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观公正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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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以人为本；图书馆；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193-02

引言：

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热情在国内似乎已经消退，但许多基本问题依然有待探讨。美国图书馆界的先行者们组成专题组穷十年之力，尚未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我们起步较晚，理当更加努力。笔者欲阐明图书馆核心价值观与以人为本理念之间的关系，认为以人为本是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灵魂。

一、以人为本是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把握两个基本概念，即人和本。首先是“人”这个概念，在哲学上与神和物相对立。以人为本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格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无论东西方，作为一种发展观，尤其是现展理念，人本思想都主要是相对物本思想提出来的。其次是“本”这个概念，哲学上有本原和根本两种理解。以人为本的本，指的是根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要解答的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值得关注的[1]。

图书馆弘扬核心价值观，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图书馆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要解决“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这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不谋而合。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与物相比，世间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这是一个根本的理念，绝不可本末倒置或舍本逐末。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二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只讲根本目的，不讲根本动力；或者只讲根本动力，不讲根本目的，都不符合唯物史观。

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人，人在此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作为图书馆服务对象主体的读者和作为图书馆管理者主体的馆员，两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图书馆发展的首要因素。图书馆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目的是以人的发展统领图书馆诸项工作的发展，其最终结果与图书馆服务于民众，体现自身价值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使发展的结果和发展的目标相统一。

图书馆核心价值观是图书馆界为追求愿景，实现责任或使命而提炼出来的一个系统的说明，用以指导和规范全体人的行为准则，表达的是图书馆人的基本理念。它深深地植根于图书馆内部，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原则，是全体馆员身体力行并坚守的信念，是图书馆存在的最基本原因，是真正影响图书馆运作的精神准则，经得起时间考验。因此，一旦确定下来就不会轻易改变的永恒的原则。

图书馆核心价值观是图书馆人对于自身社会价值和自我定位向社会的公示，试图得到社会的认可，争取公众的支持，以支撑图书馆的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是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最基本的理性价值的表达，是永恒性指导图书馆工作的原则，是为社会提供服务时应该具有并坚持的一系列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图书馆工作的方向和精髓，是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灵魂。笔者以为：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与图书馆独特的专业职能共同构成图书馆本质的永恒的指导原则，这就是图书馆核心价值观。

二、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是图书馆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1.社会进步促使图书馆选择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图书馆创建伊始，是为统治者保存和利用文献资源，实现思想文化统治而建造的。为此，在图书馆内设置检查机构，收集民间文献用以检查监督民众意识。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巨大变迁，思想界也发生重大的变化，天赋人权，人生来平等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图书馆选择了顺应潮流。从最初的向民众开放到全面地满足用户的要求，从满足一般需求到满足个性化的需要，从图书馆五定律到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与公布，彰显着图书馆从象牙塔到读者天堂身份的转换。图书馆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深化和完善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展现了图书馆独特的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

2.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变为现实。人们常说“图书馆是书的海洋”，是说它藏书之多，但能否在其间“自由遨游”，过去不免会画上问号。今天，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变为现实。图书馆过去重收藏，用者分等级，这与图书馆宗旨相违背，是时代使然和经济落后造成的。现在网络数字信息飞速发展，它使以人为本的服务变为现实。首先体现的是人的平等，无障碍的阅览，网上遨游和开架阅览，为读者提供了自由利用图书馆的驰骋空间。读者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受惠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可以在网上参与图书馆的管理，提出改进意见，最重要的是知识自由的权力得到了保障。馆员也从读者利用图书馆各取所需，满载而归的喜悦中得到自身价值体现的满足。

3.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图书馆界常常叹息被边缘化，可谁都知道信息资源就是财富，我们守着金饭碗挨饿为什么？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我们躺在公益性上而不彰显服务的价值，这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软肋和悲哀。因为我们缺少一种信念来实现自身价值，这种信念就是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的服务揭示了我们要贴近读者，倾其所能，帮他们办实事，得到用户的青睐，社会的认可，来展示自身存在的价值。图书馆彰显社会价值越高，影响越大，越能得到政府的重视，资金投入就会越多，同时也能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的投入。图书馆得到了发展，也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公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这是一个良性的双赢循环。

三、以人为本的管理是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1.建立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型管理模式。图书馆的管理分为对外部读者的管理和对内部员工的管理两个方面。对外部读者的管理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服务于读者。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体现了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最基本要素：保障读者自由获取的权力和行为，为读者保密和尊重隐私权，保证任何人的民力和平等地利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发挥公益，保障知识自由和读者多元化要求，永远是教育与终身学习无围墙的学校，关心馆员专业性知识和技能的提高，给他们以展示自己才能的空间，通过服务来履行社会责任[2]。图书馆是培养人和优化人性的精神家园，要使读者能将图书馆的隐形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从而最大化的体现图书馆的自身价值。

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宗旨，以人为本是服务的核心内涵。服务的性质是公共文化和知识的服务，其价值取决于服务社会的效益，这也是图书馆核心价值观所最为关注的。服务性和公益性是图书馆孪生的两个属性，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的社会系统，必须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这是责任和义务。服务是图书馆与生俱来，亘古不变，赖以生存的根本，它具有无偿传递，对咨询有求必应的独特功能，这是商业化信息根本无法比拟的。图书馆以读者为本，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保障读者无条件使用图书馆和获取信息的权利。读者对图书馆的期望程度、信赖程度、满意程度和认可程度直接构成了图书馆服务质量对社会形成的图书馆意识，即社会对图书馆的认可和评价，昭示着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图书馆应提供优雅轻松的阅览环境，图书馆建筑应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品，其设计要有浓厚的人文底蕴和时代精神。内部环境设计要具有高雅、新颖、亲切的格调，使人感到赏心悦目，舒适怡人，有宾至如归的家庭氛围，恬淡温馨的读书环境体现了对来馆者的尊重和关怀，体会着人与信息之间交流轻松而和谐的愉悦。

以人为本的服务体现着图书馆对读者的尊重，要以读者的需求为导向，优化服务策略，创建方便快捷的以读者为中心的主动服务模式，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读者需求，保护读者隐私，尊重读者自由利用图书馆的意愿，为他们提供更畅通便捷的信息通道，提升读者利用图书馆的价值。

2.建立以人为本的图书馆内部管理机制。在图书馆的管理中，人的管理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人是管理因素中最活跃和最积极的因素，决定着图书馆事业的成败。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图书馆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强调对人的重视，尊重馆员的根本权力和法律地位，尊重个性人格、才能、价值，将个人价值与图书馆价值统一起来。要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氛围，给馆员以发展空间来展示他们的才能，体现其个人价值。要注重职业教育与业务培训，提高馆员的整体素质，必须建立起内在的、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创新精神，奖励开拓作为。要有计划的将馆员个人发展同图书馆岗位聘任、职称、职位升迁，公派进修和表彰奖励结合起来，形成制度化、档案化，使馆员的付出得到公正的认可和合理的回报[3]。

营造和谐舒畅的工作环境是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建造现代化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因素。管理者的人格魅力和管理风格，能够形成向心凝聚力，营造一种宽松的人际关系环境。图书馆管理者应了解馆员的需要和追求，因势利导，知人善用，尽量满足馆员的合理要求，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发挥他们的才智，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归属感。管理者将自己融于馆员集体之中，用真挚的感情去关心他们，为之排忧解难。公正的评价，恰当的肯定，采纳合理化建议，激发馆员的积极进取心，引导他们将个人需求和兴趣融于图书馆工作之中。在和谐的环境里，共同推进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平.“以人为本”：含义和历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4）：123-126.

篇2

关键词：人文教育;语文教学;培养途径

一、人文教育内涵及其价值

十年能树木，百年才能树人。因而，教育领域要严格按照人文教育的标准，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所谓人文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人文教育的实质是人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也即是说，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注重学生的素质培养教育，既要注重学生的知识的积累，也要注重学生的人格的塑造。人文教育在新时期背景下具有巨大的价值。首先，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在当下的信息时代，网络十分发达。青少年通过网络接收了十分巨大且复杂信息量，使得当下的青少年普遍存在早熟的情况。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更多，同时因为长期受到网络暴力言论的影响，使得青少年浮躁而冲动。但是，即是青少年受到网络观念的影响较大，但对于青少年来说，学校的教学活动对他们价值观的发展才有主导作用。因此，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更要注重引导学生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其次，人文教育对于青少年学生的人格塑造具有重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个人的人格直接决定他一生的生活际遇。因此，高中的语文教学活动必须以人文教育为主线，为学生的人格塑造提供准确的方向指引。高中的语文教学课程是高中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文教育对学生文学基础知识的培养，阅读习惯的养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高中的语文教材蕴含了丰富的人文教育内容，教学活动中应该让教材中的人文教育内容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在高中的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不能仅仅重视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还要以人文教育为方向，注重运用合理的方式和途径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素质。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的途径

