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原则范文

时间:2023-12-25 17:52:1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司社会责任原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公司社会责任原则

篇1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一元目标、伦理人格

一、引言:多德与伯利论战的灵感

1931年伯利在《哈弗法律评论》发表《作为信托权力的公司权力》一文,从股东与公司管理或者信托关系的角度,认为公司管理者应在法律控制之下,以便股东可以从他们的决策中获利。伯利作为传统公司法理论的坚定支持者,认为公司是股东谋取利润的工具,法律的目的是保护股东获取利润,公司的管理者基于股东的委托必须为股东的利益管理和经营公司。多德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不可取的。在对不断壮大的公司社会责任运动以及相应法律观念变革进行考察后,多德认为企业财产运用深受公共利益影响,除股东利益外,法律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迫使商事企业同时承认和尊重他人利益;公司权力来自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委托,并以兼而实现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为目的。论战中,双方都承认对方观点的合理性,但又坚持己见。 1954年,这场长达22年的争论因伯利教授的坦然认输而告终。

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最初遭到了很多传统公司法学者的反对,但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经济的复苏,跨国公司的茁壮成长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激化以及环境问题的加剧而来,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热潮再一次被掀起,并迅速蔓延,以至于有人说:“虽然偶有论者对公司应负社会责任持否定的看法,但中外绝人多数的见解均认为公司应负社会责任,此点应无疑义”。

各国公司社会责任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理论界欢欣鼓舞觉得找到了一剂良药来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但是君不见劳工利益仍然惨遭蹂躏,东莞市每年年前总有工人因向公司讨薪不成而跳楼自杀的事件;君不见有毒食品日益猖獗,重庆市的有毒血旺和地沟油频频曝光;君不见环境污染还在加剧,“毒苹果”事件掀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剂良药仍然抑制不住社会病态的症状?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误读

目前的严峻情势并非药剂还未起作用造成,而是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理论其本身就存在很多缺陷,认为它能包治百病并欢欣鼓舞本身就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一)误读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司的一元目标

公司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极大发展,也给现代经济带来了福音,是经济一体化的表现,也是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其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是其产生的初衷,也是其之所以不断扩大的动力,具有自然法的正当性。然而其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由于未受到相当的法律控制,利益追求就异化为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恶行为。劳工的权利、消费者的权利、社会公众享有美好生活环境的权利早已写在古老的自然法上,然而实证法却迟迟没有肯认,因此也就没有确认与其相对应的作为雇用人与经营者的公司的义务,公司追求财产权的边界因此就没有限制,才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存在。后来制定的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劳工保护法、环保法实际上并不仅仅为公司界定自由行为的边界,也为每个人界定自由的边界,是自然法义“人生而自由”被实证化的表现。公司的一元目标“追求股东利润”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追求的行为未受到应有的限制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源。

(二)误读二:现代公司的社会性决定公司作为社会的成员应承担社会承担责任

在公司社会责任的证成中,有学者认为公司因股份越来越分散从而具有了社会性,公司的所有权已经失去了个人色彩并且流动性很高,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统一局面已经被打破;公司越来越具有社会性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因具有社会性而被视为社会成员而承担社会责任的逻辑证成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公司是社会成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公司具有独立人格没有争议,但是这种人格是法律意义上的,是一种拟制人格,在《德国民法典》出现之前,法律人格是专属于自然人的,与伦理人格具有等同性,①而公司的法律拟制人格与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即伦理人格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一点上看公司其本质不具有伦理意义。其次,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提法本身就不具有逻辑自洽性。责任在法律上是专指不履行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具有国家强制性,而从各位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上看,公司的社会责任具有伦理意义并且是一个由诸多义务组成的义务群,并且概念内涵有很大的模糊性。因此从法律角度来说是不具有逻辑自洽性的。

因此《公司法》将公司社会责任法条化有损法律确定性与明确性的原则,并且由于责任一词代表义务群的用法与整个公司法体系是不相符合的。

三、公司社会责任何去何从?

我们不能否认公司社会责任提出的意义,至少它代表着一种对传统商法理论的反思,反映了对变化的敏捷回应。但是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并未起到良药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公司社会责任本身就是对当今社会公司不良行为的根源的错解。公司不良行为的根源不在于营利性的一元目标而在于目标实现的异化。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商法传统的一元目标二元化的表现。商法其实质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避免风险与获取利润,避免风险不仅包括公司自身的风险还有整个社会因经营行为而承受的风险,随着公司股份的分散风险范围越来越大,表现在法律上商法的强制性规定就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人说商法的目标已经不能再定位于传统的一元目标了而应当协调社会利益,将社会利益也作为商法的目标。这实在有加重商法负担越俎代庖之嫌,现在各国已经让社会立法承担起了增进社会利益的主要责任,商法与社会法各司其职,实在没有必要让商法再承担增进社会利益的主要职责,只能说为了协调商法与社会法的实施,实有必要限制以公司为主要商主体的商行为的界限。因此商法的本位仍应界定为私法本位而非社会本位,公司社会责任的摒弃就不存在后顾之忧了,也完全没有必要将社会责任与满足社会利益的公司治理生拉硬扯在一起。

公司社会责任的警示提醒使命已经完成,至于公司的那些伤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不需要公司社会责任来约束,而是应该交给各国的社会立法以及人权保障立法来约束,保护劳工利益、防止欺诈行为、维持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的途径不在于将公司的目标二元化,在于通过社会与环境立法,限制公司的行为,加大责任力度。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中提出的慈善责任,重点在于公司背后管理者的道德素质,在于作为道德的人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交给道德指引来完成。(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篇2

责任竞争力案例

公司简介

万宝至马达大连有限公司是日本 MABUCHI MOTOR 株式会社于1987年投资兴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外经贸部注册)日本独资企业,目前有员工8000余人。 公司生产的微型马达主要用于家电工具玩具及其他、汽车电装音响影像等民生用途。

问题

员工是企业的核心动力,一个企业能否很好维护员工的权益,让员工能够在一个安心、安全的环境下就业、发展、提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解决方案

1、依法维护员工权益 增设两种保险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补充保险)

公司始终严格遵守《劳动法》《安全生产法》《劳动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最低工资标准、 女职工“三期”保护、夜班作业支付夜班津贴等规章制度。

此外,公司于1996年建立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帮助员工承担意外事件风险。员工仅承担2元,可获得3万元理赔额,全部由员工受益。公司在对员工进行社会医疗保险基础上,于2003年又建立了“团体住院医疗补充保险”,进一步减轻了员工医疗负担。

2、让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权益保障

公司通过设立劳务协议委员会、福利委员会、奖罚委员会、伙食管理委员会、宿舍管理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社报编辑委员会,让员工参与权益保障,发挥其监督管理作用。

3、为社会和需要帮助的员工奉献爱心

建厂20年,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公益事业、为企业内部需要帮助员工捐款共241.6万元。

4、员工教育多样化

1990年开始,公司开始举办高中班、日语中专班、自学考试大专班,约有1500人在这三种学历班中毕业,400人获得大专文凭,圆了大学梦。另外,还多次举办裁剪班、电脑班、书法班、绘画班。成立职工业余学校,有1.2万人次参加学习。

成效

员工队伍稳定,提升了公司存在价值和信誉度,企业内部更和谐更有凝聚力,企业因此获得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扩大了自身的人才优势,公司一直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公司能在依法纳税的基础上,又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多次受到政府表彰,有很高的信誉度。

篇3

[关键词]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第三方鉴证;受托社会责任监管;理论建构;实践问题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750(2012)02-

一、引言

现代社会,企业拥有和配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在获得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效益,这既是社会公众的期望,也是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体现。为此,人们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披露相关责任的履行情况。上市公司作为优秀企业的代表,其利益相关者众多且分散,其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披露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应该承认,某些上市公司过于注重经济报告的社会影响,对社会责任报告的态度不够端正,造成上市公司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存在着责任指标缺失、管理体制不善、报告内容刻意粉饰等诸多问题,这些上市公司“外部效应”所引起的社会不经济行为已经引发了利益相关者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忧虑。作为第三方鉴证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正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它可以保障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真实可信,消除利益相关者的顾虑。

在国外,Bowen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曾经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实施审计的建议[[收稿日期]2011-09-23

[基金项目] 北京市属高校人才强教“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项目(PHR20100512);北京市教委“科研基地-科技创新平台”项目

[作者简介]张庆龙(1974―),男,天津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与实务;陈凌云(1979―),女,福建莆田人,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与内部控制理论。][1]。Bauer和Fenn认为社会责任审计就是系统地评估和报告那些有社会影响的、有意义的、可以确定的企业活动[2]。Carol和Richard则明确提出,审计人员应该针对社会责任报告中是否包含对主要利益相关者来说影响重大的信息进行专业判断,审计人员应该独立公正地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是否完整、真实的意见[3]。阳秋林、李冬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是由专门的审计机构积极主动地接受政府、社团和个人的委托,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和手段,对企业所履行的各种社会责任进行有效审计的总称[4]。陈毓圭等人提出中国的上市公司正开始逐渐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注册会计师应该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审计鉴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5]。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6-12]。纵观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实践层面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计核算研究的滞后性,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工作尚未获得切实的法律依据和道德依据的支撑,缺乏社会力量的有效支持,同时也缺乏相关的认证制度作为审计的资质依据等等问题。与此同时,根据我们的统计,2010年,我国共有494家上市公司公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其中有50份经过了第三方鉴证,且公布社会责任报告和进行第三方鉴证的公司数量逐年增加。由此看来,社会责任审计的问题依然具有研究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期望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两个层面,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问题进行有关探索。

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理论建构

从其发展来看,作为一种第三方鉴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目的是凭借鉴证者的专业水平以及鉴证服务的标准和程序为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度提供保证。所谓鉴证,是指“用一套特定的原则和标准判断一个报告组织的鉴证对象,如报告,以及支持组织业绩的基本制度、过程和胜任能力的质量的一种评价方法”[13]。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从审计依据、审计原则、审计主体、审计内容、审计目标五个方面来构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理论框架。

(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依据

明确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审计依据有利于维护审计人员审计行为的合法性,有利于明确审计对象与受托责任主体并对其进行评价、出具审计意见。我们可以从受托社会责任层面、社会伦理道德层面、法律制度层面和经济信息层面来确定和分析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依据。

1.受托社会责任层面

上市公司通过社会融资来扩张自己的企业规模,从社会投资者那里获取资本。广泛的市场融资使得企业的股东在社会上分布较为广泛,且具备较高的流动性。上市公司与社会股东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使得上市公司从行为上应该注意保证和维护资本供给者(社会股东)的利益。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并不能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来实现自动的和谐,二者之间存在“囚徒困境”,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实际上就是这种困境的表现形式之一。例如,上市公司A和上市公司B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区域,目前承担社会责任的政策是:号召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但却没有相关约束,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收益由二者平分。假设二者都承担了社会责任,那么各自获得的收益为8;假设仅有一方承担,则需要支出方承担成本为4,所获得的收益各自为6;假设双方都不承担社会责任,那么仅有自然增长的1作为各自的回报。具体的博弈如图1所示.

