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对社会的危害范文
时间：2023-12-25 17: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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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民政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在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复员、退伍军人的救治任务，并及时收容和治疗“三无”精神疾病患者。卫生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任务，调整现有精神卫生机构的服务方向和重点，提高治疗与康复水平。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扰乱公共秩序、影响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工作。
精神疾病是在各种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造成人的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识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精神疾病不仅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做好精神疾病的防治，预防和减少各类不良心理行为的发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对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加大，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明显，严重精神疾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老年性痴呆、抑郁、药品滥用、自杀和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心理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精神卫生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状况
提起“精神病”，常人总有一种似骂人的意思。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瞧不起或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惧，避而远之。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导致家中有人患了精神疾病，为顾及所谓的“面子”，不敢公开，延误了及时治疗的最佳时间。
精神疾病患者属于我国残疾人范畴，他们也有享受就医的权利，他们是最可怜的精神残疾人，他们精神上虽然残疾，但是他们的人格和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实质上，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精神疾病患者，不论是经济上的消耗、还是精力上的折磨都是说不出来的苦。患者在社会上杀人、放火、毁了物，作为监护人的家庭还要负责任，这种长期被折腾、消耗的家庭，可以说是非常贫困的。从整个精神疾病发病率来看，精神病医院收治的患者只是少部分，他们也希望得到各级政府的扶持和救助，希望“医疗救助”能重点考虑到那些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
二、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与现状
精神卫生机构有民政精神卫生和卫生部门精神卫生，必须具备治疗、预防、宣传精神卫生工作能力，如我地区仅有民政精神卫生，即要肩负民政部门精神卫生工作，又要肩负卫生部门精神卫生工作，同时，还要担负公安机关肇事肇祸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制治疗工作和全区精神卫生工作的预防、宣传工作。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也是该地区医疗卫生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建院当初的根本目的、服务对象，都发生了“面”、“量”的变化。而建院当初主要任务是收容社会上流散的“三无”对象精神疾病患者，属于民政“社会救济”范畴，所需费用通过社会救济渠道予以解决。医院对他们实行终生供养和生活管理的封闭管理模式。*年由于复员退军人中的精神疾病患者有增多的趋势，经有关部门批准，增设了“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疾病疗养院”，专门收治复员退军人的精神疾病患者。这些措施的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这些精神疾病患者的人道主义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从而，精神卫生工作为保持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众多精神疾病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全国第三次精神卫工作会议统计，已上升至13.47‰，（上海为16.9‰），其中有两点更为突出：一是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的刑事案件、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发生率增多；二是精神疾病患者，由于贫困，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治疗，这类患者约占总数的60—70%。然而遗憾的是，社会的快速发展，精神疾病患病率也在明显上升，而我院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医院业务用房破旧狭窄，得不到及时改造，医疗辅助检查设备严重缺乏。原因：一是因给精神疾病患者治疗时，该患者有突然袭击精神卫生工作者的可能，二是患者之间互相伤害，三是患者随时有破门、破窗而逃可能。精神卫生工作者上班时，被患者打伤、工作服被撕破是常见的事。而患者之间相互伤害或毁物等，甚至出现自杀、逃跑，值班人员还按规定被追究责任。因此，精神卫生工作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责任重大，心理压力更大。正因为这样的工作环境，精神卫生工作者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
民政精神卫生工作经费的投入的不足，我们深知，由于地方经济欠发达，财政能保障工作人员的工资就已经是很不错了。从外观上，人们普遍认为，民政精神卫生隶属民政局，有钱。实质上恰恰相反，所有的民政专项经费中，没有关于精神疾病的专项经费，加上民政部门都是专款专用，因此，民政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停滞在80年代初的基础上。民政精神卫生工作，在业务上还要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但是在医院发展规划和经费设备支持上，卫生行政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解决民政精神卫生工作的有关政策，国家扶持基层医院的设备，更不能考虑到民政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更为棘手的是患者欠费，精神疾病患者大多数在农村，其次是公安机关送来肇事肇祸的精神疾病患者、还有困难企业中的精神疾病患者。这些患者的监护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贫困”。从而，使民政精神卫生的发展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民政精神卫生，生存困难、发展更困难，它属民政社会福利事业医疗机构，存在着严重的后天营养不良，这是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加大对民政精神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三、三个“关注”
1、精神卫生工作，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国务院办公厅《71号》文件，对当前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原则、工作目标、组织领导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增多，各种竞争加剧，各种压力增加，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尤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平安中国”的今天，民政精神卫生工作不容忽视，迫切需要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注。
篇2
【摘要】 目的 为了解襄州区农村地区18岁以上人群精神障碍疾病发病现态，指导精神病防治和康复及健康教育的开展，尽可能地绝或减少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方法 根据《襄州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09）[1]，按东、南、西、北、中不同方位，采用流行病学随机抽样方法，抽取5个乡镇37535户121606人，诊断标准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3》（CCMD-3）[2]和2009年11月卫生部颁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为依据。结果 查出精神障碍疾病患者1280人，患病率为10.52‰，其中男性593例，占46.32%（593/1280），女性687例，占53.68%（687/1280）（X2=49.17，P
【关键词】农村地区 精神障碍疾病 流行病学调查
当前精神障碍疾病患者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容忽视，各地出现的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不断发生，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因素，肇事肇祸问题的发展态势让人堪忧。为此，笔者根据卫生部、财政部、人口计生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意见》要求，于2010年8月16日至9月6日，对襄州区5个乡镇37535户121606名农村村民进行了精神障碍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旨在准确掌握本地区精神障碍疾病流行情况，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全区13个乡镇306836户1034035人，按东、南、西、北、中不同方位，采用流行病学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方位随机抽取1个乡镇，抽得张湾、峪山、程河、古驿、龙王5个乡镇37535户121606人进行调查。
1.2方法
1.2.1线索调查：
1.2.1.1制定方案：根据湖北省卫生厅办公室《关于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排查和随访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区卫生局制定了《关于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排查和随访管理工作的通知》。
