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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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9-0059-02
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会计作为社会文明的产物当然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在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会计的发展变化主要源于经济因素的不断变化。可以说,整个会计工作的发展史就是不断适应经济环境而逐渐变革和更新的一部历史。
不同的经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和作用程度不同,研究经济环境系统能够对会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本文从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环境两个角度分析经济环境对会计活动的影响,目的是促进会计主体更好地发展并建立一整套适合我国会计理论水平和会计实践工作的会计体系。
1 外部经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
11 经济体制对会计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主要由所有制、宏观调控程度、经济类型、企业组织形式等基本要素组成。不同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不同的会计目标、管理方式、会计规范、会计监督等模式,各国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也都与经济体制有关。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或公有制占较主要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会计服务的宗旨,更多的是强调社会的宏观效益,推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由此可见,会计发展和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12 经济发展水平对会计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会计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经济的发展是推动会计理论和实务发展的原动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关系越复杂,整个社会对会计的要求也就越高,使得会计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不仅越来越必要,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反应也越来越敏感和快捷;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经济业务和会计实务就越简单,会计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就越少。
13 物价变动对会计的影响
传统会计是以币值稳定为基础的,但是市场经济中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就是物价变动剧烈而频繁。
物价变动对会计的影响是相对于传统历史成本会计而言的。历史成本会计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货币计量,即假定所使用的货币单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计量单位。但是经济生活中物价是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的,物价的变动势必会对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带来影响和冲击。会导致基本会计数据失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脱离实际,据此作出的决策会导致严重失误。
14 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会计所处的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传统的会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严峻的挑战,同时又给了会计一个创新的机遇。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经济资源主要是指物资或财务资源,通常表现为有形资产。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资源增加了表现形式为无形资产的知识资源。把知识资源纳入企业资产的范围,无疑是对会计观念的重大挑战,这意味着传统的资产概念将被赋予新的含义。同时也为资产计算带来新的课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各种信息以及竞争对手的信息和其他企业的业绩都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对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和知识创新能力的信息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因而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不仅要满足使用者对企业资本、物质等财务资源的增长和创造的兴趣,也要满足他们对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信息需求。同时会计将会由核算型转化为管理核算型,财务会计将在现在的以核算为主的基础上增加参与决策、实施适时控制和开展经济分析等内容,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的会计信息,既要说明企业的价值,以及相关的权益性资产和当期或未来履行偿债能力,还必须要包括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和知识创新能力的信息。另外,为防范知识经济时代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带来信息滞后风险,会计应及时提供相关的预测性财务信息。
2 内部经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
会计的内部环境是会计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客观状况,是指企业自身管理体制、管理水平、经营组织形式、生产经营规模以及企业领导班子和会计人员素质等因素结合所形成的既定空间。一定时期企业的内部环境同样会对会计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却能促进企业规范会计行为,采用先进的会计方法,完善会计组织和提高会计管理水平。
21 企业管理体制对会计的影响
企业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对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总称。企业管理体制一般是由其所有制性质和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所决定的。在企业微观理财环境中,管理体制起着决定作用,它直接决定着企业微观理财环境的优劣,以及企业会计理财权限的大小和理财领域的广狭。一般来讲,凡企业管理制度完备,则会计管理水平就高,会计信息的揭示就及时,信息反馈就迅速,会计管理参与经营管理决策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
22 企业规模与组织形式对会计的影响
在企业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企业生产规模的不同对会计工作提出的要求就不同。如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生产规模大,生产过程繁杂,内部分工协作较细,且工艺过程的现代化水平较高,对会计工作的要求就高。而对于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由于经营活动较为简单,筹资、投资范围较小,因此不像大型企业那样对会计行为有较高的要求。只要不影响企业财务信息客观公正的表达,小型企业可以舍弃一些不太重要或与生产经营关系不太密切的会计程序。
篇2
在旅游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更多的关注旅游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旅游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为使旅游业能够持续、和谐、健康有序发展,应该从根源上找到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为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途径。
一、旅游业对旅游地经济的影响
(一)旅游业对旅游地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旅游业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产业,可以带动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工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在无形之中可以为当地创造很多的收入。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当地的收入得到增长。
旅游业做为一项产业,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为旅游者提供服务获得更多的收益。旅游业由各种不同性质的产业构成,直接或者间接地都会获得一定的收益,很多地区旅游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二)旅游业对旅游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游客的大量涌入会引起物价上涨。影响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
旅游业快速发展,原本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人积极的投身于旅游业当中从而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旅游业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原本从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农民和工人可能会在旅游的淡季失去工作。过度依赖旅游业将增加旅游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从而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
二、旅游业对旅游地社会系统的影响
旅游的本质是消费,消费也成为了旅游的本质属性,带动着当地社会系统的发展。
(一)旅游业对当地就业的影响
由于旅游活动包括“住宿,旅游,购物,娱乐”,六要素,因而带来了运输,餐饮,商业网点的酒店服务,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服务业、纺织工业、建筑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业带百业”的作用。就业机会较多,门槛较低,从而给妇女,老人,和无业、半失业或有其他工作的人增加了就业机会。
(二)旅游业对旅游地经济转型的影响
发展旅游业对于旅游地市场经济转型的现实意义在于,促进工业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使产业延伸到领域的形成。促进城市建设。旅游能够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获得更大的价值、使当地的形象得到改变、从而形成品牌效应。带动百业兴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休闲农业,交通,餐饮,娱乐,旅游房地产,房地产开发业。以旅游业为契机可以促进经济的转型,使旅游地的运营管理更加科学,让旅游景点可以面向市场。
(三)增加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
发展国际旅游有利于外币的流入,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外来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可以刺激消费,食宿消费、购买旅游纪念品等行为,有利于收入水平的增加。发展国内旅游有利于增加货币的流动,使货币的回笼速度加快,加快资金的周转,为旅游地增加更多的财富。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会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税收,增加资本。无论是发展国内旅游还是国际旅游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着收入,为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三、旅游业对旅游地居民心理的影响
旅游业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增长,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当地社会更加稳定。旅游所带来的收益会使旅游地的经济状况带来很大的改变,促进当地的旅游发展,加强居民的经济意识,使当地居民不再安于现状,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会给旅游地居民得心理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更加强烈的经济意识,就会使当地居民有更大的经济欲望,从而有投机取巧的心理,出现违规操作,欺骗外来游客,将旅游产品高价卖给旅游者等一系列事情,生产经营者出现牟取暴利,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和游客的增加可以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产业结构、加大了贫富差距,影响旅游地居民的心理。