以A公司为例,A公司发现,如果仅有自己承担社会责任,则其净收益为2(社会收益分配6减去成本4),与没有付出成本的一方收益相同(另一方的社会收益分配为2),即没有付出成本的一方却坐享其成,由此A公司会选择“不承担”行为,希望让对方付出而自己不劳而获。对B公司而言,同样会有相同的选择。这一博弈的结果最终会走向最不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提升的方向――全体“不作为”,上市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就陷入新制度经济学的“囚徒困境”。由此可知,如果所有上市公司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那么所有相关企业的福利都将获得较大程度的增加。但是,如果某些上市公司承担了社会责任而其他上市公司选择“搭便车”,那么承担责任的企业所贡献的整体成果就会被不劳而获者不公平地分享,从而挫伤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最终可能造成所有上市公司都选择不承担社会责任,相应地,社会也就无法得到源自上市公司所贡献的整体福利。如何才能走出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囚徒困境”呢?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接受中立的第三方进行社会责任审计,以此来评价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保障上市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所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公平性,这就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提供了源自于受托社会责任方面的重要理论依据。

2.社会伦理道德层面

任何社会都必须建立秩序,为此都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社会伦理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方式,它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增强人们的自律意识和自律精神。在市场经济中,激烈的竞争关系引发了利益分化,形成了多元利益主体。这种分化可以分为正当的竞争引起的分化与不正当竞争引起的分化,由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正当利益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引起的分化,会刺激人们以侵害他人和社会的方式攫取个人利益的动机。如果社会生活的竞争给人们以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取得成功留下太多的可能,那么它所鼓励的就是不合理的动机与期望。一种社会政策的调整也是如此,如果社会政策的调整造成太多的社会条件与机会上的偶然性,使一部分有条件利用它们的人因此而得到偶然的社会权力,那么它所鼓励的就是不合理的动机与期望。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具备一般竞争主体的特征,有天生的谋利倾向;而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企业同时也必须承担提供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事实上,公司的经济利润目标与社会利益目标在有限的资源利用选择上存在冲突,而使二者关系平衡实际上就是社会政策协调的出发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调整,其本身是企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种协调,是对不正当竞争的一种约束与社会控制,是上市公司遵从社会伦理道德的展现,它能够确保利益相关者获得社会责任经济信息的真实可靠,督促并倡导上市公司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最终在社会道德的指引下促进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

3.法律制度层面

社会责任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公有地”,如果每个上市公司都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及社会利益,那么上市公司的经济增长就需要以社会利益的减损为代价,社会责任则因出现了“公有地灾难”而无人顾及。防范这一悲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强制约束与监管,法律和制度的硬性约束便成为首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需要强大的法律制度作为其实践层面的审计依据,这也是真正能够确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合法依据和推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完善的重要措施。为此,各国都从法律法规层面建立专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制度,进行硬性规定,营造政府与全社会公众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氛围,通过施加外部压力来推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这种“外部环境的压力”可能导致博弈双方改变原有的不利选择,通过外部力量的硬性规制避免双方在承担责任上的故意逃避),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4.经济信息层面

比起其他三个方面,上市公司的经济信息最为相关利益者所熟悉,从财务报告的编制与披露、监管部门的监管到独立第三方的鉴证,上市公司的经济信息都是被重点关注的内容。企业利润的实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必然会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就考虑利润的实现,同时利润也是社会考核企业,或者说考核企业家是否真正尽到责任的重要指标。从宏观层面上看,利润可以引导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一个国家的资源利用、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靠市场经济和利润机制引导[14]。因此,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审计依据之一应该是经济信息,包括企业的盈利能力、税收贡献、资产使用效率、资源配置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等。

(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原则

审计原则是指审计人员在实施审计工作时所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它是对审计指导思想的凝练与梳理,也是判断审计工作质量的权威准绳。一般而言,审计工作原则包括依法审计原则、独立审计原则以及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秘密的原则。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属于审计范畴,遵循并力行审计的几大原则,但由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审计对象和审计内容有别于传统的审计,所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还要遵循其他特定的审计原则,即社会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和充分性原则。

社会性原则是指社会责任审计是以反映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成本和效益的会计报告作为主要对象,它需要站在社会的角度来评价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目标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评估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完成情况,并最终评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业绩是否与社会责任报告相符。政策性原则是指由于社会责任审计直接影响上市公司和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因此需要审验上市公司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益是否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制。一致性原则是指社会责任审计不仅要审查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记录是否在处理程序与处理方法方面保持纵向的一致,而且也要审查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所记录的责任内容、计量方式是否在企业间保持横向的一致,以此保证社会责任审计信息的公正性和可比性。充分性原则是指审计主体应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采用社会责任审计报告的方式向利益相关者提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实际情况,保证其所审验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充分涵盖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主体

Johnson指出,对上市公司进行社会责任审计的机构主要包括关注投资回报率的投资基金组织、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监督组织及自我关注的公司本身,三方基于不同的目标共同形成了针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审计主体[15]。从目前来看,我国仍然缺乏成熟的投资基金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建设刚刚起步,内部审计关注社会责任明显不足,缺乏足够的动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本质上是一种第三方的鉴证行为,它的承载主体是接受社会利益相关者授权或委托实施审计且处于独立公允状态的专职机构和专业人员,其中,专职机构应是以社会责任审计为专门工作的社会审计组织,专业人员是在上述专职机构具体实施审计操作的审计人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作为社会鉴证业务,要求从事社会责任审计的主体、审计事项的委托人和被审事项的当事人之间均无利害关系,以此来保证鉴证工作的客观公正性及评定的可信赖性。而满足这一要求同时又具备审计能力的独立性中介机构首推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接受审计委托以检查和评价受托责任完成情况,同时能够结合企业会计报表进行审计,避免有关财务的重复审计,最终提高社会责任审计的效率。

(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内容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内容是审计主体在进行社会责任鉴证时所关注的审计范围及具体项目的总和,它的设定决定审计工作的切入点,直接关系到社会责任审计的实施效果。Carroll依据责任关切程度、企业应对哲学、所系社会问题的不同从三个维度划分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社会责任依责任关切程度分,包括公司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依企业应对哲学分,包括对抗、防御、适应、超前四种态度;依所系社会问题分,包括针对产品安全、工作安全、员工健康、产品消费、环境保护、雇佣公平等责任[6],这种分类为细化社会责任审核内容提供了权威的依据。国内学者何雪锋,屈萌,李大帅 [16]和周兰、彭昕 [10]也对社会责任内容进行了宏观的概括,但都未明确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内容。

我们认为,就其内容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一种方法是借鉴西方依据所关切的社会问题来设定,如将经济效率、教育投入、雇佣关系、培训发展、晋升机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公众维护、文化艺术和政府关系等作为审计的主体内容,另一种方法是依据利益相关群体划分社会责任审计的内容(如2006年9月2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就是依据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来定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因为依据利益相关群体划分审计内容能够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都能直观地获得与自身利益相对应的审计信息,同时也能够避免因社会问题所属的主体相同而造成的重复审计。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这样做可能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一种方法在我国由于社会关注度不高的问题缺乏实践性。因此,我们采用后一种方法,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审计内容概括为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债权人、员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同业竞争者、环境保护者、社会和政府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并依据这些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指标细分,形成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指标体系。

(五)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目标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目标是审计人员期望通过社会责任审计实践而达到的最终结果,它决定着社会责任审计的方向,指导着社会责任审计工作的重点与倾向。对此,Carol和 Richard认为社会责任审计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完整性和可靠性,从而减少审计期望差,降低相应的审计风险[3]。根据英国社会和伦理责任协会(ISEA)制定的社会责任鉴证标准AA1000,鉴证社会责任的目的是遵守法规要求,为赢得利益相关方信任而确保提供可靠信息,以帮助企业更好决策,提高管理体系,改善报告质量。关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目标确认的总体方向,学界目前已经达成共识,但他们忽略了目标的层次性,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具体目标研究不够充分。

我们认为,既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属于鉴证业务,那么由注册会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运用社会责任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技能与经验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计,发表审计意见来鉴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具体水平和实施情况,就可以保证和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程度,因此,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总体目标就是关注上市公司社会行为对其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影响,系统、客观地鉴证上市公司受托社会责任履行与否及履行情况。

依据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总体目标,我们可以从鉴证行为本身目标和鉴证社会效用两个方面阐释具体的审计目标。

鉴证行为本身关注的是呈报信息与审验结果是否符合。为此,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需要审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合法性、公允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合法性目标是审核社会责任报告是否按照适用的准则和制度规范进行编制;公允性目标是审核社会责任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公允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具体状况;真实性目标是审核社会责任报告对已发生的社会责任是否进行真实记录;完整性目标是审核社会责任报告对已发生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否确实已经记录;准确性目标是审核已记录的社会责任项目内容及相关数据是否按正确的数值予以记录。对鉴证行为这五个具体目标的关注,能够保障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鉴证的准确度和真实度。

鉴证社会效用关注的是鉴证行为力图实现的社会效果,希望通过社会鉴证来实现对法律、道德、经济和社会的积极影响。据此,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拥有独特而具体的法律目标、道德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法律目标是社会责任审计主体作为社会中介力量,通过外在鉴证审核使上市公司遵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社会责任,并依照规定社会责任报告;道德目标是社会责任审计力图防范上市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出现“搭便车”现象,保障上市公司能公平承担对社会利益相关者的道德义务;经济目标是社会责任审计希望能确保上市公司信息的准确性,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依据,同时通过社会责任审计的结果体现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增进社会责任对经济效益的促动作用;社会目标是社会责任审计接受源自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委托与授权,做出独立而又公正的社会责任鉴证,获得社会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并通过社会责任审验的标准和程序教育上市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鉴证社会效用的目标设定,能够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鉴证得到社会的认可。

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实践问题探索

以上我们从审计依据、审计原则、审计主体、审计内容、审计目标五个方面,构建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理论框架。如何使这一理论框架不成为空中楼阁,得以在实践中执行,我们认为,必须解决如下问题。

(一)强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2008)》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总体状况比较接近,企业盈利能力、企业规模与制度因素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17]。盈利多、规模大和制度较完善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较为全面,但大多数上市公司在自身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格式不规范,没有一定的规律,且缺乏、清晰性和准确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完整,主要披露社会贡献和员工福利信息,回避披露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服务的信息;信息披露的形式过于单调,非正规形式(说明和评价方式)的披露形式居于主导地位,缺乏系统的、单列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信息披露的标准化不强,定性分析过多,定量分析较少,缺乏纵向与横向比较;信息披露的载体较少,缺乏最为重要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

