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能源转型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半价液化气

――小投资、回报快

生物醇油是一种新型节能环保燃料，无毒、无残液、无积碳，使用安全方便，成本仅为其它燃料的1/3左右。可以替代柴油、液化气，用于宾馆、酒店、学校、工厂、工业窑炉或锅炉。由西安老科协研发的生物醇油系列产品现已大量投放市场，为解决我国能源短缺的现状开辟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黄金大道；本着“跟踪前沿、立足市场、研发先行、创新创效”的理念为创业者带来了无限财富商机！欢迎到我单位实地考察，免费参观生产基地，现场考察用户情况，满意后再合作！背靠权威机构合作百分百放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欢迎交流合作，共同促进新能源的发展！

江西宜黄的王胜利原经营一家小饭店，生意很一般，一次偶然机会他从杂志上看到生物醇油即将全面取代石油液化气的报道，经过了解他发现：生产生物醇油的原料广泛，成本低廉。配制原料甲醇各地化工市场都有销售；可就近采购加工，就地销售；热值可高达8600到10000大卡/千克，与石油液化气的热值相当，成本仅为石油液化气或柴油的1/3左右，利润空间极大。于是他去西安朗博全面学习了生物醇油技术，投产仅两月，就赚了四万多，是他开小饭店一年的收入！现在，王胜利转让了小饭店，一心一意地做起生物醇油的生意！

技术领先

――赢在技术、胜在创新

醇基柴油是国标轻柴油中按体积或重量比加入一定比例（15%，30%）的变性燃料醇配制而成的一种环保节能燃料。1、动力性强：醇基柴油助溶剂配制过程中，复配了提高热值、增强动力的组分，使“M15醇基柴油”与同类产品比较，动力性增强。2、排污量少：使用甲醇基柴油会明显降低有害物CO、HC和NOX的排放，排放烟度下降幅度超过80%. 3、滤点降低：该产品的凝点和滤点可比同标号柴油降低7-9个单位。4、通用性好：无需改变柴油发动机结构及参数的情况下，直接使用能满足发动机的要求并稳定运行，且与同标号成品柴油具有等同的适用范围和效果。5、适用范围广：清洁醇基柴油（M15）适用于各种柴油发动机、机动车辆；（M50）适用于工业窑炉；（M90）适用于灶炉。6、保持期长：醇基柴油在水份含量不超标或正常温度范围内，可稳定保持3个月以上，可以解决储存、运输销售和使用各环节所需的时间长的问题。最新开发的三元复合添加剂更具市场竞争力闪点、十六烷值完全可以达到国标要求，拒水性好、与水不分层、不乳化，利润达1000元以上。

甲醇汽油升级最新推出―甲基汽油。经过多年市场检验开发出新一代高效添加剂，和传统甲醇汽油相比较其优点：1、无毒性，甲基汽油的毒性比甲醇汽油的小10倍。2、甲基汽油对金属完全无腐蚀性。3、甲基汽油高温40℃无气阻，低温-25℃不分层，甲基汽油完全解决了甲醇汽油、乙醇汽油尚未解决的重大技术难题，排除了甲醇汽油、乙醇汽油在储存、运输、使用上大量的困难。不用改车，无需对车辆进行任何改装，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

细节决定成败

打造行业规范

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使你的操作有章可循。规范化的操作不只是在你的基本操作上体现、配置中出现，分层、乳化如何处理及日常灶具的维修中也不可忽视，要杜绝生产使用中的各种问题的发生与发展。专业细致的技术服务打造规范的行业技术培训服务。

来人可免费参观灶具样品、燃烧效果，查看相关证件，也可以自己到市场购买原料，当场试验、核算成本、实际考察客户使用情况。车用燃料可自选原料现场配置，当场试车，也可带车实际测试。西安朗博实事求是的为客户提供客观公正的技术信息，并为客户做好售后技术服务工作，长期一如既往的把技术升级改进工作落得实处，永葆市场领先地位，不断的增强客户的市场竞争能力!欢迎实地考察！

西安朗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势力强大，信誉有保障！西安朗博衷心地提醒广大读者在进行项目投资前：多电话咨询、多考察市场、多实地参观，如有需要可免费赠送人工合成液化气配方！

西安朗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雁塔路南段99号（省科技大院）北四楼

西安火车站：5、30、41、500路到大雁塔站下车即到

电话：029-85525023 85538190

15891738148

免费咨询电话：4006029135

传真：029―85525023

QQ：16777723195 836092102

篇2

然而，可再生能源发展“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存在的反差，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阻挠，对发展路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决定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路必将是曲折、艰难和反复的。

在我国，一个更为强烈的反差是：一方面，我们“极端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出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对现有能源系统以何种恰当方式转向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方面的研究“高度忽视”。对可再生能源“如何转型”缺乏基础性研究与系统性思考，导致本应是系统推动能源转型的政策在实践中“各自为政”，并演变为单纯以实现某个“既定份额”为目标。

将可再生能源发展置于人类能源转型历史进程之中，探讨能源转型的基本内涵与动因，梳理能源转型的逻辑，系统分析可再生能源转型与历史上能源转型的异同，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问题和转型方式，不仅有理论必要性，也有实践重要性。 一问：能源转型如何发生

很多报告和论文将“能源转型”（energy transition）一词等同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或“低碳转型”来理解。这一含义最早可能来自1980年德国科学院出版的一份报告：《能源转型：没有石油与铀的增长与繁荣》。该报告当时呼吁彻底放弃核电和石油能源的观点受到强烈反对，但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演变成为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相应的，德国“能源转型”的含义逐渐演变为“转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宣称最终目标是建立百分之百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体系。

能源转型的含义当然不仅仅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在更一般意义上，能源转型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主导能源的转换或更替过程。比如，煤炭替代薪柴并成为主导能源，石油替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不过，对能源转型的这种描述性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一理解的相关研究难以适应复杂、丰富的能源转型实践的需要，无法对认识当前能源转型提供洞见。

美国天然气专家罗伯特・海夫纳三世试图另辟蹊径。在其2009年出版的著作《能源大转型》中，罗伯特・海夫纳三世从能源存在的三种物理形态，即固体（木材、煤炭等）、液体（石油）和气体（天然气、风能、太阳能、氢能等）出发，把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与未来概括为两次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固体能源向液体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液体能源向气体能源的转型。这一观点具有理论抽象性和逻辑一致性，为我们认识能源转型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视角；但这一理论对于能源转型判断标准过于抽象，对能源转型的内涵和特征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理解能源“如何转型”作用有限。

加拿大的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教授认为，能源转型是各种能源利用“原动机”（prime movers）驱动下的能源结构不断变化过程。“每当效率更高的新能量‘原动机’出现取代旧的原动机，显著提高了人类所能利用的能源的量级，能源转型就会发生。”

斯米尔教授根据“原动机标准”将人类能源利用划分为四次能源转型：第一能源转型发生在距今1万年到5000年，人类通过驯养役畜来替代部分人力；第二次能源转型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风车和水车的出现，进一步替代人和动物的肌肉力；第三次能源转型随着1765年瓦特改良后的蒸汽机的扩散和进一步改进，启动了煤炭替代薪柴的能源转型进程。第四次能源转型的发生则伴随着发电机的发明使用，以及1882年世界第一座中心发电站在纽约和伦敦投入使用，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而出现。

