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想，除占有资料不同从而形成不同观点的情况以外，召院上的差异恐怕也是导致结论上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想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讨论一下本专题的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是判断标准问题。所谓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例如从战国开始，关中地区、河北、蜀，都曾被誉为“天府之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是不再有河北是“天府之国”的说法，唐以后关中也不再有“天府之国”的说法，只剩下四川(主要指川西平原)仍称“天府之国”。又如河北，一直到三国时期仍然为甲兵强盛、经济富庶地区，但曹魏以后其经济地位显然江河日下，安史乱后更因藩镇割据、契丹崛起和南侵而备受。再如淮南地区，本为开发中的经济区，至唐代进入发达地区行列，与江南(主要指江南东道)并称“江淮”。但是，北宋末、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淮南由经济腹地变为前线，经济的发展自必受到严重影响，处于长时期停滞和衰落中。

中国古代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动态变化在唐宋时期的反映就是经济重心南移这个大趋势，这就是判断问题的前提。

接着是判断的标准。在本章第一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中，我们提出两个判断标准或者依据，这就是：一、区别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的标准。“所谓经济开发地区，顾名思义，原来的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而经济中心地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全国是最先进的。表现为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可比的工农业产值最高，商品经济繁荣并达到一定程度，反映在财政收入方面，该地区也是财政收入的倚重地区，即主要财源所在”。二、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我们认为，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与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上有所反映”。

以上两个标准提出以后，曾有学者对“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提出质疑，认为“标准”的第一点未量化，仍然只能给人一个模糊的概念；“标准”的第三点把经济中心的转移与政治中心的变化联系起来，势必将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推迟，因为政治中心的变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问题，经济重心南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问题，二者不会同步地发生变化[1]。

学的任务是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呢，还是尽量做到穷极细微末节的“具体化”呢?我认为应该坚持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研究原则，而避免做条件不够的“具体化”研究。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早已被学者们提出了，问题是南移过程在什么时候基本完成?如何确定南移过程的完成?以及南移与政治中心变化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围绕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这个大目标提出的。至于“具体化”与量化问题，它是为历史研究的大目标服务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谈到第二代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的观点时指出，“问题在于得失是否相当，因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往往经过了数量极大而且难以综合处理的资料积累”[2]。就是说，历史需要准确的事实作为根据，但又不是走穷究细微末节的路子，以免失去大目标，疏于。再则，量化计算需要精确的统计资料作基础，经过计算机处理方可获得数据，这一点不易做到。

所以，关于判断标准的讨论涉及到的一般，即的重点放在古代重心南移趋势这个大目标呢，还是舍此而去具体的量化数据。

其次是比较方法问题。既然经济重心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那么，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的比较就变得重要了。陈衍德同志和我在《试论唐宋四川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即进行过这种比较分析尝试。我们选择了局部和全局的比较方法，而不是选择局部与局部或全局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所谓局部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是指把四川地区经济的变化和全国经济变动大趋势作比较，初步研究结果是：“当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四川经济地位便相对上升，而全国普遍安定时期，四川经济地位便呈相对下降的趋势。”例如，安史乱起，中原动荡，全国(主要指黄河流域)的经济形势恶化，四川以其“内外险固”的地理条件和“土富人繁”的经济条件，得以成为全国性动乱中的一片绿洲。唐末五代，中原江淮遍地狼烟，而四川相对安宁富足，其经济地位不言而喻。而北宋初中叶，全国经济形势比较稳定，中原与江南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四川则仅为尔尔而已[3]。

本书所作的另一种比较是全局对全局的比较。也就是把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大趋势以及反映总体经济实力的表现加以比较，论证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已经移到江南地区。这种比较的结论并不说明北方某个局部地区一定比不上江南的某个局部地区，事实上江南不少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尚处于我们所说的经济开发阶段而未达到当时公认的“富庶”地区。所以在讨论本书主题时，不可以从局部地区的比较上否认江南的总体经济优势。

当然局部与局部的比较在把握大趋势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南方如江东、两浙、江西、荆湖南路各有不同的发展优势与发展水平。本书在分析时往往把岭南如广东、广西、福建也包括进去，即经济重心南移所及为长江以南和岭南地区。