四、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地环境的影响
(一)旅游业对旅游地环境的积极影响
发展生态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旅游地的环境的发展,能够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旅游地是旅游发展的基础,旅游业可以促进当地居民环境保护意识,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文物、野生动物和当地特色文化的保护都能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舞台,对旅游地的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开发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为旅游者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生态环境,让旅游者的身心得到放松,同时也是环境保护的一部分。旅游资源经过合理的开发利用,才能使旅游资源的发展效益最大化。因此,在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发展中保护好旅游地的生态环境,对旅游地环境有较大的积极影响。
(二)旅游业对旅游地环境的消极影响
旅游开发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过分追求旅游业的发展,会使当地的居民经济欲望增强,从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忽略旅游地的承载力。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忽视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道路,自然资源枯竭,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水体受到污染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也会随之产生,不仅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五、结论及建议
篇3
从目前环境工程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环境工程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互相制约由于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环境工程的概念主要是有效保护环境,提高环境保护水平。从这一角度来看,环境工程与经济发展属于相互制约的关系,二者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
1.2环境工程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
环境工程的内容主要是如何保护环境,提高环境保护质量。在这一前提下,环境工程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使经济发展能够拥有较为可靠的自然环境基础,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环境工程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
1.3经济发展为环境工程提供有力的发展基础
通过加强环境工程手段,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能够为环境工程提供有力的发展环境,使环境工程能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持环境工程的发展。所以,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经济发展为环境工程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基础。
2环境工程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考虑到环境工程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认真分析环境工程产生的重要影响,提高环境工程的发展水平。目前来看,环境工程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环境工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环境工程概念的提出,以及环境工程手段的采用,使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满足了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证了经济发展的综合质量。所以,我们要清楚环境工程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2.2环境工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环境保障
通过运用环境工程手段,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整体环境得到了改善,经济发展有了良好的环境作为保障,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总体质量。为此,对于环境工程而言,其影响主要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环境保障。
2.3环境工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环境工程的发展是环保效果提高的过程,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满足了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环境工程对经济的影响在于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3结论
篇4
关键词:并购;宏观经济环境;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6-0087-08
一、引言
关于并购活动的动因,西方学者通常是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行为理论进行解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并购浪潮一般由经济、管制和科技等因素的冲击所导致(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Brealey and Myers,2003;Harford,2005;Martynova and Renneboog,2008)[1-4];而行为理论则认为并购浪潮是由管理者的问题、自负及羊群行为所引起(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Bikhchandani, Hirshleifer and Welch,1992;Milbourn,Boot and Thakor,1999)[5-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并购浪潮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管理者利用资本市场的过高估价而择时并购的结果(Shlei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hwanatan,2004;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hwanathan,2005)[8-10]。尽管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环境不同,但并购活动总体上也呈浪潮式发展,并且具有周期性(唐绍祥,2006;刘淑莲,2010;张秋生,2010)[11-13]。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主要运用归纳性假设分析方法来研究并购浪潮的驱动因素(刘淑莲,2010;张秋生,2010)[12-13],在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唐绍祥(2007)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1998―2006年我国总体性并购活动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发现经济周期、利率及股价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4]。
总体而言,采用实证方法检验并购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特别是运用中国公司并购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于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发起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及股价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利率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与股价是总体性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而利率并不是总体性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发展水平波动与股票价格波动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波动存在正向影响,利率波动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波动存在负向影响。与其他研究中国并购活动的实证论文不同,本文的研究样本时间跨度长,采用协整检验、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并购动因,一方面可以克服多元线性回归在刻画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时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与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相比较。本文研究结果与唐绍祥(2007)的结论有所不同,得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检验我国已取得的各种归纳性假设,而且还有助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发展趋势,明确影响并购活动的宏观驱动因素,为公司预测与选择并购时机、提高并购协同效应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关于并购活动的驱动因素,西方学者大多是侧重于微观经济个体研究并购的形成动因,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尽管对并购动因的理论研究尚存较大分歧,但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大部分并购活动几乎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同时发生,这表明并购活动可能存在共同的驱动因素(Harford,2005)[3],即不同于微观经济个体的宏观经济动因,这些因素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产业冲击、科技进步等,本文主要从前两个方面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Reid(1968)提出了并购活动-经济繁荣理论[15],为更好地理解并购活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并购活动与经济周期存在着相关性,即并购活动存在顺周期特征(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Becketti,1986;Makaew,2011)[16-18];并购活动的强度与经济增长及资本市场状况的变化正相关(Nelson,1966;Liu and Wen,2010;Palmquist and Sandberg,2012)[19-21]。Maksimovic and Philips(2001)研究发现并购活动通常在经济繁荣时期升温,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放缓[22]。Lambrecht(2004)采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表明并购活动与产品市场需求正相关,当产出价格处于高位时触发并购[23]。因此,并购活动与产品市场周期相关。从宏观经济指标与并购活动的关系分析,Steiner(1975)研究发现并购交易数量与GNP正相关,且并购活动的增加与经济环境的改善相关[24]。Golbe and White(1988)也证实并购交易数量与GNP正相关,但与实际利率负相关[25]。
Harford(2005)不仅认为并购活动是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而且还认为资本市场的繁荣所带来的足够的资本流动性是驱动并购的必要因素[3]。Shleifer and Vishny(1992)认为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由资产流动性价值与债务融资能力的关联性所驱动[26]。Eisfeldt and Rampini(2006)也认为公司之间资产重新配置的顺周期缘于资本重新配置成本的反周期[27]。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将并购作为股票价格和债券利率的函数来解释并购活动,他们的研究发现:(1)股票价格上涨(下跌)后一个季度内出现并购活动的增加(减少),由于并购谈判往往在并购完成两个季度前才开始,所以并购谈判可能比股票价格的变化领先一个季度;(2)并购活动与先前的债券利率负相关,但其相关程度弱于并购活动与股票价格的相关程度[16]。这些结论表明融资可获得性是主并公司进行并购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当资金较容易获得时(股票价格上升、利率下跌),并购活动增加。这与资本市场状况或其背后的原因可以解释并购活动的观点是一致的。李瑞海、陈宏民和邹礼瑞(2006)认为中国的兼并活动与GDP增长率和市场化程度正相关,而与股票指数存在较弱的相关性[28]。唐绍祥(2006)研究发现中国总体并购活动呈浪潮式发展,并购活动具有周期性,而非遵循随机游走过程[11]。唐绍祥(2007)认为经济周期和利率是中国并购浪潮形成的主要原因[14]。潘勇辉(2007)通过对中美两国1991―2005年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验证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修正关系[29]。