1.2.1.2召开培训会：为切实加强我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排查和随访管理，减少患者因病导致的社会危害事件，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疾控中心举办了全区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管理工作培训班。由公安、卫生行政部门按卫生部颁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的十一条标准和《区卫生局关于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排查和随访管理工作的通知》，逐户调查，初筛出可疑病人并填写《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线索调查登记表》，并要求各级筛查人员对可疑患者信息保密。
1.2.2走访调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科的专业人员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开设有精神卫生专科的单位进行走访，对近三年收治的精神障碍疾病患者进行排查，属本区域的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1.2.3诊断：根据各乡镇、社区筛查和有住院史的人员名单，由区卫生局指定的襄州区平安医院精神卫生科专业人员（具有精神疾病执业医师资格）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组成专班，逐镇进行诊断。诊断标准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3》（CCMD-3）。危险性等级评估按2009年11月卫生部颁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
2 结果
2.1不同区域患精神障碍疾病情况：被抽样的5个乡镇37535户121606人中，被确诊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1280人，总患病率为10.53‰，其中张湾为8.21‰，峪山为10.82‰，程河为11.89‰，古驿为10.49‰，龙王为10.64‰。
2.1.1以往治疗情况：在1280例精神障碍疾病患者中，有536例以往接受过治疗。见表1。
2.2疾病分类：被确诊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1280人中，精神分裂症患者1121例。占87.58%，其次为精神发育迟滞患者52例，占4.06%，躁狂症患者38例，占2.97%。见表2。
表2 各类精神障碍疾病患者患病率和构成比
2.3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患精神障碍疾病情况：发病年龄集中在20—40岁之间，占76.09%。 转贴于
本次调查男性62187人，患病583人，患病率为9.37‰，女性56418人，患病687人，患病率为12.17‰。经统计学处理，X2=49.17，P
表3 精神障碍疾病患者性别、年龄分布统计表（人、%）
2.4危险性等级评估：本次调查出0-1级的530例，占41.41%，2级的442例，占34.53%，3级的270例，占21.09%，4级的38例，占2.97%。虽然本次没有发现5-6级病人，但3级以上病人占24.06%，躁狂症病人38例，肇事肇祸的危险系数很高。加强对精神障碍疾病患者的监护管理势在必行。见表4。
表4 危险性等级评估统计表（人、%）
3 讨论
从本次调查显示，襄樊市襄州区农村18岁以上精神障碍疾病时点患病率为10.52‰。与1993年全国七地区调查的10.68‰相近[3]。1280例精神障碍疾病中，男性583例，患病率为9.37‰；女性687人，患病率为12.17%。经统计学处理，X2=49.17，P
在≥18岁以上人群各类精神障碍疾病患病率中，以精神分裂症患病率占首位，占9.22‰，其次是精神发育迟滞为0.43‰，居第三位的是躁狂症为0.31‰，而第四位则是抑郁症为0.22‰，与广东省肇庆市的各类精神障碍疾病排名大致相同[5]。从精神分裂症单病种患病率看，我区高于江苏省盐城市的4.49‰[6]、安徽省阜阳市的4.77‰[7]、山东省的3.37‰[8]。
从本次调查看，襄州区农村精神障碍疾病患者的诊疗情况来看，精神疾病患者存在就诊不及时，治疗不规范，即使就医也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没到正规（由精神疾病专科执业许可证）医院就诊。本次调查出有住院史的的患者比例不到二分之一，反映了精神疾病的诊疗现状不容乐观。
精神疾病多为终身疾病，是对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襄樊市襄州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虽然当地农村地区精神疾病流行水平不高，可能与传统文化背景及心理卫生知识的大众知晓率偏低有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存竞争的加剧，可以预见的精神疾病快速增长的背景，及早开展社区水平的精神疾病干预措施，有效的建立精神疾病救治的社会网络，避免出现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而出现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共同增长的局面。
参 考 文 献
[1]襄州区统计局，2009襄州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襄樊市襄樊日报印刷厂，2000.201-203.
[2]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会，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344.
[3]张维熙，中国七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精神科杂志，1998.31.69-71.
[4]石其昌，章建民，徐方忠等.浙江省15岁及以上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39(4):229-236.
[5]饶顺勇，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相关因素回归分析[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2.2(3):233-234.
[6]李祥仁，朱正峰等.江苏盐城市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调查[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3.3(5):356-357.
篇3
但是，从司法实践经验来看，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依法都应该受到必要的刑事羁押.通过羁押，能够有效及时的制止犯罪、震慑犯罪，促进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几乎都具备刑事羁押的法定条件。当然，有极少数不完全具备刑事羁押的条件时有存在。由此，应该充分的考虑到，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时，如果普遍开花，泛泛而审，将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司法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更要考虑到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点和难点。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当中，首要突出的是重点和难点，经笔者思考，其重点和难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突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
由于犯罪和犯罪行为的多样化，全面审查将很大程度上难以对特殊情况的发现。因此，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过程中，承办人应当对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社会矛盾容易化解，可以减轻和免除处罚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纳入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点范围和重点对象。
二、依法区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性别
在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中，女性犯罪比例相对较少，女性实施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较男性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审查时应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性别区别对待，尤其将个别已怀孕或正在哺乳期的妇女应当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要对象。通过审查，来确定其是否继续羁押或取消羁押的必要性，有助于体现刑事司法以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刑事司法政策。
三、依法突出已羁押的高龄对象
看守所内年龄偏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身体素质较弱，患有疾病的比率远远大于其他在押人员，他们给监管场所的监管带来较大的风险，一旦死亡在看守所内，将给看守所的监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将极个别年龄在六十五周岁以上、体质欠佳，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应该纳入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通过审查，来保障该部分人的身体健康，同时减轻监管场所监管压力，使刑事司法与中国的传统美德有机的结合，从而反映刑事司法政策中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四、特别突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高发，就其原因大多在于家庭、社会、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群体，在刑事司法活动过程中，应该采取惩罚和教育、惩罚和挽救的方式相结合。对于那些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正在入学受教育期间，其家庭和学校愿意继续履行教育、监护、管理义务的，其本人有积极的悔罪表现，应该作为特别审查的重点。
五、突出重病患者
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中，往往有少数人在被羁押后由于身体本身的原因，环境的改变，心理压力加剧，在羁押过程当中，其身体健康程度逐日下降，继续羁押有可能致使其伤残或死亡。所以，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既要考虑到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程度，又要考虑到继续羁押所带来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的羁押风险。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突出重病患者很有必要。
六、突出对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人员的审查
在司法实践当中，经常会遇到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实施犯罪后被刑事羁押的情况存在。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人员被羁押，使其病情加剧，给监管和刑事诉讼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由此，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将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作为重点审查对象也确有必要。
