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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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狱系统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本着积极稳妥、逐步推进的原则进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机关、事业单位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监狱系统要作为一个大单位参加机关、事业单位的统筹；尚未实行机关、事业单位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可先在监狱系统内部进行统筹，待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出台统一的办法时，再作为一个大单位参加统筹。

二、具备条件准备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监狱管理部门会同同级人事、财政、体改等部门，按照国家、单位、个人共同合理负担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等原则，根据本地区监狱系统的实际情况制订实施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并报人事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家体改委备案。

三、进行监狱系统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提取率要以在职人员工资总额为基数，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合理确定，不得增加财政负担，不得从财政预算拨付的干警经费中提取工人养老保险基金。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单位缴费比例要相应降低。养老金计发标准，暂时按国家现行规定执行，不得随意提高。

四、改革试点地区的有关部门、单位必须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严格执行财政部制定的《监狱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监狱系统的干警和工人，参加养老保险的经费渠道不同、养老金计发标准不同，要采取分别记帐、分类管理的办法。要建立、健全保险基金管理制度，实行帐目公开，定期公布收入、支出、结余及使用等情况，加强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严禁挪用、滥用保险基金和管理费，出现问题要及时解决；造成损失的，要追究主管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监狱系统已参加当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合同制工人如纳入改革试点范围，在具体工作中要与有关部门协商办理，防止产生矛盾。

篇2

[关键词]法国;司法体制;司法权配置;审判效率;法官独立

[中图分类号]D93/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1 ― 0031 ― 02

当今全球化趋势要求我国不仅要有国家经济实力，还要能够融入国际社会认同的司法价值理念，这同样决定着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所以，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一、中法司法体制比较

纵观世界范围内司法体制较为成熟的国家，法国与我国同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有很多司法传统的共性，在诉讼观念上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有着共同的诉讼传统与诉讼心理，如两国都存在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传统。所以，加强法国司法体制的研究对中国司法改革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司法权配置比较

法国司法权配置体现出司法权力的监督制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国检察权对审判权的高效法律监督，以及法院预审法官对重罪案件的侦查监督。法国检察官设置在法院内部，但却独立于法官，行使司法检察权。这种设置方式独具特色，以打破距离和部门限制的优势更便捷的监督司法审判。我国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属法院和检察院两个部门，在信息获取方面存在不对称现象，检察机关不能实时监控审判机关的工作进度和审判结果。受制于部门行政管理、人事考核关系的局限，两者的监督效率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二是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司法权的相互制约。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调度有效防止警察滥用武装强制力，这与我国公安机关强制侦查权不受限制体现出的侦查权独大现象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强制侦查权，对于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等措施可以自我授权、自行实施，逮捕乃至随后的羁押也尽是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法院无从介入。可见，我国司法权力更多的是注重配合而不是监督制衡。如：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二）审判体制比较

法国法院系统比较复杂，由三大系统组成：普通法院系统、行政法院系统及在两大法院组织系统之外的争议法庭和特别高等法院。通过对法国审判体制的考查我们看出，普通法院系统的设置方式提高了审判效率，突出了审判工作细化分工，强调专业性。尤其是设置众多处理突出社会问题的专门法庭，如商事法庭、劳动法庭，均由非职业法官组成。职业法官审判组织也突出了分工的专业性，如：“初审法庭主要是调解民间纠纷和审理诉讼标的在5000法郎以下的民事案件。而警察法庭则是审理法定刑为2个月以下监禁或者6000法郎以下的违警罚金的刑事案件。”〔1〕行政法院系统主要审理行政机关和民告官纠纷等等。这种突出强调专业性的法院系统设置方式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快速化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实现司法审判的公平公正价值。

法国司法独立性极高，尤其是法官独立并实行责任制。审判方式一般是法官独任审判，复杂案件时合议审判，不存在庭务会议、审判委员会、院务会议讨论决定案件的情况。法国法官责任制更加凸显了法官独立性。为确保司法独立，管理法官、检察官，专门设立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是和法国总统共同确保司法独立，同时拥有任命、监督和制裁司法官的权力。

（三）法官教育和培养模式

法国国家法官学院是国家的法官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机构，为教育性事业单位性质的国家行政机构，所有法官都诞生于该校并接受终生教育。法官学院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与注重实践性的教育方式相适应，法国法官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实行以兼职教师为主，专职教师为辅，法官教法官的基本策略。它的授课方法是围绕教育学员掌握审判专业技能，提高其职业素养和办案能力。法官学院使法官的法律理念整体统一，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了法官的整体素质，实现了法官职业化、精英化。

我国法学教育因为学院层次不同而呈现多层次性，其师资队伍、教学条件、培养规格、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和生源素质等诸多方面差别太大。我国司法考试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利于法官教育的精英化和职业化。成为法官需要统一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两项考试，公务员考试的设置明显反映了法官的“官”的身份强调，而体现“法”的司法考试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缺陷毕露而难以承担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选拔重任。

（四）司法行政体制比较

我国由于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都受制于同级地方政权，宪法确立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无法实现。法国司法行政事务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由司法部和司法委员会对行政、人事统一管理，由最高司法会议充当纪律检查委员会，而且法院系统所需经费均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这些确保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实现，避免了因为同级人财物管理而影响法院独立、法官个人审判独立。

二、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路径

（一）司法权力从分立配合走向监督制衡

我国在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主体的司法权配置和运作方面的改革重点是从分立配合走向监督制衡。首先，针对侦查权独大现象，应贯彻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尝试建立侦查权检警一体化，并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对强制侦查措施的实施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即使采取强制侦查措施也应注重比例原则。学习法国检警一体化经验，可以将公安机关中的负责治安管理的治安警察与负责刑事案件侦查的刑事司法警察分立，将后者按照检警一体化的思路，划归检察机关管理，在防止公安滥用侦查权同时，能够让检警组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控方整体。同时，法院、检察院有司法审查权，建立起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审查机制，利用司法审查原则，形成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衡机制。

法院和检察院建立联系人制度，通过同级检察院向法院派驻司法检察联系人的方式更好行使对审判行为的监督检察。借鉴法国经验，检察院派驻的检察官人事、财务关系仍然归检察院，不受法院控制。派驻检察员有权旁听审判活动、列席法院会议，并且对审判活动实行连续性监督，及时向所属检察院汇报检察情况，以保证检察权的有效实施。

