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政服务的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家政服务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家政服务作为新兴行业迅速发展。当前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存在企业经营不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家政服务人员权益难以保障等现象，社会各界应当采取有力措施，为家政行业创造良好生存环境，提高家政服务人员整体素质，促进家政服务市场发展。

家政服务业以家庭为服务对象，以满足家庭生活需求为目的，以向家庭提供劳务为内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城乡居民对家政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全国家政服务业有了较快发展，行业规模逐步扩大。但是，我国家政服务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家政服务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服务需求还不相适应，家政服务业自身还存在不足。了解家政行业市场状况并提出对策，对家政行业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家政行业现状

据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统计，家政服务业中已有近60万家企业、网点和连锁店，近2000万人在该行业就业，全国家政服务业的年营业额达到1600亿元。家政服务业中的就业总人数，仅次于安排农民工就业的建筑业。

从事家政服务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农村，还有部分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女性占85%以上。家政服务业大致有20多个门类，200多种服务项目，涉及到一般家务、看护婴幼儿、护理老年人、照顾病人、护理产妇与新生儿、家庭教育等各方面。

由于我国家庭行业起步晚，发展不够完善，当前家政市场存在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经营不规范，行业监控力差。

家政企业一般规模小，所需投入少，设备简单，总成本较其他服务行业低，可入性高。而行业准入制度和企业资质认定制度尚未建立，导致家政行业内参差不齐，家政服务鱼目混珠，行业间竞争激烈。我国家政服务企业多属于中介型组织，公司只负责介绍，不能对服务人员和顾客有效的约束，导致了家政服务人员工作的不稳定和家政服务行业的不规范。

（二）家政服务人员素质较差，进一步培训困难。

目前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大部分接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素质偏低，亟需通过培训来提高自身素质。但受教育程度不高，制约了培训管理的发展。大部分人员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更不懂企业管理，本身职业素养低、服务意识差，使现有员工无法胜任培训的工作。缺乏多方面、高素质的人才，制约了家政服务业的创新发展。

（三）家政服务人员权益难保障。

由于家政行业发展的不成熟，缺乏家政服务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导致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从全国范围看，法律对家政服务行业规定过于模糊，不够明确，没有一部法律对家政服务工作和家政服务员的法律定位做出明确规定。无故克扣工资，工作期间受到伤害，不合理的工作量等问题亟待解决。 转贴于

（四）社会对家政服务业的认识不够。

社会对家政服务的理解还不准确，很多人认为家政服务是买菜、做饭等家务劳动，家政服务员就是保姆，看不起家政服务人员。家政服务员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自身也认为工作不体面，工作会被人瞧不起，很多人把工作当成一项不得已的工作，对从事家政服务工作感到自卑，不愿意选择家政服务行业就业，很少人愿意把它当成终身的职业而为之奋斗。

二、完善家政服务行业几点建议

（一）加强家政行业人员权益保障。

目前家政企业主要有会员制、员工制和中介制三种经营类型。会员制和中介制两种经营模式在实践中问题多，不仅家政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而且雇主和家政服务员合法权益也不能得到保障。在规范家政服务行业公司化运作、规范化经营的基础上，引导家政服务公司与家政服务人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成为公司正式员工。北京推行“家七条”鼓励家政服务实行员工制，家政服务人员可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社保待遇，对于雇主来说将直接与家政企业协商签约支付费用，发生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等纠纷时也由家政公司解决，家政行业将更加规范，企业也将朝着职业化、规模化发展，家政服务行业也更有利于吸纳高层次人才。

（二）加强家政服务行业宣传，深化人们认识。

家政服务作为一门新兴行业，其发展和壮大需要全社会正确认识和支持，改变人们对家政服务“脏、累、贱”的偏见。由于家政服务职业特殊性，家政服务员与家庭成员直接接触，心理压力大，导致从事该行业工作人积极性不高。目前国内已有家政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如华夏中青家政服务连锁公司推行的“智慧社区”模式。在智慧社区，家政服务人员不再入户，而是有设立在社区的办公室，平时白天客户不在家时入户工作，晚上住在社区办公室，改变了原有工作模式，在观念上也更容易让家政服务人员接受。

（三）加大家政服务人员素质培养，提升服务水平。

加强对家政服务人员培训是推动家政服务走向技能化和标准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家政服务人员技能缺乏，素质不高导致工资水平偏低，进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家政服务人员在上岗前，要加强管理，狠抓家政培训，通过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从事家政服务必备技能，同时帮助他们端正心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1]赵树海，王喜云，刑林和.北京市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状况的研究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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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并不局限于单一的领域，它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庞大的业务发展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1.总体上组织化程度低

整个行业仍然面临小、散、弱的局面，政府对其重视与推广明显不够。政府部门并没有将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业提升到“重要城市产业”与“重大民生产业”的高度与地位，整个行业的发展仍然缺乏法律法规约束，经营状况不良，管理较混乱，并出现了小弱散乱，低端无序的竞争。微利经营的家政企业没有能力承担高额费用；从业人员既没有参保能力也没有参保意愿；消费者更不愿意为家政服务人员的社保买单。

2.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居民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日益呈多样化。但由于家政服务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缺乏有效的业务宣传，没有形成品牌影响，特别是一些个性化的服务需求，更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企业，好的企业也难获得有效的需求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居民找不到服务和不敢接受服务，而服务企业又不知道谁需要服务、需要什么服务，市场供需矛盾突出。供不应求是家政服务业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3.服务市场不够规范

家政服务业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有效规范，市场鱼龙混杂。街头广告、马路广告随处可见，违规操作和短期行为严重。部分企业缺乏风险意识，没有相应采取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予以回避，遇到大的经济纠纷，或者欠账不还，或者只能关门倒闭，这些都影响了家政服务行业的整体声誉。此外，家政服务业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落后，大部分家政服务员没有相应的人身保险、劳动保障，不仅服务员在服务中的意外伤害得不到医疗保障。甚至服务员受歧视、遭虐待的个别事件，使行业吸引就业的潜力大打折扣。行业标准化建设不足，缺乏统一的服务质量、服务流程、服务收费标准。

4.权益保障存在障碍

目前家政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问题主要体现在：合同签订率低，工作时间长且不固定，休息、休假得不到保障，工资收入低，职业培训不规范，无法进入社会保险，缺乏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及没有明确的行政主管部门。在雇主与从业人员这一劳务关系中，一般认为只有从业人员的权益会受到侵犯，事实上，雇主一方的权益也会受到侵犯，并且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去解决。

二、促进我国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的路径

正确分析和认识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环境，增强家政企业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开展对家政服务业的研究，找到发展家政服务业新的出路和相应的对策，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积极进行产业引导

虽然国家政策一直提倡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比较低。所以，在地方政策落实方面，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以规范监督家政公司的行为；同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适当进行拨款补贴；合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 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2.推进行业立法和标准化管理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由于我国的法制仍然不太健全，在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许多漏洞，所以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应该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推动行业发展的相关法律规范，充分发挥法律效力，加快推进家政服务业法规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家政服务行业相关标准，以维护各主体的正当权益，严格秉承《劳动法》、《家政工人权益保护法》的精神，切实维护家政服务行业链中所有人员的正当权益，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3.从业人员更新观念，提升素质

从业人员要转变自己不正确的思想观念，不要认为从事家政服务业就是和下人一样，应该摒弃这种观点。在工作中，从业人员需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正确看待自己的职业，正确处理与所服务人员的关系。另外从业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贯彻“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同时，通过宣传和培训，转变人们的就业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整个社会都为家政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就业空间和环境，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为他们提供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

4.加强员工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各级商务部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和企业的作用，做好从业人员培训，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法律常识、家庭礼仪、操作规则等一系列操作性、针对性较强的业务培训，增强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此外，各地商务部门应积极引导家政企业转变经营理念，尽快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品牌企业，以提升家政服务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要加强管理，狠抓家政培训。

总之，只有通过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扶持与引导、家政服务公司的规范经营和管理及从业人员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家政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骄阳产业”，进一步推动家政服务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家政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涛.锦州市家政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发展建议[J].商业经济，2014，08：56-58.

[2]张华.积极发展家政服务业 不断创造就业新岗位[J].中国就业，2014，11：48-49.

篇3

曾经喧嚣的打车类应用因政府的一纸公文开始沉寂。创业者们有的开始动摇，有的仍然在观望等待政策松动，但反应较快的嘟嘟叫车创业团队却迅速转型做起了家政O2O。一时间，家政O2O成为了继打车类应用后，颇受公众关注的创业话题。

不再通过家政中介找家政服务员，而是从互联网上直接下单预约，为了实现这一功能，各路家政O2O企业各显神通。有的创业者试图改变整个产业链，直接让消费者和钟点工对接；还有的创业者试图将线下家政公司整合，建立统一的线上下单入口。位于上海的云家政采取的便是第二种经营策略。

帅小伙开上传统家政店

当云家政创始人薛帅结束海外工作并离开华为公司的时候，他的大多数朋友都觉得颇为可惜。但让朋友们更为意外的是，放弃高薪职位后的薛帅，竟然在上海的康桥地区租下了一个门店，开上了传统的家政中介公司。

但在薛帅的好友孙黎（现任云家政市场总监）看来，薛帅开家政中介却是早有“预谋”。薛帅此前在海外工作期间，曾得到十分满意的家政服务。回到上海后，却在找令人满意的家政服务员的时候遇上了许多不顺心的事情。综合考虑后，薛帅决定自己办一个家政中介公司。

在一年多的经营时间里，薛帅觉得自己对家政行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感受到家政行业存在着管理混乱等弊端，并希望能够做些事情改变行业弊端。

2009年，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成立。协会会长陈锡珠提出，要着手建立两个数据库：一个是服务机构的数据库；另一个是建立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基本资料信息库。一年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进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薛帅敏锐地发现了市场机遇，向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提出共同来做“家政行业信息化”这件事情。这个提议最终得到了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的支持，云家政应运而生。

信息化系统聚集线下家政

在薛帅看来，家政行业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混乱，从业人员停留在纸加笔的工作模式。这也意味着，家政公司管理效率低下。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家政公司用本子记录上千个家政服务员，家政公司管理者真正熟悉的只有几十个，一旦需求不在这几十个人群中，管理者便需要翻阅所有纸质资料，工作效率不言而喻。

一方面为了解决“手工作业”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家政行业信息化，薛帅决定开发一套家政公司管理系统，这个管理系统操作简单，能够实现数据录入、模糊查询等功能。

并不是所有家政公司都愿意装上这套管理系统。为了把这套系统推广给家政公司，云家政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地面式推广。幸运的是，因为有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背景，自上而下的推广令云家政团队省了不少力气。

现在看来，管理系统的确能够有效提升家政公司管理效率。上海无尘珠家政公司的家政中介胡先生称，接入云家政管理系统的一年时间里，由于管理效率提升，接单量提升了37%。

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推广，另一方面是提升家政公司管理效率，越来越多的家政公司开始愿意加入到云家政系统中来。根据云家政提供的数据，目前全上海已经有460家家政企业使用这套家政公司管理系统，实名制录入家政服务员近4万名，系统上服务的雇主有2万多名。

面向消费者提供家政O2O服务

当平台上拥有一定数量的家政企业和家政服务员后，薛帅觉得，云家政平台到了面向消费者的时候了。

如果说过去的云家政更多注重服务家政公司后台管理功能，那么未来，云家政将开始发力于服务好消费者。2013年6月，云家政推出清洁服务O2O类APP——宅速洁，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应用“选购”清洁钟点工服务；2013年8月，云家政网站改版，增加了消费者按需购买服务、点评、安心指数查询等功能。消费者登录云家政网站，可以选择服务种类、服务区域、服务时间，网站引导消费者确认服务需求，并支持在线支付。除此之外，消费者还能点评家政服务员，查询家政服务员健康证、身份证、资格证等信息。