七、突出对家庭困难人员的审查
篇4
郭群（1990-），女，山东滨州人，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09级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
唐燕（1991-），女，青岛胶州人，山东大学医学院2009级临床医学本科生。
摘要：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旨在促进全民心理健康，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针对了以下问题：患者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正常人被精神病；由于对患者监护不力而对社会构成的威胁；被精神病的救济无路。明确了精神障碍鉴定的性质为医学鉴定，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在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原机构或不同的机构再次进行诊断和鉴定。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精神卫生法；精神卫生；自愿原则
本世纪初中国内地共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全国各类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已达 13.47‰。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 2020 年，中国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1/4，在我国及国际上，精神卫生问题不仅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还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一、精神卫生界目前存在问题
（一）患者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探讨其缘由：一是不去治，尤其是以精神分裂症为主的重性精神疾病，由于疾病自身特点，且社会的歧视现象，多不主动治疗，病重，不去治，病情更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二是想治但医疗措施不足，国家对于精神障碍投入不足，康复理念技能落后，社区康复的硬件少且利用效率低，严重制约着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1]三是治病经费不足，治疗耗费大，患者家庭不能承受如此大的经济负担。综上所述，精神病患者由于种种限制未得到有效的治疗。
（二）正常人被精神病
近年来我国屡有出现“被精神病”事件，究其原因是由于无法律明文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只要将其送至精神病院，则该公民即使不愿住院治疗，但存在类似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悖论逻辑，也会被强制住院治疗。在很多非自愿住院的情况下，由送治者提供诊断所必须的病史成为精神科医生诊断被送治者是否患有“精神病”的依据，这意味着与患者有利益冲突的送治者参与了本应独立专业的诊断过程。[2]
（三）由于对患者监护不力而对社会构成的威胁
2012年6月，广东省梅州兴宁两医生被精神病人刺死，2012年11月南海男子精神病发将5岁儿子砍死。精神病患者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严重者丧失自知力，一旦脱离监管，对社会的损害难以预测。这些血的教训再次呼吁公众和立法机关重视患者的监管，防止不幸事件再次发生。
（四） 被精神病的救济途径。
患者一旦确诊，则被收治入院，失去了自由，并就像醉酒的人说自己没有醉酒一样，丧失了话语权。最终导致人身权利无法行使，无法提起复议，救济途径缺失。
二、精神卫生法出台后精神卫生事业的改变
2012年10月26日通过的《精神卫生法》的目的是发展精神卫生事业，规范精神卫生服务，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一）患者可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依据法的第六十至六十五条，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医疗康复机构；加大财政投入，列入本级预算；扶持贫困地区；培养精神卫生人才，组织在岗培训；严重患者免费提供卫生服务，参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提供教育及就业机会。以上法条以法的形式最大程度的保障了精神病患者的权益。
（二）正常人被精神病
法条中第三十条明确指出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第三十二条“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再次诊断和鉴定兜底，可有效的减少“被精神病”的发生。
（三）由于对患者监护不力而对社会构成的威胁
在第九条中指出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同时在第三十五条中指出公安机关可以对那些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医疗。这样，若是精神病人得到监管，则对社会的威胁减少不少。
（四）被精神病的救济途径。
根据第三十二条至三十五条，可看出，精神病患者有三次救济的机会：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其次若报告表明，不能确定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或者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不得对其实施住院治疗；最后当正常人被误诊为精神病患者，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可向同一或其他机构提起再次诊断和鉴定，以行使其正当的救济权利。
结语：
近年来，精神障碍患者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日益加重的不可忽视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精神卫生法对于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在维护患者权益，保障正常公民权利等方面，将起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方面有利于维护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精神卫生立法可以确保精神疾病患者得到及时治疗和康复的机会，给予精神疾病患者基本卫生服务，以维护他们的权益，并为维护社会安定做出保障。
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精神病患者在病情严重时出现的自伤、伤人破坏公共财物，减少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精神、经济上的负担和损失，这不仅是对患者、家庭负责，也是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精神病能力刑事责任鉴定考察审判机关
案例：2009年2月15日、17日，我辖区连续发生两起盗窃案，累计损失人民币约两万余元，2月18日这两起盗窃案告破，嫌疑人是一个2005年7月份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受害者朱某栋。根据厦门市某医院的病历：朱某栋2005年7月份被一部货车撞伤头部，造成脑部受重伤，至今无法痊愈，时好时坏。朱某栋被抓获以后表现异常镇定，并不像一个脑部受过重伤的人。在审讯过程，其又颠三倒四地讲出了作案的具体情况，但在问到赃物的时候，其只想起了放黄金戒的地方，至于那条黄金项链在何地其一直无法讲清楚，朱某栋的行为显然已经触犯刑法，必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但做为司法机关，对朱某栋的案件又得从其脑部受过严重的伤害入手，要充分考虑到其受过伤的脑部会不会导致其发生精神障碍。结合这个案例我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及处理。
一、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1、刑事责任能力
对于刑事责任能力，不同的学者甚至执法者都存在着差异的见解。古典学派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作为对行为人进行道义谴责前提的自由意思决定的能力，行为人具有认识其行为价值的能力才能产生对自己行为的责任，而只有具有这种意思能力的人才能够实施犯罪，因此刑事责任能力属于犯罪能力。近代学派则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能够用刑罚手段达到社会防卫目的的能力，因此对于意志自由意义上的有能力者和无能力者，就其行为对于社会的责任而言并无不同。
2、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
精神异常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病人，并非他们不应负责任，只是因为其无法适应刑罚因而不能通过刑罚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必须采取其他措施加以防卫，因此责任能力属于刑罚的适应能力。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这里指的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核心是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而应当认为责任能力属于犯罪能力。所谓精神病人缺乏犯罪能力事实上并非指精神病人没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客观效果的能力，而是由于欠缺是非辨别和行为控制能力，不能根据规范要求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欠缺责任应答的能力。责任能力应当局限于行为当时的能力，但所谓刑罚适应能力却当然主要指裁判时尤其是刑罚执行期间的能力，否则就失去了其独立判定的意义，况且刑罚的适应能力更应该作为诉讼法的规定事项而由刑事诉讼法加以规范，而不应由刑法加以调整。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l）完全无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这是指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情况。这种精神病人是完全无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对其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2）完全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这是指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情况。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处于间歇期，没有发病，精神是正常的，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所以他们在间歇期间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3）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又称为减轻刑事责任或部分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这是指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情况、他们是介于完全无刑事责任与完全负刑事责任之间的精神病人．他们犯了罪应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看法
