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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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环境和外部条件。目前，在71.3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总量中，美国经济总量15.7万亿元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0%；欧元区经济总量12.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9%，两者合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8.9%。数据表明，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欧元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也有重要影响，两大经济体通过世界经济间接影响中国经济。

2013年12月《中国经济雷达月报》数据显示（见图2），当月美国经济增长率从上月1.6179%下降到1.6095%，下降0.0084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则从上月的-0.5045%变为-0.4013%，上升0.1032个百分点，降速放缓。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从上月2.2881%上升到2.3351%，上升0.0470个百分点，尽管美国经济有所下滑，世界经济增长继续上升。

在生产供给方面，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3926%，环比上升0.0056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为7.7830%，环比上升0.0128个百分点；服务产业增长率为8.3817%，环比上升0.0138个百分点，农业、工业、服务产业全部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同步上升。

在消费需求方面，当月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13.5695%，环比上升0.3910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239%，环比下降0.0176个百分点；出口增长率为6.9364%，环比上升3.2625个百分点；进口增长率为6.6574%，环比下降0.6812个百分点，消费、出口出现上升，投资、进口出现下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有升有降。

在货币政策方面，当月人民币利率保持不变。货币增长率为14.2054%，环比上升0.0613个百分点，远远低于18%的正常水平，货币政策动力远远不足。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月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2.4035%，环比下降1.4525个百分点，财政政策远未达到经济稳定或持续增长的政策力度。

在税收政策方面，当月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5.3983%，环比上升1.9277个百分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3926%，环比上升0.0056个百分点，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6901%，环比上升0.4168个百分点；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0.7376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0321个百分点，农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上升。

当月中国工业增长率为7.7830%，环比上升0.0128个百分点，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3868%，环比下降1.9999个百分点；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3.4547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504个百分点，工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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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IMF预计，美国扮演的全球经济“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2014年英国经济将增长2.6%。撑美国经济持续上升的，已经不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是逐渐恢复的国内消费动能。据美联储资金流向报告，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的债务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这意味着，美国家庭不再都是净偿债，增加负债如杠杆的过程又重新开始了。不仅如此，美国的失业率也从2013年初的7.9%，下降到了年底的7%。正因如此，奥巴马在2013年终新闻会上称，2014年将是美国经济“突破性的一年”。

已经从“重症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的欧洲经济，无疑将得到进一步的康复。观察发现，2014年堪称欧盟“改革年”，除了欧洲央行将对欧元区规模最大的130家银行展开全面压力测试，进而有效恢复金融机构的信贷功能外，欧盟还将敦促债务国家经济结构改革，启动投资预算达770亿欧元的欧盟“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建立预计带动90万个就业岗位的“单一数字市场”，为经济打造新增长点。不仅如此，欧盟将推进欧加、欧日、欧美自贸协定谈判，与中国也将开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而且前三项自贸谈判都有可能在2014年瓜熟蒂落。据欧盟预计，若数项自贸协议生效，将给欧盟带来每年2.2%的经济增长。由此，IMF预测，2014年欧元区将实现1%的正增长。

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未来止跌企稳将是大概率事件。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巴西释放出更大的投资能量，印度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俄罗斯推动经济均衡增长战略，“金砖四国”培植的内向性经济增长动能显著增强。IMF预测结论是，非洲国家2014年经济增速为4.7%，拉美地区达到3.2%。整体来看，2014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将上升到5.1%。

比较而言，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将快于新兴市场国家，IMF推算，2014年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升到54%（按美元汇率计算）；不过，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贡献率降到35%，新兴市场的贡献率仍达65%，作为整体，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仍高于发达国家。因此，2014年世界经济将凭借“双引擎”一路快行。

在各大经济板块竞相拉动的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所能获得宽松货币政策（QE）能量并不会得到全面的稀释。虽然美联储从2014年1月开始逐渐缩减购债规模，但其强调超低利率将延续相当长时间。重要的是，欧盟、英国、日本等这些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经济体，不仅不会退出QE，而且有可能继续加码，发达经济体因为货币政策局部收紧所产生的冲击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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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世界经济　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十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贺力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经济史学科发展综述[J].社会科学战线,2014,10:59-72.

[2]《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课题组,赵晋平,胡江云,赵福军.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4,10:1-16.