人文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观价值观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学生的人格的塑造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在高中的语文教学活动中，以人文教育为主线，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高中语文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的途径有三种渠道。第一、提炼语文教材中相关人文教育的词句。高中的语文教材内容丰富，字词凝练，而且内容富含了人文教育的相关内容。因此，在老师开展授课活动过程中，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把握人文教育环节，适时地向同学们施加人文教育，这相较于专门开展的人文教育课程来说，增加了乐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教学中，马丁•路德•金说：“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这句话中的“肤色”、“品格”表达出了种族歧视的不公，以及作者对于种族歧视的不满。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体会字里行间的深意，从而体会生命之中应该追求的信仰是什么。让学生更加了解公平与公正的内涵，了解“世界友爱”的崇高追求。第二、把握语文教材中课文内容的深层次含义。在高中教材中，许多的教学内容都富含了深层次的教学内容。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把握课文内容背后的含义，并引导学生体会课文背后深层次的含义，刺激学生对于人文精神的思考，以此加强学生对于人文教育的理解。例如，在语文教材人教版必修2中《离骚》一文，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了解掌握文章的表层含义，还应引导学生感受屈原通过“诉说”、“申诉”、“劝说”和“斥责”的方式来表达的对因与不公的呐喊。了解屈原“岂余身之倬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家国情怀。学生才能了解在自己的生活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抱负，这才能为学生人格塑造做出正确的引导。第三、在课外实践活动中感受人文精神教育。生活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知识，只要留心观察生活，会发现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学问和道理。但是，由于学生待在学校和教室的时间较多，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精力都集中放在了基础知识的学习上，所以他们往往缺乏观察生活的耐心。因此，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养成仔细观察生活景象的习惯，了解日常生活事物的运转和变换，参悟其中的道理。当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参观特定的具有人文价值的景观，让学生在观赏人文景观的过程中，了解人文精神。从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素质修养。

三、结语

篇3

关键词:企业;社会企业;企业家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3-0032-02

社会企业一词是从英国兴起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就是投资主要用于企业本身或社会。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它不是为股东或企业拥有者谋取最大利润。社会企业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通过市场机制调动社会力量。

1从企业开始

任何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都必须从“企业”开始,“社会”一词只用来修饰企业,如果企业没有明确的含义,即使用“社会”修饰也不会得出多大成果。

企业一词含利弊两方面的意思:积极的一方面意味着对机会的预知及根据机会采取行动的内在能力,把创新思想和能为世界创造或带来新东西的决心结合;消极的一方面认为它是事后行为,在真正的影响显现前,企业家的经济活动还需要一段时间。

像学习企业的学生涉及创造价值概念一样,先从研究法国经济学家Jean-BaptisteSay开始,19世纪初把企业家描述为把落后地区的资源转化为较高生产力的人――这是从法语字面意思扩充出来的。一个世纪后,奥地利经济学家Schumpeter将理论设立在创造价值的基本概念上,批判性地指出关于企业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在其有关企业家精神的著作Unternrhmer中,指出任何一个商业机遇――无论是一种材料,产品,一项服务或商业组织都是应用这种精神的经济组织。所以企业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组合,它结合机遇存在的背景,追求机遇所需要的个性及对特殊结果的创造。

2企业家的背景

企业的起点就是企业家背景。对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来说,企业家背景是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使用者受中心IT员的控制。使用者只能等候并使用IT员工设计的软件来完成操作任务。如果使用者想用软件项目来做特殊的东西,就会被告知仅是软件开发就要6个月。这是一个低效率的过程。既然只有一个中心控制的操作系统供使用,使用者只好把延误和低效率指定到工作流程中,这样产生一个平衡。系统活跃分子把这种平衡称作“平衡的回馈周期”,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推动力打破这种平衡,使这一系统持续下去。

企业家特点:企业家被吸引到不好的平衡中,看到嵌入其中的机遇能够提供新的解决办法。企业家把这种环境看作能创造新事物的机遇,而其他人只把它看作是必然的,原因就在于把他们带到这个环境中的特殊个性。这些个性对创新过程极度重要,企业家被给与灵感来打破不满意的平衡。这些企业家并不想用微小的调整实现目前的系统最优化,相反想找到处理问题的全新方法,一旦拥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企业家就会直接行动,而非等待别人介入或希望说服别人解决。当然,企业家必须要影响其他人:首先是投资者,其次是朋友或家人;然后是合作者和员工,使他们一起工作;最后是顾客,使他们接受企业家的观点和创新思想。创新过程中企业家显示出勇气和对风险重担的正视,这就使企业家常常冒巨大的风险,而且做一些不明智甚至无法做的事。最后,企业家使用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获得巨大成果并被市场接纳。任何企业在前行中都会遇到挫折,这些企业家需要在已有障碍和挑战中发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3企业家的结果

当一个企业家成功将个性特点引到承担不良的平衡中时,接下来会创造一个新的平衡,在这一系统中平衡能为参与者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为详细阐述Say最初的观点,企业家创造了一个由低资质到高资质的永久转变。新平衡之所以是永久的,是因为首先生存下来,然后稳定下来,尽管原有平衡中的一些方面可能仍存在。通过大规模的市场接纳,不同层次的模仿、新的平衡系统及内部生态系统被建立,它的成功存在最终会置于企业家及原有企业组织之上。换句话说,新的平衡不是单纯依赖一个经营组织的产生,而是依赖于所拨的专款,以及对模式的更新还有其它相关的经济组织的衍生。在Schumpeterian看来,组合的效力建立起新的计算机操作秩序,使落后的以主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淘汰,商业运行的整套新方式和新企业组织迅速增长,产生不易被拆散的生态系统。每个案例中,旧平衡和新平衡之间的三角洲都很大,新平衡很快能自我维持,最初的企业家经营项目也催生出大量效仿者,这些结果能使更高层次获益的人放心。

4向社会企业的转变

企业和社会企业的重要区别在于价值观本身。对企业家来说,价值观用来服务于能支付得起新产品及服务的市场,而且价值观被用来创造财政收益。开始就希望企业家和投资者能创造收益。利益才是先决条件,对任何企业家的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并且利益以大份额的市场采纳和最终的新平衡的形式来达到。而社会企业家既不希望也不会为其投资者(大部分是慈善机构和政府组织)及自己创造大量收益。相反旨在创造以大规模、具有变革性的利益形式存在的价值,这一利益或是增加社会份额,更有可能是全社会。并不像企业家的价值观,假定一个能够支付创造及为投资者提供好处的市场,社会企业家的价值观集中于未受到公平待遇、被忽视以及高度欠发达的人群,他们缺乏财政手段及政治影响力来实现变革性收益。社会企业家创造的经营组织同样能产生收益,而且这些企业能被组织成非盈利或是盈利的。社会收益的私人化使社会经济组织有所不同,杜克大学教授格雷格迪斯在其著作中关于这一领域定义,认为社会企业有三方面要素:第一,确定一个稳定但本身并不公正的平衡,这一平衡会引起排斥、忽视或者缺乏财政手段以及政治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变革性收益。第二,确定在这不公正的平衡中的机遇,发展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并带来灵感、创造性、直接行动及毅力,从而挑战固有状态的支配权。第三,产生了新的稳定平衡,它释放出被钳制的潜能,减轻了部分人群的苦难,并通过效仿以及在新的平衡周围建立起的稳定的生态系统,保证了部分人群以及社会大部分人有个更好未来。

5社会企业的界限

在定义社会企业的同时,建立界限也十分重要。如果不给出界限会使社会企业这个术语毫无意义。有两种基本社会价值形式,有必要与社会企业相区别。第一种类型是社会服务供给。这一类型的社会服务企业从未摆脱限定的框架,服务区域仅被限定为当地人口,并且范围由能吸收到的资源来决定。这些经济组织本身很脆弱,可能意味着为当地人所提供的服务中断,甚至丧失。数以百万计的这样的组织存在于世界各地,尽管有崇高的目标,但不应该同社会企业混淆。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激进组织。企业活动的推动力仍然是不好的平衡,并且参与者个性方面相同。真正的不同是参与者动机本质的不同。不像社会企业家直接采取行动,社会激进主义者试图通过间接行动产生变革,即影响他人(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等)采取行动。成功的激进组织能为现有体制带来巨大改善,甚至创造新的平衡。但行动策略的实质在于影响而非直接行动。

6灰色区域

从给出的定义,能够把它从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激进组织区分开来,实际商业运作中,许多社会参与者加入这样一些策略――与单一形式或混合形式相关的策略。在单一形式中,成功的社会企业家采取直接行动,创造一个新的平衡;社会激进主义者通过影响他人创造一个新的平衡;而社会服务供应者采取直接行动改善现有的平衡。基于单一形式找出三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同也很重要,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有更多的混合形式而非单一形式。例如,尤努斯使用社会激进组织来扩大格拉明银行,这是社会企业典型代表。通过使用连续的混合形式――社会企业及紧随其后的社会激进组织,尤努斯把小额信贷转换成全球变革的推动力。其它混合形式的组织也使用了社会企业和社会激进组织,标准制定和认证组织就是例子。尽管一些标准认定组织本身的行动不会带来社会变革,但却创造了一个近乎于标准制定,并且在把标准推广到市场监管者与参与者方面论证了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生产认证和市场营销就是类似的例子。Kailash Satyarthi’s RugMark行动也提供了有关混合模型的生动例子。在拯救印度小地毯贸易中备受奴役的儿童工作时,把目光放在地毯编织业上。通过创造RugMark认证组织,结合激进主义者的间接政策来提升效力。买RugMark商标的地毯使消费者放心,并且地毯是在无童工及公平劳动环境下生产的。RugMark行动处在企业与激进主义交叉路上,而RugMark商标代表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采取直接行动,但也有意在教育影响他人的想法,有新的更令人满意的市场平衡的目标。

之所以找出单一与混合形式的不同,是因为只有掌握这些定义,才能更好地评定各种类型的社会活动。通过理解产生社会效益的方式和实质,使得社会企业的支持者们能预测收益的可持续性及达到的程度,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改进一个经济组织。

7关心的原因

社会企业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像企业对经济一样。这一定义有助于把社会企业从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基金组织中区分开来。社会服务供给者,社会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企业家会经常采纳对方的策略开发混合模式。这种分类有助于区分不同的价值,有助于在社会改革的经济活动中做出更有见解的决定。