（二）审判体制改革

审判效率的提高是审判体制改革的关键目标之一，正所谓迟来的公正也代表不公正。法国司法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由非职业法官组成的专门法庭，这跟我国建立的大调解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大调解制度就是为了分流大量基层法院无暇处理的案件。“所谓我国大调解制度，是指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业务指导、调处中心具体运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协调处理制度。”〔2〕其目的是将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其他各种调解资源整合在一起，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借鉴法国对专业法庭的管理模式，对这些民间调解机构正确组织引导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审判效率提高的同时也要注重审判公正的保障。审判公正性有赖于法院司法权内外独立性，外部独立主要指法院独立于人大、行政机关和党委部门，内部独立性主要就是法官独立。法官独立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多管齐下，关键环节是完善现行民主集中决策制度，健全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废除院庭长审批或决定案件的制度。但是法官独立带来的自由裁量权滥用现象如何克服？有学者提出实行法官责任制。“法官责任制是在严格界定错案范围的前提下，追究主审法官的错案责任，使法官的审判活动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自己负责。”〔3〕实际上，法官独立更需要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司法行政体制的深化改革。

（三）法官的培养路径

法官培养路径应该是普通高校的法律基础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结合，实现法律教育的高质量和统一性，踏上法官培养的精英化、职业化道路。先由普通高校完成法律基础理论教育，然后由高等职业院校承担类似法国法官学院的角色，完成法官任职的职业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因为从培训方式上，法官职业培训强调不同于古板的学院式授课方式，而是富有职业特点的独特的培训方式。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理念“工学结合”注重实训，与法官职业教育方式有高度默契。具体来说：

首先是普通高校对法律基础教育的完成。这个阶段重点完成法官的素质教育任务。不仅是法律理论知识的掌握及个人法律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道德观点的培养。法官的自由心证多是凭借法官的良心即道德观念来判断的，所以法官作为人的道德塑造更为重要。另外，法律信仰法律信念的树立也是这一教育阶段要完成的使命，不相信法律的法官不可能是一个称职的法官，法律信念对法官来讲就是一种人生的信仰。

然后由高职院校完成法官职业教育的培养。高职院校利用社会实践基地，尤其是公检法实训基地的优势，完成法官职业培养的目标。教学计划大体分四个学期。第一学期，在企业、行政机关等司法机构以外的单位实习，通过增加社会认识理解司法工作性质。第二学期，在学校内对有关司法技能、业务知识及合作部门的业务知识进行培训。第三学期，在法院、监狱、警察局、律师事务所实习并协助办案。第四学期，专业化的教学阶段，主要在学校和法院学习，通过教育培训努力实现技能与理论结合。

（四）司法行政体制

我国的司法行政体制也应该实行司法机关垂直领导体制，法官的任免和管理应区别于行政公务员，凸显法官职业化。财政经费保障方面，由司法部提出独立预算，中央财政统一拨付。使法院在人、财、物方面脱离地方，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实现司法独立。

〔参 考 文 献〕

〔1〕 吴玲.法国司法体制〔J〕.中国司法，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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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检察理论；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和司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诸多社会矛盾及法律适用中的新情况和疑难复杂问题不断涌现，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活动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政法工作面临的挑战都做了深入分析，从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对政法工作做出了全面、具体、明确的部署，集中反映了中央对新形势下政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检察机关研究室工作的重要性更要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研究室承担的任务更重，面对的问题更复杂，工作要求也更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室工作不仅不能削弱，必须进一步加强，这不仅是高检院党组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实现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理论研究是检察工作持续发展的助推器，是检察工作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支撑。检察工作是一项专业化很强的工作，在对专业性机关的整体评价中，理论研究水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评价检察机关专业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

一、进一步拓展工作格局，提高研究室工作层次和水平

要贯彻落实全国检察机关研究室主任会议精神，探索完善研究室工作机制，推动“大调研”、“大研究”工作格局的建立，研究室要发挥研究室的组织、协调调研的作用，结合检察官研修制度，营造整体发动、全员参与业务研究的氛围。要发挥理论研究工作“龙头”和枢纽作用，做好“三个理顺”，协调好上下级研究室的纵向工作联系，理顺与相关业务部门横向关系，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的内外合作。围绕司法改革任务深入开展研究。重点对深入推进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三项重大改革任务进行研究。要充分注意继承和改革、基础与借鉴的关系，通过集思广益促进凝聚改革共识；要深入分析研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增强改革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二、聚焦重点，整合资源，争创检察理论研究高地

检察理论研究要切实贴近理论前沿，贴近司法体制改革和诉讼制度改革等检察中心工作，更加主动应对刑事政策调整，发挥理论促进实务的作用。研究室对内是检察机关综合业务部门，对外则是检察机关联系理论界的桥梁，一方面要及时开展对检察工作理论、制度的前瞻性、突破性研究，为领导决策的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要用好科研院所研究资源，为检察理论研究提供更高层次的展示平台，发挥检察工作应有的影响。围绕检察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多层次的课题调研，是研究室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做好重点课题的科学选题，努力促进成果转化，不断完善研究机制。好的选题是理论研究取得成效的关键，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做好课题的选择论证，聚焦“十三五”规划和检察中心工作，抓住司法体制改革和诉讼制度改革推进当中的难点和瓶颈，善于发现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关注的热点问题，敏锐捕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与媒体共同关注的司法焦点问题，充分进行研究论证，多方面征求意见，努力把调研题目选准选好。

三、提高职责意识，正确把握研究室的职能定位

研究室工作不仅仅是研究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同时还要研究检察和检察业务工作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其他重大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发挥参谋作用，为党组决策和各项工作开展提供思想和智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室实际上承担着检察机关的“智库”功能，是检察机关实现科学决策和公正司法的重要支撑，也是探索检察工作规律、实现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作为检察业务部门的职能定位，不断强化围绕检察业务、促进检察业务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理念，紧贴检察业务开展调查研究，切实把精力放在法律政策研究这一主业上来，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充分发挥法律政策研究对重大检察业务决策、司法办案和检察改革的支撑促进作用。一是要紧贴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加强对业务工作的宏观指导。要紧贴司法办案中的突出问题开展研究，更好地规范和指导检察业务实践。、要紧贴司法改革和检察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开展研究，保障依法推进改革。要紧贴检察改革和实践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理论研究，推动检察理论繁荣创新。