斯米尔教授所提出的“原动力发明、改进和扩散”逻辑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能源转型“何时发生”、“如何发生”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见解。然而，回顾人类能源利用史就会发现，以“原动机”单一标准来判断能源转型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从原动机标准所划分的一些能源转型并未真正导致该种最终能源成为“主导能源”，从而不构成人类社会或者国家层面上的能源转型。比如公元前1000年伴随风车和水车的出现，除了在小范围外，风能和水能并没有在普遍范围成为主导能源，更不用说全球了。这是风能和水能的自身局限所致，与原动机效率高低无关。二是以“发电机”出现而引发的第四次能源转型，偏离了“一次能源”的逻辑进入二次能源（电气化），这一转型与当前清洁化低碳化发展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化石燃料发电的“原动机”效率和能级的提升将进一步增强化石燃料的竞争力，不利于向清洁燃料过渡。因此，任何非一次能源技术革命对于“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回归到其所依赖的一次能源的“源头”来评价。

为了更好描述历史上能源转型的逻辑和解释未来的能源转型，笔者对能源转型的定义是：能源转型是由原动机推动的，伴随着能源系统深刻变革的，一次能源结构长期变化过程。能源转型的发生与深化，是随着一种足以推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能源转型得以发生“原动机”发明、扩散而发生、发展的，正如历史上的蒸汽机之于煤炭，内燃机之于石油一样。 二问：中国能源转型处于哪个阶段？

中国处于能源转型的哪一个阶段，下一次能源转型是第几次转型？判断能源转型的标准不同，答案也不相同。基于能源转型的上述新定义，就国家层面而言，能源转型应符合三个判断标准：

一是要有导致能源利用方式重大变化的“技术创新”或“原动机”出现。能源转型不是“新”能源品种使用数量的简单“累积”，中世纪英国城市用煤非常普遍，到18世纪初，英国不仅家庭住宅取暖，很多工业行业生产中都使用煤炭。煤炭的利用方式依然是沿用过去的燃烧方式，没有出现用煤技术的重大创新。1765年，瓦特蒸汽机作为煤炭原动机的出现，英国才真正启动了向煤炭的转型，随后扩散到欧洲大陆和美国。

二是要有基于能源技术创新的一次能源结构变化，即新“原动机”出现后，所利用的一次能源逐渐替代原有能源，并最终成为主导能源。换句话说，替代能源需要有成为主导能源的潜质。从这个判断标准看，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说的风车和水车发明所引发的能源转型，并不构成国家层面的能源转型。

三是要有能源系统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基于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原动机），一次能源的替代与转换的展开，必须同时构建与这种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否则能源转型难以顺利和有效推进。因此，就当前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而言，能否建立起与可再生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系统对于转型成功至关重要。

根据这些标准来梳理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原动机标准和一次能源结构变化标准看，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可以划分为三次，即薪柴向煤炭转型、煤炭向石油转型、石油向天然气转型。目前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阶段，即石油向天然气转型阶段。

如果结合能源系统变革（第三个标准）来看，就会发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同属于化石能源，其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的共同特征是：大规模生产、输送和消费。也就是说，它们均属于“能源系统”特征相同的一次重大能源转型。

人类能源利用可以划分为两次大的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两次大能源转型期间存在着一些亚转型（如向煤炭转型，向风力发电转型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天然气是向第二次能源转型的重要过渡能源，这不仅是因为它比煤炭和石油更加清洁，而且因为从能源系统看，它兼具集中式和分布式的特点。 三问：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难在何处？

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有多难，难在何处？相信任何一个相关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产业人士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认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至少有如下“三难”：

一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迫切性与经济可行性存在巨大反差。化石能源对植物能源的替代，不仅是高密度能源对低密度能源的替代，而且是高竞争力能源对低竞争力能源的替代，主要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当前各国正在发生的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碳减排政策驱动下的能源转型。因此，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在化石能源自身效率还有较大提升潜力情况下，为实现经济增长的“脱碳”而发生的低密度能源对高密度能源的替代，同时也是低竞争力能源对高竞争力能源的替代。这一转型的迫切性、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问题的基本根源。

二是与可再生能源特点相匹配的“新”能源系统无法通过现有能源系统的“外推式发展”而得到。一个与化石燃料的大规模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及其高能量密度、可储存、分布不均衡等特性密切相关，而风能、太阳能的广泛分布性、低能量密度和不可存储性决定了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是较好的选择，现有能源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新特征。然而，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系统并不会自觉向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能源系统转型，因为传统能源企业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往往会自觉阻碍这一进程。

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单一品种，无论是水能、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都不具有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因此，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就多个品种集合整体而言的。这些不同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能源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能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

上述“三难”，也可以说是能源转型的新特征和新变化。这就给能源转型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转型政策要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能源体制与政策实施方式也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这些新特征与新变化，减轻能源转型的成本与阵痛。 四问：从德国能源转型实践学到什么？

德国是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典范，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做法也被作为“经验”为各国所借鉴。比如，可再生能源全额上网、固定电价（FIT）、投资补贴等政策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的标准选项。对此，无需多言。这里我将特别指出两个很少被提及，但实际上对我国更有价值的德国能源转型“经验”：

一是增强电力市场灵活性是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德国电力改革始于1998年，但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电力市场制度架构，确立了电力供应侧和需求侧竞争性市场。其核心要素包括：电力零售侧放开，终端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售电商；开放电网使用权，电网运营商不参与市场竞争；日前、日内现货市场与多级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协同合作的市场结构，等等。德国可再生能源转型到目前为止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进，竞争性电力市场及其配套机制所决定的市场灵活性是基本制度条件。从经验借鉴看，构建这一制度是中国等很多国家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必备条件。

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份额上升，德国又设计了一些新的市场制度以期进一步提高市场灵活性：一是建立了以平衡结算单元为主体的电量平衡机制，以及与之配套的独立调频市场。凡是不能维持区域内发电和用电平衡的平衡发电运营商（结算单元）都必须从电网公司那里购买调频调峰电量，同时允许调频供需独立进行拍卖；二是在2015年底的《能源变革白皮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电力市场灵活性措施，主要包括：允许短时间内的超高电价和负电价，允许更多类型的技术参与到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中，等等。更为灵活的电力市场制度，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电力的时间和空间价值，市场参与者能够及时反应。

二是从发电、电网和用电各个环节入手，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整体灵活度以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挑战。具体做法包括：进一步提高化石能源发电厂的灵活度，以提高其调峰能力，而不是扩大规模降低能耗；改变热点联产电厂和生物质发电厂运行方式提高其灵活性；发挥欧洲互联电网的“间接储能系统”作用，提高德国输电网的灵活度；综合运用储能、热泵、电动汽车、智能电表等技术手段提高负荷的可调节性，增加电力需求侧灵活性，等等。 五问：什么是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当务之急？

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可再生能源比重太低？补贴力度不够？并网得不到保证？这些问题不是“当务之急”。当前应优先落实如下事项或原则：

一是确立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既要反映可再生能源的特点，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各国能源转型方向虽然相似，但能源资源禀赋与治理结构不同，决定了能源转型的国别差异。

