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的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围绕发达国家减排，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脆弱性和南北发展鸿沟等问题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相关的规则和议定书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主渠道。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过去20多年来一直呈现“共识与矛盾交织、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局面。世界各国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在人类共同利益和本国切身利益之间寻求某种动态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焦点逐渐从《京都议定书》发展到“巴厘路线图”，目前的重点放在“德班平台”上。

近年来，随着国际权力分配逐渐趋于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国际体系处于深刻的变化和转型过程中，已进行二十年的国际气候谈判也进入了关键阶段。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气候谈判格局双重调整和转变时期，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同步，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步。2011年南非德班会议确定“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并启动所有国家参与减排的法律协议进程。在后金融危机、美国追求能源独立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大背景下，主要谈判力量都在重新审视德班平台，并根据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2015年谈判前景变数增多。

为实现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愿景，国际社会必须展示坚定的政治决心和行动效力，坚持联合国的主渠道地位，充分发挥世界各国和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形成和谐共赢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制。

篇2

加州遭遇的历史性旱灾在过去几年间已造成超过6千万棵树木死亡。科学家对此非常关注，他们迫切想了解树木大规模死亡的现象会对内华达山脉，特别是该地区的标志性巨杉群造成何种影响。

此项计划采取新颖的方式研究巨杉群的结构以及水利系统，或水流流动状态，以便更深入地研究个别红杉是如何生存长达多个世纪，以及如何在未来变幻莫测的气候环境中继续存活。领导Parrot科研计划的Gregory Crutsinger博士表示：“这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合作。我们将结合科学研究技术和专业攀树技巧绘制树冠的内部结构，并使用顶尖的无人机技术扫描树木的外部。借此，我们将构建出世上唯一且惊人的三维数据库！”

使用绳索和安全带攀树既危险且耗时。当前，树冠层科学家通过手工绘制树木需耗费数日甚至数周时间，为此，团队开始对比研究使用无人机成像技术获取树冠层数据能够做到多快、多安全。Dawson博士指出：“应对诸如气候变化这样重大且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相关研究以获得解决方案。搭载全新传感器套装的无人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既可让我们及时、跨越空间地仔细观察个别树木，亦可退回以查看整片森林的反应。”

Dawson博士及其团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展所收集到的资料，覆盖范围不只涉及加州的森林，而是横跨不同的生态系统。Dawson博士还补充到，“我看到了一项全新的研究议程，这将有助于我们探索那些从未触及的问题，更别说这些问题的答案。”

篇3

全书共分为3部分，共14章。第一部分 治理的气候变化关键理论，含第1-4章：1.全球气候政府治理；2.气候治理行为者网络理论与实践；3.“硬币”的第三面：全球气候政治的领导权和治理；4.气候治理的局限性。第二部分 气候治理案例：理论与实践，含第5-11章：5.自由主义的气候治理；6.碳排放计算；7.家庭智能电表与能源治理；8.跨国生物能源循环治理和转移的合理性；9.气候变化世界中移动物种的管理；10.森林碳测量；11.气候治理的安全性：预防和准备。第三部分 未来方向，含第12-14章：12.全球气候政策的兴起和衰败；13.气候变化的多样性；14.反思与出路。

Johannes Stripple是瑞典隆德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副教授，他的研究兴趣是与全球环境政治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最近在《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国际研究综述）， 《Global Governance》（全球治理）， 《Critical Policy Studies》（政策研究评论），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全球环境变化）等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了欧洲和国际气候政策、碳交易、可更新能源以及气候管控下碳汇和场景预测等研究成果。

本书通过总结气候治理领域最新成果，如碳交易、森林碳测量以及能源消耗，重点定位在气候变化社会和政策研究领域，试图为气候变化在社会秩序研究领域提供新的视角。本书适合气候变化领域的高年级研究生以及社会科学家阅读，也可为对全球环境政策与环境治理感兴趣的机构、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篇4

( 一)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方法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着力点，需要借助于逻辑严密的立法目的要素所构筑的目的体系，来实现对特定立法目的内容的文本表达。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法的目的条款制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予以归纳提炼，形成独具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模式。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规范化表达的形式逻辑背后，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价值理念的平衡与协调。对于立法目的构成要素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有关立法目的的不同理论解说。这是因为立法目的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来彰显立法的价值诉求，发挥立法在调整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多元利益冲突的调整功能。在气候正义观的影响下，气候变化法得以发挥调整应对气候变化中广泛的社会关系，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

法律目的研究作为现代法学研究中一种因应法制变革要求的研究方法，调和了以功利主义价值理念诉求为中心的目的论式的自然法学与秩序构建为中心的实证分析法学二元对立的格局，以修正法律制度的体系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开放性、适应性的回应型法，将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统合在制度之中，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其意义在于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探究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的准则( 价值) 。如果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那么就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虽然一项规则可能带有官方权威的烙印即通过了法律效力的血统检验但它却被认为是可以按照它对那些利害攸关的价值影响的重新评估。

