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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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

篇1

一、如何正确理解财产保险的赔偿原则

财产保险合同,又称损失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以财产和与其有关的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人承担上述各类保险标的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财产保险合同是一种“填补损失”的合同。财产保险最能体现保险的补偿性质,因此,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的核心原则。损害补偿原则是指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遭受损害时,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该原则体现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害补偿额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损害补偿原则受到的限制主要有:

(一)保险金额的限制。即损害补偿额不得超过事先约定的保险金额。一般情况下,保险金额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人的赔偿金额只能等于或低于保险金额而不能高于保险金额,保险人的最高赔偿责任也只能是保险金额。在此须引起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4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保险法》第49条、51条还规定: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失而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及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为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应由保险人承担。因此,可能出现保险人实际支出的费用超过保险金额的情况。

(二)实际损失的限制。有实际损失是保险赔偿的基本条件。财产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财产损失进行经济补偿,对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是补偿原则的基本要求。赔偿金额的确定以被保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为依据。

(三)保险利益的限制。保险合同保障的是投保人的保险利益,补偿的是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损失。《保险法》第12条、第33条的规定表明,投保人对投保标的享有保险利益,既是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也是保险关系的基础;它不仅决定投保人的保险合同的主体资格,而且决定保险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险法》第12条2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对于保险合同来说,保险利益成为保险合同有效的基础,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原则之一。投保人要取得与保险人建立合法有效保险关系的资格,必须满足《保险法》第12条关于其“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的规定。具体说就是他们对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非财产的所有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如对特定财产有实际而合法的利益,也应认定其具有保险利益。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受到损害,其经济利益也随之受到损害,就表明他们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如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标的受到损害,而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受到影响,则说明其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只有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可在保险标的出险时获得赔偿,即损害补偿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具有的保险利益的金额。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应是合法的且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根据世界各国的保险立法通则,构成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必须是属于经济上的确定的合法的利益。因为财产保险的目的是补偿损失,如要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不能用货币量来计量,则无法通过保险方式来填补损失。通常情况下,根据保险利益确定保险金额,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赔偿和给付保险金均受保险利益限制,即只对具有保险利益的损失予以赔偿或给付。法律之所以规定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当事人申请保险赔偿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正是为防范有人利用保险合同进行有损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投机活动。

在确定保险赔偿数额时要综合考虑损失补偿原则以上三个方面的限制,通常情况下,赔偿金额既不能超过实际损失,也不能超过保险金额或保险利益。

二、如何正确确定财产保险中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

(一)财产保险中保险价值的确定。保险价值一般是指财产投保或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保险价值在财产保险中表现为现有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责任保险合同中不存在保险价值,因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承担的责任是不确定的,故仅需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预先约保险金额即可。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是确定保险金额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保险人所负损失赔偿责任在法律上的最高限度。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保险价值的确定有以下二种:

1、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合同中约定。财产保龄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约定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目前,我国的保险法中并无关于定值保险的明确规定。凡属定值保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无论所保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保险人都要按保险合同上订明的保险价值计算赔款。但是定值保险合同一般只适用于特殊的保险标的,如古玩、字画、文物等一些很难确定其本身价值的物品,为了避免争讼,需要双方事先约定一个固定不变的价值作为保险价值进行保险,但这种合同可能由于估价过高或过低造成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不均衡,这种合同的运用范围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2、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在保险事故已经发生需要确定保险金额时才去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是不定值保险。因此,不定值保险合同中不记载确定的保险价值。绝大多数的财产保险合同都是不定值保险合同。由于保险财产的赔偿是以赔偿实际损失为原则,所以,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价值通常按保险标的当时的市场价格即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确定。

(二)财产保险中保险金额的确定。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针对具体的保险标的,根据其保险价值而实际投保的货币金额,它是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当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赔偿金额的给付不但要受保险金额的限制,还要受实际损失、保险利益等因素的限制。保险金额的确定应以保险价值为基础,但是却不一定等同于保险价值。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对比关系来划分,保险合同分为三种类型,不同保险类型保险合同的赔偿方式不同。

1、足额保险合同,又称全额保险合同,是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合同。这种保险合同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保险标的全部损失,保险人按保险金额全部赔偿,这时保险金额等同于全部价值,又等同于赔偿金额;如果保险金额发生部分损失,保险人则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实际损失数额赔偿,这时保险金额小于保险金额,等同于实际损失数额。

2、不足额保险合同,又称低额保险合同,是指保险金额小于保险价值的合同。在这种保险合同中,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比如:某甲投保的保险标的物的保险价值是10万元,其投保的保险金额是5万元,出险时,该保险标的物实际损失为8万元,此时,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4万元的赔偿责任,而不是承担保险金额5万元的赔偿责任。

篇2

关键词:保险理赔;超值重复保险;损害填补原则;责任承担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92-04中图分类号:F840.6文献标识码:A

现行《保险法》允许对财产保险进行超值重复保险,对超值重复保险的赔偿方式也作出了特别规定。但由于其内容过于简单,人们对其理解不一,引发许多争议,给我国保险实务和相关纠纷的处理带来诸多不便。为了促使保险业健康顺利地发展,因此有进一步澄清有关认识、完善相关规定之必要。

一、超值重复保险的概念

超值重复保险在法条中并没直接给出概念,而是被列入重复保险的范畴。因此,有必要先说一下重复保险的概念。重复保险,又称复保险,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5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我国《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对重复保险的定义均采用了与我国大陆地区相类似的说法。学界认为此说法为广义的重复保险,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桂裕先生、郑玉波先生及大陆学者邹海林等为此学说的代表。[1]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将重复保险定义为: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危险、在同一保险期间,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而其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范围。 [2]学界将此说法定为狭义的重复保险。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均为狭义说的代表。

狭义的重复保险将“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价值”作为一构成要件,实质上就是我国重复保险的超值情况。因为非超值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不超过保险价值,不会引发道德风险,而超值重复保险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因此,研究超值重复保险就有重大的意义。结合我国重复保险的定义,可以直接将超值重复定义为: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且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二、超值重复保险的构成

前面只是对超值重复保险简单地下了定义,其实构成超值重复保险是比较复杂的,并且明确超值重复保险的构成对分析其赔偿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对超值重复保险的构成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一)同一保险标的

在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权益。保险标的作为保险合同最基本要素,若保险标的不同,当然不能构成重复保险。但是,保险标的同一分两种情况:一是数份保险合同承保同一标的;二是数份保险合同中,部分合同只承保其他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一部分,但至少有一定范围是全部保险合同所共同承保的,这同样构成重复保险。[3]例如,甲保单承保被保险人的房屋和汽车,乙保单承保该被保险人的汽车,因此,汽车属于两保单承保的重叠部分。

(二)同一保险利益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为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4]对于此构成要件,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台湾学者桂裕认为:“同一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具有不同保险利益,应当按照权利混同或者吸收的原则,以其享有的较大的利益投保,否则,即使投保人以不同的保险利益投保,也能构成重复保险。”[5]笔者认为,投保人基于不同的保险利益为同一保险标的签订数份保险合同,是不能基于同样的出险事由而获得双倍赔款,因此,与重复保险并不冲突。例如,若某物价值40万元,所有权人为之投保40万元的保险,抵押权人根据抵押权为之投保了20万元的保险。这两种保险利益是不一样的,基于所有权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当所有能构成对物损害的不确定性事件发生时均可获得赔偿,而基于抵押权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则不一定。比如,此物发生10万元的损失,物的剩余值30万元显然还足以抵押权的存在,这样抵押权人就不能获得赔偿。

(三)针对的是同一保险事故

不同的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承担的危险或者保险事故在范围上相同,才能成立超值重复保险。如果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但是每个保险合同的保险事故不一样,这样的保险不是超值重复保险。例如,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向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盗窃险、火灾险的,因其保险事故不同,不成立超值重复保险。