我国的能源转型远未上升的“国家战略”层面。首先，我国能源转型处于各个部委各自为政阶段，每个部门就自己主管的领域自行决定重点、方向和速度。其次，我国能源转型缺乏清晰的战略安排，实施路径和推进速度也缺乏统筹考虑。最后，能源转型进展和政策实施效果也无科学评估和考核。政策出台了很多，能源转型的问题也很多，但鲜有部门能够出面纠正和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国能源转型“国家战略”的确立和落实。

二是当前能源体制改革应充分反映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要求。我国能源体制抑制市场作用导致配置效率低下问题非常突出。大力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为能源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不仅如此，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竞争性电力市场和灵活的交易机制是可再生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因此，能源市场化改革的迟缓不仅会影响能源配置效率，而且还会阻碍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进程，增加转型成本。

三是我国能源转型的进展与步骤不应由传统能源巨头决定。传统能源巨头一定是能源转型的主要参与者，但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进展不能由电力公司等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因为它们可以从放缓能源转型速度和进程中获得经济利益。正如赫尔曼・希尔在其《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一书所指出的，“客观上，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中是不可能实现共赢的。百分之百转向可再生能源是工业时代以来最广泛的经济转型。如果这个进程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是不可思议的。失败者将不可避免地是传统电力工业，其损失程度取决于其洞察力、决心和能力，以及进行彻头彻尾的重组、直面迅速衰减的市场份额、发现新的业务领域。”

如果想让我国能源系统能够按照能源转型的方向和逻辑来实现转型，必须要在确立能源转型国家战略基础上，配套以推动能源转型的系统法律和政策框架，由国家来主导和推动转型，方有可能避免能源转型进展和节奏由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的局面出现。

四是基于能源转型方向调整当前投资以避免锁定效应。未来30年-50年的能源系统是由当前投资决定的。当前的能源投资要符合能源转型要求，否则将导致我国未来能源系统（电力系统）锁定在既定道路上，加大未来能源系统转型的成本。

篇3

〔关键词〕 制造业，低碳化转型，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6-0097-05

制造业是人类对可利用的制造资源按照市场需求经过加工或再加工以及装配过程，转化为可供人们使用或利用的工业品与消费品的工业部门的总称。制造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基石，是一个带动力、拉动力很强的产业，是我国推进工业化、融入全球化、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产业，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支柱产业。目前，我国高耗能、高排碳量及环境破坏性强的重化工业仍处于主要地位。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形势，十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而生态文明建设的突破口是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走“低碳工业化”道路，因此，“低碳化转型”将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旋律”。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必须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将发展低碳经济和实现节能减排硬指标结合起来，实现对环境污染的防治，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生产附加值较高的低碳环保产品， 〔1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贡献力量。

一、我国制造业低碳化转型的基本态势

当前，我国制造业低碳化转型尽管进展各异、成效不一，但渐进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特征十分显著，就总体而言，仍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向前推进。面对持续增强的资源环境约束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悄然到来，推进中国制造业低碳化转型已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强有力地牵引着GDP高速增长，一路“领跑”中国和世界经济。但是我国能源结构仍以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为主，高能耗、高碳排的重化工业仍处于主要地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年耗能很高，远超交通、民用和商用能源，成为第一大高碳行业。制造业中高耗能行业的比重高且以较快速度增长，大量的能耗必然带来较高的碳排放量。 〔2 〕根据我国工业分行业碳排放量情况比较得出，近年来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 〔3 〕目前已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年1月1日施行）、《促进循环经济法》（2009年1月1日施行）是我国开展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法律保障，2010年的《能源法（草案）》提出能源供应实行准入制度原则，促进制造业功能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等各项措施，体现了低碳排放的基本要求，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如山西省2010年共有1198家企业纳入千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2012年调整为1204家，山西省千家企业2012年度节能指标作为对企业节能指标责任评价考核的依据，为否决性指标，山西省越来越多的企业迈入了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经济之路，在循环低碳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极大地促进了制造业低碳化转型的步伐。我国已经到了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展工业固体废弃物（如粉煤灰、尾矿、赤泥、钢铁渣、煤矸石）的综合利用，如太钢坚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支撑，完成了从“天灰水黑”到“碧水蓝天”的转变，根本扭转了传统钢铁业“高耗能、高污染”的羁绊，运用国际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对现有生产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了固体废弃物及废水废气的循环综合利用，加快了由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向社会的大循环转变。

我国高碳产业大多是目前支柱产业和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产业低碳化，在推进产业低碳化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安全挑战。从国际安全挑战来看，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依然脆弱，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发展低碳经济为借口，迫使我国超越自身发展能力，过度、过快地推进产业低碳化。而发达国家对一些关键性技术和先进低碳技术仍然实施严格的封锁，中国产业低碳化极易陷入“高碳移入型陷阱”。从国内安全挑战来看，我国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刻，社会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如果相应的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等要素资源无法与制造业低碳化相匹配，无法在低碳化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优化，则会使得产业低碳化发展陷入空洞化、泛化。《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认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转型升级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命。随着发展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2013年上半年外部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及近三年来过度投资所引发的产能过剩，使中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下降，我国制造业碳排放量增长迅速，增长方式依然粗放，发展内涵存在着结构失衡问题，需要避免锁定在高碳密集的选择，在实践中迫切要求实现制造业低碳化转型。〔4 〕据国家统计局公告显示，2013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1.1%，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放缓，增速比前5个月回落1.2个百分点。这表明，在传统能源稀缺性日趋显现、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以化石能源的无节制使用、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摆脱对传统能源的长期依赖、缓解生态环境压力、推进资源消耗型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实现低碳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业实现健康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我国制造业低碳化转型面临的制约因素

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取决于该国制造业环境污染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该国对制造业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发达国家在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分阶段出现并逐步解决的，而在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过程中这些问题集中出现，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在资本国际化趋势带动下，逐步走向世界工厂的经济发展时期。从低价、低端制造业发展起来的中国制造业，在后危机时代需要逐渐向高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低碳化转型，但已遇瓶颈之殇。

（一）制造业发展方式粗放。“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高消耗和高排放，高能耗、高排放、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随着工业获得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化对环境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如工业废弃物的堆放等。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制造业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印度和土耳其在2001～2009年间制造业CO2排放量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CO2排放量从2001年的949.32百万吨上升到2009年的2275.83百万吨，呈现大幅上升趋势。 〔5 〕 （P280-281 ）2012年中国的一次能源全面进口，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接近60%，但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依然粗放，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左右。从制造业总产值来看，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制造业排放的大量污染物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伴随着世界高耗能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中国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制造业发展道路。经济学原理的“微笑曲线”说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于产业链中游的制造环节是价值创造的“洼地”，与其他研发、营销等环节所获得的经济收益相差甚远。

（二）制造业增长与能源资源节约不相匹配。早在1886年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我们不应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了我们。”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如下的六大基本挑战：人口的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的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巨大压力；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将日益突出，已演变为决定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实力乃至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6 〕 （P122-123 ）当前，全球经济呈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生产消耗与大自然资源供给的不平衡，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伴随着全球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缺乏协调一致及具有普遍约束力条约框架，导致在排放权限与责任没有明晰的条件下，各国为了自身发展不惜无节制地消耗化石能源，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气候环境版的“公地的悲剧”。当前，能源、原材料的消耗无法保证中国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加强资源环境的保护的呼声将越来越高，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主流。2009年11月份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作为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硬任务将更加艰巨，靠透支未来、牺牲环境的制造业发展思路必须彻底改变。