篇2

【中图分类号】TU187【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674-3954（2011）03-0079-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房地产开发市场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建设工程项目中如何克服建设工程款未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对建设工程项目的总进度目标进行控制是该工程项目能否按期交付使用达到预期经济目的和社会效果的价值根本。

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做为项目工程的管理部门，总进度目标论证的核心工作是通过编制总进度纲要论证总进度目标的实现的可能性。结合我市重点工程江南经济开发区丽园小区的整体配套工程的实例，说明在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中，总进度控制是控制工程建设工程成本最为重要的环节。

工程简况：江南丽园小区是市政府棚户区改造项目中的重点工程，由市风源投资公司投资、江南回迁楼开发建设开发办公室管理、吉林省东南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监理。由A、B两区、26栋住宅楼，煤气调压站、水加压站、换热站、垃圾中转站、低压台区阶段性转带工程、有线、电信传输工程组成。

一、利用行政手段提高项目效率达到控制项目总进度目标

丽园小区项目是新经济开发区的新建项目，城市一次网中的煤气、供水、供暖及市政下水管网并未形成，园区内二次网与一次网同时进行施工，没有有效的施工控制方案，根本无发完成市政府40天内各单项工程验收并满足回迁进住的要求，做为项目部的管理团队，及时与监理单位就供暖、供水、煤气、供点等多个相互关联的施工进度计划各环节进行量化、细化以保证施工过程的连续性。充分把握市长现场办公的机遇与城建局、电业局、公共事业局主要领导落实资金及工机具的安排，限定试车、供水、供暖、供电的最终时间。对于施工过程中煤气二次网因设计及施工要求无法按时完成的情况作出补充说明，对电业施工单位的不配合提出限制及要求，对供暖二次望施工次序及换热站的资金拨付情况及时说明。合理利用《市政府棚户区改造纪要》指示精神达到科学严谨的完成工程项目的总规划目标控制的目的。

二、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合理控制工程的进度

由于工期紧，工程量大，各施工方投入的人工、材料、机具的不平衡势必导 在各标段平行或交叉施工中出现各样问题与矛盾，项目指挥部分别就各种情况的出现提前做出预判，及时与各方沟通以达到保证施工现场的平稳有序。对夜间施工的队伍提前统计人数，要求监理人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着重抓好安全监督工作，甲方工作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按时送水送饭。对施工方未能及时拨付工程款的单位，采取特事特办的原则，就单项工程的目标工程拨付情况及时结清工程款项，提高各分项工程的劳动效率。对有特殊困难的单位提供专项资金。对技术难点、问题及时与设计单位、施工方、监理单位召开现场会，确定可行性方案，从而保证项目进度目标的整体控制达到预期目标。

三、利用项目管理的技术指标控制施工进度的整体平衡

对于丽园小区项目而言，施工企业的生产进度计划与建设项目的施工进度规划虽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计划，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有一个自上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往复次的协调过程，在编制施工总进度规划时，应使进度目标逐层分解和细化，使计划的编制由粗到细，逐层协调，在动态的施工过程中，达到控制施工进度的目的，如只重视进度计划的编制而不能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调整，则进度也无法得到控制，进度控制的过程是在确保进度目标的前提下，在项目进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进度计划的过程。运用比值法、直方图、网络图数据模型保证整体施工进度计划的安全性。合理调整施工进度的计划的节拍，并确定为实现进度目标的控制节点的进度目标，作为进度控制的依据。

四、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机制保障工程进度控制

篇3

责任单位：经贸局、经济开发区、镇乡、街道

配合单位：国土资源局、建设局、外经贸局、统计局

工作要求：

1.扎实开展乡镇园区“五比”竞赛活动。各乡镇园区迅速开展以比扩容、比配套、比项目、比质量、比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园区建设“五比”竞赛活动。力争征地6500亩，平整3500亩，基础设施投入3亿元。乡镇规上企业（2000万以上）净增30家以上，乡镇规上工业产值、工业投入、税收分别实现280亿元、30亿元、14亿元。

2.扎实推进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经济开发区要迅速推开兰江片登胜路两侧和江南片新周路以北、迎宾大道以西地块，加快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配套，拓展工业用地4000亩，新增规上企业25家以上，规上工业产值突破200亿元，实现工业税收6亿元，外贸出口3.7亿美元，完成工业投入27亿元以上，争取全年引进工业资金18亿元以上。

