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

时间:2023-12-25 17: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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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篇1

【关键词】 信管专业 西方经济学 措施

1 引言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集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技术、经济学为一体的新型专业。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的经济类学科,它是研究价值的产生、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即客观规律。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每个发展阶段所对应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运行、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作为我们信管专业的主要学科,学好经济学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模型,更直观的运用。

2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2.1 古代经济学

最早的经济学起源与古希腊,那个时候奴隶制庄园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商品交换。随着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些学者对经济学提出研究。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以一定的客观社会经济实践为基础的,又用来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当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实际上不可能真正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和学说直接先导的。只有反映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才能充当这一角色。

2.2 近代经济学

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有过一个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的主要是围绕如何发财致富问题展开的,指注重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对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保护和干预。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以劳动价值为主的一系列经济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需求方面没有充分重视,在分析方法上也不够全面。此外,劳动价值论更倾向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之后,又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期。

2.3 现代经济学

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叫做新古典经济学。它“边际革命”为起点。这是指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三个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相同理论体系和观点发表的重要著作开始,直至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的发表,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

新古典经济学是将劳动价值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改变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引进了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把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些经济理论被看作宏观经济学的直接理论前驱,为后来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 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现状与问题

信管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许多学校对本专业的定位不明确。经济学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学科之一,各个学校对经济学的课程安排等不明确。学生对于经济学的学习也是不太一样。

具体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3.1 课程设置不合理

现在学校总是把实践挂在嘴边,可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呢。学校开设的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学时根本不够。老是只能勉强的把课讲完。根本没有任何实践去带领学生真正去实践。一些学校只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对学习西方经济学之前的一些基础性的学科完全没有涉及。学生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经济学,这样很多概念、模型就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

3.2 教师配置不合理

现阶段,许多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全完不了解计算机的知识,导致计算机技术与经济学完全无法融合。经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没有用武之地。

3.3 学生对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

许多信管专业的学生认为我们是学习信息管理的,只要掌握与计算机相关的知识就可以了。西方经济学时金融、财务的专业才要学习的东西。我们学了这些完全没有用。随便学习一下,考试过了就可以了,不用掌握系统的知识。

4 解决问题的措施

4.1 合理的设置课程

学校首先应该要重视经济学,不仅仅当成是一门课来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合理的安排时间的配置,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学习经济学的重要性。

4.2 最优的教师资源

注重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有机结合,使同学们能够把所学到的不同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好的运用于学习和以后的工作。注重课堂教学的效率,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和方法,和学生建立起交流的平台。让学生能够在自然的状态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而不是被动的通过考试区实现。

4.3 正视西方经济学

树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学习西方经济学是要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运用的。可以在课下模拟经济学中的市场运作,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体会市场变化。去体会这些规律和理论的异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生活中感受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篇2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篇3

论文摘要:主观价值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根源—反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本文还对主观价值理论的产生发展历程和理论缺陷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并提出应该批判与借鉴主观价值论,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人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题,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己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人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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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梳理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的理论渊源,阐明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变迁与演进。本文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对古典经济学以来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剖析与批判,并阐释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精髓。

关键词 收入分配理论 劳动价值论 理论批判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演变与争论

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可追溯到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由于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价值理论的逻辑延伸,所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阐明了劳动是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二元论性质,一方面他承认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即工资是劳动的收入或报酬;利润和地租是非劳动收入,是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价值,并提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地租是土地的自然报酬的论断,也被称为“斯密教条”。

马克思早就对此进行过批判,马克思认为斯密的这个论断的错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混淆了价值源泉和使用价值即财富的源泉;二是他混淆了价值的生产和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分配;第三,工资+利润+地租=V+M,是新创造的价值而不是全部价值,全部商品价值中还应包括转移到商品中的旧价值C。亚当•斯密的二重性价值理论成为西方分配理论发展史中重要的理论分歧根源。

大卫•李嘉图比较彻底地贯彻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分,在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收入分配理论,即“生存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他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只是维持最低基本生活的费用,利润和地租都是商品价值中扣除工资后的余额,从而提出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地租和利润的对立的基本命题,在一定限度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性。但是,李嘉图并未深入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起源和实质,将它们看作自然规律(他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是自然规律)的结果。同时,他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归结为分配问题,也为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开了方便之门。

