“公共议题”进行了区别化对待，看到了个人问题背后存在的环境因素，避免了对个体道德化的归因。生态系统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人与环境综融性的分析框架，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在实际的操作上有诸多的限制，强调对于案主适应环境，使个体仍然顺从于主流的社会压力与结构，忽略了案主的主动性。相反，增权理论弥补了生态系统理论，首先强调环境中的压迫与限制，试图由个体的自我成长汇集成大的社会改变和社会运动（Torre 1985，引自郑丽珍，2002）。

通过对应性的比较分析，尽管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各自的假设与理念存在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没有哪一个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这提醒我们必须以整合理论的视角看待人的问题与需求。

参考文献：

[1]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佩恩.当代社会工作理论：批判的导论[M].周玫琪，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3]宋丽玉，曾华源， 施教裕， 郑丽珍.社会工作理论——处境模式与案例分析[M].台 北：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2

[4]许莉娅 .个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曾华源，黄俐婷.心理暨社会派、生态系统观点及增强权能观点对“人在情境中“的诠释比较[J].东吴大学学报，2006，6（14）：63-89.

篇2

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维基百科.生态学 [EB] [2010-12-16]：zh.省略/wiki/%E7%94%9F%E6%80%81%E5%AD%A6.

[2]邹冬生，高志强主编.生态学概论[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3～6.

[3]邹冬生，高志强主编.生态学概论[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2.

[4]曹凑贵.生态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5]庄悦群.从生态位到可持续发展位:概念的演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4 )：1.

[6]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J].云南档案，2011(3)：53～54.

[7]葛翠玲.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J].兰台世界，2007(7下)：35～37.

[8]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J].档案与建设，1998(4)：12～14.

[9]刘越男.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J].档案学通讯，1997（4):37～40.

[10]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J].档案与建设，1998(4):12～14.

[11]纵浩.论生态档案馆.宿州学院学报[J].2005(1):103～104,142.

[12]吴端端.档案的“生态位”.中国档案[J].2003(7):38.

[13]李伟.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兰台世界[J].2005(8)：85.

[14]徐欣云，黄建连.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J].档案学通讯，2009(2):26～29.

[15]吴文斌，李亚珍.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 [J].兰台世界，2007(7上)：13.

[16]陈愚.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D].成都:四川大学，2005年5月.

[17]杨道玲.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J].上海档案，2003(4)：36～39.

[18]程颖.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J].湖北档案，2010(10)：12～14.

[19]金波，汤黎华，何伟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J].档案学通讯，2010(1):54~57.

[20]张东华，鲁志华.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J].湖北档案，2010(8)：12~14 .

[21]百度百科.文化生态[[2011-7-13] .baike.省略/view/897522.htm.

[22]百度百科.生态管理[2011-7-14] .baike.省略/view/3601184.htm.

篇3

一、金融生态的理论发展

（一）、生态系统学

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仿生，生态系统指由生物群落及其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泰斯勒认为生态系统是指生物有机体及周围一切空间和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生物有机体的环境共同组成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协调，共同形成的具有统一功能的系统。

自然界有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但各类系统基本上有两部分组成，即生物群落和物理环境，或叫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其中生物群落是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构成，物理环境是各种生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和条件。所以生态系统是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物理环境体系构成。

生物群落和物理环境是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平衡是在生物体演进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样的生态系统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就具有不同的生物群落和物理环境，所以不同的生态系统就具有地域性的特点。而生态系统不同的角色各司其职，相互维持与制约，循环往复，并进行自我修复，具有自我修复和完善的功能。

（二）、生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即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及其矛盾运动发展规律的学科，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结合上，围绕着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生态经济结构、功能、规律、平衡、生产力及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的宏观管理和数学模型等内容，旨在促使社会经济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美国海洋学家莱切尔卡逊在1962年首次真正结合经济社会问题开展生态学研究。几年后，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系统是稳定的，经济系统是增长的，生态系统供给的稳定性和经济系统的渴求增长性之间的矛盾必须要经过协调才能更好的发展。

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有生态经济基本理论、生态经济区划、规划与优化模型、生态经济史。这些研究内容就主要包括了社会经济发展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条件与生态需求，生态价值理论，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三）、金融发展理论

1、金融发展理论的概念

主要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系，即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

格利和E.S.肖分别发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从而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他们相信金融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确立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体系，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适当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使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行程。金融约束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进入新金融发展理论研究。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二、金融生态的内涵

参照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分析，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的构造原理以及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可以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解为金融主体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

金融主体，既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即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些直接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主体，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也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主要是指接受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的个人、企业、机构和政府，还包括那些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那的第三方，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金融咨询评估机构等，也包括以制定政策，确定规范，进行调控和实施监管为职能，从而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应之种类、规模、价格、质量、范围等的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

金融生态环境，指的是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以及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

徐诺金认为金融生态，又可称为金融生态体系，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在这个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也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影响的。一方面，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主体得以生存的活动空间，它决定着金融主体的生存条件、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金融主体则以主动及被动的方式接受金融生态环境与制造其生态环境。（作者单位：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011年校级课题一般项目《贵州省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篇4

“商务生态系统”这一概念首先是由JamesF.Moore在他的著作《ThedeathofCompetition：LeadershipandStrategyintheAgeofBusinessEcosystem》中提出的[1]。这个概念的灵感来自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学认为，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为环境的关系，并且生物的多样性和共生性是生物界生存和发展的普遍要求和规律。众多的生物以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其他生物提供共生的环境和条件，同存于一种共生体之中，共同进化和优化。JamesF.Moore指出商务生态系统正是模拟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以上这些机制。众多的商家、企业作为有生命的经济实体，同时还作为经济细胞，组成和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功能协调、优势互补、和谐增长的共生共荣的生态环境。

二、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新商务生态系统

电子商务环境与传统商务环境相比有显著的区别。从传统意义上说，企业必须在一个特定的行业内进行竞争。但电子商务环境下，一方面，原来处于各个封闭“湖泊”中的不同行业，由于Internet这条“电子运河”而沟通起来，竞争范围改变了。另一方面，虽然目前有些企业采用了MRPⅡ、ERP、CRM、SCM系统等，但合作伙伴之间的电子化连接（Electroniclinkage）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接口薄弱，难以实现信息实时的、同步的共享。通过先进的电子商务技术（如XML、OBI等）和网络平台，可以灵活地建立起各种组织间的、高效的电子化连接，如组织间的系统IOS（Inter-organizationalsystem）、企业网站、Extranet、电子化市场EM等，将伙伴企业各个业务环节孤岛连接在一起，从而大大改善商务伙伴间的通讯方式，使组织间的信息和知识的交换量与交换速度大大提高，为形成新商务生态系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针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复杂性，新商务生态系统不仅是一种实施电子商务的战略途径，也是一种管理理念的创新[2]。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战略的制定应考虑如何建立新的商务生态系统。与系统中的各成员共创新的集成化商务模式和技术标准，共享知识，协调与各成员的关系，并根据商务生态系统发展不同阶段（开拓商务生态系统、商务生态系统的扩展、对商务生态系统的领导、自我更新）的特征和自己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培养自身的核心能力，而不是急于攻击其他企业的领导地位或驱逐弱者。商务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会给企业带来更强的生命力[3]。