( 二)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层次逻辑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降低社会发展的碳依赖和减少生态稀缺性是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直接目的，在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体系中处于最低的位阶，这一初级目的使其与其他环境立法、气象灾害防御立法以及能源立法相区别，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正当性，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在逐步揭示全球气候暖化的客观事实。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类不得不思索重塑价值观念，改变原有的价值判断，在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应对中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中，形成密切的关联。从《京都议定书》的艰难破茧到《巴厘岛路线图》的共识达成，从《哥本哈根协议》的减排责任分担搁置到《坎昆协议》的适应性问题重视，从《德班决议》的风云骤变到里约+20 峰会的《我们憧憬的未来》的绿色发展曙光，这一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折射出事实与规范之间围绕着求真的知识增量和向善的伦理关怀之间的逻辑进路而展开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格局。气候变化在短期难以表现其危害的滞后效应，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宁愿关心当下所真正感受到的种种风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摆脱贫困的现实发展问题，加之气候变化是伪命题的怀疑论所形成的主体背景观念，往往将人们引入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误区，形成了所谓的吉登斯悖论。

所以，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便承担了破解吉登斯悖论，通过伦理、技术、经济、政治、社会等综合回应，实现价值的重塑与制度的更新，使全社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从国家、集体、个人三重维度展开，重新调整行为活动，以适应未来利益格局的社会变迁。实现以多中心、社会利益本位的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凸显了气候变化应对需要根据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形成的包括地方政府、私营部门、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围绕着气候资源这一公用物的产权配置，灵活运用市场激励机制、行政管制机制和社会调节机制进行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过程中，作为多元利益的协调者和引导者，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的科学情景预测信息和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确立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的动态目标模式，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运用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碳税、自愿协议、公私合作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不断完善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管理标准体系，并进行气候政策分析的绩效评估，持续动态地调整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管理的方法和内容，以回应区域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规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中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行为。同时，在未知中所进行的综合决策难以确保有效回应气候变化风险，应当通过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程序作出科学民主决策，并坚持无悔的原则，通过气候灾害的社会化填补机制和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有效预防和填补因气候变化影响所带来的多种损害，不能因气候变化损害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短期局部恶化而追究决策者的法律责任，需要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这一过程性正义的实现就是体现气候变化立法本质特征的中级目的。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权益，维系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这一根本目的折射了气候变化立法的法学方法论意义，既划清了气候变化法学与气候伦理学、气候政治学、气候经济学、气候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界限，又阐释了气候变化法横跨公法、社会法、私法三大法域的气候变化法学研究范式。其中，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法益、权利、义务和责任，成为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律表达的核心话语概念逻辑。而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气候安全价值选择，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的秩序价值，围绕着秩序价值的应然规则设计，以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为表征的义务本位论成为气候变化立法的规则逻辑起点。

为了保障气候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损害，义务和责任的配置，从根本上保障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多元利益和权利。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之间的交互复杂的作用涉及广泛的领域，气候变化立法在分配义务和责任的同时，必须重视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当局在内的公共行政部门、包含企业、行业协会在内的私营部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媒体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特殊贫困弱势群体在内的公民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所享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法益和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包括劳动就业权、环境权、健康权在内的集体性的社会权及包括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在内的自由权。其中法益包含了权利之外，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体现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气候变化法益的广泛性离不开社会法与公法的共治互动，同时私法作为有益的补充，服务于利益的协调与共进。

二、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条款的目的论解析

立法者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文本中，对立法目的条款的技术表达，反映了立法者所采取的立法目的理论。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在于，以1990 年为基准，到2050 年，通过国内及国外的行动，使温室气体减排80%; 到2020 年，使温室气体减排34%; 建立每五年为一时段的碳预算体系，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首次制定的三期碳排放预算为20082012，20132017，20182022，2009年5 月前必须制定完成。政府必须向议会报告完成预算的政策和计划; 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为政府提供碳预算标准的建议，向英国议会提供目标进展、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政府必须给予反馈，以确保每一年度预算完成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借助市场激励机制限制排放或鼓励排放实体进行减排; 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条款; 通过财政激励机制减少国内废物产生并使废物再回收;促使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 修改2004 年《能源法》关于可再生运输燃料义务的条款以及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其他条款。从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实践中来分析其立法目的条款的实证法目标定位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为英国在中长期减排行动方面设定可行性的并量化的具体减排目标，履行英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国际法律义务; 二是通过构筑气候变化国家体制，明确议会、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具体责任和义务; 三是为国内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确立了综合性的制度框架，使得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立法能够在综合法的体系内不断完善; 四是重视通过综合立法实现对相关气候变化领域立法的清理和完善，采取包裹性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对气候变化应对的动态调整。

