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考试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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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环节便是进入法律职业的途径与标准，即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种基本的法律职业者以怎样的标准和方式选任的问题。现行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病在于两方面，一是门槛普遍过低。1995年之前，我们的相关法律甚至根本没有规定担任法官和检察官需要具备的教育背景。1995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生效，法律规定担任法官、检察官者必须获得过大学教育，当然，这里的所谓大学并不限于本科，而且也不限于法律专业。令人不安的是，即使这样不高的标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是大打折扣的。近年来，进入法官、检察官行列的不具备法定任职资格的人们依旧所在多有。第二方面的弊病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个分支职业各走各的门。律师的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最早，也相对规范，但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考试很晚才建立，而且内容含混，水平过低。以部门划界的资格考试不仅仅导致混乱和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且无助于确立法律人对法律知识、技术、程序以及职业伦理等的统一理解，更弱化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识。

刚刚通过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明确了国家要建立法律三职业的统一资格考试，即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这一新发展值得赞赏和高兴，但是我觉得法学界对于建立统一考试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原理的研究和论证还很不够，这种缺乏理论论证的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中的一些具体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效果。

为什么要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第一个原因在于法律三职业之间的共同性。一些对司法过程了解未深的人往往容易只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例如检察官代表公共利益，而律师往往代表的是私人利益；在法庭上，二者相互对立，各执一词，而法官只是居中裁判。

法官与检察官领取国家的俸禄，而律师却如同商人，通过提供服务而向客户收取酬金。这些差别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三职业之间却有着内在的共同性，那就是，他们履行职责的知识基础都是法学，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知识、技术和理念，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社会正义的实现。中立的法官固然需要依法裁判，看起来相互对立的检察官与律师又何尝不是依法履行其检察权和职责？

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有助于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法律准则的统一。

法制统一是我国的宪法原则，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所必需，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通过法律所建立的统一的游戏规则。法制统一不仅要体现在宪法和法律要在全国范围内一体适用，更重要的是不同地方的法律职业者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以及法律解释方法的把握应当是一致的。

否则，即使法条是一样的，适用到具体案件的解决过程中却完全可能参差不齐。近年来，同一案件，不同地方法院竞相受理，适用的法律条文也不一样，判决结果大相径庭，给民众造成法律是什么全凭法官一张嘴的恶劣印象，同时，这样的司法已经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便是没有统一而严格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导致入门标准低下而且混乱。如果严格标准，统一考试，那么，通过正规的法律教育和考试所强化和内化了的知识、技术、伦理乃至信仰就能够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解释进行严格而细致的制约，对司法过程参与者的行为加以规范。

法律三职业之所以应当通过统一的考试进入，还因为我国现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损害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识，各自为政，进入门径的差别加剧了三职业之间的分裂和司法决策的混乱。近年来，法律三职业之间相互顶牛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对法庭规则理解的不统一导致极具中国特色的检察官在开庭之时不起立的做法；法院与检察院就赃款赃物的移交也曾经各不相让；对于检察机关应否介入民事行政案件的监督，法检双方无法统一；从事刑案辩护的律师与检察官之间仿佛老鼠与猫的关系；以及律师作为非公职人员的边缘化感觉。假如三职业都从一个门进入，虽然不能指望上述问题很快全部解决，但是，使现状得到大大改善却是可以期待的。

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了统一司法考试的重要性。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人们将三职业都纳入“法律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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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援助 法学教育 司法考试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是国家对经济困难和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我国于1994年开始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目前从司法部到省、地、县均建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专职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已达6000多人，法律援助已初具规模。但随着社会对法律援助需求的日益扩大，现有专职援助律师队伍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迫切需要社会力量作为补充。为弥补政府法律援助资源的不足，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一个免费的实践教学基地，许多高校建立了自己的法律援助机构。基于同样的考虑，我校也于去年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高校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受到政府、社会和学生的欢迎，但由于对高校法律援助的定位不清，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高校法律援助的功能并没有得到真正发挥，一些地方甚至成为装点门面的摆设。因此，理清高校法律援助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与法学教育职业化改革的关系，对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负责人，笔者拟就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职业化改革的关系问题发表管见，以期对高校法律援助工作有所裨益。