三、新商务生态系统的研究状况及其与当前其他管理思想的区别

商务生态系统亦区别于以产品或任务为目的而组织的动态联盟（VirtualEnterprise），动态联盟是建立在机遇产品基础之上，由多个各有专长的敏捷型企业利用各自的特长联合起来进行机遇产品的经营生产，产品生命周期一旦结束，联盟也自行解体，动态联盟把追求最大程度的敏捷性作为目标。从系统论的角度，商务生态系统则是为适应环境变化而组成的共同体，其形成原因与动态联盟是有区别的。

四、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应用分析

（一）英特尔公司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英特尔的投资范围涉及世界各地多达425家高科技或与之相关的公司，是个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商，其通过庞大的投资来形成企业协作网络从而实现互联网战略的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英特尔公司为了完成从芯片生产商到互联网建筑模块生产商的转变，仅在2000年，英特尔就收购了12家公司和企业，收购总额约60亿美元。

英特尔庞大的战略投资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初是在PC机和芯片相关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现在主要是在一系列有助于全球性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内容和服务发展的领域进行投资。在进行投资时，英特尔着眼于一个整体的生态均衡环境，进行系统化投资，以弥补服务器、客户端、网络、服务和内容等方面的技术或内容的“差距”。接受英特尔投资的企业不仅可从英特尔的财政资助中获益，还可利用其带来的大量与互联网相关的计算平台和网络的专门技术，并可与其他同行协同制定技术标准。通过和那些不断开拓前进的公司合作，英特尔的工程师可更大范围地接触各种理念，这对公司未来的产品和技术开发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

（二）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阿里巴巴不是单独依靠自己的企业在为消费者创造价值，阿里巴巴现在的成功是通过自身建设的平台来主导整合庞大的系统成员架构了一个强大的商业生态系统[4]。

阿里巴巴通过提供诚信通服务产品建立诚信体系使得整个系统从中受益，而且诚信通产品对诚信的评估标准和程序很大一部分授予给了用户和合作伙伴，例如，诚信通产品中的商家认证交给新华信、华夏和邓白氏等第三方认证机构，诚信档案由网商主动反馈的记录构成，阿里巴巴并不需要维持复杂并且昂贵的中央监控和诚信评价系统。

阿里巴巴对网商提供各种服务来帮助网上交易。例如，防骗打假的培训，提供贸易通产品帮助网商即时联系，阿里巴巴对网商的服务从保姆式转向教练式，鼓励网商参与到信息的维护中来，使网商成为系统中的主角，并有配套工具方便用户。

阿里巴巴更大的价值空间是由系统中的成员来创造完成。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阳光、空气、水和土壤不可缺少，阿里巴巴捏合的诚信、商机、互动和规模这四种要素对于其商业生态系统也是缺一不可，而且神奇的是，仅仅这四种要素就能孕育出网商生命体自我成长。

阿里巴巴不但在创造价值，他还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分享自己所创造的价值。阿里巴巴向网商提供服务产品收取的费用相对于阿里巴巴为网商创造的价值是物有所值的，统计数据显示，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的成交机会是普通会员的6倍，这给会员带来的价值远大于他们的支出，因此阿里巴巴付费会员迅速增长。

（三）易趣和淘宝商务生态系统的竞争

在淘宝决定进入市场之前，易趣是明显的领导者，独霸C2C交易市场。淘宝进入这个市场之前，由于无法与易趣抗争于是采取了瓦解易趣商务生态系统的策略：免费。用户交易、登陆都是免费的。这招武器很有威力，虽然一开始易趣的主流卖家不会流失到淘宝，但是那些无法在易趣挣到钱而又要交店铺费的小卖家和学生卖家都会加入淘宝，包括易趣有些卖家同时也会在淘宝开店，因为这是零成本和有收益期待的。总结来说淘宝的策略就是：烧钱开路，铺入大量资金营销。淘宝期待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更大的商务生态系统，引发网络正反馈循环：随着人气的增多，交易增加，卖家会更积极投入增加；卖家增加反过来又吸引买家不断加入登陆平台。

淘宝网总价值：投入的资本+网络的价值=易趣的总价值：运营的收益+网络的价值。

奥秘在于：为了维持这个等式，最初淘宝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易趣没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淘宝网网络价值的增值（网络价值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用户规模和交易量来衡量），于是同样的等式下，淘宝网络价值的增长大于易趣网络价值的增长，而由于运营的收益与网络价值是正相关的，为了维持等式，淘宝网投入的资本量会越来越小，或者说投入同样的资本量，淘宝的网络价值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易趣要么有所投入，要么找到增加网络价值的新方式，例如，易趣目前所做的将国内平台和国际平台对接，为用户增加外贸机会的举措以及重新准备投用第三方担保支付模式等等。

五、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启示

未来的竞争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商务生态系统和商务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变化的，没有人能够完全预知未来，一切取决于企业的智慧和应对策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哪个企业胜出取决于哪一方的系统更有竞争力更有价值，双方都要慎重考虑自己的生态体系是否更有竞争力。

现在的企业从事电子商务从更确切的角度讲，不是采用了一种新的工具和技术或营销手段，而更是在接受一种新的商业理念的启蒙，从接受电子商务实践电子商务的那一刻起，整个企业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进入了一个转型的轨道。

电子商务是ICT和商业这两个互相具有强关联性的要素直接碰撞的果实。因此，电子商务产业内必然首先遇到并首先实践一个或几个核心企业，在前所未有的空间内大规模相互协调，将资源集中起来，甚至将消费者也融合进来形成一个共同进化的生态体系。

商务生态系统超越了传统的行业界限，它既可以在常规的行业界限内部成长，也可以跨越常规的行业分界线，这种理论方法适合于电子商务突破行业范围的特性。商务生态系统理论不仅提供了理解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各种战略联盟的方式，也可以从新的角度系统地思考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正确的战略，预测潜在的变化，采取恰当的行动，并有效地规避和减少风险，从电子商务中充分获益。

参考文献：

[1]詹姆斯·穆尔.竞争的衰亡[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王兴元.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研究意义[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2）：175-177.

[3]赵湘莲，王娜.商业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绩效评价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8，（7）：72-75.

[4]杨艳萍，李琪.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企业竞争策略研究[J].科技和产业，2008，（9）：72-74.