（三）制造业转型后劲不足。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的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排名世界第一，占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3.99%。面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新任务，中国需要在推动制造业转型中集聚发展后劲。制造业国际工业化发展进程的经验表明，美国的工业附加值是来自技术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产业，而中国更多的是来源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7 〕在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转移的过程中，制造业竞争优势亟待提升，工业设计环节是很难通过贴牌生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被重视的，而设计管理是未来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必经阶段，也是企业转型的拐点，实现以产品为主导型向以战略为主导型的跨越，构成制造业企业转型的关键。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要有体现大国实力的产业纵深发展，而重化工业再向高级发展就是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重化加工制造业。我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配套的生产业。传统制造业发展模式更多关注制造成本和扩大生产规模，而未来具有竞争优势的设计管理在企业家思想中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中国企业正在面临的转型是一个从被动的加工制造转向主动创建自主品牌和发展企业独特市场竞争战略的过程。〔8 〕 2013年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6%，连续7个月高于50%，仍处在平稳区间（见图1）。中国制造业处于转型期，一些产能过剩的或夕阳行业一定会减少投资，加上新的增长结构还未形成，因此PMI数据在50的临界点上反复都属于制造业转型过程中的正常反应。由于制造业许多行业产能过剩，不仅传统制造业如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新兴领域如多晶硅等也出现产能过剩，迫使企业本应用于革新技术、战略转型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金融投机领域，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导致制造业转型资金投入不足，延缓了制造业转型进程。

三、 我国制造业低碳化转型的科学路径

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冲击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关于减排和低碳化的共识是历史的进步，实现中国制造业低碳化转型已成为人们的基本认知和实践趋向。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制造业增长离不开能源的消耗，而能源消耗又与二氧化碳排放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在减排目标约束下选择科学的转型路径，即把握低碳和发展共进的原则，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实现制造业低碳化转型的目标。

（一）加大制造业节能减排力度。环境保护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主干线，十报告首次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我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特别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协调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GDP，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而且要实现传统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变革，化解制造业企业发展困局。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要素除了传统的资本、劳动以外，还包括能源使用以及碳排放的环境容量等。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推动高耗能行业中的制造业企业启动碳披露项目，帮助企业发现企业碳管理的薄弱环节和未来减排潜力，重在引导更多的企业积极应对碳减排政策，培养企业碳排放规划与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变减排约束力为提升企业低碳发展水平的驱动力。 〔9 〕通过推进节能减排，可以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扩大先进产能市场空间，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高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10 〕遵循制造业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发展要求，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大力推进再制造、零排放和产业链接技术开发应用，推广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资源产出效率，强化制造业企业能源资源节约意识。

（二）积极转变制造业增长方式。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转变制造业增长方式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11 〕我国传统制造业增长方式依赖的是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外资和外贸红利等传统红利，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回落，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台下移明显，这些传统红利空间在消失，传统红利支持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破解制造业增长难题。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改组、改造与升级，特别是用信息化技术改造重化工业，已成为实现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与碳减排双重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社科院2013年产业竞争力蓝皮书指出，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产业间相互支撑的体系优势和综合竞争优势，未来几年产业升级仍有较大空间，中国或将迎来“质量型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新十年。在全球气候变暖及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下，以环境成本优化制造业增长方式，核心是从资源消耗型转向要素集约利用型。2008年全球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重振制造业必将选择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实现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源泉。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国开始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转变制造业增长方式还远未结束。就发展阶段而言，中国还处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国内的能源体系以煤炭为主，转型升级是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要积极倡导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低碳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式发展，最终以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化制造，以管理创新作为降低成本的抓手，以环境标准优化产业升级，使制造业摆脱“资源诅咒”的宿命。

（三）稳步推进制造业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当前，全球正面临着以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为特征，以能源生态化、制造数字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产业竞争更趋平行化，依靠国际产业转移实现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经过去，低碳经济与产业创新时代正在开始，我国已从以往的“规模扩张型”机遇期变为“结构升级型”机遇期。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当前，以新材料和3D打印技术等数字化制造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必须大力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正从低等技术产业转向高等技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讲，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也必然影响到制造业企业的发展。 〔12 〕当前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就是低碳经济，制造业低碳化转型必须依托先进制造技术为前提逐步推进，一是政府应完善低碳技术创新激励的产业技术政策，设立碳基金、制定激励低碳技术研发的政策体系。二是以低碳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转型促成经济结构调整，控制“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和产能过剩项目，大力发展绿色工业集群，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三是提升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把握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方向、构建低碳技术交流平台，充分发挥信息化对制造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支撑作用。依靠科技进步，坚持创新驱动，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努力推进科技资源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全面释放科技创新活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为新一代IT发展、提升价值链高端地位的关键技术，可信嵌入式软件是装备精控制与运行监控的关键，是推动我国高端装备产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四是通过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力开发和应用电子系统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节能降耗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等。五是稳步推进制造业低碳技术研发，是应对节能减排压力、产业发展战略变革、国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使之成为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合点和重要方向，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支持力度，避免走“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产业老路，加快发展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和低碳产业，最终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制造业需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加大制造业低碳化转型能力建设力度，着力推进我国制造业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最大努力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志元.后危机时代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研究〔J〕.理论探索，2011（2）.

〔2〕张英华，丹.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3（1）.

〔3〕伍华佳.中国高碳产业低碳化转型产业政策路径探索〔J〕.社会科学，2012（10）.

〔4〕胡小娟，刘 姣.我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2～2007年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6）.

〔5〕李廉水.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12）〔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6〕熊 焰.低碳转型路线图：国际经验、中国选择与地方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7〕黄卫平，丁 凯.发展与转型：中国经济十年〔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2）.

〔8〕蔡 军.设计管理：创新竞争优势〔J〕.新华文摘，2013（7）.

〔9〕温 泉.中国企业碳披露启动〔J〕.瞭望新闻周刊，2013（16）.

〔10〕胡 迟.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举措〔J〕.经济纵横，2013（1）.

篇4

亨通在年报中披露，2015年该公司继续实施“生产研发型企业向创新创造型企业转型、产品供应商向全价值链集成服务商转型、制造型企业向平台服务型企业转型、本土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四大发展战略，在转型升级通信服务、电力设计、海洋工程、智能装备等现有产业的同时，积极布局大数据、网络安全、智慧社区、新能源汽车组件等战略新兴产业，国际化进程也取得重大突破。

光纤产量首破4000万公里

2015年，亨通的光通信产品、海洋工程产品、通信网络设计和工程施工业务等几大板块主营业务收入同比都取得了较大增长，其中通信网络产品和电力传输产品依然是亨通主要的收入来源。

据年报，亨通2015年通信网络产品营收47.3亿元，同比增长15.9%；电力传输产品营收62.3亿元，同比增长24.1%。特别是，光纤预制棒和光纤产品的产量都取得了突破，其中光纤预制棒销量破千吨，达到1184.5吨，较2014年产量大涨57.9%；光纤产量继2014年突破3000万公里之后，2015年突破4000万公里，达到4220.6万公里，同比增长37.4%。

值得注意的是，亨通在2015年年报中首次单独披露了海洋工程产品和通信网络设计与工程服务两大板块业务的收入情况，其中海洋工程产品营收2.8亿元，通信网络设计与工程服务收入为5.1亿元。