一、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位

随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愈来愈受到关注。笔者系专职律师出身，曾于1990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又于2002年参加首次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现又从事法学教学工作，对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接轨问题有切身感受。我认为，从1986年律师资格考试算起，司法考试实际已走过近20年的历程，司法考试制度虽有待完善，但其命题已十分科学。因此，在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上，主要是法学教育适应司法考试的问题。法学本科教育应主要承担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即法律职业人才的任务。要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必须对现行教学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即将传统的理论主导型教学模式向实务主导型教学模式转变。在这一改造的过程中，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法律援助在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何为应用型法律人才，目前尚无公认的标准。一般认为，应用型法律人才是理论与实务兼备的人才，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较强的办案能力，同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律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多通过举例、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毕业实习等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近年来，有些院校将诊所法律教育引入教学。这些方法都受到一定的效果。同这些手段相比，法律援助更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1．法律援助可以使办案实习常态化。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办案实习主要通过毕业实习来实现。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时间集中，且学生已修完了大学课程，可以专心实习，与正常教学不会发生冲突。其弊端是由于周期短，学生大多无法体验一个案件的全过程；同时也没有专职老师提供指导。因此，改革毕业实习制度，将办案实习常态化就很有必要。对此，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无疑是一个最佳选择。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一个经常性的固定办案实习基地，使办案实习常态化。这种实习在专职老师指导下由学生直接办案，且办案过程可跨越几个学期，可以亲历一个案件的全部过程，使实习效果大大提升。

2．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有学者认为，“法律职业的技术是一种专门化的技术，包括法律解释技术、法律推理技术、法律程序技术、证据运用技术、法庭辩论技术、法律文书制作技术，等等”。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教育应培养学生法律概括、法律分析、语言文字表达等专业能力，以及法律注释、法律渊源识别、法律解释、利益衡量、法律推理、法律漏洞补救、法律说理等法律技术。这些主张都很有见地。就笔者的个人体验而言，法律职业是一个知识性、技能性极强的职业，既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要有过硬的办案技能。

法律专业技能是一种综合技能和应用技能，其特点一是综合性，二是实践性。对这种技能的培养，传统教学手段往往无能为力或收效甚微，但法律援助可以大显身手。首先，法律援助可以综合培养学生的各种技能。课堂教学是按学科进行的，学习一门课程只能获取一个法学学科的专业知识。办理案件则不同，一件案件从接待到取证、开庭、案卷整理归档，往往涉及多个法律部门，多门社会科学的知识。通过办案可以综合地培养学生应用各种法律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乃至社交知识的能力。其次，法律援助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远胜于传统教学手段。以案例教学和模拟法庭为例，案例教学只能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但对培养学生的办案技能却帮助不大；模拟法庭虽可培养学生办案技能，但毕竟不是实际办案，其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法律援助采取教师全程指导、学生实际办案的方式，变“模拟演习”为“实战训练”，使学生亲身体验办案过程，从而迅速掌握办案技巧，提高办案技能，其“实战”优势是任何教学手段都无法比拟的。

3．法律援助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法学教学手段也要与时俱进。必须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以为学生提供办案机会，使学生过一把“律师瘾”，必将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热情。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学生的学习热情一旦喷发，法学教育的面貌必然焕然一新。

4．法律援助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法律援助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有助于培育和发扬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法律援助是无偿服务，援助案件的办理大多比较艰难，办理援助案件可以培养学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法律援助是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增强其法律观念。办案不仅需要满腔热情，而且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

5．法律援助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对于法律的思想、观点、心理或态度。本文所称法律意识，是指学生通过具体法律制度的学习而产生的对法律制度基本意旨的把握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

法学教育既要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也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意识比法律知识更为重要，而且一旦形成，终生难忘。以证据制度为例，法律关于证据制度的具体规定属证据法律知识。这种知识，即使专业法律工作者，对各种具体规定也未必说得清楚。但是，通过证据制度的学习，就会形成“打官司必须靠证据，证据运用必须遵循证据规则，没有证据或违反证据规则将导致败诉”这一牢固的证据意识，且这一意识一旦形成，永生难忘。因此，法学教育要特别注重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在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方面，传统教学手段当然能发挥相当作用，但法律援助可以更胜一筹。譬如时效问题，课堂教学无论如何强调时效的重要性，也只是纸上谈兵，未必能引起学生重视。但在实际办案中，时效问题关系诉讼胜败。通过办案，学生能现实感受时效之重要，使其对时效的重要性刻骨铭心，真正确立时效意识。

三、如何实现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改革的对接

如上所述，法学本科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是将传统的理论主导型教学模式向实务主导型教学模式转变。因此，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中的作用是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改革对接的关键。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尽管国家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为困难公民提供法律帮助。但高校的法律援助工作在法律援助体系中还是居于补充地位，其主要职能还是服务于教学。因此，高校的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应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这一根本的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中的作用，必须解决如下问题：