篇5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瓦伦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贫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贫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趋势[1]。 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有一张显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消息称我国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201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举办的“社会性别与贫困”论坛会再次提出，我国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村女性贫困具体表现为：女性参与教育、政治决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和比例明显少于男性，她们的教育权、社会参与权、文化消费等权利明显不足。确切地说农村女性贫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贫困。因为文化贫困很难用数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忽视文化贫困治理” [2]，因而一直难以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贫困。文化贫困容易产生，从而加剧经济贫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结构性改变？导致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够有效改变这一状况？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置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之下，分析并尝试解答上述问题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

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 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 （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 （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3]。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三、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 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4]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5]。 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

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 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 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7]。 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8]。 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8]。 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9]。 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

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四、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

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0]。 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11]，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对于无法可依的家庭问题，国家有义务在保证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不受损害原则下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女性实现功能性活动自由的困扰；坚持有法必依的原则，特别是在关于土地分配与补偿的问题上，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回应女性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受损问题；切实维护农村女性合法权益。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如农村女性土地承包权被剥夺、财产权受侵害等问题。

（三）宏观层面：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并非仅仅是微观的个人现象，宏观社会环境中的障碍是导致其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解决尤为必要。

篇6

关键词：大数据;资源观;快递业;生态系统;文献研究

大数据技术领域已经进入到应用创新阶段，并正在形成一种普惠式社会化创新模式。2015年9月，我国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要加快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深化大数据应用和大数据战略。地方政府也开始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大数据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涉及创新资源的来源、创新模式、创新产出等每一个环节，改变了常规的创新生态范式。在此背景下，创新生态系统将被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被深入研究，而探究大数据背景下的创新资源共享机制问题也成了当前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课题。

1大数据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综观国内外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大数据研究成果多侧重于大数据的获取、存储、处理、挖掘和信息安全等信息科学方面。随着大数据的日益兴起和全方位的应用实践，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探讨大数据的应用，特别是基于我国国情的实践应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大数据在管理学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冯芷艳等(2013)抛出大数据背景下的三个重要研究方向，即社会化的价值创造、网络化的企业运作、实时化的市场洞察；随后徐宗本等(2014)结合大数据环境下管理与决策研究与实践所呈现出的新特征，指出理论与实践范式、产业与生态系统治理方面都面临重大挑战；党倩娜(2014)、何军(2014)等阐述了大数据对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为大数据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杨善林，周开乐(2015)指出大数据是一类重要的战略性信息资源，提炼了大数据资源中存在的诸多关键管理问题，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李涛，高良谋(2016)深入探索了“大数据”时代下开放式创新发展趋势，从研究方法、过程、层次三方面总结了未来的研究建议。(2)大数据在管理学领域的实践应用研究：王举颖，赵全超(2014)构建了大数据环境下商业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王长峰(2016)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生态系统的多元开放式企业创新平台，充分利用各种大数据资源为企业创新研发服务。余义勇，段云龙(2016)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企业管理创新模型，并据此提出大数据下的企业管理变革模式。杜元伟(2016)、计国君(2016)等学者分别构建了大数据环境下双层分布式融合决策的方法步骤及基于大数据驱动下供应链服务创新的决策框架。刘婵，谭章禄(2016)结合企业大数据特性，提出大数据条件下企业数据共享方式的选择准则。张影等(2016)针对大数据背景下的云联盟数据资源多服务问题，构建了云联盟数据资源服务组合模型。这些学者的宝贵建议有效地指明了大数据在管理领域的发展和研究方向，也很好地从管理领域不同视角论证了大数据资源的巨大潜在价值，但关于对大数据环境下具体的管理与决策问题研究尚处于站在不同角度或环节的探索阶段，未形成系统研究体系。

2创新生态系统有关资源问题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2004年“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被正式提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源起生态系统理论，研究的核心基础理论包括：演化经济学，战略管理理论中的产业竞争理论、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关系视角理论，创新管理理论中的开放式创新。基于战略管理理论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强调资源对于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创新生态系统中有关资源的问题：(1)资源的定义：JorgMusiolik(2012)对创新系统资源进行了定义，认为系统资源是技术创新系统中成员间的交互产生的；(2)基于资源的系统构成：李恒毅，宋娟(2014)通过分析各类资源的形成机理、相互关系及其在系统构建过程中的作用，研究新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姚铮等(2016)研究了新产品开发中不同程度网络－技术资源组合对新产品开发市场绩效与风险的作用机理，为提高产品创新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决策支持与理论依据；(3)资源的共享机制：戚湧(2013)等提出通过搭建高效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提高协同创新主体资源共享；张亚明，刘海鸥(2014)从共享理念、共享机制以及共享环境多个维度提出促进资源共享的对策建议。目前，对于大数据环境下创新生态系统的边界确定、大数据资源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机理缺乏深入研究。未来，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如下方面：首先，理论方面，亟待从理论与多理论的逻辑出发寻找解释创新生态系统各层次不同主体与创新资源的关系、资源共享机制，各类资源的逻辑关系，基于资源的利益分配对策；其次，研究方法上，既能精确地分析创新生态系统内创新资源的变化，又能讨论外部环境大数据资源的变化，并可分析各利益主体资源共享过程中的行为演变。

3快递业研究现状及评述

国外对快递业发展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网络设计和优化问题、技术市场监管和行业的回顾及展望。全球快递协会(GEA)迄今为止已经对包括中国、美国、荷兰、英国等在内137个国家的快递市场容量、市场准入政策和关税壁垒进行了分析。在快递业总体发展研究中，2005年5月牛津经济预测团队的《TheImpactofTheExpressDeliveryIndustryonTheGlobalEconomy》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并被众多快递领域的研究者不断应用。该研究报告以多个国家的真实案例和调查问卷数据为分析基础，核心内容如下：对全球快递业经营规模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估计；对快递业在促进贸易以及强化贸易优势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对快递业在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吸引投资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对快递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影响)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对于那些对快递业发展有限制作用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国内对快递业发展的研究重点与国外相比，大量研究集中在对快递产业的竞争力战略、发展趋势及产业链方面。对中国快递业发展的研究国内较具代表性的是由中国快递市场研究课题组2006年著写的《中国快递市场研究报告》，该报告主要分了三个研究板块：对快递业的整体研究、专题研究和快递业相关政策法规研究。匡旭娟(2008)从动态演化视角研究快递业，运用运输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并解释了快递业资源、产品、网络经济与快递网络形态互动反馈的内在机理。苑春荟(2011)基于产业链视角，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昝兴勇(2011)建立了快递企业的价值链模型，设计了5种快递价值链类型，详细分析了快递企业价值链对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并对快递企业商业模型创新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季彤(2012)运用SCP范式理论归纳出了影响快递业发展的微观因素；运用产业关联度理论确定了影响快递业发展的宏观因素；再者，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定量分析了相关产业与快递业的关联度，提出了与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议和措施。杜艳(2013)对中国快递产业链进行了全面分析，绘制了中国快递产业链结构模型，并对快递产业链的形成机理、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促进中国快递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倪明，孙潜(2013)在回顾与总结当前快递业运营模式的基础上，结合SDN理论，提出快递业新运营模式，并对其优势进行分析。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关于快递业发展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以产业链理论专门分析快递产业发展的研究甚少；二是缺乏对互动环境下快递业发展的动态分析。

4结语

基于前述文献研究，基于大数据资源观的快递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必须紧扣创新系统理论强调的“主体之间相互依赖”和生态学强调的“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审视“大数据”时代快递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环境、运营模式、合作方式、客户市场等特征，剖析“大数据”时代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内在机理和外部机制，优化以“大数据”资源为基础的快递业关键创新业务和活动流程，分层次分体系构建一个良好的快递业创新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冯芷艳,郭迅华,曾大军,等.大数据背景下商务管理研究若干前沿课题[J].管理科学学报,2013(01).