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使股票市场与并购活动的关系得到了新的注释。Brealey and Myers(2003)认为引发并购的原因是部分股票的价值被错估,特别是当股票市场处于繁荣期时,股票价值被高估公司的管理层更倾向进行并购交易活动[2]。从行为学的角度分析,股票市场错误定价与管理者的过度乐观与自信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并购活动。Shleifer and Vishny(2003)明确将这种观点概括为“股票市场驱动并购”[8]。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R-KV)认为繁荣的股票市场使得主并公司可以通过被市场高估的股票去收购被市场低估的目标公司[9]。虽然R-KV给出了收购者行为的解释,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既然主并公司的股票被高估,为何目标公司会接受股票对价并购交易呢?R-KV认为主并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目标公司不足以正确估计并购行为本身的价值。他们对股票价格的总估价错误导致了对并购协同效应的估价错误。因而接受了主并公司被市场过高估价的股票。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wanathan(2005)将公司的市场账面价值比率拆分成公司成分与市场成分,认为市场层面的错误定价是并购浪潮发生的显著影响因素[10]。Rosen(2006)检验了并购对主并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时期的并购活动,并购市场繁荣时期的并购活动给主并公司带来的收益较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并购收益较低[30]。这表明过度乐观的投资者误判了并购所能带来的协同效应。股票市场虽然是并购活动的一个显著驱动力,但不能完全解释并购活动的出现。由于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股票市场的繁荣可以刺激更多并购活动的发生,但并不是并购浪潮唯一显著的驱动力。
除上述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等宏观经济因素外,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Harford(2003)的研究不仅证明并购活动和经济环境中的股票市场有关,同时他们发现经济、制度、产业冲击等因素都会引发集聚的并购活动[1,31]。也有的学者分析技术进步对并购的影响,他们认为技术冲击对产业环境、经济环境的影响,改变了市场上要素的平衡关系,通过并购手段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新的平衡(Jovanovic and Rousseau,2002)[32]。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并不存在唯一的并购活动驱动因素,并购浪潮的出现是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Ali-Yrkk?(2002)所认为的那样,宏观层面的因素诸如经济繁荣、技术发展、全球化与规制等引起行业冲击,为了有效应对这种冲击,微观层面的管理者出于经济动机、管理动机与自负动机而作出并购决策[33]。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并购更像是公司层面的事件,然而这种微观层面的并购交易活动的发生往往具有聚类的趋势,形成一种浪潮,这种现象表明从宏观上来看,可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长期均衡环境驱动着并购活动。本文主要从宏观经济环境层面来研究我国总体性并购活动的驱动因素,检验宏观经济环境与总体性并购活动是否存在着长短期关系。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并购活动
根据“并购―经济繁荣理论”,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繁荣与并购活动呈同方向变化,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总体经济增长水平,那么,GDP越大,并购活动的交易量与交易额就越大。这是因为GDP绝对规模越大或者GDP增长率水平越高,意味着总体经济需求越大,因而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达到最佳使用。而这种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需要又触发了并购活动。在美国、英国和欧盟其他地区,并购浪潮总是发生在经济强劲增长、股票市场高涨时期,并购浪潮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紧密,全球并购的兴起与衰退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水平高峰与低谷的轮回而交替。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公司并购活动也产生周期性变动。GDP对并购活动的正向影响也得到了Resende(2008)的支持,他们认为国内总体并购活动与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4]。另一方面,Healy and Palepu(1993)认为GDP规模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而公司则会利用这些超额现金去并购当地的其他公司以增加公司规模及获得市场支配力[35]。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1:经济发展水平(GDP)对并购活动存在正向影响。
(二)市场利率水平与并购活动
并购作为一种投资行为,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保证。由于并购公司的内部资金有限,完成并购交易所需要的资金一般是通过债务融资支付对价,因此,并购活动可能会受到现行实际利率水平的影响。较高的利率水平将意味着较高的资本成本以及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不利于并购活动的发生。结果,并购活动与现行实际利率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Golbe and White,1988;Weston,Mitchell and Mulherin,2004)[25,36]。融资约束可能会阻碍公司的并购交易活动,而较低的利率放松了公司的融资约束,当公司持有更多的现金或更容易进入外部资本市场融资时,就会更容易发起并购活动(Harford,2005)[3]。已有的研究表明并购水平与经济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的变化相关,并购活动为主并公司的融资可获得性所驱动,较低的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当资金较容易获得时,并购活动增加(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16]。Yagil(1996)研究发现利率与并购活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37]。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2:市场利率水平对并购活动存在负向影响。
(三)股票市场状况与并购活动
根据预期理论,股票市场状况直接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股票市场越繁荣,股票价格越高,越容易引发公司的并购活动。Geroski (1984)、Guerard(1989)考察了股票价格与并购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股票价格对并购活动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高股票价格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提高了并购活动所能带来的未来回报的净现值;二是现行的股票价格在预测未来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方面在统计上显著[38-39]。Gort(1969)提出了用以解释并购活动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经济突变理论”(Economic Disturbance Theory)[40]。他认为外部经济因素的变化(如股价的上升)会引起持股股东和非持股股东对公司价值的不同预期,从而引起并购活动水平的增加,变动的股市比静止的股市能产生更多价值被低估的公司,促使公司去收购价值被低估公司的股票,从而解释在股市上升或下降过程中产生并购活动的出现。当一国股票市场进入萧条期时,股票价格往往被严重低估,就会出现较多的跨国并购现象。Shler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认为股票市场估值驱动并购浪潮。他们认为繁荣的股票市场导致主并公司用过高估价的股票去并购被市场低估的目标公司的资产[8-9]。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3:股票价格指数对并购活动存在正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较为频繁的上市公司并购起始于1997年,所以,本文采用的数据起止日期为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为了保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将各变量数据调整为季度数据,并对明显具有季节性的变量数据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并购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GDP、利率与股票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Wind资讯。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 变量定义。(1)并购交易数量。衡量并购交易活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并购交易的数量,二是根据并购交易的总金额。单独考虑并购交易的数量,可以做到对所有并购交易活动一视同仁,是对发生在中国的并购活动广度的一个明显度量。相对地,单独关注并购交易的总金额,是对大规模交易的深度或重要性的度量。但由于不少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金额并未披露,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决定采用并购交易数量的季度数据来衡量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性并购活动。根据CSMAR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的重组类型标准,将并购限定为资产收购、股权转让、吸收合并以及资产置换,而不包括资产剥离、债务重组与股份回购等形式的广义并购活动。在实证研究之前,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变量用M&A表示。
(2)GDP。为了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总体并购活动的影响,本文采用实际GDP的季度数据进行度量。变量用GDP表示。
(3)利率。本文利率指标采用六个月期贷款实际利率的季度数据。变量用R表示。
(4)股票价格指数。由于综合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沪深300指数只能获得2005年及以后的数据,且国内没有其他反映沪深股价综合水平的指数,同时考虑到深圳综合指数与上证综合指数的波动几乎保持同步,因此,采用深圳综合指数的季度数据来反映股票市场状况。数据在使用之前采用X12进行了季节调整。变量用StockPrice表示。
2. 模型设定。为了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对中国上市公司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本文建立(1)式的基本模型,以分别考察经济发展水平、股票市场状况以及市场利率水平与并购活动之间的关联性。考虑到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我们将对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变量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采用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协整分析以及建立VAR模型,通过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检验各宏观经济变量对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动态影响关系及其影响程度,最后对各宏观经济变量与总体性并购活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M&At=?琢+?茁1GDPt+?茁2Rt+?茁3StockPricet+?着t(1)
(1)式中,M&At为并购交易数量,GDPt为国内生产总值,Rt为利率,StockPricet为上证综合指数,εt为随机扰动项。
五、假设检验与结果
(一)宏观经济变量与并购活动的长期关系检验