另外，韩国2009 年2 月公布《气候变化对策基本法》第一条立法目的表述为: 由于地球暖化导致气候变化及对全球环境的冲击，须积极促进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关联产业能力提升等，尽量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建立气候变化之基本对策，以利社会发展，及让国民们有健康和舒适的生活。其目标是为追求人类的永续发展。英国和韩国的综合性气候变化基本法虽然在立法目的表达上各有特点，相比之下，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目的更加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的立法技术表达。但在立法目的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定位方面均体现出了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气候风险; 二是确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有关机关依法行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权力，通过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使得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在区域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中，平衡和协调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利益冲突，实现区域性的气候公共治理; 三是保护社会各主体在气候变化风险应对中的合法权益。由此，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具有三方面的目的: 通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 注重国家气候行政过程性的风险管理，调整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多元气候利益关系，实现区域气候公共治理; 保障社会、生态的集合性气候权益。结合这三个方面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并可以得出两种主要目的论的理论观点。

( 一) 一元论

这一学说直接阐明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而确立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一整套管理体制机制框架。在一元论的指引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是为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一个战略、政策规范框架。一元论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与管理目的的耦合。在应对气候变化法颁布之前，有关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是由多种不同程序、不同理念、不同政策目标、不同立法目的的法律、政策组成的。气候变化法的出台，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对已经颁布的立法和政策进行清理与整合，为整个气候变化应对提供综合的相互关联的基础。

一元论实际上属于实证法秩序建构的立法目的论。该理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为本位，重视规则的系统性和内在合理性。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为改善碳管理，促进本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和鼓励低碳商品投资提供一个长期性框架。在此种综合性立法中，明确具体的减排目标，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建立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为以后相关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所涉及的诸多领域的一揽子立法完善提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英国气候变化综合性立法重视通过立法目的的实现来促进现行相关立法的完善。其立法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元的，在一元目的之下，由众多目的要素构筑形成目的体系，目的多元论将目的要素也看做独立的目的。基于目的哲学关于一和多的关系之理解，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应定位于保障气候安全。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核心价值取向。透过可持续发展、气候正义的多元化、复杂的社会时空场域的映象，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以及应对，都是为了使得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在巨大的不可逆的气候风险和气候影响下能够得以延续，将有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予以避免或是降至最低限度。不管是主动适应，趋利避害还是减缓或避免气候变化损害，都是为了谋求气候安全这一最本源最基础的价值理念。

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就可以作为价值性目的写入立法目的条款中，成为元规则。其他工具性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性目的而存在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目的要素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附随效果而已。直接目的、中级目的和终极目的的划分使得一元目的得以从上中下三种层面梳理出来。而这一逻辑元规则正是贯穿于气候变化立法体系的精神要义和规则原点。笔者认为，尽管一元论并未否认立法目的是由价值性的目的要素所影响，但这种对气候正义的理解过于单一片面，没有详细论及在气候利益冲突之下，安全、公平、效益不同气候价值冲突的协调需要在更高的价值协调方面实现具体平衡，气候安全的片面强调会忽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篇5

聚同化异，方能相向而行。减排的任务固然艰难，各国的分歧的确纷乱，但不管怎样，把握住这“最后一次机会”，是所有民族、国家共同的心愿。“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关键就看各国之间，能否化解分歧，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凝聚减排共识。

也需要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且不说历史责任不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区别。主席曾以这样一个比喻道出问题所在：就像一场赛车一样，有的车已经跑了很远，有的车刚刚出发，这个时候用统一尺度来限制车速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公平的。如何在达成减排共识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减排任务，无疑是实现“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关键。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进行工业革命的时间较早，产生的历史欠账较多，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再加上，这些国家本身具有资金力量雄厚、减排技术先进的优势，也应当发挥“带头”作用，落实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的承诺，2020年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帮助其发展绿色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减排的责任是“共同”的，不能因为减排会拖累经济，就将其作为借口，甚至把责任全部都推给发达国家。总之，“应该有利于照顾各国国情，讲求务实有效”，主席提出的倡议，切中要害。

中国历来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无论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还是积极打响“呼吸保卫战”，无论是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十七大报告，还是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战场上，中国的身影，从未缺席。尤其是中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并将其作为“五大发展理念”，写入十三五规划建议，更体现出大国的担当。正如外国专家所评价的：“北京令国家气候政策与国际约定挂钩的新意愿，可能是近期国际气候政策方面最重要的进展。”

不仅如此，2015年6月，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提交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中提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这样的行动目标，其实已超过我们本该承担的“公平份额”。可以说，中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世界气候治理，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篇6

2014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次缔约方会议（COP20）暨京都议定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CMP10）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这次大会旨在为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1次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使巴黎会议能够签订新的、有法律效力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利马大会的结果

经过30多个小时的加时博弈，利马大会形成两个主要成果，一是最终在决议中进一步细化了2015年气候变化新协议的大体框架和各项要素；二是初步明确了2020年后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所涉及的信息。这也是上一年华沙气候大会给利马定下的两个主要“任务”。由于各方分歧较大，最终文本“采取气候行动利马呼吁(Lima Call ForClimate Action)”从此前的30多页，精简到7页，最后再到5页，内容一次次的弱化，对巴黎大会的指导也比较模糊。其中争论的焦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纳入 ；关于国家贡献的内容，则主要是减排目标，适应和资金都是各国自选的，无强制规定；贡献的形式以及力度水平也没有具体要求 ；公约秘书处将于2015年11月公布各国贡献及其总体减排水平报告，但更加具体和正式的评审制度则未能在利马案文中通过；国家贡献的法律约束力也仍悬而未决。