四、打牢基础，注重检察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

要切实稳定和加强研究室工作队伍和检察调研队伍。在当前司法改革背景下，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尤其是检察长要深刻认识到检察调研工作的重要地位，针对改革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深入研究稳定和加强研究室队伍和检察调研队伍的具体办法，从组织机构、机制建设、人才使用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为队伍稳定和建设奠定基础。要大力加强检察调研队伍能力素质建设。要采取讲座、研讨、业务竞赛、评选调研能手等多种方式，开展多层次的检察调研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活动，切实提高调研队伍的法律素养、理论水平和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特别注重人才建设的保障工作。要特别重视加强骨干研究人才的培养使用，要积极为调研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对优秀调研成果予以评比奖励，提高调研人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 程凤玲；基层院检察调研工作的现状、原因及对策――以2008-2011年我市检察机关调研数据为例[J]. 法制博览.2016年16期

[2] 刘以学；李迎春；论新时期基层检察调研工作的科学发展[J]. 中国检察官 .2016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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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体制改革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维护监狱安全稳定、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的客观需要。今年4月，我省监狱体制改革工作已正式启动，通过深化监狱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监狱体制改革目标，着力构建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进一步履行监狱根本职能。服务美好新江苏建设。

努力适应新时期对监狱工作的新要求。新型监狱体制应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科学发展观总揽全局下的新型监狱体制必须体现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好正义、效率与秩序的关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为根本出发点，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根本标准，从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问题人手，不断深化改革措施，突破重点难点，确保取得实效。在惩罚罪犯上体现正义，在改造罪犯上体现正义，不仅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安全感，更要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新型监狱体制须符合监狱工作的客观规律。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监狱体制改革实践，就必须尊重监狱工作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发挥监狱职能为核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加快构建新型监狱体制。通过深入改革，真正把监狱工作放到实现全省“两个率先”的高度来驾驭和定位，放到服务“平安江苏”、“法治江苏”建设的大局谋划和统筹，科学有效地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科学有效地组织和管理，进一步发挥监狱的刑罚执行功能、改造矫正功能、警示威慑功能和防卫服务功能。新型监狱体制要能推动和促进监狱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监狱机关不仅要切实维护监狱的安全稳定、成为社会稳定的保障力量，更要促进罪犯洗心革面、重做新人，成为社会和谐的促进力量。监狱体制改革必须围绕根本任务，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协调好监狱各项工作的关系。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尤其是要通过改革，着力形成监狱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为进一步强化监狱工作职能奠定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

实现监狱工作由看管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保障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的最基本职责，也是社会公众对监狱的起码要求；离开了监管安全，监狱的一切工作将失去前提和基础。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看，维护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的基本要求。以监狱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监狱改革，为监狱工作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和提升奠定了基础。新时期监狱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平安江苏”建设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安全为天，改造为本”的理念，深入推进平安监狱建设，不断完善安全防控、排查、应急处置、领导责任等四大机制建设，巩固以人防为主，人防、物防、技防三防并举的安全防范体系，提高监管安全长效管理水平。切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强化监狱根本职能上来，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以是否有利于安全稳定，是否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是否有利于提高公正文明执法水平为衡量标准，全面履行监狱职能，努力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促进全省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实现监狱工作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建国以来的监狱工作积累了改造罪犯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为我们提升监狱工作的整体水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且也为未来探索监狱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模式提供了动力源泉。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监狱法治化建设的逐步完善，阻碍监狱工作的外部因素逐步得到解决，为监狱工作实现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提升监狱工作的整体水平和效率、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创造了条件。监狱工作的科学化，要求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监狱、科学认识罪犯，在保证监狱可持续性常态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先进矫正技术和管理技术，形成科学的分类体系，包括监狱分类、罪犯危险等级分类、矫正分类、处遇分类等，更加注重对罪犯改造和矫正的系统性，广泛运用心理矫治和矫正激励等科学手段，充分发挥监狱企业的劳动改造效能，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减少重新犯罪，为促进全省稳定发展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

实现监狱工作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任何文化的传承都必须体现对传统的尊重和吸收。同样，我们深化监狱体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创新，使监狱工作与时代同发展，与社会共进步。实现监狱工作的现代化，符合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符合监狱工作发展规律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提高监狱规划建设水平，大力实施监狱布局调整，切实改善监狱基础条件，完善监狱功能；加大监狱信息化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应用系统”，拓展应用范围，提高监狱工作整体水平；确立现代行刑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探索“罪犯分类、监区分级、处遇分等”的宽严有别的监管方式和管理措施，丰富处遇内容，完善激励手段，充分调动罪犯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加强民警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特别是适应监狱体制改革的新要求，加快培养一批监狱管理、改造罪犯等方面的行家里手，争当全国监狱系统的排头兵，为把江苏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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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精神立意深远、旗帜鲜明、直面问题，要求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号召认真践行“四个带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3月18日，省委举办专题研讨班，就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肩负起第一责任，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贵州作了安排部署。就此，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争做尊法模范树立法治理念

“法者，治之端也。”只有尊法，对法尊崇、敬畏，才能真正理解法是行为之端，是底线、红线和高压线，不可触犯，方能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作为地方主要负责同志，在尊法上应当自觉树立法治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熔铸到头脑之中。自觉坚持以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做决策、理政务，体现于日常行为之中。

争做学法模范弘扬法治精神

学法是用法守法的前提，只有懂法才知哪些该为，哪些不该为。学法懂法是对干部的基本要求，干部不学法、不懂法，信念坚定就会打折扣，为民服务、勤政务实就会走弯路，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就难有保障，弘扬法治精神必然成为一纸空谈。

作为地方主要负责同志，在学法上，应当全面弘扬法治精神，带头学法懂法。坚持深刻学习领会宪法精神，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准确把握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方针和重大部署。坚持系统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的能力，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工作忙为借口，忽略对法律法规的学习，放松学法的自觉性，要筑牢学法极端重要性的思想基础。

争做守法模范坚守法律底线

民众信不信法，首先要看干部守不守法。党员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敬畏转化成谋划工作的法治思维、处理问题的法治方式，做到要在法治之下，而不是在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定、办事情、抓落实。

作为地方主要负责同志，在守法上，应当严格坚守法律底线，时时处处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用权，秉公办事，既不、违法行政，又不畏手畏尾、消极怠责。坚持公平正道，剔除私心杂念，做到不偏不倚，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守做人底线，不越法律红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甘于清贫、乐于奉献，依法依规做事，清正廉洁做人。当前，还要切实贯彻落实好《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遵守宪法法律，维护司法权威。

2015年，汇川区被中央政法委批准成为全省司法体制改革先行试点，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原则要求，积极支持区法院、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帮助“两院”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员额制改革中可能出现的人员流转、消化和干警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另一方面，坚决做到领导干部不插手具体案件的处理，使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案件负责制真正落到实处。目前，区法院、区检察院在机构设置、职能优化、绩效提升、监督管理等方面正积极开展探索，已将51名检察官改革过渡成27名员额制检察官，在现有25名裁判法官中遴选出19名裁判法官，提高了司法效率和质量，为汇川区创建司法体制改革“样板”增添了信心和动力。