1．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学生提供固定的实习基地。目前，我校已与当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签订协议，在这些部门建立实习基地，通过派学生到基地实习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运作情况看，这一作法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没有专门的老师进行指导，不能及时释疑解惑；二是对学生不便管理，容易发生意外情况。为给学生提供稳定的实习基地，高校应该建立自己的法律援助机构。目前，北大、清华、人大等重点高校都建立了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一些地方高校也建立了类似机构。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2．修改教学计划，将法律援助纳入实践教学的必修环节。目前，高校法学专业教学计划都有实践教学环节，并规定了一定学分。但实际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学生和教师都将其视为副课，没有认真对待。为提高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应将法律援助写进教学计划，对学生计算学分，对教师计算工作量。学生必须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才能毕业。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双师型”的指导教师队伍。法律援助与法学教育改革能否对接，法律援助能否发挥其在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中的独特作用，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指导教师队伍。法律援助案件的指导不同于课堂教学，教师既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又要向学生传授办案技能，同时要培养学生道德情操。这就要求教师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要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较强的办案能力。如同医科学生实习指导教师既是教师又是医生一样，法科学生实习指导教师也应该是“双师型”的，既是教师，又是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

在现有体制下，教师不能兼任法官或检察官，但可以兼任律师。因此，我国专职法学教师队伍中没有兼职法官或检察官，只有兼职律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师型”法学教师队伍的建立，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一是鼓励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教师担任兼职律师、兼职仲裁员或人民陪审员。二是聘请资深律师、法官、检察官担任兼职教师。三是通过教研活动提高教师实践能力。

4．建章立制、规范运作，防范法律援助风险。法律援助虽是无偿的，但从性质上讲仍然是一种法律服务。法律服务是有风险的。目前在提供有偿法律服务领域已出现律师责任赔偿案件，且责任赔偿有愈演愈烈之势，个案最高赔偿已突破800万元。在法律援助领域，目前尚未出现责任赔偿案例，但也只是时间问题。为防范风险，一方面要建章立制、规范运作；另一方面应确立援助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让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避免因责任赔偿而牵连学校。如有可能应购买责任保险，以最大的限度规避风险。

在建章立制方面，应该借鉴律师事务所的业务管理模式，建立案件受理审批制度、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指导教师责任制度、案卷归档制度等基本制度，确保案件服务质量。

5．整合现有教学手段，发挥法律援助的效能。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许多高校引入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教学手段。近年来，一些院校还将诊所法律教育引入教学，受到良好效果。由于经费和时间的限制，学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必然有限。因此，单靠法律援助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方法是将现有实践教学手段进行整合。由于目前法律援助是供不应求，在受理案件时就应该有所选择，要挑选有典型意义的案件进行援助。此外，要充分利用模拟法庭的教学设施，动员法院到学校现场开庭，变“模拟”法庭为真实法庭。

6．保障经费投入，为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目前，高校法律援助普遍存在经费不足问题，使这一活动难于有效开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对高校法律援助的重视不够。实际上，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如同为工科学生提供实验室，为医科学生提供临床实习医院，是培养法科学生应用能力的重要实践环节。高校应该像重视工科实验室一样重视法律援助基地的建设，保证其经费投入，使法律援助基地能够正常运转。法律援助说到底是政府的责任，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也应该积极地向当地政府争取资金。法律援助虽不能收取费用，但可以接受捐赠，目前已有一些高校通过这种途径募集援助资金，因此，争取社会赞助也是筹措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

[参考文献]

[1]孙笑侠．职业素质与司法考试[J]．法律科学，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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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将理论学习和实际法律操作相结合的法学教育方法。它克服、弥补了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通过参与实际的立法项目援助、司法个案援助，有助于学生锻炼实践能力、陶冶职业道德、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突出职业技能的培养，强调职业伦理的塑造，重视法律思维的训练。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开始出现，经过多年的发展，渐趋成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诊所法律教育逐渐传播到挪威、南非、波兰、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尼泊尔、印度等国家。本世纪以来，欧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诊所法律教育成为主要的法律教育方法之一。［1］1998年，中美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位美国法学院院长介绍了诊所式法学教育。［2］此后，美方相关人员开始有计划地向中方提供诊所式法学教育的资料，并对中方进行师资培训。2000年初，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7所高校的法学院开设法律诊所课程。2001年又有3所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3］（P30～31）2002年7月，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珠海召开。［2］截止到2011年7月29日，随着华南农业大学的加入，全国已有144所高校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成为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单位会员（长江大学已经开设该课程，但未申请成为单位会员）。［4］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中国化问题

（一）我国引入诊所法律教育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律诊所普及程度不高，且运行状况不佳。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法学专业中的普及率仅为23．2％（按照620所法律院校中144所学校开设计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诊所规模较小，不能为所有学生提供有效的训练。已有法律诊所的运行状况没有完全实现诊所教育的预期效果。有的学校虽然成立了法律诊所，但很少投入使用；有些法律诊所仍然按照传统教育模式进行。

第二，法律诊所的建设资源匮乏。主要表现为：师资力量投入不足，经费不足，指导教师报酬计算不科学。

第三，学生投入诊所教育的时间与精力不足。诊所式教育只能在高年级阶段开展，大三学生要准备司法考试；大四学生要准备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还要找工作，不可能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到诊所教育中。此外，由于诊所法律教育一般只开设一个学期，学生不能完整地案件。实践教学时间被分摊于实习、模拟法庭、法律文书写作中，从而在整体上减少了诊所教育的时间。