社会企业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界定,但社会企业在创造价值过程中体现出一些综合特征。如:①企业取向:社会企业作为一个可靠的组织,让操作得到剩余,并透过市场直接参与生产产品及提品。②社会目的:社会企业有严格的社会目的,如创造就业、地方服务的提供,强烈的社会价值及使命,对社会环境及经济影响负责。③社会所有者:他们是自主性组织,有松散的治理及所有者结构,基于雇员、使用者、地方社区团体或信任者的参与,利润分配给利害关系人或者将利益捐助给社区。

8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近年来,国外兴起的社会企业在国内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期望从西方社会企业帮助政府解决棘手社会问题的经验中,寻求能“再造”中国非盈利组织的有益方法。国内一些非盈利组织开始以社会企业身份开展活动,少数从事公益活动的人开始被称为“社会企业家”,或以成为社会企业家为目标。所以就自身的性质而言,社会企业属于公益性的。发展这样一种社会事业,对于推动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发展社会企业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就业是民生的第一要务,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使其劳有所得,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民生。社会企业的增加,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多一家社会企业就少一些失业人员。其次,发展社会企业有利于减少贫困,减少和消除贫困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性工作。社会企业的主要目标,就是提供公益,其重要内容就是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等方面直接为贫困人员提供福利和服务。因此,发展社会企业是减少和消除贫困的现实途径。再次,发展社会企业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共服务。

社会企业在我国的发展面临许多问题,远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应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界对社会企业的足够重视,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推动社会企业和社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Jean-Baptiste Say, quoted in J. Gregory Dees, “The Meaning of‘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formatted and revised, May 30, 2001.

篇4

论文关键词：正义价值 效率价值 社会效益 和谐社会

一、法的正义价值的内涵

（一）正义价值的涵义

1．正义一词的辞源学由来。“‘正义’一词在西方出现于古老的拉丁语‘justitia’,是由拉丁语‘jus’一词演化而来的。‘jus’最初有正、平、直等含义，后来此词发展成为英语的‘justice’一词，根据《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它不但具有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公理、正义等含义，而且还有法律制裁、司法、审判等含义，可见，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法价值，仅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就具有久远的传统。”

2．正义价值涵义的界定。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正义涵义的界定总是仁者见仁，千差万别。庞德认为，“正义这个词在伦理上，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符合，足以保障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柏拉图的观点是，“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当属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常的。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妥协的。”

尽管人们对法的正义价值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最根本的落脚点上是一致的，即正义是一种应然之则，是法的最高精神和目标，它因涉及人际之间的交往而具有了攸关社会利益的内容。一方面，有了正义价值作指导，至少可以保证权利义务在形式上能够公正地分配；另一方面，法可以以震慑犯罪的形式保障正义价值的实现；再有，正义价值的客观存在使得法以补偿受害者的方式使失衡的正义天平重新回归平衡。由此可见，“法的神圣权威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强制力，而是来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正义。法的强制性只有以正以上的理由为基础才可行。一个有法律的社会的正义价值的迷失必然导致法的价值的迷失和法治的失败。”

（二）正义价值在法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那样，正义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尽管法还有自由、秩序、民主等价值，但他们都要从根本上服从于正义。换言之，法的正义价值较之于法的其他价值具有优先性。

二、法的效率价值的内涵

（一）效率价值的涵义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之比。在被引入到法学领域之后，效率便成了法功利价值的基本要求。功利主义认为，“是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为和制度之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幸福是一切行为的共同目标，行为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就是功利。”

（二）效率与效益的关系

在很多教科书中，效率与效益被认为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我认为，效率与效益二者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效率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纯经济上的“私益”；而在效益的概念之中，“效”指效率，“益”更侧重的是“公益”，效益是效率与公益之和，即用个人经济效率之和减去在追求经济效率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负效率之后所得的一种净值。总而言之，我理解的效益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价值，它至少包括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即效率与正义之和才是效益。

三、法的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关系

“公平是一个古老的价值命题，而效率则是现代社会赋予法的新使命。”长时期以来，人们往往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只要一提及正义与效率的关系，就很自然地要分出一个先后、轻重。其实不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正义的外部环境，既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投入与收获大致成比例，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样，我们也需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即效率最大化来创造社会财富。二者都是法的价值追求，谁都不能偏废。“正义与效率可谓法的双翼，法运行于社会的理想状态正是正义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效率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效率的目标。”在坚持一方面优先的同时，只有使另一方维持在一个最低限度，才能达到一种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平衡状态。

四、正义与效率价值的具体表现——以社会法为例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之间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为客观基础的。”也即是说，只有以法的形式把权利义务的分配状况确定下来，并且这种规定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才能算是实现了法的价值。“法律制度对社会效率与正义的实现具有重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其重要性在于法律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要想理解抽象的法的价值恐怕还是要还原到具体的部门法的规定中去。下面我就浅陋地分析一下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是如何在社会法中得以体现的。

（一）实体方面

1．从基本理念上看。“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法原则是对当事人关系的一种反映。在社会法中，当事人的关系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往往表现为强势，社会表现为弱势，这样一来就要在立法中有所倾斜，以实现分配的正义，即实质上的正义。而民法由于提倡绝对的意思自治，其所宣称的平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矫正的正义。

法的作用就是为了制衡关系。当出现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时，就要通过一种特殊的“不平等”手段来恢复正义，正像前文论述的那样，只要这种不平等的设定是为了达到结果平等的目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正义的。

社会法保证结果公平，并不是抛弃效率，而是仍然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只不过这种空间不能扩张到社会的公共利益领域；这种公平只不过是在保障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即正义有助于实现更大的效率，也正是这一点，体现了前文所谈到的正义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2．从调整对象上看。社会法调整的是公私混合型的社会关系，有三方主体。而民法调整的是平等的双方主体之间的一种平权型的社会关系。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图腾，可以最大限度的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繁荣，其结果就往往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然而根据经济人的假设，每个人所为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有限理性”会直接影响交易的秩序和安全。要想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易，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要使人们产生一种对交易的安全感、信赖感。因此，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在这个时候就要责无旁贷地出面干预。因此，我认为在社会法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间的横向交往产生的是效率价值，而政府的干预行为则是对正义价值的诠释。横向交往产生的纯效率总和再减去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负效率）所得的净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益。即正如前文所述，社会效益是效率和正义的结合体，只有效率的提高和公正的维护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时，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3．从主体资格确认标准上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契约—身份的过程。从身份—契约的转变，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属性，导致了私法的产生。私法确认主体资格的标准是“契约”。在私法中，当事人是“抽象人”，即不考虑个体资源禀赋、信息控制等具体情况，双方“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而被视作“强有力的智者”。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强势一方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提升了自己的效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虽损害了正义。因此，不同于私法，社会法并未抽脱出那些不平等的个性因素，而是看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把人按照“具体人”对待，辅之于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权利义务分配，即以“身份”的标准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对“身份”的矫正来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二）程序方面

没有诉权保障的实体权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对社会法而言，它通过自身独特的调节机制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体现在诉讼程序上。

由于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其责任追究程序应该是适用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由一人代表群体提出，达到“一人，全体受益”的效果，最大程度地提升了诉讼效率。

除此之外，公益诉讼的人可以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由于世界的普遍联系性，每一个个体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因此，主体不以直接利害关系人为限，这样的制度设计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局限，体现了社会法以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救济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大程度地维护正义。

五、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在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我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然是针对当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依附于单位，单位依附于国家，形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行政隶属关系。个人没有自主选择权，个人利益完全被国家利益所吸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个人逐渐从类似于封建社会人身依附性的那种对国家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个人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舞台，个人利益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尊重。然而，对个人利益追逐的同时也使得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的不公正已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基本秩序。因此，法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上层建筑，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以一种崭新的价值理念指导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也成为了法所肩负的神圣使命。“法律的正义不是经济领域中正义原则亦步亦趋的追随者。效率在经济领域中的优先地位并不能成为法律必须以其作为价值分配的基本原则的根据。法律当然不能完全沦为经济的奴隶。一旦法律完全依附于效率优先的逻辑，那么它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便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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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公共管理的职业属性要求公共管理者以科学、系统的专业知识实现服务的公共伦理价值。现代公共管理强调职业伦理价值，包括彰显法律权威，配置优质公共物品，承担公共责任，提升公共职业价值期望。

已故行政学大师沃尔多曾经讲过:“公共行政该表现出职业的精神，即使它很难成为一个职业的领域”。在大力倡导公共管理专业化、科学化的今天，职业伦理塑造亦是公共管理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目标。它既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政治合法性，也关系到公共管理职业的社会理性价值。

一、现代公共管理的职业归属

公共管理的概念，当前学界众说纷纭，尚未达成一致。正像美国学者列恩所说，“将公共管理己经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的辩解基本上是武断的，这个词仍然是含义不明的”。克拉克和纽曼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组织信仰与实务，是新的国家机关经营方式。”张成福教授认为:“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社与公共利益”的一种活动或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一套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安排。”尽管如此，学者们在认识本质上有一点是统一的，即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管理的最终的是满足一定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性就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使一定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而对于职业，学者米歇尔·贝利指出，职业包括三个基本的因素:从事一种职业需要经过广泛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涉及某些重要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专门的技能者为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除此之外，职业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需要经过某种认证或得到执照，存在职业的组织，的白主性等。学者巴伯则认为，职业人士的行为有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具有高度的系统化的知识;以社会的利益为取向而非以自我的利益为取向;由职业道德所产生的利益为取向;山职业道德所产生的高度的自我控制力作为作成绩象征的报酬制度。