在利马大会上，绿色气候基金获得共计来自30多个国家的捐资承诺超过100亿美元 ，完成其初始目标，这也是以上两个主要成果得以达成的重要前提。有关2020年前气候资金提升的路线图以及2020年后资金与国家贡献的关系则没有交代。2020年后需要的资金量是多少、来源构成（如公共和私有资金、如何保证额外性）、出资方（如发展中国家是否要出资）、如何使用（如减缓和适应的比例）、透明度等，都是有待进一步明确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国关心的主要议题“损失和损害”在利马大会上，仅在技术层面有所进展，包括华沙损失损害机制的执行委员会和两年计划的设定，但此议题及其跟气候资金的关联则未能在德班平台的最终案文中有所体现。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批准流程进展缓慢，且遇到俄罗斯等国家的阻挠。而关注提升2020年前减排力度的德班平台第二工作流程则再次成为“讨论平台”，没有具体的实质进展。

巴黎大会的期待和关键问题

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第21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巴黎召开，其任务是要制定一个新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文件或条约，构建后2020全球气候治理框架。

汲取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教训，人们对巴黎会议的结果有两种期望值。低目标是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减排目标在谈判中被采纳，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由于减排目标都是各国提出来的，加上欧盟、美国和中国已相继在2014年下半年提出其后2020年的减排目标——这三家的排放量已超过全球总排放量的50% 。因此这一低目标的达成可能性较高。而高目标是在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的基础上考虑到减排的缺口，对原有的目标要做一些调整。这种谈判比较艰巨，需要各缔约方尤其是大国的积极回应。

除了减排目标之外，资金问题也将成为决定巴黎会议成败的关键，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帮助的额度、刚刚开始运转的绿色气候资金如何持续注资以及对适应的资金支持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如果在减排目标和一斤这两个问题上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而且推动的议题不是全面、平衡、和合理的话，巴黎会议也会有失败停摆的危险。

此外，基于过去几年谈判的走势，新的巴黎协议预计有不同于《京都议定书》的一些新的要素。例如，国家减排目标有上限和下限，对于上限目标的确认在资金和技术支持力度上有所反应 ，设立一定的奖励机制或新型合作机制。再如，正式或非正式审议机制，并给予国家自主提升目标力度的机会和相应支持 。

联合国气候进程需要更多的外部机制支持

笔者经历了从2008年至今的历届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可以明显发现气候变化谈判仍然在缓慢地前进着，这是它自身的生态环境。联合国多边会议是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舞台，但与此同时气候谈判也呼唤着变革。

重要的双边会议对推动气候谈判有重要的作用。中美双方在APEC会议期间的联合宣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注入新的活力，影响很大。双边会议精力集中，高层领导参与，较容易形成共识。要充分利用双边机制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

G20峰会是重要的经济大国首脑聚会，国家组成的代表性很强，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来自世界不同地区。

G20（包括欧盟各成员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近9成，也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国家，占到全球总排放的80%左右。

如果G20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能够形成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就比较容易推动和取得进展。气候问题是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问题和最大风险问题。要将气候问题和经济议题紧密挂钩起来，放在G20讨论的议程中。2015年G20的主席国土耳其，同2014年的主席国澳大利亚以及2016年的主席国中国一道，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应推动气候议题及其相关问题（如绿色金融、减少化石能源补贴等）在G20框架下的讨论。

中国应持续并强有力地推动能源转型

随着经济发展及与世界联系的日益加深，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国际气候治理的作用以及影响力逐渐提高。中国政府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并期望在多边进程中发挥主动积极的领导者角色。

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80多亿吨，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23%左右。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还会继续增长，与其他发达国家碳排放绝对量下降的趋势相比，中国的碳排放在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份额会越来越大。中国政府已经在2014年底的中美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这也是对外首次承诺碳排放峰值。而2015是确定十三五能源和碳目标的关键一年，如能在十三五继续实施碳强度减少18%的目标，则2020年将达到碳强度下降45-48%的目标，超额完成哥本哈根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比2005年碳强度下降40-45%）。

PM2.5污染和其他空气质量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这是推动碳排放消减的一个重要动力。随着现阶段对煤炭消费的政策约束与调控，中国正在积极加速减少对煤炭的消费和推动能源转型。在2020年前，中国需要达到全国煤炭消费峰值，以应对中国严峻的空气污染形势并承担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2030作为峰值年是低目标，发达国家如果采取更高的减排方案的话，中国的碳排峰值可以在2025至2030年之间实现，或者用另外一种更贴切的方法表示出这种趋向。中国要掌握和应用国际谈判的技巧，给中国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铺平道路和灵活性。

