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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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任与风险: 经典社会学理论的阐释

信任( trust) 与风险( risk) 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许多社会学家对信任与风险都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论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卢曼( Niklas Luhmann) ,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以及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学派的信任与风险阐释。

( 一) 卢曼的信任风险观

卢曼将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当代社会特征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信任不是传统社会特有的、已过时的事物,恰恰相反,信任伴随现代社会形态的发展,其重要性与日俱增,成为了当前现代性阶段不可或缺之物[6].作为社会系统论和新功能主义代表的卢曼,其信任风险观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第一,信任是一种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卢曼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在复杂环境中,人们难以预测事件发展的过程。社会系统必须发展出一套旨在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才能使人类更好地在复杂环境中生存[7].社会系统中发展出的语言、权力、权威、声誉、规则等都是简化复杂性的重要机制。信任具有降低环境复杂性的功能,从而带有一种保障性的安全感[8],进而降低风险。但需要注意的是,信任的简化机制并不意味着信任消除风险,仅仅是使风险有所减少[9].在环境复杂性论述的基础上,卢曼认为信任与熟悉也不无关系。熟悉一开始就简化了环境复杂性,对于行动者而言,熟悉的环境是简单的,具有更少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风险进行判断,是指向过去的一种概念。信任则是未来导向的一种风险投资,熟悉成为推断风险的重要依据,因而是采取信任或不信任行为的前提。第二,信任与风险高度相关。在卢曼看来,信任是与风险有关的产生于现代的概念[10],同时涉及信任与信心这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方面。

相同之处在于信任与信心均指的是一种期望,区别在于信任意味着已经意识到风险的存在,而信心意味着不得不忽视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风险。卢曼认为,信任是一种在意识到风险存在的情境下的冒险行为,在此情境中,个人能够考虑不同选择的可能性,同时尽力减少或规避风险[11].第三,卢曼将信任分为系统信任( system trust) 和个人信任( personal trust) ,个人信任以被信任者的特性为基础,系统信任则是建立在社会系统之上( 如政治、经济、司法) ,核心在于社会系统的沟通基础( 如权力,法律) 不被滥用。系统信任假定信任各方会遵守特定的规范,同时人际信任与系统是否有效运转高度相关[12].

当风险社会来临时,社会复杂性增加,个体逐渐脱离熟悉的个人社会,此时系统信任的有效运行就至关重要。卢曼对风险与信任的独到见解,为尔后风险与信任关系,信任的功能,信任的发生机制,特别是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如何提高风险社会视域下的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二) 吉登斯的信任风险观

吉登斯不仅批判性继承了卢曼信任与风险的论述,更是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对信任与风险进行了反思。吉登斯认为信任是指对个人或系统可依赖性具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事件或后果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他人的爱或诚实的信念,抑或对抽象原则的正确性的信念[13].第一,吉登斯从现代性的观点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逐渐分离,完整信息是寻求信任的重要条件。在高度现代性基础上,一方面,如果没有信任,人们难以在抽象的生存环境中进行有效互动; 另一方面,高度现代性中的抽象往不仅需要交往双方的信任,还需要对交往媒介、交往符号、交往规则的信任[14].同时,信任是联结可依赖性与信心的核心纽带,信赖是建立在对环境的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信心。而对环境的信赖和信心,与对环境的风险判断具有联系。第二,吉登斯认为信任与风险相互交织。信任往往可以规避特殊行动方式可能面临的危险,或者把这些危险的程度降至最低。危险与风险密切相关,却不尽相同,风险意味着危险,却有可能并未意识到这种危险。

危险是一种对预期结果的威胁,是可以被意识到的,而风险可能并未进入行动者的意识之内。风险存在于具体环境框架之中( 如参加具有危险的运动,股市投资等) ,在一些情境下,风险能够被制度化,并且经常是通过周密计算的,机会和技术是限制风险的因素。在一切信任的环境框架里,可接受的风险存在于“欠充分归纳性知识”的情境下,因而信任与可接受的风险总是存在某种平衡。可接受的风险视不同条件而定,但对于维持信任至关重要。此外,尽管信任意味着风险,但同时也暗含着机会,机会与风险同时存在。第三,风险不仅是个人行动,现实社会中存在影响每个人的种种风险环境,这些风险环境与每个人紧密相关,并产生影响。相应的,安全的经验往往建构在可接受的风险与信任之间的平衡之上[15].总而言之,吉登斯对信任与风险的分析,建构在现代性特征的论述之上,信任的存在既是时空分离的基础,又是其结果。在现代性高度发达的今天,吉登斯的信任与风险分析,为解释信任与风险的关系,信任发生条件,信任与否的后果,不信任或谨慎信任的机制提供了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分析路径。

( 三) 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风险的阐释

与卢曼和吉登斯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谈论的信任与风险不同的是,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出发对信任与风险进行了分析。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与风险的分析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但不容置疑的是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为更加全面理解信任与风险的关系注入了新活力。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的分析可追溯到威廉姆森( Wil-liamson) 和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的信任研究,但集大成者当属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Coleman) .威廉姆森认为信任可分为算计性信任、个人信任与制度信任,算计性信任贯穿信任始终,同时算计性信任也是风险的一个子集。信任尽管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却同样让机会主义等行为横行,充满着风险。所以为规避信任风险,应当将市场的部分功能纳入科层制内部[16].格兰诺维特主要从社会关系网的角度出发对信任进行解读,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关系是信任行为的必要条件,但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即使在熟悉的社会关系中的信任也是具有风险的,例如“杀熟”现象的发生就是例证。科尔曼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分析了信任与风险。科尔曼认为理性是对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具有不同的效益,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是最大程度获取效益[17].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效益突破了经济学的范畴,具有更加广义的内涵,例如情感效益等。在理性假定的基础上,科尔曼进一步论述了信任与风险的关系。在市场中由于交易时间的不对称,因而为单方行动或获取收益之前必须投入资源的任何方面都带来了风险。为规避或减少这种风险,需要有效的法律

合同。 在非经济行动中,价值难以估算,进行社会行动时,需要以新的手段来加以保证,根据这类手段,在采取社会行动之前,行动者需要考虑可能承担的风险[18].个人行动被结合到一起,形成信任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从科尔曼对信任的解释中,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信任象征资源和权力的让渡,同时信任行为与风险紧密相关,给予信任则意味着承担风险。

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与风险的解释受诸多批评,例如福山认为许多信任行为发生在非理性的情况之下,但其对当前风险社会视域下信任行动的发生,谨慎信任观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解释视角。

除以上学者之外,韦伯( Max Weber)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什托姆普卡( Sztompka) 、巴伯( Bernard Barber) 等社会学家也对信任与风险进行过精彩而深刻的解读,为信任与风险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卢曼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吉登斯从现代性的反思,理性选择理论学派从理性博弈的思考出发建构起了风险与信任理论模型。尽管基于不同的视角,但理论效用却殊途同归,对风险社会视域下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制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并形成共通互补的效应。基于以上理论分析,风险社会背景下当前中国社会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理就十分清楚了。

二、风险社会视域下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理

( 一) 谨慎信任观

所谓谨慎信任观是指个体在给予信任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框架下,综合考虑可能承担的风险,从而采取不信任或有条件的信任的行为。其行为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心理行为不确定。第二,心理行为的不确定性产生信任行为的效用风险。例如,在碰到老人摔倒时,个体因为担心被骗或被讹诈的风险,而采取不参与、远离的行为; 有条件的信任则是个体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既给予信任,又考虑风险,在寻找可以保证有效风险规避的证据( 例如提前拍照,寻找证人) 的前提下采取帮助的行为,正是其特征的具体表现。

( 二) 风险社会: 谨慎信任观的生成机理

风险社会暗含着许多不确定性。尽管在风险社会学理论的创始人贝克( Ulrich Beck) 那里,风险社会主要的焦点在于由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发展而带来的宏大风险,如技术风险,制度化风险,生态风险等[24],社会运作的逻辑由工业社会利益分配的逻辑走向风险社会风险分配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克对微观层面的风险并不关注。风险社会作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体: 社会分化个体逐渐脱离熟悉的环境,走向陌生的环境,个体面对的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因而个体在采取信任行为时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或者风险。我们知道,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那么在如何规避风险的逻辑下,作为个体的人更加趋向于不信任,或者有条件的给予信任。