至此，云家政进一步完善了面向消费者的布局，形成同时具备家政公司管理功能和家庭生活服务发包功能的大平台。

也就是说，家政公司可以通过管理系统后台管理旗下家政服务员和订单，消费者则通过云家政网站购买家政服务，家政服务员则作为“商品”在网络上进行展示。当云家政网站接到消费者订单后，将订单流转给家政服务员所属的家政公司。如果一个家政服务员同时在多个家政公司登记过，云家政则会将订单流转给最新更新信息的公司。在整个过程中，家政服务员并不直接供应信息。

孙黎表示，上述模式避免了“因手机造成的家政服务员端应用的普及问题、政策因素、中介公司未来是否会阻挠”等潜在问题，消费者生成的点评则有助于提升用户黏性。

进行商业化探索

商业化运作也在薛帅的规划当中。由于家政公司管理系统受到家政公司的欢迎，云家政打起了向家政公司收取年费的主意。“每年360元的年费，这个价格其实并非主要赚钱渠道。”孙黎表示。

如果有足够量的消费者从云家政网站下订单，云家政从中介费用中抽取分成将成为最好的盈利模式。此外，在云家政的规划中，还将提供保险、培训等增值服务，从中抽取一定的佣金获取利润。

篇4

如果不是无意中走进曹家渡街道“乐龄健生馆”，现在的屠暄可能正站在三尺讲台上为学生们上课。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机缘巧合，偶然的一个闪念让他成为了温暖社区老人的“小太阳”，一直坚持至今。

屠暄是上海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的一名90后员工，也是沪上百名金牌家政员之一，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2012年的一天，还在读大四的屠暄，偶然间路过家门口的曹家渡街道“乐龄健生馆”，看到这里正在招社工，不禁心动了，决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为老人做些事情。

这家“乐龄健生馆”是好帮手家政公司下面一家为社区老人提供专业健康服务的机构，针对不同需求的老人，进行专业康复锻炼。善良热情的屠暄一直与公益事业很有缘分，在校期间，他曾经参加过很多志愿活动，当过“小胖墩减肥夏令营”教练、“阳光之家”助残志愿者、关爱自闭症儿童宣传员等等。这家门口的好事儿，热心的屠暄自然不愿错过。

从那天开始，屠暄便利用课余时间，来这里帮助老人做康复理疗，亲手示范“手指操”，对每个老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有一回，屠暄听说有个七十多岁的王阿姨，腿脚不灵便，还每天一个人从康定路赶到万航渡路来做康复锻炼，这段距离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但对一个行走困难的七十多岁老人来说，无疑是一段“路”。屠暄得知后，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从第二天起，每次王阿姨做完康复锻炼，屠暄都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走下台阶，过条马路，再送一段路。

时间久了，屠暄和王阿姨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每天他都笑呵呵地边聊家常边送王阿姨。许多刚来健生馆的老人不知情，好几次都有人问他，“屠暄啊，这是你外婆是伐？”屠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话，都高兴地笑了，在他心里，来这里做康复理疗的老人们就是他的祖父母辈。

转眼到了2012年的毕业季，屠暄和很多应届大学生一样，要对自己的未来做一个抉择。是继续留在这里当一名专职社工，还是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屠暄有些犹豫不决，他有些偏向于前者，半年的社工经历，让他对这里，对这里的老人都有着浓浓的情感。

然而不出所料，屠暄的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母亲在机关从事行政工作，一直希望他能去学校任教，或是报考公务员，“一个名牌大学教育专业的大学生为什么去街道做社工？男孩子干吗整天扎在老人堆？”屠暄家人的想法，我想我们可以理解，也是人之常情。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自然是工作的首选，做父母的更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找到一份待遇好又很体面的工作。家人的反对，让屠暄陷入了两难。

得知屠暄的困惑，上海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张琴英老师主动约屠暄谈心，她告诉屠暄，好帮手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家政公司，它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是一个以老年人为重点目标群体，为社区老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和多层次的健康促进服务机构，目前承接了静安区养老机构的指导服务管理项目、上海市8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服务管理、2个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还承接了不少政府的公益创投及公益创投为老服务项目。事实上，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是现代社会比较流行的养老项目，但目前养老队伍紧缺，尤其是非常缺乏年轻人，如果屠暄能够留下来，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一定会有发展。张琴英老师的一席话，似乎说到了屠暄的心里，亦或者屠暄心里的天平早已倾向于此，张琴英老师适时地在这一侧加了一个砝码，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屠暄回到家中，一有机会就和父母软磨硬泡。与此同时，屠暄在这段时间里的变化，也让父母对这份工作有了改观。有一次，屠暄的父亲肩周炎复发了，屠暄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第二天上班，他赶紧向健生馆的康复师“学艺”。晚上，屠暄现学现用，用专业的手法帮父亲按摩，一下舒缓了父亲的病情。看到儿子如此细腻懂事，一下触动了屠暄父亲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父亲不禁感慨道，以前一直觉得他还只是个90后的小孩子，这短短数月，当社工让他学会了换位思考，更关心我们了。从那以后，屠暄的父母也渐渐松口了。

奉献关爱 “小太阳”挑起重担

成为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的正式员工后，屠暄变得更加忙碌了。每天，他都细致耐心地为老人们做保健咨询、按摩理疗、功能训练，还发挥年轻优势，在养老助老的服务中注入创新的活力，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特点，手绘改编了一套“手指操”。

有一次，屠暄到一个街道里做活动，教老人们做“手指操”，推广健生馆。前来参加的老人坐满了一屋子，屠暄热情地一边做着示范动作，一边鼓励老人们，“大家跟我做！五指张开，虎叉互击。”“非常好，手臂再抬高一点！”在做操的过程中，屠暄发现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阿姨面色灰白，手指无力，看上去身体状况不太理想，他琢磨着活动结束是不是去关心下这位老人。

没想到，活动结束后，还没等屠暄开口，这位老阿姨就主动走了过来。聊天中，屠暄得知这位阿姨姓李，经常晚上失眠。屠暄赶紧向李阿姨介绍，健生馆有一种机器叫高压电位治疗仪，能补充人体静态的休息能量，提高整体健康水平，对缓解失眠症状很有帮助，建议李阿姨可以来试一试。

第二天，李阿姨如约来到了健生馆，屠暄为她制定了一套专业的康复计划。治疗了几天后，屠暄关心地问李阿姨，“阿姨，夜里入睡感觉好点了伐？”李阿姨客气地回答道，“好点了，好点了，比以前是好点了。”虽然李阿姨嘴上这么说，但细心的屠暄总感觉这位老人哪里有些不对劲。在健生馆工作久了，屠暄也学会了“察言观色”，他觉得李阿姨的脸上似乎蒙着一层淡淡阴云，像是有什么心事。

这之后，屠暄只要一有空，就找李阿姨拉家常。慢慢地，李阿姨向他敞开了心扉，告诉他，自己的女儿婚姻不顺，这件事情就像块石头一样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每天晚上只要想到女儿离婚后，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她就彻夜难眠。

得知这事后，屠暄明白了，心病才是李阿姨最大的症结所在。于是，除了专业的康复计划外，屠暄还特地安排了健生馆里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为李阿姨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指导，排解老人的内心困惑。

果然，双管齐下，事半功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治疗，李阿姨的脸色像云收雨散似的，渐渐红润了起来，人也开朗了很多。现在，李阿姨还常常会在健生馆里开导别的老人。这件事情让屠暄觉得小有成就感，也让他觉得和老人打交道，要多观察，多倾听，多了解他们的诉求。

如今，社区的老人们特别喜欢屠暄，有什么事儿都会找他帮忙。看着老人们在自己的帮助下快乐地生活，屠暄有着一种满足感。一路走来艰辛付出，也许有过内心的小浮动，但那颗向善的心和那份博爱的情，始终鼓舞着屠暄，他希望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就像自己的名字“暄”那样，成为温暖的太阳，散发出光和热，为老人点亮希望，送递温暖。

这些年来，屠暄踏踏实实为老年人服务，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和尊敬，也让好帮手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张琴英老师感到欣慰不已。从2013年开始，上海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就积极参加了上海市妇联的“创建上海市示范性家政服务站”活动，并有两家分公司成功被评为“示范性家政服务站”，其中一家还被评为“十佳示范站”。今年，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又有两家分公司参加“创建上海市示范性家政服务站”活动。张琴英老师决定将一家分公司的创建工作交给屠暄，她知道愿意干、有活力、肯奉献、能创新的年轻员工队伍是家政服务事业发展的关键，这样的员工需要培养，需要锻炼。

屠暄没有让大家失望，在今年的创建工作中，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努力做到六个百分百，100%验证家政员身份、100%使用家政服务合同、100%对家政员进行岗前培训、100%要求家政员岗前体检、100%为家政员购买保险、100%客户回访，从各方面规范管理提升服务，同时逐步采用准员工制方式对家政员进行管理，让客户、家政员和公司三方的权益都得到保障。

篇5

手段恶劣、人心恐怖，人们给保姆贴的标签中从此又多了两个：“蛇蝎”、“恶魔”。

但我们又需要她们。繁忙的工作、快速的生活节奏、上有老下有小的窘迫“421”甚至“422”家庭结构，让4亿中国家庭户越来越无暇履行家务、照顾家人。

让一个“陌生人”进入家庭，成了很多人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选择。随之而来的，是冲突、矛盾、芥蒂、理解、宽容……所有可能在陌生关系中发生的化学反应，都被搬进小小屋檐下。 不同时代，选择与被选择

2005年，二十多年来赖以生存的甘肃棉纺厂破产，43岁的杨槐下岗失业。早她两年下岗去北京打工的一个同村人，不情愿地跟她分享了没有文凭、没有经验的她在北京“挣大钱”的秘密――“给人端屎端尿”――当时这个工种还被叫那个不体面的名字，保姆。

杨槐纠结了三天，看着早出晚归下地干活的老公，她咬紧牙、收拾几件衣服，前往北京，成了一名家政工。

那天，与她同样背着编织袋、一脸茫然涌出北京火车站的外乡人，成千上万。1990年代第一轮下岗潮蔓延开来后，两千多万人巴望着要在大都市谋得生存的饭碗。保姆成了很多文化不高、生存技能单一者的选择。

因同乡介绍，两个陌生人平白建立起一层稍有温度的关系。初次见面时，雇主只交代了几句，就把照顾孩子的重任交到了杨槐手里。

可信任不是靠一层浅薄的关系就能撑起。

一天孩子的袜子不见了，丢三落四的女主人当着杨槐的面拉开她房间的抽屉。她忍不住鼻子一酸，泪珠子滚了下来，可喉咙哽了哽，还是把那句“你侮辱我的人格”以及收拾东西走人的想法咽了回去。生存和尊严面前，她必须选择前者。

10年后，家政工的姿态发生了大反转。

2014年从四川外语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王丽，在看了一条“外籍家庭聘请保姆月薪8000元”的新闻后，对这个市场做了分析：中国有约70%的城镇居民对家政服务有需求；居民收入增加、双职工与老龄化趋势加重，让人们对保姆提供的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要求。而大专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只占16%，这意味着优质家政工炙手可热。