[2]陈劲,金鑫,张奇.企业分布式创新知识共享机制研究[J].科研管理,2012(06).

[3]党倩娜,罗天雨,曹磊.多维视角下大数据领域技术创新演进、前沿与特性[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08).

[4]徐宗本,冯芷艳,郭迅华,等.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前沿课题[J].管理世界,2014(11).

[5]王举颖,赵全超.大数据环境下商业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6]资武成.“大数据”时代企业生态系统的演化与建构[J].社会科学,2013(12).

[7]杨善林,周开乐.大数据中的管理问题:基于大数据的资源观[J].管理科学学报,2015(05).

[8]符栋良,杨忠直,乔军华.利益分配机制对研发网络合作均衡的影响[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4(05).

[9]张廷海,韩玮.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博弈均衡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4(03).

[10]李春发,李建建,李井锋,等.基于委托关系的生态产业链均衡研究[J].管理科学,2011(03).

[11]胡园园,顾新.创新环境和开放程度对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5(02).

[12]蒋石梅,吕平,陈劲.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综述——基于核心企业的视角[J].技术经济,2015(07).

[13]赵放,曾国屏.多重视角下的创新生态系统[J].科学学研究,2014(12).

[14]季彤.快递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D].南京邮电大学,2012.

[15]倪明,孙潜.快递业运营模式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3,12(1).

[16]张敏,刘玉佩,朱明星.国际大数据领域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路径分析[J].情报科学,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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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城市 含义 研究状况

一、生态城市的含义

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但其概念迄今仍未达成共识。

1984年,原苏联生态学家扬诺斯基提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式,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展,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得到有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一种理想环境。同年,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认为:生态城市是自然系统合理、经济系统有利、社会系统有效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Register)提出,生态城市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健康与活力。他认为生态城市是生态健康的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并与自然和谐共居的聚居地。

欧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居住区十项关键原则。杨开忠教授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生产性并有利于人们生存的城市。”

我国学者黄光宇教授等认为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我国著名学者黄肇义、杨东援在总结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生态经济理论,提出了如下定义: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

二、国外生态城市的研究

1820年欧文提出“花园城”的概念,倡导花园城镇运动;1898年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在城市规模、城乡结合、人口密度、绿化带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划,在其影响下,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一些花园城市。

20世纪以后,以美国芝加哥学者帕克的《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几点建议》(1916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雅典》(1933年)、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世界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丹尼斯L.米都斯等的《只有一个地球》(1972年)为代表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对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环境恶化的担忧,这引起人们更加关注保护生态环境,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较早涉入城市生态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曾组织召开了多次有关该领域的地区和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陆续召开一系列生态城市研讨会。

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研讨会,与会的700多名专家学者就如何根据生态学原则建设城市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并草拟了今后生态城市建设的十条计划。

1992年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举办了第二届国际生态城市学术研讨会。大会就生态城市设计原理、方法、技术和政策进行了深入具体地探讨,并提供了大量研究案例。同年美国在加州的伯克利实施了生态城市计划。

1996年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举行了“第三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会议进一步探讨了“国际生态重建计划”。2000年在巴西国家库里蒂巴举行了“第四届国际生态城市讨论会”。 2002年在中国深圳举行了“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讨论会”。

2003年2月至4月,在中国深圳组织召开了“生态城市发展国际网络讨论会”,此次会议安排了生态城市规划和管理、生态住宅和生态建筑、环城市生态系统工和固体废弃物管理、综合城市水管理、工业生态学问题、人类生态学和生态文明的能力建设等六个会组,在世界范围内征集了更多的论文,有更多的人参与,把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推上空前。

三、国内生态城市的研究

我国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最早萌芽于古代“天人关系”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过程中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近代以来,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我国正式把城市生态环境研究列入国家发展计划,许多学科,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环境学,才开始从不同领域研究城市生态环境。马世骏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我国生态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础,一直指导着我国的生态城市复合系统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1986年以来,我国建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生态城市示范点,推动了城市建设的转型。1996年颁布的《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建成若干个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胜循环的示范城市”。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同时十六大报告还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明确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确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要求不断改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陈晓丽等.城市规划原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4.L).

[2]忙福德,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黄光宇.田园城市、绿心城市、生态城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所,1998.

[4]王佳玮.基于生态城市建设的产业绿色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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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取向的流动儿童研究和实践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家庭迁移成为人口流动新的趋势，大批适龄儿童随其父母进入城市，成为“流动儿童”。流动给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问题。学术界针对这一现象，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除了详实地描述流动儿童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外，还深入地探讨了流动儿童在教育、社会融合、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主要都是“问题取向”的（deficit-orientation），也即是将流动儿童本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而提出，无论是研究者、实践者还是社会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大多放在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上。“问题取向”视角影响下的流动儿童研究大都聚焦于儿童及其家庭的劣势，与此相对应的干预实践和社会政策的焦点也在于如何帮助流动儿童解决他们的问题，缓解其不足。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社会捐助或者政府帮扶），“问题取向”下的实践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做法都是期望透过他者的救助，来实现流动儿童生活、学习环境的改善，从而实现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社会融合和个人发展。这种实践和政策干预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补缺型和补救型的1994年和1995年，《天津教育》和《中国教育报》率先刊发了两篇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文章，这激发了教育部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就学状况的调研，也为1998年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供了现实依据。其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条例，以及近年来大量的社会组织投入到流动儿童社会服务，均是在将流动儿童视为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政府或社会作为流动儿童条件改善的关键性力量而不断地得到强化。

（二）是分散化和孤立化的补缺型和补救型的特点，注定“问题取向”的干预和实践的分散化和孤立化。笔者以“社会工作”和“流动儿童”为篇名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的5篇论文，主题分别是流动儿童社会融入与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工作、流动儿童问题与社会工作回应、流动儿童学校和家庭教育对社会工作的启示。这些干预实践明显呈现分散化和孤立化倾向，缺乏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这导致仅仅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单纯强调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在流动儿童服务中的应用，从而陷入了“方法为本”和“工作者为本”的陷阱中。①