正因如此,信任是个人乃至社会不得不采取的风险投资行为,是收益性与风险性的统一体。人类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之中,面对的世界复杂多变,人类不得不行动起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给予信任,则意味着承担风险,那么不给予信任以规避风险行不行呢? 答案是不行。因为信任不仅意味着风险,同时也意味着收益与生存。从表面意义上看,放弃信任意味着放弃收益与机会,而这是遭遇信任风险的另一种损失,从深层意义上则几乎就是放弃生存[19].一方面,信任意味着收益与机会。信任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不可或缺,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与有效社会互动的重要来源[20].福山在其《信任: 社会德性与繁荣的创造》中更把信任提升到关乎国家繁荣稳定的高度[21].对个体而言,信任关乎个人人际关系好坏,是个体重要的社会资本; 对组织而言,信任是组织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财富,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对国家而言,良好的信任状况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信任甚至被认为是除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22].信任作为一种态度,是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以减少更多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简化功能[9,23].另一方面,信任也暗含着风险。给予信任则表示给予资源和权力,而资源和权力的让度则面临着被利用和欺骗的风险。信任是一种风险投资行为,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在实现信任收益回报之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正因为信任具有收益性,对个人有效互动和社会有序运行不可或缺,所以个人和社会必须采取信任行动,又由于信任具有风险特性,因此给予信任时是谨慎的。在风险社会的环境框架下,个体置身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确定性增加,普遍信任行为的发生变得更为谨慎。当风险社会遍布个体生活环境时,谨慎的信任对于个体来说是理性的; 然而当社会中大部分成员均采取过度谨慎的信任,或不信任时,社会将发生信任危机,从而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对社会良性运行造成更大的信任风险。在当前风险社会视域下,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如何规避信任危机,如何提高社会普遍信任水平?

三、信任风险: 科学规避的策略路径

综合卢曼、吉登斯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学派对风险与信任的解释,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信任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是一种投资行为,信任与收益、风险紧密联系,给予信任既意味着收益,也暗含风险,给予信任需要考虑风险。第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更加复杂,个人更多的从熟悉的环境里脱离出来,时间和空间逐渐分离,社会风险不断增加。信任可分为殊化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后者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25].在社会高速发展,社会流动不断增强的今天,个人社会活动的基点逐渐走向普遍信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个人要生存就需要一种简化环境复杂性的机制,信任具有简化环境复杂性的功能,简化的环境反过来可以提高信任水平。在风险社会视域下,面对我国当前不信任或谨慎信任成为常态的现状,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息公开与依法治国是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基本路径。三者相互交织,互相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主要作用于个体信任,信息公开主要关乎机构信任,依法治国则作用于规则信任。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普遍信任的外部约束条件,信息公开是提升普遍信任的重要手段,依法治国是建立普遍信任的制度根基。

( 一) 建立科学的社会信用体系

无论是卢曼、吉登斯,还是理性选择理论,均认为信任的发生与信用紧密相关。卢曼认为信任是从具体的先前经验开始,并将经验泛化,从而延续到其他类似事件中去[26],而信用是个体经验的重要部分( 例如根据个体经验认为银行是有信用的)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运行,对系统的信任都至关重要。信任的建立不再是实在基础( 如血缘关系) ,而是需要建构的[27].信用是建构信任的重要前提之一,对于系统信任更是如此。理性选择理论则更加直白,信任给予主要考虑收益和风险,而信用是衡量信任给予收益和风险的重要指标,同时信用约束体系( 如法律对违约的制裁) 也是保证信任给予的外部条件[28].信用是个体基于以往经验对他者是否可信的一种评价,而信任是一种行为。

在现代社会中,信用是信任发生的前提之一,是判断受信方是否值得信任的重要依据,“基于信用的不信任是风险最小,相对较弱的赌注”[29].信任是信用的可能结果,因为个体是有信用的,所以才给予信任,如果信用状况较差,则难以被他者信任[30].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对个体而言社会风险与复杂性随之提升。在此环境下,普遍信任的提升需要一种外在的信用体系加以保证,这种体系不仅从简化环境复杂性方面提升信任,也从提高给予信任的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减少或规避信任风险。2014 年 6 月,国务院了《社会信任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 2014-2020 年) 》,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方向性、可操作性指南,同时也将为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推进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重要外部机制。 ( 二) 建立科学的信息公开机制

信息公开主要针对机构、组织普遍信任水平的提升。从卢曼、吉登斯关于信任与风险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熟悉与信任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逐渐分离,完整信息也是寻求信任的重要条件。信息公开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对机构、组织的熟悉程度,有效信息公开是降低环境复杂性程度的重要机制,从而提升机构、组织信任水平。在风险社会视域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且信息庞杂,对机构、组织的信任受到信息干扰或信息缺乏的威胁。例如在中,往往由于信息公开不及时,使谣言盛行,使公众对正式组织、机构的信任受到冲击。信息公开有效与否直接关涉危机事件中机构信任的存在或重建[31].又如在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中,信息公开将有利于医患信任水平的提升[32].信息公开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维持[33],公众对政府的普遍信任水平[34],公众制度信任的建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信息公开同样关乎是否信任的问题,例如在传统媒体( 如电视) 不断衰落,同时受到信任置疑之时,如何利用新媒体( 如微博) 进行信息公开等。信息公开是增强个体对环境熟悉程度,降低环境复杂性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公众对机构、组织的普遍信任水平的有效路径之一。信息公开是增强社会普遍信任中机构、组织信任的重要手段。

( 三) 建立科学的依法治国机制

在经典社会学的信任与风险理论中,法律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风险社会视域下,依法治国是抑制谨慎信任蔓延,提升普遍信任的重要机制。第一,法律是降低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重要简化机制。在卢曼看来,法律是一种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 在吉登斯的解释中,法律可理解为一种在现代性时空分离情形下,个体评估信任风险的重要环境框架;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法律是一种保证信任的外部约束条件。无论是降低环境复杂性,评估信任风险,还是保证信任外部约束条件,法律的有效与否直接关乎普遍信任的建立。第二,依法治国是建立规则信任的基石。法律不仅具有判断信任与否的内生性,同时对法律本身的信任也至关重要,两者不可或缺。系统信任建立在社会系统之上( 如政治、经济、司法) ,其核心在于社会系统的沟通基础( 如权力,法律) 不被滥用。高度现代性中的抽象往不仅需要交往双方的信任,还需要对抽象体系( 如规则) 的信任[35],依法治国正是对这两种信任的完美结合。依法治国一方面意味着有一种降低环境复杂性和评估信任风险的机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律是可靠的,是值得信任的。无论是从信任的外部条件,还是从信任本身的发生机制来看,依法治国都可以发挥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的功能。

从信任外部机制来看,法治能否取得公众信任是判断依法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36]; 在信任发生机制方面,转型期依附于原来社会结构的信任逐渐瓦解,如快速的社会流动使人们脱离原有的熟人社会,而依法治国有效推行将使人们由熟悉信任转向规则信任,进而有利于重建和培育社会的普遍信任。

在新形势下,十八届四中全会着重强调了依法治国的推行,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针。依法治国对于司法公信力,政府信用的建立,对于普通大众对规则的信任提升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依法治国是提升社会普遍信任中规则信任的根基。

篇2

关键词：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商榷

2007年版“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之一的《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已经于2007年秋季使用于高等学校2006级学生的教学。这套教材的出版和发行，凝聚了众多从事理论教学和研究专家的智慧和力量，确是一套高质量的理论教学教材。本人作为一名从事高校理论课教学的教师，本着使这套教材精益求精的目的，对《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有关教学内容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1.“资本循环是资本从一种形式出发，经过一系列形式的变化，又回到原来出发点的运动。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中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与此相联系的是资本依次执行三种不同的职能。第一阶段是购买阶段，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购买阶段。它属于商品的流通过程。在这一阶段，产业资本执行的是货币资本的职能。”(《概论》143页)这里的问题是，处于产业资本循环第一阶段即购买阶段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货币是属于商品的流通过程还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说是处于商品的流通过程，从表面上来看，或者从形式上来说产业资本家付出货币，购买到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与一般的商品流通过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产业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到的商品并非是一般的商品，因为除了购买到生产资料以外，它还购买到作为劳动力的特殊商品，正是由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殊属性，即它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产业资本家才去购买，或者说产业资本家之所以去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正是看到它具备生产剩余价值的特殊能力或属性。因而，正是由于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购买到的商品的特殊性从而使这一流通过程与一般的商品流通过程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这一流通过程属于形式上的商品流通过程，但从实质上来说它却是资本的流通过程。显而易见，教材中的表述是欠妥的。

2.“社会总产品在实物上得到替换，在价值上实现补偿，客观上就要求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两大部类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概论》144页)这里的问题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扩大再生产比简单再生产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的说法呢?