我在工作中曾碰到过这样的案件：一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都很正常，但在犯罪后不久其就患上了精神病也就是出现了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犯罪后患上精神病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1983年9月20日《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中有解释：犯罪的时候精神正常，犯罪后患精神病的人，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显然，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行为后欠缺刑罚适应能力的人，仍然应当构成犯罪。另外，即便认为刑事责任能力中的刑罚能力不同于刑罚执行能力，所谓刑罚能力只是意味着适合科处刑罚这种对社会一般人的制裁而非保安处分的能力。但是在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时，并不需要进一步地证明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是否对刑罚具有感受能力或者承受能力，犯罪能力的具备就意味着他当然具有答责能力，具备了科处刑法的前提。因此，固然刑事责任能力中包含着对行为人进行非难从而使其承担刑罚的含义，但并不存在独立判定刑罚能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确认一个人是否是完全无刑事贸任的精神病人．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标准：（1）医学标准。即他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是处于精神病状态之中，而且正处于发病期而不是缓解期和间歇期，实施危害社会的原因是由于有精神病所引起的。（2）心理学标准。即由于行为人有精神病而使他完全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是否符合这两个标准，即是否同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这要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即依法进行司法精神的鉴定。因此，我对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看法有两方面：（1）无法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况下造成危害结果的，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2）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二、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
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要在医学上判断行为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其次要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因患有精神疾病而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前者要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需要由其得出是否具有精神病以及精神病种类与程度轻重的结论，后者由司法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即先后两个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判断是分别由不同的主体独立进行的。前者由医学专家进行，后者则由司法人员（主要就是法官或者检察官）进行，医学的判断是基础，法学的判断是最终确定有无责任能力的关键。
1、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
对于精神病人在犯罪的时候到底是在哪个状态，到底是否有完全或者部分的刑事责任能力，这个认定是需要鉴定机构去认定的。鉴定机构一般应按照医学标准与心理学标准想结合的方式进行认定：
（1）医学标准。对于医学标准应有以下几个含义或者条件：
行为人必须是精神病人。这里所讲的精神病人当然是指医学上的精神病人了；精神病人是因为精神病的作用才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的。这个就需要精神病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因果关系，则精神病人就排除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可能。
（2）心理学的标准。导致精神病人作出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原因也有很多，不一定是单纯的医学上的精神病发作，比如，吵架的刺激、惊吓等等因素。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控制上往往也有很多非医学上的因素，而这些，也必须是判断精神病人是否具有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所应该考虑的。
那么，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应该证明那些主要的情况呢？对此，最高院、最高检、司法部、公安部、卫生部于1988年7月11日联合发文《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中做了如下规定：
（1）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患何种精神病，实施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2）确定被鉴定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3）确定被鉴定人在服刑期间的精神好以及对应当采取的法律措施的建议。
2、司法机关在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中的地位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后，一般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审查，法院判决。在这一程序中，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在于查清犯罪事实，收集提取指控犯罪的证据。侦查的是“犯罪事实”，包括由何人在何时、何地，基于何种原因，为了何种目的，实施了何种行为，造成了何种危害后果，对其健康状况不应该属于侦查范畴。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由犯罪嫌疑人实施、是否构成犯罪，应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由检察院审查后最终由法院判定的。侦查阶段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只是程序上的认定，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没有终局的确认权。对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应当告知其在审查阶段向检察院提出，或者在法庭审理阶段向法院提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属于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公安机关主动申请司法鉴定，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的事例。一旦确认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人，公安机关随即撤销案件，终止司法程序，有条件的将行为人移送强制医疗，更多的是由公安机关径自“无罪释放”，而不移送检察机关。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加害行为人不能得到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标准的审判和惩罚，被害人在心理上得不到慰籍，经济上得不到补偿，会造成对社会不满和对法律公正公平性产生怀疑，上访政府、报复社会的事件时有发生，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和不良影响。另外，假如将行为人放任到社会，也会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险和隐患，带来不良后果，更不利于目前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局面。况且，这种作法实际上也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此，公安机关只要在实体上查明了上述案件事实的各要点，在程序上就应当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即使公安机关怀疑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也应移送。只有进入审查阶段以后，基于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检察院或者法院才可以请专家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判定其刑事责任能力，由法院做出有罪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或者做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其犯罪时的精神状态给予免除刑事处罚，移送安康医院强制治疗的判决。
本人认为，对于精神病人犯罪者，涉及到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乃至剥夺，裁决的主体都应是法官，但法官的判断本来就是一个很局限性的判断，一般不能精神病医学专家对有无精神病、精神病种类、程度所作的结论，所能做的仅仅是在医师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基础之上，再行独立判定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否因此受到影响，如此完成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的统一。但按照前述规定的制度安排，对于法官而言，所能做的仅仅是接受或者不接受医师对该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而无需也不应另行进行法学的判断。虽然按照1983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的规定，人民法院如果对原鉴定有怀疑，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再次送请鉴定。经过复验，如果确定此人不是精神病人，或者虽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但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依照《刑法》第15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须按照法律规定判刑。而199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同样规定：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6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对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经质证后，认为有疑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可以另行聘请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但是，无论是初次鉴定还是补充或者重新鉴定，法官的作为都是一样的，即不再做任何独立判断，而只是决定选择哪个结论予以认可。这样所导致的结果是要么由精神病专家一并完成医学和法学的判断，要么由精神病专家只进行医学判断而不进行法学判断。无论哪种结果，都违背了混合标准的初衷。