第四，案件来源有限。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诊所很难有充足的案件让学生去。学生只能以公民身份进行案件，这也使实践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2］

第五，诊所法律教育被异化。首先是将诊所法律教育异化为普通的案例教学。其次是将诊所法律教育异化为单纯的技能训练。［5］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实施困难的原因分析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实施遇到了很多困难，其原因主要表现为［6］：

第一，诊所法律教育自身的局限性。其一，定位缺陷。诊所法律教育并不是一种能够完全取代传统法律教育方式的主流教育方式，自身缺陷无法避免。其二，功能缺陷。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这无疑会导致诊所法律教育的功能缺陷。其三，体系缺陷。诊所法律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而科学的教学体系，诊所法律教育理论体系还有待完善。

第二，中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法律文化环境的制约。法律传统的不同决定了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办案，接触各种判例，是美国法学院的学生认识法律、吸收法律理念、感知法律精神的重要途径；而我国法学院学生获取法律知识、了解立法精神则主要是通过课堂理论学习和阅读法律条文。所以，过分夸大诊所法律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法治化程度的不同也决定了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具有局限性。美国属于高度法治化的国家，而我国目前仅处于法治化的初级阶段。制度也阻碍着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开展。从美国法学院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初衷来看，福特基金会资助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主要意图是鼓励法学院学生走出校门，为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服务，而不是简单的支持法学教育的教学改革。大学开展诊所法律教育，首先要设立法律诊所。但依我国现行法律，由于社会团体的设立受到比较严格的法律限制，设立法律诊所并不简单。

第三，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的制约。美国法学院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后才能报考，我国普通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则直接从参加高考的高中生中录取。我国法学专业的学生数量庞大，按照1∶5的师生比例要求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今天我国高校法学专业只有极少数的学生有机会参与诊所法律教育的重要原因。诊所法律教育需要时间支持。此外，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成本是非常高的，需要相应的财力支持。

第四，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定位模糊。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教育模式，还是一种教学方法？作为一门法律课程，它是否具有独立的特征？诊所法律教育与其他法律教育模式、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国法学教育界没有对上述问题给出普遍认同的答案，这影响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操作及其效果。

第五，主体性教育理念的匮乏和司法考试制度的片面引导。西方文化倡导主体性教育理念，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动者，具备强烈的参与性和能动性。在一般的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中，学生通过独立办案学习法律，老师仅仅充当监督、引导的角色。但在我国，知识的传授主要是自上而下灌输的，诊所法律教育的实施必将受到这种教育理念的阻碍。司法考试制度对法学教育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我国的司法考试是一次性书面闭卷考试，法律技能考查比例偏低。多数考生只要反复记忆法条和运用题海战术，就可以通过司法考试。从2008年开始，司法考试制度做出调整，允许大三学生参加司法考试。随之而来的是，法学专业学生从大三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司法考试的准备中，从大四开始他们又会投入到考研与公务员考试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开设了诊所教育课程，也很难保证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其中。［2］

（三）对我国引入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态度

第一，以诊所教育代替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是不妥的。有人认为，诊所法律教育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最佳模式。这种观点有其片面性。我国法学教育定位为通识教育，强调人才素质培养。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定位有其可取之处。正视我国当前法学教育的缺陷，寻求改革措施，引进诊所法律教育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传统法学教育的价值。应寻求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教育的衔接点，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传统法学教育的有益补充。

第二，引进诊所法律教育并使其成为我国法学教学实践的一部分是可行的。我国法学教育本身包括实践实习，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实践教学的产物。应确定法律诊所的实践课地位，建立法律诊所实习课程制度。法学院应将诊所法律教育规定为必修课程，并赋予相应的学分。学生必须独立办理一宗完整的案件，取得相应学分，方可毕业。多数学者强调诊所法律教育可以成为我国现行法学教学实践的一种方式，但对其具体的存在方式则有不同看法。［7］

（四）对诊所法律教育的中国化改造

第一，吸纳更多学生。我国法学专业学生数量庞大，如果完全按照美国的模式，参加诊所法律教育的学生将极为有限。无论是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还是作为一门课程，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参与和体验，这对绝大多数学生是不公平的。因此，首先，要考虑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吸纳更多的学生。其次，可以适当减少法学专业的招生规模。对学生的选择应采取平等对待的方式，让学生自由报名。

第二，分解教学任务。由多个教师承担课程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教学。其他课程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渗透诊所法律教育的思想，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第三，重建评价体系。诊所法律教育要得到长远发展，必须建立相应的教学评价体系，重新确定对学生的评价方法。评估主体包括指导教师、委托人、律师、法官和其他学生等。评估对象主要是学生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了解和运用，工作中的行为表现以及这些工作所起的作用等。由于诊所法律教育具有实践性，其评估的标准不应是简单的成绩，而是学生通过实际工作所反映出来的综合素质，是学生通过实践所获得的能力。此外，评价标准应由以考试成绩评价的单一标准转变为多元化标准，以承办案件的成败、当事人的满意程度以及学生在办案过程中所积累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技能和知识等诸多因素来综合评价。［8］