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原理既适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原理，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发展和结果。只有首先满足简单再生产的要求，然后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联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其特征是扩大的再生产，但是，不管如何，不管在何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扩大再生产依赖于简单再生产，没有简单再生产，就根本谈不上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相反，这是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根据语言学的规定，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那么，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用修辞结构来表达的话通常来说用并列结构就可以了，原因正如上述，一方面简单再生产比扩大再生产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是现代社会再生产的特征，二者各有自身存在的特征和意义，因而不能一般的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所以，教材中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的“偏正结构”值得推敲。

3.下引内容紧接上文：“生产资料的生产既要满足本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也要保证两大部类扩大生产规模后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求。消费资料的生产则既要满足两大部类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也要满足扩大生产规模后对追加消费资料的需求。”(《概论》144页)按照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内部与两大部类之间存在三大交换关系，即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内部的交换，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部类)内部的交换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既要满足本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同时也要满足第二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当然，第二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是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即第一部类用自己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相交换从而满足两大部类各自的需要的，即一方面第二部类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得到了补偿，另一方面，第一部类通过出卖自己生产的生产资料交换回消费资料从而使得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需要得以解决。通过上述的两大交换过程，可以使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进行下去。至于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简单再生产以及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在上面的表述中已经涉及。当然，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一部分关于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表述内容的缺憾，可以通过和第二部类即消费资料的生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的表述进行比较的方式能够对这一问题看的更清楚。撇开扩大再生产的因素，因为在教材的表述中，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内容的表述是无可挑剔的。教材上对消费资料简单再生产的表述为“消费资料的生产则既要满足两大部类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显然这是指消费资料的简单再生产，既然已经满足了两大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所以说教材上对消费资料简单再生产的表述同样是无可挑剔的。然而与此相对，教材上对生产资料简单再生产的表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既要满足本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那么我们随之要问，第二部类即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如何补偿呢?没有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补偿，也就没有第二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没有第二部类的简单再生产，同样也就没有第一部类的简单再生产。这是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我们揭示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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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神分析；积极心理学；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B84-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7-01

在20世纪末，塞里格曼在指出了心理学发展的不足之处的同时，首次提出了“积极心理学”的概念。同时，蒂纳等人共同提出了有关积极心理学的三大主要研究内容：积极情感体验、积极个人品质、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从此，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积极品质的一门学科以其强劲的发展趋势对社会上的各个学科产生影响，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关注。

在积极心理学产生之前，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心理学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它作为当时心理学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流派，对当时乃至现在的心理学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不光对20世纪的心理学，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精神分析对其主要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不同的精神分析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对通过挖掘人的潜意识来研究并治疗心理病态的观点却普遍保持一致。因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大部分是精神类疾病或者神经症的患者，故而曾有人戏称精神分析是“研究病态的心理学理论”。表面上看，似乎精神分析的观点与积极心理学的理念没有交接之处，但是通过梳理两种理论的内涵，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

一、阿德勒理论中的积极思想

积极情绪是一种具有正向价值的情绪，它能激发人们产生接近或者接近倾向的行为的情绪。如人在高兴的时候，是很愿意多做事情或者帮助别人做一些事情的，反之，如果人在悲伤或者气愤的时候，可能不愿意做事情和不愿意帮助他人。由此可见，高兴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而悲伤或者气氛则是一种消极情绪。积极心理学的观点认为，积极情绪具有缓解心理紧张状态的效果，积极的情绪体验可以控制生理状态的平衡。

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著名的《自卑与超越》，在书中他阐述了自卑是人生之具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自卑感来自于儿童与成年人对别之后产生的无助感，个体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便会想尽办法去追求补偿，按照自己能接受的方式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如果个体可以一直持续状态，便会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合理的办法来摆脱这种感觉。无论谁都不会长时间地遭受自卑的“光顾”，同样，自卑也一定会使个体采取某种行动，来缓解个体的紧张状态。由此可见，阿德勒的思想关于自卑的论述和积极情绪中的功能是很相识的，根本都是消除人的紧张状态。作为内驱动力的自卑情结，能激励人积极的克服前进中的障碍，不断超越，赢得自信。所以可见自卑在这里也可看做是一种积极的情绪，是在精神分析中具有消除紧张状态的积极思想。

二、埃里克森理论中的积极思想

积极人格是积极心理学的另一个研究对象。积极心理学理论中强调研究积极人格特质和在其形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交互中用产生的影响。积极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对于人格的研究既要消除人格问题，同时也要能促进良好人格的发展。积极心理学认为是在人的生理机制、外部行为和社会文化因素三者共同的作用下而形成的积极人格品质，但是更加的强调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积极心理学强调人格是外在活动的结果，在一定的生理机制作用下内化成为个体稳定的心理特质。埃里克森给人格定义了许多积极方面的特性，如希望、爱、诚信等，艾瑞克森认为凡是人格特质中具有这些特征的都是健康的人格，健康的人格会对人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以建设性的方式加以解决。艾瑞克森认为，积极人格品质的形成是在遗传和社会因素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他在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理论中，提出在人生不同的发展阶段因为受到遗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冲突，而这些不同阶段的冲突逐渐形成了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格品质的任务，而人格积极品质的形成就是冲突积极解决的结果，反之就会形成消极的人格品质。如，人格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0-1岁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儿童对父母的依赖性很大，如果父母可以满足婴儿的基本需要，便可以使婴儿产生基本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有利于婴儿形成希望这一积极的人格品质；反之，如果婴儿在此阶段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感，婴儿就有可能形成多疑这一消极的人格品质。而积极心理学理论中，关于积极人格的特征和人格形成同艾瑞克森有很大的一致性，可见在艾瑞克森的理论中是蕴含着积极心理学思想的。

三、霍尼理论中的积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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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梳理学科知识框架、知识结构、培养对心理学深入研究的兴趣；

2、步入学科基础复习，需要对学科内容有一定的把握，建构心理学学科视野；

3、多看一些与心理学相关的杂志、期刊，培养一种心理学研究意识，用心理学的思维和方法来思考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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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整合音乐知识，提升钢琴教学质量

根据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学习以及掌握各种技能中，需要进行适当的正迁移来实现，可以在新知识以及新经验中找到能够促进正迁移的途径。例如在旧知识中深化理解，通过整理以及内化的方式，促进学生有效地提升新知识的掌握能力，因此，在钢琴即兴伴奏的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积极整合所学习的钢琴知识，然后在新的钢琴知识学习中才能够较好地掌握，例如学生在进行即兴伴奏中已经学习了相关的乐理知识，但是由于学生没有编配对应的歌曲，从而使得学生在进入即兴伴奏中，一时之间难以找到恰当的歌曲，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教师要在平时加强对学生歌曲训练的要求，在不断强化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需要在进一步提升对歌曲伴奏的训练，同时教师还需要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钢琴即兴伴奏的能力，不断总结钢琴伴奏的经验，促进学生提升即兴伴奏的能力。

二、重视学生心智训练，加强把握音乐知识

大学钢琴教学中，即兴伴奏的能力要求学生在拿到任何歌曲之后，都可以在最短的实践中弹出对应的伴奏，一方面需要经过大量音乐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也要对音型伴奏、音量控制以及伴奏等具体的过程中，更好地提升音乐的感受力。这对音乐伴奏而言，需要更好地满足歌曲的实际需要，实际这与心智控制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根据心理学中的研究理论知识可以得知，即兴伴奏就是在这种心智控制中而进行的活动，这给教师的教学活动所带来的启示就是要加强对学生心智的训练，同时抓紧对学生乐理知识的教学，使得学生能够在音乐的理论指导下提升钢琴伴奏的能力。