结语

篇7

马忠玉：12月1日，当我做完报告后，记者、专家提问的特别多，整个上午几乎就成了宁夏专场。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宁夏的生态移民、沙化治理，还有新能源发展的速度与技术。《人民日报》的报道第一个小标题是解振华主任讲的，我们是理直气壮来谈判的；第二个小标题就是把宁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窗口来宣传的；第三个是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这充分说明宁夏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这次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马忠玉：我的报告做得也挺精彩（笑）。关键还是宁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宁夏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并不是从这几年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才开始的。宁夏十年九旱，深受气候变化之苦，宁夏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生态移民、水资源优化配置都是30年前就开始做了，在这些方面很有经验，也很有成效。目前，国际社会在适应方面大多数还是停留在研究层面，真正实践层面的还很少。但是宁夏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这让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感到中国宁夏确实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包括经验和理论。因为同是生存环境欠佳，资源、草场退化，新能源技术缺乏。但是宁夏在这些方面通过探索、实践与发展，已经做得非常好。会议期间在与一些国家的专家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对沙漠化治理、生态移民、生态环境的恢复，新能源的开发技术等方面都是非常渴求我们的帮助。后来我跟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还有日本国际合作局（JICA）又举行了一个带有谈判性质的一次讨论，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上主要是就南南合作问题展开讨论。讨论中，莱索托森林管理局的官员就说，他们那个地方草场退化非常严重，人口也严重超载，需要进行生态移民，但他们不敢做。一个是受财力限制，他们总觉得移民会出现问题，可宁夏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另外就是整个非洲地区发展低碳的新能源、清洁能源方面的技术也比较缺乏。而我们宁夏在这方面发展稳步健康，应该说亚洲地区第一个太阳能光伏发电并网就是在宁夏实现的，这一点国际社会非常感兴趣。很多发展中国家就宁夏生态移民的经验与做法、适应性经济、清洁能源等重要领域，提出到宁夏考察、学习、合作。我想他们对中国发生浓厚兴趣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太多，人口压力非常大，经济发展速度又很快，而且拥有的生态系统类型又非常丰富、非常脆弱，这就使得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而宁夏又是中国的一个热点地区。所以国际社会对宁夏的关注非常高。应该说，无论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是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宁夏已经成为中国的窗口。这也就是我的那个报告引起高度关注的缘由。作为一个宁夏人，作为宁夏的一名干部，我感到很骄傲。

马忠玉：（笑）

马忠玉：整个生态移民迁入区，包括同心、盐池、红寺堡地区，还有引黄灌区的很多生态移民新村都可以让他们看。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态度，自治区政府的态度是开放的、透明的。我们应该把经验介绍出去，让其他地区的人民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应对经验、适应经验，也让他们能共同致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篇8

【关键词】环境法 气候变化 循环经济 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目前从世界范围内多年多地区的相关观测数据来看，地球上的气候正在发生一定的变化，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等等，这些气候现象的出现是长期以来一直维持平衡的全球气候破坏的结果，人们开始面临各种环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开始尝试各种途径来寻求问题解决的方式，包括从可持续发展模式、环境法律制度完善以及科学技术革新等多方面的内容上去积极探索，寻求人类前进发展的新方向。其中依靠法律制度来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正是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人们在气候问题出现后，试图依靠法律手段对其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的一种方式。但是环境气候问题错综复杂，又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依靠法律来实现对气候问题的解决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如何更好地在气候问题下实现法律制度的完善应对，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气候变化对环境法的影响

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与气候变化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尤其是在如今环境气候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对立，当针对气候问题所产生的议题逐渐规范化的情况下，法律虽然可以满足其所要达到的规范性要求，但是也会随着气候问题相关议题的不断深入而产生更高程度的挑战和冲击。一方面，环境法作为一个决策性内容，可以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提出相关的决策性意见，同时也会将所有引起气候变化的相关因素以制度的方式加以考量，并寻求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这是气候变化对法律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是法律存在意义所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律带动着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同时与之相对应地提出决策性意见的法律在实质内容上也会出现变化。微观意义上来说会带动所有国家自身环境法的进一步完善和修正，宏观意义上可以促进全球范围内对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以及国家环境法改革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当法律开始成为气候变化中的重要应对策略时，它所要面对的肯定不是静止不变的问题，所要面对的冲击和挑战也是不断发展的。所以需要不断的思考一些问题：如何更好的在气候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做出自身的完善和调整；如何在解决气候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规范化，并最终形成有效的气候治理模式。这都是法律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在气候变化过程中环境法所必须要成长的部分。

国际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进经验

欧盟国家节能减排新标准的建立。一直以来欧盟国家在气候问题都是相关领域的领导者，很多成员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以及国际气候合作方面都相对成熟，在治理气候问题上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