争做用法模范推进法治实践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共同特征。过去，遇事找“关系”，习惯于“帮我找找人”；有困难找政府，指望行政化手段干涉；有纠纷找党政领导“闹一闹”，“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不信法”等现象突出。现在，将依法办事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是新时期法治环境的的基本要求。

作为地方主要负责同志，在用法上，应当积极推进法治实践，坚决摒弃人治思维、“行政命令”。要善于从法律的视角审查行为、权限、内容、手段、程序的合法性。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妥善协调各种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依法有序化解矛盾纠纷，杜绝“和稀泥”和“花钱买平安”等错误观念。

汇川区在改革发展中曾经走过弯路，有过深刻教训，其中不少问题是由于没有严格守法和执法造成的，如问题房开、“两违”建筑、非法融资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当事人藐视法律、违法办事的原因，更有政府工作人员漠视法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视而不见、渎职失职的原因。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安因素，更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和党委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2014年下半年开始，全区依法强力整顿建筑市场秩序，共排查调处涉及重点工程各类矛盾纠纷682起，依法打击项目建设中强买强卖、强揽工程、非法阻工以及欺诈等违法行为79起，刑事拘留13人，行政拘留38人，行政警告91人，有效维护了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市场秩序，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总之，作为地方党委的负责人，要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必须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绝不犯“不屑学法、心中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不严、粗暴执法；干预司法、徇私枉法；利欲熏心、贪赃枉法”五个方面的问题。要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方向和道路问题上牢固树立自信、保持定力。

坚持法治思维，提高执政水平。全面贯彻落实好省委、遵义市委有关精神，迅速掀起学习法律法规的热潮。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学习，将学习贯彻活动覆盖到每一个党员，用法治精神指导工作，用法治意识武装头脑，用法治思维规范行为，不断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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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构建的进路选择、现实障碍的化解、前提性制度的预置是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时需要面对的基本课题。在制度构建的进路选择上应坚持渐进与嬗变、系统变法与局部改良的结合；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需要克服多重障碍；审判中心化和检警一体化是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必需的两大预设制度。

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应置身于我国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中来宏观考虑：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须对制度构建的路径慎重选择，对制度构建面临的现实障碍做到心中有数，实现新制度与现有制度的协调，同时，还要对新制度所必需的配套制度进行改革与构建。

一、进路选择

刑事程序改革决非单纯的技术层面的改革，它有赖于司法体制乃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刑事程序改革的一项新事物，刑事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更多地受制于改革路径的选择。

(一)方法论的抉择

对于刑事程序改革乃至司法改革的进路选择，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种主流观点，即渐进论与擅变论。前者主张改革应当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后者主张激流勇进，大刀阔斧，追求一步到位。渐进论和擅变论作为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都有偏颇之处。正如徐静村教授所言：“步伐太慢，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步伐过于超前，没有生存的土壤，则会功败垂成。”

笔者以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作为我国刑事程序改革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须有科学可行的方法论做指导。构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在渐进与擅变两种路径的选择上，渐进与擅变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鸿沟。理想的改革思路应当是渐进与擅变相结合：对因构建司法审查制度而触及国家司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方面的根本性的变革，可以采取渐进的路径，分步进行；而对于那些非根本性、一般制度层面的变革，则宜大刀阔斧、一步到位。

(二)系统变革与局部改良的融合

现行法律制度的约束使司法改革处于这样一种窘境：要么系统地修改法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变法”；要么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局部调整。作为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过程，司法改革须处理好体制内的变革和体制外的根本“变法”之间、随时的局部改良和适时的系统变法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制度创新的同时，审时度势，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目前实践中大量存在着单凭直觉观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正是这种只埋头搞局部改良而不顾及根本变法的改革惯性，使得“我国已进行的司法改革表现出零星、零乱、盲目和肤浅的特点，缺乏理性指导和科学规划，多数属于内部性和形式化的措施改革，缺少有实质性的制度改革。

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是司法改革的一个系统工程，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具有整体性。相对独立性特征使局部改良成为可能，而整体性特征则必然要求以系统变法来推进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司法审查制度时，可以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内变革，为体制外“变法”准备条件；一侯条件具备，即进行系统、全面的体制性制度构建。

二、障碍化解

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现实。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必然强调程序的正当和权利的保护，而这似乎有损于刑法的实施和对犯罪的打击；由法院对侦控机关进行司法审查又与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相冲突；而且，从我国当前现实来看，还缺乏司法审查制度生存的司法理念传统和民众观念基础。所以，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必须克服观念上和立法上的多重障碍，否则就会产生淮南之橘与淮北水土之憾。

(一)清除认识上的误区是化解障碍的基础

对于刑事司法审查制度，目前理论界及实务界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将形成对被告方权利的保护与对侦控权力的约束，必然增强抗辩力量，削弱追诉效果，对惩罚犯罪不利。

此种观点有失偏颇。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犯罪，还在于保障人权。惩罚是刑事诉讼的永恒目的之一，但这一目的的实现并不以限制或牺牲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换言之，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惩罚犯罪并无矛盾之处。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单纯地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而是应设置司法审查制度以约束、规范侦查权的运行，在程序正当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强化对犯罪的打击。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固然会对追诉犯罪带来某种不便(也许这种不便只是对以往的缺少约束的司法权力而言)，但同时也增强了追诉机关依法办案的制度保证，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促使控诉机关提高素质、减少司法腐败，从提高办案质量的角度实现对司法效率的追求。

(二)弥合立法中的冲突是化解障碍的技术因素

根据现行法，侦控机关对强制性措施的适用有决定权，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和法院的活动有监督权。而设置司法审查制度，侦控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审查就需经过中立的司法审查机构的审查。

这不但分割了侦控机关的职权，也削减了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与现行法律规定产生了矛盾。因之，构建司法审查制度须首先对我国侦查机关的职权和检察机关的性质重新界定。