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两重性造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分配理论的产生。一是马克思的分配理论。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和剥削的实质,并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社会主义主义公有制所取代以后,提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形成了与西方经济学相对立的分配理论。二是以萨伊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沿袭了斯密价值理论的庸俗成分,形成了以效用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西方分配理论,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运用各种理论分析工具来论证资本主义分配理论的合理性,其中主要以法国萨伊的“三位一体”分配理论、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分配论和美国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为代表。

在经济学说史上,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伊将“斯密教条”的价值理论充分发展,创立了效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萨伊认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①。”因此,萨伊提出三要素的所有者应分别依据各自要素提供的生产获取相应的收入或报酬,即劳动的所有者得到工资,资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息,土地的所有者得到地租,从而形成他的“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

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分配公式进行尖锐的批判。首先,“三位一体的公式”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不成立。这是因为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属于完全不同领域,“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②。”资本是社会生产关系,而与资本并列的土地则是“无机的自然界本身③”,劳动是人类共同具有的活动。其次,“三位一体的公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是价值的真正源泉。最后,“三位一体的公式”彻底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利润、利息、地租是资本家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无偿瓜分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马克思指出:“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④。”从而挑起了的分配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一次大论战。

二、以“边际革命”为切点的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革命”使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有了新的分析工具。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他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对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要素分配论作了创新性地阐述。

首先,克拉克继承了萨伊的效用价值论,以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为前提,得出劳动生产力递减规律和资本生产力递减规律。其次,他用劳动生产力递减和资本生产力递减两个规律引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而得出在所谓静态经济条件下,三个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正好等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产量,它们在分配中的收入正好等于它们各自边际产量的结论。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分别得到与它们各自创造的边际产量相当的份额。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后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支柱,但事实上依然是萨伊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变种,他们都从本质上将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财富与价值、使用价值与价值混淆一谈,力图论证资本和劳动一样可以创造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剥削的理论。

此后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他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所谓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理论―生产要素价格论,即关于国民收入如何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的理论。他运用了均衡分析的方法,即先把各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转化为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再用它们的边际生产力来说明其各自的需求价格,用生产要素(土地除外)的生产费用来说明它们的供给价格,最后用它们各自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均衡来说明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量的规定。这样,从国民收入分配的渠道到国民收入分配主体所得份额量的规定以及收入分配的杠杆,他都作了较为充分地论证,从而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不仅如此,马歇尔还发展了萨伊的三要素说,提出生产四要素论,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共同创造财富的学说。

以边际革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基础由劳动价值论转向要素价格论,从而脱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种转变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论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

三、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并不将分配问题归结为经济利益问题,而是将其引入社会生产条件,乃至社会和生产方式,从而更加深入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特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的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是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细地考察了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之间分割的过程,从而揭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本质和来源。根据劳动价值论,全社会生产的年产品价值是由三部分组成即C+V+m。C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也是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V+m是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其中V在生产结束后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工资,即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而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m,则由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并以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银行利润、地租、农业利润等不同的形式分配于剥削阶级之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重点是资本、土地生产要素所有权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合一的条件下,各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通过部门之间竞争形成平均利润率,从而使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二是在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产业资本经营土地使用者的土地条件下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割,产业资本家获得企业利润,借贷资本家获得利息,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前提条件和实现形式。提出以劳动力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原则。他提出只有“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交换⑥”。“社会根据个人的劳动量直接进行分配,而不需要其他的中间环节;作为分配媒介的,是最能直接表现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性质的劳动或劳动证书⑦。”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一种公平、理想的分配形式。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存在,但由于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不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而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出现。这些剩余产品是对全部劳动产品进行的扣除:作为扩大再生产基金、社会后备基金、社会福利基金、社会救助基金、国防费用、社会管理费用等等,但这些剩余产品最终归属于所有劳动者。

总之,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是一以贯之的坚持劳动价值论,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视角来诠释收入分配形成的阶级根源,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具有说服力的。马克思的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应逐渐回归分配正义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也悄然发生变化。

注释:

①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59.

②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20.

③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20.

④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39.