在当今社会，公共管理职业化已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趋势。“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利一学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渗透，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和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公共管理职业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侧公共管理的职业化，不仅表现为公共管理领域成为各种掌握专业技术的人员云集的领域(如工程师、律师、医生、教师)，他们经过职业的教育和训练，在社会管理某方面具备专长，通过规则的职业准人直接或间接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职业属性呼唤从事公共管理的人员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职业精神，而基于对职业精益求精的追求，更要求从业者遵循职业伦理规范，并在符合规范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的能力、从历史角度看，公共管理的职业属性之所以在西方社会为广大民众接受，是以公共管理者不使用公共特权谋取私利为条件的，当公共管理者损害了这一条件，便丧失了公共管理职业的合法性根基和从业资格。

二、公共管理的伦理价值核心是服务

伦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系，表现为对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正义与邪恶等的价值判断和一系列原则规范。伦理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便构成公共管理伦理这种伦理关系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孕育形成，并可以根据道德原则来加以判断。它又具有多重向度:在整体层面土主要指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个体层面上则主要是公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公共管理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在整体与个体的联结处则是公共管理组织与公共管理者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概言之，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也主要是指以公共管理者个人为核心的那些由于公共管理职责和行为所引发的伦理价值。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不同于传统的治理模式。它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如果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政治权术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科学的管理制度的确立为摹础的社会治理的话，那么，现代公共管理所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赖以确立的基础则是伦理化的服务精神伦理为人生设定某种至善的境界，它把对一真、善、美的追求确定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公共管理中，服务就是“善”，就是社会治理全部伦理价值所在尽管对公共管理制度方面的伦理评价对公共管理者行为方面的伦理评价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所有标准都根源于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原则。服务价值是公共管理体系中的最高价值)正是以门飞公共管理拥有这一价值，才使它与以往的社会治理方式区别开来。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以统治秩序为最高价值，工业社会是以效率为最高价值，现代公共管理确立的服务价值则是对述两种价值的超越。只要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全心全意的服务行为，只要公共管理的制度和程序充分体现了服务精神和原则，也就自然地获得了和谐的社会治理秩序和充分的效率。

伦理价值对公共管理的协调功能应体现在公共管理者的意识自觉土，以使管理整体是自然和谐的，这一点与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构成的强制性秩序有着根本的区别。自然和谐是现代公共管理追求的一种良性境界，而服务的伦理价值把这种自然和谐转化为现实。伦理关系的和谐，会赋予并强化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合法性，它通过其他同构的道德规范作用于公共管理客体，获得整个社会治理的有序进而，公共管理客体在享有服务中感受到伦理价值的关怀，将唤醒提升他们的道德自觉和文明意识，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构社会生活，使之充满伦理精神，促进整个社会关系和和谐。

三、现代公共管理职业伦理意识的构建具有多维向度

现代公共管理，不仅关心专业领域的技术价值，更重视对公共服务伦理道德的追求。公共管理的职业属性要求其发展职业的伦理，形成一种内在的驱动机制和制度化的利他主义机制、历史表明，仅依靠法律和外在的控制，无法创造一种更好的公共管理秩序，促进负责任的行动，没有道德的伦理支撑，公共管理是不可能持久的。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是在公共管理中突显出的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一些职业标准和人生准则，如现代西方国家公共治理中不同层面所确立的对生命的尊重、公平、正义、责任、廉洁、高效等。这些观念和标准的确立及实践，在树立公共管理组织良好形象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社会共同利益。

从各国实践和我国实际出发，笔者认为现代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构建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彰显法律权威

公共管理突出社会的公共意志，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不可能稳定地为个人所意识和代表，它必须通过法律规定和制度设置加以确定。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是促进民主、维护秩序的坚强保障。柏拉图认为法治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L的权威。亚里士多德提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并强调国家的执政人要严格执行法律，维护司法正义。法不执行无所谓“法”，缺乏执行效力的法或充斥不确定因素的法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破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耗损公共管理职业的核心服务价值。作为权力委托人，公共管理者应该成为宪法和法律尊严的捍卫者，宪法和法律价值的体现者，国家法律规范的忠实执行者，并在国家法律制度的框架内，以基于法律制度为本的规范程序为依据，公正合理地履行自身职能，最终实现在法的普照下更好地体现服务价值。

2.配置优质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发展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化、分立后的产物，有了公共部门才出现了公共物品，公共部门才成为专门的绝大多数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如果说在传统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管制、管理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话，在走向现代文明的「业社会及随之而来的后工业社会里，服务则取而代之成为最重要最稳固的公勿品。“社会中其他公共物品以至于整个公共物品体系，都是建立在服务这一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基石之上的。” “公共管理提供一类特殊的公共物品，它的公共性决定了只依靠市场和社会不能保证有效供给，必须由公共管理执行组织来负责提供。职业的公共组织不是为组织自身利益而创设，它的产生应具有一更厂泛的社会公共标公共组织的行为应促进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管理者则应运用其专门的职业技术和特殊的权力依托整合社会资源并合理配置，创造出公众所需的不同层次要求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需要。

3.承担公共责任

从最狭义的解释来看，公共责任是指向卜级负责，要求向某种权威来源说明个人行动的过程，处理的是有关监督和报告之机制。此种公共责任概念采用的是“命令与控制”的定义方式，含义是外部监督、辩护、顺服、奖惩、控制等意义，它通过清楚的法规命令和正式的程序、监督与强制来达成在当代，公共责任的概念已扩展出更广义的内涵，它具有多种善恶价值判断，涉及到国家、政府以及人民利益关系，既是制度又是伦理。作为一种义务，它要求公共管理人员承担为国民尽责，为服务对象效力、谋利的重任，这种义务的具体内容则由国家、政府和管理机构的性质、任务、政策法规以及道德原则确定。同时，公共责任又是一种任务，它要求公共管理者在履行义务和职责的过程中，对国家权力主体负责，完成权力主体交付的任务。从伦理价值角度来看，公共责任赋子了行为人道德上的寄托和约束，是伦理准则意识和伦理目标意识的统一。准则意识是管理主体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态度通过对管理客体的调控，达到由内及外的日的，它突出表现为主体的严格律己精神和责、权、利的平衡;目标意识的核心则是公共治理的理想，是激励人们进取的精神力量，它对公共管理者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对组织系统的良性运行起着调节、内驱和导向的作用。

4.提升公共职业价值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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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政府；土地征收；公共利益；困境；路径选择

一直以来，土地问题都是关系到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化建设不断推进，各地征地的需求陡增。而随之而来的暴力拆迁、围堵政府等恶性事件的频频暴出，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成为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对其研究和探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环境下公共利益的内涵及界定标准

公共利益的概念存在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中。看问题的角度及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对于公共利益的解读也因人而异，但人们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有区别、公共利益应有公益性和分享性等方面有较为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公共利益是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经过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的整合而形成的，并能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和享有的，具有广泛性、正当性、公益性的社会价值体或利益形态。

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目前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受益人的数量要多，受益人生活的质量要高。而莫于川教授认为确定公共利益的标准有六条，即第一，合法合理性；第二，公共受益性；第三，公平补偿性；四，公开参与性；第五，权力制约性；第六，权责统一性。【1】笔者较认同莫于川教授的观点，认为以上的几点基本能揭示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下文笔者也将主要应用莫教授的公共利益标准来对我国当前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对比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一章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一章第二条中都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也就是说，我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国家行使征地权的前提是也只能是公共利益。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对公共利益作了具体规定：(1)国防和外交的需要；(2)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3)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4)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5)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2】以上的六条规定对公共利益做出如此概括性的列举，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宪法》等50多部法律虽然使用或者提及公共利益的概念却不明确其含义和适用范围的弊端。

二、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困境

2011年4月，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2009年至2010年24个市县土地管理及土地资金中，有14个市县违规征用土地22万亩。虽然只是披露少数几个县市区的用地违规违法情况，如果这些地方的情况具有代表性，那么，可推算出全国同期违规违法征用土地大约在600万亩左右，超过可持续用地标准的50%以上。【3】从江苏"铁本违法征地"到四川德阳征地拆迁案件，从吉林梨树霍家店暴力征地拆迁到磐石市挪用土地补偿款案件，"征而不用"、"征而乱用"、"多征少用" 和"征而迟用"等长期困扰社会、损害民众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不仅影响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更诱发了严重的冲突。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具体公共利益困境如下：

（一）公共利益的公益性危机

如上所述，我国相关法律将公共利益作为对土地进行征收或征用的依据，但并未将什么是公共利益、由谁界定、其范围如何等问题界定清楚。虽然新出台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归纳了公共利益的几点，但笔者认为，其中不少细节是有待商榷的。例如，新条例中有很多需要地方政府制定具体办法的规定，如何做到防止地方政府的配套制度违反新条例难以确定。又如，新条例的最后一条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该规定中"其它"二字也为不当征收留下隐患。另外，在利益严重分化的今天，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违法侵害征收相对人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某些地方政府征地时冠以"为了经济发展"的名目，实质却是某些官员滥用手中行政权力，侵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如地方政府将房屋征收拆迁后建立工厂、超市、娱乐场所或商品住宅，虽然短期内能起到拉动经济、增加税收及扩大就业等积极效应，但其直接目的却是满足政府自身的部门利益及经营者的商业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补偿缺乏公正性