第四，设置较高学分。诊所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还要求课外（甚至晚上、周末和节假日）加班，学生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应给予更高的学分。

第五，增加教师教学课时。诊所教师的工作量既包括课内教学的工作量，又包括课外指导工作量，课外指导时间可采取固定计算的方法。在现有体制没有得到根本调整的情况下，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增加诊所教师的教学课时，可以考虑1∶2．5～1∶3的比例。

第六，校内校外结合。可以考虑适当聘请法律实务界人士担当诊所教师。受聘教师应是能够实实在在地指导学生的专家。要根据他们的实际付出，付给相应的酬金。

三、诊所法律教育在长江大学的实践

（一）长江大学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条件分析

第一，专业建设。长江大学于1994年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开办法学专业自学考试脱产班，于1996年独立设置专科层次的法学专业，于2002年设置本科层次的法学专业，2009年挂靠理论学科招收中国民商法和中国法治建设硕士研究生。经历了申报法学专业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法律硕士点。从1996年开始，长江大学法学专业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专科、本科层次的成人教育。

第二，师资队伍建设。目前，法学专业有专职教师20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9人，讲师10人。在读法学博士4人，法学硕士16人，6人取得律师执业证书，4人是各类仲裁机构的仲裁员。还有其他专业的法学课程教师近10人，其中不乏法学教授、法学博士、司法资格获得者、法医鉴定执业资格取得者。长江大学法学专业已经形成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素质较好、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第三，硬件条件建设。17年来，法学专业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学校也非常重视法学实践基地建设，重视法学实验室建设，先后与各级公、检、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建立了10个实习基地，建立了规范的模拟法庭。第四，学生社团建设。1997年初，法学专业组建了第一个学生社团“法律服务小组”，2003年，该社团纳入荆州市法律援助体系，并更名为“荆州市大学生法律服务团”。该社团积极主动到基层、进社区、下农村，开展义务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活动，并承办了一些法律援助案件。2007年，该社团被“中青在线”评为全国百佳高校学生社团，并多次被省、市及学校评为先进学生社团。2008年，该社团又成为“荆州市残疾人维权示范岗”和“荆州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由荆州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提供业务指导）。另外，长江大学法学专业教师积极申报校级精品课程，积极进行教学研究，主持多项省级、校级教学科研项目，参与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撰写。

（二）长江大学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情况

长江大学于2006年4月开始筹备实施诊所法律教育，课题组成员均为执业律师。在两年多的准备过程中，该课题组成员到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行学习考察，到湖北省司法厅和荆州市司法局进行沟通，编写教学大纲，并计划在本科三年级学生中进行试点，然后总结推广。2008年秋季学期，长江大学法学专业正式开始实施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教师均为课题组成员。经过课题组讨论，并商请学校和政法学院同意，课题组决定对教学计划作适当调整。最后确定的做法是：作为一门课程，开设一个学期，共32课时，分为两部分进行。前部分以课堂教学为主，集中进行，主要是基础理论、方法和技巧的介绍和讲解；后部分以实践为主，分散进行，主要是接待当事人、法制宣传、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文书、组织模拟法庭活动。在模拟法庭中，安排真实的案例，让学生全真模拟。另外，也安排一些学生真实案件。案例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真实的法律援助案件；二是诊所教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办理的真实案件。诊所教师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精心挑选出若干真实案例并作适当修改后交由学生现场演练。在模拟场景中，一部分学生扮演律师，与另一部分学生扮演的当事人、警察、检察官、法官等人会面咨询。而诊所教师的职责则是引导学生从中获得实践经验。充分发挥“荆州市大学生法律服务团”在教学中的作用，既把它作为教学基地，又把它作为联系政府法律援助中心的纽带。同时，几个实习基地也在教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部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对参与教师的工作量进行灵活处理。2008年秋季学期结束后，我们对开设诊所法律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尽管工作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这种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决定继续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并且扩大到专科层次。于是，2009年秋季学期，在本科三年级和专科二年级开设了该课程。

（三）长江大学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存在的困难

诊所法律教育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实践方法，限于各种条件，长江大学诊所法律教育和我国其他大学一样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为：经费来源严重不足；诊所教师的工作量计算不合理；案源明显不充足；学生案件身份不明确，法律诊所的社会地位不明确；诊所法律课程在法学本科课程中的重要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课程学分偏少，课时偏少；学生兴趣有余，但精力投入有限；学生较多，而教学资源相对较少；诊所教师短缺，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诊所教师顾虑多，不安心；场地受限，资料缺乏，设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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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硕士 实践能力 法律职业