“本科学历，求职保姆”，她毫不犹豫在网上了求职信息。两天时间她就接到6位雇主的电话，最终通过家政公司签订了一位出价大方又合眼缘的雇主。

做服务工作没有百分百舒心顺意的，但有了家政公司、互联网以及高学历的保障，王丽从不担心这一行的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也许只有在这一行，才会每天都是就职高峰期。” 当保姆要追求个人价值

两代家政工，有不同的起点，更有不同的职业规划。

杨槐后来奔着高薪跳槽到了另一家，但她始终无法做到如王丽这般洒脱。上岗前王丽就接受了育婴师培训，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技术知识型家政人才。她甚至敢于对雇主提出多个要求：我不住家、只负责带孩子，我不做家务，而且工作时间一结束，就要离开。

这是王丽曾经羡慕的国外的家政工工作状态，如今她也有十足的底气去实践。

家政公司林立、家政服务市场需大于供，尤其是在一个人人追求平等、尝试即有可能的时代，王丽们一样开始关注个人价值与社会地位，迅速摆脱中国传统的“下人模式”。

高知识型家政人员王丽如此，阿姨年龄段的亦是如此。“以前那种一干就是几十年的，现在几乎没有了，甚至能在一家干上七八年的都少之又少。”曾经请了多位阿姨的周诚感慨。

周诚是一名画家，请到的阿姨中，在他家干得最久的做了近十年，但去年五一节后，在擦洗桌子间当，阿姨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明天我就不来了。”没过几天，她就出现在了同小区另一户人家的厨房里。据说，对方并没有给她涨一分钱的工资，诱惑她去的是那家人有全家出国旅行计划，亟需一名有护照的阿姨。周诚记得，他家阿姨老早就说过有出去看世界的想法，办了护照，只是一直苦于没钱。

除了薪资，左右家政工跳槽的因素越来越多。能否满足个人的需求、兴趣爱好，是否有带薪休假日、学习厨艺，甚至对自己子女就业有没有帮助，都在保姆们的谈判清单上。但对雇主来说，家政工越来越多的个性化需求与挑剔的眼神，是新矛盾的起点。

田珊在周五接到公司布置的临时出差任务，作为单亲母亲，周末本是她给育儿嫂请假、自己照顾孩子的时间，“当时就打电话给阿姨，想请她周末也来帮我看孩子。”本以为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不料阿姨却以周末有约拒绝了。预计外的答复，让田珊愕然。

一直被服务的雇主们，骨子里最能接受的还是传统的雇佣关系：顺从雇主意愿，愿意为了雇主方便，牺牲掉自己的假期；会精打细算为雇主省钱，会关心家人融入这个陌生家庭里。

但随着家政人员个人意识的提高，更在乎个人感受与价值，更懂表达自己、为自己争取权利，两个磨合的齿轮间，某一个多出了一个齿牙，再也无法融入家庭这个大机器里，即便勉强能够运转，也痛苦不堪。

用讨好来维系关系

48岁的谢云在政府机关工作，先后解雇与请辞了5个家政工后，为了让目前这位她最满意的阿姨安心留下来，她旁敲侧击了阿姨的家庭情况，决定解决阿姨可能离开的隐患――“儿子大学毕业工作后，我就不做了。”某天，阿姨看似不经意地说。

谢云主动找到阿姨，闲聊几句后，主动提出能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她儿子安排实习工作。由于安排的工作单位好，对儿子的发展很有帮助，阿姨感激不尽。过完年回来工作，不仅带来了家里的特产，还没提涨工资的事。

但谢云并没得意这件事，反倒因用手段留住阿姨有点失落。在她的印象中，父母那一代家中请来的阿姨，普遍彼此知根知底，亲如一家，有的一做就是几十年，哪里用得着利益交换。

如今我国拥有各类家政服务企业和网点近50万家，在“互联网+”的浪潮下，家政App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打造的O2O模式去中介化，雇主与家政人员通过在线智能匹配，足不出户，服务就能到家。

但在倡导快捷生活方式的同时，彼此都没有了足够的耐心打听口碑，没有时间亲自挑选、了解。当问题出现，只能用直白、的方式维系关系。

如何维系好这层关系被视为家政行业的难题。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家政学、现从事互联网家政公司运营工作的李思南说，家政工与雇主彼此更换频繁，最短的都过不了试用期。彼此间发生最多的冲突不过几类：专业技能是否过关，包括饭好不好吃，地扫得干不干净；是否满足各自意愿，待遇与工作能不能到位；还有是否彼此尊重。

“阿姨来了”创始人周袁红，在访问了大量雇主之后，用“10句不得不说的话”建议彼此一开始就划清界限。每一句的关键词分别是“回报”“惜缘”“守时”“调休”“信任”“尊重”“空间”“分餐”“隐私”“信仰”。

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网友认可，没有时间、精力甚至仪式感去修饰的人际关系，简单直接，但也粗暴、冰冷。

可这道冰冷，似乎在更注重隐私感的时代难以消除。我们无法再接受保姆随便进入个人房间，自主打开雇主的电视机，吃冰箱里的食物，甚至像朋友般倾诉谈心。但情感积累，生出信任，第一步便是愿意分享彼此的隐私。

“确实，现在已经过了单纯靠深厚的情感就能维系关系的时代了。”周袁红承认。 不断放大的不信任感

家政App简化了雇佣问题，但在缺乏中间担保人的情况下，如何验证口碑？一纸协议还是一句“你放心，我很靠谱”？

这个时代，是极易放大坏事的时代。现代人的不安全感，在面对闯入生活的家政工时，不可避免遭到放大。

苏海星与老公都有工作，四位老人尚未退休，生了孩子后，她又舍不得辞掉在外企的高薪工作，只能聘请家政工。可自从发现家政阿姨趁家中没人时，经常给孩子塞一堆零食与iPad，自己只顾看电视后，她便有了有心理阴影。在新聘请的阿姨上岗之前，她听从了有同样遭遇的网友建议，请工人在家里各个角落安装上了隐蔽的监控摄像头。每天上班时间通过手机远程“了解”阿姨的一举一动。

安装监控，这一极易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以其可控性受到雇主的青睐。某些电商甚至顺应市场需求，专门推出“保姆监控”：隐形的、夜视的，各项功能齐全。

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尴尬。除此之外，媒体的报道，以家政工引起出轨、上位、财产纠纷的影视作品，也正在为“不信任感”加码。

李先生家的保姆因盗窃罪被警方刑拘。原因是她因赌博欠下10万元巨额赌债，便趁家中没人时偷到两万多元钱款。更多的雇主开始防范“内贼”。

保姆诱惑男雇主，并挑拨他与妻子离婚，不承认亲生子女，自己则以小三身份上位，成为一家之主。雇主开始担心家庭是否会因一个陌生人支离破碎。

两个半月的初生婴儿在一位保姆照看期间窒息死亡，保姆寻求私了，双方在没有谈拢的情况下，爆发扭打，保姆拿斧头猛砍，雇主夫妇当即倒地死亡。更多的雇主开始警惕：我请来的这位保姆是否也脾气暴躁，会威胁到全家人的生命安全？

……

各种负面信息暗示着我们：家政工这一生活的闯入者，似乎稍有不慎，就将会颠覆整个家庭。可林林总总的极端案例，却似乎又只在这个时代才会发生。

防备是陌生人社会必备的冰冷屏障，除了保护自我免受伤害，它还在向家政人员宣告：你可以进入我的空间，但不可介入我的生活。而作为家政人员最自知之明的表现，就是默许。 当闯入者成为家庭的一分子

当对闯入者的依赖和戒备都无法消除时，我们又能做什么？

“毒保姆事件”中有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是前去调查何天带是否涉嫌偷盗的警察发现，何老太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泪痕、裤子半脱着，不像正常死亡。

何老太的家人首先怀疑的是钱物失窃，而非一向身体不错的老太为何突然死亡。

人们纷纷咒骂何天带变态，并继续加强对身边家政人员的防备之心，却并没有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家政工毒杀雇主事件？为何10位受害老人的家属都不曾怀疑？为何“毒保姆”事件不是孤例、很快也爆出了类似的新闻？

快速的生活节奏、繁忙的工作、不断加大的生活压力，似乎让人们无暇顾及加剧的老龄化。家政工这一陌生人正日益成为代替儿女子孙照顾老人的一分子，真正家庭成员表达孝心的方式，则演变成努力挣更多的钱、为老人请到最好的服务人员。家庭成员正渐渐从凝聚与维系家庭的作用中剥离，亲人，也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面对闯入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回归家人的身份。和解，也就并不是没有可能性了。

陈曦妈妈在经历了上一个家政工贪污菜金事件后，并没有连带对新雇佣的张阿姨失去培养的信心。她认为人没有好坏之分，只要找对方法。

为了防止出现贪污菜金情况，她为张阿姨指定了唯一购买菜品的超市，带回小票，月底结算；如果阿姨开支在预算之内，她将得到余款的提成作为奖励。如此一来，张阿姨不但不会去贪污，还会节约开支。

鼓励制度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但要得到张阿姨对家的关爱，还要回归到信任。

陈曦妈妈选择先尊重对方。张阿姨的儿子高考考过本省一本线，陈曦妈妈由衷为这个农村走出的小伙子高兴，主动提出帮一头雾水的他们填报志愿，然后抱着报考指南，废寝忘食地忙活了一天一夜。最终报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陈曦妈妈还包了一个千元的红包送他。

篇6

[关键词]社区；养老服务；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D30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11-0079-04

1881年法国学者首先提出“社区”一词，并定义为“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1992年联合国第47次大会通过的《全球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的奋斗目标》八项目标中的第三项即为支持以社区为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照顾，并组织由老年人参加的活动。[1]《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把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的社区服务作为发展目标。[2]

一、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

加快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不断改善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支持环境。同时，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龄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社会服务体系。

（一）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和创新

全国老龄办、民政部等10部委联合出台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政策文件，各地也积极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措施，推动居家为老服务发展。大力推动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着力构建居家为老服务体系，加快养老服务队伍建设。2009年底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把发展养老服务作为重要内容进行部署。国家发改委重视加强地方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安排2亿元资金用于发展社区养老服务。财政部安排10.8亿元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支持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和人员培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一步加强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截至目前，全国纳入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达到3461万人，比2007年底增加325万人，占企业退休总人数的73.2%。卫生部积极推进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立和完善，努力改善老年人医疗卫生条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将老年护理院建设标准纳入编制项目计划。团中央、全国老龄办联合开展的“志愿者为老服务金晖行动”，为老年人提供了超过7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各地社区养老服务工作深入开展。宁波在推进城市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化、标准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开展城乡一体化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二）养老服务补贴制度不断完善

在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过程中，许多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探索建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区别不同老年人，根据不同的经济状况和服务需求，实施不同的养老服务补贴及服务内容，有力推动了老年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的转变。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全面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对承担居家养老服务的民办福利机构给予5万元的启动经费；而对已入住民办福利机构的救济孤老，每月除给予500元的托养费和143元的基本医疗救助外，还按每人每月483元的标准对机构给予住房补贴资助。近年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共拨付经费350万元，为1300多位老人购买了服务。重庆市渝中区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和补贴的标准，规定：凡70周岁以上、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无子女的困难老人，每户每月享受200元的养老服务补助，60—69岁符合以上条件的，每户每月享受100元的养老服务补助，补助不以现金形式发放，而是折算成服务时间由社区护理员为老人提供服务；对现金折算服务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规定，如陪同散步、聊天等日常陪护为每小时2元，代购物品、代交水电费为每小时3元，做饭、做清洁等家政服务为每小时5元等。