三、基于学生学习情况，构建钢琴教学模式

在大学钢琴的教学中，教师扮演一位指导者以及引导者角色，从而使得学生在钢琴伴奏中能够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提升学生对钢琴伴奏的实践能力，这从心理学的因素分析，在学习中的动机不同所产生的学习结果也有差异，一种是学习需要，另一种是学习期待，而在钢琴伴奏中，对于学生而言，他们的学习动机属于前者，这是掌握钢琴伴奏的重要基础。因此，教师需要在这个钢琴教学中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的效果，就需要构建良好的教学模式，例如从学生所感兴趣的歌曲入手，激发学生对钢琴即兴伴奏的学习动力，现在学生中许多都十分喜欢流行歌曲，教师可以选择其中部分歌曲给学生进行练习，然后再重点通过一些经典的歌曲进行分析，例如经典歌曲中的结构以及和声的规范性等，这些经典的歌曲能够给学生学习提供良好的材料，更好地提升学生对钢琴即兴伴奏的表现能力。除此之外，在开设钢琴教学中，教师不能在课堂中花费太多的时间讲解理论知识，再加上钢琴中的即兴伴奏的内容十分广泛，教师可以设计一定的主体让学生在更多的时间中进行学习，经过大量的练习之后，有利于学生掌握自己的伴奏方法，提升钢琴伴奏的灵活性。

四、克服学生紧张心理，提升钢琴演奏能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所产生的紧张感有许多原因，有的因为害怕而产生紧张的心理，有的因为对周围未知的环境而产生紧张的情况，也有的是因为压力过大而导致心理紧张。因此，在钢琴的即兴伴奏中学生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可能会产生紧张的感觉，尽管伴奏者在伴奏中不会像独唱或者是独奏那样有较大的压力，但是在伴奏中由于情况的不确定性而提升了伴奏者的紧张情绪，此时教师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帮助学生克服这些问题，例如进行紧张心理疏导，分散注意力等，从而使得学生在伴奏中能够比较自然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此外，在平时训练中，教师需要为学生营造真实的环境，提前让学生熟悉伴奏中的情景，而当学生真正地参与钢琴伴奏时，就不会因为环境问题而感到紧张，从而使得学生在钢琴伴奏中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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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为主义强调，一切学习都是通过条件作用，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直接联结的过程。其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桑代克的尝试一错误说、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作用理论、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以及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等。

2、桑代克是现代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被称为教育心理学之父、联结主义之父。他把学习定义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联结是通过试误形成的。通过饿猫开笼取食实验，总结出关于学习的三大定律：准备律，练习律，效果律。准备律强调在开始一项学习活动之前我们要让学习者做好参与学习活动的准备，所以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要事前让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练习律强调为了加强刺激与反应间的联结，要适当的让学生做练习。效果律强调要针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奖惩，学生接受到奖励后会增加下一次该类行为出现的频率，反之。

3、斯金纳是美国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他认为，人和动物的行为有两类：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为。应答性行为是刺激在前，反应在后的行为，是经典性条件作用理论研究的对象。操作行为则不与任何特定刺激相联系，是有机体自发作出的随意反应。即反应在前，刺激在后的行为，是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研究的对象。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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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学生工作；启示

中图分类号：B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3-0071-02

华生把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把客观法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这是一场破主观心理学、立客观心理学思想的革命，但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也有其极大的局限性。本文客观评价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将能有效促进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观点

1.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史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B.Watson，1878～1958）于1913年创立了行为主义心理学。1908年，华生开始形成行为主义方向的信念；1913～1919年，华生先后出版了三部著作：《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言》、《从一个行为主义者的观点看心理学》。这三部著作，系统阐述了行为主义的观点，开始了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革命”，确立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地位；1920年，华生退出来了他长达12年的校园学术生涯。1921年～1947年，华生不断普及、应用、传授他的行为主义于商业领域中。1957年，华生被美国心理学会授予荣誉，他的工作被褒扬为“现代心理学的形式与内容的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持久不变的、富有成果的研究路线的出发点”。[1]此后，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不断得到后来者的续存和发展，且广泛应用于教学领域。

2.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行为主义的直接推动因素是：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发展、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实验研究、达尔文进化论：人和动物的同源关系，动物被试代替人。从华生的《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言》等著作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1）个体的行为是后天环境决定的，不是先天遗传所决定。华生将行为分解为“刺激―反应”（“S-R”）单元，刺激来自于客观，是可调控的因素，而不是决定于遗传，因此论证行为也不可能取决于遗传。相反，华生认为环境和教育是行为发展的决定条件，只要控制好环境，就能有效控制到行为。

（2）心理学的对象不是意识而是行为。传统的心理学对象是心理或意识，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将行为取而代之。华生把有机体在适应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都称之为行为。他把心理或意识归结为内隐而轻微的行为，把思维和情绪看成是内隐和轻微的身体变化，也归为行为的一种形式。华生作为彻底的机能主义者，认为心理学可以丢开意识去考察行为，但不能丢开行为去考察意识。

（3）心理学的任务在于预测和控制行为。华生说到：“人和动物的全部行为都可以分析为刺激与反应”（《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论》）。他把个体最基本的刺激―反应联结定义为反射，认为无论什么行为归根结底是一套反射而已，这便形成了刺激―反应（S-R）的简化行为公式。因此，查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就可以有效预测和控制行为，成了心理学研究行为的任务所在。

（4）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采用客观法而不是内省法。华生摈弃传统的内省法，主张采用条件反射法、客观观察法（无帮助的观察和借助仪器的观察两种方法）、测验法和言语报告法四种方法。其中，条件反射法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它使华生掌握了一种完全客观的分析行为的方法。华生因怀疑传统内省法的精确性，从而强调客观法来研究心理学。

3.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矛头指向传统心理学的两个中心思想，即意识心理学和内省主义，它是西方现代心理学史上的第―次革命，有其进步的意义。但华生行为主义的革命也有极大的片面性，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

（1）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进步意义

首先，华生行为主义奠定了“行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华生反对传统的内省法，主张客观化的研究方法，推动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进程。它的许多实验技术，如行为矫正技术和定量刺激技术都是卓有成效的研究人类行为的实验手段。

其次，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学习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华生重视学习过程的研究，认为行为的改变和塑造都是通过学习过程实现的。学习就是通过条件反射建立牢固的刺激-反应（S-R）联结。华生的这一观点对后期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家斯金纳和班杜拉等给到了很好的启示，他们对反射式学习过程的研究相当深入。

（2）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局限性

首先，华生的行为研究抹煞了人类行为的本质性特征，而忽略了对行为的整体性、目的性和认知性特征的考虑。

其次，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最大缺陷是将意识及认知等中介过程排斥在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之外，使人的心理过程成为不可知的“黑箱”。[2]也因为这一点，使当代的认知心理学取代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霸主”地位。

二、行为主义心理学对学生工作的启示

1.以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促进个体的行为表现

将华生的“环境决定论”结合到学生思政工作中：个体所处的环境（如班风）是否紧气，是否积极向上，是否有良好的行为模式为榜样等，均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到个体的行为表现。譬如，学院内一对双胞胎学生，学习态度和工作表现大不一样。老大选择的是汽修专业，由于汽修专业重实操，且班中多为男生，大家比较的是学习能力的高低。老大整天跟汽车打交道，在班中逐渐养成刻苦钻研的精神，一门心思的专攻于看似“枯燥”的汽车维修中，不喜与人交流。而老二则不同，父母为培养俩人能成为今后工作上的“搭档”，就指定他读营销专业。因营销班女孩子多，老二进了学校不久就被 “熏陶”了，整天爱“包装”，同学间相互攀比名牌，并很快谈起恋爱，不求学业。相比较，汽修专业的班级管理比较严格，强调操作一丝不苟；营销班则比较开放，班风活跃，学生想法新潮，培养出的营销生也追求时尚，赶潮流。由此可见，个体虽为同卵双生子，但在不同的班风影响下，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工作表现和学习态度。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对个体行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遗传因素，相反，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