为了强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我们需要针对目前的问题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格式、内容、形式和载体等方面予以完善:在格式方面,可以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社会责任指引》或类似规范,将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按照几个类别分项披露,使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在不同公司间具有可比性,增强信息的可读性和有用性;在内容方面,除了要向股东、债权人、企业员工承担责任外,还要包含对供应商、商、消费者、环境保护、社区维护和政府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并进一步细化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责任;在形式方面,应该建立健全社会责任的会计体系,用数字化的方式直观表现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项目,同时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非会计形式的应用范围限定于非量化的指标项目;在载体方面,应该制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会计制度,强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并规定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最低信息要求,要求上市公司最终编制并提交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年报的辅助载体,对社会责任信息予以验证核实。

一般而言,在缺乏审计、大众监督或者强制报告规定的情况下,企业所从事的社会责任活动往往会大打折扣。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强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就需要加强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监督力度,保证企业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真实性与公允性。最为根本的保障措施就是建立并健全我国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制度,以此来与社会责任会计制度相呼应,督促并修正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所披露的信息。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标准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已经跳出单一的企业管理范围,纳入全球供应链管理当中,社会责任的约束也从原有的“自我约束”发展为“社会约束”,这就需要建立并执行能够得到各方公认并符合各方利益的社会责任“审计标准”。 审计标准是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对被审计事项进行评价的指标与准绳,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需要确立标准体系,以此作为具体审计行为的参考依据,规定被审计社会责任事项所需达到的标准和范围,以评判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在各个细分指标方面的承担情况。

就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标准而言,国外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标准很多,其中影响比较广泛的标准包括:ISEA制定的AA1000鉴证标准,社会责任国际组织公布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推出的关于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的ISO9000 、关于环境保护体系的ISO14000,道•琼斯设立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英国金融时报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依据“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股东关系、人道主义”为衡量标准推出的4 种名为“FTSB4GOOD”的金融类“道德指数”,“透明国际”组织的腐败认知指数(CPI)等。另外,一些行业性、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制定了劳工标准、人权标准,如ETI(道德贸易行动守则)、FLA(公平劳工社会守则)、ICTI(国际玩具商协会守则)、WARP(环球服装社会责任守则)等,这些标准正在逐步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

我国的上市公司实际情况与外国市场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别,这就需要我们依据国情来设定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的社会责任审计标准。而要想设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标准,首先,应该借鉴国外成熟的审计标准来建立社会责任审计的通用标准与指标划分,如借鉴AA1000鉴证标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等,通过筛选来确定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所应达到的通用标准,并且学习相关的指标划分方法;其次,根据我国审计的现实情况选定审计“标准”的具体指标栏目,或是依据上市公司在社会公共行为中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评判,或是依据供应链体系下各个环节的相关利益群体设定相关的社会责任审计标准;最后,在借鉴西方“分类”的精准定义与指标类别并依据我国现实情况“整合”和选定指标之后,再按照各个指标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关切程度以及审计行动所侧重实现的审计目标来设定各级审计指标的相应权重,进而构建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标准体系,指导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操作。

(三)巩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依据

前文我们从受托社会责任层面、社会伦理道德层面、法律制度层面和经济信息层面等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后两个层面的内容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实施时可以作为具体的执行依据。从实践层面上,在获得受托社会责任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充分支持后,社会责任审计需要逐步完善操作执行层面的保障措施,建立并健全针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制度、组织和认证。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需要更加强大的制度支持。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专门法规,比较而言,制度的保障走在了法律的前面,2006年9月深交所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8年5月上交所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通知》、2009年1月上交所的《上交所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备忘录第1号》更附上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和《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审议工作底稿,都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编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内容、标准及措施。制度上的逐步完善可以暂时弥补社会责任法律的缺失,但要想发挥更为有效的指导作用,还需要针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工作给予更加体系化、明细化的政策指导。

另外,现代大型跨国公司引进相关的企业责任认证标准,对与自己的业务相关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限制,实际上给我国的国际贸易带来巨大的压力。为了突破国外的贸易认证限制,同时更为了推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监管的发展,我国正逐步引进国际公认的社会责任认证,AA1000、SA8000、ISO14000在我国已经逐步获得推广,这些国际标准的实施与认证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提供了资质方面的重要保障。

(四)探索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辅助机制

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是一项全社会共同推进的系统工程,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并建立有力保障社会责任得以履行的社会责任审计辅助机制。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需要建立政府监管部门信息透明机制。如果每家上市公司相对于其他公司都是透明的,那么上市公司之间就能依托企业间的横向对比来设定自身的社会责任战略,并依托共同标准参与社会责任鉴证。这就需要政府监管部门能保证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监督的准确、全面和及时,更要保证信息公开、透明,以此支持督促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支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开展。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需要建立利益相关方对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目前在实践中有些上市公司错误地认为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谋求经济利润的目标相悖,这其实是社会责任激励机制缺失的结果。实际上,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本身就会带来经济效益,通过差异化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认可上市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在企业声誉认可的指引下进行采购,作为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回报,这将促进上市公司自愿履行社会责任,并依托社会责任审计作为上市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从而获得基于独立社会鉴证基础上的信任和共赢。

另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还需要上市公司自身社会责任会计机制和内部审计机制的配合。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作为社会的“鉴证”行为,需要针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数据进行审验,通过量化的指标实现审计的准确性和公平性,因此上市公司需要构建或完善上市公司自身的会计制度和会计体系。同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作为“社会”的鉴证行为,毕竟具有源自时间与资源的局限,那么为了保障社会责任信息的准确披露,上市公司就需要建立社会责任内部审计机制来保障对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实施的自我监督,以此来配合会计师事务所所进行的社会责任鉴证,从而在内外部两方面保障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

(五)培养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人员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作需要由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来承担相应的审计工作。若想确保注册会计师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对注册会计师进行教育和培养,提高社会责任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

首先,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对承担社会责任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增强法律意识的灌输,使其具体的审计行为符合社会责任专门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他们还应遵守社会责任审计所公认的审计准则,学习社会责任审计所特有的规范标准;其次,要注重对承担社会责任审计的注册会计师进行职业道德的维护,加强社会责任审计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能恪守客观、公正的审计原则,在执行社会责任审计鉴证业务过程中,始终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独立,以保障被审计公司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利益为自己的道德目标;再次,要注重对承担社会责任审计的注册会计师进行专业技术的更新,加大针对社会责任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的投入,使注册会计师能够掌握最新的社会责任会计、审计的法律规范更新及审计技术发展情况,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尤其要侧重培养针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的相关能力,从而使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结果增加信任,同时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作为第三方鉴证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当然,针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审计工作,仅仅依靠有限的注册会计师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国家建立针对社会责任会计和审计的职业认证考试,培养符合社会责任审计标准的专门人才,或者将社会责任审计内容纳入已有的注册会计师考试或会计师考试体系,以此引起从业人员的关注;同时,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并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社会责任审计的专业能力,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提供组织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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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e Study of Listed Compani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udit

ZHANG Qinglong1 CHEN Lingyun2

篇4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我国现状;完善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公司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消极影响也与日俱增,比如,环境污染、欺诈消费者、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等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正在不断地彰显出来。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我国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盈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公司应对股东这一利益群体以外的,与公司发生各种联系的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和公共利益负有责任。这是一个开放性、多层次、立体式的系统,其内涵在于协调公司利润最大化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社会责任包含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是法律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履行的责任,是维护基本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法律化;道德责任是未经法定化的,由公司自愿履行并以国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责任。道德责任是基础,是在法律责任之外对公司提出的更高的道德要求,在一定时期和历史条件下,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也可以相互转化。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公司强大的经济力量及公司利害关系人理论。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以聚集结合的经济体,是对全社会经济资源予以配置的最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在竞争环境下,公司为了自身发展和对利润的追求,不断扩大公司的整体规模,与此同时,公司的人数日益增多,导致股权也日益分散,公司小股东和公司的关系也越来越淡化。相反地,公司的管理层却日益集中,以执行董事等大股东为代表的利益群体掌控着公司的发展。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经营者所)考虑的对象不再仅仅限于股东的利益。再有,公司经济力量雄厚,它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其规模不断扩张也容易形成垄断,进而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这就迫切需要约束公司履行社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

2、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除了与股东以外,还存在着与诸多相关人的利害关系,包括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其他竞争者、环境等利益相关者,这些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者与公司及其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首先,由于这些利害相关人与公司息息相关,因此公司在行为时就必须体现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其次,公司作为社会组织,属于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其经营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公司应该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和履行社会责任的两个维度之间保持平衡。再者,公司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那么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就不能由其听之任之,对于违反法律规定不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公司,法律就会给予制裁;对于违反道德责任而怠于履行的,其必然会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的遣责。

(三)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也是私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在公司法及相关法律中的具体体现,同时,社会本位观的现代法理念也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现状

1、我国新《公司法》第5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只是一个宣示性的条文,并没有深入地做法律操作细化。在现实中,一些公司履行的社会责任还仅限于道德性,自愿性上,人们也只依据公司自发的公益性赞助活动来对公司社会责任做评价而很少有深入到法律层面的。

2、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利益主体也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就使得与公司利益相关的主体出现缺位,这也导致公司社会责任很难履行到位。

3、新《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及相关制度做了规定:第1条就规定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是公司立法的宗旨之一,第17条和第18条详细规定了职工的各项权益,并规定公司有义务来保障职工的这些权益,第20条第3款则引入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揭开公司的面纱”,以及第64条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但是,新公司法仍然坚持了为股东谋取最大程度的利益这一根本宗旨和基本目标。

三、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完善

1、明确界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涵义

新《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的涵义规定的比较原则,必须在总则中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作出准确、清晰的法律定义,使其能真正发挥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在对概念的叙写方式上应尽可能的全面、准确,可以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叙写。

2、加强相关立法研究,完备法律体系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已有不少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但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完备,有的甚至出现缺位,这样操作起来就比较难,所以立法中要正确处理公司与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加强相关立法研究,完备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体系。针对公司利益相关主体出现虚位的现象要积极探索社会公益诉讼,使相关利益主体的保护落实到实处。

3、政府的正确引导和督促

政府应推进并使公司社会责任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中,加大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宣传,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公司的社会责任,参与到推动公司社会责任的运动中来,营造推进公司社会责任的社会氛围,而且要对公司社会责任做好监督工作,对公司守法行为的情况要充分了解,定期评估,而且依据评估结果给予公司或表彰或批评或惩罚,并向社会公开。

4、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和公司自身对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认识

公司自身应该意识到社会责任的承担,加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同时在公司法中确立监事的调查权以加大监事会的监督力度。同时也要加强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监督,并且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发挥好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通过内外部的监督机制,为企业实施社会责任做进一步的把关。