三、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处理
1、对完全无刑事责任及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处理
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院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对间歇性精神病人犯罪的处理
针对间歇性精神病人的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做出两种处治：（1）间歇性精神病人在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犯罪的不承担刑事责任。2008年12月底，我主办了一起“武疯子”菜刀砍人的案件，这名“武疯子”属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案件发生后经鉴定这名“武疯子”在拿刀砍人的时候正是处于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因此他不负刑事责任，我们做为执法者也只能责令其家属严加看管和医疗；（2）对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情况的处治：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18条第2款的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责任能力完全具备，不符合无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所要求的心理学(法学)标准，因而应当对自己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接受法律的制裁。
四、对精神病人犯罪及防治的几点看法
精神病人犯罪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近些年来国内外发生了许多有关精神病人犯罪的重特大案件，有些震动全国甚至引起世界关注，尽管精神病人是弱势人群，需要保护，但其对社会带来的潜在危害却非常严重。当精神病人发生重特大犯罪，我们从专业角度提出观点时，往往会引起社会上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目前我国对精神病人犯罪后的处理措施需要改进。1、我们需要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不能因此损害正常人的合法权益，否则，自然会引起社会对法律的公正性、司法鉴定的科学性产生看法和怀疑。2、我国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健全安康医院设置，同时确立我国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并做出强制医疗标准和解除标准，将那些对公共安全时刻形成威胁的精神病人，且推断由其家属或监护人看管治疗仍不足以防止该危害性的发生者，必须对其实施强制医疗。3、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文明社会、经济社会的今天，应当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完善安康医院建设，将因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收治于安康医院，实行免费强制治疗，因为其身份是犯人，而不是无罪人，故不应送地方精神病医院，这在美国称为剥夺其犯罪权利，给其治疗自由。在我国的香港、澳门地区，法院对于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及危险凶暴的囚犯，也是根据情况将其收押于警局惩教署下设的一个高度设防的精神病治疗中心。其所处状态同样是失去自由，因为前提是其违犯了法律，是有罪之人。4、同时，我们应该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精神病人，要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积极给以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安康医院加以治疗，避免给社会带来危害。对于正处刑期患精神病的囚犯，也应及时转入安康医院，对其进行免费治疗。应该从法律上做出规定，由专门的社会、心理、精神医学专家组成小组，对已经犯罪的精神病人是否移送或者可否离开安康医院提出意见，最后经法院司法裁决。这样，才能在法律上做到既保护了病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得到社会的公认。
综上所述，精神病人在法律上的能力我们有了初步的观点：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的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精神病人在犯罪时的状态决定了其法律责任能力，审判机关应当根据精神医学鉴定来做出相应的决定。
参考文献：
1、《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1985年0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法规）
2、《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1989年0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中央法规)
3、《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法规）
篇6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自杀行为；特征
精神分裂症，在重性精神障碍中患病率最高，终生患病率为1 %，对病人、家庭及社会危害大，有20 %以上的病人最终自杀死亡。为进一步研究精神疾病病人的自杀原因并制定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现将我们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520 例，应用统一的调查表进行回顾性调查，凡病史中或住院期间发生自杀行为者，视为阳性病例，病人的其他特征查阅病案获得。
2 结果
2.1 自杀行为的发生率及特征
52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发生自杀行为者42例，发生率为8.08 %。
性别分布：520例患者中，男392例，发生自杀行为者27例，发生率为6.89 %;女128 例，发生自杀行为者15例，发生率为11.72 %。女性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6，P＜ 0.05)。
年龄分布：不同年龄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见表1，各年龄组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7.22， P＜0.05)，提示年龄越大发生自杀行为的危险性越大。表1 不同年龄组患者自杀行为发生情况（略）
职业分布：不同职业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见表2，发生率由高到底依次为:农民、教师、干部、工人、学生，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1.66，P＞0.05)。表2 不同职业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略）
婚姻状况：自杀行为以离婚发生率最高，未婚者次之，已婚者少，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4， P ＞0.05)（见表3）。表3 不同婚姻状况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略）
病史分布：520例患者中有阳性家族史者124例，发生自杀行为者13例，发生率10.48 % ，家族史阴性者396例，发生自杀行为者29例，发生率7.32 %，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7，P＞0.05)。520例患者中伴发躯体疾病42例，发生自杀行为者3例，发生率7.14 % ；不伴躯体疾病者478例，发生自杀行为者39例，发生率8.16 %，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2， P＞0.05)。
病种分布：各病种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见表4，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感性障碍、嗜酒所致精神障碍、癫痫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反应性精神障碍、神经症，各组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 51，P＜ 0. 01) 。表4 各病种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略）
2.2 自杀者特征
42例自杀时年龄21～58岁，平均32.75岁。自杀距起病时间2天～20年，其中发生在起病1月以内者9例、占21.42 % ， 1月～1年者14例、占33.33 % ， 1年～5年者8例、占19. 05 % ， 5年以上者11例、占26. 19 % ，多发生在起病1年之内。
自杀季节：发生于春季者15例（占35. 71 %），夏季13 例（占30. 95 %）， 秋季者6例（占14. 29 %）， 冬季者8 例（占19.05 %），春夏季发生率显著高于秋冬季（χ2=15.32，P＜0.01)。
自杀原因：受精神症状支配31例（占73.81 %)，其中幻觉妄想等症状支配者19例、焦虑抑郁者12例；因生活事件、心理负担所致7例（占16.67 %），疾病恢复期、对治疗缺乏信心、药物不良反应所致各4例（占9.52 %）。
自杀方式：自缢15例（35.71 %）， 服毒6例（14.29 %），投河投井6例（14.29 %），触电4例（9.52 %），割腕3例（7.14 %），跳楼3例（7.14 %），跳崖1例（2.38 %），撞墙2例（4.76 %），撞车1例（2.38 %），绝食1例（2. 38) 。
自杀结果：自杀未遂者28例（66.67 %），轻伤者5例（11.90 %），受伤致残者3例（7.14 %），自杀身亡者6例（14.26 % )。
3 讨论
篇7
论文关键词 人格分裂 犯罪 刑罚 精神疾病
一、人格分裂刑法功能之认定
（一）关于相关案件的反思
1.美国经典案例评析
（1）“24个比利”案。威廉·密里根，被称为比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犯下重罪（3次抢劫、4次、4次严重伤害）却被判无罪的嫌犯。比利接受了由威尔斯﹒德里斯科尔博士制定的心理测试评估，结果认为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后他又接受了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西南健康中心的精神病专家多萝西﹒特纳的进一步心理评估，结果显示比利患有多重人格疾患。辩护律师以“犯罪时比利神志不清，不能控制自己”为理由为他辩护，并传召了四个精神病医生，一个心理学家上庭为其作证。法庭最终采纳了这个辩护，裁定比利无罪，但是必须接受强制精神疾病治疗。
（2）美国赫斯基杀人案。赫斯基涉嫌杀害4名女子，但杀害1名女子未遂。法庭上赫斯基的律师辩称，由于赫斯基有人格分裂疾病，“分裂人格赫斯基控制不了，所以供词就不能真正算是他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他杀死了那4个妇女，如果当时是别人的灵魂控制了他，那他也没罪，充其量他只是杀人工具，是别人借他的手杀死了那些妇女。”12个陪审员中的5人认为赫斯基有罪而且他是健全的人；4人认为他没有罪，因为他精神错乱；另外3人则没有发表意见。最后他们对媒体说，司法制度本身有问题，对于赫斯基，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有罪或者因精神错乱而无罪，如果可能，应该判定赫斯基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应对犯罪行为负责。