（三）儿童主体性缺乏如前文所述，问题取向的干预实践和社会政策特别强调外界的介入，如：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学校等，往往忽视了儿童的主体性，导致干预动力不足，造成很多干预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使得我们一方面质疑政府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流动儿童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没有缓解。所以，本文认为问题取向的流动儿童干预实践和政策，不利于充分发挥流动儿童及其生态系统的主体性，这对于增强儿童抵抗流动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是不可持续性的。儿童抗逆力作为一个社会工作新的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问题取向下的研究和实践所带来的问题。

二、儿童抗逆力与社会工作实践

（一）儿童抗逆力：儿童研究从问题取向到优势视角的转型抗逆力（resilience，又翻译为弹性、复原力、心理韧性）研究的兴起与学者对风险（risk）的关注有关。在儿童和青少年研究中，风险用以形容表现不符合主流价值规范的学生，如：失学、犯罪、疾病等。早期的研究者主要采用“问题取向”的分析范式，关注风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往往认为部分儿童在风险中所展示出的良好适应模式是非典型的，因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取向研究范式受到了学者的批判，认为由于聚焦到儿童及其环境的消极因素，容易造成问题化倾向，对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发展反而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将儿童标签化为“精神分裂症儿童”比其行为偏差本身还要严重。①正是因为问题取向研究范式的不足，抗逆力理论由于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优势视角（strengthperspective）———引导研究者关注风险中个体的资源或优势，从而实现了范式的转换，激发了预防和干预的全新理念。对有抗逆力的儿童的研究也随后展开，如：加梅齐和鲁特（Garmezy&Rutter）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儿童，尽管生活在高危的环境中，仍然发展为健康的，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的年轻人②；韦尔内和史密斯（Werner&Smith）认为大多数儿童具有自我矫正的倾向（self-rightingtendency），即使在逆境中，仍然能够发展出能力、自信和照顾等技能。③儿童抗逆力成为困境儿童研究和干预的新范式。儿童抗逆力概念在四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也发生了演变。儿童抗逆力最初被视为个体抵抗逆境的固定品质，主要是指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提升其适应高危环境的成功的适应力。④但有学者认为抗逆力并不是一种要么有，要么没有的固定品质，儿童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或多或少都具备一定程度的抗逆力。⑤鉴于此，有学者将儿童抗逆力视为儿童成功适应的结果⑥或者是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互博弈的过程。⑦虽然抗逆力的概念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其核心始终包括三个部分：暴露在困境中；抵消困境影响的资源或者优势的出现；展示积极适应结果。⑧所以，本文认为儿童抗逆力是指儿童在逆境中依靠自身和环境系统的资源或优势，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这种能力受到个体和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并且在儿童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一样的形式。

（二）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20世纪80年代，儿童抗逆力研究者开始尝试将研究成果用于推动高危儿童或青少年的干预和预防计划，如：抗逆力在学校教育和精神健康服务传递中的应用等。有学者就提出抗逆力研究是对教育、青少年服务和以优势为本的社会工作的真正回馈，它给那些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工作者提供了以研究为本的答案：找出能够促使青少年的保护性因素，即可以促进青少年在面对压力、不利和创伤之时健康和成功发展的发展性支持和机会。⑨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具有不同以往的干预理念、干预系统和干预原则。首先，在实践理念方面，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聚焦于寻找困境儿童内在能力和系统优势。有学者认为青少年抗逆力的核心理念是：高危青少年可以做得到、所有的个人都有内在的抗逆力、人和地方可以创造差异、言传身教胜于一切、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我们对内在能力的信念开始的。①这种对儿童自身能力、资产的关注，直接回应了儿童时期的发展性任务，这同减少儿童暴露在逆境中的危险一样，都可以有效地帮助儿童克服发展中的挑战。其次，在干预系统方面，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系统为儿童生活的所有系统。早期的儿童抗逆力提升实务计划，很多干预计划都在学校推行。因为儿童在学校呆的时间很长，所以学校是实施支持儿童和协助儿童克服环境压力的干预计划的极佳场所。在学校推行抗逆力干预计划，能够有效地推动儿童抗逆力的提升，并取得明显的效果。②随着抗逆力研究从个体取向逐步向系统取向转变，有学者就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系统或者实践能够推动儿童抗逆力的成长，成功的实践的关键因素是充分考虑学生的需要和实践地点的优势和劣势，制定出整合传递系统。③这种整合性的服务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儿童所处的系统出发，从多个层面———学校、家庭、社区———实施干预；二是儿童抗逆力提升实践应该与现有的儿童服务相整合（如：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等）。再次，在干预原则方面，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遵循综合的行动原则。儿童抗逆力理论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遵守以下原则：在干预基础方面，关注与儿童相关的理论和研究证据，强调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在干预方法方面，认为儿童发展面临的消极因素的减少和积极因素的提升同样重要；在干预目标设定方面，关注干预儿童所处环境的影响，将干预目标和儿童的背景有效地整合；在干预手段方面，提供整合的而不是碎片似的服务，提升干预的可持续性。④#p#分页标题#e#

三、“抗逆小童星”：一项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社会工作实践

（一）项目简介

“抗逆小童星”是南京大学社会工作硕士（MSW）教育中心与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共同合作的“增强儿童抗逆力实务项目”，服务时间为2010年10月—2011年10月。1.项目实施社区基本情况南京市建邺区HY社区，现有居民4015户，10562人，该社区主要是失地农民安置社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HY社区内有一所外来工子弟小学，兴办于1999年，校舍在HY社区居委会楼上，共两层楼，整个学校没有操场、图书室等基础设施，只有一间活动室，供学生课间休息使用。该校共有学生600名，教师11人。由于南京市建邺区2005年逐步实施“将流动儿童纳入公办教育”的规定，该校规模不断缩小，且将于2012年上半年停办。所以，对于在这一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而言，他们面临的困境更突出，选取该校作为抗逆力提升实务项目的实施地，比较合适。2.服务对象基本情况“抗逆小童星”项目组通过前期评估，选取其中100名流动儿童参加“抗逆小童星”抗逆力提升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为：男生占64.0%，女生占36.0%；平均年龄为12岁；农村户口占84.2%，非农户口为15.8%；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在高中及以上的分别为19.1%，8.5%；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比较好或者好的仅占16.1%；流动儿童父母职业等级相对较低，大多数都是非正式就业，职业类型主要是卖菜、清洁工、卸货工等。