塑造良好的班风，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积极表现和努力程度；而一个管理松散、班风消极的学习团队，自然很难成就学生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因此，华生的“个体的行为是后天环境决定的”这一理论给予了广大教育者很深的启示：想要培养一批进取奋发的学生，我们可以从改善环境做起，从建设班风做起，进而促进个体的积极表现。

2.以改善授课方式来促进学习状态

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学习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华生的恐惧学习理论对学校教育的启发：在有他人存在的情境中，人们由于害怕被人评价而引起了激起，并进而对个体的心理或者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结合实际工作，学生的行为态度很多时候就是通过经典条件反射而学到的。比如说，一些学生可能就喜欢实训课，不喜欢理论课，因为他们将理论课的学习方式跟枯燥乏味这样的形容词和不愉快的生活经验联系了起来。在课堂上被提问难题（CS）引起了焦虑（UR），形成了对理论课焦虑厌烦恐惧的条件反射，可能泛化他们对其他课程或对学校环境等的厌烦恐惧。华生的这一理论研究，启发了改善塑造和矫正学生行为的方法，即教师可从改善课程的上课形式及课程内容拓展等方面，来强化学生的行为和学习状态。

三、结语

从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来评论，行为主义心理学具有反封建反宗教的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一场破主观心理学、立客观心理学思想的革命。虽然，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有其极大的局限性，但它对于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尤其是实验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都给予了很大的启发，它使心理学从主观的唯心主义的科学向客观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上迈进了―大步。[3]在学生工作中，结合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观点，从中受到教育教学的启示，并合理运用，将能更为高效的开展教育事业。

参考文献：

[1]沈德灿，孙玉兰，滕桂荣.西方心理学史简编[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260.

[2]于述民.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初步批判[J].心理学报，195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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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层面理论； 映射语句； 多维尺度法； 犯罪心理学； 犯罪心理画像

一、层面理论在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应用价值

将层面理论引入研究对象和内容具有特殊性的犯罪心理学领域，不仅有助于这一学科在理论上进行提升，而且有助于其在实践上推广应用。

1.犯罪心理学学科的特殊性

犯罪心理学是犯罪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犯罪主体的心理和行为以及犯罪对策中的心理学问题的科学[1]。从它的定义便可看出，犯罪心理学以犯罪主体为研究对象，必然与其他分支学科有很大区别。犯罪心理学学科的特殊性表现为以下几点：（1）犯罪心理的隐蔽性――在多数情况下，犯罪人的犯罪心理是隐蔽的，犯罪动机是不可告人的[2]；（2）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行为都是侵犯他人某种权利的行为，或伤人，或毁物，具有社会危害性[2]；（3）犯罪心理和行为的不可重复或难以重复性――正因为犯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不可让它在人为的实验过程中重复出现[2]；（4）犯罪心理研究重视实践性――正是由于被试的特殊性，研究内容的特定性，犯罪心理学必须要与实际紧密结合，才可能描述、解释犯罪人的心理，才可能达成在实践中预测、控制的最终目的。

犯罪心理学学科的上述特殊性，决定了其在研究中收集资料、数据的特性：（1）常通过访谈、问卷、判案汇编等多种手段收集，对犯罪心理的研究须以不危害社会为基本原则，不能人为地对犯罪进行重复，即使是模拟实验也涉及伦理问题，并且模拟环境与真实情景的差异也会导致实验的外部效度遭受质疑，实验的方法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很难使用，此外，犯罪心理学研究的被试不可能如同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被试那样，按照主试的要求，如实报告反应内容，所以仅以问卷等方式获取的数据其真实性有待考证，需要结合深度访谈、司法人员评定、判案汇编等多种资料进行分析；（2）难以实现大样本，随机化，由于被试的特殊性、情境的特殊性、案件的不可重复性，获得与研究目的匹配的大样本，保证数据的正态分布几乎无法实现。

2.犯罪心理学目前存在的困境

犯罪心理学在我国创立至今，走了一条由经验总结到案例分析逐渐向量化研究这一主流范式靠拢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犯罪心理学目前存在的困境――理论与数据难以统一。我们看到，一部分的研究以个案分析为主，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刻剖析或者通过对某几个案例的分析提出某种理论，这样的研究对于揭示个案当中犯罪人的心理确实深入、透彻，但是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持，可验证性和可推广性较弱，且在研究初期，研究者对研究的内容可能并无清晰的界定。另一部分的研究试图通过问卷等形式获得大量的数据，并由这些数据分析得出某一研究问题的内在结构，这往往会出现将统计手段置于理论之上[4]的纯定量分析的弊端，使得理论与数据脱节。如何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理论和数据结合，成为犯罪心理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层面理论在犯罪心理学中的价值

将层面理论引入犯罪心理学，为犯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与技术。首先，在收集数据方面，层面理论允许多种渠道的数据，如问卷、访谈、司法人员评定、判案汇编等。欧洲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者们在运用层面设计时使用的典型的数据来源于警方，如：目击者陈述、报案系统、判案汇编等[5]。其次，在处理数据时，多维尺度法不需要变量呈正态分布状态，不要求变量之间为线性关系，并且没有对样本数量的限制，这些特性特别适合分析犯罪心理学的数据。再次，在犯罪心理学中“一个相对新的领域或新话题出现时，研究者可能并没有明显的理论根据，进而来对变量间的关系作指导，此时可以使用层面设计对该领域进行划分，进而探索分析”[6]。最后，犯罪心理学强调实践性，通过对犯罪行为的“事后分析”得出某些结论进而指导实践是其最终的目的。以犯罪心理画像为例，大卫・坎特（David V. Canter）运用层面理论通过对犯的行为特征、动机进行数据分析，概括出不同的人格特征，在此研究基础上指导犯罪人心理画像，相比之下，那些依赖临床判断而不是精确统计的犯罪心理画像，显得漏洞百出[7]。总而言之，将理论建构、研究设计、变量选择、数据分析及解释系统整合起来的层面理论为解决犯罪心理学目前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二、层面理论在犯罪心理学领域应用的实例

层面理论在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应用，近年来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具体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

1.运用层面理论对结构的研究

提到层面理论，尤其是多维尺度法，一定要提到大卫・坎特，他对于案件结构的一系列研究被奉为经典。他发表的《性犯罪的差异：基于行为对陌生人的类型划分》[8]一文，提到案件中的暴力行为分为三种水平：性暴力、身体暴力和个人暴力。性暴力表现为阴道插入、插入等行为；身体暴力表现为捆绑被害人、殴打被害人等行为；个人暴力包括强迫被害人在过程中有回应或交流等。犯和被害人有四种互动模式：敌意、控制、盗窃和参与。坎特将暴力行为层面作为模块角色，从中心向外周的元素依次为：性暴力、身体暴力、个人暴力，越靠近中心的区域里面的元素与行为相关越紧密，出现的频率越高；将互动模式层面作为极化角色，敌意、控制、盗窃、参与这四个元素是并列关系。基于此，坎特提出陌生人的综合模型假设雷达结构，如图1所示。

图1.陌生人的假设雷达结构图

在层面理论的假设框架下，坎特搜集了112名案件被害人的陈述。所选取的供述为系列案中第一起案件的被害人供述或仅发案一次的案件的被害人供述，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因某个犯罪人的系列案件以相同模式在多份供述中出现而影响最终的结果。这些陈述是被害人口述细节，英国警方如实记录的文字材料，也是法庭上的法律文书。坎特和几位经过训练的研究者对这些材料进行文本分析，用二分法表示变量是否出现，经过讨论得出针对此样本的编码字典，最终从112份被害人供述中得出27个二分变量。

通过SSA对数据的分析，坎特等人得出结果：阴道插入和突然袭击两个变量位于结构的中心位置，不能用于区分的结构，而其他25种变量分别位于结构图的不同位置，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类型，如图2所示。

图2.通过SSA分析27种犯罪行为预测暴力水平

最终，坎特通过SSA统计技术分析，验证了层面理论的假设，得出73%的案件有一个占主导的互动模式，25%的案件是混合的模式，2%的案件不属于模式范围。而在一种模式占主导的案件中，敌意型的互动模式占26%，控制型的互动模式占10%，盗窃型的互动模式占5%，参与型的互动模式占32%，如图3所示。