(四)与数保险人签订数份保险合同

必须注意这里的“数个保险人”和“数份保险合同”两者必须同时具备,如果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同一保险人订立多份保险合同并不构成超值重复保险,当其在同一保险人中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时当属于超额保险;若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订立的是一份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属于单保险,也不属于超值重复保险。

(五)同一被保险人

我国《保险法》第41条对重复保险的定义中使用了“投保人”一词,从文义角度看,其默认了同一投保人。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但实际上,这一构成要件应改为同一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在很多情况下,投保人可以为他人利益投保,如果多个投保人为同一个被保险人的同一保险标的投保,则理应构成重复保险。在此情况下,强调同一投保人已无意义。

(六)保险期限重合

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虽未对重复保险的保险期限作规定,但笔者认为,不管是重复保险还是超值重复保险,必须有保险期限的重合。因为如果数份保险合同没有重合的保险期限,则不可能构成重复保险,更无从谈起超值重复保险。关于保险期限的重合,并不要求保险期限的完全重合,即保险期限开始时间与终止时间完全一致。《日本商法典》有“同时复保险”与“异时复保险”之区分。[6]事实上,各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限完全一致的例子也是很少的。

(七)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

这一要件是超值重复保险的关键,即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如果保险金额总和未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仅算非超值重复保险,不会引发道德风险,保险人分摊损失也较简单。若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则易引发道德风险。

三、超值重复保险的现行赔偿方式

超值重复保险是各份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了保险价值的重复保险,所以有必要对它的赔偿方式作出特别规定,以防止出现被保险人获得额外的收益。因此,《保险法》第41条第2款规定:“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一)实际按比例赔偿的方式

该款的前半部分明确了超值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这一规定体现了损失补偿原则,是正确的。但该款后半部分讲,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比例来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各保险人按比例来承担赔偿责任是惟一的赔偿方式,但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各保险人在保险法律法规等信息方面的不对称,各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一般不知道可以选择除按比例赔偿的以外的其他方式要求保险人赔偿。保险公司在向投保人介绍保险产品时只是按照实现拟定好的条款向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介绍,不会告诉他们可以选择其他方式要求保险人进行赔偿。保险公司事先拟定的合同对超值重复保险一般是明确规定仅负责按比例赔偿的责任。如华泰保险公司的产品责任保险(七)规定:本保险单负责赔偿损失、费用或责任时,若另有其他保障相同的保险存在,不论是否由被保险人或他人以其名义投保,也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本公司仅负责按比例分摊赔偿的责任。

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法律法规及保险合同条款一般都不很了解。因此,在签保险合同时也很少有人提出在合同当中明确注明要选择按比例赔偿以外的方式要求赔偿,也很少有人对已经拟定好的剥夺了其选择权的格式合同条款提出异议。这完全剥夺了被保险人或投保人选择赔偿方式的权利。另外,即使投保人与某保险公司签合同有特别约定,但这种约定没有其他保险公司的参与,所以也不会对其他保险公司产生约束力,难以实行。其他公司仍然会按照比例赔偿。正如华泰公司对重复保险所规定的那样,“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本公司仅负责按比例分摊赔偿的责任”。总之,由于保险法规定的不完善,按比例赔偿几乎是超值重复保险的惟一方式。

(二)现行赔偿方式的不足

超值重复保险的各份合同是投保人分别与数个保险人签订的合同,各保险人之间没有协商,财务上都是独立的。因此,这些合同都是依法成立有效的,并且各自相互独立。而根据《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各份保险合同单独来看都应当是有效的。但由于财产保险要遵循损害补偿原则,超值重复保险的赔偿不能超过表现价值,故各份保险合同放在一起在效力上必有相互影响。

《保险法》第40条第2款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根据该条款的规定,若只签订一份财产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那超过部分自然无效,保险人不承担超额部分的赔偿。在出现超值重复保险的情况下,那各份保险合同的效力应当怎样认定,该条并没有说明。按比例赔偿的方式似乎是从公平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让每一个保险公司都承担一些责任,可是各保险人都没有完全按照各自保险合同的金额来赔偿,也就是各保险合同的实际效力都有了缩小。可以说所有保险合同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根据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部分无效的规定,各保险公司应当将未赔偿的部分对应的保险费退掉。可是《保险法》并没有关于退还保险费的规定,各保险公司制定的保险合同的条款中也没有相关规定,现实中也没有投保人获得保险费的退还。所以,采取按比例赔偿的方式实际上在法理上是很难讲通的。这种赔偿方式,使得被保险人须分别向所有保险人请求给付,增加了被保险人的索赔成本。另外如果某一公司出现破产,将会给被保险人带来一些损失。这样投保人购买超值重复保险的意义就不大。因为,超值重复保险一般情况下是投保人为了更加保险而故意向数个保险人购买的保险。

总之,现行《保险法》关于超值重复赔偿方式的规定,剥夺了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很多的权利。使得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在索赔时非常被动,与各保险人明显不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多花了保险费反而不能得到相应的服务。

四、国外关于超值重复保险赔偿方式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保险法》关于超值重复保险赔偿方式的规定,有必要研究和借鉴一下其他国家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世界各国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点,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比例责任方式。如《日本商法典》对于同时超值重复保险就是采取比例责任方式。同时超值重复保险时,在保险价值额度内,各保险人依各自所承保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应支付的保险金。《法国保险契约法》第三十条第三项有此规定,不论构成超值重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7]

(二)顺序责任方式。即按照保险合同的签订顺序来确定赔偿责任。如《日本商法典》对异超值时复保险采用的就是正顺序方式。该法第632条规定:“逐次订立数个保险契约时,前保险人先负担损失。前保险人的负担额不足以赔偿全部损失时,则由后保险人负担其差额。”[8]

(三)被保险人优先选择方式。即任何保险人均有义务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对被保险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换言之,被保险人可以就其保险损失不分先后地向其中一个、数个或者全体保险人索赔。如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32条第2款(a)项对超值重复保险的索赔规定为:“除契约另有规定外,被保险人得依其自选之次序,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但所收受者,不得超过本法所准许赔偿数额。”再如《韩国商法》第673条规定,在签订超值重复保险合同时,投保人放弃对其中一个保险人的权利,不影响其他保险人的权利义务。[9]

(四)连带比例赔偿主义。如根据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9条规定,超值重复保险中,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对被保险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可向全体保险人或其中一人主张求偿。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超过其应付的保险金额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但投保人的全部请求不得逾损害之总额。[10]此种立法对被保险人的保护较周全,符合“优先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立法趋势。

对于按比例赔偿的方式的不合理性,前面已经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对于第二种方式,被保险人仅能就前顺序应付保险金不足的损失部分向次顺序的保险人索赔,会出现因顺序在前个别保险人信用度低、办事拖拉,或者赔付能力弱,被保险人难以便捷地获得足额赔付的问题。另一不足是造成保险人之间责任的不均衡,因为顺序在前的保险人必须在其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完全的赔付责任,而顺序在后的保险人往往只需要承担少量的赔付责任,甚至无须承担赔付责任,如果保险损失已由其他保险人予以足额赔付。

第三种方式与第四种方式之间有重叠之处,因为连带赔偿就允许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选择索赔的对象,只不过各保险人之间承担比例责任且在超过其赔偿数额后可以向其他保险人追偿。被保险人优先选择方式,各保险人之间没有明确的比例责任,也没有互相追偿还问题,各保险人之间可能公平性不够。两者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保护力度都是一样的。相比较而言,第四种方式既优先保护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也在各保险人之间体现了公平性,应当说是一种最合理的赔偿方式。