（二）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社会工作实践：理念、评估和干预策略

1.理念：生态系统理论与优势视角结合下的整合型社会工作20世纪7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中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SystemsTheory）得到广泛应用，其对个体和环境系统双重聚焦的整合视角，挑战了传统社会工作实践中个体心理聚焦的视角。生态系统理论是强调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一种思考和组织的知识系统，其认为人类的发展不是在真空中，而是个体与社会、物理环境、阶层和文化环境连续交换的产物，并且依赖于服务使用者的参与和分享。①该理论认为个体发展的生态系统共分为四个部分：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和宏系统（macro-system）。②生态系统理论对系统之间互动的强调，使得“人在环境中”的核心概念得以复苏，为整合型的、通用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中优势视角成为新的范式，其被广泛应用于儿童福利、家庭和老年人服务中。优势视角聚焦于服务对象的资产（asset）或优势，关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相互协作，而不是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的角色来主导干预活动，同时干预任务也转变为协助服务对象发现和增强他们潜在的能力，从而在逆境中成功地获得发展。③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之一，自然也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将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整合在一起，越来越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主流模式④，此时期兴起的抗逆力提升实践，就是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结合的产物。受这一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的启发，本文将流动儿童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予以审视，将流动儿童抗逆力视为特定环境中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图1反映的是优势视角下的流动儿童生态系统：一方面流动儿童抗逆力直接受到微观系统中家庭、学校和邻里的影响，宏系统中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外系统中社会服务组织、基层政府、社工高校也会间接地影响流动儿童；另一方面流动儿童抗逆力还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如：系统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系统内部的互动。无论是系统本身还是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互动，均包含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水平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优势/劣势）。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结合下的整合型社会工作包括两方面的整合：一是系统整合，充分考虑宏系统、外系统、中系统和微观系统对流动儿童的影响以及各组成部分的优势/劣势，发掘流动儿童及其环境系统的主体性；二是方法整合，从流动儿童及其系统的优势/劣势出发，综合应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而不是专注于外部干预，割裂地考虑哪些适合个案工作，哪些适合小组工作，哪些适合社区工作。

2.评估：流动儿童抗逆力及其危险/保护因素的评估在抗逆力研究和干预过程中，对服务对象及其环境系统危险/保护因素的界定和评估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流动儿童宏系统作为其成长和发展的背景，基于个体维度的抗逆力—易感性（vulnerability），系统维度的危险—保护因素两个维度，评估流动儿童个体及其外系统、中系统、微观系统的优势和劣势。①具体结论如下：

（1）个体抗逆力—易感性方面。流动儿童在面对风险时具备一定程度的抗逆力，但是54.3%的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水平较低，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流动儿童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具有明显的易感性。具体而言，流动儿童的乐观感明显好于归属感和效能感，低水平乐观感的流动儿童占9.1%，而归属感的低水平率为26.8%，效能感为34.8%。这说明流动儿童对自我和周围现状积极的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其对环境的归属感，而流动儿童对自我生活的管理能力是最差的。

（2）系统危险—保护因素方面。流动儿童生活系统中保护因素较少，危险因素较多。流动儿童生活系统中无论是危险因素还是保护因素主要集中于微观系统，中系统和外系统的作用不够明显，系统之间的互动和连接也较少，这更恶化了流动儿童的生态系统。通过分析可知，直接的保护因素包括：连续的家庭照顾、父母稳定的婚姻关系、较好的父母关系、较高的学业期待、较高的班干部担任率、良好的同辈关系；直接的危险因素包括：家校合作较少、父母较低的文化水平、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居住方式、粗暴的教育方式、较少鼓励子女能力发展、较少参与子女生活、家庭文化氛围不足等；潜在的保护因素有：社会服务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高校；潜在的危险因素有：社会支持因素缺乏等。

3.策略：危险聚焦/资产聚焦/过程聚焦流动给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事件。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儿童面临的危险因素较大，保护因素不能很好地调节危险因素的影响，则儿童有可能出现情绪失调、行为失范、行为等问题；相反，如果儿童具有的保护因素能够有效地调节危险因素，则儿童即使是在逆境下，同样能够获得良好的适应结果。流动儿童抗逆力提升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强儿童个体和系统的保护因素、减轻儿童个体和系统的危险因素。抗逆力为本的儿童干预实践，提供了一个干预的替代性框架，聚焦到儿童生活系统中的资源或者优势，通过建立儿童的保护网络和提升儿童能力，最大化儿童良性发展的可能。抗逆力提升综合起来有三种干预策略：危险聚焦策略（risk-focusedstrategies）、资产聚焦策略（Asset-focusedstrategies）、过程聚焦策略（process-focusedstrategies）。①本项目综合应用了这三种策略，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如图2所示。#p#分页标题#e#

（1）危险聚焦策略，聚焦到减少或预防危险因素及其影响，主要涉及微观系统的干预。这是指减少儿童暴露在危险中的经验，针对流动儿童而言，主要是减少流动儿童家庭危险因素（亲子关系链接不够、父母投入子女生活较少等）、流动儿童学校和社区危险因素（较低的学业成就、单一的成就来源、社会支持缺乏等）。本项目采取的干预方法有：针对家庭危险因素，实施的方法有推动儿童亲密关系的建立、增加父母投入子女生活的机会，比如：通过布置家庭作业的形式，让子女和父母共同完成；在结束和开始时举办庆典，邀请家长参加，共同见证子女的成长；针对学校和社区危险因素，则是增加儿童的学业成就，扩大其成就来源，比如：让儿童加入英语课外学习班、增加儿童上台表演的机会、扩大其资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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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水利工程；河道治理；护坡；原理

中图分类号：TV85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306-1499（2013）06-（页码）-页数

近年来，气候异常现象不再偶然，全球性的洪水灾害，持续干旱频繁发生，海啸和地震以及地震引起的洪水泛滥等灾害不断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人类为了避免此类灾害引起的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利用水利工程进行防护，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然后，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会加剧这种恶劣气候的进程，因此，在进行水利工程设计时，有必要将生态保护融入其中，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投入，从侧面又响应了国家低碳的号召。进行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可以在减轻洪水灾害、持续性干旱灾害等产生的破坏性外，还能够用于发电、供水、形成巷口和水上交通通道，促进民生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因此，设计水利工程时务必要统筹兼顾环境、社会、经济等因素，保持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导向，引进生态水利工程概念，探究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原则，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1]。

1.生态水利工程、生态河道、生态护坡的含义

传统水利工程主要以水文学、水力学、岩石力学、结构力学为主的工程力学体系。生态水利工程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加关注人工工程对水体的影响， 吸收了部分生态学的理论与环境工程学的技术方法，成为一个跨领域的工程体系，具有极强的综合性[2]。在水利工程中，往往需要对河道进行护坡、现浇砼护堤等进行工程设计与维护。因此，生态水利工程中包含生态河道治理和生态护坡的内容。生态河道治理是在利用生态修复技术，将河床和护岸等进行修复，恢复其生态的丰富多样性和可循环性。生态护坡则是在保证河道护坡的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利用生物的生长特性，形成水-土-生物之间的物质、能量和停息的良性循环体系[3]，

2.河道治理中生态技术利用的基本原理

2.1经济安全性原则

生态水利工程特别是中小型河道进行治理时，必须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基本设计原则。中小型河道的生态治理，是要将生态学原理引入其中，工程设计时要考虑河道的最大承受能力，河岸及护坡等的使用寿命，增加其安全耐用性。在进行河道的生态治理时，还要从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生态河道治理时，也要将工程项目的风险性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如本河道常年的水流情况，两岸的生态系统情况，河道应急能力，护坡等的抗冲刷能力等进行监测和评估，将工程项目的风险性降至最低，实现经济实用性。另外，在生态河道治理时还要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在保证其基本防洪通水能力外，还要能够为日后的其它功能开发提供便利，如开发旅游、水利工程二次利用等。因此，生态水利工程设计时特别是进行生态河道治理时，要遵循经济安全性的基本原则。