1. 单位根检验。Chowdhury(1993)认为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与并购活动的替代变量为非平稳变量[41]。因此,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为避免时间序列出现伪回归的现象,本文利用Augment Dickey Fuller(ADF)检验以及Phillps-Perron检验,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从表1可以看出,这些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即它们本身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都为平稳时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2. 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和用于单方程的基于回归残差检验的ADF检验不同,它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M&A、GDP、R与StockPrice这四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I(1)过程,从而采用Johansen检验法分别检验M&A与GDP、R及StockPrice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至表4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方法的结果同时表明,M&A与GDP及StockPrice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M&A与R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协整关系。表明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股票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并购活动与利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二)宏观经济变量随机波动影响并购活动的动态过程分析
由协整检验确定了M&A、GDP、R与StockPrice四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利用VAR模型考察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在VAR模型中,它直接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造成的影响。为了考察并购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场状况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我们建立了包括并购交易数量、实际GDP、六个月期贷款利率以及深圳综合指数的VAR模型,见方程(2)。由于平稳时间序列在建立VAR模型时效果较好及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在下文中将使用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分析。
AiM&AtGDPtRtStockPricet=?椎i+?着it(2)
其中,Ai为i维矩阵,i为滞后阶数,?椎i为常数项向量,εit为白噪声扰动向量。
1. 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建立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最佳滞后阶数的确定,滞后期的选择可能会影响VAR模型估计的结果。因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多了,解释力就要大一些,而解释变量的增多会带来自由度的损失。因此,在选择滞后阶数时,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保证足够数目的自由度。而各种信息准则考虑了自由度的损失,可以作为判断模型阶数的依据。本文采用常用的LR检验、AIC信息准则以及SC信息准则等来判断恰当滞后期(见表5),由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滞后1期的VAR模型最为合适,因此,建立VAR(1)模型。
2. 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VAR模型具有稳定性是模型适用的前提,模型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所有特征值的模都在单位圆以内(小于1),本文通过VAR单位根表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模型中不存在大于1的单位根(见表6),所以建立的VAR(1)模型是非常平稳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检验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对并购活动的影响。
3. 脉冲响应函数。VAR模型的系数通常难以解释,而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或新息(Innovation)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因此,研究者通常运用脉冲响应来推断VAR的内涵。在VAR模型基础上,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技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进一步分析并购活动对GDP、R与StockPrice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脉冲响应。
从图1来看,对GDP的一个冲击,M&A在初始阶段呈正向影响,之后这种扰动冲击对并购的影响缓慢减小,在第三期后,并购的波动趋于零。说明中国并购活动的波动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的波动正相关,处于扩张或繁荣阶段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利于并购活动的开展。然而GDP冲击对M&A的影响较为微弱。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如西方国家那么成熟,并购重组活动大多在行政主导下完成,带有政策性色彩,真正通过市场化运作完成并购交易的较少。
从图2来看,对R的一个冲击,M&A在短期内有较小幅度的下降,在三期之后趋于稳定。可见,并购活动的波动与利率的波动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在短期内融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并购交易活动的发生。
从图3来看,对StockPrice的一个冲击,M&A在短期内有较小幅度的上升,在三期之后趋于稳定。说明并购活动的波动与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正相关。但StockPrice冲击对M&A的影响较为微弱。原因在于中国政策性的股票市场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股市不能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股权分置,存在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现象,不利于股票在并购交易中充当支付工具的角色,同时,由于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也不利于主并公司利用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而择时并购。最后,从并购交易支付方式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股票市场状况对并购交易的影响较为微弱。刘淑莲(2010)根据CSMAR数据库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分类标准,统计了1998―2008年共20 647起并购案,发现采用内部资金支付方式的并购案为90%以上,股票支付等方式占的比例非常小。这说明中国主并公司较少利用股权融资来完成并购交易活动。
4. 方差分解。分析了并购活动波动对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场状况扰动冲击变化的响应之后,我们将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场状况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度,从而了解各新息对并购活动变化的相对重要性。
从表7可以看出,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影响中,如果不考虑并购活动自身的贡献率,利率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率虽然最大并且长期保持稳定,但也只达到0.8%左右;而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率较小,一直在3%左右;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率也同样较小,一直在0.2%左右。总之,在短期内,GDP、利率及股票价格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影响均较为微弱。
5. 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为I(1)序列,即原序列是非平稳时间序列。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变量序列是平稳的,且滞后期的选择很重要。而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却可以运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滞后期的选择也是确定的。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与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股票价格指数是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而贷款利率并不是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说明繁荣的经济发展与股票市场状况确实有助于并购活动的发起,而贷款利率对并购活动发起的影响不甚明显。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深入地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利率与股价指数对我国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性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股票市场状况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总体性并购活动与贷款利率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因果关系看,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与股票价格指数到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利率与总体性并购活动不存在因果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股票价格指数是我国并购浪潮形成的重要原因。(2)在短期动态调整过程中,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冲击对并购活动波动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GDP波动在短期内对并购活动波动有着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幅度较小。影响程度虽然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宏观经济的繁荣与否确实影响着公司的投资行为。虽然利率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利率波动在短期内对并购活动波动有着一定幅度的负向影响。说明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并购活动的发生。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在短期内对并购活动波动也存在正向影响,影响幅度同样较小。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是很成熟,为典型的政策市场,而且股改前后,我国股票市场均存在大量的国有股与法人股,这使得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很难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波动产生显著的短期动态影响。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是形成并购浪潮的重要原因,而利率波动虽然短期内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有影响,但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影响。
本文仅研究了反映宏观经济环境的几个主要因素对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而进一步地研究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层面与行业层面的因素来分析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分析驱动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各层面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深入,对不同国家的总体性并购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将进一步加深对全球性并购活动驱动因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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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on M&A Activit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ime-series Data