⑤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98-999.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89-90.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11.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汤在新,颜鹏飞.近代西方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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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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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论 演绎主义 缺陷

经济学中的演绎法产生于西方唯理论的基础上,受唯理论的影响,理性演绎法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中都占有主流地位,其中,以李嘉图、西尼尔、穆勒和凯尔恩斯、效用学派、现代奥地利学派和罗宾斯等人的经济认识论为代表。

一、演绎主义的发展历程

演绎法最早产生于斯密的《国富论》,在该书中,归纳法被认为是同演绎法相并列的研究方法;自李嘉图则抛弃了归纳法,而将演绎法发展到至极,开辟了西方经济学家强调理性演绎法的传统,此后,理性演绎法逐渐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识论的主流。

李嘉图强调抽象的理论演绎,他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现实世界,李嘉图之后,西尼尔对演绎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他承认经济学现实运用需要收集事实,但还是坚持认为经济学本身依赖于推理而不是观察。他对经济学演绎的前提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提出了几个可以作为公理的演绎前提,这些前提是:“(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得更多的财富。(2)限制世界上的人口或限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的,只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者是各个阶级中各人对于在养成的习惯下所要求的那类财富可能不足以适应其要求的顾虑。(3)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将由此所产生的产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可以无定限的增加。(4)假使农业技术不变,在某一地区之内的土地上所使用的增益劳动,一般会产生比例递减的报酬,也就是说,尽管在土地上增加劳动,虽然总的报酬会有所增加,但报酬不能随着劳动成比例的增加。”西尼尔集中和系统的分析了理论演绎的前提,并从这些理性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达到结论。

约翰・穆勒根据西尼尔的理论前提进一步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该假设后来成为经济学理论进行推导演绎的最基本前提。穆勒认为在认识经济现象的方法上应该采用演绎法,演绎法与归纳法是两种相对立的认识方法。他认为归纳逻辑适用于自然学,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只有理性演绎法才是惟一适用的认识方法。此外,他还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许多理性演绎分析的结合,并得出政治经济学结论只有经过思索和联想才能认识到。

穆勒的嫡传弟子凯尔恩斯被看做是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他认为,将演绎法与归纳法明确的区分开是经济认识方法趋于成熟的表现。凯尔恩斯反对当时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假说的演绎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家能够在头脑中进行思考和实验,因而经济学假设就不是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猜想,而是从现实的前提之上加以推演的产物。凯尔恩斯同时提出,要否定演绎法推演出来的经济学法则,“只有通过表明原理和假设条件不存在,或者这个规律所肯定的趋势并没有和从他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一致时才能被驳倒”。

效用学派在经济认识论的一个明显特点也是推崇理性演绎法在认识经济现象中的作用,并将它导向了极端。效用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将人类经济抽象为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物质的有限性,将国民经济抽象为个体经济,从这两点出发,寻找孤立的个人怎样活动才能保证最大限度效用的原则,并由此演绎出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效用学派所强调的理性演绎法将心理学引入了经济研究中,由此产生的“边际革命”把纯粹理性的逻辑演绎又推进了一步。

上世纪30年代,极端的经济理性演绎方法得到了罗宾斯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进一步推崇。奥地利学派认为检验经济理论的最终标准是基于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罗宾斯重申并发展了理性主义,认为经济理论的命题都是从一系列假设中推绎出来的,指出“人们不需要人为地进行实验来确立它们的有效性:它们是我们日常经验的基本素材,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们的存在是显然的。”他认为经济认识论中的重要原理都是从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公认事实中推理演绎出来的。

二、理性演绎的缺憾

理性逻辑演绎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经济学的分析中,理性逻辑演绎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经济的必备的认识工具。从经济研究的角度看,逻辑演绎主要是通过建立某些假设前提,然后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利用逻辑知识推导出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演绎法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通过对经济现象的逻辑演绎,可以得到对经济现象的科学的普遍性认识,这一点也是归纳法所难以做到的。

理性演绎法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演绎法的出发点是否真实需要经验及实践加以证明,而演绎法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演绎的前提是错误的,那么,由此演绎出来的结论便是毫无意义的;其次,如果过于强调演绎仅仅停留在演绎的范围之内,而不对新出现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很有局限性的;再次,现实实际中许多问题无法通过理性演绎进行分析,例如分析市场信号,以及经济行为者活动的规则和特征时,仅仅依靠理性演绎的认识工具是远远不够的。