2.2充分发挥河流及护坡的生态自我修复能力

进行生态水利工程修建、维护时，特别是进行生态护坡设计时，都要遵循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的原则。进行生态护坡设计时，设计人员必须对治理的河道现场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的现场资料，将边坡原有的生物种群、土壤特性和常年的气候条件等进行全面的了解，按照生物的生活习性，因地制宜，选配适应治理河道的生物，修复河道边坡的生物多样性，建立乔、灌、草三位一体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强调以灌木为主，中长期效果为主[4]，协调植物之间的关系，提高生物群体的生态恢复性，实现河道及护坡的自我恢复能力。通过生态护坡工程，利用植被对地表及地下水文进行渗透与反渗透，起到生态调解作用，实现河道生态治理后的自我恢复。因此，在生态水利工程设计时，要遵循自我恢复能力原则。

2.3遵循生态水域的生态系统性原理

河流不仅有其自身的生态和水文特性，还与周边的森林、田地、乡村等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河流发挥着为生物提供生存空间的作用。水域生态是一个大的系统，广义的水文系统不仅包括从发源地到河口的地下水与地表水系统，还包括河流串联起来的湖泊、湿地、水塘、和洪泽区。水文系统与生物系统交织在一起，形成整个河流生态系统。如果河道受到影响，就会破坏它所联系的整个河流的生态系统。在进行生态水利工程设计时，不能只仅仅考虑河道的水文问题，要充分考虑河流生态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修复问题。

2.4保护河流的生态多样性

河道经过长时间的冲刷，无论植被还是地上、地下的水文都会发生恶性变化，影响河道的基本功能。因此，在进行生态水利工程设计时，尤其是河道治理中，必须保护河流的生态多样性。河道生态治理工程设计时要考虑河道的宽度、河流的连续性、水位、流速、水温等。河流的生态特点主要是：水-陆两相和水-气两相的联系紧密性；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河流纵向的蜿蜒性；河流横断面形状的多样性；河床材料的透水性等。水—陆两相和水—气两相的紧密关系，形成了较为开放的生境条件；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造就了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河流纵向的蜿蜒性，形成了急流与缓流相间；河流横断面形状的多样性，表现为深潭与浅滩交错；河床材料的透水性为生物提供了栖息所。所以生态河道治理工程在设计中要充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和恢复原先所有多样性的生物栖息环境，为生物的多样性提供生存环境，设计最合理的生态治理型式，避免由于工程的建设减少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引起生态系统的退化[5]。

2.5生态河道的再次开发适用性

在进行生态河道治理工程设计时，要考虑到日后河道工程的二次开发，如旅游开发，发电供水开发等。因此，在保证河道生态系统性和防洪顺水功能外，还要保证美观的工程外形，和谐的生态系统，以及河道在供水发电等方面是否具有开发潜力。增加生态水利工程的经济利益。

3.总结

生态水利工程是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需要遵循经济性、安全性、自我恢复性、保护河流多样性、维护水域的生态系统性和二次开发的美观适用性等基本原理，才能在保证生态水利工程基本功能外，兼顾生态的良性循环，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在小河道治理工程中，更要需要融入生态系统理论，实现生态养河、生态治河。

参考文献

[1]杜佐胜.生态水利工程的概念及设计原则[J].科技致富向导，2012，（35）.

[2]禹博.论生态水利工程的基本设计原则[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2，（18）

[3]赵锋，胡可可.河道生态治理中的生态护坡应用[J].浙江水利科技，2010，（06）.

[4]谭继忠，金光云.鸡东县穆棱河提防生态护坡工程初探[J].黑龙江水利科技，2009，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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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海 创新 创业 生态系统

顺应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上海提出了到2050年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愿景目标，打造全球知识策源地和创业高地。对此，建设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必由之路。但是，和世界发达的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在创新要素集聚、生态环境营造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文基于国际全球城市建设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主要影响要素和未来趋势，提出上海下一步建设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Sassen在1991年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纽约、伦敦和东京》一书中研究基于城市生产业，将“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周振华（2006）指出，全球城市网络是全球城市重要的中间解释变量，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李志刚、吴缚龙等（2007）指出，“全球城市”强调的是城市在城市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的经济控制力和管理功能，上海可谓东亚最具潜力的全球城市。屠启宇（2012）强调，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包括由金字塔形向“钟形”结构发展的格局；以服务业为主向产业均衡形态发展的产业结构；包容性发展逐渐成为关键性标杆的社会环境以及向产业乃至城市总体定位渗透的文化等。

（一）城市创新系统理论

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创新系统和区域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赵黎明等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为背景，以建立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创新系统为主线，较早提出了城市创新系统理论。于晓宇、谢富纪（2009）指出，我国城市创新体系的构建不仅仅要考虑长期的科技政策背景和导向，也要考虑到本市创新体系过往的历史和核心特征。2011年，Jorg Musiolikn等提出城市创新体系的功能主要包括促进创业活动、知识开发、通过网络进行的知识扩散、帮助并引导创新参与者找到自身的作用点、市场形成、资源调动、法律制度的形成、积极的外部效应的开发。

（二）创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

Prahalad C. K.（2005）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允许有着不同传统和动机的私营部门和社会角色共同参与的一个框架体系，在这一体系内，它们扮演各自的角色，并在这一共生关系下创造财富。Florida（2009）解释了创业生态环境运行过程――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富有创造力的工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密度的生态体系中，直接互动，产生思想，将其变为产品和服务。林嵩（2011）认为创业战略和创业支持要素研究在微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微观属性特征；创业网络研究从中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属性特征；创业环境研究从宏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属性特征。

二、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日益普及，以及知识存在形式和研发创新活动呈现出的新特征，外部资源（尤其是全球范围内资源）的重要性和可实现性不断提高，企业将获取创意的范围拓展至全球，通过嵌入全球创新网络（GIN）有效获取全球创新资源。

（一）全球化和网络化

全球化呈现出两大新趋势：一方面是“区域化”的趋势，即以TTIP、TTP、TISA为代表的区域化将成为全球化深化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呈现出区域管制化、数字化和专业化等特征；另一方面是“平衡化”的趋势，即在全球化深化过程中，全球将着力突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实现“再平衡化”，所有国家将会进一步开放与合作。

网络化对全世界及全球城市带来的变化将体现在四个方面：海量微主体、低边际成本、碎片化多样化、后喻文化，这对创新创业环境都带来深刻变化。同时也导致全球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新的需求。