5、合理协调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

现代公司经营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对于经营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经营者的自身素质也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公司的发展,公司法应明确规定董事对利害相关者负有一定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公司社会责任在具体操作中才不致于流于形式,才能更好的实施好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四、结语

公司社会责任关系到社会各方利益,需要多方法律机制的配合,而远非一部《公司法》所能囊括的,要构建我国完善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规制体系,须将现行法律体系中与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整合,需要各项法律从不同范围和角度全方位建构法律框架进而促进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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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 规范研究 实证研究 综述

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人们对企业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从早期将企业单纯地看作是一个为盈利而存在的经济组织,到逐渐认识到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除了经济责任之外,还担负有其他责任。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可能会耗费一定的企业资源,但从长期来看,承担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诸如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等长期效益是十分巨大的。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正在逐渐认识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但企业如何向外界报告、披露自己已经履行的社会责任的情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规范研究。本文即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一、社会责任会计规范研究

( 一 )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 国内对社会责任会计这一概念的定义根据其对象不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核算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吴俊(1994)把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作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会计就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活动,它的任务在于测定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社会各方面所带来的效益和损益。阳秋林(2000)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以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对某一单位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害进行反映和控制。;二是以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为核算对象,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社会责任信息,主要代表观点有:葛家澍、林志军(2001)提出:所谓社会责任会计,就是通过一定的以货币或非货币的形式,把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与成就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加以衡量和报告反映。黎精明(2005)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管理当局、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决策提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李东生、阳秋林(2005)对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作了如下归纳: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它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和手段,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进行反映和监督,以便于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的社会责任信息,其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效益。

( 二 )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我国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目标的研究主要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观点。其中大多数学者,如阳秋林(2000),钟子亮(2001),白世秀、章金霞(2007),胡素华(2008)等,认为会计目标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企业目标的共同影响与制约,同时由于会计系统的多层次性,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提高社会效益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目标,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社会责任信息则是社会责任会计的具体目标。李东生、阳秋林(2006)则将上述两个目标称之为社会责任会计的最终目标和基本目标。持一元论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从会计反映和监督的基本职能出发,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目标是上述二元论观点的基本目标或具体目标的一种,比如:陈今池(1998)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是对各会计期企业经营活动所实现的净社会效益或社会收益进行鉴别和计量。张亚梅(2001)则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是计量和报告企业各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为相关客体提供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 三 )社会责任会计的假设与原则钟子亮(2001)、李昕(2002)、胡素华(2008)均认为社会责任会计假设与传统财务会计假设在会计主体、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上是一致的,不同的一点在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多重计量假设,原因在于目前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会计需要核算的内容并不确定,如果仅依靠货币计量单位进行计价往往不能全面恰当地反映核算对象。赵娟(2005)、胡承德(2009)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环境价值假设,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只有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才有价值,而环境资源只有使用价值。因此,传统财务会计没有将对环境的消耗与破坏纳入核算范围,他们认为要进行社会责任会计核算,首先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在会计原则研究方面,钟子亮(2001)、李昕(2002)、胡承德(2009)等认为社会责任会计除适用传统企业会计原则外,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还应强调社会性原则、充分揭示性原则以及政策性原则。阳秋林(2000,2005)根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提出了强制和自愿相结合,谁投资谁受益、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以及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姚正海、孙自愿(2003)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可控性原则、灵活性原则以及预警性原则。章金霞(2009)则强调了社会责任会计的综合性、多样性和系统性。

( 四 )社会责任会计的要素与核算内容 国内对社会责任会计要素的研究主要有“四要素论”、“五要素论”、“六要素论”三大观点。胡素华(2008)构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框架,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会计要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社会交易、社会资产、社会负债和社会损益。李素枝、谭、刘胜花(2009)认为社会责任会计要素可借鉴传统会计要素形式进行分类,但又有所区别,提出了社会责任资产、社会责任负债、社会责任收入与社会责任成本四大要素。张亚梅(2001)则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核算的五个要素包括社会成本、社会效益、社会产权、社会资产和社会资产净额。陈东升、阳秋林(2008)初步讨论了建立社会责任会计准则的可行性,并提出了社会资产、社会负债、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净资产等社会责任会计概念。姚正海、孙自愿(2003)认为社会成本效益法下会计制度的设计可以确定六个社会经济要素:社会收入、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资产、社会求偿权、社会资产净额。王爱国(2009)从传统会计恒等式出发,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六大要素:社会责任资产、社会责任负债、社会责任权益、社会责任收入、社会责任费用及社会责任利润。在核算内容方面,众多学者(吴俊,1994;刘长翠,1997;田昆儒,1998;张亚梅,2001;罗金明,2006;等)多首先是从企业利益相关理论出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所应当包含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我国社会责任会计所应当反映、核算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企业对员工履行的责任;企业对生态环境维护的责任;企业对社会及本地区的责任;企业对消费者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企业应履行的其他社会责任;企业收益方面的责任以及企业对政府履行的义务。此外,宋献中(1997)、刘秀琴(2003)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核算的内容包括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组成项目。前者包括质量效益、环境效益、充分就业效益、社会保险及教育效益、外援效益和其他效益;后者则包括社会物耗成本、社会人工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资源耗损成本、资金使用成本、环境污染成本、社会管理费用、工伤及职业病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岳彦芳、袁晋芳(2005)则认为社会责任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消费者责任成本、社区公益成本和其他责任成本。

( 五 )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与报告 会计计量是进行会计核算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责任会计的难度就在于其计量的问题。潘清平(1995)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两个特点。复杂性表现在计量属性不能单纯以交易价格为前提,计量单位不能仅仅局限于货币,计量形式具有多样性;社会责任模糊性是指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组织的不确定性,有鉴于此,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方法有客观历史成本与主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机会成本法,间接评价法、社会公正法、预防成本法等。宋献中(1997)、许家林(1997)指出社会责任会计除应用货币计量以外,还要采用调查分析法、替代品评价法、历史成本法、复原或避免成本法、法院裁决法、影子价格法等。刘长翠(1997)、文建平(1999)则认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计量主要有货币计量方法和非货币计量方法两种,前者包括支付成本法和成本收益法,后者包括文字表述法和评价法。阳秋林(2005)认为社会责任的计量,是将涉及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收益等主要内容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并列入会计报表而确认其金额的过程,对自然资源的计量主要采用成本法、收益现值法、市价法进行计量,对人力资源的计量提出了综合报酬收益折现法进行计量,对生态环境的计量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性市场法和意愿调查评估法,对社会收益的计量则采用成本收益法、历史成本法和替代品评价法。

( 六 )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形式大部分国内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报告采用非货币性信息叙述报告、货币性信息定量报告,非会计基础型和会计基础型相结合的方式,如郭黎、霍建伟(2000)认为对一些非货币性的企业社会信息,可以采用文字说明的叙述报告形式,而对货币性信息则有以下几种报告形式:在现有财务报表中增加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新项目;编制社会收益表,反映企业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以及社会损益;编制社会经济营运表,反映企业与社会公众、社会环境、社会产品等方面的情况;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的社会资产和社会负债。李正(2006)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指出我国目前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模式应从年度报告内的分散披露形式过度到年度报告内的独立性报告阶段,可以采用描述性披露结合简单报表形式或者单独采用两种形式中的一种。他并不赞成采用复杂的社会利润表、增值表、社会资产负债表等高级报表形式。谢良安(2007)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设计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制定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对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应当强制要求其在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中用货币形式披露,而对企业应该履行的道德责任则采用自愿披露的方式,对自愿披露的部分,可以非会计基础型与会计基础型并举,披露工具应当灵活多样: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公司网站、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等。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宜采用按行业、规模、地域等特征先试点执行。时薛原(2008)则认为根据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按照企业的不同规模分别采用不同的报告模式:中小型企业可以采用叙述性披露模式、大型企业可以在传统财务报表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社会责任项目或在报表附注中披露、上市公司则应当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宋献中(2009)总结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三种形式:年度报告披露形式、年度报告外的独立披露形式及大众媒体披露形式。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应当编制对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表,对外报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如黎精明(2004),裘莉娅、徐植(2006)对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提出了如下建议:社会责任会计科目尽可能单列,并与传统会计科目相对应;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并举;以传统三大会计报表为核心,并在必要时附加辅助报表和说明;提倡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阳秋林、曾娇益(2005)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会计制度的不断健全,在我国企业中编制独立的以传统三大会计报表为核心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社会资产负债表、社会利润表和社会现金流量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二、社会责任会计实证研究

(一)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同规范研究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相比,实证研究解决的主要是“是什么”的问题。我国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现状以及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的研究。肖淑芳、胡伟(2005),陈玉清、马丽丽(2005),刘长翠、孔晓婷(2006),沈洪涛(2007),李正(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水平还不高,自愿披露定性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情况甚少,在信息披露内容方面很不全面且主要是叙述式说明,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还处于年度报告中分散披露的阶段,市场对社会责任信息反应不灵敏,信息使用者对社会责任信息不关注。

(二)社会责任会计绩效研究 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但研究结论尚未统一,二者之间正相关、负相关甚或是不相关的研究结果均存在,如王怀明、宋涛(2007)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国家、投资者和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则是负相关关系。任力、赵洁(2009)则发现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显著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汪冬梅等(2008)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现代企业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在企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邵君利(2009)的研究却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刘冬荣等(2009)、王秀丽(2009)等的研究则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与企业价值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沈洪涛(2007)、马连福与赵颖(2007)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公司绩效、行业属性以及规模是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包括上市地点和披露期间在内的披露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也存在显著影响,但是公司财务杠杆、再融资需求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并未表现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显著影响。

三、社会责任会计研究评述

从规范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相类似的一个系统、完整、公认的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框架尚未建立起来,在社会责任会计的内涵及目标、假设与原则、要素与核算内容、计量与报告等方面均存在值得探讨之处。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社会责任会计需要核算的内容不确定;由于“责任”的“多样性”,使得对企业履行责任的计量需要采取与之相对应的计量方法,同时,不同的计量方法所产生的不同结果,使得社会责任会计也不能像传统财务会计那样单纯地采取会计报表的形式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从当前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存在着报告名称、格式缺乏统一标准,报告内容以定性信息为主,定量信息较少,缺乏可比性等问题。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总体状况经过检验已经证实不容乐观,目前的研究热点也是主要分歧在于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以及与企业业绩、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方面,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学者在研究此类相关问题时,所采用的社会责任信息各有不同,由此方法论上的不同进而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上的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框架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本文认为,目前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框架之所以尚未建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作为其理论基础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尚不完善。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企业社会责任的早期研究一直停滞不前。伴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结合逐渐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流,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具体内容及范围得到了明确,并为测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了科学方法,而上述几方面问题也正是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当前的争议之所在。笔者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发展完善可以有两种选择:从宏观角度,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不妨也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借助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诸多争议将会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可以在宏观上对社会责任会计做出一定的规范;从微观角度,则可以选取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求较高的某些行业,如采矿业、石油化工业、房地产行业等,将其社会责任与行业特点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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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今池:《现代会计理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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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玉清、马丽丽:《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市场反应实证分析》,《会计研究》2005年第11期。