五、完善我国有关超值重复保险赔偿方式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体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避免不必要的保险纠纷的发生,促进保险业的健康顺利地发展。我国超值重复保险的赔偿方式应当改变。根据以上分析,笔者以为采取连带比例赔偿的方式应当比较合适。

采取连带比例赔偿的方式。只要不违反损害补偿原则,投保人可以任意选择向对其更有利的保险人索赔,而不需像原来那样向每家保险人进行索赔。这样不仅大大节约了成本,而且体现了多花保险费应当获得更大的方便以及更安全的保障这一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之后,可以向其他保险公司索赔超过其按比例应当承担的部分,也体现了各保险公司之间应当公平承担责任的原则。

采取连带比例赔偿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说明超值重复保险的保险费不退还问题。首先,财产保险合同本身属于射性合同,即便不发生保险事故,到保险期结束,也不会退还保险费。其次,受制于财产保险的损害补偿原则,在投保人选择对其有利的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后,必须放弃向其他公司所赔的权利,保险费自然也不能要求退还。另外,购买超值重复保险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方便和更安全的保障,而连带比例赔偿的方式体现了这一目的,因此,其多花保险费是应当的也是值得的。总之采取连带比例赔偿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说明超值重复保险的保险费不退还问题。

因此,建议将《保险法》第41条第2款修改为: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的受损价值。各保险人按照其承保的保险金额同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任何一个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有权向未按照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支付赔偿金额的保险人追偿。

参考文献:

[1]桂裕.保险法论[M].台湾:三民书局,1981:96;郑玉波.保险法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4:55-56;邹海林.保险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37.

[2]梁宇贤.保险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9.

[3]韩丹.论重复保险[J].上海海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17.

[4]樊亚宁.论保险利益[J].金融与经济,2005,(11):23.

[5]桂裕.保险法论[M].台湾:三民书局,1981:78.

[6]王书江,殷建平译.日本商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75.

[7]梁宇贤.保险法[M].台湾: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168.

[8]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2003:341.

篇3

论文关键词:重复保险,法律构成,通知义务,效力

 

一、重复保险的概念界定

重复保险,也称复保险,其具体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重复保险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出保险标的价额。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均采纳此观点。广义的重复保险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而该数个保险契约,均须于同一保险期间内发生效力而言。[1]48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认同此种定义。两者主要区别在于总的保险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

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与旧《保险法》相比,新规定由广义说转而采用狭义说,严格限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应该超出保险标的价值。事实上,由于重复保险的目的在于合理分担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没有过多考虑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之和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将重复保险限定于超额的重复保险,并没有多少实益。[2]188-189因此,台湾地区在2007年对《保险法》进行修订时,仍然坚持广义说。从这个方面讲,大陆地区关于重复保险的新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的需要,使一部分正当投保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当然,从民法角度思考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法律论文,旧《保险法》存在同时使用广义和狭义概念的体系冲突,造成该条文理解和适用上的困难。因此,新《保险法》虽然导致重复保险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巨大隔阂,但仍有益于法律概念的精确和适用的便利,应予肯定。

二、重复保险的法律构成

根据新《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界定,其构成要件如下: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特定性。现代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并不重要,关键是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在财产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有权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3]31因此,重复保险的要件之一是被保险人相同。投保人针对同一保险标的的不同保险利益投保,通常情况下,不构成重复保险,但是,若该保险利益存在权利混同或者吸收,构成重复保险。[4]103因此,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同一保险标的,而非同一保险利益。但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未明确指出重复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为同一人,因此难以避免投保人同一或不同一的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不当得利,而若仅以投保人同一为构成要件,不论被保险人同一或者非同一,保险人都需要对同一保险事故进行两次以上的赔偿,造成不当得利的机率远大于以同一被保险人为构成要件的情况。

(二)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重复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包括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全部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完全相同,亦称同时复保险。部分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非完全相同,但存在部分相同,亦称异时复保险。“不过保险期间之始期及终期, 并不以绝对相同为必要,只期间有一段重复,则在其重复期间内,仍为复保险契约。”[5]48所谓同一期间法律论文,不必数个保险契约之始期与终期,完全相同,只须其一部分的期间,立于交叉关系,而发生共利之利害者,即成为复保险。[6]115此外,有教材认为这里的“期间”是指数个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7]256事实上,由于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并不一定与保险责任期间完全一致,有时保险合同已生效,但保险责任期间未开始,因此,该这里的“期间,应指保险“责任期间”,而非保险合同“生效期间”。新《保险法》第56条未明确对此构成要件作出规定,实为不足。

(三)保险危险或保险事故的同一性。新《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事故是重复保险的必备要件。重复保险中,保险合同承保的保险危险或者保险事故并不要求完全一致,只需存在共性即可。一方面要求数个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有重合处,唯此种重合之保险事故方为同一保险事故;另一方面要求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发生的是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同一保险事故。只有各个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同一保险事故,且其与实际发生的保险事故亦均为同一事故,方构成重复保险的同一保险事故。若各个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是同一的,但其约定的保险事故各不相同,则不能构成重复保险。

(四)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复数性。各国保险法均规定,重复保险投保人是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即保险人应当多数且不同,并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如果对同一保险利益与同一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即使保险期间相同、保险事故相同、被保险人相同,也可能不成立重复保险,仅是单保险的一种特殊。但是新《保险法》仅规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人需为复数,这一规定未尽完善。在保险人为复数的情况下,并不能想当然的推理出多份保险合同,也可能会产生一份保险合同,所以,必须强调重复保险合同的复数性。

三、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新《保险法》第56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新规定对投保人课以主动向各保险人告知重复保险具体情况的法定义务,有进步意义法律论文,但却在通知义务所涉及的通知事项、方式以及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都缺乏具体规定,使通知义务难以发挥真正作用。

(一)投保人的具体通知事项。韩国《商法》第672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包括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和具体的保险金额。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6条规定:复保险,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将他保险人之名称及保险金额通知各保险人。由此得知,投保人的重复保险通知事项不仅应当包括与之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还应当包括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险期间等事项。但新《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应予通知的“有关情况”显得过于抽象和宽泛,令投保人难以明确具体内涵,不利于保险人“知情权”的保护。

(二)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法律原则上允许投保人采取口头方式或书面方式为之。新《保险法》亦取同样要求。但应当注意,重复保险的通知属于保险人主动询问的内容,如果保险人不加以询问,投保人不为通知义务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保险经验,投保人只是偶尔为之,对保险本身及其相关规则了解甚少。可见,投保人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方式取决于保险人的询问方式,保险人以书面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书面方式为之;保险人以口头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口头方式为之。但是投保人在以下情形应享有免除通知义务:一是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重复保险;二是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三是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8]40

(三)通知义务履行的证明。各国保险法虽对重复保险的通知方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以各国保险法所规定的对未履行通知义务的重复保险的严苛的法律后果而言,它要求投保人对于重复保险的通知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我国新《保险法》中,关于重复保险中是否履行通知义务,没有关于法律后果的规定,因此也就缺少举证责任存在的意义,这是我国保险立法上的不足。

(四)通知义务的后果。其一,投保人故意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重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其二,善意之重复保险,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仅就其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担之责。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其三,善意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在危险发生前法律论文,投保人得依超过部分,要求比例返还保险费。保险合同因恶意重复保险而无效时,保险人如不知情,应取得保险费。虽然新法规定了投保人须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但却没有规定任何有关违反该义务后的法律后果。此种立法规定会导致以下不正常情形:一是使法律对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投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而且投保人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造成保险人不知晓重复保险的存在,而使投保人有获得不当得利的潜在机会;二是不区分恶意与善意的投保人,使有恶意的被保险人,在企图以不正当手段诈领保险金,损害保险制度的诚实信用原则时,仍有取得保险金的可能。因此,缺少违反通知义务的责任内容规定,也是新《保险法》的缺失之处。