3.缓解土地制约瓶颈。建立用地指标安排与乡镇复垦挂钩机制，制订考核办法，提高补助标准，调动乡镇土地复垦的积极性。实施工业用地招拍制度，开展低效用地清理专项行动，全年清理低效闲置用地1000亩，其中经济开发区清理500亩，镇乡、街道清理500亩。

二、开展项目落地专项行动，加快项目投入产出

责任单位：外经贸局、经贸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人行、经济开发区、镇乡、街道

工作要求：

1.开展项目落地专项行动。梳理项目落地过程中的难题，建立项目落地一对一服务机制，明确时间节点与进度要求，定期督查，加快项目审批、落地。

2.开展达产达效专项行动。对近3年来招商引资项目进行一次回头看，由园区办牵头，从优化服务、规范管理、履行合同三方面，复核项目运作状况。

3.加大工业性投入。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作用，引导企业投入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等产品倾斜。积极推进低碳、环保、节能等项目建设，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大项目建设，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年完成工业性投入55亿元以上，其中制造业投入完成52亿元以上。经济开发区完成工业性投入27亿元，镇乡、街道完成工业投入30亿元。

4.全年实施60项总投资44.3亿元的市重点技改项目，年内完成技改投入18亿元，建成投产47项。

5.认真开展银企对接活动，全年举办1~2次银企合作洽谈会，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项目信贷支持。

6.加大项目储备和包装力度，争取列入省重点工业项目8只以上，获得更多的省统筹指标及专项财政贴息。

三、优化驻点招商布局，提升招商选资水平

责任单位：外经贸局、经济开发区、镇乡、街道

配合单位：市机关各部门

工作要求：

1.任务目标：争取引进企业60家以上，引进工业资金35亿元（含外资3500万美元），力争40亿，并在引进“大好高”项目上取得较大突破。

2.优化驻点招商：实施驻点招商与产业招商相结合的“8+2”模式，分别在台州、绍兴、宁波、昆山（太仓）、东莞、温州、杭州、永康等八个重点区域进行驻点招商。同时新设立新型棉纺织和铜铝延伸2个产业招商组，分别由一名市级领导牵头负责。

3.发展总部经济，推进回归工程。2011年争创总部经济税收1亿元以上，在兰新设立公司10家以上，回归创办企业15家以上。

4.完善项目考核：完善项目信息第一报告制度，负责每月向市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项目进展情况，每月召开招商引资工作例会，招商项目逐月对账，对5000万元以上项目个数列入镇乡、街道招商引资考核。

四、继续扩大对外贸易，实施外向带动战略

责任单位：外经贸局

配合单位：人行（外管）、检验检疫办、海关联络处、财政地税局、国税局、经济开发区、镇乡、街道

工作要求：

1.争取新增自营出口企业20家以上，超千万美元出口企业达18家以上。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9亿美元，其中出口7.5亿美元以上；实现境外投资300万美元，完成境外劳务输出200人次。

2.增强海关联络处作用，实现“大通关”运作，为外经贸企业顺利开展各项海关业务提供服务。

3.全力为企业搭建国内外参展平台。计划争抢广交会摊位110个，华交会摊位10个，境外参展展位80个。

4.充分发挥国际商会和牛仔面料对外贸易省级预警示范点作用，搭建起外经贸企业大服务平台。

五、积极推进棉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

责任单位：经贸局、纺织行业协会

配合单位：外经贸局、科技局、经济开发区、人劳社保局、教体局、财政（地税）局、工商局、质量技监局

工作要求：

1.加快推进棉纺织产业集聚升级，编制和实施《市纺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市棉纺织产业集聚升级工程的意见》，不断提升我市棉纺织产业竞争优势，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2.建设纺织品综合市场和省棉纺织品质量检验中心，加快建设纺织综合市场。强化服务指导，建立配套政策，推动纺织业集群化发展。

3.扎实开展重大项目和龙头企业带动工程，加快棉纺织产业集群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产业集聚度，低能耗、低污染的现代化棉纺织产业转型升级。