之所以在通信网络产品板块取得较大的营收增长，亨通在年报中披露是因为低损耗光纤、智能ODN等高端产品销售占比提升、光纤市场供应紧张致使产品销售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

2015年，“宽带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4G建设加快、“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以及“提速降费”新要求的提出，对光纤光缆行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根据CRU调查报告，2015年中国光纤光缆销量超过2亿芯公里，同比增长约30%。另据中移动提供的数据，该公司2015年集采光纤总量达9452万芯公里，光缆总数量达9821万芯公里。2015年商务部对原产于日本和美国的光纤预制棒实施“反倾销”，规范了国内光棒市场，为国产光棒企业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国产光棒的市场规模和产品质量因此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2016年，亨通为了有效整合原有光纤预制棒业务，进一步提升光纤预制棒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于4月5日公告称，将亨通原光纤预制棒相关业务，包括相关的资产、技术专利、人员、债权、债务统一重组与整合到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亨通在公告中披露，通过此次重组与整合，该公司将原有光纤预制棒业务与亨通光导新建光纤预制棒业务进行有效整合，实现自主研发技术的光纤预制棒规模化量产的进一步提升，将进一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培育亨通新的利润增长点。

加速转型升级

2015年，亨通光电加快了由生产研发型企业向创新创造型企业转型、产品供应商向全价值链集成服务商转型、制造型企业向平台服务型企业转型的步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亨通积极布局大数据业务和网络安全。2015年，亨通控股收购优网科技，优网科技是国内领先的大数据分析和应用服务提供商，在精准营销、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建设等方面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广泛的市场应用。通过收购，公司高起点、快速进入大数据、网络安全、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次，亨通延伸拓展通信服务领域，布局智慧社区。2015年，亨通相继取得了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苏锡常三市宽带驻地网运营牌照，实现了向宽带接入业务运营商的升级转型，为布局智慧社区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再次，亨通全面进军系统集成及EPC总包领域。2015年，亨通完成了对电信国脉及万山电力的控股收购，通过这两次收购，亨通能够同时在通信、电力两大领域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同时加速推进海外EPC总包业务发展。

最后，亨通部署推进新能源汽车业务战略布局。2015年，亨通与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共同发起了“江苏清研亨通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加大在新能源汽车部件、智能充电系统、互联网运营等领域的研发力度，推进亨通在新能源汽车线缆及智能线控系统集成与充电站运营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国际化步伐加快

据年报，亨通2015年海外销售收入9.1亿元，同比增长44.4%，这主要得益于海底电缆、海底光缆等产品海外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在提升2015年海外营收的同时，亨通亦实现了由市场国际化向资本国际化、品牌国际化的升级。

在市场国际化方面，亨通新增业务国家和地区25个，开展业务国家和地区总数达到107家，海外代表处总数达到33家，参加14个国家和地区的20场国际展会。

篇5

【关键词】低碳；生态转型；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S8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正文】

一．低碳城市

1.低碳城市的提出

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于1988年创建政府间机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分别在1990年、1995年和2001年、2007年发表了4份全球气候评估报告，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90年报告中，IPCC向人类警示了气温升高的危险，推动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5年报告中，IPCC认为，“证据清楚地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这份报告为《京都议定书》1997年得以通过铺平了道路。在2001年报告中，IPCC表示，有“新的、更坚实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全球变暖“可能”由人类活动导致，这里的“可能”表示66％的可能性。2007年IPCC发表第4份全球气候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暖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人为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很可能”表示90％以上的可能性，这种全球变暖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已经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根据预测，未来100年这种全球变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而且会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产生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要尽早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来减缓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趋势，减少对自然和经济系统的影响。低碳经济与低碳城市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被人们提出，并正在成为城市研究的热点。

2.概念

低碳城市发展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CO：排放处于较低水平。低碳经济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实行低碳经济，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能源生态体系。

3.低碳城市的构成

（1）新能源利用

面对能源危机，许多国家都在大力研究和开发利用“绿色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源、风电、水电的新技术新工艺。绿色能源可概述为“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狭义地讲，绿色能源指氢能、风能、水能、生物能、海洋能、燃料电池等可再生能源，而广义的绿色能源包括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采用低污染的能源，如天然气、清洁煤和核能等。目前“绿色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已占到15％—20％，今后由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能源唱主角的局面将得到改善。

（2）清洁技术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甚或零排放。清洁生产是从资源的开采，产品的生产，产品的使用和废弃物的处置的全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的消耗和污染物的产生。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一个共同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和C02的排放。

（3）绿色规划

城市能源消耗会直接影响到周边区域的环境污染，城市规划除了考虑单个城市自身特点外，还应结合城市所在区域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来进行考量。

第一，产业规划。在城市发展规划中，要降低高碳产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大淘汰污染工艺、设备和企业的力度；提高各类企业的排放标准；提高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和轻工等行业的准入条件。

第二，交通规划。低碳城市的交通战略可从两个方面实现：一个方面是控制私人交通出行的数量；另一个方面是降低单位私人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在这一点上，巴西的库里蒂巴堪称成功的例子。

（4）绿色建筑

建筑施工和维持建筑物运行是城市能源消耗的大户，低碳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绿色建筑。绿色建筑需要既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又能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绿色建筑的建设包括：建筑节能政策与法规的建立；建筑节能设计与评价技术，供热计量控制技术的研究；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和低能耗、超低能耗技术与产品在住宅建筑中的应用等；推广建筑节能，促进政府部门、设计单位、房地产企业、生产企业等就生态社会进行有效沟通。在减少碳排放的进程中，绿色建筑的普及和推广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5）绿色消费

我们应当倡导和实施一种低碳的消费模式，一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在维持高标准生活的同时尽量减少使用消费能源多的产品。在减少碳排放方面，个人的行动非常重要，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可以帮助减少碳排放。从日常生活做起，节省含碳产品的使用，实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我们就可以为实现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做出贡献。

二.城市建筑生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1.生态建筑概念

虽然“生态建筑”的称谓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提出，但“当前还没有完整统一的生态建筑理论或被普遍认可的生态建筑的界定，生态建筑的定义和内涵，因不同国家的环境需求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有差异。生态型建筑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追求建筑物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达到建筑与环境共生，更重要的是都以生态为基本指导思想，以达到人工环境的生态化。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环境革命。第一次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们意识到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于是开始提出并关注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次环境革命，这一次被称为具有“深绿色环境观”的运动，重新界定和扩展了环境概念，其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可持续发展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发展；二是发展是有限度的。因而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解决环境与经济的矛盾问题，寻求其生态合理性，这种思想的视野是建立在全球整体环境上的。

“低碳筷行动”

3.城市建筑的生态转型

城市建筑生态化不仅仅是节能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在充分考虑到自然环境与资源问题时，对人工环境的一种优化，其目的是尽可能少地消耗一切不可再生的资源和能源，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有利于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使用者和其他人的身心健康。

毫无疑问，城市建筑生态化需要依靠适宜的技术手段。当代建筑的生态化是一种整体的环境概念：“建筑环境不仅要以单体建筑的生态设计来进行改善，更重要的是还要在城市总体规划与群体设计中奠定生态观念，它不仅能改善城市物理环境，而且可以在景观与美化方面取得宜人的效果。”我们认为，系统环境观下建筑呈现如下特点：建筑与城市空间的一体化；生态与技术的协同而不是排斥；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建筑作为一个过程而形成新的经济观；环境健康与文化功能的融合。