三、科学的经济研究方法论:演绎与归纳的结合

由于理性演绎法自身的缺陷,实现正确认识经济现象需要理性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的相结合。归纳法是从众多的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的研究方法,演绎则是由假定前提出发,经过推理得出结论。大多数理论演绎的前提都是归纳的结果,抛弃归纳法只能导致演绎假设的不确定性,从而无法保证其推理结果的真实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中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不可缺少的一样”;“经济学需要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

正如经济学中其他方法论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也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只有对二者的结合使用,才能实现对经济现象的科学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陈孝兵:经济学的方法论:纷争及其后果.经济学家,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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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马克思产权理论的著作已有不少,但《马克思的产权思想》一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所研究的既不是通常所说的“的”产权思想,也不是局限于《资本论》中的产权思想,前者过于宽泛,包括了马克思以后其他许多人的产权思想,后者又很狭窄,仅仅是马克思在一本书中的有关思想。与此不同,该书所确定的研究范围是“马克思本人的产权思想”,《资本论》是它的主要出处,但又涉及到马克思本人的其他有关著作。该书既不是以“书”划界,也不是以“主义”划界,而是以“人”作为研究的明确界限的。

该书把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的体系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自洽”。马克思有着内容十分丰富而精到深刻的阶级产权思想,而且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但一方面,这个体系马克思并没有做出一个集中的明确刻画;另一方面,它总体上是服从于其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产权思想覆盖了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大部分领域,可他并没有研究产权理论的专门著作,其产权思想是分散在其他著作当中的。但马克思产权思想的“散置性”并不影响其内容的内在逻辑。作者给出的“以阶级人假设为前提,以劳动者利益为核心的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逻辑框架是深有启发的。

该书首次把马克思产权思想的逻辑体系置于一定的人性假设之上。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经济学否定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但到底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假设是什么,各说不一。有“社会人”、“历史人”、“制度人”等等多种说法,但该书提出了马克思产权思想的独特的“阶级人假设”,却是首创。全书从人性假设到研究方法,再到“产权一般”和“产权特殊”,最后到阶级产权的现实价值,对马克思产权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以其阶级人假设为基础概括提炼出了“以阶级人假设为前提,以劳动者利益为核心的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的逻辑框架:“阶级人假设”一阶级分析方法一产权一般一资本产权一劳动产权一土地产权一阶级产权与社会和谐。这一框架体系颇具新意。

该书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命题:马克思对不同产权问题的关注程度取决于这些问题与阶级产权关系的密切程度。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从其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独特视角,在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等有关的范围内观察研究了现代产权理论所关注的诸多问题,如外部性、不确定性、不完全契约、产权、交易(交际)费用、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产权界定、产权变迁、企业组织等,贯穿于其产权一般、资本产权、劳动产权、土地产权等一系列产权思想之中,得出了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截然不同的有利于劳动者产权的结论。马克思不可能专门研究劳动者“偷懒”问题,也不可能把剩余权利的产生归结为“契约不完全”,这都与他产权理论的阶级视角有关。

书中对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在防范社会震荡、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作了充分分析。认为和谐是“和而不同”,是包含着差别、矛盾甚至冲突的多样性的统一。和谐的前提不是“同一”而是不同,是对不同群体的利益的平衡、折衷、妥协与和解,是不同人群在利益差别和矛盾关系中的包容谅解,和睦相处。阶级分析方法也正是强调要对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群体的不同地位、利益差别、社会诉求进行具体分析,它决不只是“斗争哲学”,历史上它曾经是我党阶级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的方法基础,今天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作者从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和谐的传统文化基础(“和而不同”),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中初期经济暴风骤雨般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过的矛盾激化和社会“安全阀问题”等诸多提示,多方面地阐述了马克思阶级产权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声 明