二、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政府重视并加大了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投入，但调查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社区养老服务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配套设施不齐全，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所交费用与享受到的服务不成比例等，影响了老年人的热情和生活质量。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亟待解决。

（一）老年服务形式化严重

当前许多社区都存在老年设施与服务短缺的问题。虽然也建立了一些老年人设施，在社区空出一个地方作为老年人的活动中心，而且挂了一块类似“老年人社区娱乐中心”的牌子，但由于设施过于简单，服务内容过于单一，致使许多的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只流于形式。更离谱的是有些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成为了“年轻人活动场所”，有的成了歌舞厅、游戏室，也有的成了商场、门市房。[3]因此，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针对性的老年人服务体系是非常迫切和重要的。

（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缺乏专业培训

近年来创办起来的养老机构对从业人员的要求缺乏专业标准，普遍雇用的是一些文化素质偏低的合同工或临时工，或是出于照顾，吸纳一些下岗女工，在观念上认为这类工作本身就无多少学问或技能，更谈不上专业培训了。其实老年人较婴幼儿和其他年龄段的人来讲，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呈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更需要专业护理，更渴望体贴入微的温情，照料老年人决不仅仅是个住宿、衣食问题，更多的是精神和心理问题，只有专业护理人员才能更好的胜任工作，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三）医疗保健和护理设施不健全，服务不专业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患病率上升，器官功能退化，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老年人口对医疗保健、家庭护理和生活照料的需求大大增加。然而现在的很多社区在这方面的设施很简陋，只有简单的医务室，没有老年医学方面的专家坐诊，更没有相关的科室设置，不具备医疗急救和提供专业护理的能力。

（四）精神文化生活、社交娱乐不够丰富

老年人在离退职以后，生活时间结构起了转折性的变化，需要以合理的消闲来调节及弥合他们因离、退职以后带来的身心、环境等诸多方面的不适应。对多数老年人而言，除了要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之外，更需要有较高层次的文化与精神生活，追求的是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养老享老，并且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还呈现个性化的趋势。可在这些方面绝大多数老年社区服务内容比较缺乏，除了一些诸如麻将、牌类等简单游戏之外，高品位的文化服务比较少，例如人文艺术、花鸟虫鱼、学习交流等。以至于许多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普遍存在感情寂寞和无助的心理，不利于老年健康。

三、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对策研究

（一）政府要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引导和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事业发展

政府需要立法规范老年服务行业，使社区养老服务从营业资格、从业人员素质、服务内容和质量、服务收费以及免税等优惠扶持在政策上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做到有法可依。在政策的制定上要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鼓励采用灵活的服务方式和经营方式，重视对低收入者的关怀，给予政策倾斜，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居民的经济负担。同时政府需要从直接的社区福利职能中退出，改变管理责权和手段，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引导和鼓励民间机构参与，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兴办，推动老年社区服务的发展。[4]政府只需要建立专业的社区福利监督办公室，定时对其账目和服务等进行监督和评估，使社区照顾真正能给老人带来实惠。

（二）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实现管理、人才和服务的专业化

在民政部门的协助和监管下，各个社区都需要组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对社区内老年人的所有事务负责，在常规物业管理、日常社区服务？穴如家政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等？雪以及社区文化服务等方面统一协调管理，着重打造一个专业化的队伍，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严格要求从业人员，应培养一批具备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专职助老工作人员，在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专职培训与正规教育，这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专业人员，相当于高级管理、咨询人员，可以为老人提供心理、生理、医疗等方面的咨询，尤其是主治医师必须经过良好的培训，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认证：护理人员也必须受过专业护理训练；另一种是经过中等职业学校培训的具体工作人员，他们负责护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对于社区内原有的非专业劳动力，也需经过培训方可上岗。只有经过这类专职培训，取得相应证书才能进入社区服务老年人。同时，要处理好志愿者与专业工作人员的关系。志愿者虽然是一支不可忽视和让人尊重的力量，但是，大部分志愿者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不宜让他们担当护理工作，最适合他们做的是与老年人精神陪护，给老年人的生活注入活力。对老年人服务的内容应在营造家庭气氛与手足温情上下工夫，多给参与者一些宽松自在、心舒气爽的切身感受。

（三）完善社区服务内容

根据老年人的需求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服务，才能真正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的便利需求、补偿需求、情感需求、精神需求，社区应从以下方面逐步建立、完善其服务策略。

1.提供便利服务，实现老有所养。老年人大多体弱多病，活动不便，便利需求是老年人第一需求，社区服务首先应提供各种便利设施。

建立老年购物中心。老年购物中心应该明显区别于一般的购物中心，要根据老年人需求特点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使老年人能够方便地买到各类生活用品。比如在饮食上老年人比较注重保健，讲究食物的营养搭配和饮食禁忌；在服饰上老年人追求与自己年龄相符的服饰，轻便、保暖、透气和适用；同时老年人体力差、眼神差，因此应增加现场销售服务人员，向老年人耐心介绍产品，帮助老年人运送产品等。

建立老年人医疗保健机构。老年人往往会存在身体不适，老年群体医疗保健需求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普遍存在就医难的问题，挂不上号、排大队等现象处处可见。对行动不便、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来说，看病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因此，在社区内开设老年门诊、老年康复保健站等老年医疗保健机构，就可做到小病不出社区、健康保健日常化。同时对于一些大病重病，医疗保健机构能提供到社区外就医的各种服务。对于有条件的社区，政府应该提供各项支持和优惠条件，鼓励就近建立专业的老年医院，为社区及周边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社区医疗保健机构需要为老年人提供预防、医疗、护理和康复等多种服务，重视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老年期常见疾病的发病率和致残率，在老年人中普及卫生保健知识，增强自我保健能力，针对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做好预防保健工作，努力提高健康寿命。建立社区老年人口健康档案，针对老年人健康问题开展老年人体质监测指导工作。

建立家政服务体系。对于行动有困难、存在较严重病症的老年人，家政服务必不可少。服务老年群体，对家政服务人员也有特殊要求。家政人员不但要掌握一般的家政服务技能，同时要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还要掌握常见老年病的医疗护理方法。

引入智能化设计。在社区引入智能化设计，为老年人提供更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完善的社会化服务的同时，通过信息化的通讯传输、高效率的管理服务，提高老年人与社会的共生性，加强老年人与社会的交流，彻底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5]

以老年人家庭为单位，在住宅内部采用先进的家庭网络路线，将所有的家电？穴电视、空调、家政安全系统等？雪相连，以无线或有线方式组网，完成对室内诸如盗窃、火情、有毒气体等的监测，同时控制各种电器、门窗等。室内一旦发生异常情况？穴紧急病人、入室盗窃、失火、煤气泄漏等？雪，各报警器可以通过无线方式将警情发送到主机，主机判断警情类型后，自动拨号通知相关的部门或小区接警中心，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与此同时，还可以根据老年人特定身体条件，自动选择调整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线强度以及无障碍程度等室内环境，从而适应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另外还可以通过太网技术局域组网，实现网络与手机相连，老人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遇到事情，随时随地都可以直接与呼叫中心联系，寻求帮助，使社区呼叫系统成为老年人名副其实的贴身“电子保姆”。

2.提供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实现老有所乐。在保障老年生理健康的同时，还要采取措施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过去，老年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不强，老年期的神经症发病率高于其他年龄组。近年来，老年性精神病发病率又有增高的趋势。要具有积极健康的老年生活，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理解，必须调动老年人的内在心理潜力，保持老年人的智力，充实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建立老年活动中心。中心要根据老年人特点提供合适的文化娱乐项目。中心提供的不仅是设施、场所，更重要的提供的是活动的氛围、伙伴。

开办社区老年学校。开办社区老年学校，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函授等多种方式，也可采取集中授课的方式开办老年书画班、音乐班、舞蹈班、电脑班等，以满足老年人求知需求，同时提高老年人的自我娱乐技能。

3.提供平台，实现老有所为。设立老年人才市场。在我国，退休年龄一般是女性55岁、男性60岁，现在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不论是体力还是精力，还具备一定的工作实力，他们同时具备相当丰富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以及高度的责任心。老年群体是一个蕴含着极大开发价值的人力资源群体，尤其是杰出的科技工作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然而很多老年人苦于面子问题或信息渠道问题无法找到继续发挥才能的机遇。社区设立老年人才市场，使各类人才找到发挥余热的场所，以各自的优势实现再就业，这样既为社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又满足了老年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既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另外，针对我国贫困老年人比较多的现实，可以组织老年人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活动，极大程度地实现老年人的事情老年人办。这一方面能满足老年人老有所为的需求，同时能使他们获得一定的收入。既消除了寂寞，又减轻了养老负担。

4.健全社区组织机构，实现老有所属。退休及空巢给老年人造成归属感的丧失，同时伴随生理机能衰退，老年人心理会趋于消极、被动，容易封闭自己，生活天地会逐步缩小，孤独感增强，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的推动得以实现。这一推动力就应该来自社区组织力。

设立老年沙龙、协会等各类组织。如建立旅游协会、登山协会、老年互助协会等，通过会员资格的认可使老年人获得归属感，激发老年人的参与热情，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联系，扩大社交范围，陶冶思想情操，满足老年人归宿与爱的需要。

设立老年婚介所。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年人较年轻人来说更需要有人陪伴。伴随家庭日益小型化及婚姻观念的变化，独居老人日益增多，老年人求偶需求会明显增加。设立社区老年婚姻介绍所，推动鳏寡、孤独、离异的老人求得生活伴侣，互相照顾、互相关心、安度晚年，也应是社区不可缺少的服务内容。

（四）保证社区服务质量，规范服务收费

社区的各项工作都要置于民政部门的监管之下，包括社区服务。建立好民政部门与社区服务中心以及老人之间良好的沟通渠道，及时反馈情况，保证老年人享受到高质量的社区服务。各地政府在给予各社区服务中心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的同时需要对社区服务收费出台一个标准，提供价格指导，让老人根据各自的情况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各项社区服务。

参考文献：

[1]夏学妾.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钱宁.社区照顾与中国福利制度的改革[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6）.

[3]翁醉.老人住宅亟须发展更新[J].中国房地产报，2002，（10）.