[3]郭晓东.新时期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外部挑战及对策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4]阎三虎,骆华松,刘云.中国和东盟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分析[J].绿色科技,2014,02:246-249.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课题组,赵晋平,胡江云,罗雨泽.中国利用外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发展研究,2014,09:8-11.

[6]权衡.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迈向一体化互动发展[J].国际展望,2014,05:1-15+150.

[7]关庆凡,崔建伟.论重商主义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J].企业经济,2012,05: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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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刘铮、周英峰：《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已位居首位》，新华社2009年9月29日。

图表说明：引自刘霞辉等：《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市场汇率计算，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度达到16%，并且超过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7年9月。

渐进式改革的“周期律”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这个改革也有周期性的问题和特征吗？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一、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二、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在任何一项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不管采取何种方法，人们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各个阶段中将会显现出来的所有问题。因此，改革一定是一个边探索边改革的适时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按照既定蓝图进行临摹的过程。”无独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认为：中国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型经济体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怎样过渡到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重要的经验。由此可见，无论政治立场如何，人们大都认同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

纵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以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这使得我们不仅能够有效防止激进式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能够有效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能够很好地把握改革的性质和方向，能够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能够注意推进全方位改革，注意发挥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渐进式改革是相对于激进式改革而言的，所谓激进式改革，是指采取激烈的、“一步到位”的方式进行改革；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有步骤、分阶段的方式推进改革，或者说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转换模式。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集中表现为从“易”到“难”，从传统体制外到传统体制内，从传统体制内易于突破的到需要攻坚的内核的推进顺序。具体而言，其“周期”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10个方面：

一是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再到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二是从推动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入手，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

三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先采取放权让利的“政策调整型”改革，然后转到以企业制度创新和整个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为重点的改革；

四是先改革一般竞争性领域，再向传统的垄断性领域推进；

五是先在一段时期内实行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并行的“双轨制”，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并轨，实行单一的市场价格制度；

六是先着力发展商品市场，再逐渐发展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市场；

七是先实行单纯的“按劳分配”，再向“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推进；

八是先以微观经济基础重塑作为改革的中心，再推进到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要环节；

九是先沿海、后内地，先一般加工工业、后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先“引进来”、再“走出去”；

十是在着眼于全方位改革的过程中，先着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再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的主要原因

30多年前，当中国决定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有两种方式可选择：一种是激进式，一种是渐进式。中国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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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劳动力就业；国家信息化综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为6.4%，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共同协调促进作用导致的结果，那么，究竟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大国来说，是一个十分值得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国家的经济才会有显著增长。而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最主要方面的体现，一般认为生产要素是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构成的。因此，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就表示着经济的产出能力。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也随之逐步改进，可见，技术水平也逐渐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要素稀缺及不能完全替代现实情况下, 经济增长是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协调关系制约的，显然各经济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许多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不可避免地研究经济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此种背景，许多学者分别从各类经济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探索，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献。

张军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 发现：在过去的10 年, 增长率似乎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而且要继续维持第一个转轨10 年的增长速度变得越来越困难[1]。周海春在研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 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2]。认为经济潜在增长率归根结蒂决定于三类因素：一是资本投入的增长； 二是劳动投入的增长；三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资本与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梁昭在研究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时认为: 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 即制度、结构和供给因素[3] 。总而言之，这些学者，都是将研究集中在经济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并且一致认为，经济要素的投入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试图通过计量方法给中国经济增长以解释, 并对各要素的贡献率的大小进行分析。但我们注意到, 在分析结果中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不明显。因此，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军.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 J] . 经济研究, 2002, ( 6) : 3- 13

[2] 周海春.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J] . 管理世界, 1999, ( 3) : 24- 28.

[3] 梁昭. 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J] . 世界经济, 2000, ( 1) : 50- 56.