四、重复保险的效力

基于新《保险法》在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保险实务中难以对保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进而产生许多的矛盾和纠纷。而这一立法缺失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国保险法在立法理念上,对于重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9]72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用各国保险法通例,针对投保人的主观心态,在我国《保险法》中明确区分投保人的善意与恶意,给予不同的法律评价,通过增加重复保险强制通知义务规则,从而赋予重复保险通知以不同的法律后果,使重复保险的利益保护机制发挥应有的功效。

(一)恶意复保险的效力。对于恶意重复保险,由于投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多规定重复保险中恶意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我国新《保险法》虽没有对恶意复保险做出规定,但第56条第1款关于“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的规定,在立法上已经实质上确认投保人在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时,具有恶意的存在。因此,对有重复保险而未尽通知义务的投保人法律论文,仍可以适用保险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即“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据此,在我国保险法上,将恶意的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投保人与履行通知义务的善意投保人相比较,其法律上的后果是相同的。这一立法目的,虽然是为了在保险司法实务中起到简化规则、防止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的作用,但是因其不区别恶意投保人与善意投保人而使其承担同等后果,显然有失公正。

(二)善意重复保险的效力。对于善意重复保险,各国和地区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日本的优先承包主义。将重复保险分为同时重复保险与异时重复保险。同时重复保险时采用的是比例分担主义;而异时重复保险,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在保险价值额度内,前保险人先负担保险金,对负担不足以填补全部损害时,由后保险人继续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10]341二是法国和瑞士采用的比例分担主义。不论构成重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三是连带赔偿主义。在重复保险中,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对被保险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可向全体保险人或其中一人主张求偿。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超过其应付的保险金额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但投保人的全部请求不得逾损害之总额。[1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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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林群弼.保险法论[M]. 台北:三民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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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的补偿性

从保险的起源及其风险管理的功能上看,保险事实上是一种补偿制度。这一制度通过对有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的数理预测和收取保险费的方法,建立保险基金;以合同的形式将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由大多数人来分担少数人的损失。由于保险是一种“由大多数人分但少数人损失”的制度,涉及的只是纯粹风险,人们通过保险是不可能获得保险标的价值以外的收益的。即人们通过保险所能够达到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保险标的的价值水平或者最大限度地控制保险标的价值的下降,而绝不可能从中获取额外利益。因此,从资金的财务管理上看,将资金用于购买保险,所投资的是一种纯粹风险;而如果将资金用于其他具有获得可能的投资,则投资的是一种投机风险。这也正是保险与赌博及其它投机行为的区别所在。因此,经济补偿是保险经营的本质和核心所在。

二、保险的补偿方式

由于不同保险产品的存在,具体的补偿方式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不同保险产品的特点,从补偿金额确定的时间上划分,保险的具体补偿方式可以分为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与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两类。根据补偿方式上的这种区别,又可将保险产品划分为定额给付型保险和损失补偿型保险两大类。

所谓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指在某些保险产品的补偿上,由于这类保险产品本身的特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就事先约定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应当补偿的保险金额。当保险事故发生且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时,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金额给付保险金。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只适用于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能够事先确定,或者只能事先确定的保险产品,该类保险产品统称为定额给付型保险;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当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对保险标的造成的实际损失范围内给付保险金。根据这种补偿方法,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之前,往往需要一个对实际损失进行评估的过程。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适用于那些补偿金额无法事先确定的保险产品。该类保险产品统称为损失补偿型保险。对于某一保险产品,具体应该采取哪一种补偿方式,应该根据该种保险产品的性质而定。

三、人身保险的补偿

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看,在“财产保险合同”部分使用的是“赔偿”,在“人身保险合同”部分采用的是“给付保险金”。当然,财产保险本身就是一种损失补偿型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能在定损的基础上再确定应该给付的保险金额,适用的是事后确定保险金的补偿方法。使用“赔偿”是恰当的。但是,由于人身保险一般可以分为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三类,它们有各自的特性,并非都是定额给付型保险、都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许多人身保险,如医疗费用型保险,因保险事故的发生所导致的费用损失情况只有在结束,即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能确定。因此,与财产保险一样,应该属于损失补偿型保险,应适用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外偿方式。《保险法》笼统的使用“给付保险金”的表述是不准确的。正是这种不准确的表述,导致长期来,许多人错误的认为人身险与财产险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适用补偿,后者不适用补偿。有些人甚至认为,由于“人身无价”,人身保险根本就不应该适用补偿原则。事实上,正如上面所述,经济补偿性是保险的根本目的和功能,保险金给付方法的不同不应该影响保险的这一属性。人身保险中某些险种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是由这些险种的特性所决定的。所谓“人身无价”,实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误解,我们知道,尽管从人性的角度说,人身的确是无价的,但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价值是可以衡量的,特别是将人身作为标的进行保险的时候,特定人的经济价值何以通过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行评估,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指标进行量化。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正是通过对被保险人进行生存状况调查评估其价值,从而进一步确定其是否可保、或者可以在什么范围内承保。一般地,保险人绝对不会接纳一个创造财富能力很低的人投保的高额人寿保险。另外,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之所以会在投保规则中规定同一类险种某一投保单位的最高投保限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避免保险金额超过被保险人的人身价值,从而诱发道德风险的发生。

因此,尽管《保险法》对人身保险的补偿方式作了有别于财产保险的表述,但并不代表《保险法》否认人身险的补偿性质,也不能说明《保险法》一定要求所有的人身险都必须采取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即定额给付的方式。双方当事人是可以根据险种的特点,选择相应的补偿方式的。具体而言,对于人寿保险或某些需要定额给付的人身险,由于在投保之时就可以预测保险事故发生后导致的损失,因此,事先确定保险金额是可能的,而且对于这些人身保险,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习惯。就应该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形式。但对于某些事先无法确定保险金额,而必须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能通过损失程度的评估来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如健康保险中的费用补偿型保险或者意外医疗保险等,就应该适用事后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式。

当然,对于某些定额给付型人身保险,由于保险期限一般较长,在此过程中被保险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整个的状况、消费水平、医疗费用等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使得投保初期确定的保险金额与保险事故发生时实际损失的价值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相对而言,定额给付型人身保险的补偿性显得不如损失补偿性人身保险的补偿性那么明确和具体。而且,在经营环境不好,同业协作程度差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因重复保险和重复赔付而使最终的赔付金额高于实际损失的情况。但总体上讲,这只是保险经营环境和经营技术上的,是能够通过经营环境的改善和经营技术的提高而逐渐加以克服的,与人身保险的补偿性质本身没有关系。

四、损失补偿型人身险存在重复保险或者其他第三方在先给付时的补偿

由于保险是一种补偿,通过投保不允许获得高于保险标的价值的收益。但是对于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许多人基于上述“人身无价”的理解并结合《保险法》第68条“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规定,认为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在存在重复保险,或者被保险人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全部或部分补偿的情况下,尽管保险合同中已经规定“在有第三方支付费用的情况下,保险人得以免除给付责任或者仅在剩余部分的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但由于人身险不适用补偿原则,根据《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上述合同条款不具有效力。因此,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补偿,保险人理应根据合同约定全额给付保险金。这种理解与保险原理及立法原意都是不相符的,上文已就人身险的补偿性作了讨论,下面仅对《保险法》第六十八条的理解作一说明:

首先,《保险法》第68条并未说明在重复保险,或者虽然不存在重复保险,但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全部或者部分补偿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话,保险人是否应该重复赔付的问题。事实上,《保险法》第68条仅仅规定了“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保险事故时,不适用追偿或者代位求偿原则”的情形,并没有提及其他情况。因此,本条与重复保险以及被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偿的情况无关。