篇7

典型个案：

“孝顺”孩儿，爹死都不露面

文/武春根

前不久，在河南驻马店，已经咽气的杜青（化名）老人合上双眼，但没过多久，眼睛又神奇地睁圆，眼角还有几滴浑浊的泪水。田桂花顾不上自己仅仅是个保姆，含着悲愤的泪水给老人几个在外地工作的儿女打了电话。

在北京的大儿子、二儿子电话关机，在深圳的女儿电话无人接听，田桂花抱着最后的希望，拨通了在郑州的小儿子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老人去世的噩耗。电话那边传来一个醉醺醺的声音：“慌什么，人总是要死的，明天我们回家！”“啪”的一声，电话挂断了……田桂花再也忍不住了，对着电话一通大吼：“你们几个畜生，枉为人子啊！”

杜青老人早年丧偶，共有三子一女。儿女们发达后，在老家给父亲盖了漂亮的小洋楼，请了保姆――田桂花在他家当了7年保姆，成了老人不可缺少的帮手。家里安装了空调，彩电沙发一应俱全，但除了物质，老人穷得一无所有。几个儿女各忙各的工作，一年连电话都难得打一个，更别说回家探望了。

听完保姆的讲述，为了核实真假，笔者给老人几个儿女打了电话。遗憾的是，大儿子电话依然关机，二儿子电话里传来几声痛哭，说立即回家给老父发丧。在郑州的小儿子反复强调，他们兄妹几个没亏待过父亲，在村里他们是最孝顺的，父亲要什么有什么。当问知不知道父亲最缺什么时，小儿子满脸羞愧，哑口无言。

在很多儿女看来，只要给老人丰厚的钱、补品就是孝顺，其实根本不明白金钱很难代替亲情。最近，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说：“由于老年法属于社会类立法，因此具体细节不可能规定得很清楚。但以后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法院要立案审理。”

老人纠结：

子女不回家探望的难堪与理解

文/宗合

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约1.67亿，失能老人1036万，半失能老人2135万，大中城市空巢家庭达到70%……未来10年，“空巢家庭”将成为老人甚至中年家庭的主要形式，所占比例在90％以上。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精神赡养作为老年人赡养的主要部分也不应该被忽视。

据报道，天津市68岁的徐大爷曾将儿子告上法庭，诉讼请求里只字未提物质要求，只要求儿子承担照料义务。徐大爷说：“我不需要赡养费，但我需要孩子的关心和问候。我见他一面跟见个大明星似的困难，想想就伤心。”

无独有偶，江苏省姜堰市前不久也有一宗类似的案件。原告是一位80岁的老教师，他告的是他的小儿子，同样不是为了“赡养费”，而是因为小儿子总借口工作忙、家里事情多不去看望他。最终，双方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一致，小儿子答应每周探望父亲不少于一次，每次陪护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

更多的老人是想念子女，也体谅子女的苦处。

今年77岁的黄女士，儿子在上海工作，自己住在家乡广东。说到要立法要求孩子常回家看看，她犹豫了半天，说：“这好，也不好……想儿子，但也不能不考虑儿子的实际情况啊。他一年到头加班，还每月给我寄钱，已经很不容易了。”

“政府要将‘子女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条文，这两天我们都在议论这事。”住在广州寿星大厦的何老伯今年65岁，几年前退休后住进老人院。何老伯的两个子女逢年过节都会全家老小过来与老人团聚。“虽然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但是就算儿女不经常来探望，又有几个父母会去状告自己的儿女呢？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子女都还在打拼，如果硬要他们定期过来探望我，实在不忍心。”

上班族困惑：

常回家心有余力不足

文/小吕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这是献给上班族因工作忙碌而不能照看孩子或父母的歌，透露出几多心酸和无奈。

在郑州工作的张志强有份体面的工作：某公司营销总监。但这个头衔的背后，意味着激烈的竞争和苛刻的工作业绩，沉重的工作压力让他三十岁出头就有了不少白发。

闲暇时，他就会想起远在重庆的父母。刚毕业那会儿，他曾玩儿命工作半年，只为给父母买个空调，让他们在酷暑中能享受一丝清凉。“有一年春节，我爸身体有病我得回去，可公司的一个项目进入攻坚阶段我又不能走……”张志强心疼父亲，坚决回了老家。在他的照顾下，父亲很快康复，但他因请假时间太长，工作丢了。

不是不想回家看看，可沉重的工作压力，薄弱的经济实力，脆弱的运输能力，都可能成为都市白领回家的“拦路虎”。想回回不了，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巨大的工作压力，让甚至和父母同城的上班族也面临困惑。

在一家公司担任销售总监的小敏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职位越来越高，工作也越来越繁忙，每天早出晚归，被合同、生意、单子转晕了头。对于“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她只能摇头叹息：“我真的是没时间回家，虽和父母住在一个城市，但是我一天忙下来，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回自己家就是蒙头睡觉，星期天基本上也被应酬占完了，平时只能给父母打电话，有时候父母生病了，我就送去些钱。我不是不赡养老人，平时家里有困难我都上得最快。要是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了，我们岂不是要承担处罚和民事责任？我想不通。”

农民工心声：

12年仅回家1次，只因生活所迫

文/熊丙奇

对于大多数外出的农民工来说，花钱会十分慎重，他们会尽量把钱派上最大用场，而不做无谓的“浪费”。

重庆人熊良山1989年到上海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1998年轮船停开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时间内，熊良山夫妇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寝食难安时回家了一趟，以至于2008年儿子来沪看望他们时，熊良山夫妇竟然认错了人。

最近几年他们夫妇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吃住等生活费1200元，家里女儿上高中，月生活费500元，学费一年减免一半也要1000元。儿子的大学生活费加学费也是一大笔开支，除去这些就没剩多少钱了。回一趟老家，夫妇俩路上火车加汽车路费要1000多元，还不如省下来给孩子。

有人会认为，这是他们不重视孩子的表现，他们完全可以挤出路费，回家和孩子团聚，或者让孩子假期到城里来。站在城市人的角度，这种思维是正确的；可在基本的生存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顾及情感，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

更令人感慨的是，熊良山夫妇在城市里的收入并不算低，但他们的日子却过得如此紧巴，连回家一趟都难。是的，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外出打工就是为了能让孩子像城市孩子一样读书。

“哪有人不想家啊，不回去总有不回去的难处。”这是熊良山无奈的心里话，也是更多农民工的心声。儿子站在面前，自己却不认识的瞬间，对熊良山夫妇来说，是莫大的痛。

留守儿童梦想：和父母在一起

文/庄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加上城市白领只顾忙自己的事业，把孩子丢给老人管，产生了为数不少的留守儿童。

“父亲对我来说就像陌生人一样。”14岁的陈永强说，他几个月大时父亲就到外地打工了，妈妈也经常到外地打工，“我非常羡慕那些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我想让父亲回来工作，但他说他在那里能挣到钱。”

四川一所中学的教师说，这些留守的孩子面临的困境影响到了他们的学习和心理健康，“有的孩子变得极为封闭，发生冲突时会产生激烈的极端行为”。据报道，一名12岁的男孩夜间冲进邻居家试图刺杀邻居，事后他说他非常想念父亲，想通过这一严重的犯罪行为引起父亲注意，并促使他回家。

而绝大多数留守儿童需要长期忍受孤独的折磨。14岁的余青说：“我父母到城市打工挣钱，所以我能过上好生活，可是我不在乎过不过好生活，我只想让父母回家，待在我身边陪伴我。”

圆圆的妈妈在国外，爸爸长期忙于生意不在家，圆圆就在郑州市某校读了六年全托班，周末才被爸爸接回家一次，吃的穿的都会有人给她买。每次看到爸爸来接她时，圆圆就特别高兴；可一回到学校，稍不如意就哭。“孩子性格比较孤僻，不知道倾诉，也不愿意跟其他孩子交流，只知道思念和期盼。”圆圆的老师这样描述这个学生。

“我就遇到过一些孩子，他们回到家就打游戏、看电视，如果爷爷奶奶不让看，他们就哭闹。父母不在身边，老人也不忍心多说，只能放任孩子。”郑州市阳光午托服务中心董事长魏玲说。

不少父母都把事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本没有错，但教育孩子却是一辈子的事业――不要只重视孩子的物质营养，而忽略孩子的精神营养。其实，亲子关系的不健全对孩子人格的发展、社会化和道德发展影响深远，是学校教育绝对无法替代，也是祖辈教育难以弥补的。

专家看法：

难执行，入法可行性不大

文/刘欢

近日，中国社科院老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伊密公开质疑“常回家看看”这一新立法的可操作性。“这个倡议很好，但作为法律来讲，必须具备可操作性，而‘常回家看看’到底该怎么界定，真正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伊密说，这个“常”是什么概念，法律能否规定一周回去一次，还是一个月回去一次，一次多长时间？同时，法律能不能把常回家看看、打电话列入考核标准中？这同样也没有可操作性。

“子女在有空的情况下，应该多回家看看，但这只是对老年人精神关怀的一个方面。”伊密认为，社会家庭应该分别承担起不同的责任，从国家层面讲，社会应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精神慰藉服务，比如广播、电视要有一档比较好的老年节目，可以经常跟老年人沟通，为其进行生活引导；而社区应该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把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老有所乐。

对于常回家看看入法，有多年赡养纠纷案审理经验的北京海淀法院侯镜法官认为，出发点是好的，但要求子女探望父母的案件一旦诉到法院，会面临许多法律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只能对财产问题强制执行，而不能对于人身强制执行。比如因学业、工作的原因，与老人各处异地，甚至不在同一国家的，子女缺乏必要的金钱与时间，使探望可能成为一种力不能及的奢望；另外主观上的原因，如子女因与老人有矛盾而不去探望。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认为，法律若规定子女“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这种主观的想法是好的，但写入法律不合适――法律不应该对家庭生活涉及过多。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姜向群表示，原来的老年法里已经有了保障老年人得到精神慰藉，这次修订主要是想把这一点细化得更具体。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从经济保障、权益保障这个角度来关注老人。至于“常回家看看”，国外也没有这样的提法。

他山之石：

常回家看看之世界略览

日本：看护保险制度

1959年日本颁布了《国民年金法》，1963年推出了《老人福利法》，1982年出台了《老人保健法》。这三项法律支撑起日本的老年人福利保障体系。此外，还建立了养老金保险制度。日本2000年4月开始实行“看护保险制度”，目的是“脱离医院，让老人回归社区、回归家庭”。

新加坡：不养父母要被罚款判刑

1995年，新加坡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违法的子女，可处罚款1万新元或判处1年有期徒刑。从2008年4月起，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组屋，若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的补贴。

瑞典：打造全方位家政服务网

早在2003年，瑞典议会就专门成立了“老人委员会”，并出台了《未来老人政策》。根据这一制度，老年人一旦申请批准，便会得到定期的医疗、家政服务。政府提供的家政服务是福利性质的，但还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北欧：盛行当义工

在北欧，高龄退休老人担任义工的风气特别盛行。在丹麦，就有过86岁的老护士还在病房服务别人的报道；在芬兰，有的老人以每天3小时轮班的方式到二手商店、环保手工产品等商店当店员，还有老人每天以打电话、唱歌、问安等方式跟比他年纪更大的老人交流与沟通，尽可能帮助老人消除孤独。

美国：医疗照顾计划

退休后养老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个人积蓄和投资收益、退休金以及社会保险收入。社会保险中的医疗照顾计划，基本可以解决老人的养老、治病和送终问题。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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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大学生；自主创业；瓶颈；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B

2015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互联网+”这一概念，它明确了“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创新活动”这些积极理念，全新的网络信息2.0时代已到来，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社会计算等一系列新生代的信息技术体系带入了新时代，促进了社会发展。当然，这股“互联网+”潮流也改变了当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就业、创业的认识。对当代大学生来说，采用“互联网+”时代下的各种技术来尝试自主创业，贯彻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更是符合时展潮流，可以将当代大学生视为引领社会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力量。

一、“互联网+”时代的内涵

“互联网+”是新时代新型社会发展形态的代表，它将互联网技术与当代社会资源配置相结合，进行优化、集成，形成了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并在经济、社会、教育等多个领域获得了全面的创新成果。所以说，我国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真正迈入了以“互联网+创新行为”“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新时代。几乎所有产业和群体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了面临未来人生道路选择的大学生群体，合理利用“互联网+”，结合先进理念，开拓自主创业路径应该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姿态和心态。

二、“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创业特点

按照2013―2015年近3年以来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统计分析显示，我国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的自主创业特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大学生的创业类型比较集中，多以网络科技为主，且走极端化路线，多以不发达地区与超发达地区为最多。在这些城市中，大学生在面对就业与创业问题时态度较为坚定；由于竞争过于激烈或就业机会过少，许多大学生选择借助互联网技术自主创业，并将自身的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融合起来，形成新的创业模式，为社会市场发展添加了新生事物。但是就目前的大学生自主创业发展状况来看，大学生创业多以生存型创业为主，这说明大学生的自主创业空间及策略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第二，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创业技能及意识正在趋向丰富多元化，而且主动意识非常强。就以2015年为例，全国近18.3%的自主创业大学生中，有近七成的自主创业者拥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决策判断能力，这些能力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到自主创业活动中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他们的创业种类遍布电子科学研究、销售、文化创作、创新科技等领域。