一、我国法律硕士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法律硕士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

1995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当中曾经明确指出，“为使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岗位任职资格适当衔接起来，建议中央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在规定法律职业岗位的任职资格时，对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在取得相应职务方面有一定考虑。”在2002年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之后，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首要前提是通过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上述报告中建议赋予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在法律职业任职资格方面的优待已不复存在，但国家公务员考试与法律硕士学位之间显然缺乏直接的联系。法律硕士生在毕业之后能够顺利地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数量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生路。[1]

（二） 法律硕士教学仍然以课堂授课为主，脱离法律实践。

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培养单位应当加强教学与科研、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与交流，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弥补法律硕士教育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从法律硕士教学实践来看，许多高校并未很好的贯彻落实上述方案。在法律硕士的课程设置双法律理论课程为主和以法律实践课程为辅，普遍采取课堂讲授的情况下，很难指望教师们能够使学生具有较强的法律实践操作能力。

（三） 培养方案设置不科学，课程设置不合理和培养措施的滞后性。

我国传统法科教育基本上采用大陆法系教育模式，只注重对成文法系统理论的学习，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表现为：法学理论课程与实务课程比例严重失调，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法律文书写作、法律研究方法等职业能力的训练。大部分法学院没有突出专业能力训练，对社会调查、法庭实地观摩和模拟法庭教学等活动也不够重视。[2]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规定，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行业的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所以，法律硕士专业课程应当与本科专业相结合。但对于绝大多数高校而言，并未重视学生本科专业，对于学生本人，亦基本上放弃了以前本科自己所学的专业，更不要说把之与法学课程结合起来。相比于法学硕士而言，既失去宽口径、复合型、外向性的知识优势，又没有法学专业上的优势。

二、法律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重要性

实践能力并不等于法律实务能力，实践能力它更为广泛，广义上的实践能力包括两方面。一是非法律的实践能力，如学习能力、面试能力、交际能力、兴趣特长等；二是法律实务能力，即在法律实务部门工作时应该具备的技巧。如法律文书写作能力、辩论技巧能力等。法律硕士除了非法律实践能力需要锻炼外，更需要培养专业性的法律实务能力。

（一） 法律硕士专业背景及实务要求决定了研究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性

我国的法律硕士旨在培养高层次的实践型与复合型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因此相对于法学硕士而言，法律硕士教育更应该注重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生，其本科阶段极少甚至没有接触过法律，更不要说公、法、检等实际的法律部门的实务工作机会。法律实务能力的锻炼，基本上成为空白状态。

（二） 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两年制决定实践能力在培养时间上的迫切性

法律硕士培养模式改为2年制后，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依然坚持3年制，其亦是因为非法学专业学生在2年的学习中，很难对法律实务工作有系统的掌握，难以达到高层次法律实践型专门人才培养目标。就是3年的学习生涯亦显不足，更何论2年？对于采取2年培养模式的高校而言，一般都必须在1年内修满所有课程，再留1年准备毕业论文，期间还有各种考试。这种形势下，法律硕士生更需要把握每次弥足珍贵的实践锻炼机会。

（三）社会就业竞争压力决定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就业竞争压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普遍大学生必须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所有工作单位都注重那种学习能力强，而各方面都突出的学生。很多单位优先考虑学生会干部，就是因为学生会干部相对比其他学生有更多的实践锻炼的机会。在择业上，那些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如口才好、懂面试等，他们都能更快的适应社会竞争的压力，也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二是作为法律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压力。法律是神圣的，它要求每个学法律的人都能很好地驾驭它。法律又是公正公平的，每个法律工作者只有真正掌握了较为专业的法律知识，才能实现它的公正公平，法律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单纯的背诵几条法条法规那么简单，它必须通过实际案例、实务工作的锻炼，才能真正融会贯通。所以它比其他专业更加需要重视实践能力，即法律实务能力。所以，很多已走上工作岗位的法律工作者，都建议学法律的学生，在毕业后，要做好吃苦的准备，长时间地加强自己的专业知识，重视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才会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三、如何培养法律硕士实践能力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培养单位应当加强教学与科研、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与交流，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便弥补学院派法学教育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从法律硕士教学实践来看，许多高校并未很好的贯彻落实上述方案。尤其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专家型的法律职业者本来就比较少，学校所能利用的资源无法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的需要。要提高法律硕士生实践能力，应该从法律硕士教育制度改革及增强学生自主实践能力两方面着手。

（一）学校应加强实践课程的设置，聘用实务部门的资深法律专家授课，注重法律实务部门的实习。

法学教学以实用为目标，实践中应加大实践课程的开设。美国的“法律诊所”教育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学生通过学校设立法律诊所课程以法律助手或志愿者的身份处理一些法律务。法学院应改变单调的课堂理论教学模式，加大案例教学比例，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可聘请校外实务专家担任教师或经常为学生开办一些实务型讲座，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充分利用课校外教学环境，开展模拟法庭、现场旁听审判、专业实习和法律咨询等，让学生亲历法律实践第一线，提高他们的应变能力。