我国目前关于被征收土地补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给予补偿，而在于怎么补偿，按什么样的标准，方式有哪些、能否及时到位等，这都牵涉到公平公正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各地方政府常根据"因地制宜"原则制定 "基准价"，补偿价格大多未达到市场价格，补偿方式也主要以货币补偿为主，缺乏多元化的补偿方式，补偿也未包含因为土地用途改变而带来的增值利益，使得被征地民众所获补偿通常不能重新购置大致相当的住房，并且申请补偿的程序过于繁琐，被征地民众难以及时获得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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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已就“中国梦”和“欧洲梦”是否相协调展开了讨论。迄今，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梦，既有国家的梦，也有个人的梦。具有政治性的国家梦，既是科学和政治进程的产物，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选择。相比之下，“美国梦”旨在使美国公民获得并确保美国生活方式。诚如马丁?路德?金在公开演讲中所言：美国黑人的梦想，就是要摆脱依赖、屈从、贫穷、愚昧和遭人鄙视的诸种桎梏。“欧洲梦”旨在创设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欧洲国家大联盟，该联盟是在独立、经济和社会聚合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统一货币、统一公民身份、劳动力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大多数的个人梦想，潜藏于非自觉的心愿中，运作在非自觉的机制里。如同弗洛伊德所见，这种梦想至少包含两种机制，一是发挥决定作用的全能机制，二是直接满足欲望的机制。在我看来，对于中国人和全人类而言，“中国梦”是自觉的规划与愿景，体现出伟大中华的两大特殊维度：物质产品与精神财富，其目的是让生活在和平、团结、合作与公正社会的人们共享这些物质与精神成就。

2.希腊与中国的异同

希腊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欧盟的百分之一。虽然希腊的产品质量与商务航运业均有实力，但其物质财富和产品的贡献率却微不足道。然而，希腊却给世界提供了精神财富，提供了人文哲学与民主制度，提供了自由、平等、自决、公正与合作等观念与价值。所有这些东西不像食品，是没有报废期的。中国是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巨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拥有伟大历史、创造了巨大精神财富和文化的国度。虽然在物质财富的生产总量方面，希腊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我们两国对于文化发展和精神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却使得我们感到倍加亲近，因为希腊和中国都拥有可以追根溯源的共同人文价值基础。在中国的终极精神创作中，《尚书》涉及伦理和政治，不仅阐明了政府责任，并且探讨了有德之臣如何辅佐无德君主的问题。《诗经》涉及生活、爱情、友谊、战争、节庆、自然、人类及其日常狩猎和打鱼等活动。《易经》涉及阴阳八卦，从辩证的立场出发，论证了事物的变化特征。这让希腊人不由地联想到希腊最古老的创作，其中包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同时还联想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或“七贤”的时代，这些人物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似乎专为他们所信仰和培育的共同价值而生。

3.孔子与苏格拉底

孔子在鲁国办学，教授“六艺”，强调和谐的意义，重视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还断言人格发展的过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说明他对音乐极其关注。据说，孔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屡屡发生下述情况：“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论语?卫灵公》）无独有偶，苏格拉底也常常靠在墙边数小时，沉浸于思考之中，全然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1]这两位古代思想家的情景何其相似乃尔！在同一时期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也在办学，也教授算术与音乐，同样重视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和谐。如其所言：“美德即和谐。和谐使得万物存在并聚合。友谊即和谐式平等。”?随后，柏拉图在其灵魂说中注人了和谐观点，视其为公正灵魂和公正城邦的特征，藉此抵制灵魂和城邦中的贪欲部分。[3]孔子和苏格拉底均无任何著述，其教义均由学生在他们过世后整理成文。在教学实践方面，孔子坚持如下原则：其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其二，“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均不自诩圣贤，反称自己无知，因此不耻下问；而且刨根问底，一生都在坚持不懈地探索真知，以各自特有的方式达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境界。

4.人性问题

依照孔子所言，“仁者”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这意味着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性与仁爱道德的结合。对于“仁”这一概念，汉语词典里提出表意解释，卡尔?雅斯贝斯也曾接受这一说法，艮P:“仁”字左边是“人”，右边是“二”，以此表明仁爱之心体现或展示在两个人以上所组成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流中。这正好应和了雅斯贝斯的下述论断：“要做人就意味着要交流”[4]，因为交流是社会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亦持类似观点，认为就本质而言，人是社会性动物。自然已将社会本能植人所有人，人就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之外，人要么是神，要么是牲畜。[5]孔子给人伦赋予了特殊意义，断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此看来，他是受包容性社会共同体观念的引导，认为人只有在此环境中才能成其为人，该环境使每一个人都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去感觉和行动。人性的品质，如善与爱及其回报，都是在家庭和社会中培育起来并付诸实践的，而家庭在整个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希腊诗人品达曾言，人之为人，习而成之。尼采对此观点加以引申，认定此乃人之为人的途径所在，同时还将人生与艺术紧密地联系起来，声称“我们是生活的诗人。”[6]颇为有趣的是，孔子和雅斯贝斯都曾借用乐队这一隐喻，形象地将生活与艺术联系在一起。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雅斯贝斯则这样写道：“社会犹如管弦乐队，以同步与和谐的方式演奏多种乐器所形成的和声。”t7]在古代希腊，德谟克利特提出了著名的“原子说”。亚里士多德因循这一思路，认为人类由多种部分、各种系统与其相互之间的多种关系组成。这适用于每一个活的机体和社会整体。主体、客体与各个部分均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存在、运作和进化。例如，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确定了个体的身份，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自己。所有这些说法无疑具有伦理学含义，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人类的生命最终也是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相互关联的。

5.道德教诲

孔子的全部教诲在根本上是道德教诲，其目的在于塑造人的道德化生活方式。他所传授的“六艺”，其主旨侧重培育道德品质，而不是发现真理。[8]在古希腊“七贤”的警句中，特别是在苏格拉底的代表性警句“认识你自己”中，都折映出与孔子所言相似的用意。苏格拉底曾言：“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一过的。”W这就是说，生活需要检验，不仅要检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且要检验生活的真知与道德。无独有偶，孔子和苏格拉底都相信美德基于知识，认为真诚热爱知识的人一生都会走在正途之上。当然，知识有别于意见，苏格拉底特别强调这一区别。由此，他提出“概念”一说，认为“概念”与“意见”相反，“概念”由客观事物的共同因素组成，可以确保使用同一概念或同一术语意指相同的事物。苏格拉底还从理性基础出发，考察了雅典么、民的意见、行为和生活；并从客观出发，界定了美德，认为反映个人看法的“意见”是主观和易变的，是缺乏真理性内涵的。追随苏格拉底的思想理路，柏拉图提出“理念说”，将“理念”视为认识的对象、衡量价值的尺度、永恒不变的实体。柏拉图还从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断言某些东西之所以被视为美的东西，原因在于它们分享了美的理念；某些东西之所以被视为善的东西，原因在于它们分享了善的理念。一旦任何事物与行为牵涉到相应的理念，它们就会从理性角度予以评判。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共相”的概念。依照其“四因说”，物质的种系由物质和形式构成。物质与形式，犹如外在世界里的一块石头与其在心灵中的形象，是“一”而非“二”。孔子、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颇为相仿，都未分别构建一个事物世界和一个理念世界。而柏拉图则不然，他试图将事物世界与理念世界分离开来，认为前者只是后者的摹本，后者才是前者的始基。[W]这样的原则决定了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对于灵肉概念的认知角度，他们二位都是一元论者，都相信灵肉的统一关系；而柏拉图则不然，他始终坚持灵肉二元论的观点。另外，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人类通过良好的教育和有德之为，可以在生活中获得完满。在“公正”问题上，他们都认为仅仅说明何为“公正”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应当采取公正的行动。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践行美德，成为习惯，由此建构人的第二天性，这样才能使人成之为人，反之则会使人成为动物。对于在生活中遵从价值观念且有高贵品格之人，孔子极其尊重和推崇，称其为“君子“。按照孔子提出的道德标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与“质”都要符合“中庸”之道，不能失去两者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走向反面，因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孔子宣称“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他对“中庸”这一美德赋予特殊地位，就像古希腊“七贤”那样，均强调“合度”原则，凡事把握分寸，既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要避免过度或走向极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专门论述了这一“合度”原则及其相关特征。孔子还审视了面对生死抉择时的“刚毅”德性，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荷马时代的希腊，阿喀琉斯的生死观与此有些相似。阿喀琉斯的母亲曾告诫过他，如果他要为朋友派特罗克洛斯复仇的话，他自己最终也会丧生。然而，阿喀琉斯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在古希腊，苏格拉底选择死亡而非逃避死亡的做法，也昭示了他对生死的评判观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亦有这样的表述：“一个不怕死的人，在打仗的时候能宁死不屈或不做奴隶吗?”[n]亚里士多德也有如下论述：“公民战士认为逃跑是可耻的，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逃跑而得救。”[13]孔子还提出一项重要法则，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雅斯贝斯认为：“如果践行这一法则，人们就会想到一种平等感。”[14]孔子的上述观点，让人联想起苏格拉底的道德立场：“如果让我在践行不义与遭受不义之间作出抉择，我宁愿选择遭受不义。”

6.政治理念

孔子对于政治问题有过诸多见解，涉及许多重要概念，如国家安全、社会公正、集体团结、信任、善治原则等。孔子念念不忘政治伦理原则，经常教导一切掌权者（如皇帝、藩王、大臣、刑部与家长等）都要恰当行使手中的权力，正确认识自己的责任，努力确保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例如，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后者回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使人想起柏拉图的如下说法：每个人都应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不应越出边界而忙于其他事物。这就是说，每一个人均应以恰当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论及社会分配时，孔子断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在子贡问及行政管理时，师徒二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孔子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信力是极其重视的。时至今日，要想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成员的团结，建立社会关系中的平等、信任和安全感则是首要条件。在人类社会同一时期，希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也对平等、团结、信心、安全和安定等社会价值进行了诸多讨论。比较研究中国与希腊哲学中的相关论述，在当今依然是一件有意义的重要工作。