三、“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瓶颈分析

1.大学生自主创业前期阶段

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自主创业面临瓶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可能来自学校、社会，也可能来自个人和家庭。本文从学校、政府两方面来探讨目前大学生在自主创业前期和创业中期所面临的瓶颈问题。

2.高校缺乏系统化创业教育及课程设置

虽然国家政府和社会一直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思想，但在某些高校教育体系中，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提前性教育意识及规划还没有完全形成，许多高校还在走传统就业模式的老路，而某些学校的创业教育体系也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没有将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没有完善的“校企合作”体系，甚至有些学校在创业教育理论课程设置方面都相当匮乏，这就延误了大学生在自主创业方面对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的培养。再看师资力量，我国高校普遍缺乏专业型教师，教师的实践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这也间接导致了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十分缺乏自主创业实践学习机会。

3.政府创业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

虽然近些年来政府就大学生自主创业推出了不少政策，但是学校及社会的创业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方面还不够完善。比如说对创业设施与创业政策的融合不够，没有为大学生自主创业设定相关的保护性法律法规，在创业培训与商务支持方面缺乏实用性操作理念等。可以说，政府在大学生自主创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全面，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考虑到位，这些都是制约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障碍因素，对当前社会整体的创业环境发展也极为不利。

四、“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自主创业优化培养对策

1.家庭层面

大学生自主创业首先要得到家庭的支持。如今是互联网时代，学生与家长鲜有沟通，家长对孩子的想法了解不够多，更不知道他们未来的规划，但家长将责任一味推给学校也是不对的。在基于“互联网+”时代的自主创业背景下，家长也要加强与学校、孩子的沟通。

首先是与学校的沟通，高校除制定基于“互联网+”的大学生自主创业专门课程之外，也要针对家长开展“互联网+”大学生自主教育课程，多组织家长会与家长沟通，让他们了解互联网世界，并会使用互联网。另外，家长在家也应该多多自学网络知识，从孩子的兴趣入手，多了解他们的学习与生活，从小培养孩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他们创造精神的培养打下良好基础；与学校共同努力，培养孩子的创业精神，培养他们的自强自立性。

其次是与孩子的相互沟通交流。家长在丰富自身互联网意识，理解“互联网+”技术的同时，也要多与孩子沟通想法，支持他们所作出的选择。比如说自主创业，家长首先就要培养孩子拥有先进思想，特别是适应各种环境，并在各种环境中独立处事的能力，要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大学生自主创业对现当代的学校、父母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家长一定要做好坚强后盾，从情感上支持孩子，并利用互联网技术与孩子进行良好的沟通，并为子女提供一定的创业意见，这样的家庭支持有利于大学生开拓自主创业道路。

2.高校层面

高校是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校应该求变善变，从以下四点来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优化路径。

第一，改善学校软硬件环境，为大学生提前营造创业环境，以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性。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通过各种鼓励政策结合“互联网+”融合技术为大学生自主创业问题提出建议，比如鼓励大学生去社会上寻求创业机会，探索与企业之间基于网络平台的合作模式以及建立具有“互联网+” 技术经验的教师指导团队，开创互联网创业课程、创业讲座。总而言之，就是要围绕“互联网+”创业教育活动，开展一系列针对大学生创业培训内容。

第二，高校内部要搭建大学生创业平台，为他们拓展时间与空间，打造更多孵化基地，并通过互联网搭建创业平台，为学生提供优秀的创业项目和鼓励性基金，让他们通过企业创业运作过程，利用互联网来近距离体验商业中所存在的风险和市场运作实践环境，让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具备自主创业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第三，要培养大学生的互联网思维，让他们了解“互联网+”各种传统行业所带来的全新效应。尤其是在IT转化为DT之后，“互联网+”背景下的大数据、云计算等科学技术也逐步走向成熟，高校应该加强课程中对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培养，引导学生自主创办网站并实地考察市场，选择适合他们的投资方式和运作项目，例如网络运维、专栏编辑等。

第四，高校也要与社会联合来完善大学生创业保障机制，建设互联网平台服务学生，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并同时加大校企合作扶持力度。比如说鼓励大学生通过互联网改善传统创业模式，鼓励利用互联网技术创业的大学生并为他们实施税费减免、支持小额贷款，加大对创业基地的扶持力度。而高校方面则应该实施一定的“弹性学籍”制度，为大学生自主创业减少后顾之忧。

3.政府层面

政府应该基于“互联网+”背景来优化目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创业环境及相关扶持政策，了解新环境的变化走势，并明确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主要意向、需要以及创业业务形式。在不影响大学生创业路线的同时加入调控政策，帮助学生提升互联网创业的有效性，并完善社会中大学生创业者的企业动态信息分析制度，通过有计划的政策实施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判断来给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最有效的信息支持和帮助。

4.个人层面

第一，基于大学生自主创业启动资金困难、资源匮乏问题，首先可以基于“互联网+”开设网店，它的好处在于大学生可以借助网店与其他高校的更多高校大学生进行沟通，进而慢慢积累客户资源。再者，它也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同龄人的消费习惯、消费水平和行为趋势，更容易掌握“互联网+”创业活动的诸多细节。例如目前的微店、淘宝都是这样的创业模式，它们都能提高大学生互联网创业的自主性。

第二，加盟连锁互联网创业平台也是不错的选择，目前许多高校、社会企业都开设了这样的加盟模式，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学生早日实现自主创业梦想，帮助他们弥补在创业资源、渠道方面的劣势。大学生加盟连锁品牌，不但可以向别人学习经营技术与网络技术，也能够共享企业设备，投资少，门槛低。例如，可以在网上订餐的餐饮业、可以为他人服务的家政服务业、印刷数码业等都可以围绕互联网平台及“互联网+”技术展开，为大学生自主创业开拓思路，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当“互联网+”时代真正来临时，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机会也会随之增多，因此，高校、家庭、政府三方都应该把握住机会，为大学生自主创业保驾护航。坚持基于“互联网+”理念持续创新，保证创业模式及创业道路的高水平、高标准，做到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为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及创业精神铺设新路。

参考文献：

[1]李 琦.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自主创业浅议[J].文教资料，2015， （6）：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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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养老；养老模式；家庭结构；多元化养老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041－06

家庭养老作为中国社会的传统养老模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家庭养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家庭成员对上一代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及养老送终等一系列生活安排的养老方式，这是一种以个人终身劳动积累作为基础，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反哺式”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经济、文化、社会基础。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并能够解决中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养老模式，是中国学术界、政府和社会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传统养老模式产生的基础

中国传统养老模式有几千年的历史，这种养老模式的产生、发展有其特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一)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是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同时又是生产单位，而且还担负着为其成员提供各种保障的功能。马克思所说的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都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单位中，生产资料为家庭成员所共有，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依靠家庭有限的土地资源一直劳作到老，以此来保障自己的生活需要。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家庭中的老人不仅拥有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活技能传授给晚辈，在身体和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老人还能帮助子女照顾孩子，这些对晚辈的生存和发展都极为重要，老年人因此受到子女们的尊敬、奉养。可见，传统的生产方式使子女离不开老人，老人也不会产生与子女分开的愿望。

(二)传统“孝”文化是家庭养老的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养老模式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儒家文化是一种敬老、尊老、养老的文化，它提倡长幼有序，弘扬孝道。儒家文化强调“孝”、“敬老”、“尊老”，敬老是指对父母要和颜悦色，在父母面前要保持平和、愉悦的神色。“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就是说如果只赡养父母，就是每一顿饭都给他们酒肉也不算是“孝”，真正的孝是要对父母和颜悦色，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表现出的是语气的和缓，态度的和悦，行为的谦恭。“尊老”是指对老年人要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敬，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是说对父母要尊、要敬，只养不敬与犬马没有什么区别。儒家的孝，是在尊和敬基础上的孝，对父母的尊和敬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核心。《孝经》把孝视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中国传统孝文化还提出了“孝”的行为和标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作为子女，要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在与父母意见不一致时要做到“无违父母”，以顺为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老而无怨。”就是说如果父母有过错，子女要委婉劝谏；如果父母不愿意听从也要恭恭敬敬，不要触犯他们。古老的孝文化孕育出了具有强烈孝观念与孝行为的中国人。老年人在家中颐养天年，享受着来自子女、孙辈的侍奉、照料，成为中国老年人理想的晚年生活。

(三)世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为家庭养老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四代同堂、儿孙绕膝”是中国家庭和睦与幸福的一幅美好图景，也是人生的一大幸福追求。中国古代有“父母在、不分家”之说，兄弟结婚之后一般都与父母共同生活，兄弟两三个加上妯娌，还有众多孙子女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家庭成员众多、人丁兴旺，家庭养老就有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从物质到时间、精力上都能给老人提供比较充分的照顾。

二、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利弊分析

(一)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优势

1.老年人能尽享天伦之乐。俗话说“知父母心者，莫若子女也”。家庭养老，由子女晚辈照料老年人的生活起居，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脾气爱好、心理需求等其子女自然比其他人了解得深入全面，子女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照顾父母；老年人的需求、愿望也能比较及时地向子女提出，老年人和子女沟通起来比其他人要容易得多。在这种养老模式中，老年人长期与子女共同生活，老年人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时候，一般都能承担一定的家务并照料孙子女。长期的共同生活，相互的关心和爱护、交流和沟通，几代人之间会产生深厚的情感。“含饴弄孙”、“儿孙绕膝”让中国老年人可以尽享天伦之乐。

2.家庭养老能够保持家庭的团结和增强凝聚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中，强调个人对家庭及其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人们极为重视家庭观念，看重家庭对个人发展的作用，认为家庭是个人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平台，父母子女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长期实行的家庭养老模式，使人们树立起了牢固的家庭观念，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保持了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家庭成员普遍重视家庭的经济、情感、社会功能，强调血缘、亲缘关系。“血浓于水”、“家和万事兴”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3.家庭养老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家庭可以使老年人得到精神慰藉，老年人特别珍惜、重视与子孙的亲情，当他们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时候更需要情感的交流、精神上的慰藉。子女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养老机构服务人员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很大的不同。子女对父母的照顾往往是先赋角色和情感角色的统一，在这种照顾过程中有大量的情感投入，关心和爱护往往是发自肺腑的，老年人在这种关心和爱护中，得到了精神和情感的满足，免除了孤独寂寞感；而养老机构服务人员对老年人的照顾往往是功利角色和理性角色的统一，服务人员对老年人的关心和照顾，常常出于工具理性，因而这种关心和照料常常缺少一种温情，而这正是老年人精神上最需要的。

4.家庭养老减轻了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负担。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同时，我国是在国家未富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这给社会养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我国长期实行的家庭养老制度，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兴办养老机构所需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节约了国家和社会的养老成本。家庭养老由子女承担老年人的生活费用并照顾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负担。

