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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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自从我国“走出去”战略推出以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即FDI)迅速增加。最新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经有关方面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数量已达9300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42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也在逐年增长,截至2005年底,这个数字已达7620亿美元。可见,中国的FDI与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准确衡量中国FDI对出口贸易的效应,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
国内的实证分析大多集中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上,而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较少。其中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企业开展FDI的时间短,FDI的数量少,且占GDP的比重不大,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着。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融入世界经济进程的加速,FDI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
由于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较晚,加之投机数据的缺乏,样本仅设定在1982-2006年间,本文选取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网站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和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中国各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经常发生伪回归现象而造成结论无意义,因此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
图一 1982-2006年,贸易总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序列图
图二 取对数后分析线图
由图一可见数据是非平稳的,对原序列取对数以消除其趋势性。取对数后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由图二,取对数后数据依然不平稳,因此要对数据差分就行ADF检验。可见,应该选择lnofdi的二阶差分,无滞后,无常数项,无截距项,即lnofdi~I(2),同样,lntrade~I(2)。经检验发现lnofdi和lntrade同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3.协整性检验
对lnofdi、lntrade进行协整性检验,Eviews3进行分析,建立的方程为:
对此时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可见,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总量的对数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总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存在共同的增长趋势。
4.误差修正模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总量的对数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二者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可以把协整回归式中的误差项et看作是均衡误差,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短期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
即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LNOFDI = -5.2383 + 1.0273*LNTRADE + 0.3519*D(LNOFDI,1)
5.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并不能说明回归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大小,只是说明了二者之间的依存性的高低。需要再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检验。
由于Granger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明显,即滞后期选择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在检验过程中应选取多个不同的滞后期。
经检验可见,贸易总量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贸易总量的变化原因。
三、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贸易总量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贸易规模推动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贸易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非常显着。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贸易规模扩大,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提高。企业在更多地参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的同时,对国外市场有了进一步了解,于是逐渐转向向当地投资,来更好地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同时,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将会越来越多地遭遇各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了规避这些壁垒而导致的对外投资将会增多,以及为了化解潜在的贸易保护威胁而进行的“补偿投资”也会增多。总之,我国适时采取“走出去”政策是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不仅是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也是顺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贸易规模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还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发展的迅速增长阶段,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目前我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并且,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过快,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弱化。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总量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3.
篇2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篇3
关键词:美日贸易;美中贸易;贸易摩擦。
随着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整个世界的贸易得到了协调有序的发展。但是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增多,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从本国利益出发,双方在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和问题,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日本自1965年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持续保持贸易顺差,顺差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至1987年已达到598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10年的经济萧条,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美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中美贸易失衡取代日美贸易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在这个基础上深刻认识和分析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吸取日本处理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采取正确的对外贸易策略,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相同点。
1.1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对美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
20世纪70~80年代的贸易中,日本对美国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见表1),在20世纪70年代日美的贸易顺差为几十亿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进而上升为几百亿美元,在1987年时达到了567.6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峰值。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的贸易赤字,日本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这造成了美国极大的恐慌,担心日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屈服于美国,因此美国政府不惜采取政治施压的方式限制日本的出口,日美贸易摩擦产生。中国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并替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取代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主攻方向。从图1、图2可以看出,虽然由于中方与美方统计口径的不同,双方统计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但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事实,且连年呈增长趋势,2001年以后更是出现巨幅增长。按照中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已达到1 633亿美元,是1993年的26倍;按照美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达到2 562.7亿美元,是1993年的11.25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创下对单一国家贸易逆差水平之最,这招致美国国会和部分利益集团的不满,因此这些人开始对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美国于2006年在WTO对中国发起木材、钢材和信息技术产品的反补贴的申诉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
1.2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日美、中美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开始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了制度摩擦(制度摩擦:是由贸易双方制度不协调引起的。这种制度的不协调既有因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工业化社会规制和信息化社会放松管制的摩擦,也有因放松管制或制度改革速度快慢引起的摩擦),摩擦的解决方式也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转向结构调整,直至规制缓和(经济学家通常把规制缓和界定为去除政府对价格、产品供给或服务的规制)。从1989年开始,日美双方签署了三大协议:1989年《日美结构问题协议》、1993年《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7年《日美规制缓和协议》。从三大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解决日美经济摩擦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国的贸易协议已经超越了纺织品协议、汽车协议等这种针对单一商品,从涉及商品进出口数量的内容,开始进入针对住宅、电讯业、金融服务、流通等服务业领域,涉及到竞争政策、法律服务、透明度及其他政府惯例、促进规制缓和的组织建设等国内制度,甚至是日本的经济结构。
由于中国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同时,处于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仅会与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WTO发生制度上的摩擦,而且会与处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进行制度调整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出现制度上的摩擦。如美国贸易代表年度报告《中国贸易壁垒》指出:“限制性投资法律,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和任意使用规章和法律等严重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和对服务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通信、听觉视觉产品、商品流通、职业服务和旅游及旅行部门”。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条件下,以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已经率先进行了战略调整和管理改革,将公司经营的重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并精简人员,减少管理层次。而大多数中国的企业还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上仍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经常容易与跨国公司在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摩擦。
1.3中、日对美贸易依存度高,在处理贸易摩擦时较为被动。
美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二战后又成为科技领先的强国,这使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减少了对外依赖因素。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对美出口的贸易依存度很高。以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贸易为例,日本的汽车在当时占美国汽车进口贸易份额的四分之一,高峰时出口350万辆占美国市场的30%。研究表明,日本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进口中达到50%以上的比重,其市场占有率在15%~20%的时候,日美贸易摩擦就会激化和升级。高度的贸易依存度使美国掌握了日美贸易摩擦的主动权,使日本在贸易摩擦的争端解决中处于被动地位。中美经贸关系也是严重不对称的,这加大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使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容易被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的风吹草动置于被动地位。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如中国对美出口的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受到美国的出口额度限制的时候,中国出口总额度就会锐减。同时在双边经济总量上,中美贸易的份额也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全部出口的20%以上,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比重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0%,而美国自中国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5%。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性使得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对中国有着较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相应的约束能力。
2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不同点。
2.1贸易摩擦的手段不同。
20世纪70~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是在GATT框架下解决,其中数额限制,关税为主要限制手段,并且以美国的单边主义为主。贸易摩擦的手段比较单一。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所援用的手段日益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主要以反倾销、技术性壁垒、特保条款、法律法规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为主。相对于关税来说,非关税壁垒更为隐蔽并且对于贸易的限制作用更强。为什么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手段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这主要是由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9·11”事件打击以来,全球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2000年以来,占世界经济70%的美、日、欧经济同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衰退或增长迟缓,这是1975年来的首次下滑。其中,美国经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急剧降温,2001年3月正式陷入衰退。虽然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尚不坚实,美元汇价可能会继续下跌,恐怖威胁仍会困扰国际社会,因此,全球经济彻底走出低谷的态势并不十分明朗。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经济走强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较弱,反之,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贸易保护呼声较高。世界经济的低迷致使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市场。新贸易保护措施花样层出不穷,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技术壁垒激增;反倾销、反补贴、特保以及动植物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也呈不断上升趋势,还有新的道德标准、社会责任、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也被广泛应用。贸易保护措施的滥用导致全球贸易摩擦频发。中美贸易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因此新贸易保护措施也频繁地发生在中美贸易中。而日美贸易摩擦激烈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全球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呼声较低且保护措施单一,因此日美贸易中贸易保护措市场纵横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施的滥用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