学院应重视组织学生加法律实习，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并对学生实习进行严格考核。大多数学生由于没有机会和公、法、检等法律实务部门打交道，要想自己找到实习单位，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我国，相关司法行政部门或法学院校可以设立一些律援助机构，符合一定条件的学生可以在该类机构中参与真正的法律案件。

（二）学生自主加强实践能力的锻炼

1.职业生涯规划与课程选择结合

北京大学法学专业学生非常注重职业生涯的规划，往往在入学的第一年就有了对自己人生的明确规划，所以他们在今后课程的选择上针对性非常强。而这种对人生明确的规划并非来源于学院规章或老师教导，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对于大多数院校学生来说，往往忽视这一点的重要性。特别是偏远地区院校，其教学资源不足，择业机会少的形势之下，学生尽管选择了法律专业，但还是对未来职业选择带有迷茫性。一旦自己职业生涯缺乏定位，对于课程的选择就会带有盲目性，实践能力的锻炼更容易成为空谈。

2.本科课程与法律课程相结合

我国法律硕士相对于法学硕士而言，其优势就在于掌握了法律以外的专业学科知识，更能适用市场经济时期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但在实践中，大多数非法学专业学生一旦考上法律硕士，基本上放弃本科阶段所学的专业，即使学校鼓励学生可夸专业选修课程，依然是把精力放在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甚至英语上。鲜有人会拿起以前的专业书籍，更不要说把本科专业课程与法律结合起来学习。但在法律实务中，很多职位的确需要这种带有专业背景的法律硕士生。如此一来，法律硕士生往往失去了专业背景的优势。所以，学生在选修课程中，应当选择一些本科专业与法律联系紧密的课程，通过进一步学习，培养这种如何把本科课程知识运用带法律实务中的学习能力。

3.社会实践活动与法律实践活动相结合

研究生会是学生自己的组织，是较为优秀研究生代表组成的团队，起着带头、组织、引导等作用，其活动范围广泛，既有专业性知识的活动，如学术研讨会，也包括如校运动会之类校园文化等实践活动。根本的目的是使学生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为今后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对于很多高校而言，研究生会工作往往把精力集中于校园文化的活动之上，形成一个只在校园内活动的圈子，忽视了专业性的活动和对外交流的实践活动，致使学生眼界不开阔、自信心不够，一旦踏入社会，就自我认为失去与外界竞争的优势。法学院学生在联系实习时，由于缺乏对外的交流，很难得到实习单位认可，一旦学校没有统一安排，容易失去实习的机会。或者有学生以自身条件而得以进入法律实务部门实习，也难以把这种资源带回学校。研究生会应该转变这种传统的工作模式，把重点转移到对外交流之上，注重法律实践活动，如模拟法庭的自我组织，校级、市级甚至全国性的辩论赛等活动。通过各种交流加强与公、法、检等法律实务部门的长期联系与合作，系统地掌握这种资源，使自身的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与实务部门认可的同时，也能使每一届的学生受益。

注释：

篇5

［关键词］非诉讼;法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1非诉讼业务能力培养在法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非诉讼业务是律师接受委托，在无司法机关介入的情况下，依据国家法律规定，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委托方办理各种不涉及诉讼的法律事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非诉讼法律业务快速发展，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介入非诉讼业务。从实务来看，在民商事领域，绝大多数的非诉讼业务集中在合同、公司、知识产权、劳动、婚姻继承等法律领域，且通过调查发现，合同的谈判、起草、审查、修改、拟定、纠纷处理以及公司设立、投资融资、收购兼并、股权转让等方面的非诉讼法律服务，占律师业务总量的60%～70%，而且这一比例随着经济的增长仍在不断提高。总之，非诉讼业务正在成为我国律师业务中的重要内容，有着广泛的现实需求和巨大的发展前景。因此，法学专业教学中，应当将培养学生的非诉讼业务能力作为一项基本要求，从而使学生能够兼备专业知识与实务能力，更好更快地适应律师工作的需要。

2非诉讼业务的发展对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挑战

2.1非诉讼业务所要求的知识和能力

非诉讼业务涉及领域广、工作内容非常复杂，因此对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律师要求更高。首先，从事非诉讼业务的律师必须拥有全面扎实的法律专业基础，这是非诉讼律师开展业务的前提。其次，在业务素质方面，非诉讼业务律师必须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分析能力。再次，从事非诉讼服务的律师要具备宏观和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要注重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力求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为客户最大化地实现商业目标。最后，在知识结构方面，从事非诉讼业务的律师在精通法律知识的同时，需要其他学科如会计、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的辅助，形成多学科的知识体系。此外，在涉外的非诉业务中，熟练掌握外语将占据优势。