Li Jinglin1,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Wuhan 430205, China;
2. Hubei Account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篇5
一、地域文化和观念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往我们在研究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时,常常注重各类经济指标的分析,却忽视了考察区域文化因素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区域文化能够提高人们的进取精神。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当一个区域形成一种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优良文化,就会营造出一种积极的精神氛围,培养一种奋发向上的热情,促使人们积极进取,提高生产效率。第二,能够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各种制度政策、法规条例的健全规范状况和现实中的执行程度、区域内人们的道德情操、社会风气等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管理成本的高低。
区域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构成,由于地理区位、资源、气候、人文、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使其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各具特色,同时也孕育了有不同个性的地域文化。它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决定着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但是同时,区域经济也受着地域文化的结构、类型、性质等的制约。因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主体行为都受到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地域文化环境成为经济全面发展的前提。
二、湖北地域文化的现状、问题以及对经济的影响
通常先进的文化造就发达的经济,落后的文化只能伴随着贫困的经济。例如,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及江浙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也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分析其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时不难发现,历史传统、科技人文等地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悠久,楚文化与三国文化、三峡文化、武当文化、神农文化千百年来相互交融、交相辉映。
湖北文化虽然在历史上是相当灿烂的,并且对湖北省近代和当代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对湖北民众较高素质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正如一枚硬币有两个面,湖北历史上的文化对当代湖北人民观念的形成也有一些不利的方面,从当今的市场观点来看更是这样,具体说来有以下一些特征:
①历史上商阜文化的传统一定程度上在湖北民众中形成了一种“重经商、轻生产”的观念。在古时流通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商业比实业有着丰厚得多的利润,充满着睿智的湖北人民借地利人和之便在商海中打拼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此种传奇般的经历与故事口耳相传,向人们昭示着商业的魅力。而在那个时代,经营实业者无不筚路蓝缕,从充满着荆棘的荒野中走来,且未见得能有较大回报。
两相比较,便使湖北人民形成了经营商业比经营实业更为有前途的观念。这类观念在湖北人心中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对生产领域投资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这种观念在民众之中的蔓延,使本地不易形成一种如同江浙一带那样竞相进行制造业生产的气氛。
如此一来,湖北就不仅没有培育出生产性投资的环境,也没有保留住生产性投资的环境,投资者更多追逐的可能是投机的利益。
②历史上各方思潮、各路英豪在地理上处于中心的湖北风云激荡,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此轮番上演,使湖北人民眼界开阔了不少,也使湖北人民产生了一种参与历史创造及融合四方文化的自豪感。见惯了大世面的湖北人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只愿做大手笔而不愿从小事做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眼高手低”状况。这对湖北本地发展实业,吸引外来投资不是非常有利的。
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已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湖北省副省长辜胜阻2003年1月在谈及湖北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指出,应从文化的层面来思考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他阐述了阻碍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六大文化现象:一是校园文化与商业文化不协调。二是竞争意识过度、合作精神不够。三是精明过度、高明不足。四是短平快,小富即安的思想意识很浓。五是求职就业心很强,创业精神欠缺。六是官本位意识强,商本位、企业优先意识弱。
三、塑造湖北地域文化,转变陈旧观念的建议
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彻底改变一种文化更是需要假以漫长时日。但为了湖北省投资环境的改善、为了湖北经济的长远发展,培育有利于提升竞争力的文化氛围,树立湖北在当今中国的文化形象、确立其在新时期的文化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好好反思一下区域文化中的“孽根”,找出那些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陈旧观念和行为,深入分析它产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基础,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甚至是会引来非议。因为当前呈现的文化必然有他的历史积淀,客观上看,许多时候也无所谓优劣,但是要判断他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我们经常会责怪“思想保守、观念陈旧”,但是很少去认真分析这种既有思想的文化渊源。因此,理论工作者必须潜心下来,从历史、现今和未来的角度,审时度势,客观地进行这项研究。
其次,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应当共同研究经济发展滞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与发达地区在文化与理念上的差异。
第三,要认真思考什么是当代湖北的文化,我们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节目,在谈及湖北文化时,既为湖北的历史而赞叹,同时也为现实的湖北而深感困惑。
篇6
一、关于本量利分析法的运用。传统的本量利分析以成本习性分类为基础,依据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用变动成本法确定产品成本及分期损益,以获取相关信息;将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关系拓展到对利润的影响,建立了本量利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保本分析、安全性分析、保利分析及利润的敏感性分析等等。但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多样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与产销不直接相关的后勤辅助支持作业越来越多,而我们通常将它们排除在变动成本之外,忽视了其变动性,这将对产品成本和相关损益的确定造成不良的影响。其实,通过作业和成本动因的分析可知,产销业务量并非成本的唯一驱动因素,多数成本与产销量无关,但却是变动的,它们随作业量的变化而变动,而且不同的作业与成本之间,具有不同的成本动因,如批次、人数、检验次数等等。显然,进行本量利分析不应仅仅局限于产销量与成本的相互关系分析,而应拓展到作业、成本动因及其变化对利润的影响关系的分析。
二、关于经济批量模式的运用。经济批量的基本模型建立在两部分相关成本基础上:储存成本和订货成本(经济采购批量)或储存成本和调整准备成本(经济生产批量)。由于这两部分成本具有此增彼减的相互关系,通过微积分求极值或通过逐次测试后知:所谓经济批量就是两部分相关成本相等时的批量。然而,在JIT环境下,如此求经济批量的方法已没有意义。首先,JIT的运作基础之一就是缩短调整准备时间,而柔性制造系统的运用,又为调整准备时间的进一步缩短创造了技术条件,传统上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的调整准备时间,现在缩短为几分钟,因此,调整准备成本在新经济环境中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另一方面,JIT系统的运作,还建立在长期、稳定而良好的供应合约基础上。可以说,没有良好的供应基础,就没有JIT。因此,所谓订货成本也不再是与批次相关的成本,相关的成本数额也大大减少。如此,经济批量中的主要相关成本只有储存成本。储存成本与储存量相关,储存数量越多,储存成本越大。所以,最经济的做法就是减少储存量,降低储存成本。这也就是所谓“零库存”的要求。现代的“经济批量”实际上应该是:仅在需要时才提供的必要数量的必要物品。
三、关于相关成本决策法的运用。相关成本决策法是管理会计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管理决策方法,它将与某项决策相关的成本和收入进行配比来作出决策,其主要特点是只考虑随决策而变动的成本,略去不受决策影响的成本。相对于某项决策而言,前者称作变动成本,后者称为固定成本。在成本核算上,它假设决策引起成本的发生和变动,故应核算决策相关成本,从决策过程来看,它假设:1.决策只对成本在短时间内发生影响;2.多项决策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互不影响。显然,相关成本决策法只考虑决策的短期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假设决策互为独立是不符合现实的,尤其是随着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运用,企业总是面临许多决策:一些决策同时进行,
其相互影响体现在机会成本上;另一些决策则相继发生,其相互影响既表现在机会成本上,又表现为未来的潜在成本。相关成本决策法缺乏考虑这种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使用它的结果是一定时期内从各项决策取得的收益不具可加性,即整体效果小于各单项决策效果之和。为此我们应该结合作业成本会计,修正相关成本决策法。为衡量短期决策的长期影响和一项决策对其他决策(尤其是后续决策)的影响,管理人员不仅需要预计未来的机会,而且需要掌握成本的长期习性,包括那些不随单项决策而变动但随多项决策而变动的成本的习性。通过借助作业动因分析,通过揭示各种决策方案对作业资源的需求,使管理人员了解各决策方案的短期和长期后果,并帮助管理人员防止采用那些有着短期或长期不利影响的方案。
四、关于长期投资决策方法的运用。长期投资决策分析方法中,最常用的是净现值、内涵报酬率等货币时间价值法。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决策结论均会受初始投资、经营现金流量等现金流量值大小的直接影响。在新经济环境下,这些因素的内涵更为丰富了,这是我们在进行决策分析时必须注意的。首先,初始投资中不再是取得、形成固定资产的直接投资占绝对多数,还包括了大量的软件、工程、培训等投资,由于这类成本的数额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必须将其资本化,并作为初始投资考虑,不容忽视;其次,传统的经营现金流量的预计主要考虑直接的、有形的效益,如销售收入的增加、人工成本、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的减少等。但在新经济环境中,高质量的产品、优质的服务、顾客满意度、市场占有率等,已成为影响企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无形效益,而且,由于辅助支持作业的效率和效果的提高所产生的间接效益也有不断增长之势,对此我们也不能再忽略不计。因此,在分析经营现金流量时,应尽可能预计因长期投资而引发的无形和间接效益。
篇7
目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首次跌破“7”。经济发展新常态指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企业应不断加强财务管理创新,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通过财务管理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
二、我国目前经济环境现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6.7%。当前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仍在为适应新经济形势而进行着调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首先,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水平。这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其次,产业发展结构将不断优化和调整。“第三产业”,“消费需求”,“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将成为关键词。同时,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1]。此外,创新成为发展的新动力。尤其是制造业,只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科技创新才能带来新的竞争优势。当然,新常态经济也伴随着新的风险,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也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三、新经济环境下的财务管理