图3.通过SSA分析27种犯罪行为预测互动模式

2.犯罪心理学的其他实例

麦肯基（McGuickin）和布朗（Brown）[9] 在2001年采用多维量图分析法调查警务人员、记者、公众人物对不同类型的犯者是否存在概念上的差异。此项研究要求被试对呈现的一系列不同的侵犯（如：儿童犯者、者、性骚扰者等）进行分类，分析被试在对待不同犯者的概念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上述三类被试在犯者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

弗里森（Fritzon）和布伦（Brun）[10] 2005年用层面理论设计研究校园谋杀，他们对发表在《关于校园暴力死亡的全国性校园安全中心报告》中的94个案例进行编码，通过最小空间分析法，建立了用行为的频率调整动机的放射结构的概念模型。

波特（Porter）和艾莉森（Alison）[11] 2006年研究了犯罪团伙的领导行为。他们从商业和个人劫案的案例汇编中寻找变量，建立编码字典，用映射语句具体描述了是否是由团伙中的成员提出犯罪设想，选择犯罪目标，设法接近被害人，参与犯罪活动以及作出关于犯罪的关键决策。研究采用偏序量图分析来量化特征，进而描述抢劫中个人的领导倾向。

此外还有，古德温（Goodwin）和坎特（Canter）[12]的美国连环杀手空间行为研究；坎特（Canter）、休斯（Hughes）和柯比（Kirby）[13]的恋童癖研究；弗里森和加布特（Garbutt）[10]的家庭内部谋杀研究；横田（Yokota）和坎特 [14]的盗窃犯概念化研究；波特和艾莉

森 [11]抢劫犯团伙内行为一致性研究；内维尔（Neville）、米勒（Miller）和弗里森 [15]对经历社区矫治的服刑人员的行为类型学研究等。

三、小结

层面理论由于其种种优点，特别适合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相对特殊的犯罪心理学领域，但是层面理论尚未被引入国内的犯罪心理学领域，在国外的发展也还存在着很大的进步空间。整体上说，国外层面理论在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对某类犯罪案件犯罪人行为模式、行为与人格关系描述水平上和一定程度解释水平上的研究，预测研究仅体现在犯罪心理画像方面，今后在解释、预测、控制水平上的研究有待继续深入。具体研究问题上，研究者除了可以应用层面理论研究某类具体的犯罪行为，还可以将几类犯罪结合起来，形成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如波特和艾莉森 [11]提出他们基于抢劫犯建立的领导量表可能同样适用于犯的构想。此外，层面理论的具体技术可以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中更广泛地使用。当前，利用映射语句进行问卷编制在犯罪心理学领域并不常见，多维尺度法的全面效用也仍被低估[16]，运用较复杂的多维尺度法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格森（Gersons）， 卡利尔（Carlier）和兰贝茨（Lamberts）[17] 运用三路多维尺度（three-way MDS）研究警务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犯罪心理学中的特例。尽管多维尺度法从进入研究领域之日起便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只有到这种方法真正的实用性和多功能性被认识到之后，多维尺度法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中作为普遍的工具性的作用才能充分显现[17]。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层面分析是事后解释行为，因此这种理论在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实际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注：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YJAZH088）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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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大华， 何为民.犯罪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再思考[J]. 心理科学，1994，3： 17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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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次转向对传统心理学的强烈震撼和决定性影响以及语言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探究语言的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本质等。它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地位。语言学转向之后，话语分析、话语形态、话语结构以及表达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并直接进入到心理学的视野，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传统心理学中“语言”的缺席

在心理学领域，尽管语言是人类表达心理与行为的重要纬度，然而注重实证量化研究的经典主流心理学却没有能够深入探索这一重要元素，以进行这一具有突破性理论的尝试。传统心理学中的语言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认识。

第一，心理学早期开拓者们无法摆脱传统哲学的束缚。早期心理学脱胎于哲学，虽然冯特等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力图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确立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但也没有超越传统哲学的基本逻辑，即试图在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中追求意识与心理的本质与规律。心理学力主研究作为科学世界的心理与行为现象，而作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语言就被存而不论了。冯特认为心理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关于经验的科学，心理学研究人类的直接经验。行为主义则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可以外部观察的行为，坚持以客观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而精神分析则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现象，特别是潜意识现象。这就决定了心理学无法关注生活世界的日常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在心理学中的缺席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传统心理学探究的两大主题是“心理”与“行为”。心理学是一门比较复杂的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的漫长的学科孕育和演化的历程中，心理学所观照的对象经历了从人的“灵魂”到“心灵”的转变。1879年以后，心理学演变成为研究“意识”之学。到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心理学又成为研究“行为”的科学。60年代以后，心理学已经成为研究“行为和心理”的学问。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心理学应该是研究“人性”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不断嬗变和演化，一方面反映和诠释了当时哲人及心理学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他们研究旨趣的变化，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波汉所说，每一种解说都有哲学观点与文化视角，没有某种哲学观点，你几乎不可能做出一般解释。每一种观点都有它的形而上学假定和那个时代的文化意义。西方心理学史家波林、墨菲、黎黑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同或是类似的观点，将时代精神视为心理学流派、观点、思想的决定要素和力量。

正是传统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现实主题决定了“语言”在传统心理学中的失落。语言的缺失在华生的行为主义构架中尤为明显，在行为作为心理学唯一的合法研究对象的情境下，语言在其中的地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主流心理学对语言毫无关注。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米德就首先将语言问题引入了社会心理学，因为实用主义坚持将经验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而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正是承认了语言的重要性。

米德希望经由语言沟通和符号互动这些外在现象去透视人们内在的心灵过程，尤其是人格自我的分化和成长，由此语言问题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尽管米德的创见还不能视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但它无疑吹响了走向这一重要转折的号角。米德对语言学的研究作为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基本层面，事实上已经为心理学话语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前提，即主体间共享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人际间借助语言进行交流，但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一种心理文化现象。不同的语言交流来自不同的心理动因和交往需求，不同的心理动因、情感、认知会表现为各种形态的语言问题。

二、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理论溯源

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就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破除了主体中心主义的迷思，使得语言从逻辑中解脱。结构主义致力于求证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议题具有重要意义：语言学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其所缺乏的严格性，尤其是索绪尔(F.Saussure)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这被视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出发点。这一区分具有广泛的理论蕴含，语言研究从偶然性和语境的局限之中摆脱出来，人类经验同语言象征双重性的密切关系受到重视。

尽管后结构主义在诸多理论立场上与结构主义相悖，但对语言的关注成为两者共同的旨趣。构成后现代知识基础的后结构主义反对一直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逻格斯中心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将意义、实在法则视为不变之物，把它们作为思维和认知的中心。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的再现，文字是语言的再现，写作是思维的表达。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人们原以为有中心和本源的地方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心和本源，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变成了充满差别的系统，在系统之外不存在所谓的超验所指。

可见，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极其重视日常生活阐明过程中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这一观念对心理学具有深刻影响。尤其是随着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的兴起，其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这些后现代心理学理论所运用的解释与结构的分析方法，不仅消解了两极因素、二元形式的对立，而且突出了语言在我们认知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指出了无论是我们的感觉过程还是我们的理解过程，无不渗透着语言的影响。

此外，解释学传统也是语言学转向的重要理论渊源。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哲学主题就是对语言进行哲学关注。语言是经验世界的重要维度，在语言中自我和社会得以展现，语言与现实世界并非对立，而是内在统一的。现代的哲学解释学认为，人类运用语言来理解世界和表达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反过来看，语言又是对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达。因此，对于语言的分析，就不仅仅是分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且首先是分析人对世界的理解。这后一种分析，就是对理解的理解。由此，哲学解释学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看法，即：人创造了语言，但却从属于语言；人创造的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从这种角度看，就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构成人的存在。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伽达默尔所说的“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等等，都是对这种观点的不同形式的表达。

从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将“语言”问题带入到心理学的尝试则要归功于现象学心理学。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下不少心理学家致力于建构旨在揭示日常生活世界的心理学理论。现象学心理学关注主体间性，强调理解他人行动之时要强调言说者的姿态、声音、字面意义和意图。

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是上述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这一知识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这一知识运动的拓展。但心理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则直接为洞察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了具体视角。