2.2传统法学教学模式在内容和方式上的欠缺

如前所述，非诉讼业务的承担，需要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全面的能力。而我们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都还存在较大的欠缺。在教学内容上，传统的法学教学通常按照法学的基本分类，以民商法教学为例，多数学校开设民法、商法两门专业课程与合同法、公司法、婚姻法、劳动法等基础课或选修课;在内容上基本以教师讲授为主。与非诉讼业务的实际需求相比，一是专业课程设置不科学，缺少综合性法学课程。二是在教学中未能考虑到实务中诸如合同的起草修改等具体要求。三是忽视了企业管理、经济分析以及专业外语等相关课程的配套。在教学方式上，我国传统的法学教学多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把法律知识以理论讲解和法条阐释的方式，单纯通过课堂教学环节来完成，忽视了学生自身学习能力、分析能力以及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目前已有的“案例教学”中所谓“案例”是经过删减、提炼和加工的“教学案例”，无法达到实务训练的真正目的，且限于教学时间的安排，案例大多是由教师讲解，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分析。另外，传统的试卷或论文的考试方式，也无法判断学生掌握知识的真实情况和衡量学生实际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适应非诉讼业务能力培养需求的法学教学内容调整提高

法学专业学生在民商事法律领域的非诉讼业务能力，需要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以下的调整:首先，课程设置应当科学。既要考虑到打好全面的法学基础的需要，也应当顾及实际工作中各类法律学科应用的广度与深度，同时根据课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类课程内部的关联性，合理安排开设的学期以及课时。其次，在课程具体内容的安排上，要理论知识与实务训练并重。例如:在民商法教学中，增加合同起草、修改以及公司设立、合并、收购的相关法律实务知识。考虑到课时安排方面的限制，本人认为应当借鉴英美国家法学院的教学方法，适当调整讲授部分的比重，课堂时间重点放在教学重点和难点上，对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掌握的内容进行检查和简单总结。再次，应当在法律基础课程学习结束后，另安排模拟律师开展非诉讼业务的综合性课程。这一过程中，学生需要综合运用法学专业各科的基础知识，全面把握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灵活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从而有利于其业务能力的全面提升，满足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需要，最终促进就业。最后，在选修课程的设置方面，应当充分考虑此种现实需求，多开设一些会计、投资、金融、税收方面的基础课程，从而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法律问题的经济背景，对于将来提供适应企业商务发展需要的非诉讼服务尤其重要。对于具备较好外语基础的学生，可以提供法学专业英语能力的培训课程，以便更好地开展涉外非诉讼业务。

4适应非诉讼业务能力培养需求的法学教学方式变革

非诉讼业务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实际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分重要，因此，法学的教学必须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必须改革教学方式。

第一，应当改变教师的“填鸭式”授课方式，要求学生根据老师的适当指导进行课前自学，教师在课堂上集中讲解重点和难点问题。同时，由教师事先给出课堂需要分析的实例或探讨的问题，学生在课下进行充分的准备并在课堂上作为主角辩论、分析、研究，教师负责把握问题分析的大方向及启发学生分析问题。

第二，关于案例教学，可以将经过提炼加工的案例与原始案例相结合。“教学案例”用于基础学习或初次接触相关知识点时，以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原始案例则用于课程结束后，以提高学生的全面分析能力。尤其在前文提及的综合性课程必须学习和研究实务案例。

第三，必须将学校教学和法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法院旁听必不可少，但远不及到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的学习来得直接、迅速。目前，法学专业的实习通常安排在最后一个学年，但是由于考研、司法考试及找工作等原因，实习人数寥寥可数，因此，笔者建议将实习安排在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之间，或者可以拆分成二到四次，可以在每个学期末甚至假期安排实习。学校也可以同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处建立合作关系，随时安排学生的实务学习。

第四，法学专业学生实务能力的提高，与教师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应当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给予法学专业的教师更多接触实务的机会。同时，应当将从事非诉讼实务工作的专业律师、企业法律顾问以及专家学者作为特聘教师，以弥补专业教师在实务经验方面的不足。

第五，应当改革法学教学的考试方式，可以将平时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讨论、分析以及每一次法律文件的拟定，都作为确定学习成绩的依据;也可以根据每门课程的不同特点分别设置考核内容。

总之，灵活的考试方法对于准确衡量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热情都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宋艳.高校法学教学改革研究［J］．教育探索，2010(4):53－54.

［2］胡辉，黄维娜.论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及培养［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76－77.

［3］王天欣.高校法学本科考试制度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4］陈育君.浅析法学教育现状［J］．知识经济，2009(13):117－118.

［5］蔡科云，宋晓培.商法课内实践教学环节落实的障碍及克服［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7):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