[4] 邢志强, 赵秀恒. 信息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分析[ J]. 运筹与管理, 2002, ( 10): 9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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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篇7

【关键词】贡献 进口强国 最大投资者

根据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数据，在1985～2005年间，中国进出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3%。我国持续稳定提高的贡献率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接近10%的GDP增长速度。我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以出口为主的贸易政策和实践经验，这是开放经济和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支撑。但近年来，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增速减缓甚至萎缩，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

与中国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世界其他几大经济体。美国国会在2013年元旦通过法案，对富人增税并减少政府支出，但由此引发的财政悬崖必定会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影响对美国经济回暖的预期；日本的国内债务危机在2012年冲破了历史记录，同时，日本国内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危险；在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欧盟内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处于国家破产的边缘，而德国必须承担拯救欧元区和欧盟盟友的重大责任，不能全力以赴发展自己的经济。总之，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呈现经济下行的趋势，至今也没有全面复苏的迹象。

目前，全球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强力引擎，刺激全球生产和消费，以促进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保证持续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有能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根据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定义，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国际贸易，这个引擎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增长提供动力，但如果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减缓，替代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的需求一直处于旺盛的趋势。据统计，“从1983年到2012年，中国的进口总额总体保持上升状态。平均进口额为0.36万亿美元，2012年底达到历史新高，为1.8万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消费品进口国。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未影响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中国的GDP总量从2000年的4万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支撑着中国消费者良好的购买欲望。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数量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上海瑞士中心的分析专家穆西认为，中国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6万～3.4万美元之间的城镇居民比例将从2000年的6%增长到2020年的51%。在此时期，还将新增数亿城镇人口。毫无疑问，GDP的增长和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以购买力计算，中国在2010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有能力长期保持这一领先位置。

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强劲的生产供应能力。“从1983年至今，中国年均出口额为0.4万亿美元，2012年达到2万亿美元。”③金融危机后，中国总体的出口情况受到严重影响，但优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越南，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和它们相比，中国的出口供应能力稳定。根据国外学者的调查，对中国加工产品的需求要比上述其他国家高出0.8%～1.6%。近年来，全球对此类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2012年增加29%。另一个利好因素是，中国持续扩大的制造产业培养了大批掌握一定技术的熟练工人，这些工人可以满足高科技产品生产的技术要求。

加快提高贡献率的途径

成为进口强国。2010年，中国商务部研究机构依据《全球贸易便利指数》和《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指标提出“贸易强国”概念。该报告称，中国要想成为贸易强国，可以分成两步走：一是在2020年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要达到5.3万亿美元，包括贸易总额为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应为1万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总额应为2.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总额应为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均为0.5万亿美元，应为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国。二是到2030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除报告中提到的总额和排名外，笔者认为，中国的贸易强国地位还应体现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主要商品的定价方面，使中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为了完成商务部提出的贸易强国目标，中国应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首先，在货物贸易方面，应加大资本类货物的进口比例，比如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不能在短期内生产的机械设备和科技含量高的机械设备的主要零配件，可以从较为发达的国家进口。中国的进口可以刺激国外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和热情。以前，中国的零配件加工企业只能赚取少量加工费。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机械制造商可以根据生产需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一般零配件，在中国加工装配完成，再销往全球市场，这样能够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加工、生产企业。而且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在与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互动中能够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能够独立完成全球领先的产品的设计、制造。

其次，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同样应开放市场，引入资本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服务、保险、教育等。中国的服务贸易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上述领域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掩盖了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普遍缺乏服务意识，相当比例的从业人员在必要的服务技能上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部分服务行业缺乏质量控制和监管体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中产收入水平消费者人群的扩大，对服务内容和质量的要求迅速提高。为此，应借助市场需求的增加，引入境外高水平服务供应商，在满足消费需要的同时，也可以扩大服务贸易进口额，完成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高质量的货物和服务产品的进口可以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积累必要的生产要素，满足长期发展的需要。

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者。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0年，中国境外投资最多的前五个行业依次是农业、建筑、文化、教育和金融，信息技术和加工制造分列第六位和第八位。关于投资区域，亚太和拉美地区一直是中国境外投资的热点；2010年在欧洲的投资比2009年同期增长一倍；北美和非洲地区则较为平稳。以上数据虽然成果显著、令人鼓舞，但中国仍应加大境外投资的力度和对相关产业投资的深度。中国的投资可以为东道国提供必要的生产资金，同时还可以提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上两个途径能够在短期内为贸易伙伴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带动中国生产体系的整体升级，进入更为良性的循环，以便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持续的贡献。

使中国及相关国家均可受益。旺盛的进口需求和强大的生产要素供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可量化的贡献。在此过程中，所有的贸易伙伴，包括出口商、东道国以及中国自身，都能获得相应的利润。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曾经论证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事实上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进口可以加速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系列和产品组合。