（二）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

生物产业、信息产业、材料产业或能源产业的单一产业突破很可能带来累积效应，引发全社会的整体变革。如能源领域，太阳是未来人类最有希望的能源。每年地球从太阳那里获得数千倍于世界上的人类所消费的能源，理论上说只要捕获其中极小部分就能足够提供我们所需的全部的电力，而且不会改变气候、损坏环境和穷竭资源。成本、功率密度、能源储存是决定太阳能发电未来的关键性挑战。

（三）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全球环流”

全球人才流动和集聚将出现一体化趋势，同时全球人才虚拟化趋势显现，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才将进行更为广泛和频繁的跨全球流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将形成高端人才的环流和聚集，北―南流动、北―北流动，南―北流动和南―南流动更为频繁。

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对创新集群的形成至关重要。研究显示，以色列的企业与在硅谷或美国其他地区工作的以色列国民之间的频繁联系对于吸引跨国公司入驻以色列而言至关重要，Saxenian和Hsu（2001年）的研究也指出，台湾裔的美国工程师成为硅谷与台湾之间的纽带，为台湾新竹产业集群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风险资本跨境流动

在未来的创新系统和创业生态环境中，随着新型金融工具的不断开发，支持创新创业活动的风险资金体量将变得更为庞大，资本性质将更为国际化，资本结构将更为多元，资本的流动将更为开放和自由。其中，未来资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势位将逐渐下移，即原来只有富商或大企业资金才能流入风投市场，而未来通过金融创新，普通大众的资金也将参与市场的博弈；而利用互联网技术，全球化的资金将更为精确地指向任何高回报率的领域，并通过信息技术形成资本运用的高度协同。

（五）知识的全球化流动

未来30年，要素流动将呈现知识密集度高的特征。以往全球要素流动主要是来自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密集要素和资源丰富国家的商品密集要素。如今，知识密集要素的流动占到了全球要素流动的50%，而且这一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增速是劳动密集要素的3倍。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与新科技革命曙光的日渐明朗，由知识流动主导支撑的“全球创新网络”将在下一个三十年逐步成为未来全球化内涵的主要演化方向。

三、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未来趋势分析

（一）创新主体多样化，创业行为常态化

创业物种的多样性是全球城市创新体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基础，是创新持续迸发的基本前提。创业物种通过人才、资本、知识、技术为主要纽带形成了复杂的价值网络，在竞争性合作共生中不断演化发展。多样性共生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进行着频繁的试错与应答。因此，未来创新体系中的创新主体将形成囊括政府、企业、大学院所和用户，并形成“四螺旋”产学研用“共生”的状态，用户将成为城市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这也使得整个创新体系将变得更为扁平化，而“体验+服务+产品”将成为创新体系的价值实现载体，面对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崛起和产学研用社区生态化创新的新模式，从强调供给侧政策转向依据创新链综合推进需求侧、供给侧和环境面政策的协同运用。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创业的门槛将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个体有能力获取创新资源，并以个体形式创办企业。伴随着越来越多以个体形式成立的小微企业将成为全球创新体系中最富活力的创新主体，其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平等，并在科研机构、用户群体的协同下全面参与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二）创新活动全球化，创业活动社区化（本地化）

全球城市创新体系不再是孤立封闭的“生态圈”，而是建立了与外部的广泛联系。每一种创新物种个体或群落的发展进化均依赖于其他创新物种个体或群落以及周围环境，人才、资金、信息将自由、高效流动，进而更加高效地汇集全球的创新力量。以色列特拉维夫创业生态系统堪称高度开放性的典型代表。特拉维夫吸引着全世界的企业家、投资者和创新人才到此聚集。截至到2013年10月，已有数百家跨国公司在特拉维夫建立了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包括google、微软等世界级高科技公司，同时也有许多以色列创业公司被国际知名公司收购。又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在其科技园有注册运营的企业超过130 家，其中65%以上为跨国公司，微软、英特尔、IBM、通用电器、朗讯科技等全球多家500 强企业均在园区设有离岸软件研发中心。

（三）创新系统开放化，创业生态繁荣化

未来创新体系是创新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可利用的知识资源、关注资源使用权并且具备高度开放性的价值网络创新模式。随着城市逐渐成为区域中最具代表性的载体，成为全球价值网络中最为重要的节点，城市创新体系将与全球创新网络这一大系统产生更为全面、深入的交互活动。而未来城市创新体系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交互，协同创新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系统价值。与此同时，到2050年是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三十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业机会将不断涌现，而创业的便利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创业生态将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这也为创新系统的进一步开放和辐射作用奠定了基础。

四、对策建议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需要培育全球化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应当聚焦关键问题、突破制约瓶颈，分阶段、有层次地推进创新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在城市创新发展理念上，从工程化思维转向生态化思维

生态化思维的创新发展，更强调增强回路和调节回路等反馈机制，注重创业生态物种、要素的多样性、异质性，且更迭多，要素间关系更为复杂。重点要突出不同主体间的有机联系，突出政府内部及与各要素的协同，高度重视“选择机制”，如创业要素与“创业环境”（生境）间的选择与适应问题。

（二）在系统运行机制上，要更注重系统可持续演化发展

全球城市创新系统与创业生态环境的形成是一个从低阶到高阶进化发展的过程，系统从单个主体集聚，不断成长、发展、演化过程中，通过“涨落”正反馈机制中达到有序，从微涨落经过要素非线性作用逐渐放大为巨涨落，引起全球城市创新系统与创业生态环境新的有序结构和突变的产生。

（三）在与外部环境互动上，要以更加全面的开放来促进创新

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对内对外的全方位开放，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对接、交流与交融。上海要充分借助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以开放竞争促进创新发展。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提升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搭建全球原始创新的产业转化平台。

（四）加快建设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充分结合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性作用和政府对产业进化的促进性作用，重点发展提供全球化服务的生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以服务型制造推动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迁移，从而使上海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中国产业群落演替和进化的重要“风向标”。

（五）引导企业培育创业生态系统

强化企业间共生合作，规范大企业并购中小企业的有关法规政策，引导、鼓励上海制造企业强化研发设计与技术整合能力，实施开放式创新和嵌入式创新，从“大而散”的产业链内置模式，转向“大而强”的产业创业生态系统模式。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建构面向全球市场的产业创业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Archibugi D，Howells J，Mi-chieJ. Innovation systems in a global economy [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1999

[2]克里斯托夫・弗里曼著，张宇轩译.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3]周振华.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与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J].社会科学，2006 （10）：17―26

[4]陆伟芳，余志乔.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到世界名城――一种理论的视角[J].城市观察，2014（1）：146―152

[5]肖林.未来30年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与人才战略[J].科学发展，2015（7）：14―19

[6]李志刚，吴缚龙，高向东.“全球城市”极化与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J].地理科学，2007，27（3）：304―315

[7]屠启宇.全方位把握世界城市发展新趋势[N]. 解放日报，2012―4―9

[8]赵黎明，李振华.城市创新系统的动力学机制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3，21（1）：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