这里最为突出的就是节能减排，各个成员国在对气体排放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从法律层面上，2005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了欧盟气体排放机制，依照该机制的规定，每个国家首先都要在欧盟委员会针对气体排放问题提交相关的计划，并需要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批准①。在该计划中需要对自己国家内发电厂、炼钢厂等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气体排放量进行限定，如果低于最高排放量，可以将剩余的排放量卖给那些高于最高排放量的企业。并且国家整体的气体排放量必须要符合《京都协议书》的相关规定，这种气体排放量的控制以及交易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榜样②。不仅如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欧盟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案，包括未来十年之内的气体减排任务，在2020年至少要减二十个百分点，同时要将可再生能源的产量提高两倍以上，并针成员国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环境气候问题制定了不同的计划，依靠情景评估以及科学模型的建立，来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英国通过制定法案来解决气候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内，英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往年减少了百分之十六，是目前仅次于德国的国家，也是目前少数完成《京都协议书》中对发达国家关于温室气体减排要求的国家之一。英国在2001年开始在税种中加入气候变化税，并以此来满足低碳科技研发以及降低节能成本的相关研究，并在2002年4月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该制度在2005年和欧盟所实施的气体排放交易制度实现了合作，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广泛的推广。2007年英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制定了相关法案，这也是第一个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法案，英国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依靠法案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家。《气候变化法案》中重点是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法律控制，以国家强制力以及法律约束力的手段来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对于气候变化国际相关立法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模范带头作用，对我国环境法的调整和完善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我国环境法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环境立法的现状。从哥本哈根会议针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我国就开始针对气候变化实施一系列的应对措施，虽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强制的温室气体减排要求，但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气候问题改善，在节能减排以及温室气体量的减少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2000年实现了第二次修正，并在2002年和2004年分别制定了《清洁生产法》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些法律内容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清洁能源的利用，并减少固体废物对气候环境的污染，从而做好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标本兼治，我国开始在立法上实现对可再生能源的节约和利用，2006年我国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最终将减排和节能联系在一起，为我国环境问题治理以及气候问题应对方面都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立法内容和法律依据，并初步建立起我国环境法的立法体系。但这只是环境法体系形成的雏形，需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在环境法治建设以及执法效能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还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气候问题随时对现有的环境法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这都是我国目前环境立法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上所存在的问题。第一，综合性环境基本法的缺失。我国整体来说从1995年开始已经针对气候环境问题制定了多个单行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可再生能源法》等多个法律内容，这些单行的法律规范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上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导致现行的各个单行法律内容上要么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要么存在重复或者是空白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缺乏一个可以贯穿引导所有相关单行法律的综合性法律内容，这对于进一步实现环境问题治理以及预防方面都是十分不利的。环境基本法在环境立法体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不仅可以给单行法律在制定以及修改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会对单行法律中存在的问题、漏洞以及空白进行弥补。

第二，法律责任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虽然存在环境立法，试图依靠法律的手段来缓解所存在的环境问题，但是成效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法律责任体系规定的不明确，因此在违法处罚上缺乏必要的威慑力。比如我国《节约能源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用能单位必须要大力加强节能管理，依靠节能用能的原则来对本单位的节能技术措施进行组织并实施，确保能耗降低③；《电力法》第三十四条要求供电企业以及相关用户必须要做好节能用电、安全用电以及计划用电，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要求企业应该优先使用污染物排放量少，能源利用率高的新型清洁生产工艺，更好的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但是这些规定都是义务性条款，并没有相应的责任性条款，只有义务没有处罚，这些规定就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此外，在环境法的相关执法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水污染防治法》严格规定了企事业单位往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应该按照规定缴纳排污费，如果排放超标还需要缴纳一定的超标排污费。但是我国很多小地方的政府或者是领导，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往往为了自身经济发展，创造更高的经济利益，不仅不缴纳排污费，甚至还存在行政干预的情况，这都是目前在执法上所存在的问题④。

气候变化下我国环境法应对模式完善

制定综合环境基本法，完善立法体系。笔者在上文中就已经提到过，欧洲国家在应对环境气候问题上，除了制定相关的气候环境单行法律之外，还要制定综合性环境基本法，对当前的环境治理过程进行指导和修正，以国家强制力和法律约束力的方式强制企业和政府来实现环境保护。在环境法立法上欧美等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形成，并在80年代后拓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环境保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确定和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境基本法一方面可以将单行的环境立法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也可以起到指导、引导和规划的作用。制定环境基本法首先必须要充分建立在环境保护科学基础上来实现，并且要在立法中加强其法律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相关部门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管理制度、相关目标等等都要明确规定，同时加强政府部门对其主体的监督工作。

依靠法律建立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过程，而要建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框架，要有相应的科学技术模式以及运行机制来支撑，也就是说在科学发展观道路上必须要寻求正确的途径和载体。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要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要实现节能减排，并依靠技术创新，综合利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充分结合市场价格机制，最终形成污染少、低能耗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中依靠法律手段来促进循环经济进一步发展已经是我国当前必然的经济发展计划。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我国的实际国情为立足点，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上所取得的先进经验，结合目前我国所制定的有关环境保护、新型能源利用等法律法规，制定循环经济相关立法、法律法规等，建立起实现并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整体的立法体系。