近来,在百度贴吧、一些网和个人博客出现了利用《经济学家》杂志封面及简介、更改其联系电话和邮箱,冒用《经济学家》杂志名义征稿的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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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甚众。在我国,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然而,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纪宝成,2001)。21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正是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黄国雄,2002),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却陷入了贫困状态(夏春玉,1999)。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多样的流通实践更加需要正确的流通理论予以指导,研究流通理论应该得到重视,流通理论应该得到大发展。但现实却是:流通经济学被作为三级学科,流通经济学的博士点为数极少(只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个单位),全国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经济学专业,或改为市场营销,或改为国际贸易,或改为产业经济学,如今,保留流通经济学专业(贸易经济)的只有16家。流通领域研究的专业期刊只有几家,即《财贸经济》、《商贸经济》、《中国流通经济》、《商业时代·理论版》、《商业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其他流通类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减少)。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思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流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刘国光,2001)和基础产业(黄国雄,2002)的时代,流通经济学却被社会遗忘,却出现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点: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二是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三是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四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的《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2001)认为,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流通经济学出现低潮的主要原因。纪宝成(2001)指出,对贸易经济学科冲击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表现在:学科分离,内外贸专业的分离;缺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非盈利专业与盈利专业相混淆;队伍建设问题。外部因素有: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贸易局;教育部对专业目录的调整;盲目照搬别国经验;教育学科的重理轻文等等。

这些认识也许并没有抓住流通经济学贫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交换贸易的研究,从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论,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论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换契约论,无不充满着对交换、贸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从交易出发,研究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关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费用在交易中的关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换,杨小凯、黄有光(1998)等人还尝试从分工交换的角度研究流通,杨小凯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其次,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十分完整的流通关系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开始,从分工入手,详细论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和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创造性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再次,内外贸学科分离本身有一定道理,因为国际贸易毕竟是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这种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它时时要受汇率、关税、国家的贸易政策所制约,因此,在研究领域上与国内贸易有相当大的区别;教育部对学科调整并不会妨碍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只要这个学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会形成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入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理论经济学中有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然而还是有众多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可见,流通经济学的贫困问题还是要从流通经济学的内部人手才能解决。本文尝试从核心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求教于国内专家同仁。

二、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该概念是对众多经济现象的高度逻辑抽象,概念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事实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对流通的专门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所难以涵盖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商业资本的增值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H-O理论等,但它侧重于把交换看作一种外在的机制,没有触及商品流通的内核,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把一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作一种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经济学有必要把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对商品流通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学科对象确定后,才能确立研究范式,进而建立研究的逻辑框架,才能进行演绎推理,结合实证研究,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目前,对流通经济学的对象有四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服务论、主体论。

关系论认为,由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既受普通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受流通过程特有经济规律的作用;流通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那么,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以上这四种研究对象论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流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必须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即研究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规范化最终达到最优化。由于现代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因此流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演变为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流通领域与流通产业的关系。领域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在《资本论》里,流通领域包括两个环节,即G-W阶段和W-G’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与货币的转化都需要有流通组织的劳动耗费,从事这类活动组织的集合就成为流通产业。因此,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具体到流通产业才能够体现出来。从实践来看,人们把研究农业、工业、流通业分别作为一、二、三产业,并分别叫做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流通经济学称为流通产业经济学。如果不从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研究过渡到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只能是停留在关系论、规律论的层次,无法上升到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的高度。那么,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

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大致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设。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该学科所公认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笔者认为,流通经济学基本假设主要有:流通时间节约假设,假设t1<t2,设U1为花费t1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U2为花费t2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则必有U1=F(t1)>U2=F(t2);流通费用最小化假设即满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经济人假设,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即流通组织的SCP分析,流通产业组织的博弈分析,流通产业的竞争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结构,即流通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的比例关系,流通产业的规模,流通的空间结构、地区结构的均衡,流通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产业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产业政策的变动对流通增加值的影响,同时研究各种政策的配套和协调。第五部分,研究流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流通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国内商品流通与国际商品流通的相关关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的发展趋势,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假设等研究流通业未来的发展。第七部分,流通经济学专题,主要研究流通经济学中的电子商务问题,物流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等。