（3）评析。通过以上两个案件以及更多其它相关案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遇到此类案件时，美国法庭通常会采纳辩护律师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要求，若鉴定结果是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并且符合其中人格分裂的有关特征，那么此结果通常会对定罪量刑造成很大影响，一般来说会判定无罪。但如果鉴定结果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但患有人格分裂疾患，法庭的处理就不太统一。但一般来说法官更倾向于认定行为人无罪，或认定有精神疾病，但应对犯罪行为负责。
2.中国相关案例评析
（1）“红衣杀手”杨树明案。从1992年3月起至2006年2月的14年间，杨树明以侵害妇女为目标疯狂作案，先后致9名女性死亡，3人受伤。杀死受害人后，杨树明对有的受害人采取虐尸手段。2006年8月10日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杨树明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3年，二罪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案的审理更顾及社会影响，虽然有学者对此案进行了人格分裂方面的分析①，但也主要集中于犯罪心理角度，并且也并没影响到法院的定罪量刑。
（2）评析。上述案件就现有资料来看，很多因素符合人格分裂患者犯罪的情况，但法院并没有对其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或者鉴定并未影响定罪量刑。司法机关多将其视同有完全刑事能力的人，直接进行处罚，忽视了人格分裂可能对其刑事责任能力影响的情形。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对人格分裂犯罪的规制仍处于混沌之中，如何处理更多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同时，从我国已经审判的有关案件来看，我国倾向于不考虑人格分裂因素。根据现有的经典案例来看，我国并没有对这些犯罪嫌疑人做司法精神病鉴定，更不论鉴定结果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了。这显然是很不妥当的。
（二）人格分裂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
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责任能力在1979年《刑法》采用二分法，即有或没有责任能力；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为部分责任能力状态，介于两者之间，故1997年《刑法》第十八条以三分法做出了相关规定，其中强调对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受限是免责或减责的基本条件。
1.司法实践中对人格分裂的处理态度
我国人格分裂患者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被忽略，或者简单比照精神病患者的处理方法，依据刑法第18条进行认定处理。即要么认定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格分裂患者实施危害行为时并没有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此时它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负责；要么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格分裂患者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处于人格分裂状态，此时他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缺乏或部分缺乏辨认或控制能力，此时，他具有限制行为能力，应对其危害行为不负责任或减轻或免除处罚。
2.对人格分裂刑法功能的评价
人格分裂属于变态人格的一种，而变态人格实际属于精神异常，医学界有时不诊断为精神病，在司法实践中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这些人在初次犯罪后再次流入社会往往造成更大的危害。相比传统观念里公认的精神病人，这些人很多时候都有条理有逻辑，没有传统观念中精神病人疯傻癫狂的表现，他们往往外表腼腆羞涩，行事低调平和，甚至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因此，相比重型精神病人犯罪，国家更应该考虑对这部分人的控制和监管。
二、人格分类刑法属性之分析
（一）人格分裂与刑法中的精神病范畴
1.精神病与精神疾病
我国刑法只对精神病犯罪作了规定，而没有关于人格分裂以及其他精神疾病或人格障碍的规定。而刑法中对“精神病”犯罪的规定，实际上应理解为对“精神疾病”犯罪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狭义的精神病。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为总类概念，是由于人体内外各种因素作用而引起大脑功能失调，产生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从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只是指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刑法学中，德国形法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较有代表性，其刑法第20条规定的精神疾病医学条件是“病理的精神障碍”、“深度的意识障碍”、“心智薄弱”、“其他严重的精神异常”。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的医学条件是“精神缺陷”。法国刑法典规定的医学条件是“梢神紊乱”或“神经精神紊乱”。瑞士刑法第10条规定的医学条件是“精神病”、“精神障碍”、“弱智”、“意识错乱”、“智力发育低下”等。
而我国并未对精神病范畴做出明确规定，在1979年刑法前，司法实践中把此处的精神病认定为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紊乱，即重度精神病。但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颁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所使用的措辞均为“精神疾病”而非“精神病”。可见我们已经认识到过于狭窄的精神病范畴对司法实践是极不妥当的。即按照立法精神、目的与实际情况来讲，我们刑法中所要规范的应当是“精神疾病”而非狭义的“精神病”。
2.人格分裂与精神疾病
笔者认为人格分裂这种人格障碍应算作精神疾病的一种。他们是包含关系。一旦我们明确将“精神病”扩大至“精神疾病”范围，那么人格分裂在内的人格障碍就自然受到刑法约束了。即使在没有明确法律或司法解释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断虽然“人格分裂”不是狭义的精神病，但其病症决定了它也应受到刑法规制。
3.人格分裂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意义
人格分裂不同于传统的精神病，在发病时，主体是独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记忆甚至行为能力，其具体认定下文专门论述。我们应当明确，人格分裂会对刑事责任能力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仅仅以“此人善于伪装”来掩盖这个问题，在法学和医学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外国立法例鸟瞰
1.美国精神病辩护规则
美国在人格分裂的司法实践道路上走得很远，其出台的各种关于人格分裂犯罪的辩论规则比较经典的有以下这些：
（1）麦纳顿规则：即如果被告人因某种精神病影响而缺乏理智，在案发之时不知其行为的性质或对错，则被告不负任何刑事责任。按照这种理论，人格分裂患者的犯罪行为是其精神疾病的产物，那么他应当被认定无罪。
（2）模范刑法典规则：因为精神疾病或者缺陷，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缺乏识别其行为的犯罪性或者缺乏使其行为符合法律要求的实际能力时，被告人对该行为不负责任；本节所使用的“精神疾病或者缺陷”，不包括仅由反复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其他反社会行为所表明的变态人格。这一规则排除了心理变态和人格障碍，学界对此存有争议。在发生欣克利刺杀前美国总统里根案件之前，有很多州使用这一规则。
（3）“有罪但有精神病”规则：被告人在行为当时正患精神病且被告人患的是医学精神病，非法律精神病。做出这一“有罪但有精神病”的判决后，被告人可以进行一项单独的抗辩，即对“有罪但有精神病”判决中的“法庭命令精神卫生机构对或狱中的被告人提供抗精神病治疗”提出异议。并且这种方法也没有排除心理变态和人格障碍。
2.日本刑法第36条
《日本刑法典》第36条规定“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心神耗弱人之行为，减轻其刑”，但日本的刑事审判机关对其理解却采取折衷主义的观点。并有“保安处分”处罚方法。
综合上述国家的做法来看，他们极少都没有将人格分裂作为单独的一项例外加以规定或解释，而是依靠刑法中对精神疾病犯罪的完备规定来进行规范。只要符合规则中规定的条件即可认定为精神疾病，在刑法中就有法可依了。而其中的大部分规定，从医学上看，也并不排除人格分裂疾患，即如果该犯罪人的确患有人格分裂，那么他很大程度上会被认定为有精神疾病，这样他就可以适用刑法或者辩护规则的有关规定了。
（三）人格分裂在中国刑法中的应然地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刑法要规制的“精神病人犯罪”实际上应理解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犯罪”。而人格分裂属于精神疾病的一种则它应当是和现在所谓的“精神病人”一样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所从事的行为也应当被具体分析。即把人格分裂整个纳入“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犯罪这个框架里具体讨论。
三、人格分裂在罪刑评价体系中的具体适用
（一）人格分裂在犯罪各个阶段的不同评价
依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关于精神障碍者的责任能力的判定，首先要在医学上诊断行为人是患有精神疾病、患有何种精神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的程度；其次是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因为患有该精神疾病而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前者是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后者是由司法工作人员在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对于人格分裂患者的医学鉴定本文不再评述，我们主要分析第二个阶段，即行为人是否因患有人格分裂症而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
1.实施犯罪前可控制人格变化
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前，明知自己在人格分裂状态下会实施犯罪行为，并且知道如何陷入人格分裂状态，即自己可以控制处于某一人格控制的时间或状态，而故意使自己陷入犯罪人格，实施犯罪行为。这属于原因上的自由行为，即使行为人无行为能力也应当负完全刑事责任。
2.实施犯罪前不可控制人格变化