1.重新界定我国侦查机关的职权，首先必须对侦查权与司法权进行区分。侦查权是侦查机关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权力；侦查主体是公安、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是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侦查的内容是侦查机关为查明案情而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司法权是指国家行使的审判权和对被追诉人采取强制性处分的裁决权。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被追诉人是利益冲突的双方。强制性措施的采用有利于侦查机关的追诉，而又关乎对被追诉人权益的限制或剥夺，是否采用、如何采用必然在双方之间产生争议。按照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这种争议只能由中立的第三方即司法机关进行裁决。侦查权属于行政权已是法学界的共识，但在我国立法上尚未体现。我国现行立法只把逮捕的决定权作为司法权，而把其他强制性措施的裁决权作为侦查权，交由侦查机关自主决定。对侦查权与司法权的模糊认识致使侦查机关的职权范围被不适当地扩大：把决定强制性措施的司法权揉入侦查权之中，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区别，另一方面使侦控机关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力，从而分割了司法机关的裁判权，加剧了控强辩弱的倾向，并进一步使被告客体化。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首先需要突破这种现有规定，重新界定侦查机关的职权范围。可以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直接取消侦控机关对强制性措施的决定权，把司法权从侦查机关的职权中分离出来。

2.设置司法审查制度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对我国检察机关性质的重新界定。司法审查的主体是司法机关。如果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那么它采取的强制处分行为就应受司法审查；而承认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的性质，就难以否认它拥有强制性措施决定权的合理性。判定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虽有利于司法审查制度的设置，但与现行立法的规定相冲突：直接承认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却难以否认它在承担控诉职能时具有的行政机关性质。造成我国检察机关双重性质的原因在于它具有的法律监督权。诉讼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把监督法律实施的职权作为司法权，而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的理论支撑，是影响检察机关性质的决定因素。设置司法审查制度后，强制性措施的决定权就由独立的司法机关行使，必然要求限制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但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是我国的立法传统，全面否定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个两难，可以通过从的高度明确检察机关的双重性质来解决，即明确检察机关在行使控诉职能时是行政机关，应接受司法审查，而在其他方面仍属于司法机关性质，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三)培养法治国家理念与民众权利观念是化解障碍的哲学保障

就现代法治国家而言，刑事诉讼中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是以一定制度和理念为背景的：一是经由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论演化而来的现代法治国理念；二是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现代法治国在观念上认为，国家与个人之间时刻存在冲突的可能。在冲突发生时，为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横擅断，必须由中立的司法机关来进行审判、裁断，以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夺。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现代法院对社会的干预和影响日益深入，法院被赋予了权利制约功能，法院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常被视为制衡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最有力的也是最后的屏障。基于“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历史经验，法治国家为保障权力的合法运作，强调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与制衡，使国家权力在各自的范围内合法运作，同时使分立的权力相互制约，以保持权力的互动平衡。侦查权在传统上被视为行政权，基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结构要求，由司法权制约侦查权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国家的最高价值观。这种现实与现代法治国家的理念产生了对立，如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个人权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这就极易导致行政权的放大，使司法权缺乏足够的独立性权威，难以对行政权形成有效的制约。基于是，在构建司法审查制度时，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强调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强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在观念层面上，就需要进行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等理念及民众权利意识的塑造与培养。

三、制度预置

未来理想的刑事程序设计“应以审判中心主义和检警一体化为基本思路，重点解决审前程序的改造和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审关系两个问题”。我国检警关系上的“配合制约”模式在司法实践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刑事立法对侦查活动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审前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化、实质化，进而造成了法庭审判活动的形式化和边缘化。这与我们即将建立的司法审查制度所强调的“审判中心”、“司法至上”等理念是冲突的。因此，构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首先要确立检警一体化和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和相关制度。

(一)检警一体化

我国现行法律对检警关系的定位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检警关系在实践中并未如立法者所设计的那样“既配合又制约”，而是要么配合过多，要么制约过多。检警一体化制度的构建，首先可以使检察院和警察共同作为控诉职能的承担者，并由检察官主导控诉活动的进程，使立案、侦查和审查三个诉讼阶段因此而连贯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作为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中控诉的准备阶段，无疑更利于检察机关的追诉行为。其次，检警一体化有助于形成审前程序的三角诉讼结构，淡化其行政色彩。法官作为客观中立的第三方介入审前程序，使检警机关的追诉行为受到外部的司法控制，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控方，使先天不平等的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最后，从诉讼效益的角度来说，检警一体化可以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缩减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检警一体可使检、警资源优化整合，侦查、审查两个阶段同时进行，无疑缩短了诉讼周期，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益。

(二)审判中心化

关于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法学界存在着审判中心主义和诉讼阶段论之争。审判中心主义将刑事审判阶段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侦查、等审前程序则被视为审判的准备阶段。诉讼阶段论则将侦查、和审判等作为彼此平行的三个阶段，认为它们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地位上无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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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本质要求。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在检察工作中增设了一条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的新途径，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和贯彻群众路线的要求，有利于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因而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检察权在本源意义上属于人民所有，在性质上当然可以由人民直接地或部分地行使，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应当设置人民直接参与的程序。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检察权，不应当异化为检察权的垄断者。中外的司法实践都证明，由非司法职业人员（如人民陪审员）与司法职业人员相结合，共同行使一定范围的司法权，不仅有利于防止司法的专断、司法权的滥用和腐败，而且有利于防范各种外部的不当干涉，保证司法的中立、独立和公正，树立司法权威。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制度保障。检察工作作为一项国家职能活动，具有比较强的专门性、国家强制性、统一性和程序性等执法和司法的一些专业特征，容易脱离人民群众，因而司法权的社会化（包括社会对司法的参与、认知和认同以及司法主动地接近社会、服务于社会等两个方面）一直是近代司法理论的重大课题。为了有效地防止检察工作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设置相应的制度和程序，提高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扩大检察工作的民主基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人民群众通过人民监督员介入检察机关的诉讼活动，有权向检察官了解案情和有关法律适用情况，有权阅知案件主要证据，有权旁听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并享有对一定范围的检察工作进行直接评判的权力，而且能够引起检察委员会或上级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具有一定的刚性和约束力，因而有利于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为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

人民监督员制度有利于加强对检察权的监督和制约，进一步保障人权，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人民监督员制度把社会权利引入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使检察权的行使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其实质是加强对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和制约，符合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要求，能够有效地促进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公正执法、文明办案，尊重和保障人权，树立程序观念、法治观念、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诉讼观念，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创新，具有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我国检察制度发展史上，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创举。它是在我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制度创新，是在现行检察制度中增设的一种监督程序。我国现行检察制度中包含着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制约、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监督和制约机制，这些监督和制约机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也都有一定的局限，还没有形成像人民监督员制度那样保障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检察工作的法律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创立增补了检察制度中的一个空白，进一步健全了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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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县理政、建设法治太谷，既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更是发展所求、执政所需。本文结合太谷实际，就新时期加强法治建设，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太谷法治建设的成效显著