4.强化纺织行业协会功能，提升服务功能，促进行业自律，引导行业可持续发展，推广毛巾行业联盟企业标准。

5.加大行业结构调整力度，增强企业应对危机能力，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争列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3家，信息化示范（试点）企业2家、市级以上新产品10只。

六、培育壮大企业主体，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责任单位：经贸局、行政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镇乡、街道，经济开发区、外经贸局、财政（地税）局、科技局、统计局、人行

工作要求：

1.加大涉企政策宣传力度，继续推行难题交办制度，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兑现工业扶持政策，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行市领导联系优强企业制度，鼓励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行精细化管理。

2.培育一批上规模的优强企业，全年力争销售额超亿元企业突破90家，“亿千”企业突破35家，“双五”企业突破30家。新增企业150家，新增规模以上企业50家。全市规上企业产、销增长25%以上，力争30%。

3.加强优势企业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对优强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生产、经营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

4.梳理调研全市企业分布结构，确定新兴培育行业。确定一批成长性好、创新能力强、有特色优势中小企业列入重点培育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库，并在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基金中安排不少于30%的资金，专项用于支持特色优势中小企业技改项目和技术创新的项目补贴。

七、抓好节能降耗和循环经济工作

责任单位：经贸局

配合单位：镇乡、街道、经济开发区、发改局、环保局、质量技监局、统计局

工作要求：

1.进一步推进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工作，严格项目准入，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控制在1.0吨标煤以内（国家鼓励类项目按行业标准执行），确保“十二五”期间单位GDP综合能耗下降18%。

2.进一步完善节能项目库建设，加大财政节能奖励政策，鼓励企业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3.开展能源效率标识专项检查和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的专项督查。对不达标企业立即停产改造，改造无望或经改造仍不能达标的企业列入淘汰名单。

4.注重推行工业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加强重点用能企业的监管，列入重点用能企业全面开展清洁生产审核（10~20家），同时加强能源检测（监察），不少于20家。

5.进一步完善集中供热布局，加快浙能电厂热电联产建设步伐，继续扩大城西集中供热范围。

八、实施名牌战略

责任单位：工商局、质量技监局

工作要求：

1.深入实施品牌战略。年内新增省市著名商标10件，省级名牌产品2只，制定年度商标品牌战略具体推进计划，并开展组织实施且有量化目标。

2.开展商标抢注活动。明确创牌对象，实行一对一全程帮扶，对无商标工业企业进行摸底调查，引导外向型企业、无商标工业企业加强国际、国内商标的申请注册，继续完成10%无注册商标工业企业的商标申报任务。

3.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开展质量奖评审活动，评出1～3家市市长质量奖企业；积极争创1家市市长质量奖企业。年内扶持培育并申报省质量赶超项目1～2个，积极争创1个项目。

九、推进技术创新

责任单位：科技局、经贸局

配合单位：镇乡、街道、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国税局

工作要求：

1.着力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努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全年新增市级以上科技型企业10家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2家。全年新增各级研发和技术中心20家以上，其中省级研发（技术）中心2家以上。

2.大力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积极推进科技强市创建。全年争取市级以上科技项目50项以上，开发市级以上新产品120只以上，专利申请量660件以上，其中发明专利50项以上。

3.不断加大科技合作力度，进一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举办各类科技对接会活动，加大院校与企业合作的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合作。充分发挥工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作用，鼓励企业与大院名校共建研发机构。

十、强化安全监督，努力实现安全生产“三个零增长”

责任单位：安监局

配合单位：镇乡、街道，经济开发区，经贸局、公安局、交通局、建设局、教体局、总工会、旅游局

工作要求：

1.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减少一般事故，遏制较大以上事故，确保全年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实现“三个零增长”。

2.深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继续推进消防及“三合一”、道路及水上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电力设施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

3.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力度，大力开展“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加强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

十一、加强电网建设，提高供电保障能力

责任单位：供电局

工作要求：

1.加强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建成投运110千伏香溪变、扩建110千伏莲花变，开工建设110千伏女埠变，建设500KV信安至线路，提高变供电能力及供电可靠性。

2.加快城农网建设改造工程。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174.72公里；改造或新增农村台区246个。

十二、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质量监管，促进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