三、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生

当代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除了其深厚的哲学的渊源和理论背景之外，更有其全面展开的心理学研究的现实基础。

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主要考虑的是语言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功能与关系。心理学研究中的各种问题的争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归结为语言的表述和解释问题。“语言学转向”的革命意义并不在于彻底否定传统，它与传统心理学的根本区别并不在研究对象上，它同样研究心理和行为，但是它改变了研究的策略，这就是把心理学不只是当作一种知识的体系，更是一种活动的体系，是确定或发现人性意义的活动。既然思想或信念其实就是语言，我们只有通过语言的研究才能把握思想，没有不通过语言表达而独立存在的思想，那么，对于传统诸多纠缠不清的涉及实体或建构的地方，采用“语义上行”的方法，即把所讨论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而用统一的语言语词进行表达和重新解释并达成一致，从而避免无益的争论，这无疑是一种有利的必要的策略。

话语分析是当代语言学转向在心理学中的反映。传统的心理学认为，语言是人认识世界、表达观念的符号或工具，能够提供对于世界或事实的准确描述。心理学的话语分析则关注由于语言使用的目的和情境不同所导致的歧义性及语用的复杂性。由于人总是借助于语言媒介来理解世界，语言因此成为“意义的家园”，成为人们用以建构世界的有效工具。

俄国心理学家维果斯基对话语（语言）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把话语生成过程的内在心理组织结构看做是人脑中各个相互作用的活动阶段的完整连续体现。按照他的观点，话语的生成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动机；第二阶段是思维（相当于现代语言学术语“话语意向”）；第三阶段——在内心词汇间接表现出来的思维（相当于现代心理语言学中的话语表达的内部程序）；第四阶段——外部词汇意义间接表达出来的意义，或者说是内部程序的实现；最后阶段——意义在词汇中的间接表达，或者说是话语的声学和发音实现。这是维果斯基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之一。他对话语研究的心理学观点不仅是这一方向研究成果独特的总结和综合，他还提出了意义是心理学范畴的概念，关于物体意义的概念，关于话语生成过程的启发性思想。因此，从追根溯源的角度来看，维果斯基理应被视作现代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重要贡献者之一。

事实上，语言学转向之后，话语分析、话语形态、话语结构以及表达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并直接进入到心理学的视野，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的立场，在心理学领域不断发展渗透，同时也逐渐成为一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当话语分析在心理学中集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于一身时，就为一种“新”心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已经形成，这就是从“语言或话语”的考察心理学研究的话语形态、话语伦理、话语结构以及话语生成。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全新而独特的心理学形态——“话语心理学”。

在心理学领域内，话语研究在理论上的连贯性并非很明朗。目前，这一取向的研究及理论概括基本上围绕着对当下心理学的理论概念、观点或分析实践的批判而展开。“话语心理学”一语的提出，目的在于将这一领域现有的知识发展成一种连贯的话语取向的另类观点，并以此强调：这是一个有关心理研究的可能的范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经验分析的模型。

话语心理学总的说来关注人们的实践：沟通、互动、争论，以及这些实践在不同场景下的组织。话语心理学被认为是一门体现了语言学转向的“新心理学”。相对于“传统的”主流心理学，话语心理学有其独特的原则(PP.66～69)：第一，许多心理现象被解释成话语的特性。话语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公共话语是行动，私人话语则是思想(thought)。第二，对符号体系的个体的及私人的运用构成了思维(thinking)。而这一运用来自于人际话语过程。这个过程正是人文环境的主要特征。第三，心理现象的产生（如情感、决定、态度、人格展露等等）在话语中都有赖于行动者(actor)的技能，有赖于他们在共同体中相关的道德立场以及所展开的故事线索。这些原则的内在意义表明，话语现象并不是隐匿的主体性心理现象的显现。话语现象就是心理现象。话语背后并不存在心之活动的影子世界。人们不过是在人际话语过程中，将私人话语转变为公共话语，亦即将思想转变成行动而已。然而，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人的言语并不是为了回应人的早已存在的、组织良好的思想而说的。人不可能将某种“内在的”意向或思想准确地转换成“外在的”言语表达。因为，正如维果斯基所言，“思”的可能性是在语言中构成的，思维是一种“内部言语”形式。

传统心理学认为存在一种心理实体，例如态度、人格等，而谈话、行为都可由这种心理实体生发出来。研究者便是用这些心理实体来解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种解释被称为内在心理的解释。话语心理学认为不存在着能够脱离人们语言的客观实体，相反，社会世界和个体是被言语实践所不断建构的。心理自然也是社会的建构，是一种言说的社会实践，而语言则是建构的积极媒介。因此，对话语的关注便不是要从话语中透视出某种客观实体的存在，而是分析话语如何不断建构社会世界。研究关注的不是内在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而要勾勒出这一言说实践的过程及后果。将话语置于研究的中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能够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传统的心理学将话语与行为、主体、心理过程区分开来。话语心理学把研究重点放在话语的具体过程，而且这些话语实际有着种种的行动取向时，话语的生产者就不仅仅是“主体”，而且是“行动者”，这样一来，对话语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对具体的心理和行为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从而超越内在心理的解释，一方面能够摆脱对实验方法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能够与整体分析结合起来，冲破个体主义研究的樊篱。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发生了。

四、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评价与反思

语言学转向引起了心理学理论深层次的、多方位的变革，其中最根本的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当代心理学对日常语言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与关注，日常语言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中的对话，这就把心理学研究引向一个交往世界或者一个对话沟通的世界的，也就是区别于科学世界和生产世界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未主题化、未专业化，人们自在地呈现真实本性活动的世界。从“生活世界”来研究人的心理生活，此时心理学的价值取向不是控制、规训，而是人性的解放、和谐与自由(PP.36～38)。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规范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只有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和实现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且也只有通过生活世界的日常语言的展开，才能真正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主体间的关系理解和实现人们的心理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互为前提的。

从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来看，它是在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想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后现代主义给心理学带来了一系列的反思、批判。当代心理学已经面临着后现代的诘难和挑战，出现了一系列结合语言或从语言角度出发，对传统心理学进行的思索和解构。进而使心理学在主观或客观上，主动或被动的“重构”。因此将语言带人到心理学或从语言的关注的角度进行的心理学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解放和颠覆意义。对话、沟通、话语分析、话语伦理都为人们重新审视主流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视角。这一影响甚大波及心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以至于话语分析成为一种心理学研究的新立场[9]。语言学转向最有价值的形式在于具体考察语言和认知、思维和心理活动之间的交叉地带，以及从语言学理论的视角为主流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宏观的启迪。

篇10

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多元化发展是建立在传统主流心理学发展危机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20年代兴起并风行心理学界的行为主义将实证研究范式在心理学领域内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水平。他们主张研究外在可见的行为，采用严格的条件控制，使用精确的数据来解释研究结果。60年代兴起的信息加工认知主义，虽然把研究对象从外部行为转到了内部加工机制，但是在方法上却一如既往地传承了实证研究取向，认为需要严格控制条件以得到更准确的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心理学（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为代表）的这种科学主义研究理念受到了众多心理学家的追捧，甚至将实证研究方法奉为经典标准。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味地追求实证研究造成了现代主流心理学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心理现象的复杂性、以方法为中心以及脱离生活实际的研究，等等如此的做法使得西方主流心理学不断遭到外界的质疑，同时也面临着包括来自自身领域的多方面诘难，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西方科学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困境和危机。

遭受着来自心理学学科内部与外部多方面质疑与批判的西方心理学也意识到需要改变思维、超越自身发展瓶颈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心理学对以往的研究视界、理论建构、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思考。“在困境面前，许多心理学家另辟蹊径，开始寻找一条不同于主流心理学的道路，因而导致了心理学的多元化趋势。”[1]西方心理学各分支领域的相互融合，加之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思想的不断涌入，新理论的相互借鉴，从而使得当代西方心理学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其一，当代心理学的多样化研究取向，主要以进化论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为代表。其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取向，主要以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等为代表。

二、多元与批判——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主题

多元和批判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突出主题，多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新概念、新课题、新思路弥补了传统心理学的不足之处，成为传统心理学的重要补充内容。批判化的发展则是指后现代心理思潮的出现与盛行，为整个西方心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1、进化论心理学——研究思路的创新