7.言说的意义

孔子重视言说的意义，强调言说反映现实。他确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为了审时度势，取得行动成功，孔子不仅强调言语与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性，还特别强调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他一再提醒人们要恪守诺言，言行一致。对此，汉纳?阿伦特也曾形象地论述说：“在无确定性的大海之中，具有确定性的孤岛乃是通向未来之路。”[16]在《论语》中，孔子对于“人言”的力量和“忠信”的意义有过诸多论述，认为这是维系社会关系和确保正常交往的根本所在。如果君王失信于民，朋友失信于人，家人失信于亲，那将是后果极其严重的道德伦理问题。故此，他告诫人们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在古希腊，哲人贤达也强调言语与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性，也强调明确界定言说与语词的必要性，由此导引出逻各斯的力量问题。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有两件事情可公正地归之于苏格拉底，一是归纳推理，二是普遍定义，这两者都与科学的始点相关。古希腊修辞学家高尔吉亚认为，言说是一重大压迫者，即可引发快乐与轻松，也可导致伤感或忧愁。[18]柏拉图也曾坚信，词语与名称具有重要意义，并在《克拉底鲁篇》中对此进行了分析与论证。与此同时，柏拉图也曾强调保持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在《拉凯斯篇》里，他以苏格拉底的名义指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言说者与言词之间所存在的适宜与和谐，这两者会产生最美的和谐，会让人因言行一致而过上和谐的生活。”

8.思想遗产

希腊与中国哲学中的共同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或比较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因时间所限，我不能就上述问题展开充分论述。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历史的同一时期，也就是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人和中国人并没有实际往来与交流沟通，但是，他们对于人性、生命、道德与政治等问题的追问和思索，为后世人类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其相关的观念与理论，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均以不同方式反映在人类社会、自然规律、人际关系、人品人格、伦理行为、公平正义、言说意义等不同领域。所有这些思想遗产，在诸多方面为人类世界建立共同价值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希腊与中国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必然会造成多种差异与特点。概言之，这些差异产生的主因在于：作为政治体制的“城邦”出现于古希腊。这类“城邦”在地理上类似于国家，由平等和自由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有权直接参与政治对话，参与公共协商，参与城邦管理事务和相关决议。在古希腊，“城邦”与“公民”的产生，是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就这两者的相互关系而论，“公民”不仅是“城邦”组织的成员，更是“城邦”事务的裁决者与“城邦”职权的参与者。[2°]后世不同形态的民主政治体制，都与古希腊民主城邦制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9.追求的目标

篇8

（一）教育公平的内涵。

学术界对教育公平内涵的理解存在多种解释，其中影响巨大的当属瑞典教育家托尔斯顿?胡森关于教育平等的思想论证。胡森的教育公平指教育机会平等，而平等存在三种涵义：一是个体起点的平等，强调教育权利的平等，即法律保障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二是中介过程的平等，强调教育机会平等，认为教育制度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儿童，即个体在教育过程中受到平等的对待，不加限制，不受歧视，一视同仁；三是结果平等，即学业成就的机会平等。以承认个体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前提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不同的教育。胡森将这三种涵义的平等与三种主要的社会价值，即效率、公正和自我实现相对应，提出了著名的教育平等理论：效率优先之起点平等论、公平优先之过程平等论和突出个性发展之实质平等论[1]。

尽管对教育公平的解释不同学者有不同角度，但人们在教育公平这一问题上大致形成了一致性观点：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三者是逻辑统一的整体。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是实现公平的初始阶段，在教育普及过程中必须依赖这种形式上的保障才能保证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教育资源。结果公平包括受教育个体同等的成功机会、个性的充分发展、潜能的充分发挥。只有受教育的结果平等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它是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差异性的必然要求。

然而，我们不得不深思一个问题：当我们能够保障学生平等的入学机会时，当我们对所有学生安排同样的课程计划、同样的教材、教学方法、教辅设备，甚至同等水平的师资条件时，是否就意味着实现了教育公平呢？

（二）教育公平的评价标准。

当我们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并对教育的公平性做判定时，作为逻辑上的起点，势必首先确定“公平”的评价标准。公平，就其表达来看，首先是一种道德伦理要求，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公平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伦理道德范畴的，二是主观评价，三是客观存在。它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状态，又是一种人们对行为的主观评价[2]。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存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相同社会成员对教育资源的平等享有的实际状态，另一种是对这种平等状态的主观评价[3]。针对这两种情形容易找到一种标准对教育的公平性进行判断：一看个体是否平等地享有机会及资源，二看个体是否感觉到公平。

作为价值评价的公平伦理必然指向受教育者的个体需要，不同需要的个体往往产生不同的评价标准。故而，可对上面所提的问题做出回答：同等的机会和资源享有，甚至同等无差别的对待所能实现的不过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教育公平。真正的公平必然要求适应于每个受教育者独特需要的“因材施教”，是差别化的公平而非一致化的公平。正如胡森所主张的，“同样地对待每一个儿童并不是平等，真正的平等应该使每个儿童都有相同机会得到不同方式的对待。在人人都有受教育机会的基础上注意人的差异性，从而促使取得学业成就的机会均等，即最终走出校门获得相同的学业成就，从而消除不同社会出身的儿童在起点上的差别，追求结果的平等，这是一种最终的理想目标”[4]。

二、“有教无类”哲学下的教育公平观

普及教育的实践尽管始于16世纪的西方，但是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我国先秦时代的教育先贤孔子。《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本义是在教育对象方面，不分种类，即不分“贵贱”、“庶鄙”，不分善恶，也就是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年龄、地域、个性差异，凡是愿意学习的，统统收为弟子，都给予教育[5]。保证最大范围内的受教育机会可以说是教育公平论最朴素的原始形态。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之教育思想和开办私学的教育实践真正开启了“天子失宫，学在四夷”的新局面。它对今天我国面临的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及教育公平的探索实践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在义务教育基本普及的大背景下，我们仍要看到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入学率升高的同时，辍学率更加令人担忧；一些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教育投资不足；女童教育的普及仍然困难重重；进城务工子女随迁过程中就学与考试问题难以解决。切实改变城乡差距现实，保障适龄儿童真正享有平等教育机会及资源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示范学校”的叫法代替了“重点学校”，并没有改变优势学校的优势地位和优势资源占有状况。“读好的学校就是将来可以上名校，不好的学校只能上一般的”、“选学校就看升学率”……愈演愈热的择校热使优势教育资源更加集中，教育均衡难以展开。如何有效打破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已经成为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难题。

大规模班额、秧田式教室格局、“差生”受忽视的现实使多数孩子很少受到老师关注，很少参与师生互动，更少参与班级活动。他们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边缘，很难有自我表现机会，学习动机与兴趣难以激发，想要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就更加困难。要改变这种“优生优势”现状，就必须在缩小班级规模的同时提高教师教学管理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将师爱落实到细微处。

三、因材施教――走向实质公平

遗传、环境、教育等各种因素使学生在性别、能力、动机需要、气质性格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正是由于这种身心差别才使得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教育者需重视这种差异性，并在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及评价方面体现差异性。

（一）教学目标需调整：因材施教的本质在“扬长”。

正如人本主义者坚持的，人是值得信任的――个体自身拥有实现潜能的需要和能力。教育要看到学生身上的优势和长处，并致力于挖掘、培养学生的潜能和优势。

依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论，每个个体身上相对独立地存在着与特定的认知领域和知识领域相联系的八种智能，这八种智能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使得每一个人的智能各具特点[6]。智能结构的差异要求差异化教育过程――根据个体智力的独特性，为学生制定差异化教学目标。

教师应学会发现学生身长的闪光点，教师最大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培养出多少“重点”，而在于使每个学生的潜能得到应有发挥。一个好教师是伯乐，他分析每个孩子成长中的可能性，为他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使他明确目标，学会发展技能；一个好教师能够唤起学生的发展自觉性，教他发展技能，使他成为真正独立完善的个体，这便是伯乐之于千里马的意义。教育工作必须由“生产流水线”转变为因材施教的扬长教育，才能实现教育的实质公平。

（二）教学内容要丰富：增强可选性，选课走班很必要。

应对“择校热”曾有两会委员支招：建教育超市给学生更多选择。江苏政协委员戚若予说：“教育要做很多品种，类似于‘教育超市’一样，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特征和兴趣爱好，选择最适合的平台，这就是最好的。”所谓“教育超市”，实际上就是目前国内不少学校渐渐实施的一种教育改革试验――选课走班制。

走班制教学指在保留原有行政班级的条件下，学生根据学校实际和自身学习个性，自己选择、设计课程套餐，到各自不同类型的学习班级中流动地完成学习任务。学习课程不同，其组成学习班级的学生也不会相同[7]。“选课走班”体现了学校对学生差异的尊重和主动适应，是“因材施教”教育原则的有效落实，反映了学校教育价值观的转变。另外，“选课走班”从“补短式”教育转向了“扬长式”教育，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优势发展，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和培养[8]。选课走班制的优势在于它能尊重学生的主体性，通过赋予学生选择权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使得学习更有趣味性与目标性。再者，选课走班的前提是“选”，选择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自我规划能力。正确的选择需要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形成合理的自我概念，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