近年来，全县上下大力开展干部学法用法、群众普法教育活动，积极推进依法治理，法治工作正由简单宣传向强化意识、由单纯普法向普治结合、由法制建设向依法治理转变，形成了 “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局面。

高度重视，组织保障全面加强。近年来，我县把普法工作、依法治县纳入了目标考核内容，与经济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有效地保障了法治建设全面开展。制定了 《20__—2015年依法治县工作规划》、 《关于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的决议》,调整充实了法治建设领导组，成立了县委书记任组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政协主席为第一副组长的领导组，将普法、法治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有效地保证了法治建设顺利推进。

形式多样，普法宣传有声有色。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了法制教育培训，使普法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一是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开设了 “干部学课堂”，以依法行政为培训内容，加强四大班子和副科级以上干部法律、政策培训。二是执法人员开展培训。聘请法学教授，对全县367名行政执法人员开展了行政法律法规培训。三是公职人员法律考试。开展了公职人员学法用法考核，并将考试结果作为任免、奖惩、晋升的必备条件。四是社会各界加强宣传。开设了 《聚焦红绿灯》、 《平安之旅》、 《以案说法》等栏目，利用全国法制宣传日，采取多种形式，集中宣讲法律知识，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强化监督，法治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有力地促进了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一是完善执法责任，强化层级监督。进一步梳理行政执法依据、分解执法职权职责，深化执法责任制。二是开展了执法检查，强化了司法监督。对 《义务教育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法院执法责任、 “两错”追究等制度进行了检查。三是加强了民主测评，进行了认真整改。制定了测评方案，明确了测评内容、方法和步骤，每年开展测评，提高了执法水平。

创新机制，法治环境得到优化。不断创新载体、创新形式，使法治建设体现了时代特点。一是精减了审批项目，实现了审批提速。对331项审批事项进行了清理，74项列为重点审批，103项转为服务事项，99项列为保留项目。二是改进了服务方式，提升了行政效能。建立了绿色通道、并联审批方式，凡涉及2个以上部门联合办理的审批事项，实行一口受理、限时办结。三是建立了服务平台，完善了便民措施。建立了政务服务网络，实现了市、县、乡、村政务网络高效连接。

建设法治太谷要重点突出

在依法行政中规范权力运行。一要依法规范政府职能。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非政府职能向社会和市场转变。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实行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管理互动。二要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细化、量化执法标准，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行为。建立执法状况考核、执法评议和案件质量评查制度。三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监督

医院、学校、公交等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四要防范化解行政争议。建立健全政府负责、法制牵头、职能配合的调解体制，加强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重大案件出席听证制度。

在公正司法中维护公平正义。一要深化司法改革。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实行诉讼与分离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二要规范司法行为。有效发挥审委会、检委会和纪检监察督察机构对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制约职能，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的内部监督。三要推进司法公开。推行 “阳光司法”、 “阳光检务”、 “阳光警务”，除法律规定保密的情况外，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时限、执法进度和执法结果，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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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向思维”切入

新闻中的“逆向思维”就是记者在热门新闻素材中寻求“冷门”， 将焦点转入反面，从固定看法里的“反差”着手深度开掘，最终将事物本质内涵加以展示。如在写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的新闻时，如正面抨击的话，必然难出新意。而“全国好新闻奖”得主《“对策”也可当镜子》一文则采取了逆向思维的形式，以挖掘政策的缺陷促使了对策的形成这一切入点来触及问题本质，敦促政策制定者注意研究对策，从而对政策不断完善。不仅启人深思，更加引人注目。

二、“深度思维”切入

所谓“深度思维”，实际上便是局部地、运动地剖析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赋予新闻“震撼力”。如《昔日伐木建功今朝栽树“还债”》这一只有700字的消息，其并未仅限于表现全国林业劳模马永顺的植树造林活动，而是以“联系”思维审视马某以前所创的“全国手工伐木产量之最”这一纪录，找出其和栽树“还债”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指出“再分配有限资源同样要要讲公平”这一具备深度震撼力和伦理学价值的意义。

三、“超前思维”切入

在此方面，包括用发展的眼光去估价、分析、观察、认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增加“新闻分量”。如《中国日报》在上世纪末以金融危机为背景的《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这一新闻，以超前意识和敏锐眼光将当时的金融动荡问题观照和分析于中国历史和目前所处的改革现状形势，指出中国完全有能力避开金融动荡。在第一时间成为了打消海外疑虑、增强投资者信心、宣传光明前景的“炸得响”的力作。

四、“迂回思维”切入

此种形式的新闻稿特点在于“侧面反映事实”。如《贵州商报》的《百姓算盘打得精省钱又省心――医院开处方，药店去买药》这一消息，全文无一字涉及医疗体制改革，而是直接切入生活实际，将“医药可分开”这一情景从侧面加以生动反映，对医疗改革加以“折射”，获得了正面切入难以企及的一种效果。

五、“发散思维”切入

即围绕一个中心或抓住一个问题“辐射”思路，形成多层次、多方面、多指向的思维，从而揭示“系列新闻”的事实本质意义和彼此间内部联系。如《经济日报》的“资本运营”系列报道，便是此方面的典例。其以《找到一把金钥匙》、《谁来使用这把金钥匙》、《用好这把金钥匙》、《认识上的新飞跃》等一系列关联报道，对事物本质及其彼此间相互转化关系做出了不同方面的触及和整体上的揭示，以新闻与受众二者的“心理之契合点”来体现出深刻、厚重的理性思考。

六、“共鸣点”切入

写新闻稿除了要对“一般认同”加以满足之外，还必须找出“共鸣点”，从而给读者一种共鸣共震感情与理性的“参与机会”。而其唯一生成共鸣点的途径则是新闻“深刻真实”的发掘。如《中国青年报》中《冰点》这一精品栏目，很多报道都来源于以“深刻真实”来寻求共鸣点。如《破碎的绿》中将绿化荒山的农民李绍申这一“失败的英雄”作为共鸣点，以深沉的忧患意识“找回” 弥足珍贵的感动；《好心为何没有好结果》中以拒绝街道提供帮助的特困生作为共鸣点，对自尊自卑和勤奋刻苦共存、不堪忍受“意志品质压力”和需要帮助共存的多项两难选择，都是如此。

七、“兴奋点”切入

情感因素受到兴奋点刺激作用是注意新闻的决定因素。并由此引起关注、激发兴趣，启发深思。兴奋点有着多种多样的生成途径，其中最重要者莫过于“鲜明对比”。如《定安县岭口镇副镇长邓祯亮水灾三天躲在县城――“怕水”干部激起民愤》这一获中国新闻奖的消息便是其中佳作。其以抗洪救灾英雄人物无数，而邓祯亮却临阵脱逃的鲜明对比，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传播效果也随之凸显。