【总结】

篇6

关键词 低碳经济 产业转型挑战及措施

一、低碳经济对产业转型的挑战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产业转型呈现出如速的趋势。同时，GDP增长率和TFP增长率及TF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与产业转型系数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说明产业转型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均有明显的影响。

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这对中国，是压力，也是挑战。

（一）我国能源消费进入高增长期，并且还承受着部分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

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我国正处于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需要建设的空间还很大；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结构向“住和行”升级，房地产、汽车行业的产业链条不断延长，整个社会对重化产业仍然存在刚性需求。根据典型工业化国家的能源消费特征，我国的能源消费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将出现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在目前的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尚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替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进行着大量生产制造，承受着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

（二）缺少应有的国际社会减排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比如，《哥本哈根协议》中提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用于减缓和适应行动。这是向前迈进的一步，积极而富有建设性，值得赞赏。然而，具体到这些资金如何筹措、如何使用、如何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等重要问题仍悬而未决，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思考。

（三）在市场机制和政策扶持等诸多方面仍需完善

经验证明，市场化运作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政策（特别是财政和金融政策）扶持是推进低碳经济的有力手段。目前，我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等市场机制仍不成熟、尚不健全。在这些方面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努力。

二、低碳经济下推动我国产业转型的措施

如何在积极转型过程中实现发展与减排的统一呢？从当前情况看，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和推进：

（一）积极推进高碳产业从高能源源消耗向低能源消耗转型

应该看到，当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以钢铁、船舶、机械、建材、石化为代表的具有重化工业特征的行业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而这些产业在能源使用过程中都有着相对较高的碳排放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快速跳过工业化阶段，大幅度减缔重化工业比重。因此，面对低碳经济的要求，提高重化工业能源转化环节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重化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是产业转型中的必然方向，也是中国减排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需要依托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从部门结构看，工业用能的比例虽在下降，但仍是最大的能源消费部门，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则是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部门，因此，这三大部门无疑是节能工作的重点。要实现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就必须提倡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淘汰落后，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产业转变，即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能，以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通过生产的规模效应和产业的集聚效应来降低成本，发展生态型工业园。

（二）加强企业“微笑曲线”两端的国际竞争力

从全球产业格局来看，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来自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而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实现更多地是来自于企业的设计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和品牌。以美国通用为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近几年的利润增长中，有1／3左右是来自其资本额仅占3%的金融子公司，而传统汽车生产的利润则十分微薄，甚至是亏损的。

由此可见，在推进低碳经济过程中，我国必须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即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人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这既是我国产业在国际产韭分工中获取产业竞争力的要求，也是使我国实现低碳经济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三）大力发展新型低碳产业

低碳产业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环保设备、节能材料等，都是具有朝气和发展前景的新型行业。通过发展新型低碳产业，积极发展清洁及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的高碳的化石能源，逐步建立起低碳的能源系统、低碳的技术体系和低碳的产业结构，使经济发展由传统模式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这是中国产业转型的长期方向，也是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大力发展新型低碳产业，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争取主动。

目前，我国核电发展史上为国家的核电亭业作过重大贡献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正在与美国的西屋公司合作，从西屋引进其先进的核电技术，同时通过吸收、消化、创新的阶段性发展，力争在核电技术的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上求得突破。

在低碳经济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态势下，我国虽然暂时还不能做领跑者，但也绝不意味着只能做跟随者。2008年8月国际气候组织的《中国的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报告指出：中国在短时间内已经在一系列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已跻身于世界主要电动车、风能、太阳能光伏和节能产品生产国大国之列。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低碳产业发展从理念到组织、从政策到制度、从规划到行动的层层落实，我国实现从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的转型，又何尝不是一次国家的产业崛起呢？

参考文献：

［1］郭印，王敏洁.国际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9，（10）.

［2］袁男优.低碳经济的概念内涵［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10，（1）.

［3］段红霞.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机制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0，（2）.

篇7

中国新一轮新能源汽车政策与规划正在密集出台。但是，本应该成为市场促进剂的政策却一度遭到了市场的冷遇。

比如，每年预定的补贴私人消费者的财政资金孤寂地呆在国库中诉说着无言的烦恼。2011年8000多辆的新能源汽车产销水平，与2009年《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规定的50万辆以上的产销目标相去甚远。再如，25个“十城千辆”工程试点城市中，完成率超过50%的城市只有10个。

与此同时，汽车企业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如火如荼：一次次和地方城市的新能源汽车联合示范项目的启动，一次次宣布新能源汽车产品出现重大突破……

但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共有75家汽车生产企业的361个车型列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2011年，列入推荐目录的车型共生产12784辆。平均每一车型只生产了35辆，每家企业只生产了170辆。

政策错了？市场错了？应该说，两者都没有错，只是将诸多政策与市场搅和到一起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对新能源汽车有管理职能的涉及到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虽有合作，但有时也难免出现政策的不协调。

比如，在国务院的工业转型升级“十二五”规划中，对于新能源汽车有这样的规定：到2015年，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达到50万辆。而科技部的《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中，则提出了纯电驱动汽车销量达到同类车型总销量1%左右的市场目标。

按照目前1800万辆的汽车年产销水平，科技部的目标很有可能要大于国务院的工业升级转型“十二五”规划中的新能源汽车目标。纯电动车只是新能源汽车的一部分，如果部分市场大于整体市场，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既然目标与政策有冲突，那么在未来的政策落实中又以哪个目标为准呢？

还有一个问题：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是科技部推动的重要工作之一，或者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工作。但是科技部今天单独推出一个电动车发展的“十二五”规划，是否意味着科技部更加倾向于发展电动车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中之重，甚至全部？

对于混合动力汽车，各界也有很大的争议。到底混合动力汽车是否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必经之路，有着非常大的争论。这种争论无疑让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挫折。

篇8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巨大挑战,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的概念。该白皮书从英国对进口能源高度依赖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有义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降低对化石能源依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英国到2020年,CO2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以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目标。白皮书要求通过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以更少的污染获取更多的经济产出。

低碳经济这一理念始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考虑,随着实践的进展,低碳经济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展,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对低碳经济的理解。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指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综观各种意见,笔者认为,理解低碳经济需要把握其三个重要特性:(1)综合性。低碳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综合性问题。从第一个层面理解,低碳经济意味着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关系的“脱钩”,即GDP的增长率高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率(相对脱钩),或经济稳定增长而温室气体排放量零增长甚至减少(绝对脱钩);从第二个层面看,低碳经济所确立的是一种在促进发展的前提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单纯的节能减排思路不同,它强调发展与减排的结合,重点在低碳,目的在发展,通过改善经济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来减少能源需求和排放,而不是以降低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实现低碳目的;从第三个层面看,低碳经济还关系到人类的发展权和社会公平问题。