（三）教学方法要灵活：适应学生个性及需要。

根据学生的气质性格、认知风格特点进行有区别的教学与指导。如对于认知风格不同的两类学生：冲动型的学生反应非常快却往往欠缺准确性；沉思型学生则相反，他们虽然反应慢却经过深思熟虑，所得答案更为准确，更为成熟。教师应在教学方式上体现针对性，前者要提醒其注意深思熟虑、先思后行，克服信口开河、莽撞草率的毛病，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习习惯；后者则应注意提高学习效率，借助一些必要的反应速度训练，提高其灵活性。差异化教学的前提是对学生进行全面正确的认识，这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它需要教师付出极大精力，要求教师不仅钻研教材，更要钻研学生，把学生身心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形成对学生能力、兴趣、动机、性格特点的全面认识。

篇9

论文摘要：政府作为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通过合理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在正确认识“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有效探索实现公共利益的正确途径。

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是一国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正是这种“公共利益”代表的性质，决定了其职能首先应当是公共职能，亦即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抓好三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可见，加强政府公共管理、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是政府转变职能，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目标。

一、“公共利益”内涵的厘定

公共利益和大众福社一直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关注焦点和产物，也是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在我国努力推行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的新的历史时期，公共利益当然成为公共管理及其政策的核心价值。那么，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究竟是指谁的利益?《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解释，公共利益是指“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的、公用的利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中，公共利益也称之为公共政策，主要指“被立法机关或法院视为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根本有关的原则和标准，该原则要求将一般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社纳人考虑的范围，从而可以使法院有理由拒绝承认当事人某些交易或其他行为的法律效力”。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概念是公共秩序，也称公序良俗。

我国宪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大体上有以下含义:1)公共利益是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和各种利益的整合，反映宪法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因此，公共利益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实际上承担着为社会提供规则的任务;2)我国宪法的公共利益，凸现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功能，所有规定公共利益的规范中，以国家为实施公共利益的主体，从而确立了国家的地位;3)内容上，突出以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为基本价值趋向，强化了公共利益的工具性价值;4)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既紧密相连又各自区别。性质上，国家利益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公共利益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享有的实际利益，享有利益的主体是不同的。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社会利益具有功利性与排他性，社会利益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5)公共利益与民法、合同法等法律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同层面的概念，普通法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以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受其价值的制约，不能任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公共利益既是解决公益与私益之间冲突的依据，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指导原则，发挥价值示范作用仁’〕。

应该说，“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范围宽泛和含义复杂的概念，如何明定、判断一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概括国内外学界的主要意见，大多认为，理解和运用公共利益应坚持如下六条判断标准:1)合法合理性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才可能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故必须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2)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得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地提供。政府就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提供者;3)公平补偿性运用公共权力追求公共利益必然会有代价，这就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或特别牺牲。有损害必有救济，特别损害应予特别救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

二、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

社会转型向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挑战。政府公共管理在回应社会转型的挑战和压力时所做出的调整和创新，是渐进地进行的。其表现形式是政策替代，逐渐替代原先旧公共政策。正是这些政策替代，逐渐引发了政府公共管理的转变，其变革轨迹是: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权力和责任相脱离的政府向民主参与的责任政府转变。目前，一些基层政府本着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培育发展民间组织进行着改革和探索。这些探索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管理体制进行修补增减，而是将政府的组织重建、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管理更新进行有机结合。应该说，这一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为实现政府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现在，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公共管理必须走向民主化和公开化;重视社会公民的参与;强调与他人共享权力，使公民真正得到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精髓和追求目标，就在于“公众”的利益。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人民群众满意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这为我们如何认识、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现代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没有服务就没有现代政府。可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转型目标模式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契合性。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我国政府的施政理念、政府职能、管理方式、绩效标准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转变的动力不仅来自于政府自身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来自社会、企业和公民的意愿诉求和互动。首先，施政理念要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施政改革不仅是政府行为方面的改进，更是行政理念方面的变革;实现政府转型，不仅意味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模式的确立，更意味着政府施政理念的全面更新。因为只有具备了全新的施政理念，建设一个高效廉洁、法治透明的服务型政府才会拥有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首先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管制”理念，才能有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才能真正推进政府组织结构及其权力配置的改进，才能真正促进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观念的转变，才能真正建立以公众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公务员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层面进行深刻的变革，要彻底改变过去强调行政审批、行政干预和行政收费等“管”的习惯，而转变为“服务协调”、“责任民主”、“依法行政”、“科学决策”。

众所周知，公共管理和政策不仅要合乎法律程序，还要合乎社会价值取向。因为合乎法律程序的政策，其实质意义上并不一定就具有合法性。从公共政策的来源看，公共政策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其价值取向。显然，大众所关注的也并非只是管理和政策的合法性，而是其价值取向。社会的发展和道德取向总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因为每个政府为维护其合法性，都不得不考虑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从公共管理的本质来看，公共管理作为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就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内容的合法性。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必须从如下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公共管理的方向是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社会主导型”，为此，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趋势不可避免。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推行电子政务、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实现行政程序公开等等。政府自身着重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变为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就是说，政府要履行好公共管理职能，必须搞“瘦身运动”，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当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不能脱离特定的国情和具体的生态环境。由于我国的市场还不成熟、市场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不能象西方市场经济成熟国家那样全面铺开，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现实而可行的做法是，应该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这样，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另一方面又不再垄断，而是适当地寻求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参与。一旦解决了政府垄断导致效率及质量低下的问题，我们也就寻找到了解决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供给重经济建设服务、轻社会服务的问题的途径，即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将以提供关乎社会稳定的社会服务为主，而其他主体以提供经济建设服务为主。

(二)坚持政府行为法定化

要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功能，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现代文明社会是法制社会，现代政府也应该是法制政府，依法行政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美国法学家福勒曾经说过，“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力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毫无意义。”因此，所谓行政法治，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普遍原则和管理方式，要求政府行政权的获取、组织和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之行政行为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不得逾越法律授权的范围，否则，即为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行为法定化有三个要义:一是依法平等。法律在政府和公民间无所偏袒，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之特权;二是依法限制。政府之一切行为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违法逾越;三是依法负责。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如有违法不当行为，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违法的法律责任川。应当看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依法行政的理念尚未确立;另一方面，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影响了公共服务市场化建设。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就很难避免行政的人为性和随意性。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不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制度以及严格的审计制度，就很难避免“暗箱操作”、“黑箱操作”。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就会大打折扣，政府公共管理行为会成为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一己私利的借口，公共行政会成为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的温床。

篇10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家间、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更多的体现为人才的竞争，而管理水平的高低、人才素质的优劣直接决定了竞争的成败。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方面，人是预算中“决定性”的重要因素（吴水澎等，2000），而信任是预算的一个基本要求。组织公民行为已经成为员工在组织中最重要的工作产出之一（Podsakoff etc，2000），组织忠诚作为其中一个维度，表现为组织成员与组织连接一致的态度和倾向（Shedom，1971）。在预算工作中，组织忠诚指预算参与者对企业怀有深厚感情，愿意与企业同甘共苦共同成长，对工作富有责任心、使命感，为实现企业目标奉献聪明才智，发挥自身最大的作用，以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目标。预算组织忠诚有助于提高预算管理的效率，提高预算参与者对企业的组织忠诚度，以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理论基础

（一）忠诚的内涵 在当今社会，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诚实守信是人的基本要求，正如孔子所说，“民无信不立”，而“忠诚”作为“诚实守信”的内涵之一，是人步入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忠诚具有道德和经济的双重意义。忠诚的含义更多的表现为下级对上级、个人对集体、个人对感情和家庭等方面。曹巍（2005）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忠诚仅仅指个人品行和道德问题，梁涌（2004）则认为忠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伦理规范，是对归属对象稳定的情感态度和持久的责任行为。James.K（1993）提出忠诚指一个人对其所属社会团体的目标、象征和宗旨等方面的坚定不移的品质。哈佛大学教授Josiah Royce（1908）认为忠诚本无所谓好坏，关键是看人们所忠诚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个人出于某种原因愿意全心全意地奉献和付出，以及实现所忠于的对象的理想和目标。

（二）组织忠诚的内涵 组织忠诚源自于组织公民行为，最早由Smith，Organ&Near（1983）提出了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 Citize-

nship Behavior）的概念，也就是在一个组织中，该行为是员工的自主行为，并没有在组织的劳动契约的薪酬体系中规定，但从整体上来看有利于组织功效的发挥。Organ（1997）又进一步将组织公民行为与“周边业绩”相联系，提出虽然该行为在薪酬体系中没有得到明确或直接地确认，但是可以通过维持和改善组织中社会和心理环境的发展，对任务绩效能够起到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更多的表现为员工对组织的忠诚，以得到同事和领导的认可。