四、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就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现有的流通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视逻辑分析和推导。有些流通经济学教材和论文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论阶段,许多内容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贸然下结论,结果使流通经济学在逻辑结构上十分松散,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只重视证实主义,而忽视证伪主义的运用,结果造成许多问题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难以形成共识,造成进一步研究的困难。比如对流通与生产的关系的认识,有生产决定论、流通决定沦、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等等,一直在学术界难以形成共识,虽然从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流通决定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在物质产品没有十分丰富,在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代,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经济数据的有力支持,这种观点难以得到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的人的支持。这也是流通经济学一直强调流通重要,流通业是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实际上却不为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费用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替代的思考,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推论出科斯定理,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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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2)02-0014-04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任务。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着产出增长而出现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的变化。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既来自于人们对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又对发展实践具有检验和指导的作用。在经济思想史上,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进行过讨论。因此,对两大理论体系的发展观进行比较,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理论都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其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克思经济学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推进了人类自身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也是发展的内在机制的所在。克思经济学对于发展本质与内涵的认识体现在其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概括与界定之上。克思经济学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是在已有的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克思经济学将发展界定为:“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概念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发展以原有生产方式为基础,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不是凭空或从人们的主观意志中产生出来的;其二,发展是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优化。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克思指出:促进人的发展需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改造来实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克思进一步提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体现了对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每一个特定阶段都是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不可缺少的环节。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克思经济学更强调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第一,克思经济学的平衡发展方式。根据克思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两大部类的生产保持平衡,如果第Ⅰ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则会导致生产资料过剩;如果第Ⅱ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则会造成生活资料过剩。所以,两大部类的生产与需要必须保持平衡。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方式既要求总产出不断增长,还要求两大部类结构均衡。第二,克思经济学的有效发展方式。②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中的产出增长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所带来的粗放型的增长,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集约型的增长。在这两种增长方式中,集约式的增长更加有效。因此,在生产增长上,要实现集约式的增长,就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克思经济学的协调发展方式。克思经济学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自然,现实的自然界同样离不开人和人的活动,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⑨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不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之上的强制统一,而是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和谐统一的发展。未来社会要更加自觉合理地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问的物质变换,要将物质变换过程由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

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

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内容是不同的。总体来看,西方经济学发展观的内容主要有: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不同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尽相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对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相对广义的界定。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等人认为,发展应包括政治、伦理、人口、法律、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商品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上,经济发展问题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消失。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的问题都需要西方经济学作出积极的回应,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开始兴起。在发展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品与服务的总和不断增加,它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某种度量的变化率。而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将增加人均实际收入作为追求的目标”。①但是正如詹姆森和威尔伯所言,“发展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它也没有普遍采用的模式,每个人必须写它自己的历史。”今天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从更宽泛的视

角来理解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演进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目标的认识也不相同。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与广义发展内涵相对应的发展目标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目标是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发展目标转向收入分配、减少绝对贫困、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增加就业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追求以人为本的发展,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发展的根本目标。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目标包含生存、自尊和自由三个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要让人感受到自身价值,要把人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种种惯例和教条主义的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阿马蒂亚・森也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扩展了发展目标的内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而且发展还应考虑后代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追求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既包括人的能力的形成,也包括人的能力的运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应当通过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发展分工来推动经济增长;大卫・李嘉图主张利用国际分工来发展对外贸易,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斯图亚特・穆勒看来,资本、劳动、技术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应当通过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展经济学繁荣和大发展时期,西方经济学家主张通过经济结构优化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威廉・阿瑟-刘易斯等人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制定发展战略来推动经济发展。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也强调资本积累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20世纪60年代,随着发展目标的变化,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市场调节、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古典主义复兴之后,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注重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和技术及人力资本内生的经济增长去研究发展问题,注重文化、体制、法制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除了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以外,还重视教育、知识、管理、资源再配置、规模经济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两种发展观的比较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两大理论体系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范式等都是不同的。

(一)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视角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入手,将发展看做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为了实现人的发展,要选择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以具体阶段下的生产力为视角研究发展问题。因此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思想。具体地,古典经济学时期西方经济学将国民财富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认为增加要素投入可以推动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发展经济学通过引入收入分配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强调通过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来使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此拓宽了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人为本的发展纳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认为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二)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同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研究了发展问题,但由于两者研究视角不同,导致两者研究的主要问题也不相同。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人手,充分论证了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创造替代性和现实兼容性,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促进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具有一般性与历史性。而西方经济学家较多地偏重于在一定具体历史阶段下考察发展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新古典经济学淡化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强调收入分配、以人为本,这些思想都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演进而提出的。西方经济学这种研究视角忽视了生产关系对发展阶段变化的影响,无法说明发展的动因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制度、思想和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变迁,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与马克思经济学发展观比较起来相对狭隘。

(三)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式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是以理论范式为视角来研究发展问题。马克思经济学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观察,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概括与界定,形成了系统的发展观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以理论范式为基础形成的发展观,不仅视野宽广而且内容系统。西方经济学以应用范式为视角研究发展观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国民财富如何才能增长,并通过考察财富的源泉解释经济增长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由于把经济学研究对象限制在资源配置领域,导致发展问题淡出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发展经济学则将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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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育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1 复杂性