进化心理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在心理学界的一个名词，是包括相关的理论主张、课题研究等相对统一的心理学思潮。通常认为，进化心理学是试图通过普遍的行为机制来解释人类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行事的科学。进化心理学是在广义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来揭示人类心灵的起源，解释人类的精神现象，把人类的心理属性看作是进化的结果。“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有两条，即：有机体是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而历史地形成的；而历史地形成的有机体的一切方面，都对维持有机体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这两条假设逻辑密切不可分离，二者的统一构成了有机体的各个方面及其与有机体、环境之间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同一性的说明”。[2]进化心理学家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人们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如此的心理机能和机制而不是其它？为什么有些心理机制和行为本能是所有人类都共同拥有的？为什么人类和动物在某些心理表现上会出现如此的类似？为什么我们总是确信文化对人类心智的重要作用，而较少考虑到生物进化作用对人类心理发展的贡献？带着诸多疑问，进化心理学的假设指出，人类所拥有的许多心理属性都可以看作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选择出来的，而最早形成的一些心理行为机制至今仍在人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化论心理学在心理学领域内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进化研究”风暴。研究者开始更多地考虑到生物进化因素在心理变迁和心理解释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社会、认知、发展、人格、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研究主题，开始逐渐进入到进化论心理学的研究议题之中。进化心理学确实从进化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的某些深层的结构与本质。“进化心理学的目标是揭示并进而理解心灵的构造和实质。它并非像知觉、学习、思维研究那样，是一个具体研究领域，而是心理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运用到心理学的一切领域”。[3]进化心理学对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自我保护与发展、人格特质、地位追求、配偶选择、后代抚养、关系维持等主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新颖的解释路径。进化论心理学试图在人类发展的时间纵轴上展开对心理形成和发展的解释，说明进化在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在心理内容横轴上扩展和丰富自己的研究领域。

2、积极心理学——研究主题的变化

2000年，塞利格曼与西卡森特米哈伊刊登了《积极心理学导论》一文。文中指出：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是关于积极的整体体验、积极的人格特质以及积极的社会组织与环境的一门科学。[4]它们的研究活动将主题聚焦于诸如希望、智慧、创造性、勇气以及其他积极的精神等方面，让整个心理学界为之耳目一新。积极心理学的出现给传统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积极心理学正如它的名称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关注的是积极向上的东西，比如人类的勇气、幸福、乐观、希望等心理品质，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幸福，还要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全体人类的福祉。1998年，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马丁·塞利格曼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心理学家忽视了去践行心理学早先的任务和承诺，那就是保护和促进正常人的心理健康。虽然人们一直都在谈论一个关注了几千年的问题，即人性善的问题，只是从未在心理学领域内被重视并加以研究。

20世纪末期，积极心理学深刻影响到了世界其它各国的心理学研究，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主动参与到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中来。目前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社会机制和组织建设三个方面。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方面主观幸福感是研究重点，主要探讨诸如性别、年龄、学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工作性质、文化境遇、人格特征、性格类型、期望水平、生活事件、认知方式等因素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体验的相互关系。在积极个性特征研究方面主要关注积极人格的构成、培养和实现途径。在积极的社会组织建设方面则致力于分析管理、教育、社区、媒体等方面如何促进组织本身以及人类的发展。

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和流行带来的是心理学研究主题的转换。积极心理学更为关注人性的积极层面，更致力于促进人类的幸福，提高心理质量。它在传统心理学领域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对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通过对咨询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的主要旨意做了系统性的阐述，我们发现，积极心理学在咨询心理学领域是一种重要的建构，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咨询心理学的哲学根源与基础，要分清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和不同。最后，我们相信，积极心理学能够融入到咨询心理学中来，并促使我们创建新的评价标准，也相信积极心理学能够运用到更多的跨学科领域中去”。[5]

3、后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后现代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领域内后现代心理学分支的综合称谓，是后现代思想影响下心理学领域内各种变化的总体趋势，通过强调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前提、悬置本体、主张建构等理念，对传统心理学的众多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再审视。后现代心理学批判传统心理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研究成果。话语分析和叙事方法的引入给当代心理学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并为深入研究心理现象的本质指出了更新的解释视角和途径。后现代心理学对传统心理学的心理机器隐喻、实体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主张人的心理是与社会互动建构的产物；对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认知主义提出了否定，重视语言在心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后现代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在传统心理学领域内掀起了一场革命。

后现代心理学是一个很大的阵营，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学派，它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理论建构。各种新近的后现代心理学分支比如社会建构心理学、叙事心理学、当代文化心理学、当代女性主义心理学等成为后现代心理学的主要代表。这些后现代心理学分支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致力于去研究的主题也多种多样。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以建构为主线，力求剖析以往主流心理学所建立的各种理论内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尤其重视理论或思想产生的时空场域和话语背景，以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反观其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发展历程，由此展现了一个容社会、文化、个人等众多因素共同参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建构过程。[6]叙事心理学研究将叙事和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却又超越了哲学和方法论的形式化藩篱。叙事心理学需要探索组成人类精神世界的意义系统与结构，强调叙事活动的时间与顺序维度，侧重研究在时间与顺序的关系中得到建构和解释的意义，从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构性地联系起来。当代文化心理学深入研究了文化和心理的深层建构关系，它认为文化和人类的心智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不存在统一的、普遍的、标准的原则和定律来解释人类心智的发展与工作机制，一种根植于某种文化的心理学理论，其理解和应用必将局限在产生它的此种文化中。女性主义心理学重新解读和审视主流心理学的科学观与方法论，批判父权制社会体系下主流心理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及其研究行为对女性经验的排斥与歪曲理解，试图重新建构包括女性在内的心理科学。

总体来看，虽然后现代心理学的各种思潮的发展各有侧重点，但它们也具有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都赞同后现代心理学所崇尚的“建构”理念。这种建构不是个体的建构，而是社会的建构，不是封闭的静态过程，而是开放的协同合作的动态过程。所有的建构都是在关系情景中产生、发展和变化，而建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带有文化和价值制约性。虽然后现代心理学阵营内部还存在诸多分歧，理论研究各异其趣，但后现代心理学家们开辟出了一些独特的新领域和新主题，并始终尝试着从新视点出发去创造一种全新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后现代心理学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批判与重构，在西方心理学界中独树一帜，促进了对人类心灵奥秘的深入探索。

三、讨论与结语

对于近20年来西方心理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做出全面的描述和准确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西方心理学的多元与批判的发展趋势是源于学科领域内外多方面的原因。而国内也是在积极地对这些新进发展的范式和理论尽量做到更为详尽的描述和介绍，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国外心理学发展状况的广角镜。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中所出现的新趋势、新理念以及新研究方法，借鉴并融合了社会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精华，这让心理学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探索人类行为和心理的奥秘。不管是作为现代心理学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进化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研究，还是作为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重要突破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潮，都为我们继续研究和解释人类的心理现象提供了更加独特的视角、更加新颖的思路、更加深厚的理念以及更加灵活的方法。它们是现代心理学的一股新势力，是活跃在现代心理学的舞台上的独特风景。

但也有批评指出，当代西方心理学多元化和批判性发展的后果是造成了一片繁华的背后缺少了宏大理论的梳理和建构，尤其后现代心理学更是如此。不能否认，后现代心理学那种直入现代心理学要害的批判方式所带来的新思维已经让整个心理学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但后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批判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时间较短，相对于较为成熟的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宏大流派来讲，它们在理论建构方面稍显稚嫩，仍需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参考文献】

[1]叶浩生.积极心理学（前言）[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4页.

[2]高申春.进化论与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3]叶浩生.进化心理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及其意义[J].心理科学进展,2005.13(6).

[4]SeligmanME,CsikszentmihalyiM.,Positivepsychology：Anintroduction[J].AmericanPsychology,55(1):5-14,2000.

[5]DebraMollen,LanayaL.Ethington&CharlesR.Ridley,PositivePsychology:ConsiderationsandImplicationsforCounselingPsychology[J].TheCounselingPsychologist,34:304,2006.

[6]Gergen,K.J.,Socialconstructionistmovementinmodernpsychology.AmericanPsychologist,[J].18(3),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