(二)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劣势分析

1.家庭养老缺少制度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家庭养老是一种通过社会习惯和习俗约束形成的非正式养老制度，这种养老模式缺少稳定性和制度保障。家庭养老是以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其老人的晚年物质生活可能比较宽裕；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家庭，其老人的晚年物质生活可能比较紧缺。同时，实行家庭养老，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仅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制约，还受到子女道德观念、道德水平的制约，在子女缺乏“孝心”和道德观念的富裕家庭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在现代社会，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又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家庭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家庭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因素也逐渐增多，失业、灾害、疾病都可能使家庭养老受到影响，建立在单个家庭和家庭成员道德水平基础上的家庭养老模式，由于不同的家庭状况老年人晚年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差距。

2.世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和代际冲突。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在成长环境、社会阅历、社会心理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导致两代人在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几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影响了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当代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老年人大都选择与子女分开居住。如199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家庭调查结果表明，“只要住房条件允许，亲代和子代都有分开而居的倾向：亲代想与子代分开居住的比例为78.6％，子代想与亲代分开单过的比例为77.4％。”

3.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低，容易感到孤独和寂寞。在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模式中，老年人在退休或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基本就与社会失去了联系，老年人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家庭，主要交往对象是家人。老年人对社会事务缺少关心、不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逐渐与社会脱离，很容易产生孤独、寂寞感，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子女一般工作都比较忙，生活压力比较大，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陪伴老年人，失落感、苦闷感成为老年人常有的一种情绪感受。

三、中国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的挑战

(一)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家庭人口数量逐渐减少，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家庭人口在减少，在未来几十年内“四二一”(甚至六二一、八二一)家庭在逐渐增多，一对夫妻要赡养4位(甚至更多的)老人、抚育一个孩子，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时间和精力上都将是难以承受的。年轻一代无力承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生活压力，养老已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同时，家庭日益小型化、核心化，使子女不再可能像过去与父母共同生活那样给父母较多的关心和照料，这种家庭结构使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原来由家庭承担的养老功能必然向社会转移，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二)空巢家庭日益增多

子女是家庭养老的重要支持者，这主要体现在子女的数量和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上。在传统社会的“大家庭”情况下，子女众多，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上的照料、经济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慰藉。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子女的数量大大减少；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直接导致了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下降。大量的城市人口到异地求学、工作甚至出国留学；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工作和外出务工经商。由于中青年的社会流动性增强，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空巢家庭，由全国老龄委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的比例已经达到49.7％，与2000年相比增加的非常迅速，提高了7.7个百分点。我们对其中地级以上大中城市的调查显示，老年人的空巢家庭(包括独居)比例更高，已经达到56.1％。”老年人与自己子女分别居住在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情况越来越多，即使子女定期给老年人提供养老费用，但老年人很难得到子女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养老服务无法保障；同时，父母子女之间聚少离多，久而久之，代际间情感日渐冷漠，家庭养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三)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产生于农业社会，它是以“崇老文化”为基础的，传统家庭以“父权制”、“家长制”为中心，父母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是家庭中的权威，长辈对家庭成员有绝对的制约作用，晚辈对长辈处于绝对的服从和无条件奉献的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观念在逐渐弱化，个体的主体地位在增强，平等意识成为社会的主体意识。这种平等、自主意识逐渐渗透到家庭关系中，改变着家庭的代际关系。老年人在家庭中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对家庭事务也有发言权，而且由于年轻人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文化反哺”现象日益增多，老年人不再具有传统的绝对权威，他们不能再强迫子女接受他们的观点和做法。而且在现代社会，年轻人对家庭的经济收入的贡献大大超过了老年人，他们对父辈的依赖已经大大减少，老年人正在逐渐丧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

(四)年轻一代养老观念逐渐淡漠

“孝道”作为中国传统美德，对家庭养老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浪潮下，传统的“孝道”也在不断受到冲击，传统的“孝道”对人们的约束作用逐渐减弱，人们的家庭责任观、家庭义务观在不断更新、变化。随着年轻一代民主意识、个体独立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的认可度越来越低，年轻一代的思想、意识越来越与市场经济的观念相一致、相适应，他们注重的是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以家庭利益为重，出现了重权利轻义务、重利益轻道义、重小家轻大家、重经济利益、轻血缘关系的倾向，传统的道德和孝文化对人们的约束力减弱。由于老年人的经验不再是子女成长、发展的财富，老年人对子女的价值进一步下降，传统的“孝”观念正在逐渐失去维系家庭养老功能的作用，年轻一代养老意识正逐渐淡化，有的甚至把老人看成是家庭的负担和包袱，不赡养老人甚至打骂、遗弃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模式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家庭养老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需要构建现代新型的养老模式。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总财富还不够丰厚，还不能主要依赖社会养老。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探索一种依靠老年人、家庭、社区、社会等多种力量共同为老年人服务的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选择，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自我养老

自我养老主要是指老年人要有足够的养老资金，在经济上实现独立，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时候，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并自我寻找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慰藉，摆脱对子女和他人的依赖。首先，老年人要增强独立意识和自我养老观念，从中年时期开始为自己储存一定的养老金。拥有充足的养老金，是自己晚年生活幸福的有力保障。中国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几乎把一生的积蓄全部用来给儿子盖房、娶媳，晚年完全靠子女的经济供养，使自己的晚年生活缺乏保障。其次，老年人在自己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买菜、做饭、洗衣等日常家务活动，不但可以锻炼老年人的身体，丰富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再次，老年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社会参与中寻找精神慰藉，以摆脱晚年的孤独与寂寞。老年人在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参加一些社区组织的活动，如志愿者服务，歌、舞、棋、牌等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减少老年人对子女的精神依赖，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二)分居式家庭养老

分居式家庭养老是指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子女要尽赡养老人的责任与义务，要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子女仍然是赡养老人的主体。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家庭养老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分别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尽管家庭养老面临种种的困境和挑战，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实行社会化养老财力还不足。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单一的社会化养老很难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家庭养老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家庭人伦，老年人很看重家庭带来的安全感、亲情感和归属感，这只有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所以家庭养老还将在我国长期存在，是我国重要的养老方式之一。但实行家庭养老，也正在由老人与子女共居的家庭养老模式向分居的家庭养老模式发展，有的学者将这种模式称为“分而不离模式”。由于老年人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分居形式从实际情况看对供养双方都有好处，一方面，分居可以留给对方自由选择的空间，避免了代际冲突和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在老人生病或遇到困难时，也能得到子女的照料，子女经常回家探望老人，老人也可以得到精神慰藉。实践表明，分开居住的形式并没有使得老人和子女间关系变得冷漠，反而由于这种若远若近的距离造就了一种新的家庭关系的和谐。

(三)社区居家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就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老年人日间照料、医疗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服务为主要形式，并引入养老机构专业化服务的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中“家”的含义扩展到了老年人所居住的社区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养老方式一方面让老年人居住在家中，老年人能够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生活，既符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养老心理，又能解除老年人居住在养老院中的孤独、寂寞，避免了西方国家机构养老的弊端；另一方面老年人可以享受到来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关心、生活照料及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社区建设也在迅速发展。社区在社会成员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如何依托社区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08年1月29日，由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建设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税务总局联合制定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初级目标是：在城市，所有社区都要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把居家养老服务开展起来，努力使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实现全覆盖，服务设施不断充实，服务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服务队伍不断扩大，组织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在农村，要依托现有的设施资源，通过努力使80％左右的乡镇拥有一处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1／3左右的村委会和自然村拥有一所老年人文化活动和服务的站点，并在建成这些设施的基础上尽可能满足老年人的基本服务需求。”根据这一精神，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都开始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上门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务；二是在社区创办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日托服务，以“家庭养老院”的形式帮助没有子女照顾或者子女没有时间和条件照顾的老人，让其享有健康安乐的晚年生活。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建立，对减轻国家负担，弥补传统家庭养老的不足，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以中国传统家庭养老为依托，兼具西方国家机构养老社会化服务的新模式，它既保留了传统家庭养老的诸多优势，又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可以利用社区照料来弥补家庭照料的不足，确保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的养老模式。

(四)互助养老

互助养老主要是依靠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照顾他人能力的老年人和社区下岗失业人员来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一种养老模式。互助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的延伸，是社会化养老的初级形式，是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一种过渡，是符合中国现实的一种养老模式，而且这种养老模式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首先，互助养老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由于老年人有着相同、相近的人生经历，对问题、社会有相近的看法和观点，有一些相似的人生感悟，他们在一起能够相互交流观点和看法，并容易达成共识，从而消除苦闷和烦恼，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这对形成愉快、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排除老年人心理方面的孤独感和失落感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并且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其次，互助养老能够增强老年人的独立意识。在西方社会，老人很注重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只要健康情况允许，都愿意单门独户居住，并为能自我照顾而感到自豪。中国人在自己老了以后，往往以孩童的心理希望得到子女的照顾和关怀，所以，中国民间有“老小孩”之说。在互助养老中，高龄老人得到了低龄老人的服务，减少了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老年人这种独立意识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和压力，子女可以更好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老人可以从子女那里得到一定的经济支持，这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

再次，互助养老能够增进社会的和谐。互助养老是社区邻里中有一定照顾能力的低龄老人对高龄老人的生活照料、精神关怀，这种养老模式，突破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养老的局限，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具体体现。在互助养老中得到关怀照顾的老年人不仅仅是自己的父母长辈，而是社区中参加互助养老的所有老人，所体现的是一种大爱、博爱，这种博爱必将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五)社会化养老

社会化养老是养老从家庭走向社会，从非正式制度走向正式制度的过程。养老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和必然。养老社会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养老资源提供者的社会化，主要是指养老的经济支持由家庭提供转向社会提供；二是指养老职能承担者的社会化，即养老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由家庭提供转向由社会提供。养老的社会化的目标是实现养济，不论贫富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提高养老水平，保障老年人能够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老有所养。社会化养老不是对传统家庭养老的否定，而是对家庭养老功能的补充和拓展。我们要实现的养老目标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样的养老目标，不仅提供养老的生活空间和养老服务，还应包含养老的文化和对老年人的真情关怀。在社会化养老的过程中，仍然要提倡“尊老”、“敬老”、“爱老”这样一些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使老年人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尊重，使他们更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30.

[2]成伟，陈婷婷，代际差异与冲突之分析[J]，长白学刊，2009，(6).