[10]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肖淑芳、胡伟:《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的建设》,《会计研究》2005年第3期。

[12]裘莉娅、徐植:《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基于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分析》,《技术经济》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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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怀明、宋涛:《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6]沈洪涛:《公司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07年第3期。

[17]汪冬梅等:《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联性分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8]陈东升、阳秋林:《刍论社会责任会计准则》,《财会通讯(学术)》2008年第11期。

篇6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掀起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NGO(非政府组织)、媒体、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都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到了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进入,该运动最直接的一个形式就是企业生产守则运动,其重要的两项内容是维护劳工权利和保护环境。1997年,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发起并联合部分跨国企业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制定了SA8000准则,该准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2000年,联合国正式启动“全球契约”,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社会运动的发展。1999年,美国纽约交易所推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2001年,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推出8种“道德指数”;2006年,澳大利亚悉尼交易所推出“Repu

Tex”指数,这些均表明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加以量化比较。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发展,NGO开始挖掘各种破坏环境和损害劳工权益事件背后的力量。他们认为,给缺乏环境和社会责任的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也是帮凶,因为给企业提供资金便利,就代表金融机构认可该企业的项目,是企业行为的支持者。因此,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背景下,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面临着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外部压力和股东施加的内部压力,被要求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二版赤道原则文件的框架与主要内容

自2003年赤道原则实施,NGO在监督EPFI是否遵循赤道原则的过程发现了该版赤道原则存在诸多不足之处,2006年3月,EPFI对原版赤道原则(简称“EP1”)的文本进行修订,形成第二版赤道原则(简称“EP2”),于2006年7月实施。EP2文件的结构较为简单,正文包括四部分,一是序言,二是适用范围,三是原则陈述,四是权利放弃声明,在正文之后有4个展示。

序言部分主要对与赤道原则有关的问题作了简要说明,包括赤道原则出台的原因,接受赤道原则的意义,赤道原则确立的目的以及EPFI的一般承诺。

第二部分规定赤道原则适用于各行业所有投资资金成本大于或等于1000万美元的新项目以及对社会和环境产生新的显著影响的改建和扩建项目。项目的财务顾问行为也受赤道原则约束。

第三部分是原则陈述部分,该部分为文件的核心部分,列举了EPFI在做出投资决定时需依据的特别条款和条件,共十项原则,EPFI承诺只把资金提供给符合这十项原则的项目:

第一项原则规定了审查和分类的依据,即EPFI要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与社会筛选标准对项目进行A、B、C三个等级的分类。其中,对社会或环境产生敏感、多样或规模空前的显著不良影响的改为A类项目;预计会有有限的不利社会或环境影响,大部分是可逆转的并且可以采取措施减轻影响的改为B类项目;对环境仅产生极为轻微或根本不产生不良影响的改为C类项目。

第二项原则规定了社会和环境评估。即对于全部A类项目和需要审查的B类项目要出具社会与环境评估报告(SEA)。在SEA中,要根据该项目的性质和规模给出相关管理措施以减缓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第三项原则规定了SEA的标准与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对于位于非OECD国家或非高收入OECD国家(如墨西哥等)的项目,上述评估报告要参考国际金融公司的《实施标准》和特定行业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

第四项原则规定了行动计划和管理系统。即借款人要对全部A类项目和需要审查的B类项目准备行动规划(AP)。借款人要根据该规划建立一个社会与环境管理体系(SEMS)来实施规划内容。

第五项原则规定了公开征询意见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即对于全部A类项目和需要审查的B类项目所影响的社区,应采取一种贴切当地文化的方式向其征询意见。同时,项目方应将项目的重大不利影响优先通知被征询方(受影响的社区),并及时通知相关的参与方。所有的征询程序和结论应在AP中记录在案。对于不利的社会或环境影响的项目,披露工作应在社会和环境评估过程的早期阶段进行,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项目开工之前进行,并一直持续下去。

第六项原则规定了申诉程序。构建恰当的申诉机制,通过透明、文明的途径使得受项目影响的社区能够进行申诉,来确保借款人随时了解项目对社会和环境的各种影响,并采取相关措施。

第七项原则规定了独立审查制度。构建了独立的环境和社会专家委任制度。对于全部A类项目和需要审查的B类项目,EPFI应聘请独立的社会和环境专家对SEA、AP和公开征询文件进行全面的独立审查。

第八项原则规定了承诺性条款,即借款人必须在融资文件中承诺的事项。包括承诺遵守东道国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许可;承诺在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整个周期遵守AP的规定;承诺定期向贷款银行提交项目报告等。

第九项原则规定了独立监控和报告制度。在整个贷款期间,贷款银行应聘请或要求借款人聘请独立的社会和环境专家来核实所有需要监控的信息。这些信息将由所有的EPFI共享。

第十项原则规定了EPFI的报告制度。每一个EPFI应至少每年向公众披露其实施赤道原则的成绩和经验。该报告中至少应包括筛选项目的数量、项目的分类以及项目执行的信息。

免责声明规定了赤道原则的地位和效力:即赤道原则只是EPFI内部实践环境和社会责任政策的框架,该原则并没有给任何组织和个人创设任何权利和义务;EPFI在国际金融公司的帮助下,自愿独立地接受和执行这些赤道原则,因此,不管实施结果怎样,EPFI都不能过于依赖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或向它们追索。

附件包括4个文件,即项目的分类、潜在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和风险的列表、国际金融公司关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实施标准以及国际金融公司的特定行业《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

与EP1相比,EP2具有如下主要特点:(1)缩小项目的资金规模,使得该原则适用范围扩大,由投资成本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改为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2)扩大了受约束行为的范围,由投资、贷款行为扩展到财务顾问行为;(3)把赤道原则上升到一种行业基准的高度,而不只是一种行业方法;(4)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并重,而不是只重视环境问题,将环境评估(简称EA)改进为社会和环境评估(简称SEA);(5)文本的框架得到扩充,由两部分改为四部分,而且附件部分也有增加和变化。主要改进之处见下表。

采取简约方法对应用EP2国家(主要是高收入的OECD国家,这些国家已采取了高标准来评估和阐述社会与环境的影响)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国际金融公司的《实施标准》、世界银行《污染防范与治理手册》(PPAH)以及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并不适用于高收入的OECD国家。

赤道原则的意义:衡量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杆

赤道原则确立了金融机构遵守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已发展为国际项目融资领域内的行业惯例

赤道原则确立了总资本成本大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影响最低标准。通过实行赤道原则,金融机构已经改变了把环境和社会问题作为主要业务风险的做法,互为竞争对手的大型跨国银行已经同意不在环境和社会问题上竞争,而是采取互相合作的方式,避免成为“向下游竞争”的推动者。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实践,赤道原则已然成为国际项目融资的行业标准和国际惯例,成为全球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基准。

在NGO的监督下,赤道原则具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推动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赤道原则不是法律条文,无需强制遵守,但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背景下,国际NGO和媒体时时刻刻关注着EPFI的行动,NGO凭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进行舆论监督,甚至有些NGO专门盯住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如银行监察组织和银行监视组织,它们是监督赤道原则实施的主要力量。NGO甚至会直接缺乏环境和社会责任的金融机构。因此,一旦承诺成为EPFI,赤道原则就具有约定俗成的无法抗拒的威力,谁也无法忽视它,否则就在国际项目融资市场中步履艰难,甚至可能会在各种压力交织下被迫退出国际项目融资市场。

基于此,为了避免成为NGO的靶子,也为了自己的良好公众形象,EPFI对有环境和社会问题争议的项目融资时都会三思而后行。目前,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90%份额的金融机构已经接受了赤道原则,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意识到要成功融入国际项目融资市场,参与国际项目融资银团贷款,就必须在环境评估和社会责任方面与主流金融机构达成一致。

而且,EPFI通过履行审慎性审核调查义务,直接监督环境与社会标准在项目中的应用,从而达到了督促企业的经营活动要实现保护社会和环境的目的,成为一支具有强大金融力量的维护社会责任的生力军。

金融机构采用赤道原则对自身业务发展会带来明显的利益

金融机构通过采纳赤道原则带来的好处也很明显:(1)使用国际通行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评估标准和术语,这种一致性可以为发起人减少融资安排成本;(2)使用国际通行的项目执行框架,可以加快项目评审和贷款安排;(3)可以增加项目融资成功的几率;(4)可以增加贷款的安全性;(5)为金融机构本身赢得社会声誉。譬如,瑞穗银行在2003年10月成为第18家赤道银行,当年项目融资排名全球第18位,到了2006年,该项排名大幅上升到全球第3位,可以说,采用赤道原则后,对瑞穗银行的项目融资业务发展带来极大的帮助。

中国金融机构参与赤道原则的现状

中国金融机构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尚处于意识萌动期

中国金融机构对自身如何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了解不深,重视不够,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责任等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一定的偏差和不到位的现象,以为那是贷款企业和政府监督的事情,对于国际金融组织提出的环保要求大感诧异,也很少有银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于赤道原则的了解更是相当有限。

即使在个别的贷款案例中,中国的金融机构考察了融资的环境政策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个别银行也向社会公布了贷款环境政策,但中国的金融机构普遍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看作是一种慈善公益活动,而非核心商业元素。因此,也就没有制定贷款的环保与社会责任审查机制,对环境、社会因素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与收益的认识,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也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总体而言,整个中国金融机构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尚处于意识萌动期。

世界银行对中国银行机构没有遵循“赤道原则”的批评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银行机构在海外尤其非洲的项目融资日益增多。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并列为世界三大出口信用机构。据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额和投资的资金来源,但至今尚无一家金融机构承诺遵守赤道原则。

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在2006年10月24日在巴黎接受《回声报》(Les

Echos)采访时,对中国政府及中国银行机构提出严厉批评,称中国给非洲穷国贷款无视“赤道原则”,忽视了人权和环境标准。沃尔福威茨这一高调姿态,固然有其意识形态作祟的缘故,但毋庸讳言,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项目融资过程中,没有注重环境和社会责任的评估,没有监控项目的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等等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实,面对中国对非洲的金融援助与支持,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亚当斯早就表示,中国金融机构今后的挑战将来自于对“赤道原则”的认识和遵守。