其次,《保险法》第68条事实上是对一种特殊的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存如何处理所作出的强制性规定。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存可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其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其二,第三人积极侵害债权。但是《保险法》第68条所规定的情形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之任一种。因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同一个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事法律规范,在这里强调的是同一个人的违法行为。它要求合同责任的主体与侵权责任的主体是同一的。而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则要求行为人有侵害债权的故意。即行为人不但明知债权的存在,而且具有直接加害于他人债权的故意。《保险法》所规定的上述情况显然不具备上述两种情况中任何一种的特征,因此,是一种特殊的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存的情形。所以,不能适用上述制度进行处理。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法律根据保险合同的特点,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出发,结合保险的社会功能并考虑到保险合同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赔偿范围的不同,作出了权利人可以同时分别向保险人和侵权人索取赔偿的规定。可见,该条与保险的补偿性没有直接关系。抛开“第三人侵权”这一前提,想当然的作出“因为法律规定不允许追偿,所以人身险中不存在补偿,进而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应该得到重复赔付”的结论是既不符合立法原意,又不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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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农业保险按保险对象不同可以分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两大类。种植业是指以各种粮食作物为主要对象的保险。养殖业保险是指以饲养、繁殖的各种畜禽、水生动物为主要对象的保险。森林保险是指以树木为主要对象的保险。研究将从补贴品种、补贴比例、保险责任、保障水平等方面分析农林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差异。

1、补贴品种

2012年1月,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做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在现行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针对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大宗农畜产品,继续增加保费补贴范围。在现有的水稻、玉米、小麦、油料作物、棉花、马铃薯、青稞、天然橡胶、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牦牛、藏系羊13个中央财政补贴品种的基础上,将糖料作物纳入补贴范围。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农业保险的财政扶持政策都实行了较高标准的补贴政策,同时补贴品种按“低保障、广覆盖”来确定保障水平,实行差别保费补贴,坚持险种差别费率原则。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得更多农民受益。我国森林保险的补贴范围为生长、管理正常的商品林和公益林,从试点省区看,不同地区的商品林的种类差别很大,对应的经营成本和风险也大不相同,现有的森林保险产品没有区分不同标的物等具体情况,采取统一费率,导致保费补贴品种有限,不能适应不同林业经营者的需求,森林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使得森林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影响森林保险工作的开展。森林植被丰富,品种繁多,价值差异也非常大,将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树种归为一类的做法,不利于保障全国各地区的不同林业生产者的利益,对我国森林经营的长期发展也极为不利,因此有必要扩大森林保险补贴范围,增加森林保险补贴品种。

2、补贴比例

从政府财政补贴形式上来看,森林保险试点省(区)的财政补贴形式主要是对被保险人提供保费补贴;从政府财政补贴比例上来看,政府财政对森林保险的保费补贴力度不够,补贴额度总体相对农业保险明显偏低。从我国农业保险各补贴品种的中央财政补贴比例统计(表1)可以看出,我国种植业保险的中央财政补贴比例达到了40%(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补贴比例为35%),其中部分地区最高达到了65%;而养殖业保险的中央财政补贴比例则达到了50%,其中部分地区最高达到了80%。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比例均达到了较高水平。相对农业保险而言,我国森林保险的中央财政补贴却存在补贴比例低等问题,从我国森林保险第二批试点省份的保费分担比例来看,对于公益林来说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达到了50%,但是商品林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仅有30%,省市两级财政补贴比例因经济发展水平、对林业重视程度等原因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较结果,从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上来看,中央财政对森林保险的保费补贴力度不够,补贴比例总体较农业保险明显偏低。

(1)商品林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较低。目前中央财政对商品林的保费补贴比例仅为30%,而对水稻、棉花等其他种植业保险的补贴比例则达到了40%,高于森林保险10百分点,因此相对农业保险来说,我国商品林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还有一定差距。

(2)商品林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明显低于公益林。商品林主要是发挥经济效益,满足社会对林业有形产品的需要,但同时也发挥了较大的生态效益,特别是在被调研省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森林覆盖率,对商品林设置了严格的采伐指标限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商品林发挥的生态效益比经济效益大,因此政府财政应加大对商品林的保费补贴力度。

(3)目前的保费补贴结构增加了县级财政的支出压力,尤其是经济欠发达、森林资源丰富的县域。森林面积越广,需要配套的财政资金就越多,给经济相对落后的县级财政造成了更为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推动政策性森林保险工作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3、保障水平

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原则上为保险标的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以国家权威部门公开的数据为标准),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耕成本和地膜成本。尽管我国各省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各不相同,但是总体水平较高,例如,水稻保险金额达到9000元/hm2以上,杂交水稻单体保险金额达到15000元/hm2,能繁母猪的每头保险金额达到1200元。森林保险的保险金额原则上为林木损失后的再植成本,包括整地、苗木、栽植、施肥、管护、抚育等费用,现有森林保险一般以单位面积为投保计量单位,不分树龄与树种。虽然我国各省森林保险的保险金额也各不相同,但是普遍金额较低,公益林的保险金额为6000元/hm2,而商品林的保险金额也不超过12000元/hm2。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相对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来说,我国森林保险金额偏低,无法给林农和林业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带来保障。

二、我国森林保险补贴的发展对策

我国森林保险试点工作经过3年的发展,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广大林农参与森林保险的意愿不强,形成了“上热下冷”的局面,表明森林保险制度还不够成熟,特别是财政补贴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从补贴品种、补贴比例、保险责任、保障水平等方面比较了农业保险和森林保险的不同之处,提出如下建议。

1、增加补贴品种,扩大补贴范围

林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但我国的森林保险覆盖面较窄、补贴品种少,目前森林保险补贴品种仅区分公益林和商品林,不能适应不同林业生产者的需求,导致林农投保积极性不高。我国林木树种繁多、价值差异较大,而且从我国森林资源的分布来看,不同省份的林木树种也有较大差异,因此,要针对不同树种设置不同的补贴比例,增加补贴品种,扩大补贴范围,从根本上刺激林业生产者对于森林保险的有效需求。

2、提高补贴比例,增加补贴额度

对于公益林来说,虽然补贴比例与农业保险相当,但是公益林是为了保证整个国家生态安全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保费的支出理应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全额承担。而对于商品林来说,也同样发挥了较大的生态效益,在林业生态效益优于经济效益的国家政策取向下,使得商品林更具有偏向公共物品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因此,商品林的保费支出应由中央、省财政和林地经营者共同承担。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部分省区的公益林保险财政补贴仍未达到100%,而商品林的财政补贴仅有55%,应进一步提供森林保险补贴比例,增加补贴额度。

3、提高保险金额,扩大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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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福禄满堂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投保范围:出生30日-64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

缴费方式:一次付和分期交付两种,分期交付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分为5年、10年和20年三种。

领取方式:分为年领和月领两种。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分为50、55、60和65周岁四种。

领取年限:养老年金的领取年限分为20年、至被保险人年满85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零时止两种。

保险责任:

一、自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若被保险人生存,该公司于合同每年或每月的生效对应日给付养老年金。包括:

1.平准年金。该公司按保险合同载明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直至约定领取期限届满,合同终止。

2.增额年金。该公司首年给付的养老年金按保险合同载明的领取金额确定,从下一个保单年度起以后每个保单年度的年金给付标准,在上一个保单年度给付标准的基础上,按首年给付标准的5%增加,直至约定领取期限届满,该合同终止。

二、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前因疾病身故,该公司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与现金价值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前因意外伤害身故,该公司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的200%与现金价值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期间身故,该公司按约定领取期限内尚未领取的各期养老年金之和一次性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产品特色:

一、一份投入,多重养老。在保险期间内,该产品可为被保险人提供养老金领取、红利获得以及可选择养老金和红利累积生息等多重权益。

二、丰厚收益,领取灵活。越早投保、可获得越充足的养老金。

三、累积生息,财源滚滚。该保险可享有养老年金和红利的复利计息。

四、高寿无忧,坐享尊荣。该保险按照保险合同最长可以一直照顾被保险人的老年生活直至85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

五、福禄满堂,“罩”顾全家。养老年金、红利、累积生息、保证领取、意外保障,让被保险人的晚年生活充满尊严。

太平财富成长型年金保险(分红险)

投保范围:出生满60天―50周岁

缴费方式:5年交或10年交

首个年金领取日:年满55周岁或6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领取年限:领至88周岁或100周岁

领取方式:年领或月领

保险责任:

一、生存年金。年领月领均可,达到年金领取日即可按约定领取,保证领足20年。

二、身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在年金领取日前身故,该公司给付身故时已交保险费返还额:保险费返还额=已交保险费×(1+2.5%×已交保险费经过天数/365)。

三、满期生存保险金。被保险人在保单期满时仍生存,该公司按当期基该年金领取额给付满期保险金,同时合同终止。

四、保单红利。该分红险的分红方式为增额分红,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分配包括年度红利和终了红利。

产品特色:

一、年金成长,节节攀高。

长期分享该公司经营收益,养老金领取额可充分抵御通胀风险。

二、短期交,长期领。

5-10年的交费,即可换来几十年源源不断的收益。

三、保证领取。

该公司保证给付不低于20年的年金领取额,领取期内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剩余年金归被保险人指定的受益人。

海康「安康无忧重疾养老保险计划

投保范围:7天―55周岁

保险限期:至70周岁

缴费方式:有6种缴费期限,即10年、15年、20年、缴至55周岁、缴至60周岁、缴至65岁

保险责任:

一、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合同效力终止,该公司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予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二、28项重大疾病保险金

在合同有效期限内,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或于合同生效(或复效,以较迟者为准)日起九十天后因疾病,经该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则该公司按基该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同时致成一项以上重大疾病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予被保险人,合同效力终止。

三、体检津贴

在被保险人60 周岁至69 周岁的十年,每年提供保额的2%作为体检津贴。

四、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年满70周岁后的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生存,按基该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予被保险人。

产品特色:

一、等待期短,无生存期。

该保险计划的疾病等待期仅为90天,重疾给付无生存期限制。

二、无忧的保证费率。

无论将来重大疾病的发病率增高到多少,被保险人每年缴的保险费不会增加。

三、灵活的年金选择权。

在被保险人70 周岁领取满期保险金的时候,除了一次性领取之外,该公司还提供了三种年金方式:10 年固定年金、20 年固定年金和终身年金,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该计划的满期保险金可转化成养老年金领取。

长城金禧年金保险

投保范围:出生满30日至64周岁。

保险期限: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保险人100周岁的保险单周年日零时止

缴费方式:趸缴、5年缴、10年缴、15年缴、20年缴

保险责任:

一、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该公司按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无息)的105%或保险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两项的较大者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该主险合同终止。

二、高度残疾保险金

被保险人高度残疾,该公司按以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无息)的105%或保险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两项的较大者向高度残疾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高度残疾保险金”,该主险合同终止。

三、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生存到首个生存保险金领取日时,该公司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生存保险金”,此后若被保险人仍生存,该公司每年在保险单周年日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生存保险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高度残疾或生存至99周岁保险单周年日。生存保险金给付金额为生存保险金给付当时保险单载明的基该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首年生存保险金对应的比例为12%,以后每年生存保险金对应的比例将在首年生存保险金对应的比例(12%)的基础上按0.12%逐年递增。

四、满期祝寿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100周岁的保险单周年日,该公司按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无息)向满期祝寿金受益人给付“满期祝寿金”,该主险合同终止。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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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路交通安全法》;问题;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答复》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自颁布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尤其对该法第76条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争议不断。[1]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认为该法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立法思想,充分保护了作为弱者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利益;反对论者则认为该法对行人的“偏袒”和对机动车的“苛刻”损害了社会公平,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2]于是,侵权法学者纷纷在各大报纸上撰写文章,以表明自己观点和态度,同时,对其他观点进行了评析。[3]这些观点无疑对我们从宏观上正确理解和适用该法第七十六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问题远没有解决,因为该条及第17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我国将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该制度与原有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需要正确理解与适用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原有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随之废止。《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也随之失去法律效力。《道路交通安全法》又没有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项目的标准。于是,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从特别法步入了普通法,在审判实践中就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的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众所周知,《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远低于《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解释》规定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也就是说,不管事故是发生于2004年5月1日前,还是发生于2004年5月1日后,只要是2004年5月1日后受理的,均适用《解释》的规定。由此,2004年5月1日后受理,就成为适用《解释》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的惟一标准,而对事故发生的时间,特别是对车辆所有人(即车主)与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的约定等均在所不问。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问题。对该问题,已引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注。该委就此问题向最人民法院咨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以法研[2004]81号《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称,“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解释》施行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既可以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答复》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否适当与全面,就成为另一个需要正确理解与适用的问题。

二、第三者责任保险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故在我国法上,责任保险即为第三者责任保险。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自愿保险的范围,即投保人和保险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保险合同来实现的一种保险。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该规定中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与《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的责任保险相同,不同的是该责任保险属于强制保险,即指依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发生效力或者必须投保的保险,而不是当事人自愿购买的保险。可以看出,二种保险均属于责任保险,这是相同点。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1)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强制的,即法定的。(2)前者的目的集合危险,分散损失;[4]后者不仅包括前者的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其得到快捷、公正的赔偿。[5](3)前者,保险公司以赢利为目的;后者则不以赢利为目的,在保费与赔付之间总体上应做到保本微利。(4)前者属于自愿的保险,故,保险人是否决定承保、如何承保或承保的多少均有选择余地;后者则属于强制或法定保险,保险人不得拒绝投保人投保,即属于强制缔约。[6](5)前者属于商业保险,保险公司可以其他保险捆绑销售;后者则属于法定责任保险,保险公司不得与其他保险捆绑销售。(6)前者的保险金额与保费,原则上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后者则由保监会做出指导性规定并随着经济发展适时调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有相同的规定。如日本《汽车损害赔偿法》第13条。[7]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25条。

综上,第三者责任保险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不是一回事。不能将《保险法》上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同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将二者混同的观点,都将导致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错误理解,更将导致不妥当的适用。关于二者的关系,在适用时,有三种情形应引起注意:

(一)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能否在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后,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如能投保,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如何进行理赔?