体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体育领域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应用性、综合性学科。它是由体育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作为一门交叉或边缘学科,体育经济学既具有经济科学的属性,属于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又具有体育科学的属性,属于体育社会学科群。体育经济学的主要经济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对体育经济学颇具影响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主要包括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营销学、体育统计学(体育社会经济统计学)、体育政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文化学、体育人类学、比较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等等学科,因此,体育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复杂性。

1.2 抽象性

抽象性则是体育经济学的另一显著特点。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还是产业经济学,都是以解释原理为主要任务,而理论本身的任务就是抽象。抽象是从众多的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性的特征,而舍弃其非本质的特征。例如苹果、香蕉、梨、葡萄、桃子等,它们共同的特性就是水果。得出水果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抽象就是抽取事物的共同特征或本质特征,舍弃不同特征。正是这种抽象化能提供帮助人们掌握体育经济规律和把握体育经济关系的线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得好“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1.3 基础性

对于体育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学习该领域所需的背景知识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通过体育经济学的学习就是要建立起基本的学科背景知识,为后续的学习与实践提供一个知识平台和基础。比如,通过学习消费者行为理论,为进一步研究体育消费问题奠定基础;通过学习生产行为理论,为进一步研究体育厂商决策奠定基础;通过学习市场结构理论,为进一步研究体育市场竞争和垄断问题奠定基础;通过学习微观和宏观经济原理,为进一步学习体育管理原理和解决体育管理实务而奠定基础等等。

2.体育经济学课堂教学创新的原则

2.1 学以致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体育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在准确理解教材知识内涵的基础上,能够加以变通,灵活运用,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让学生切实感到专业基础课的实用价值,譬如引入案例教学,用“上大学值吗?”学生自身涉及的问题作为案例进行教学,使学生试着分析上大学的成本与收益,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另外,可以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并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以增强他们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意识。体育经济学的教学通过强调学以致用,来提高学生将理论用于实践的能力,使学生对体育经济学的学习实现知识向认知上的飞跃。

2.2 兴趣为先导,将快乐元素融入课堂

兴趣是学习的无形动力,会对未来的活动起准备作用,并对正在进行的活动起推动作用。因此,在体育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贯彻以兴趣为先导,将快乐元素融入课堂的原则,一定要大量采用新的教学手段,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实现寓教于乐、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目的。在教学中可以采用课堂辩论、游戏比赛、角色扮演、故事讲述、商战模拟等多种方式,将枯燥的理论内容用各种有趣的形式进行转化或诠释,让学生感到体育经济学的新奇与乐趣,在兴趣的驱动下更好地投入体育经济学的学习之中。

2.3 严谨治学,将课前、课中、课后高效整合

恐怕许多中国人都会熟知马克思的这段故事。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图书馆里写作《资本论》,固定坐在一个座位上,数年下来,桌子下面竟然留下了磨出的脚印。这段故事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以,在体育经济学的教学中,必须贯彻严谨治学的学风,教师以身作则精心备课、不断建设并创新课堂,学生做到课前预习、课堂认真听讲、课后即时复习和完成作业,将有限的时间围绕教学内容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勤学苦练,使学生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3.体育经济学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形式

体育经济学课堂教学创新可以从开场白的主题引入、难点讲解创新、理论解析创新、知识巩固创新等几方面进行,合理运用名家经典、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提高课堂教学的知识性、生动性和趣味性。

3.1 通过熟悉的故事、文艺作品或茶余饭后的热点问题,引出课堂需讨论的理论要点

每堂课的教学作为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课堂的开场白是提升课堂效率的关键点,成功的开场白能促使学生激发学习的兴趣,注意力迅速集中,使师生互动进入良性循环,因此,精彩的开场白是课堂成功的关键之一。经过课堂实验,发现通过熟悉的故事、文艺作品或茶余饭后的热点问题,来引出课堂需讨论的理论要点,往往能缩短学生对课堂的陌生感,能迅速融入课堂的教学之中。例如从黄宏、巩汉林买钉子的小品引出供给的概念、从排队买奥运门票现象引出弹性问题、从朝三暮四的故事引出消费者偏好的概念、从折扣和优惠券引出价格歧视问题等方法。