中国对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投资并非捐赠和慈善。从2005年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35%。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其中约65%为美元。美元的相对贬值意味着购买力的下降，中国外汇储备的总值也会随之缩水。在找到另一硬通货替代美元前，比较明智的选择是将价格不断波动的货币变成价值相对稳定的资产。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则可以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这种境外投资的好处是获得高新技术，缩短我国企业自己研发的时间，早日有能力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中国的进口和投资则是兴奋剂，能够提供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在促进东道国的生产体系后，东道国将融合于全球生产体系，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利润。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进口创造了需求。这种需求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又延长了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生命周期，从而使其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有能力继续进行研发和生产。此外，中国的投资可以提供时间，给予主要经济体喘息和修补的机会。

结论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处在这个生产和供应体系当中，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都会影响它上下游的伙伴。同时，每一个经济体经济与贸易政策的选择都受限于它所在的发展阶段，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前进。

当前，中国已跨过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阶段，已做好向下一阶段升级的准备。中国将把初级产品供应商的位置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含量更好的制成品，发达国家则需要放松对中国的戒备，向中国转移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更重要的是高水平的服务技能和经验。在全球供应链中，在每一个特定的阶段，每一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只有所有经济体共同努力，才可以创造一个和谐的全球生产供应体系。

篇8

摘 要 本文选取了广西1996-2007年的相关数据，计算了每一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分析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因素：对外开放程度以及R&D经费存量。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对外开放程度

一、文献综述

全要素生产力最早由索洛在1957年提出，是经济增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反映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的综合产出效率。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中，基于“索罗余值”基础的生产函数应用最为广泛。他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持久增长的源泉，同时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原因。

在国内，和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的研究也很多。张军（2002）等判断出1992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在世纪之交前后为负值，其原因在于此时期中我国表现出较强的资本深化特征，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的拉动[1]；张军、施少华（2003）通过对1952-1998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计算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认为在改革前，中国经济的TFP波动很大，在改革后，中国经济的TFP有了明显的提高[2]；涂正革（2007）以中国28个省市的大中型工业为研究对象，采用Malmquist 指数和DEA 技术，研究中国28 个省市地区大中型工业的动力，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提高，是区域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3]；李宾、曾志雄（2009）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率，认为1992年以来的我国的TFP增长率明显不接近于零，要比其他的研究高出一或两个百分点[1]。

以上研究在借鉴国外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基础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但是大多是对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也很少有从区域差异的角度以及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角度来进行分析。本文选取广西作为研究的对象，计算了广西1996-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把R&D、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因素进行了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方法与模型

1.TFP的计算

其中，TFP是全要素生产率；RD是R&D经费存量；KF表示对外开发程度； 、 分别是R&D经费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产出弹性。

（二）数据说明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要的数据是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因素的数据是R&D经费和对外开放程度，下面对这些所用到的数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考虑到投入的产出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本文采用1996-2007年广西的国民生产总值代表总产出数据，并按1996年的不变价格进行折算；本文把历年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资本数据使用固定资本形成额来代替；R&D经费数据使用历年的R&D经费存量来进行测度；选择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利用外资”部分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

运用Eviews 6.0软件对方程（2）和（3）分别进行回归，对方程（2）的回归结果为：

从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好，但L这个变量以及常数项都没有通过t检验。时间变量T的系数为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技术水平在下降，这没有通过经济意义检验，并且时间变量的系数很小，可以把它去掉。从D.W的值知，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序列相关。所以此模型并不理想。

在剔除时间这个变量后，对方程（3）的回归结果为：

由（4）式计算出1996-2007年的广西的TFP值，1996年为基年，该年的TFP值是100，如表1所示；表2分别列出了TFP的增长速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表1的数据表明，1996-2007年间，广西的TFP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前5年的增幅较小，随后增速加大。从100增长至148.95，平均每年增长2.64%，对经济的平均贡献率为20.34%。

表2的数据表明，分阶段看，2002-2007年间广西的TFP年均增长率是3.01%，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27.35%，高于1996-2001年间的增长率和贡献率，说明TFP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