如前所述,二种保险属于责任保险。而责任保险又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根据《保险法》第41条第2款规定:“重复保险[9]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是财产保险责任限定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机动车所有人在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后,可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但各保险人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是保险险种均属商业保险,基于保险当事人的自愿而发生,因此,在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属于法定保险的情形下,不能适用该条后句,即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当先由承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理赔,不足部分,再由承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理赔。但各保险人的赔偿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这样适用的目的在于充分尊重保险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体现约定优先的民商法原理。另外,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其得到快捷、公正的赔偿。而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目是主要是为了被保险人的利益,即分散损失而设立的。二者相比较,首先由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能更充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二)机动车所有人先后向不同的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各保险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

对该问题,因我国还未制定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具体办法,所以,在我国法上没有规定。在司法实践上发生此类案件,可以借鉴日本《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82条之2[重复契约情形的免责]的规定,即就一辆汽车缔结二个以上的责任保险(在此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契约,保险公司就上述契约中最早缔结的契约以外的契约,免除在与最早缔结的契约的保险期间内发生的因汽车运行事故产生的损害真补、损害赔偿额的支付、先付金的支付。[10]该条规定确定了投保时间优先规则,由最早缔结保险契约的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其后的保险公司免责。同为法定保险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适用投保时间优先规则,能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但无论如何,不得超过保险契约约定的保险金额。同时,对法定免责事项以外的赔偿,其他保险公司应当赔偿。

(三)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车辆共同致人损害,保险人之间应如何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根据《解释》第3条第1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机动车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间,在无意思联络的情况下,[11]只要其违反操作规范[12]的行为直接结合而共同致人损害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之间即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作为承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各保险公司之间对此应如何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国现有法上没有规定。可资借鉴的是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34条:“汽车交通事故系由数汽车所共生或涉及数汽车者,依下列规定处理:

一肇事汽车全部或部分为被保险汽车者,受害人或受益人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请求各被保险汽车之保险人连带给付保险金。”[13]该条规定设立了各保险公司对支付保险金负连带责任。结合我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可以证明上述立法可以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我国《保险法》第50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日本《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16条第1款:“第三条规定的保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发生时,受害人可以政令之规定,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请求保险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额。”[14]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28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15]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据此,学者认为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讼主张损害赔偿,请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负有无条件支付义务。这种请求权是法定的请求权,并且独立存在。[16]当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时,各保险人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使受害人及时、足额地得到赔偿,有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

三、《答复》回答的问题是否适当、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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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由于贷款审查的严格责任制和风险的存在,我国银行普遍缺乏放贷的积极性。从住房贷款本身来看,由于还款期限太长,银行确实存在难以收回贷款本息的风险。所以,如果没有保险的介入,确实会大大降低银行放贷的积极性。所谓住房贷款保险是为了防范因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或抵押标的物(房产)毁损风险给贷款人造成损失,由借款人或者贷款机构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将赔偿贷款人所受损失的保险。从住房贷款保险所承保的风险和住房贷款保险的实务看,住房贷款保险兼有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和保证保险三重属性。

我国现有的住房贷款保险可分为住房贷款财产保险、住房贷款保证保险、住房贷款人身保险。住房贷款财产保险,是以抵押房地产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是为了防范房地产抵押以后可能出现毁损、灭失等给贷款人行使抵押权造成风险的保险。房地产包括土地和房屋。由于土地一般不存在灭失的风险,因此,住房贷款财产保险主要是抵押房屋的损失保险。住房贷款人身保险,是以借款人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投保的定期寿险,如果借款人在保险期间因死亡、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等无法控制的原因无力偿还贷款时,由保险公司向贷款人支付所欠贷款的保险。在房地产贷款发放以后,借款人有无人身危险是保证还款顺利完成的关键。可见,此险种是投保人为了防止被保险人因人身伤亡而无力偿还时,房屋被行使抵押权而购买的保险,是与抵押贷款结合的人身保险,与一般的人身保险有所不同。住房贷款保证保险,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是借款人以自己的信用向保险人投保(借款人既是投保人又是被保险人),因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时,由保险人代为付款的保险。住房贷款人身保险和住房贷款财产保险是真正的保险,符合保险特点与经营原则,承保的是人身和财产风险,是投保人无法控制的、偶然的意外风险,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追偿权,借款人没有偿还保险赔款的义务。而住房贷款保证保险实际上只是一种担保业务,所承保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借款人可以自己控制。住房贷款保证保险的保险费实质上是一种手续费,是保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报酬。保险人享有代位追偿权,借款人有返还保险赔款的义务。

我国住房贷款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

住房贷款保险业务与我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保障住房信贷的安全,推动住房制度改革,繁荣房地产市场,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的住房贷款保险在发展过程中也相继暴露了一些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房贷款的发展。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必然会最终制约整个房地产业的发展,妨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于住房贷款保险强制购买问题。对于贷款购房被“搭售”保险的问题,消费者的反应越来越强烈,有些消费者甚至为此打起官司。法律界有关人士指出,保险必须自愿,这是我国民法通则的一个根本原则。我国《保险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而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强制购房借款人买保险,与《保险法》相抵触,侵犯了消费者的决定权和选择权。那么,住房贷款保险是否构成法律所禁止的强制保险呢?这应根据住房贷款保险的不同类别来分析。银行对于抵押房产来说享有抵押权,如果抵押房产损毁灭失,银行抵押权就会无法实现。因此,银行对抵押房产享有经济利害关系,即具有保险利益。所以,银行可以作为投保人直接投保抵押房产财产保险。但银行常在经营中利用自己在住房消费信贷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强迫借款人购买抵押房产财产保险。因此,住房贷款财产保险已构成法律所禁止的强制保险。如果借款人在保险期间因死亡、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等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如期偿还贷款时,会给银行带来很大损失。因此,银行对借款人因上述原因而违约的信用风险具有经济利害关系,即具有保险利益。所以,银行可以作为投保人直接投保信用保险。但银行往往在经营中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强迫借款人购买住房贷款人身保险。因此,住房贷款人身保险也已构成法律所禁止的强制保险。住房贷款保证保险则不同,因为该保险中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如失业引发的违约)在一定程度上借款人自己是可以控制的。因此,作为信贷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银行为了降低放贷风险有权利要求借款人在签定借贷合同时提供信用担保。因此,住房贷款保证保险并非法律所禁止的强制保险,它只是保证合同履行的一种担保业务。所以对借款人来说,享有是否投保住房贷款财产保险和住房贷款人身保险、向哪家保险公司投保、保险期限、保险金额等的决定权。在国外的住房贷款中,借款人只有在首付款低于25%或20%时,才需要在住房抵押的同时购买保险。如加拿大规定,抵押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如果高于或等于25%,借款人无需购买抵押贷款保险;如低于25%,则必须购买抵押贷款保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切贷款都执行强制性保险。

关于保险合同受益人的问题。受益人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享有保险赔偿与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赔偿金受领者多为被保险人自己,所以合同中没有受益人的规定。但有的财险合同也可以规定第三者(多为债权人或继承人)有优先领受保险金的权利。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多有受益人的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在消费者购买住房贷款保险时,银行要求借款人将银行设定为保险的第一受益人,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在住房贷款财产保险合同中,不应存在受益人规定,借款者本人作为被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请求权;(2)在住房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中,也不应有受益人规定,可以在合同中将银行列为保险赔偿金优先领受人;在住房贷款人身保险合同中,借款人作为被保险人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银行没有权利强迫借款人将其列为第一受益人。

关于保险金额的问题。就住房贷款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而言,保险公司以房屋购置价作为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以房屋购置价来确定,大大超过了作为抵押品的房屋的实际保险价值。因为商品房的销售价格含建筑成本、土地转让价、配套费、发展商的利润,甚至朝向费、层次费等。其中土地使用的价格占了30%以上,而土地是几乎不存在风险的。所以,如果按房屋购置价格来确定保险金额,则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总是低于保险金额。此外,银行对抵押房产的保险利益等于其发放的贷款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个人住房贷款不得超过房价的70%。当前的房屋保险以房屋购置价作为保险金额,显然超出了银行对抵押房产享有的保险利益。对于住房贷款保证保险和人身保险也是一样的道理,即保险金额超出了银行对抵押权享有的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所以,以房屋购置价作为保险金额违反了《保险法》规定,对借款人来说是白白多交了保费;对于保险人来说,却是不合理地多收取了保费。

厘定保险费率和缴费方式问题。国内一直存在着住房贷款保险费率较高的呼声。目前,国内住房贷款保险的费率一般在0.5%左右,而国外同种业务的保费要低得多,在北美和日本都不到0.05%。从该保险合同条款所列保险责任来看,保险责任范围主要是火灾、爆炸、暴雨、冰雹、空中坠物引起的房屋损失,而对房屋装修损失不赔。目前建筑质量越来越高,地震和战争又不在保险范围,保单中所列的意外事件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出险率相当低,使得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与其承担的风险显得极不对称,并且大大增加了购房消费者的负担。住房贷款财产保险存在降低费率的空间。房贷险是趸缴保费,并且该保费由银行代收。