行为人不可控制自己的人格分裂状态，但在因病陷入犯罪人格实施犯罪行为时，对当时的状况可控制，即犯罪人格完整健全，犯罪时的各种情况都处于犯罪人格所支配的行为主体的控制下，犯罪人格对实施行为后可能产生的结果有预见，但仍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应当视同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但在处罚时可以减轻其刑事责任。
3.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人格的变化
（1）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即在被抓获被审判时仍陷于犯罪人格中。此时，参照情况2进行处理。
（2）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即在被抓获被审判时已转换到另一人格，我们称之为非犯罪人格。此时，就面临争议最大的“对人格审判还是对肉体审判的？”之问题。有人认为对这个无辜的人格审判就好比“在审判他无辜的双胞胎兄弟”。笔者认为，人格与肉体不可完全割裂来看，他们都统一于主体，举一个例子，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犯犯罪后逃亡，在新的地方隐姓埋名痛改前非，变成一个守法善良人人称赞的好人，那么我们就不再追究其过去的刑事责任了吗？当然不是，即行为人现在的状态并不是豁免其曾经犯罪行为的理由。中国刑法体系是“罪责刑结构”，有了责任一般就会导致刑罚。而刑罚的目的通常认为有报应和预防两个方面，犯罪后人格转换了，那么刑罚的预防意义已经明显下降，但报应意义依然原样存在。即不论其现在是否转换为善良无辜的另一重人格，其犯罪人格所实施的危害行为都仍应受到处罚。但估计到其病情，在对其危害行为做出犯罪定性的基础上，实际刑罚量就要有所调整。
（二）人格分裂对司法审判和行刑的影响
若嫌疑人的确患有人格分裂，那么应当根据上文所述采取不同方式定罪量刑。如果定为有罪，就应当从轻处理或者采取强制医疗或者社区监管的方式。可以参照英国社区刑罚中的“疗养院服刑”制度，即承认其犯罪性和应受处罚性，但出于人道考虑，允许其在疗养院服刑。
四、个人建议
第一，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对精神病做扩大化解释，可以考虑将刑法第18条中“精神病”措辞改为“精神疾病”或“精神异常”，将人格分裂等人格障碍纳入了精神病范畴。从立法上，给人格分裂犯罪一个明确无争议的地位。
第二，对于刑法中的“精神病”（建议改为“精神疾病”）范围，应该采取归纳法而非列举法，即规定符合“不能辨识”、“不能控制”等医学特征的行为都纳入刑法规制，而不能仅规定“精神病”而不明确到底什么算是“精神病。”
篇8
老年;精神障碍;临床症状随着人们平均寿命的增加,我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目前老年(≥60岁)人口已超过10%,而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机体各种免疫功能呈逐渐下降趋向,罹患各种疾病的几率不断上升,尤其是老年期精神疾病已成为严重影响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主要新问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为此,针对1997年至2008年在平煤医疗集团第一中心医院治疗的70例老年期精神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以探索其临床症状特征,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组的70例老年期精神病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各类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其中男49例(69.12%),女21例(30.88%)。文化程度:文盲10例,小学30例,初中20例,高中7例,大学3例。婚姻状况:未婚5例,离婚11例,在婚36例,丧偶18例。病前性格特征摘要:敏感多疑19例,沉默少语15例,多愁善感12例,忧郁内向型10例,开朗外向型14例。起病形式:急起出现精神活动异常19例,亚急性出现精神活动异常22例,缓慢出现精神活动异常29例。诱因因素:躯体因素30例,无躯体因素40例。
1.2 方法 对入组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整理分析,探索老年期各类精神障碍临床特征。
2 结果
2.1 临床诊断 老年高血压伴发精神障碍14例,老年酒精中毒伴发精神障碍13例,老年脑外伤伴发精神障碍6例,老年轻型躁狂症9例,老年抑郁症10例,老年癔症性精神障碍7例,老年脑炎伴发精神障碍6例,老年癫痫伴发精神障碍5例。
2.2 老年期各类精神障碍主要临床表现
2.2.1 老年高血压伴精神障碍 亚急性起病、头痛、全身乏力、焦虑、忧郁、悲观、烦燥、情绪波动,对自己病情过份关心,存在疑病妄想,对死亡产生惧怕感,并存在兴奋躁动、行为紊乱、冲动伤人、毁物行为等。
2.2.2 老年酒中毒伴发精神障碍 有数十年或几十年饮酒史,患者嗜酒如命,一日三餐饮酒,经常醉如烂泥,表现兴奋话多、夸大、吹嘘自己有本事。胃肠道症状有恶心呕吐,食欲不振,不讲究卫生,醉酒后常睡在地上,行为紊乱,不知料理个人生活,睡眠差等。
2.2.3 老年脑外伤伴发精神障碍 急性起病,常伴有意识活动模糊不清,记忆力明显下降,部分患者记不清家人姓名,对原来熟悉的人不熟悉,虚构自己的经历和往事,对最近发生事件不能回忆,常有头痛、头昏、情绪不稳、恐慌不安、易激惹、注重力不集中、行为幼稚和杂乱,偶有冲动、伤人、毁物行为,睡眠差。
2.2.4 老年轻型躁狂症 表现轻松愉快,布满喜悦的样子,询问兴奋什么?患者却回答不出来,空兴奋,内心体验和面部表情一致,情绪不稳定,爱挑剔别人,看见不合意事情马上提出批评,精力十分充沛,有使不完的劲,感到自己脑子非凡好用,是个“天才”,说话声音很大,有严重冲动、伤人和毁物行为,睡眠差。
2.2.5 老年抑郁症 患者对情绪活动难以正确表达,焦虑、抑郁、激越,喜好索然,孤独,精力下降,自感身体疲惫,经常提不起精神,认知功能障碍,记忆减退,自我评价过低,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常自责自罪,主动回避社会一切活动,悲观消极,有自杀行为和扩大性自杀现象,心境昼夜节律改变,睡眠差。多数患者伴有躯体或生物学症状,如食欲减退、各脏器不适等。
2.2.6 老年癔症伴发精神障碍 部分患者可有不同程度的意识范围狭窄,故意做作,把躯体摆弄成不舒适的姿态,每次发作前均有一定精神诱因,哭笑无常,存在片断幻觉如幻听、幻视,癔症性发作,症状丰富多变,有人为在场时发作尤为剧烈,所有症状均忽然产生和忽然终止,睡眠差等。
2.2.7 老年癫痫伴发精神障碍 癫痫发作后呈痛苦面容,意识朦胧,定向力差,常感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表情茫然、情感活动淡漠,和四周环境无任何联系,沉默不语,有片断幻觉存在,易激惹,行为紊乱,有冲动伤人和毁物行为,睡眠差。
2.2.8 老年脑炎伴发精神障碍 意识活动清楚度明显下降,思维活动迟缓,智能减退,表情呆板,可有感知觉综合障碍,情绪不稳定,哭笑无常,无主动要求,情感淡漠,对四周事物漠不关心,个人生活不能自理,睡眠差。
3 讨论
老年人由于各种生理机能、免疫功能以及内分泌系统的改变,各种生活负性事件如丧偶、离婚,罹患各种躯体疾病,家庭、社会角色的转变等因素的刺激,可导致老年人情感活动脆弱、情绪不稳定、伤感抑郁、敏感多疑、妄想、行为紊乱等精神症状的发生,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逐渐下降。本调查显示,老年期各类精神疾病具有不同的临床特征,严重危害着老年人的心身健康。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老年期精神疾病的诊治已成为精神医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家庭结构从形式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老年人无人陪伴现象越来越普遍,保障老年人的心身健康新问题日显突出。因此,各级政府、社会要多创办一些不同形式的养老院来满足不同层次老年期患者的需求,保障老年人能度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障老年人能度过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
参 考 文 献
[1] 曹楠.老年期抑郁障碍患者临床特征和护理.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5,11(1):72.
篇9
【关键词】生理性醉酒；刑事责任；原因自由行为
在学理上把醉酒分为生理醉酒和病理醉酒。生理醉酒时间短暂可以重复犯，它是指一次过量饮酒之后出现了急性中毒或者神经现象，酒精过后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控制自己使自己不出现醉酒的状态，这种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辨认能力，对醉酒行为后果也有充分的预见性，所以在我国，是将生理醉酒入罪的，这也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病理性醉酒在平时生活中很少发生，并且是少数人才会出现的情况，是指无醉酒史的人饮用了一般人不至于醉的少量酒后，而出现的深度的中毒现象，一般人能从醉酒中吸取教训，终生不再饮酒，故不复发。该类醉酒者对于饮酒后的后果不能预见，醉酒时已经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从医学角度讲其性质属于与严重的精神病相当的精神疾病，争议性较小，实用性不高。本文主要是针对生理醉酒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的。
一、醉酒犯罪刑事责任能力的界定
（1）醉酒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就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醉酒犯罪应负完全刑事责任。但是近些年来无论在刑法的实践或者理论界都对这项规定有一定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否所有的醉酒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二在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下，行为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说应当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在刑事理论界如何科学合理界定醉酒及刑事责任能力已成为一个难题。（2）生理醉酒刑事责任的初步界定。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的能力，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危害程度，危害后果有一定的认知，并且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控制自己行为的方向，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等，从而对自己所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能力。对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类是根据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不同而进行划分的。第一种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它是指具有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第二种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介于完全刑事责任和无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第三种是无刑事责任能力。根据前文所阐述的醉酒的类型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类，病例醉酒理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在病理醉酒犯罪的时候行为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因而不属于犯罪。而生理醉酒的行为人，是有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的，因此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是应当承担刑事责的。除此之外，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复杂醉酒和慢性酒精中毒的情况，虽然复杂醉酒和慢性酒精中毒者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但是他并没有丧失行为能力，并且这种减弱的情形是行为人可以控制的，行为人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二、原因自由行为主观罪过形式之厘定