3.2 运用名家经典,使学生了解经济学的核心原理

体育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与任务在于使学生学习经济和体育相结合的科学的分析思想和分析方法,掌握经济学的概念、原理和基本框架,并能运用弹性分析、边际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及最优化分析等经济分析方法分析和解释现实体育经济问题,并为后继的其他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的阐述是个难点,可以运用名家经典,使学生了解经济学的核心原理。例如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来形象解释价格理论;萨缪尔森的名言“你可以将一只鹦鹉训练成为经济学家,因为它所要学习的只有两个词:供给与需求。”从而提出供给与需求的重要性‘深奥无比”的科斯定理,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舭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完成的等等。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一些经济学大家的经典故事和名言使经济学原理理解起来更为透彻,也使经济学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

3.3 借助案例分析,讲解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善等理论

帕累托最优是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维弗雷多帕雷托在他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帕累托最优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也就是一种“双赢”的理念;帕雷托改善是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可以用排队打水的案例来予以解释。几个人拎着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队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们应该怎样排队,才能使得总的排队时间最短,达到最优。最优化方案是打水的人,按照他们水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队。这样安排,花在排队上面的总的时间最短。这一案例涉及到了帕累托改善,让大桶者换到后面去,虽然许多人改善了,但是大桶者本人却受损了,所以这并不是帕累托改善。通过此番理解,能使学生更好地加强对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善等理论的认识。

3.4 利用角色扮演,加深对效率工资和博弈论等理论的理解

效率工资是企业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厂商主动地把雇员工资提高到市场均衡水平之上的一种理论。效率工资虽然提高了工资,但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反而使生产成本降低。可以通过“周扒皮”与“王善人”的角色扮演来讲解效率工资原理“周扒皮”这一角色是来自于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一个财主,其特点是对长工刻薄,每天半夜学鸡叫骗长工多干活,食宿条件差,工资很低;而“王善人”这一角色则是另一个虚构的财主,其特点是对长工非常友善,给较好的食宿条件,给较高的工资,让长工按正常的作息时间工作。虽然从表面上看“王善人”比“周扒皮”付出了较高的生产成本,但实际上由于长工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更高,所以真正的赢家还是“王善人”。通过让学生进行两种角色的扮演,加深了对效率工资理论的理解。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是指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意义。可以用囚徒困境中警察和小偷的角色扮演来加深对博弈论的理解。

3.5 通过课堂辩论,更好地认识成本与收益等原理

成本也称生产费用,是指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支出,即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与其价格之乘积的总和。经济学所说的成本简言之分为两种,一是实际发生的成本,即会计成本,另一个是机会成本。会计成本是厂商在生产过程中按市场价格直接支付的一切费用,机会成本是指厂商将既定资源用于生产某种商品时,所放弃的使用同量资源在其他生产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厂商的收益可分为总收益、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从纯经济学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因而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通过课堂辩论,围绕“上体育类本科值与不值”的主题,将学生分为正方、反方与观众三个部分,正方观点“上体育类本科值”,反方观点“上体育类本科不值”,正反双方展开辩论,最后由观众投票决定胜者。通过这样的课堂辩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了成本与收益等原理,也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体育经济学的积极性。

3.6 通过例题分析与计算,能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在学习体育经济学的过程中,分析与计算法也是不可或缺的。教师通过原理讲解之后,可辅之完成一些选择或计算题,能促使学生对所学理论进行准确把握,加深对其的理解和认识。例如学习需求和供给的原理之后,可以练习一些选择题加深印象,如题一,教练员工资提高将使俱乐部产品()?答案为A.需求增多B.需求减少C.供给减少D.供给增多;题二,假设用于生产运动鞋的皮革价格上涨,结果,运动鞋的供给(),供给曲线向()平移?答案为A.增加,右B.增加,左C.减少,右D.减少,左。另外,学习了效用理论,可以完成如下计算题,假设消费者小王用80元人民币全部购买X和Y体育商品,X和Y体育商品的价格分别为100元和200元。①请写出小王的预算方程并画出预算线。②当效用最大时,X商品对Y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为多少?③为获得最大效用,他会购买多少单位X和Y商品?如此通过大量例题的分析与计算,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能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强化。

 

3.6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