根据保险常识,保险期限一年以上的,保费可以选择趸缴或分期缴纳,硬要投保人趸缴没有依据。现在的房贷险费率也是按逐年交费方式制定的。虽然趸缴方式可以获得一定的折扣,但是这会增加投保人付款压力。保险公司要求借款人一次付清,但随着购房者每月还款的增加,保险金额在逐步减少,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也在减小,而保险公司依然按照当初的保险金额来收取保费,显然是违背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侵犯了购房者的利益,在无形中加重了借款人的经济负担。因此,保险公司应改变这一不合理的收费方式。当然,年缴保费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如太平保险广州分公司推出的“一年一付”缴费型的房贷险产品。但由于合作银行所收取的保费总量较少,所以银行对其积极性不高。同时,有业内人士说,这种方式操作性不强,比如投20年的房贷险,每年交一次,保险公司和银行都觉得麻烦,公司操作的成本高。其实,借款人可以将每期(一年)缴纳的保费和给银行每年第一个月的还贷额一起缴纳,由银行代收,扣除手续费后交给保险公司,也是可行的。

引导我国住房贷款保险健康发展之对策

加强房贷险市场监管针对住房贷款保险的实际,笔者以为对经营住房贷款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监管重点是条款和费率监管。住房贷款保险应该属于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一种,保险监管部门应该对其实施较为严格的市场行为监管。我国的保险监管部门应该严格执行《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关系社会公众利益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的规定,加强对住房贷款保险条款和费率的审批管理。另外,如前所述,由于现阶段住房贷款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和住房信贷是一种“捆绑销售”,其需求关系被扭曲,商业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容易偏高。笔者认为保险监管部门应该严格执行保险精算报告制度,并可借鉴日本的车险费率管理体制,调动行业协会的力量成立一个类似费率算定会的机构,为住房贷款保险提供参考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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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保险法》, 人身保险合同

一、关于未成年人的保险问题首先,未成年人能否作为投保人?《保险法》第五十五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由此推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主体一方不能是未成年人。但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的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6-18周岁,靠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可以签订民事合同,合同可依法成立并受法律保护。而《保险法》的上述规定限制(甚至是剥夺了)这一类视作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即16-18岁的未成年人无法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申请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投保。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保险法》只是沿用了以年龄为界限,从生理上可区分的成年与未成年的概念,却忽略了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这一概念,若两者能统一起来,就可避免上述盲点的存在。其次,关于未成年人的保险金额问题。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明确规定,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死亡保险金额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5万元。这个规定的出台一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有利于控制道德风险,三是有利于促进儿童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但这在现实的保险市场要全面执行是有一定的困难。如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不分被保险人的年龄大小,每份的保险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这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全国统一标准。我们知道,参加保险是自愿的,作为乘客的投保人有选择投保的权利,可保险金额是全国统一的,没有选择的余地,父母为未成年子女购买了20万元保险金额的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单出险后,保险人到底给付多少呢?看来目前的做法是有矛盾的,至少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未成年人作为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应与成年人的保险金额有所区别。

二、关于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问题《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本条规定为防范投保人的道德风险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也是保险人在处理人身保险拒绝给付案件时的主要依据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从要约到承诺直至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属拒绝给付的案件后,保险人在处理给付案件中对把握投保人是否真正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有相当的难度,尤其对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判断结果,直接关系到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及关系人的利益。本条规定只对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确要求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在现实的寿险实务中普遍存在的保单失效后,投保人申请复效的,虽然保险人在审核投保人复效申请时会按核保规定的程序进行办理,但不排除其有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的情节发生。可是《保险法》在寿险保单的复效中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没有作出明确的要求,这就是导致今后保险人在处理相关实务时难以运用《保险法》来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三、关于被保险人年龄误告的问题《保险法》第五十三条:“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2年的除外。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现在的问题有二:一是由于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在保险条款规定的年龄范围之外时,保险人按合同约定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后,被保险人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死亡的事故时,其年龄还受限制的阶段或已不在受限制的阶段,保险公司都无法按保险法的规定来处理,但按保险条款也难以解决。因为本条规定只说明了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没有说明出险后的处理方式。二是对意外伤害保险来说,许多险种的费率对年龄问题上都采取统一收费标准,所以当误报年龄的被保险人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时,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办法也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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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经国务院国函〔1986〕159号文批准,由交通部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中关于水路货物运输实行保险与负责运输相结合的补偿制度的规定,和国务院一九八四年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84〕151号文件),我们联合制订了《水路货物运输实行保险与负责运输相结合的补偿制度的规定》,现随文颁发,并自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附:水路货物运输实行保险与负责运输相结合的补偿制度的规定

    第一条 根据《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和一九八四年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关于“货物运输实行保险与负责运输相结合的补偿制度”的精神,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实行保险与负责运输相结合的补偿制度”的具体含义是:对投保货物运输险的货物,由于承运人责任所造成的损失,由承运人在限额以内按照实际损失负责赔偿;超过限额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内给予补偿。不属于承运人责任而属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按照实际损失,在保险金额内给予赔偿。    第三条 托运人托运按件承运的货物,每件货物价值在七百元以上(含七百元)或只按重量承运、不计件数的货物,每吨货物价值在五百元以上(含五百元)的货物时,承运人应积极动员托运人投保货物运输险。对不投保货物运输险的,承运人可不受理承运。    第四条 托运人托运货物时,应在货物运单“货物价值”栏内准确地填写该批货物的总价值。对不具备“三同”条件(同品名、同规格、同包装)的计件货物,还应向承运人递交货物单件价值清单,清单格式同《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中规定的“物品清单”。    第五条 承运人从承运货物时起,至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或依照规定处理完毕时止,对按本规定已投保货物运输险的货物发生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由承运人和保险公司按下列规定赔偿,但属于《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原因造成,以及规定由托运人负责赔偿和自行负责处理的,承运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承运人对每件货物价值在七百元以上(含七百元)的,赔偿金额按实际损失最多不超过人民七百元(含七百元)计算赔偿;对每吨货物价值在五百元以上(含五百元)的,赔偿金额按实际损失最多不超过人民币五百元(含五百元)计算赔偿。但因责任海损事故造成的货物损失,按上述规定计算的赔偿总额,不应超过海损赔偿最高限额的规定。    二、货物的实际损失超过承运人负责赔偿的部分,均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内给予补偿。    第六条 托运人或收货人按本规定投保货物运输险的货物发生货运事故的索赔案件,应在规定的索赔期限内按下列两种情况办理:    一、对每件货物的实际损失超过七百元或每吨货物的实际损失超过五百元的,按保险条款规定的手续迳向当地保险公司索赔,再由保险公司向承运人追偿应由承运人负责赔偿的部分;    二、对每件或每吨货物的实际损失未超过上述一款规定标准的,按《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规定的手续,迳向承运人提出索赔。    第七条 沿海航线蜜蜂运输,仍按《关于沿海航线蜜蜂运输的几项规定》及《沿海航线试办蜜蜂运输保险座谈会议纪要》的规定办理。    第八条 个体(联户)船舶承运的货物,按国务院规定已投保承运货物运输险的,以及航行国际航线,香港、澳门航线的船舶及所载货物,在我国港口作业中发生的船体、船具或货物的灭失、损坏事故,均不适用本规定。

    第九条 按《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由托运人或收货人证明货物损失的发生确属承运人的故意行为造成,并由合同管理机关处以造成损失部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十罚款的,其损失均由承运人负责赔偿。    第十条 本规定由交通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同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