在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度量中，比较权威的是Podsakoff （2000）归纳的组织公民行为七个维度：助人行为、运动家精神、组织忠诚、组织顺从、个人首创性、公民道德和自我发展；Organ（1998）归纳的组织公民行为五维度：利他行为、文明礼貌、运动员精神、责任意识和公民道德。在预算管理中，涉及企业各层级间、各部门、各责任单位，还包括各地区销售等，员工的复杂性以及预算参与者之间的讨价还价使得预算参与者之间要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因此组织忠诚作为一种角色外行为在企业预算管理中就显得尤为重要。组织忠诚体现的时员工和组织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理状态，暗含着员工对组织的深厚感情和留在组织的义务感和责任感（Meyer&Allen，1991），因此，组织忠诚有助于提升企业的预算管理，降低预算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回顾国内外对组织忠诚的研究，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将组织忠诚视为一种态度，Kantor（1968）指出组织忠诚是成员为组织努力、尽忠的意愿；Shedom（1971）认为组织忠诚是组织成员与组织连接一致的态度和倾向；James（1993）提出忠诚（loyalty）指一个人对其所属社会团体的目标、象征和宗旨等方面的坚定不移的品质，哈佛大学教授Josiah Royce（1908）认为忠诚本无所谓好坏，关键是看人们所忠诚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个人出于某种原因愿意全心全意地奉献和付出，以及实现所忠于的对象的理想和目标。郑艳（2001）认为组织忠诚指员工对企业怀有深厚感情，愿意与企业同甘共苦，共同成长，对工作富有责任心，愿意为企业奉献自我。第二类将组织忠诚视为一种行为，认为员工忠诚是以行为体现的。Becker（1960）认为由于员工对组织的投入的不断增加，而使其不得不继续留在该组织的一种心理现象。Hrebinak&Alutto（1973）提出组织忠诚是成员为了薪酬、职位以及同事友谊等，而不愿意离开组织的行为倾向。徐军、赵志强（2002）主要从员工表现出来的对企业一系列具体行为加以研究，强调员工对企业的贡献。第三类是综合论，认为组织忠诚是是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和竭尽全力的态度和行为，在思想意识上与组织价值观等保持一致，在行动上尽其所能为企业做贡献，时刻维护组织的利益。

（三）预算组织忠诚的内涵与维度 Organ（1988）提出组织公民行为能够提高组织效能。组织忠诚是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维度，表现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敬业以及组织归属感。预算组织忠诚作为一种预算组织成员与组织在相互关系中形成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具体指预算参与者在预算编制、执行、分析、调整、考核、奖惩等一系列经营活动中，会全身心地投入到预算工作中，主动承担工作任务及挑战，及时完成组织分配的预算目标，为组织全心全意地奉献和付出，不凭借个人权力谋取私利，并会永远致力于为提升工作效率而寻找最佳途径或方法。

（1）组织认同感。预算参与者认为企业的发展前途和自己的理想相一致，并且认为领导的决策正确。预算参与者能够努力维护公司形象，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能够主动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来改进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目标。当预算参与者在回报上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最容易破坏预算组织忠诚，丧失对组织的信任。

（2）组织归属感。预算参与者把组织看成生活的一部分，能够在工作中主动帮助同事，对组织具有奉献精神。组织可以采用物质奖励、职业培训、安排丰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等，帮助预算参与者找到归属感，提升预算参与者的组织忠诚度。

（3）甘于敬业奉献。预算参与者能够尽职尽责完成预算目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时，能够及时汇报组织进行协商沟通，调整预算目标。当预算目标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以企业利益为重。

（4）关注个人业绩。预算参与者关心自己的薪酬福利，强调薪酬要与自己的预算目标完成情况相一致。当自己对预算目标完成很满意时，可能会要求组织给予晋升的机会。

三、预算组织忠诚的变量

（一）预算组织忠诚的前因变量 如图1所示：

（1）个体因素。个体因素是影响预算组织忠诚的基本因素。预算组织是由企业各层级、各部门、各预算责任人构成的，涵盖了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每个预算参与者的工作特征不同，会影响到预算组织忠诚的程度，主要包括个人素质、个人发展、价值观等。具体表现在：一是个人素质。这与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价值观、道德、工作经历、职业发展等有关。预算参与者的个体人格特征塑造了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忠诚”本身就是一些主观因素的综合表现，即预算参与者自身的这些主观因素更为直接地影响的预算组织忠诚。一般预算参与者的个人素质与预算组织忠诚度正相关。二是个人发展。指预算参与者在进入企业后，对自己在企业中能否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和晋升的可能性。如学习与培训的机会、晋升制度等。如果预算参与者感到有发展前途，并且认为预算考核机构能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则预算组织忠诚度就高。组织培训不仅可以帮助预算参与者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也可以传达企业的文化和精神，这是预算 参与者除了薪金和福利需求之外的最重要的需求，以此提高预算参与者的组织忠诚度。三是价值观。个人的价值观的好坏也对预算组织忠诚有重要影响。如果预算参与者通过工作关系谋取私利，对组织没有义务感和归属感，不能为组织奉献自我。

（2）企业状况。企业自身状况包括企业的规模、薪酬福利、性质、企业文化、企业的经营业绩以及企业管理的科学性等。如果预算参与者对企业环境、制度的感知较好，则忠诚度较高。笔者将企业状况分为预算组织认同和预算组织公平。主要表现在：一是预算组织认同。包括对企业文化、预算战略理念、预算制度以及预算考核机制等。只有当预算参与者对组织的心理期望得到满足时，他才会更好的投入企业，为企业服务与奉献。具体包括：领导者特征。包括领导者的品德、知识、行为方式以及工作能力。在预算管理过程中，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和工作能力很关键，他的个人魅力和对企业的忠诚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预算参与者的忠诚度；管理机制。即组织在预算管理过程中，适度授权，下放管理决策权，给预算参与者一定的权力自主性。组织适度地给予预算参与者一定的人员、资源、利益、经费等的管理支配权和决策权，有助于促进预算参与者的忠诚度和工作热情，调动了预算参与者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内部的行为规范，是影响预算组织忠诚的重要因素。这种规范并不是企业的制度规范，而是全体人们心中认可的规范。因此，企业文化可以使预算组织成员内部建立良好的关系，使预算参与者对组织有着归属感。二是预算组织公平。预算组织公平对甘于敬业奉献、认同企业文化、关注企业效益具有直接地正相关关系。组织公平严重影响着员工组织忠诚的态度和行为。具体包括：薪酬福利公平。主要包括工资制度、福利制度、精神奖励等。薪酬福利是预算参与者工作的一大动机，这也影响着其预算组织忠诚度。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预算参与者的预算组织忠诚也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当预算参与者在回报上感觉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最容易破坏预算组织公平，直接丧失预算参与者对企业的信任，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预算管理者将预算目标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每个预算责任人；公司发展前景。当一个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深信该组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崇高的社会价值时，他们就会充满热情、才思敏捷、积极主动，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组织预算目标。

（3）其他因素。一是企业效益和企业知名度。当企业的效益和企业的知名度较高时，预算参与者的预算组织忠诚感也较强。预算参与者很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更愿意追随那些与自己有着共同目标的组织。二是关系资源。关系资源不仅促进预算组织忠诚和身份感，而且提高了预算参与者广泛深入参与组织活动的可能。Roberts等（2008）指出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会使员工产生强烈的“成员身份”暗示，有助于增强员工的组织归属感和忠诚度，同时，关系资源提高了人们的心理安全程度，降低了人际交往的约束感和限制感。预算参与者与组织亲密无间的交流和沟通对预算组织忠诚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组织了解了部门、下属的实际情况，增强预算参与者的主人翁观念，通过畅所欲言，提出工作中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这样可以使组织的预算目标更贴近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组织向预算参与者传递企业的远大战略和目标，调动预算参与者的工作积极性。

（二）预算组织忠诚的后果变量 预算组织忠诚建立起来后，就会在实际工作中有所体现。预算参与者与组织之间的忠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参与者会从组织的立场出发，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合理地提出切实可行的预算目标等，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恰当地将目标分解和落实。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当出现与预算目标相关问题时，会及时地与组织沟通，调整预算目标，提高预算效率。在预算考核过程中，组织会按照公平的原则来进行业绩评价。

（1）有助于组织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坚持有序竞争。由于预算参与者的组织忠诚度高，因此就要求企业的考核机制合理、有效，形成完善的激励机制，这样可以激发预算参与者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使预算目标与组织目标相一致。

（2）培育组织文化。企业文化是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反映着组织的宗旨和目标，体现着公司的整体形象，是提升组织预算效率的重要手段。当预算参与者组织忠诚度高时，越有利于培育组织的声誉，这样可以加强预算参与者对组织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组织的激励成本。

（3）保证预算参与者的晋升和职业成长。晋升和职业成长是预算参与者追求自我发展的重要表现。组织设立职业发展阶梯可以满足预算参与者的需要，不断提升预算目标，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提升对组织的认同和忠诚。明确的职业发展阶梯也有助于预算参与者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轨道，提高其工作热情。

（4）利他行为的提升、维护人际和谐。当预算组织忠诚度较高时，预算参与者为了组织的利益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组织忠诚度高的预算参与者会关注同时的幸福感和组织的整体利益，因此这样的预算参与者不仅体贴周到，受到领导的重视，而且值得信任，会在预算工作中以组织利益为重。预算参与者愿意参加团队合作完成工作，维护组织内部和谐的工作氛围。

四、结论

当今社会是知识制胜的时代，拥有人才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管理水平的高低、人才素质的优劣直接决定了竞争的成败。但是现实是，众多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建立起符合企业特点的、与经济社会环境同步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使得很多优秀人才不能满足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因此他们会对组织失去信心，降低对组织的忠诚度，最终出现士气低落、人才流失的情况。忠诚与奉献已是企业发展的关键，预算组织忠诚有助于提高预算管理的效率。提高预算参与者对企业的组织忠诚度，有利于提高组织声誉，以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企业采取措施提高责任人的预算组织忠诚度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Allen T D.， Barnard S， Rush M C.， Russell E A.， Rating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does the source make a difference？ [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0， 10： 97-114

[2]Becker H S.， Notes on the Concept of Commitment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66：216

[3]Organ.D.W.， Paine.J.B.A New Kind of Performance for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Rece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999.14：33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