1.理论界对原因自由行为的主观罪过形式的不同观点。
在刑法理论界，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认为自愿醉酒犯罪的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主观罪过形式却有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对于自愿醉酒后在无辨认或者控制能力状态中实施的犯罪，其主观方面是认定为故意或者过失是存在争议的。争议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根据对醉酒的心态，如果是故意醉酒的那么就是故意犯罪，如果是过失醉酒的那么就是过失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根据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认识可能性和心态来定。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为了实施犯罪，而故意醉酒逃避处罚的，在主观方面应当认定为故意并且从重处罚。另外的情况就是根据其犯罪时的心理态度来判定。如果是故意醉酒，在犯罪时辨认或者控制能力薄弱，根据其犯罪时的心态，或者认定其为故意或者认定其为过失。在过失醉酒的情况下，同于上一推理，唯一差别是，故意犯罪按照一般标准给予处罚，过失犯罪可以从轻处罚。第四种意见认为，自陷于精神疾病状态并达到限制责任能力程度者实施的犯罪行为，仍应适用限制责任能力人从轻减轻刑责的规定。
2.认定原因自由行为的主观罪过形式的评断标准。本文作者是支持第三种观点的，其他三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漏洞：第一种观点只考虑到饮酒时的主观心态，而忽略了犯罪人对于危害结果的态度。而第二种观点恰恰相反，只考虑对于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对于行为人饮酒时的心态不予考虑。因为原因自由行为，其重点评价的是在限制责任能力或者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因此对其评判时仅考虑原因行为的主观罪过，而不考虑其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这样似乎是本末倒置的。第四种观点，否认了原因自由行为的行为性，可惩罚性，这与我国刑法十八条的初衷相违背，因此也是不恰当的。笔者之所以赞同第三种观点是有一定理由的。原因自由行为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其判断标准应当结合行为人在原因行为（即具有刑事责任力）时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和在结果行为时（包括无刑事责任力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具体分析。其具体评断标准如下：第一，意图犯罪而故意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或无刑事责任力，而实施意图所犯之罪的，即故意自陷加故意犯罪，这种情况为原因自由行为的直接故意犯罪。第二，故意自陷当时对危害结果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并且对后果的发生持听之任之的心理，而在限制责任能力或者无刑事责任力状态下引起该危害结果的发生，即故意自陷（或对后果行为的间接故意的推定）加客观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此种情况为原因自由行为的间接故意犯罪行为。第三，过失限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而在此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为故意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也认定为原因自由行为的故意犯罪行为。第四，过失自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并且在无刑事责任力状态下，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形式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过失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过失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此两种情况为原因自由行为的过失犯罪。
在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学界一直对醉酒人的刑事责任存在较大的分歧。醉酒是有生理醉酒和病理醉酒之分的。对于病理醉酒，我国刑法认为它是不应当入罪的，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对于生理醉酒，有详细的划分和相关探讨，一般分为自愿性醉酒和非自愿性醉酒。自愿性醉酒一般是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而对于费自愿性醉酒，应根据犯罪构成理论，区分不同情况，在醉酒人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时，在醉酒人陷入限制刑事责任状态时，应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处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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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精神病病区;分类;管理
【中图分类号】 R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231（2011） 08-0646-01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变化,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竞争压力的日趋增加,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精神疾病对我国人民健康危害也越来越严重。我院主要是收治有别于社会普通人的各类精神病人,同时为社会精神卫生事业服务。若按照原来医院管理模式,各病区均有新入院病人、康复病人和长期收容、年老体弱病人,同时社会病人和监管强制病人混合在一个病区,也不便于执法、管理。各病区均要配备相应的医务人员,专业人员明显不够;新入院病人和衰退、年老体弱伴有各种躯体疾病的病人、病情缓解的病人混在一起，管理上难度较大;为了突出专科重点,克服管理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开展和加强对精神疾病的康复工作,迫使我们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寻找一条既符合服务治安,又为社会服务的管理方法。经过充分调查论证,近来来我院开展了精神科病房分类管理的尝试,并不断的探索、总结、调整。
1病区分类方法
根据精神病人的治疗的需要将病区分为三大类:(即治疗、康复、收容病区)。一为治疗病区,以新病人、重病人为收治对象,根据新病人多,躯体疾病多的特点,实行封闭式管理,以药物治疗为主,其他病区可将病情复发或有躯体疾病的患者转入治疗病区;治疗病区配备具有临床丰富经验和技术精湛的医生、护士和相应的急救设备,集中优势力量做好诊治工作。第二类为康复病区,医护工作重点是在药物治疗控制病情的基础上以各种康复治疗为主。实行半开放管理,以娱疗、心理治疗、行为矫正治疗、工疗为主。根据病情实行三级开放管理制度:一级为症状部分缓解,限制在病区或病区活动区内活动,平时可使用鞋带,配带手表,小型收音机、录音机等。二级为症状基本缓解,限制在医院范围内活动,可参加院内开展的各种活动。除上述方便外,还允许病人可拥有打火机等;三级为病情完全缓解,可在院内自由活动,在规定时间内返回病区。除参加文娱活动外,主要是参加多钟简单作业训练、工艺制作技能训练等。第三类为收容病区,多为慢性、衰退、长期住院和年老体弱、严重智力缺陷精神病人,以管理、加强日常生活技能训练为主,着重培训个人卫生、饮食、大小便等生活训练活动。
2精神病房分类管理的体会
2．1护理人员转变思想观念,明确工作重点方向;过去我院对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管理一直延用以管理为主。我们以科学管理、精心治疗、管治结合、服务治安为宗旨办院以来,在理论上强调和贯彻了“管治结合”的方针。在医院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如何管治结合,仍停留在理论的探讨中,尚未能认真落实并形成有特定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医疗市场的建立,医院的卫生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院如何在社会主义医疗市场中确立医院的位置,如何体现维护治安的要求,如何适应人民群众对精神卫生的需求,以及我院目前的现状和特色,在认真调查、分析、论证基础上,确定了我院的重点专科。通过对病区的分类管理使全院护理人员在观念上实现了转变;增强了参与意识,明确了医院的特色和重点“慢性精神病康复”。看清了我院与卫生系统专科医院的差距和我院的特点,积极为医院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推动了分类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了质量意识,不求数量,求质量,认真落实护理操作常规的具体措施,深入开展了护理质量管理,开展了各种康复内容,丰富了病员的休养生活。
2.2减员增效,优化结构,实现护理人员的合理配置;实行分类管理以前我院有五个病区,每个病区均有新病人,年老体弱躯体疾病病人和康复期病员,均需要考虑有治疗、康复、管理的职能,配有相应的医护人员,形成不了优势,突出不了重点。自分类管理实施以来,对病区内各种护理岗位进行了合并,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岗位,对一些重要岗位明确了职责。实行一专多能,一人多职。根据分类管理目标和每个人工作均达到满负荷的要求。实行按需设岗,通过人员的合理使用,使各病区的工作正常运转。
2.3分类管理,规范操作,形成治疗与康复、监管与社会的特色;护理人员根据病区的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岗位练兵,如治疗病区以新病人的急性期治疗、病危、重症病人的抢救治疗为重点,是医院新到岗护理人员的训练基地,新上岗的护理人员必须在治疗病区工作半年至一年,克服了医院病种单一,护士临床经验与卫生系统精神病院比较相对不足等缺点;突出了医院专业优势,培养了护士的专科理论知识和技能。康复病区以开展各种康复活动内容为重点,安排护理骨干到病区主持康复工作等。监管病区突出安全管理要求,社会病区突出以人为本,彰显人性化服务的理念。
2.4分类管理,利于安全,提高护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病区管理,安全第一。我院收治的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精神病人,具有冲动、逃跑、伤人、毁物倾向的病人较多,年老体弱、躯体疾病的病人也占有一部分。以前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病人之间的冲突、伤害,社会病人的满意度低,管理难度大。通过分类管理,治疗、康复病区在护理人员的分配上,分清侧重;监管、社会在病区管理上有不同要求。既提高了工作效率,更保证了安全质量,满足了不同性质病人的管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