国际NGO对中国不遵守“赤道原则”的调查情况

目前,已经有国际NGO关注和调查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在亚非和拉美的诸多融资项目,并就这些项目提出了许多要求解释和改进的地方。客观地来看,国际NGO以赤道原则的观点来调查中国金融机构,总体上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视角,对跨国企业(包括中国企业)投融资行为是否具有环境和社会的正当性进行反思的结果。国际NGO针对全球(金融)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由来已久。当中国金融机构步发达国家后尘加入国际项目融资行列,又未能及时同步建立并执行诸如“赤道原则”等相应的环境与社会规范,自然就成为国际NGO重点调查和监测的目标。事实上,随着近年来“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金融机构遭受来自国际NGO的调查也越来越频繁。

美国环保协会国际项目高级律师兼负责人Bruce

Rich,在2006年12月北京举办的“中国金融、环境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在亚非地区的环境和社会敏感性领域的大型项目融资方面扮演了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银行因为缺席‘赤道原则’而显得格外突出。”

2005年,地球之友(FriendofEarth)绿色投资项目总监Michelle赴苏丹地区考察一个大型水电项目时指出,发现当地5万名原居民由原先聚居的绿洲被重新安置到荒芜的沙漠地区。这个“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项目,即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项目融资。Michelle列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拉美苏里南一个200年历史的处于森林地区的黑人社区,因一家伐木公司在当地超配额砍伐树木,造成水源质量下降、很多打猎的地方被禁止进入,黑人社区生计还受到严重影响。这家伐木公司背后,就有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交通银行间接提供融资,当然也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

国际河网和地球之友在2005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还对中国进出口银行为缅甸、苏丹和老挝的大坝项目进行融资提出了批评,称其未能签署环境指导政策,要求对这些项目通过环境审查,以符合相关国家的政策以及国际标准。

2007年5月,美国地球之友和银行监察组织联合了一份题为《是变绿的时候了: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环境责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称中国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提供海外项目融资,也像其国内贷款一样,没有采取相应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政策措施。该报告重点研究了包括国家政策性银行以及五大商业银行在内的十家最重要的银行,发现只有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公开披露了投资/贷款环境政策,但这两家银行是否真的按照所说的投资/贷款环境政策来执行也是一个疑问。当然,该报告报告也提供一些积极的信号。例如,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措施,要求银行将环境因素引入投资决策中。另外,那些战略性投资中国银行业的EPFI也应有机会与其参股的中国银行机构合作,提高贷款审核的环境与社会责任标准。

中国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接受赤道原则的必然性

赤道原则在推进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今后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金融机构应积极学习、了解和接受赤道原则,适应国际惯例,向世界展示自身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从而降低融资的环境风险、社会风险,加快业务发展。

接受赤道原则的先进理念,是中国现实国情的迫切需要

2007年上半年,中国工业平均增加值增长18.5%,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更是增长20.1%,高于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同时期,全国大型恶性水污染事件频仍发生。作为单纯的行政手段,“区域限批”和“流域限批”已是环保总局现有法规内最强力的措施,从现实来看,难以从根本上遏制“两高”企业的扩张趋势。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两高”企业能获得雄厚的信贷资金支持是其快速扩张的动力源,中国的商业银行也是环境严重污染的间接帮凶。

如果中国金融机构接受赤道原则,培育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可持续金融发展观,成长为一个极具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金融企业,也必然会将这种理念传递给企业,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试想,接受了赤道原则的中国商业银行,已将环保、节能和社会责任纳入贷款的准入条件,在贷款投放上就会坚定不移的倡导“绿色信贷”,就可以通过资金配置的经济杠杆,将社会责任的理念传递给企业。迫不得已,2007年7月12日,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要求各商业银行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

遵守赤道原则,是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必然选择

在国际舞台上,实行“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走出去”,中国将逐渐从一个大型资本输入国变为大型资本输出国。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遭遇国际规则“阻击”并不令人吃惊。中国不能简单地将国际NGO批评看作国际竞争对手设定的“新贸易壁垒”,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严以律己”,按国际准则和惯例行事,避免在金融业上沦为以较低的标准的“向下游竞争”的推动者。尽快使国内金融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与惯例接轨成为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国际上树立一个担负环境与社会责任的公众形象,消解NGO不折不挠的调查与监测带来的舆论压力和项目所在地原住民抗议,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而不是批评,是关系到“走出去”战略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接受赤道原则,符合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在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提出了推动均衡和谐的全球发展主张,推出了包括债务免除、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向非洲开放市场等8项措施,承诺加强中非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合作,强调“加强援外项目管理,注重工程建设的质量、效益、安全、环保,善始善终地做好各个承诺的合作项目。援外工程要按国际规则办事,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合理和透明。”如果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的融资活动中,承诺遵守赤道原则,接受NGO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担负起应尽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将更有助于消解针对中国的“新殖民主义”猜疑和论调,通过中国的金融“崛起”促进世界“和谐社会”的构建,从而达到和平崛起的目的。因此,中国金融机构加入赤道原则,建立严格的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内部贷款标准与程序,符合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如何帮助中国金融机构适应赤道原则

第一,应加强内部组织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首先,中国金融机构要增设相应的组织机构,如企业社会责任部或者环境与社会发展部,专门负责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和防范,还聘任独立专家、合规顾问,成立检查员(CAO)办公室,专门建立受理、解决申诉的机制。其次,应尽快引进相关人才。要招聘熟知赤道原则的专职人员和外部专家,借助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或其他EPFI力量,培训负责信贷、法律、项目融资等事务的员工,同时也应培训客户。

第二、应积极研究和运用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法规。中国金融机构要熟悉中国和项目所在国的社会与环境方面的法律和中国和项目所在国批准的国际条约,要关注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最新国际国内立法动态。尤其是要熟悉和掌握国际金融公司新制定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政策和绩效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政策。

第三、应将赤道原则转化为适合自身特点的银行内部政策。接受赤道原则后,金融机构的中心工作是进行审慎性审核调查,审查项目公司提交的SEA和AP是否符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有关的国际条约以及国际金融公司的政策与指南。因此,根据赤道原则的精神,中国金融机构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编写《赤道原则指南》和《赤道原则内部程序》等文件作为内部贷款政策的环境与社会责任标准。

篇7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利害关系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公司社会责任”也逐渐被社会接受,我国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也从不同方面做出了规定,但仅仅这些法律规定就是公司所有的社会责任吗?当然不是。那除了这些规定外的社会责任就都是道德责任。如公司违反此类社会责任,相关利益者如何寻求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所需解决的问题。简言之,我们该如何实现中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化?

一、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之理论证成

1.公司社会责任的历史背景

“公司社会责任”在我国算是新词,而公司社会责任的发展历史其实并不短。该词起源于美国,早在1924年,谢尔顿就将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考虑的相关利益责任相联系,并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经典案例,是美国钢铁公司在1982年要关闭它在小城的两个工厂,工人与工厂所在地的居民共同反对。美国钢铁公司固守传统的公司法人绝对财产权理论,而工人和居民的律师提出:尽管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并不相同,但离婚时,双方原则上应平分财产,原因在于,长期的婚姻关系赋予双方同等的财产权利。同理美国钢铁公司与工人和工厂所在地居民也形成了长期关系,他们也应当有一份财产权,因此美国钢铁公司不应以“绝对财产权”为由擅自关闭工厂。法院判决钢铁公司败诉。

2.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和范围

首先是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自其提出就在不断地争议和变化。伯文1953年时将公司的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当时的通说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应有的角色。

刘俊海教授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是: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同样最大限度增进股东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卢代富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谋求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

其次是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范围。有学者采纳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卡罗尔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经济责任是基本责任;第二层是法律责任,要求企业在社会制定的法律框架内运作;第三层是伦理责任,指那些为社会所期望或禁止的、尚未形成法律条文的活动和做法,包括公平、公正、道德、规范等;第四层是慈善责任,笔者亦认同这种分法,以下所论证公司社会责任是指除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外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3.中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的必要性

⑴我们要阐明公司社会责任的必要性,亦可称之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其一,是为了预防公司滥用经济力量,必须强化公司社会责任。2010年7月《财富》英文网的当年统计,500强企业的财富总值已达到全世界财富的一半以上。他们所雇佣的工人却很少,每年的裁员也在日益增长;遍布世界的分支机构对当地环境的破坏,都警示我们必须强化公司责任。其二,是公司的经济力量对市场经济的重大影响。公司作为雇主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作为纳税人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公司的投资常常决定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其三,如今已是市场经济社会,公司所产生的问题不能全推给政府来解决,公司作为社会的一员,也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我们认为公司的生存和经营都与不同的人相关,受这些人影响或对这些人产生影响,这些人就统称为公司利害关系人。如果公司的发展只考虑股东利益,而忽视对利害关系人的保护,终会导致社会市场秩序的混乱和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⑵论述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在中国的必要性。笔者认为,针对公司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利害关系人可对其提出诉讼。有学者概括: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化指的是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转化为司法上的权利义务,使法律能够依据社会责任条款进行裁判,以实现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直接或间接的可诉性。中国已然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突显,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使得规范公司的社会责任也日益迫切。并且我国未来的发展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将增多,这也要求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的实现。

二、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在我国的困境分析

1.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在我国的理论困境分析

关于理论困境。刘俊海教授就指出我国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的理论不一。有的学者持利害关系人理论;有的坚持社会公民说,认为公司同自然人一样,都属于社会公民,也需要对社会承担责任;还有的持系列契约说,主张公司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契约,这些人包括股东、职工、债权人、消费者等等,所以公司不仅仅属于股东,是属于所有契约当事人的,因此公司不能仅追求股东利益,而应追求所有契约当事人的利益。进一步说,利害关系人理论为人们认可最多,而对公司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在学理上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究竟是仅有股东、劳动者、消费者、债权人,还是有更多的其他,暂时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

2.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在我国的实践困境分析

《公司法》的修改已使得公司社会责任条款成为“法律家庭”的一员,然而,由于公司法第五条使用的弹性词汇“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信用”“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造成公司社会责任对象的抽象和模糊,自然给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带来很大困惑。当然,我国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案例也十分缺乏,这又和我国公众法律意识的欠缺、法官的过职业化,忽略其他领域知识对公司经营的不了解等情况是分不开的。

三、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实现的路径选择

尽管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实现在我国困难重重,但方法总比困难多,通过不同方法的比较和借鉴,能增强公司社会责任。

1.以公司的经营范围确定侧重不同的社会责任

一个网络游戏研发公司,定然不觉得自己对环境破坏有什么所需负担的责任。而此公司除了职工,向政府交税,还需对谁负责呢?对玩家尤其是青少年玩家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很多青少年因为沉迷网络游戏而荒废学业,在网吧猝死,因心理不健康而自杀的事件都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造成与网络游戏公司密不可分,他们应当为青少年开设心理健康辅导教育,正确引导其对待网络游戏。还有许多这样的公司,它们有自己独特的经营范围,利害关系人特定,产生的影响也是有针对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其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其特定的范围。