因为几乎人类所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一定程度依赖能源,产生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同的国家由于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的发展潜力和减排空间不同,要设计合理的、能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碳排放方案,必须从社会公平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考虑。(2)战略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长远的。低碳经济要求进行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进行一次全新变革,是人类调整自身活动、适应地球生态系统的长期的战略性选择,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3)全球性。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整体,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全球性,涉及人类共同的未来,超越国家的范围,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低碳发展需要全球合作。多年来,各国围绕着气候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从而形成全球性的制度框架,如《京都议定书》。但是,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这种全球性的制度规范往往在参与和执行方面受到国家利益的左右而大打折扣。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日益明显,发展低碳经济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英国政府在继2003年能源白皮书之后,于2006年10月《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做了比较权威的定量评估,指出如果目前全球以每年以GDP1%的减排成本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的GDP损失,呼吁全球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2月至11月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陆续第4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四个部分,从不同方面就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原因、预估、影响、适应和减缓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报告指出,在当前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和相关可持续发展措施下,未来几十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持续增加。如以等于或高于当前的速率持续排放温室气体,会导致全球进一步变暖,并引发21世纪全球气候系统的许多变化,从而对全球人类的基本生活元素――水的获得、粮食生产、健康和环境产生巨大影响。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里岛召开,为2012年以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制定了“巴里岛路线图”。与此同时,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也已开始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向低碳经济转型。英国先后引入了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排放贸易机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项经济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对燃烧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已开征国家碳税;德国、日本和奥地利等国也相应引入了能源税和碳税制度;美国也在投入巨资研发低碳技术,尤其是最近实施的《能源政策法》,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

如何应对这样一种新潮流,中国学者目前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意见认为低碳经济是未来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并可能会带来国际贸易、市场和国际技术竞争格局的改变,对中国来讲,挑战和机遇并存,需要积极应对。有学者把低碳经济提升为规制各国利用化石能源的权力、维护全球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新的国际规则,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各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中责任的规定与《联合国》保障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及《关贸总协定》规制各国贸易竞争的作用相提并论,认为中国需要正确面对它、尊重它,并积极地参与。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美欧利用气候问题设局,把气候问题提到国际政治层面,给中国施压。

实际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CO2排放国,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先后于1998年签署、2002年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虽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承担减排责任,但仍积极行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九五”计划(1996-2000)提出了节能率平均每年为5%,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包括温室气体)的目标。“十五”计划又提出节能和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10%以上。“十一五”规划则把单位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10%作为约束性指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2007年6月,中国政府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确定了中国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同年,国务院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了45条具体工作安排,国家发改委制订的《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对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实行节能减排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在节能减排上已经下了很大决心,并取得一定成效。

二、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的制约因素

低碳经济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长期发展的趋势。但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到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1、发展阶段。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对能源的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国内外众多关于中国未来排放的情景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国际能源署(IEA)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年”中,2005-2030年在参考情景和可选择政策情景下,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将分别增长3·2%和2·5%,能源相关的CO2排放将年均分别增长3.3%和2.2%。在各个情景下中国都将在2010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

2、发展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虽然我们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十多年过去了,以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这其中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因而我们要充分估计到粗放增长的惯性和转型的难度。

3、资源禀赋。在中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气占0.6%,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过去20多年,中国努力促进能源结构的多样化,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比重从1980年的72.2%下降到2001年的66.7%。但近年随着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攀升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又有回升的势头,2006年达到69.4%。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单位能源燃煤释放的CO2是天然气的近两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必然会产生较高的排放强度。

4、贸易结构。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国家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商品相当一部分为高能耗、高度依赖于原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商品。并且,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承接了相当一部分劳动、资本密集型、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并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据2007年由英国政府资助的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国2004年净出口产品排放的CO2约为11亿吨,约占总排放量的23%。IEA则估计,2004年中国国内出口商品生产蕴含的与能源有关的CO2排放量为16亿吨,占中国排放总量的34%。

5、锁定效应。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据IEA估计,参考情景下,中国在2006-2030年间需要在能源部门累计投资3.7万亿美元,其中74%用于电力投资,约为2.8万亿美元。能源基础设施所采用的技术、设备一旦投入使用,将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长期影响。而目前在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中,在如何避免传统燃煤发电技术的弊端、采用低碳的先进技术方面,在资金、政策方面尚缺乏有力的保障。

三、中国实现向低碳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潜在优势

1、减排空间大。由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处于高能耗阶段,加上节能技术水平较低,能源管理漏洞较多,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和能源效率明显偏低。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33.4%,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侯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因此,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

2、减排的成本低。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减排成本比较低。从国际上看,框架公约规定每吨成本超过30美元,中国的成本大体在15美元。加上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符合减排条件的项目多、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特点,都有利于开展国际碳排放交易,从而吸引国际资金进入减排项目。2006年,全球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CDM)碳交易市场达到300亿美元。目前,已有全球50多家金融机构加入全球气候变化投资网络,投资额达到了13万亿美元。截止2008年2月,中国CDM项目获得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签发的核证减排信用(CERs)达到了3637万吨,占联合国目前核定CERs总量的31.33%,首次超过印度成为最大的CDM碳交易量国家。

3、技术合作潜力大。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比如,在电力行业中煤电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IGCC)、高参数超临界机组技术、热电多联产技术等,中国仍不太成熟;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方面,大型风力发电设备、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燃料电池技术、氢能技术等,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小差距。在交通领域,汽车的燃油经济性问题、混合动力汽车的相关技术等,还处于探索阶段;冶金、化工、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也有较大改进余地。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此外,中欧之间签署的《中欧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美国发起的《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多边及双边合作都把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合作作为基石。在全球高度关注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承诺要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让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背景下,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抓住时机,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加快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推广速度。但是,也应该看到,技术合作的实际进程存在一定困难,由于涉及知识产权、商业利益等诸多原因,中国目前仍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

四、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策略

为应对上述挑战,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中国应该选择合适的策略,实现发展与低碳的双赢。

1、坚持国家利益,正确评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和责任。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要建设性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而不是跟风。中国的碳排放增长不仅要考虑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因素,更要考虑现代贸易和投资引发的转移性因素,尤其是高碳产品出口引起的碳排放问题。要把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生存和发展排放”的客观必然性与发达国家的排放相区别,并要求出口的需求方,为由出口产品造成的排放买单,从而减少中国在减排温室气体上面临的国际压力,避免陷入发达国家借气候问题给中国设计的陷阱。同时,在进行低碳经济的国际合作中,要坚持严格的可持续发展标准,对技术和项目严格把关,并准确核算减排成本,增强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防止清洁发展机制等项目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减排工具。

2、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发展与减排的良性循环。根据英国《斯特恩报告》得出的结论:及早开展相关行动在经济上是占优势的,行动越及时,经济损失越少。从中国实际情况看,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和环境约束,为避免经济建设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在其生命周期内的资金和技术锁定效应,也必须高度重视向低碳经济转型。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视野中,摒弃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前瞻、长远和全局的角度,部署低碳经济的发展思路,寻找低碳经济与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从而在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布局、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向低碳经济转型创造条件。

篇9

同时指出要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要大力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

这都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低碳之路”指明了方向。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召开，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倡导低碳消费也已成为世界人民新的生活方式。

世界各发达经济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奥巴马上任之后就在美国国内积极推动气候立法，令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ACES)。欧盟提出在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环保项目和相关就业，支持欧盟区的绿色产业，保持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在2009年7月公布的低碳转型规划中，明确提出企业要最大限度地抓住低碳经济这一发展机遇，在经济转型中确保总体经济资源和利益的公平分配。日本则制定了“最优生产、最优消费、最少废弃”的经济发展战略。