我国当前经济环境的诸多变化,也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要主动适应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使企业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一)企业成本上升,要加强成本管理能力
?^去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只要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但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加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此外,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发展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企业必将投入一定的资金用于环境治理、技术改造、资产重置以及高新技术研发等,这些都将引起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大提升,利润空间缩小[2]。这就给财务管理工作带来了压力。企业要普及财务管理系统,缩减财务系统操作人员数量,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整体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可以减少企业职工薪酬支出,减轻企业压力。此外,还要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方面的水平,规范企业成本支出和核算,加强成本费用类支出的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推动降本增效,提高存货管理,为企业减少压力。
(二)产能过剩加重,要加强资金管控,提高生产和盈利的协调能力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尤其是重资产行业,由于其固定资产数额较大,折旧摊销比较高,企业经常会通过提高产量来降低单位固定成本,这会进一步加大产能过剩,让企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产能过剩严重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这就要求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要加强预算管理,加强资金管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存货、产成品占用资金。此外,企业要加快自身转型,提高自身的技术优势,捕捉新的利润增长点才能够实现良好的生存和发展。这就需要企业的财务管理加强协调产量、成本与利润的能力,提高财务管理中的投资决策能力,识别对企业有利的投资项目,使企业能够更好的应对激烈的竞争。
(三)资本多元化,要加强投融资决策能力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也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吸引许多境外银行和国外企业入驻我国,这会带来大量国际资本。同时我国企业也在积极走出国门,寻找企业发展的新路径。资本加速流动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要加强财务管理中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能力。在融资决策方面,要加强提高企业信用等级的建设,为企业选择适当的融资方式,善于将自有资金、债务筹资以及股权融资相协调,降低融资成本,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满足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在投资决策方面,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对各业务的投资、成本和利润进行分析?科学确定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为企业找到正确的利润增长点,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价值。
(四)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要加强风险管控能力
经济进入新常态,各种风险如楼市风险、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财务管理中的风险预测和风险评估能力,增强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建立健全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在制度和技术上加强风险控制,降低企业风险发生的概率,确保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市场中使企业平稳健康的发展。
总之,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的生存竞争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突破难关,就需要企业转变经营发展方式,高瞻远瞩,找到适合企业的道路。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主要集中在财务核算方面,在投资管理、融资管理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发挥的不够。这就要求财务管理的目标性要加强,转变财务管理模式,从过去的守财、保值、算账型的管理转变为生财、增值、决策型的管理[3],实行成本领先竞争战略,加强财务管理基础工作,提高投资融资的科学性,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使企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篇8
[关键词] 市场经济;人力资源;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 F2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6-0068-03
[作者简介] 傅蓉心,绍兴文理学院实验师,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应用、人力资源管理。(浙江 绍兴 312000)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外部环境,是指企业系统以外能够对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即人力资源受到当今时代和社会影响而具有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由于这些环境因素都处于企业的范围之外,企业不能直接地控制,而企业为了获取、开发、保持和有效利用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状态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运用科学、系统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各种相关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活动,以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二者互相联系,互为作用。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主要指政治稳定性、政府的管理方式以及政府的方针政策。
(一)政治稳定性。政治环境一般不能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但能影响企业,进而影响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稳定的政治制度、和谐的社会生活、丰厚的人力资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壮大的的充分条件。总理在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把握好:一是稳定,就是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是完善,就是根据经济运行新情况及时完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三是落实,就是认真落实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增强执行力,真正把各项政策部署落实到实处。要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中国的富强、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为企业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二)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方针政策。与政治稳定性相比,政府管理方式和方针政策的作用更有力,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政府管理方式和方针政策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以减少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波动,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的任务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要按照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要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深化电力、邮政、电信、铁路等行业改革,稳步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公用事业改革。要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深化保险业改革,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引导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等等。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将使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宽广的途径。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主要指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发展趋势。
(一)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具体方式,它集中体现为资源的配置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价格杠杆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拥有相对独立自,企业可以根据内部的的各种因素自行对人力资源进行统一配置,职能性和战略性的工作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十五”以来,国有经济布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取得新进展。邮政、电力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迈出新的步伐,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境内外成功上市,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得到加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工作深入开展,深化和扩大与各国的经贸往来,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全面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完善涉外经济体制和法规政策等一系列改革的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储备了外部变量,使人力资源成为各种资源配置的重要一种。
(二)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在市场趋向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内生变量。企业在作出人力资源的需求和供给规划时,重要的一项就是企业未来的前景,而企业未来的前景是与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形势繁荣发展,企业的前景看好,企业会不断发展,人力资源的需求就相应增加,相反就相应减少。企业在人力资源供需预测时,要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改变和经济增长速度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充分考虑内外部两个渠道,及时调整好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对策。