（二）TFP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

根据（9）式以及各个影响因素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各个因素增长率及对TFP的贡献率。如表3所示：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1996-2007年间广西的全要素生产率是逐步增长的。R&D经费存量也在不断地增长，平均每年为9.27%，说明政府对科学研究与开发十分重视，同时表明企业也十分重视研发；研发经费对TFP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越来越重要。由（10）式，R&D对TFP的产出弹性为0.186，即当其他投入不变时，R&D经费增长1%将会使TFP增长0.186%；R&D经费对TFP的贡献率为63.72%，高于对外开放程度对TFP的36.28%的贡献率，并且从分阶段看，R&D经费对TFP的贡献率是稳步上升的。

对外开放程度变量对广西TFP的贡献率是36.28%，该因素对TFP的弹性为0.137，其作用要小于R&D经费的作用；从增长的趋势来看，对外开放程度年增长率为-0.076%，但是2002-2007年间，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该因素的作用的增长率达到了7.38%，其对TFP的贡献率也达到了46.28%，但是还是要低于R&D对TFP的贡献率。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具体考察了广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当地制定相关政策、发展经济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研发经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当地政府作为科技投入的重要主体之一，对本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政府要制定相关的促进研发的政策，加大对研发的支出，刺激科技研发与创新，促进科技进步，提高自身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利用外资额度和质量，积极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机遇，也有利于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宾,曾志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再测算:1978-2007年.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09(3):3-15.

篇9

关键词 中小企业、工业产出、贡献率、增长率

1 引言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日益为各界人士所重视。特别是在80年代后期至今，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东部，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缺乏的特点使得中小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中小企业与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大的内在联系？本文将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利用东西部8个省市1990-1999年的工业产出数据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对工业产出增长与中小企业的贡献进行回归分析，试图从理论上说明中小企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相关性，指出西部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必要性。

2 东西部GDP增长与中小企业的贡献率

由于大、中、小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不同，它们的积累能力进而增长能力也不同，各类企业产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也就不同。我们可以采用如下方式来简单地计算各类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以Y代表某个地区在某时期的GDP，L、M、S分别代表大、中、小企业的产值，则 。该式两端对时间t分别求导并运算可得：

(1)

其中， 为X量的增长率； 为X在产值Y中所占比例； 就是X的增长对Y增长的贡献率。使用该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各类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后就可以比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大小了。这里，我们采用了1990-1999年东西部几个典型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据，计算出1990-1999年各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的平均增长率和大、中、小型各类企业对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我们用图表示如下：通过表1、2的分析结果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小企业的贡献率与总的经济增长率有很大的相关性（东西部均如此，东部相关系数平均为0.794，西部相关系数平均为0.759）。图1到图8也恰好描述了计算的结果。从图1到图8我们可以看到，工业产出增长与中小企业贡献率拟合最好的是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东部地区，而这一地区恰恰也是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区域。其余西部诸省则拟合得比较差。这种结果也正好反映了西部的经济发展滞后，与我们通常的观察相符。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中小企业的贡献率一般都大于大企业的贡献率，而西部则不明显。并且中小企业贡献率较大的年份往往也是产出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对于这一点，东部也较西部更为明显。由于数据上的限制，我们在上述讨论中使用的中小企业数据全部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据。但是，考虑到其它产业中的中小企业比率一般会大于工业企业中小企业比率，并且东部省份的服务业等行业无疑会比西部更为发达，所以我们对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分析结果应该不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

3、结论

本文分析了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找出了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与中小企业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指出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发展明显滞后是阻碍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发展中小企业是实现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与二战之前不同，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主要是在中小企业中、至少是在大量中小企业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发展中小企业是防止垄断，保持经济效率的必要措施。国有大企业普遍效率不高，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能够对大企业形成竞争压力，加快大企业的改革步伐。

第三、发展中小企业也是提高大企业产品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现代生产是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分工合作的体系中完成的。大企业通常把其产品组件中比较标准、劳动较为密集、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零部件分包给许多中小企业，以减少自身的投资规模和管理难度、增加经营的灵活性。因此，如果一国的中小企业不发达，大企业的竞争力也必然要大打折扣。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由于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滞后，使得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明显较东部地区缓慢的多。因此，西部应当出台政策允许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出台西部地区的相关法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予法律保护，并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以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和完善中小企业，最终实现西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魏权龄，刘起运，胡显佑等. 数量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10

篇10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