由此看出，低碳经济将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观，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出现，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的大方向，更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也是我国占据世界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关键。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我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大国责任，重要的体现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

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这个承诺，充分反映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作为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这一承诺无疑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敲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向――低碳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我国，由于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几乎涵盖了GDP的支柱产业。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发展迅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也一时难以改变。

因此，能源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的革新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重点问题。国家也势必将出台一系列扶植政策，以继续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同时逐步在税收、财政等方面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

在即将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规划中，资源能耗低也是关键的选择条件，目前已经将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作为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给予重点扶持。企业需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这一变化，将低碳经济纳入战略规划。

做好低碳经济规划在未来将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如果期望在此次转型契机中获得先机，就必须从现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据汇丰(HSBC)的一项研究显示，2008年，全球气候变化行业中的上市企业f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企业1的营业总额达到了5340亿美元，超过了5300亿美元的航天与国防业的营业总额。

尽管全球出现了经济衰退，但低碳行业2008年的收入仍大幅增长了75％。这一增长速度更超过了《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中的预测。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预测到2050年时，低碳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年收入将达5000亿美元。

在《2009年胡润低碳财富榜》上，玖龙纸业的张茵家族、保利协鑫的朱共山、尚德太阳能的施正荣名列前三甲，低碳榜上榜人数达20人，低碳经济的财富效应已经显现。

篇10

对于很多国人来说，摩洛哥是个陌生的国家，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才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且，很多人知道摩洛哥更多是因为它的第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和那部好莱坞同名电影（有趣的是《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不是在摩洛哥，而是在美国好莱坞拍摄完成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北非小国，近年来却吸引了全球能源人的眼光。 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进生”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摩洛哥走在了非洲甚至全球的前列。虽然摩洛哥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年人均碳排放量只有3吨，不到工业化国家的四分之一。

但摩洛哥依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家自主贡献”温室气体减排计划。按照该计划，到2030年摩洛哥将无条件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较“常规模式”（Business As Usual）下降17%;在发达国家根据《巴黎协定》提供的援助到位的情况下，可进一步将目标提高到32%。

在“德国观察”组织公布的《气候变化表现指数》（The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Result）系列报告中，摩洛哥一直表现优异，排名逐年上升，2017年位列第五位，是唯一表现等级为“好”的非欧盟国家。该组织从2013年起，每年对全球主要碳排放经济体在控制气候变化方面所做努力进行评估和排名，并将评估结果分为很好、好、中等、差、很差五个档次，目前没有国家达到“很好”标准。 “逼出来”的能源转型

摩洛哥是北非地区少数没有丰富的化石燃料资源的国家，但多年来摩洛哥的能源消费却一直以化石燃料为主，能源对外依赖度高达90%。2008年摩洛哥的能源消费中，石油占了65.2%，煤炭占18.2%，天然气占2.9%，而这些几乎全部来自进口;此外，从西班牙进口的电力也占全国能源消费的2.26%;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主要是分散利用的生物质能，以及极少数的水电和地热能等，占比总共不到12%。

从2004年到2013年，摩洛哥的能源消费增长了将近60%。随之而来的则是不断攀升的能源进口费用和碳排放。2013年，摩洛哥的能源进口花费达1025亿迪拉姆（摩洛哥货币），约占全国进口总额的27%，较2002年（191亿迪拉姆）增加了约440%。高比例的化石能源消费导致碳排放不断增加，居高不下的对外依赖度引发了对能源安全的担忧，而巨大的能源进口成本则成了贸易平衡和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摩洛哥一直对国内能源价格进行大量的补贴，目前仍未完全取消）。

为扭转这一局面，摩洛哥在2009年（2015/2016年更新）了一项能源转型政策―― 《国家能源战略》（National Energy Strategy），旨在加快绿色能源的发展步伐和提高能效，打破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根据这项政策，到2020年摩洛哥电力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将达到42%，其中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的装机均将达到2000MW;到2030年，电力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将进一步达到52%。

若成功实现这一计划，不但可使摩洛哥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也将有效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目前，摩洛哥的能源转型计划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5年，摩洛哥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达34%（总装机8160MW），其中水占22%（1770MW），风电占10%（798MW），太阳能占2%（180MW）。特别是近年来摩洛哥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的快速发展和广阔前景，让世界对这个北非小国充满了期待。 沙漠上“种太阳”

都说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对摩洛哥来说，虽然没有化石燃料资源这扇门，但却有一扇上帝留下的窗：异常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在太阳能方面，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摩洛哥，每年的日照时间高达3000小时-3600小时，发电潜力高达2600千瓦时/平方米・年，是欧洲国家的两倍;在风能方面，摩洛哥拥有长达1700公里的海岸线，另外还有广阔的沙漠地带，据估计风电可开发潜力达2.5万MW。对于一个只有300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也成了摩洛哥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资本”。

2009年，摩洛哥了“摩洛哥太阳能计划”（Moroccan Solar Plan），正式开启了开发太阳能宝藏的步伐。摩洛哥专门设立了一家由摩洛哥政府、国家水利电力局、哈桑二世经济社会发展基金和能源投资公司（各占25%股份）组成的公私合营机构――摩洛哥太阳能管理署（Moroccan Agency for Solar Energy），专门负责国内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具体通过一个名为“Noor”（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为“光”）的系列项目实施。

在克服了资金、技术、施工等层层障碍后，摩洛哥第一个太阳能电站Noor Ouarzazat一期项目于2016年2月在拥有“沙漠之门”之称的南部城市Ouarzazate并网发电，国王亲自参加了并网仪式。Ouarzazate地区每年约有330天的日子都是晴空万里，是建设太阳能发电站的理想选择。

Noor Ouarzazate项目共有四期，总容量580MW，采用了光热和光伏等不同太阳能发电技术，其中一期（160MW）、二期（200MW）采用槽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三期（150MW）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四（80MW）则采用光伏发电技术。目前，一期至三期工程已经投产，四期也已于2017年4月正式动工。四期工程全部投产后，可以为130万人提供电力，每年减少CO2排放80万吨。

迄今为止，Noor Ouarzazat项目已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和成功经验：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热发电综合体项目;一期至三期项目采用了西班牙SENER公司先进的光热发电技术，分别配备3小时、7小时和8小时的熔盐储能装置，可以在夜间日落后发电，弥补常规太阳能发电没有光照就无法进行的缺陷;与德国复兴开发银行（KfW）、欧盟以及法国开发署（AFD）等机构合作，获取资金支持;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投资方合作开发，既引进利用了最为先进的技术，还实现了发电成本的不断降低。这些不仅体现了摩洛哥优异的太阳能资源，也说明摩洛哥为开发太阳能资源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后续开发积累了有益经验，也为其他北非国家起了示范作用。

除此Noor Ouarzazate项目之外，摩洛哥还有Noor Tafilalet（75MW）、Noor Atlas（200MW）、Noor Argana（200MW）等多个太阳能发电项目在推进中。在风电方面，摩洛哥了为期十年、总投资315亿迪拉姆的“摩洛哥风电项目”（Moroccan Integrated Wind Program），统筹推进1720MW的风力发电工程。2014年底投产的Tarfaya风电场（300MW）是非洲最大的风电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