(三)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发展趋势。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发展趋势是国家的技术环境,是科技体制、科技政策的晴雨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既是市场竞争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企业对新技术开发的投入、采用和扩散,是人力资源价值的集中体现。而新技术的快速扩散,会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也能扩大人力资源的供需平台,增强人才流动。使企业在专业化经营的基础上,注重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多元化提升、人才化发展,推动我国循环经济的硬实力。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的导入,使人力资源体现的技术正在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环境
法律环境主要指国家的法律规范、国家司法与执法机关、企业的法律意识等。
(一)国家法律规范、国家司法与执法机关。国家法律规范的实质就是对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及其相互关系所做的一种规定,它通常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的程序制定,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作为后盾强制实行的,法律一经颁布实施,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遵守。在我国,除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外,国务院及其各部门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规定、条例等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国的《劳动法》,内容几乎涉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招聘录用、男女平等、劳动安全和卫生、工资待遇、社会保险和福利、辞退解雇、培训开发等等。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规范。因此,法律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上。同时,国家在政策法规上,体现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引导和保护。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二)企业的法律意识。在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的完备性、法律仲裁的公正性和法制的稳定性日趋科学合理的全球化经济进程中,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级别的法律监管和法律风险环境,企业必须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严格遵照执行。在新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而所有竞争的焦点则集中于人力资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力资源竞争的成败将决定企业竞争的成败。而且,随着跨国企业的不断涌入,企业人力资源的竞争不仅有国内的公司,与国内外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也逐渐密切,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环境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的法律规范,而应当从全球的范围来分析判断。目前,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对法律环境变化的认识还相对滞后,对法律风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同样会遇到一些执法机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当然,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增加,企业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国际间人力资源的交流一定会增多,肯定会形成一个宜于国际人才流动的良好的法律环境。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主要指国家的民族特征、文化传统、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人们的观念形态。
(一)民族特征和文化传统。在我国数千年的灿烂文明中,无论是“革故鼎新,顺天应人”和“忧勤惕厉,居安思危”的为政法则,还是“振民育德”之修已、正已、教之、化之的仁德之治和“民悦无疆”之亲民、利民、富民、教民的利民之道;无论是儒家中庸和孙子谋略的智慧,还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都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夺目光彩,是中华文明的绝唱。中国的长治久安,促成了中华文化的积淀,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国家号召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尤其要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国家还计划: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继续建设一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搞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保护。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纵观历史,联系现实,探索以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离不开本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本国的企业,离不开本国的人。我们企业的精神文化要从民族文化中去集合,企业的制度行为文化要符合本国文化的特征,企业的形象、物质文化要靠自己人去创造。可见,由于文化结构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影响作用,它内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这种影响具有相对的持久性。对于不同国家来说,由于其历史传统、地域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文化的区别使得其对文化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作用在内容上各不相同。因此,会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人们的观念形态。全民素质、人才质量的高低是衡量国家教育水平的一杆秤,也直接决定人们的观念形态,即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看,教育决定文化,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引伸到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直接表现出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存在差异,对物质利益的分配心态存在差异,对上级、同事的评价方式存在差异。面对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出国门投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带来了一系列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作生产质量和取得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进行获取、保持、评价、发展和调整的管理过程,即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跨文化现象。这种可以通过跨文化沟通、跨文化培训、跨文化团队合作完成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就迫切需要提高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人才的本土化水平,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是国家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国家的总体布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十一五”时期中央将投入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改造计划。同时,继续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要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行工学结合、校企结合的办学模式。高等教育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快教育教学改革,加强高水平的学科和大学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努力造就大批杰出人才。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继续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推进以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要在全社会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气。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于如何整合人力资源管理中零散而孤立的功能、职责和活动,在于如何通过对人的运作来增加协调性和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如何顺应国家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水平的发展、人才战略的运行,始终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课题。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人力资源在与外部环境的互为作用,劳动者自我丰富、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成为保证企业目标得以实现的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资源的特征。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力图通过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质量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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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影响
全球化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企业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环境污染问题也时有发生。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所以说,在发展国际经贸的同时,必须重视环境问题。因此,了解国际经济与贸易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下发展经济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国际经贸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不断发展的背后,伴随着原料的输出与输送、巨大的物流运量、生产资源的开发与浪费。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甚至掠夺性的开发自然资源,都会给自然环境带来很大的负担。比如,在初期进口商品时,若存在一些非常危险的化学工业产品,则会对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污染。再比如,我国的商品生产方式,曾经长时间的处于一直比较粗犷的状态,很多企业对于环境保护不够重视,甚至根本没有环保意识,存在浪费生产资料的现象,这也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还有,在物流运输时,因为国际经贸的不断发展,物流运输的要求和成本也不断增高,所以在运输的过程中,资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多。在商品销售时,消费者对商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商品的多样化水平也随之提高,这就造成了过度包装等浪费生产资料的问题。所以,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承载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
二、国际经济贸易对环境的具体影响