在循环经济立法上，德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立法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法条、制度和指南三个部分。依靠法律的手段在循环经济框架中纳入经济活动部分，并初步建立可循环的经济社会，然后依靠制度来对其漏洞以及问题进行弥补和完善，最终依靠指南完成具体法律制度的操作和应用。在德国建立循环经济立法的过程中首先要强调基本法律制度的建立，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建立与之对应的法律法规。就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方面可以做以下几点尝试：第一，建立《循环经济促进法》，初步形成基本法律制度；第二，对现有的《矿产资源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内容进行修正，和基本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进行对接，形成完整的体系⑤；第三，相关的规章制度或者是条例中对具体操作性和实践性问题进行规定，在实践过程中要突出对现有能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对高能耗的企事业单位进行严格的量化控制，重视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的结合，实现政府、企业以及相关公会之间的交流、协作和配合，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建立并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依靠法律来实现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综合性很强，仅仅依靠制度本身来实现自我完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制度之外实现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如果在法律权责规定上过于宽泛和理论化，在实际操作中就难免会缺乏实践性，导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对违法行为难以追究法律责任。

我国目前在法律责任方面虽然在单行法律上有所规定，但都是一些理论性的概念，需要首先对各环保部门所要担负的职能实现统一的协调和管理，对相关的设施建设以及配套机制进行完善，加强法律监管的力度。对所有相关行政单位的职能划分进行明确，充分考虑各自地区的发展实际，确定本地区的法律监管区域和环境保护范围，形成上行下效综合性的法律监管体系。并且依靠相关立法对各地区各部门所要承担的义务责任以及监管程序进行明确规定，确保气候变化的应对机制可以在各部门有效展开。同时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将传统的粗放制约型转变为集约型经济模式，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来实行对法律监管力度以及模式的调整，从而实现对环境法相关法律监管体系的完善：包括对职责法律体系的完善；对评估法律制度以及风险预防机制的构建；对环境标准模式、评定标准、技术标准的建立；对事故处理应急措施的完善；对环境许可管理制度以及标准差别对待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综上所述，环境破坏带来一系列需要面对的问题，气候变化已经在多个方面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不利因素，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关机制也在不断的调整、变化和完善当中，这个过程离不开国际间的交流和协作。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充当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在日后国际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上必然会出现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更好的做好应对和防范，从科学技术、环境法完善等多方面寻求全球发展和自身利益的平衡点，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

【注释】

①秦天宝：“我国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2期。

②万霞：“‘后京都时代’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③任亚宁：“我国土地荒漠化的基本法律问题研究”，《科协论坛》（下半月），2012年第4期。

④杨兴，刘最跃：“我国气候变化立法的缺陷及其对策分析”，《时代法学》，2006年第2期。

篇9

    一、关于极端气候变化的趋势研究

    世界气象组织2012年11月《世界气候状况年度声明》,在《声明》中指出,全球各地频现极端气候事件,主要表现为热浪、干旱、洪水和低温。美国赖斯大学气候变化专家罗恩·萨斯在2012年9月也指出,极端天气和极端气候将变得越来越常见,这会是一种全球现象,人类需要提早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否则将会面临灾难性严重后果。2012年8月28日的经济参考报也指出,有迹象显示,气候变迁正在成为常态,年复一年愈演愈烈。

    二、关于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研究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承载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极端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多为负面(Stern N,2006)。比如,温度的变化会影响农业的地域分布(RosenzwEig和Hillel,1995);温度升高带来的作物病、虫、草害的增加也会影响作物生长,从而对作物产量带来负面影响(Rosenzweig,Hillel,1995)。还比如,气候变化带来的土壤含水量的变化、生长季起始时间和长度变化,将影响各地农作物的生长季长和种类(Conway,1998;Rosenberg,1990);未来水分状况是决定未来很多地方,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降水的变化和作物生长季的变化将是决定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是利还是弊的决定因素(Hulme,1996;Fischer,1996;Strzepek and Smith,1995;Sivakumar,1992)。虽然全球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促进了光合作用,或将提高作物产量,但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及病虫灾害高发等将抵消有利因素,从而引起粮食产能的不确定性(潘根兴,2009)。气候变化在中国的区域格局不同,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农作物生产的影响也不同(林而达,2007;张厚瑄,2000;周舟,2010)。但是,极端天气气候因子与农业经济产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中国农业经济有显着的负面影响(刘杰、许小峰,2012)。