综合性的公司产生影响范围广,利害关系人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自然也应当大。

2.以公司收益确定社会责任的大小

每当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各个公司的捐款总会被公众拿出来比较,大公司如果捐款多,会受到好评和赞扬,相反则会受到指责,尤其是那些年创收益排名靠前的公司,而小公司则往往被人们理解。这样的状态也不无道理,公司收益少,用于社会责任方面的支出也就少,如果强制高要求,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扰乱市场秩序和社会公正。公司的收益来源于公众,当然也应回馈社会,且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亦有利于公司本身,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树立了崇高的公司形象,建立了良好的公司信誉,为公司长远利益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3.将公司社会责任编入公司章程

首先,实现公司社会责任最好的方式一直被认为是公司自律,而公司靠什么自律?那一定是章程。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经营理念,这从另一方面说就是公司对自己的要求和对社会的责任,社会责任是每个公司的一部分,理应添加进公司章程。其次,公司章程由法律规定,《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第25条规定了公司章程的必备内容和股东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我们可以将公司社会责任作为必备内容加进去。让公司重视社会责任,避免认为社会责任是道德责任,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再次,公司章程修改程序严格,基本代表了公司的意志。第38条和第44条规定了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股东大会的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最后,如果社会责任加入公司章程,就可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利害关系人便可依据公司章程对公司提讼。

4.明确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强制性

曾有浙江某公司在通过网络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宣称将在某社区建立一所希望小学。但后来希望小学并没建,该公司也未作解释。那些社区居民、家长,是否有权利依据社会责任报告公司,要求其承担责任呢?应当明确社会责任报告可以被公司作为提高自己形象和影响力的工具,却不能作为公司虚假宣传,甚至欺诈的手段。因此笔者认为,法律确定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强制性是毋庸置疑的。若公司不按社会责任报告做出的承诺履行社会责任,则利害关系人可向人民法院请求其承担责任。相应的,对于履行报告的真实性,应当建立健全的审查机构和制度。

总之,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实质上是对公司营利性的一种修正。利用法律的强制力来落实公司社会责任本是一个直接的约束方式,但由于条文的原则性使其未能发挥预期作用。为保障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为真正实现法律的救济功能,应当克服理论与实践的困难,健全立法工作,提高我国司法裁判工作者的能力,让实践生活中公司社会责任的案例有法可诉,法官有据可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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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建波.中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的文意解释及实施路径[J].中外法学,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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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现行融资政策现状

企业融资政策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从融资成本来看,企业融资顺序应该依次是内部融资、外部融资,而外部融资里应先债权融资后股权融资。对于内部融资,我国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对于内部产生盈余以满足企业的发展往往是捉襟见肘,更多的企业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而对于外部融资,我国与德日同属于大陆法系,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

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更加不完善,相关领域监管不到位,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都没有达到证监会关于股票发行的要求。这是导致我国企业主要依赖银行存款进行外部融资而非发行股票的主要原因。然而,银行因其盈利特性和规避风险,有着天生的“嫌贫爱富”特征,越是资金紧张的中小企业就越得不到银行的贷款支持,致使很多中小企业资金断裂,发展受阻。对于个体,目前我国企业往往有偏爱股权融资的倾向。这是由特定的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股票市场的特征决定的。一方面,我国股票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很不完善,证监会对于企业发行股票的监管不到位或不合理,致使股票发行门槛相对于国外较低,加之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使得企业发行股票的显性成本甚至比债券更小。另一方面,我国股票市场上散户投资者仍占有很大比例,这些投资者往往不够理性,同时在维护权益上也处于弱势,相比较于银行贷款对于企业的要求具有刚性而言,股东对于企业的监督相对不够,企业对于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往往有着更加灵活的使用范围。相比于银行贷款和股权筹资,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其他筹资方式还很不完善,诸如融资租赁、典当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在企业融资总额中所占得比重较小。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融资政策相关研究

企业财务目标对于整个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当前企业财务目标的主流思想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这种理论认为,能使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才是对企业有限资源最优的利用方式。但是这种观点解决不了市场失灵和社会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一味地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损害了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导致了对社会责任的忽视。因此,对于企业财务目标的认知,有必要从传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转变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的财务管理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结,这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此理论下,需要变革企业财务目标、决策、政策和评价等一系列重大的财务问题。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企业的财务目标首先应发生变革,转变成有利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其次,企业财务政策是随着其财务目标而改变的,相对稳健的资本结构、融资结构、债务水平和股利分配政策,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企业财务目标对财务政策的要求。而在企业融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基本的融资成本和风险问题,还要考虑融资方式是否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是否对资本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等问题。这一点对于上市公司尤其如此,因为受到股民“用脚投票”的影响,上市公司的一言一行必须要考虑到对其公众形象的影响,考虑到相应的社会责任。

目前国内学术界中,对于企业融资行为的研究已经有一些,其中对于融资行为中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的研究相对较多,在这方面注明的赤道原则。张长龙(2006)通过对赤道原则进行大量的研究之后,结合我国银行业的特点,提出赤道原则有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和谐。赤道原则的最大贡献就是明确了企业融资行为中原本相对模糊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是国际上比较成熟和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李瑞民则研究了我国银行业应用赤道原则对于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际上参与投融资项目的重要促进意义。

企业的投资和融资行为往往是相互联系的,社会责任理论在影响企业融资行为的同时,也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比如,当前沪深两大交易所都表示“上市公司重组再融资将与社会责任挂钩”,这一点对于企业内部资金不足时的融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企业的融资过程必须受到社会责任的约束。另外,沪深交易所还分别表示,要“鼓励投资者回避缺乏社会责任公司”,这对于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来说,它们的投资行为必然受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

三、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考虑企业融资政策

国内学术界都与企业社会责任下融资政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一是探索企业融资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社会责任对于特定企业融资的影响;三是研究企业融资政策中涉及到的社会责任问题。本文将重点从第三点出发,结合企业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两个方面,来阐述社会责任视角下企业融资政策的变化。

(一)社会责任对于权益融资的影响 现代融资理论下,企业融资来源具有优先顺序,具体表现为从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而外援融资中债权融资优于股权融资。然而在当前中国特殊的转轨经济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的不完善,相关的监管措施不到位,放低了公司上市和再融资的门槛,同时我国债券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更加落后,最终导致了企业偏好股权融资的状况。

(1)过度再融资对社会责任的影响。上市公司在考虑大股东利益之外,还要关注中小股东东的利益和证券市场的承受能力,这是其作为公众公司所必需要承担起的社会责任,有利于维护公司社会形象。然而众多分散的小股民相对于大股东而言,在参与经营和收益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现实中情况正是如此,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企业利用制度的漏洞从证券市场上大肆圈钱,企业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描述、分析和承诺只是愚弄普通股民的空话,普通股民很难或无法分享到公司发展的经济成果,这些都侵害到了中小股东的权益。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动辄融资的规模就成百上千亿,证券市场正面临这资金不足的危险。上市企业再融资的方法和额度,涉及到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从上市公司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来看,仅专注于股东权益也说明了他们对于社会意识的漠视,这损害了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也反映出了上市公司在再融资中,股东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其社会表现之间的冲突。

(2)过度再融资的危害及规范。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毫无节制的融资成功之后,利用各种方式抽逃资金,这是具有重大危害的。一是普通股民具有“用脚投票”权,当企业在圈钱成功后忽视社会责任,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企业的行为便会受到股民的惩罚,使得企业股票被大量抛售,引发股价下跌,进而导致企业大股东的财富随之缩水。二是对证券市场而言,如果企业圈钱现象普遍,将极大地打击二级市场上大众投资者的信心,导致投资者纷纷撤离股票市场,造成证券市场的衰落。三是上市公司不靠自身盈余的积累把企业规模做大做强,而是依靠融资来拼凑实力,势必形成缺乏竞争力的 “懒人公司”,最终将在竞争中淘汰。证券市场也有其提供资金的容量底线,过度融资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不仅会制约证券市场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推进上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环保局已要求13类重污染行业的公司在申请上市或者再融资时,必须符合环保要求。这表明了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融资的行为已经受到相关监管部门对其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规范约束。

(二)社会责任对于债务融资的影响 随着全球社会责任浪潮的推行,很好履行了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受到资本的青睐。相反,对于污染环境、不注重人权的企业,不仅普通民众会远离它,而且金融机构也慢慢在其贷款审核中加入了更严格的条件。比如,作为金融行业核心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控制不良资产贷款率等风险的过程中,也加入了关注企业是否有不负社会责任的投资行为等内容。

(1)金融机构方面:赤道原则和绿色信贷。赤道原则是由荷兰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于2002年共同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其核心思想是金融机构在考察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对整个项目进行经济和社会责任的综合评估,而金融机构发挥的作用就是利用金融杠杆促进企业在环境保护和关注社会方面履行责任。

在我国,绿色信贷正是赤道原则在我国金融行业的缩影,机制正逐步引导我国产业发展方向和控制企业对环境污染项目的投资。受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和发达、企业素质普遍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间接融资,而在间接融资中,银行提供资金的比例更是超过了80%,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这样的状况使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我国企业投资的方向,因此,绿色信贷作为银行间接参与到企业投资决策中去的重要调控因素,就能够极大地促进我国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是企业行为外部性的体现,环保要求的实质是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督促企业在发展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相应的社会效应,保护环境。而绿色信贷的调控方向就是遵循保护环境和产业政策主导的原则,阻断企业资金对“双高”行业的投放。另外,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生态保护,新能源开发,循环经济等项目的企业,绿色信贷政策会大力扶持,提供贷款支持并给予优惠利率,从而有效地引导资本市场资金的流向,促使这一类对社会有益的企业发展壮大,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企业方面:社会责任约束下的融资政策选择。现实中企业融资在以下方面出现了矛盾:一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难的问题;二是企业融资后经常违责任。如何将融资与社会责任相融合是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关键。一方面,企业应努力提高其经济收益,增强内源融资的能力,而承担社会责任是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推动力。当企业考虑到了员工的工作状况,履行了对员工的薪酬福利的保证,员工将会有更高的工作激情,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也能改善外部融资渠道。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树立了绿色企业形象,会更多地得到社会认可到,进而获得企业信誉。一旦企业树立起良好的声誉,融资的困难也就不难解决了。一是获得供应商的应付款支持。企业从供应商处获得的“自发性融资”,是基于双方之间的信任的。商业信用因融资成本低廉,债权人要求具有一定的弹性,所以受到企业的青睐。二是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银行放贷最主要的是审查企业的信誉,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而提高企业自身信誉,对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大有裨益。三是获得民间信任。除了信贷融资,内源融资,民间还有一部分富余的资金可以缓解企业资金问题。企业如果能够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起良好的社区形象,就更能够利用民间资本。四是获得政府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政府分担就业、环保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承担部分政府职能,政府自然会对于企业给予相应的财政、税收支持。