八、“新奇点”切入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人的精神在新奇事物刺激下方可感到轻松愉悦，但是在写作中却不能一味猎奇，更需要以新奇之点背后是理性信息来体现出深刻思考。在此方面的典型作品为消息《法警背起生病被告》，以新奇事件彰显司法改革的进程与方向，体现出司法体制改革对人格的尊重，在宣传中国人权现状过程中有力地说明独到、准确的新闻价值判断能力，是新奇点选择的“真功夫”。

九、“最近点”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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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公信力 司法权威 司法公正 法律信仰

司法具有公信力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如果司法不具有公信力，则不仅不能履行其在法治社会所应具有的职能，而且也不能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树立司法的公信力是为了增强人们对司法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对建构社会法律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司法公信力概述

（一）司法公信力的概念

司法公信力是随着法学家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兴起而出现的一个概念，是公信力在司法领域中的体现。它是一个双重维度的概念，包括司法对公众的信用及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两个维度。从权力运行上看，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机关获得公众信任的资格和能力，具体包括司法权运行过程的程序公正，满足当事人对其合法权利的预期以及适格的司法人员等因素。只有司法机关公正守信的履行其司法义务和责任，才能使公众对其认可并产生司法信任。从公众的心理因素上来看，司法公信力表现为公众对司法权运行的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一方面体现为公众对司法的认识、期望、信念等心理反映，公众有崇尚司法的观念，习惯于将纠纷提交给司法机关寻求公力救济，另一方面体现为公众对司法的服从和配合，公众积极配合司法权的运行，自觉履行司法判决，使生效的司法裁判真正获得了实效。综上，司法公信力反映了司法权力与社会的关系，是“司法与公众之间的动态、均衡的信任交往与相互评价”。[1]

（二）司法公信力的基本特征

第一，制度性。司法公信力的制度性是指司法过程中信任关系的形成有赖于其理性的制度设计，它是“信用概念从德性伦理到制度伦理的跨越”。[2]司法公信力是一种理性信用机制，它依靠的是其程序化的制度设计，对司法权的运行和司法人员执法的明确规定和规制，从而使其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公平。正如有学者所言，“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调控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人们迄今为止找到暂时的调控社会的最好方式。”[3]只有高级的法律秩序才能为社会个体提供更多的自由选择，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司法公信力的制度性恰好提供了这种功能。

第二，资源性。司法只是人们寻求纠纷解决途径之一，正如棚獭孝雄所言,“在历史上存在的任何社会中，恐怕审判既不是实现权利的唯一场所，也不一定是实现权利的最有效方法。”[4]司法公信力使司法救济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脱颖而出, 但它的形成和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司法公信力的资源性决定了

它的可贵性和稀缺性，我们必须明智运用司法公信力，不可浪费。

第三，效率性。正义与效率是司法公信力永远追求的价值目标。司法一方面要维护正义和公理；另一方面要用最经济高效的方式促成这种正义的达成，这才是司法正义的本质。但目前我国司法改革的力度还需加强，人们对司法制度正义价值的合理性期待还远远得不到满足，如对案件当事人因司法执法效率低下造成的损失，还未建立起相应的补救措施；也没有以行政或法律手段对执法效率低下的司法人员进行处罚。伯尔曼曾告诫我们说：“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从法律?”司法公信力的直接表现不仅在于司法的公平正义，而且还在于它在实现这一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时所体现的高效率。否则，这种公平与正义就是伪正义，不被社会所认可，也同样是没有公信力的。因此，提高司法效率，是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本保证和前提。

二、中外司法公信力的历史考察

（一）、中国古代司法公信力的历史考察

封建时期的中国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的。司法权从属于行政权，司法公信力融合在对国家统治的服从上。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结构下，司法公信力的维持依靠的是中央集权、宗法伦理的约束和社会对皇权的崇拜。作为治世、司法的基本原则，各朝统治阶级均提倡“德主刑辅”的司法理念。司法审判中强调对证据的运用，限制刑讯逼供，设立回避制度、录囚会审等制度来保障司法公正。西周的“五听”、“五过”制度、死刑复奏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秋审、圆审等制度都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防止滥杀无辜。

然而，封建社会的先天局限性决定了这些制度并不是无差别的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封建特权阶级犯罪享有“八议”、“官当”等法律优待，这就注定了这个社会的司法制度不会受到公众的信任和尊重。

（二）、西方国家司法公信力的历史考察

当代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健全，法治完善，司法具有强大的公信力。然而，西方国家完善的法律制度、强大的司法公信力也并非凭空产生的，也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斗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5]真正实现“法律至上”则是以洛克提出“有限政府论”为确立标志。洛克认为国家要获得在道义和法律上要求他人服从的资格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行使公权力，不得超越法律确定的权力界限，在法律权威面前不存在其他最高权力和特权。另外，开放的社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促使了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司法权以中立性和强制力规范市场行为，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

三、当代中国大陆司法公信力的现状及缺失原因

（一） 当代中国大陆司法公信力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化的逐步推进，各种新类型的社会问题、社会纠纷不断涌现，而司法机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更多的把解决争议的目光投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这是法治进程中令人鼓舞的进歩。但是，从社会实践中看，司法公信力依然面临挑战。

第一，法官自我约束力不高。法官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其言行都关系着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多数场合，法官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法官的个人素质都与裁判的公正与否息息相关，法官同时也是司法公信力的人格化。但是，大陆现有体制下的法官的情况却不能令 人满意。当前大陆法院依然存在少数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现象，这使得社会公众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即使这些问题只存在于极少数人和少数法院，但仍严重削弱了司法的公信力，损害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形象。

第二，司法裁判执行力缺失。近年来大陆屡屡发生当事人拍卖判决书的情况无疑是对大陆司法公信力一次深刻的责问。司法判决的执行是司法定纷止争，维护胜诉方合法权益的价值实现。司法的威力在于执行，司法裁判执行的效果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司法判决执行力的缺失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而且践踏了“权利损害必有救济”的现代法治原则，对公众的司法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判决书拍卖的不只是判决，还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公信力，拍卖的是公众对司法的期待和信任。