    三、关于气候影响粮食生产的机理研究

    国内外有关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产影响的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化主要从四个方面影响作物的生产。一是温度的变化会影响农业的地域分布(Rosenzweig和Hillel,1995),气候变化带来的土壤含水量的变化、生长季起始时间和长度变化会影响各地农作物的生长季长和种类。二是二氧化碳将直接在生理上影响作物生产,对作物的生产产生有利的效果,大气中的CO2浓度可以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和光合作用效率(Conway et al.,1998;Rosenberg et al.,1990),浓度的升高对C3作物(如小麦、水稻和大豆)会产生显着的正效应,对C4作物(如玉米、高粱)产生的正效应较小(Ringius et al.,Hulme,1996)。但由于温度升高带来的作物病、虫、草害的增加也会影响作物生长,从而对作物产量带来负面影响(Rosenzweig,Hillel,1995)。三是未来水分状况是决定未来很多地方,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降水的变化和作物生长季的变化将是决定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是利还是弊的决定因素(Hulme,1996;Fischer,1996;Strzepek and Smith,1995;Sivakumar,1992)。四是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可以影响未来农业的生产,但对未来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极端气候事件(洪水、干旱、极端高温等)。国内外学者对前三个方面的研究关注较多,研究的时间较长,取得的成果较丰富,但对第三个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很少。

    四、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粮食生产的定量测算研究

    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观测实验(Finn et al.,1982;Nie et al.,1995;刘建国,1992;曹仁林,1994;林而达等,1997;蒋高明,1997;李吉越,1997;林伟宏,1999;李伏生,2003)、动态数值模拟(Hoogenboom G,1999;金之庆,1996;Huang,1998)、统计分析(赵宗慈,1989,1993;程延年,1993;张全武,2003;杨文钦,2004;彭少兵,2004)、经济模型 (周应恒,2011;Liangzhi You,Mark W Rosegrant,2005;Fuhrer,2003;Ciais et al.,2005;David Haim et al,2007;Torriani et al.,2007;Robert Finger,Stephanie Schmid,2007)和Logistic模型(Seo and Mendelsohn,2008)等对气候变化影响粮食产量作了较好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篇10

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的编制背景是怎样的？规划有什么重大意义？

答：从国际来看，气候变化问题近年来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历史阶段，目前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未来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还将持续增长，随着国际碳排放空间进一步约束，我在国际谈判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去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华沙会议要求各国于2015年上半年向公约秘书处通报自主决定贡献目标，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驶入快车道，各方期待我国提出更有力度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从国内来看，尽管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并没有根本转变，长期形成的高碳发展模式导致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势在必行。

在这一背景下，编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有助于形成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促进机制，破除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切实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助于我国加快推动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发展，抢占国际低碳发展先机。同时，通过编制专项规划来切实推进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是顺应国际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潮流，树立我国积极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增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问：《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对全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答：《规划》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及对我国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现状、面临的形势及战略要求等内容，提出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明确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等重点任务，并从实施试点示范工程、完善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科技支撑、加强能力建设、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和实施途径，确保规划目标任务落实。

在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方于2011年组织开展省级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目前已经有21个省、市（区）了省级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的，将对各地方贯彻落实规划部署提供重要指导，有利于各地方围绕当地碳强度下降目标，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提出的减缓、适应、试点示范、建设等各项具体任务，探索符合当地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经验。

问：《规划》中提出根据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定位来制定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可以说是不同于以往的政策亮点，请介绍该政策的内容以及主要考虑。

答：《规划》专门有一章内容来阐述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之所以借鉴主体功能区定位思路来制定差别化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是基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气候条件多样、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和不同地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功能定位，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建立分类指导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政策。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同时，推动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增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

《规划》分别针对城市化地区（包括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域），确定差别化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和实现途径。为了体现差别化政策特点，《规划》对优化开发区域提出"确立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而对重点开发区域提出"坚持走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问：《规划》在建立碳交易制度、建设全国碳交易市场方面有哪些部署？

答：《规划》明确提出，要借鉴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具体而言，要在总结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和碳排放交易试点的经验基础上，研究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地区分解落实机制，制订碳排放交易总体方案，明确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的战略目标、工作思路、实施步骤和配套措施。做好碳排放权分配、核算核证、交易规则、奖惩机制、监管体系等方面制度设计，制定全国碳排放交易管理办法。培育和规范交易平台，在重点发展好碳交易现货市场的基础上，研究有序开展碳金融产品创新。

与此同时，不断健全碳排放交易支撑体系，制定不同行业减排项目的减排量核证方法学。制定工作规范和认证规则，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方核证机构认可，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配套政策及监管制度。研究与国外碳排放交易市场衔接，积极参与全球性和行业性多边碳排放交易规则和制度的制定。探索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开展双边和多边碳排放交易活动相关合作机制。

问：目前我国各项低碳试点在稳步推进，《规划》对到2020年各项试点的建设目标是怎么设定的？

答：一是继续开展低碳省区试点，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鼓励体制机制创新，率先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实现到2020年低碳试点省区的碳强度下降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在继续开展低碳城市试点的同时开展低碳城（镇）试点，从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探索产业低碳发展与城市低碳建设相融合的新模式，为全国新型城镇化和低碳发展提供有益经验。三是扎实推进低碳园区试点，到2020年建成150家左右低碳产业示范园区。制定低碳产业园区试点评价指标体系和建设规范。四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商店、宾馆、饭店、旅游景区等商业机构，开展低碳商业试点，2020年前创建低碳商业试点1000个左右。五是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低碳社区试点。"十二五"末全国开展的低碳社区试点争取达到1000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