篇10

关键词：生育保险；女性就业；儿童发展

中图分类号：F84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6-0053-06

一、引言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人类社会近百年来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它为两性平等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给社会和家庭生活带来着巨大的改变和挑战。工作和家庭双重责任的平衡成为每个职业女性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其答案几乎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冲突在婴幼儿的生育和抚养问题上达到顶峰。倘若普通的家务劳动还可以通过闲暇的减少和家政服务的发展得到解决，那么生育和抚养则是影响女性连续和平等就业的天然障碍。

在生育时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在最小的孩子进入学龄时重新工作曾经是大多数女性的自然选择(M型的双头就业曾是发达国家女性就业的显著特征)，但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将导致严重的人力资本折旧。也正是因为此，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同时进行生育抚养和市场劳动，当今，大多数职业女性在产后几个月内就迅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时，过早返回工作导致的母乳停止和非父母照料等问题可能会对婴幼儿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而儿童成长不仅对家庭和个人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人口发展。

生育保险制度就是意在缓解这一矛盾的最主要公共政策。它通过提假和收入补偿，保护女性在生育结束后回到原职继续工作的权利，希望能够促进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并有利于母子健康。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是否真正帮助女性实现了鱼和熊掌的兼得，它对市场效率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可以为现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建议，但都有待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分析。我国国内目前还没有此领域的专门规范探讨，而西方学者已经针对其各自不同的生育保险制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就旨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西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介绍，以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二、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

1　女性劳动供给的经典理论

经典的劳动供给理论认为劳动供给决策是劳动者在收入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而影响这一选择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工资率。工资率的上升对劳动供给同时有正的替代效应和负的收入效应，且随着工资率和总收入的不断提高，替代效应不断减少。而收入效应提高，导致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这一理论对现实中男性的劳动供给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却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上升的女性劳动供给不符。上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研究发现，这一现象既是生产由家庭转向工厂、第三产业逐渐兴起等宏观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也与家庭结构变化、家用电器普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等社会因素相关。同时，这也是女性劳动力的特殊性所导致的。贝克尔创建的家庭经济学及其发展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一方面，女性在市场劳动和个人闲暇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家务劳动，这是女性劳动力与男性的主要差异，也是导致其替代效应较高的原因；另一方面，女性劳动供给决策可能是家庭内部夫妻双方博弈(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的结果，例如离婚率的上升常带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

供求双方的共同改变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和就业状况的变化，这就是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下面就结合现有文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2　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静态均衡

在供给方面，生育保险制度会带来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一方面，由于很多国家的产假和收入补偿以产前一定的工作时间为条件(例如，美国家庭和生育休假法案要求雇员休假前在同一雇主处工作满12个月，且达到1250个小时)，这使得部分女性为了满足产假资格而在产前增加劳动供给；另一方面，保护工作权利的产假使得更多女性不必在产前辞职，而可以继续工作的预期也可能进一步增加女性产前的劳动供给。

在需求方面，生育保险制度在短期可能带来雇主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由于女性雇员在生育期间的休假会导致职位空缺，使该职责的履行处于次优状态，妨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企业还不得不寻找和培训短期替代人员，导致不可避免的职位空缺成本。而且与一般的假期不同，产假往往更长，且不能按照雇主认为合适的时间来进行安排。所以，生育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对女性劳动力的税收，从而减少雇主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倘若产假由雇主而非社会统筹提供，那么雇主还要承担这一直接支出成本，需求曲线会更大幅度左移。”

上述供求曲线的移动导致了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结果则主要取决于雇佣双方对生育保险价值的评价和提供成本(如图1)。假设原有均衡位于S。和D信决定的A点，第一，倘若工资完全自由、且女性雇员对生育保险的评价不小于雇主提供生育保险的成本，那么生育保险将导致劳动力供求曲线同时移动到S，和D，均衡点变为E，就业人数不变但是工资下降，且下降幅度等于生育保险的提供成本；第二，倘若工资完全自由、但女性雇员对生育保险的评价小于雇主提供生育保险的成本，那么生育保险将导致劳动力供求曲线同时移动到S，和D，，均衡点变为B，就业人数和工资都有所下降。且工资下降幅度小于生育保险的提供成本；第三，倘若工资完全刚性，那么生育保险将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左移，同时在原有工资水平下出现女性劳动力的过度供给。

可以看出，生育保险制度在静态中反而可能导致被保护女性群体的工资和就业的下降，不少学者通过DDD(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C)的计量方法验证了上述结论。例如，Gmber(1994)研究了1978年美国反怀孕歧视法案(Pregnancy DiscriminationAct)对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工资和工作时间的影响，r7，发现了生育保险提供成本向工资的完全转移和对劳动投入的零影响。Yu Cheng Lai和Master(2005)利用台湾生育保险在初期只覆盖部分行业的机会，发现生育保险制度在短期显著减少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平均工资率。0qIuhm(1998)运用欧洲的宏观数据对多个不同生育保险制度国家的女性就业人口比和小时工资进行了分析，发现产假保证了女性就业的上升，但是长期的产假也伴随着女性工资的下降。

3　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动态均衡

上述分析假设了静态的劳动力市场。但是今天，

大多数女性都在产前参加市场劳动，这就导致雇佣双方在长期的动态博弈可能改变静态中的结论。由于显示性偏好表明女性产前的工作关系往往是劳动力市场中雇佣与被雇佣的最佳组合，且产前的工作经历也使得雇员积累了较丰富的公司专项人力资本，这就使得在长期，雇主不得不在下面两种情形之间进行权衡：一是不提供生育津贴，同时承担永久替换员工的成本，例如搜寻成本、培训费用等；二是提供生育保险和承担职位暂时空缺的成本，但是同时得到长期内员工跳槽率下降、维护最佳雇佣关系组合以及持续的专项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等收益。

同时，生育保险在长期也将为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激励，这将使得雇主提供生育保险的收益上升，从而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能力和改善雇主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有研究发现产假与女性产后的工资正相关，Waldfogel(1998)发现产假减少了和母亲类似但没有小孩的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Daise和Walte(1991)发现一个职业所要求的专业准备(也即更高的专项人力资本)与产后继续工作和更快回复工作显著正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完全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会根据工作性质，由雇主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雇员对生育保险的评价来订立双方的生育保险合同。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佣双方无法确切得知彼此对生育保险的估价和提供成本，特别是雇主无法确定雇员享受生育保险和生育后回到原职的概率，这就使得乐于提供生育保险的雇主面，临只雇佣到较高概率享受生育保险的雇员的逆向选择困境。而强制和普遍的生育保险则可以帮助乐于提供生育保险的雇主解决逆选择问题。但是对于原本就不乐意提供生育保险的雇主而言，强制提供的生育保险则是次优选择。ClQ并可能在工资不能自由调整时带来女性就业减少，从而导致对市场的扭曲和效率的降低。但是，正如Gruber(1994)所言，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明确生育保险的主要目标是纠正市场失灵，还是通过在不同群体间的再分配来帮助特定群体。我们认为，生育保险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女性就业和帮助维护母子健康，而在动态中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则是女性产后的微观劳动供给决策对生育保险政策所作出的反应，这正是下一部分要进一步详细分析的。

三、生育保险与女性产后的劳动供给决策

从上述分析可知，实现生育保险在动态中利于女性就业和减少性别歧视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女性在产后更多地回到原职，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并得到产前专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但是，较快返回工作往往使母亲不得不离开刚刚出生的婴幼儿，这可能对儿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生育保险究竟对女性就业和儿童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女性产后的就业决策，下面就对此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介绍，

1　生育保险与女性产后劳动供给决策理论分析

女性产后何时恢复工作的决定是在收入约束和亲自照顾新生儿的效用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而生育保险将改变妈妈们面，临的预算约束，Burgess et al.(2008)针对英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带薪产假政策，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如图2)。

以女性的生育时点为原点，横轴是产后恢复工作的时间，纵轴是产后的收入，保护工作的产假在T。结束，收入补偿在T停止，假设产后恢复工作之后的工资率不变，直到TF退休，那么，在没有生育保险的情况下。女性产后面临的预算约束线是以产后新工作的工资WN为斜率的AB线，而在有生育保险的情况下预算约束变为CDEFG。收入补偿使得后者较前者有一个纯收入效应c。，而EF反映了原工作的工资往往高于产后重新寻找的工作，D点的转折显示在T一之前恢复工作则会使得生育津贴减少。作者用此框架分析了两类女性，个体Ⅱ是对工作有较大偏好的女性，她们在没有生育保险时选择在T，’恢复工作，而在有生育保险则可以延长休假时间到T真。个体2是对在家中照顾新生儿有较大偏好的女性，她们在没有生育保险时选择在T真*恢复工作，而在有生育保险则会缩短休假时间到T。。这说明，生育保险使得女性的恢复工作时间在产假结束的时点集中，有可能延长原本偏好工作的女性在家中照顾新生儿的时间，同时缩短原本偏好家中照顾新生儿的女性的休假时间，使其避免失去原工作和实现更连续的人力资本积累。

上述分析建立在雇佣双方原本没有任何产假安排的假设之上，但是现实中雇主可能对某些雇员原本就提供一定的产假，这时生育保险制度的影响就取决于法定产假与原先协议产假之间的比较。Klerman和Leibowitz(1999)针对美国家庭和生育假期法案中12周的无薪产假对此进行了分析。由于生育后一定时期的休假需求是刚性的(例如6周)，倘若雇主原本提供的假期少于这一时期，雇员会选择放弃原工作而在产后重新寻找工作，对于此部分员工，12周的产假可以保护她们回到原有工作。但是若原有雇主提供的产假就大于产后的最低休息时间，那么12周的产假对女性就业和在家中照顾新生儿的时间影响可能不大。

上述理论分析为我们理解女性产后恢复工作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框架，但是生育保险究竟对女性就业和儿童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则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下面就对此进行分析。

2　产后返回原雇主与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

如上所述，生育保险除了能使女性在产后得到较好的精神和身体恢复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生育期间连续的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回到原职的连续工作来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有不少实证研究认为产假较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例如，Ruhm(1998)发现产假与产后女性的就业正相关；Baum(2003)发现产假提高了母亲们回到原职的概率(10-17个百分点)；V21Baker和Milligan(2005)则用加拿大多次延长产假的社会实验验证了这一结果，他们的研究发现产假的每次延长都在不同比例上显著减少了女性产前辞职的比例，也增加了休假和回到原职的比例；Burgess et al(2008)发现产假使在产后7个月内返回原工作的女性增加了25％。

针对美国的研究还发现不同长度和类型的产假对女性劳动连续性的影响不同。例如，Woldfogel(1998)发现，相对于提供无薪产假的雇主，女性更容易回到那些提供带薪产假的雇主；Glass和Riley(1998)发现女性更容易回到提供较长期产假的雇主。同时，这些研究还指出，由于美国职业女性在产后回到原雇主的比例原本就较高，而1993年家庭和生育假期法案只有12周的无薪产假，且覆盖面有限，所以其对美国女性产后工作连续性的影响可能不大。

3　产后恢复市场劳动的时间与儿童发展

不少研究都证明，婴幼儿1岁前的生活对其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母亲在此期间过早返回市场

劳动可能对新生儿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母亲的全职工作常常伴随着非父母的照料方式，同时也是母乳终止的最重要因素。而母乳和父母对新生儿的亲自照料都被认为对儿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期的研究验证了产假对于延长母亲在家中呆的时间、同时减少非父母照料和增加母乳喂养的作用：Baker和Milligan(2005，2008a，2008b)发现加拿大2000年产假的延长增加了母亲呆在家中的时间，使得7-12个月儿童的非父母照料减少了18％。使得孩子1岁之前的母乳时间延长了1个月，同时使纯母乳喂养达到6个月的女性增加了7.7到9.1个百分点。但是，这些研究未能证明这些变化对文中采用的儿童健康指标的影响。作者指出，这可能是所采用的健康指标存在问题，也可能是这些因素对儿童认知的影响有较大滞后性，在儿童更大年龄时才会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不少作者提到的，这类实证研究中普遍存在与产假资格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即可能不是由于带薪产假影响了女性的休假活动和进一步的儿童照料行为，而是对产假认可度较高的女性选择了有产假的工作。有文章指出自身的计量模型无法区别这两种可能，而只是发现了二者的强相关。也有作者认为自己基本得到了因果关系，而上述Baker和Milligan的多篇文章则运用了加拿大全国普遍延长法定产假的数据，可能更好地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

四、简评

综上所述，生育保险制度可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女性就业，但同时也可能通过动态中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而女性产后较长时间的休假可能导致其人力资本的折旧和生产力下降，但是这也可能在长期有利于儿童发展。鱼和熊掌是否不可兼得?现实中，已经有女性开始选择少生育或不生育(尤其在上个世纪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表现明显，不少地区出现了超低生育率)，抑或退出劳动力市场，例如，James P.Vere(2007)就运用美国的数据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在本世纪开始下降，而生育率开始回升，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女性认识到她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真正实现了同时拥有对新生儿的细致照料和自己的事业这一理想，而开始调整其行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