第三，公众对司法缺乏信任。中国传统“政法合一”的国家治理方式仍旧荼毒着当代公众的法律意识，虽然现在大陆司法权与行政权已经高度分离，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中重要的一支，独立承担着司法的任务，但是公众对司法权、司法机关仍然有一些误解。现实生活中，发生纠纷的当事人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而是利用权力干预来“摆平”对方，不相信司法机关会公正地处理案件，也就是所谓的“打官司先要找关系,没有关系吃官司”心理。[6]

（二）、大陆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分析

正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对司法公信力的现状己经基本了解，要想切实改变此现状，就应该深层次挖掘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原因，对症下药。

第一，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虽然大陆宪法所确定的“一府两院”的概念赋予了司法权和行政权同等的权力地位，但由于大陆司法权的运行基础一人、财、物都受控于行政权，政府在法官任免和考核上的话语权优势和对法院财政的控制造成司法权无法与行政权相抗衡，甚至有些时候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要听命于行政权的指挥，从而损害司法独立。另外，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存在行政化的情形。下级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亦不断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命令，这违反了直接审理原则以及审级制度的内在要求，导致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其价值功能。在法院内部，合议庭依法审理案件，但在做出司法判决时，却要先向院长、庭长等没有参与审判的领导报告，由领导下指示后，才能依领导意愿作出相应判决，就出现了所谓的“判而不审，审而不判”的怪现象，这严重侵犯了独立审判的原则,是对司法独立制度的践踏。

第二，法官队伍素质良莠不齐。法律职业者是司法公信力的人格载体，与司法公信力的构建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等，其中重中之重要数法官，正如大法官肖扬所言：“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就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7]然而大陆司法职业化特别是法官职业化还面临着种种困境。法官职业准入资格较低，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执业前置”程序不同,大陆推行的是资格考试前置制，即只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才能成为法官，但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并不代表就具备了法官专业素质，资格考试仅仅是对司法者的一种表面考核，具有的只是社会公示的效力，而非法官资格评价标准。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尽管《法官法》对法官职业准入提出了经验要求，但1-3年的工作经验要求显然离成为一名法官所需要具备的司法经验还差的很远。当前大陆司法者在法律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方面的缺陷，严重影响了大陆司法者职业化进程。司法腐败行为的存在，毁灭了公众对社会公正的最后一丝期望，打击了公众对社会的信心，严重挫伤了司法公信力。

第三，司法信仰的缺失及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法律信仰可以说是大陆法制现代化的精神驱动力，然而大陆社会法律信仰的缺失现状却令人堪忧，已经渐渐衍变成为司法改革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隘。一些人受过去熟人社会人情运作观念影响，一方面期望司法公正，一方面又托关系利用各种手段给司法机关施压以求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这种运作的结果必然具有很强的抵制性和扩张性，公众对司法的态度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若放纵任其发展,则将极大伤害大陆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同时人们对司法理性的普遍信仰也会随之消失怠尽。

四、树立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措施和途径

第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保证司法的公正公开。司法体制改革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根本出路。要进一步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把法院体制改革的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深入研究一系列的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可能性，更加科学合理地设置法院机构的问题。规范司法程序，保障程序公正，不公正的司法绝不可能会有公信力。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完全实现实体公正乃是难中之难，实体公正只能是有限公正，程序公正正好可以弥补实体公正可能存在的局限。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认为：“程序的公正和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宁愿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庚的实体法，也不愿意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8]应当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切实摒弃“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和做法。

第二，加强法官职业能力建设，提供自身素质。“司法技能是一种实践理性，它无法通过讲授的方法传达，而必须依靠大量的实践才能掌握。”[9]“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丰富的裁判经验，高度熟悉法律规范以及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是法官公正裁判的基本法律素质。”[10]除此之外，“法官必须是负有技巧、能够理解社会政策和掌握实践理性知识的人。”[11]只有如此，才能维持司法的优良品质，司法公信力才能得以树立。首先，提高法官选任标准。一个缺乏专业训练和法律工作经验的人是无法胜任法官一职的。因此，西方大多数国家都确立了较高的法官任职标准，虽然大陆《法官法》将法官选任标准提高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且具备本科学历，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标准还是明显偏低，在大陆从事法律工作仅两三年即可成为法官，而在国外成为法官 则是法律工作者职业生涯的最终成就，他们一般在30岁以前很难获得法官资格。笔者认为，大陆的法官制度应该提高对法官的选任标准，对法官法律工作经验的要求更加严格。其次，完善法官保障制度，提供给法官丰厚的物质保障。法官也是普通人，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被看作是超脱狭隘的自身利益的一切考虑的”。[12]法官不为生计操劳，抵御金钱等物质利益诱惑，才能保持其公正廉洁。国家更应该保障法官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确保法官廉洁、公正审判，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每个法治国家的宝贵经验。最后，加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的教育。“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13]要求法官能够保持自身独立性，忠诚于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14]同时，加强对法官的的警示教育，约束法官的行为，确保法官能够清正廉洁。加强违背法官道德行为的惩罚力度，用强制手段根治法官腐败现象。

第三，优化司法外部环境，树立司法权威。优化司法外部环境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社会信任与司法公信力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建立社会信任，培养公众理性司法观，营造维护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和氛围。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构建以系统信任为主的现代信任机制，培养公众的法律信仰，增进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赖。同时，我们要注意提升公众自我解决纠纷的能力，避免司法万能倾向及对诉权的滥用。此外，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通过幵通博客、设置邮箱等方式与公众的交流,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培养公众尊重司法裁判的习惯，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最终让公众信任司法，自觉维护司法。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被内化为公众守法的动力，在出现法律纠纷时选择诉讼方式，并服从司法判决。“法治的实现并不仅仅是通过对作为法律主体的人的外在约束，相反而是通过人对内心法则的忠诚。”[15]

[1] 关玫：《司法公信力初论—概念、类型与特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__年第4期，第134页。

[2] 关玫：《司法公信力初论—概念、类型与特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__年第4期，第139页。

[3] 孙发：《司法权威的初步解读—概念、分类、特征》，载《当代法学》20__年第9期，第7页。

[4] [日本]棚獭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页。

[5] 吴涛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页。

[6] 于慎鸿：《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分析》，载《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__年第2期。

[7] 肖杨：《人民法院改革的进程与展望》，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__年第3期，第5页。

[8] 倪云：《司法公信力的构建》，载《法制与社会》20__年第9期，第120--121页。

[9]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出版社20__年版，第256页。

[10] [美国]德沃金：《法律帝国》，李长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1996年版，第361页。

[11] 左卫民、周长军：《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__年版，第234页。

[12] 潘大松等译：《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13] [台湾]史尚宽：《宪法论丛》，荣太印书1973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