伴随着环境污染事件的不断发生,以及相关政策所作出的调整,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了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制定具体的环保措施上,还是不够全面,严重的污染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普通居民和政府部门的环保意识都在不断提高,在具体措施上,先要强化防范自然环境污染的意识、而后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充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对环境施加过分的压力,非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拖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在政治上还会引发连锁反应。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相关的工作,更需要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合作,要认真考虑人民的意见,要让人民充分参与到环保事业中来,同时要充分尊重有关专家的意见,提高环保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还要强化相关的宣传工作,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环保意识。在制度上也应该建立追责机制,对破坏环境、懒政怠政的相关人员要严惩不贷,而且还可以让企业监督企业,在行业内,扼杀肆意排放污染的风气。同时,也要鼓励在环保科技方面的创新,对节能减排的企业给予奖励或者减免税收,以此推动技术方面的进步,这样既可以发展经济,还可以强化人民和政府部门的环保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国际经济贸易中,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出口型企业。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比较进步的理念,基本上,已经成为出口型企业的共识。这样的理念,在无形中,就会促使出口型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环保相关的工作中。比如,在生产的过程中,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比较环保的运料、应用比较环保的技术来进行生产。而且也只有这样,出口型企业才能在国际经济与贸易活动进行时,居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环保标准更高,可以迎合发达国家的需要,产品的销路自然更广、销量自然更大、销售额自然也会增大。而且遵守发达国家的生产标准,有利于帮助出口型企业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为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相应的财政税收也就会增加,政府部门也就会有更大的力气,进行环保工作,对环境产生比较有利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配套的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完善,法律层面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健全的法律法规,可以使环保事业更加有秩序,在企业的行为与环境保护工作发生冲突时,也可以有可靠的解决办法。当然,相关的法律一定要协调好国际经济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协调应该解释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也是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的根本目的。强化相关的宣传也是很有必要的,过去,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现在应该要重视起来,这需要政府的有关部门,加强与国际经济与贸易有关的环保宣传,比如鼓励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等。在加强环保宣传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要强化对进行国际经济贸易企业的舆论监督,对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企业,要及时、充分的曝光,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企业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成本,进而促使企业不敢不遵守法律法规、不敢做出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随着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然而消费行为对环境也会造成影响,消费带来的污染也在不断加重。所以,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时,也要考虑到消费行为,对过度消耗资源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从而促进资源节约。在处理国际经济贸易和自然环境这两者的关系时,也不能只重视环境保护,而对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做出过分的限制,毕竟环保的前提也是经济能够得到发展。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利益的平衡,是环保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相关的立法工作应该秉承正确的环保观念,在意识上、根本上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最终促进可持续发展。现阶段,《环境保护法》正在施行,在国际经济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也在不断产生,法律也应该与时俱进,对于不完善的条款,要及时修改,以免一些企业钻法律的漏洞,破坏自然环境。同时,我国关于环保的各项标准,应该尽量与国际标准对接,让与环保有关的生产标准也不断提高,重视预防污染现象。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时期,粗犷的发展方式已经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都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所以,我们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不能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促进国际经济与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篇10
关键词:经济背景;农村环境;幼儿成长;学前教育
幼儿的成长状况与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当地所处的综合经济水平有密切的关系。在农村,幼儿成长同样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条件不同,这对于幼儿成长来说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挑战。
1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对幼儿成长的影响
农村经济状况与幼儿的身心成长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影响可能会表现在幼儿成长的各个方面。
1.1经济状况影响幼儿的生理成长和健康
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显著影响了幼儿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家庭经济环境与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幼儿教育实践经验和有关成长追踪案例表明,从幼儿出生开始经济状况就已经影响幼儿的身心发展。家庭条件相对较差的幼儿,可能会造成子宫内生长延迟或神经性行为成长不充分。出生后这些幼儿能得到的照顾也相对较少,很多幼儿由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而成为留守儿童,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可能会有很多牵连性疾病,从而给幼儿的发育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1.2经济状况影响幼儿的教育环境和心理
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经济状况不仅与健康状况有关,而且还会影响幼儿家庭内成年人的教育思维。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家庭,人文素质也相应更高,在科学育儿方面投入更多。与贫穷地区的孩子相比,出生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儿童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想法,而且对知识的渴望也更为理性。换句话说,经济状况直接影响家庭教育关注度和家庭幸福指数。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往往幼儿所处的家庭环境也相对更和睦。由于收入较高,周围环境经济发展指数较高,幼儿的成长不会牵扯特别复杂的人际交往因素,心理发展相对较为平衡[1]。
1.3经济状况与父母职业情况的联系
学前教育领域内的某些研究者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对于未来成长的抗风险能力,与经济状况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网络经济在农村不断兴起,很多农村当地的老百姓借助网络经济改善了生活条件。经济状况较好的父母往往更为自信,幼儿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内,看到父母不断地努力和成长,长大后更加自信,认可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条件,同时幼儿的学习策略和生活习惯也会更科学。
2保证农村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策略
不同农村发展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会影响幼儿的认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硬性指标,具有波动性,同时也是一定发展范围内的不可抗力。在经济不断发展,农村生活条件逐渐改善的情况下,为促进农村当地幼儿身心健康发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运用和调动各类家庭经济资源
农村经济发展对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效果非常显著,而家庭内的物质资源丰富,会导致幼儿所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多。从村级行政单位角度入手,配合当地教育部门的有关指示,充分调遣家庭及村级区域的教育资源,从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两方面入手,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并且带动幼儿的心理健康发育。例如某些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给幼儿准时打疫苗并进行相应体检,一旦出现一些妨碍幼儿健康发展的不良因素,当地农村行政机构就会发挥相应的作用。经济发展提高了人们对幼儿健康和成长的关注度,对于幼儿教育的宣传普及工作,应调动各方面的优势资源,从整体角度提升幼儿的健康成长水平。
2.2优化幼儿成长的家庭环境氛围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把握经济发展对幼儿家庭环境氛围的积极促进作用。经济发展使不同家庭的养育风格产生了差异。借助当地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优化幼儿成长的环境,需要幼儿教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教师引导幼儿家长在幼儿亲子成长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当地实际经济发展状况,采取更为简约的教育方式,优化幼儿成长的家庭氛围,使幼儿教师和幼儿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丰富。经济发展促进了幼儿成长的家庭环境。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通过社会性宣教促进科学育儿思路,是当地教育机构和幼儿园应该主抓的发展内容。例如很多幼儿教师借助微信平台了解幼儿的成长空间,分享相关资料,并且积极跟进幼儿家长的教育思路,落实幼儿家庭内亲子关系氛围,进行一系列相关的教育活动,从而能够使农村当地的亲子教育意识不断进步。幼儿的成长环境与家庭条件息息相关,经济环境的发展带动了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
2.3发挥村委会的中介作用
研究者发现社区的中介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趋同性,借助当地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可以利用村级行政机构,也就是村委会,发挥教育领域内的中介作用。幼儿教师经常能够发现,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或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内生活的孩子,常常显现出思维发展速度非常敏捷的特点。因为幼儿长期暴露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之内,需要考虑的事情和需要经历的变化比较丰富。以村委会为单位调动当地的教育积极性,并且引导孩子和家长清晰地思考、快速地解决个人成长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调动教育积极性和学习积极性,还需要借助传统教育资源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整合这些资源的过程中,村委会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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