四、结论

面对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企业不能仅静态地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应该在企业经营策略和财务政策中,加入小股东、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并在实际活动和政策中予以履行,这样才能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企业财务政策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融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应该从社会责任视角出发。企业应考虑自身在大环境中的责任,在追求发展的同时,自觉维护小股东、员工等的权益,保护环境,解决就业等,这样从长远来看,能够更加有利于企业的股权、债权融资以及政府支持,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人文和谐统一,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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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了“国资委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为中央企业深入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提供指导。2013年4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召开会议。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会上明确要求“要引导企业紧密结合所处的行业特点,企业特点,在业务影响的范围内开展有比较优势的社会责任实践,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责任模式”。

那么究竟何谓模式?通俗地讲,模式(pattern)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即是模式。模式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每个模式描述的是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且提供了问题解决方案的核心内容。依此类推,社会责任模式是解决企业推进社会责任管理过程中面临困难和问题的方法论。社会责任模式是在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在系统总结企业长期社会责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的社会责任推进模型,提供了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运营和日常管理的系统方法和工具。

一般意义来讲,社会责任推进模式包括社会责任理念、社会责任模型、社会责任工具三大部分,具备理念指导、模型引导和工具使用三方面的功能。其中,社会责任理念是指企业对社会责任理解和认识。包括社会责任观、社会责任愿景及对社会责任的详细界定等,有助于在企业内部形成对社会责任的共识。社会责任理念提供了社会责任模型构建的理论依据。社会责任模型是指企业推进社会责任的总体构想,包括指导责任领域、实施路径、重点举措、优先选项、实施步骤和预期成果等。社会责任模型为企业推进社会责任推进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社会责任工具是指为实现社会责任模型而采用的具体措施和手段,如责任层次分析法、利益相关方分析法、责任议题识别矩阵等。

中央企业推进社会责任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需要找准切入点,结合自身实际,构建社会责任推进模式。以下几点建议可供中央企业构建社会责任推进模式参考:

一是明确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明确的意愿是企业推进社会责任的基础。企业应梳理、提炼明确的履责意愿,把社会责任的理念和要求融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体现在社会责任理念、组织体系建设、教育培训、利益相关方沟通和参与、品牌塑造等工作中。

二是明确推进社会责任的总体设想。从企业整体层面明确推进社会责任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举措、优先选项和里程碑事项,指导企业有计划、有步骤深入推进社会责任管理。

三是找准切入点,选择合适的载体和工具,体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鲜明特色。企业推进社会责任需要综合考虑自身性质、规模、运营业务、地域分布等方面的因素,找准社会责任推进的切入点,开展能够体现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社会责任实践。比如战略部门主管社会责任,可以构建发展战略导向型的社会责任推进模式,文化部门主管社会责任,可以构建文化引导型的社会责任推进模式,质量/环境体系部门主管社会责任,可以构建体系导向型社会责任推进模式。(作者为责扬天下(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亲历者

作为央企“十二五”和谐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国资委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自2012年3月正式开展以来,各中央企业结合本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和创新社会责任管理实践,实现了央企管理提升活动的良好开局。

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管理提升活动的亲历者,一大批从事在社会责任工作的企业代表也透过他们的个人视角和亲身经历向我们再现了央企社会责任管理推进过程百花齐放的壮丽景象。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办公厅副主任王文海:管理提升活动背后的五矿思维

自国资委管理提升活动开展以来,五矿集团通过建立健全社会责任工作体系、完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和不断创新社会责任管理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公司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全面再造。

为了把全球契约十项原则以及公司的社会责任理念融入经营管理,我们协助国资委将公司首创的“情景式社会责任培训”方式应用到“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的社会责任培训中,用自己身边履行社会责任的实例来教育员工,帮助员工把符合社会责任要求的理念和做法融入到员工的日常岗位工作中,让他们清楚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怎么做。事后来看,这个方式效果很好。

在我看来,“契约推动”可以说是五矿社会责任管理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就是“全过程融入”。我们的社会责任管理是以全员和全过程方式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公司管理和业务运营环节,比如企业战略,经营管理,投资、预算、风险体系,业绩目标,全球并购,企业海外业务以及文化建设等。目前我们正在制定集团公司社会责任三年工作规划(2013-2015),目标就是形成公司推进社会责任工作的顶层设计,更加系统地指导公司各单位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社会责任理念全方位融入管理和运营,实现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共赢发展。

上海贝尔企业社会责任总监林贵洋:为社会责任管理“建一言”

自2012年5月起,国务院国资委倡议中央企业全面开展管理提升活动。上海贝尔主要围绕着供应链管理、节能减排、员工关爱、公益与志愿者活动以及利益相关方沟通等5个领域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提升项目,并对各子项目提出评价指标,以此作为部门工作考核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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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责任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科学发展观

一、引言

“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ment,SRI)也被称为“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投资”(Sustainable&ResponsibleInvesting),是一种投资者基于对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最终做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行为,即以股票投资、融资等形式为那些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企业供资金支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责任投资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蔚然成风。

最早的社会责任投资是美国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当地的贵族和一些宗教信徒就拒绝参与奴隶贸易,也明文规定禁止投资烟草、酒精、赌博等行业的所谓“罪恶”股票,后扩展到其他方面。现代社会责任投资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特别关心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有影响与日俱增的因素:环境保护和人权问题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企业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为经济增长、市场繁荣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并通过纳税、公益捐赠等形式履行着社会责任。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企业存在过于重视盈利目标、漠视社会责任的严重问题。如污染环境、拖欠工资、雇用童工、忽视安全、坑害顾客、不讲诚实、捐赠水平低、股东责任弱化、债权人利益保护不足、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这些行为造成了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企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和谐,成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企业发展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原则,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和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政府引导、法律保障、企业自身规范相结合等办法,通过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贯彻科学发展观。而大力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责任投资的实践

美国的现代社会责任投资受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推动。越战期间,美国出现了第一只社会责任投资基金——PaxWorldBalancedFund,该基金在投资组合中排除了与越战有关的公司。美国的社会责任型基金种类繁多,而且在行业以及投资手段上都有一定限制,如SierraClub共同基金关注那些符合社会和环境准则的股票。1970年代以后,美国的有关社会责任投资的研究和实践广泛开展起来。1996年美国社会投资论坛(SocialInvestmentForum,SIF)成立。1999年道·琼斯可持续全球指数(DowJonesSustainabilityGlobalIndex,DJSGI),这意味着社会责任投资成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国社会投资论坛统计,1995年美国社会责任投资是6329亿美元,2003年增至2.16万亿美元,基金的数目也由1997年的139支,增长到2003年的200支。目前,美国的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在专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已达11.3%,即在每9美元专业投资的资金中有1美元是符合社会责任投资标准的。

英国从1948年起,国家教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关注投资的伦理性,提出了要使投资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健康的投资方针。直到1984年,英国才首次诞生了以“社会责任投资”为明确目的的伦理基金,名为“友人养老准备基金”。目前,英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社会责任投资市场。英国政府在发展社会责任投资方面推出了许多公共政策。表1说明了政府较早的投入了社会责任投资的建议,并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由于英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到2000年10月,英国大约有80%的养老基金是社会责任投资。

挪威的政府全球养老基金(GovernmentPensionFund-Global)是公认的全球透明度最高的基金,拥有3700亿美元资产,其投资组合比例和投资回报情况以季报和年报的方式公之于众。目前,该基金投资于42个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中,涉及股权和31种外币的固定收益业务,过去10年来的平均年回报率为6.5%,2006年达7.9%。2006年,根据挪威投资道德顾问委员会(AdvisorCouncilonEthics)的建议,将涉及军工、破坏环境以及违反人权的21家公司从全球养老基金的投资名单中剔除。其中包括美国的波音公司、沃尔玛等12家公司,以及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部分公司。

日本于1999年创立了第一支社会责任投资概念的环保型基金。2003年7月开发了社会责任投资股价指数(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mentIndex)。至2007年3月,已有32支同类型基金,规模总值约45亿美元。最近,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公布一份重要报告——《提高日本企业投资的社会责任》,要求日本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对投资的社会责任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已有13支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其中香港6只、新加坡5只、韩国1只、台湾1只。

目前,世界社会责任投资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主要在欧美,日本野村证券公司根据FISE4good指数计算的发达国家社会责任投资在全球社会责任投资中所占比率见表2。

三、大力发展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建议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责任投资发展状况相比,我国还有相当的距离,还缺乏专门的法律制度,社会责任投资的产品极少,没有社会责任投资指数,缺乏足够的独立的社会责任投资研究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评价体系不完善,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很少,且内容不全面,200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仅有21家公司了社会责任报告,比例仅占三十分之一。目前世界上大公司全部编制了社会责任报告,至2002年欧美国家的上市公司已有85%编制了社会责任报告。为了发展社会责任投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做法,借5·12汶川大地震后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热情高涨、意识增强这些良好契机,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并发展我国的社会责任投资,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首先,要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将其原则和一般性的规定贯穿于人大或政府颁布的涉及企业经济活动的法规中。适时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推行条例》。其次,负有制定法律法规的政府部门如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税务总局及其他部门,应在尽快出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及社会责任投资的法律法规:(1)证监会应出台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指引将包括环境保护、节约资源、诚实守信、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护消费者利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标准作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再融资的必备条件及上市公司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鼓励上市公司的股东在公司决策中提出有关社会责任议案,鼓励公司制定反商业贿赂的规则及高管行为操守准则。(2)出台企业社会责任及社会责任投资信息披露制度。(3)制定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如有关捐赠免税或纳税优惠的法律,对污染企业征收污染税,对积极履行环保责任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再次,尽早确立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规范,在社保基金章程的资金运用部分要体现社会责任投资。2008年7月我国的社保基金在沪深股市开设24个账户,这是个好的开始,但很多方面需进一步规范。

第二,积极开发社会责任投资产品,鼓励出台相关的配套措施。一是相关管部门应设立多品种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如公募基金产品、信托产品等。监管部门在审批或核准上予以优先考虑,在政策上给予一些行业性指导。要求一些投资产品比较丰富、规模比较大的基金公司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责任投资。目前,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和比利时等国拥有全球符合社会责任投资标准的基金总数的63.7%。二是尽快推出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借鉴发达国家证交所的经验,人选的公司必须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投资者运用这一社会标准,投向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可获得更好收益。三是在基金评价中引入社会责任投资概念,对一些进行社会责任投资的基金予以更好宣传,在评级中予以特别揭示。四是成立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社会责任投资研究机构,鼓励它们开展对社会责任投资的理论研究、调研咨询、分析、评估、产品设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