责任单位：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事处

配合单位：镇乡、街道、经济开发区、质量技监局、外经贸局

工作要求：

1.加强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保、假冒伪劣等出入境货物的检验检疫和监管，按要求对出口企业开展新的分类管理，使一类企业达6家以上，完成出入境检验检疫3亿美元以上。

2.加快对外贸易便利化进程，直通放行企业达40家以上，对出口企业100%实行电子监管。

3.帮助出口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国际技术贸易壁垒，使出口产品无质量问题国际通报和退货，帮助企业积极利用自贸区优惠原产地证书，提高外向型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十三、开展“企业文化年”和“职工技术创新”活动，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责任单位：总工会、人劳社保局

配合单位：镇乡、街道，经济开发区、经贸局

篇4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篇5

一城市、市镇经济研究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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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 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 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 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 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 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39] 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4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42]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3期。

[51] 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52] 钟永宁：《试论十八世纪湘米输出的可行性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3期。

[54]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4期。

[55] 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江汉论坛》1993年4期。

[56] 钟兴永：《清代湘米贸易论略》，《中国农史》2001年1期。

[57]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的输入与运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或见《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58] 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6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

[60]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63] 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 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 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51991年2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1期。

[82] 李华：《清代湖南的采矿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

[8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85] 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51987年2期。

[86] 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

篇6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篇7

1、城市（镇）规划建设控制区的范畴是指各建制镇区，经济开发区和临沪经济区划定区域，具体范围授权建设规划部门公布。

2、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的范畴是将全市农村现有分散的众多自然村落（点）逐步撤并，规划建设具有江南水乡文化特色、现代气息和适合生产、人居的新型村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社区周边自然村尽可能规划到社区建设。具体范围授权建设规划部门公布。

二、实施形式

1、城市（镇）规划建设控制区内农村居民住宅被拆迁或农户申请新建翻建住宅的，一律采取预拆迁办法，通过公寓房或货币化进行安置，不再安排宅基地。公寓房建设按城市（镇）居住小区要求进行布局，符合城镇居民居住小区规划和功能建设标准，由政府组建开发公司统一建设，也可采取由政府向房产开发商回购的方式。

2、城市（镇）规划建设控制区外，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连片整村（组）被征地拆迁的失地农户，包括现有无地组农户被拆迁的、无土地承包权的非农居民的农村合法住宅动迁的，一律进入城镇（区）、社区公寓房或货币化进行安置，不再安排宅基地。

3、城市（镇）规划建设控制区外，符合使用宅基地条件的农村居民（户），包括已居住在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内的农户，需新建、翻建、改建住房的，就近安排进入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推广建复合式或联体式住宅，鼓励放弃宅基地入住城市（镇）区公寓房。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住宅房可采用统一建设或农村居民自建办法。自建住宅的，严格执行《关于印发<市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政发[]39号）规定的标准，由建房户提出申请，村委会签署意见，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内安排宅基地。房屋的建造形式必须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统一管理。

三、政策措施

（一）提高入住公寓房失地人员的保障待遇。

1、享受对象和条件。

（1）动迁后入住公寓房（含货币化安置，下同）并放弃农村宅基地、具有享受本村（组）“土地换保障”待遇资格的失地农村居民（户），包括：<1>城市（镇）规划建设控制区内，在册的农村居民被征地且其合法住宅采取预拆迁办法给予安置后入住公寓房的农村居民。<2>城市（镇）规划建设控制区外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连片整村（组）征地拆迁的失地农户，包括现有无地组农村居民住宅搬（拆）迁的农户安置入住公寓房的。<3>具有农村土地承包权和农村合法住宅的非农人员，被征地后按动迁安置办法入住公寓房的。

（2）以户为单位，因失地已享受“土地换保障”待遇的农村居民，自愿放弃宅基地入住公寓房的。

2、优惠待遇。凡在政府规定期限内动迁和自行拆除农村原住房的可享受：

（1）农村居民户籍转为城镇居民户籍，享受城镇居民待遇。

（2）对年满男60周岁、女55周岁到龄已享受“土地换保障”待遇的人员（含撤队保养和原征地保险人员，下同），在原有“土地换保障”的基础上，增加养老金。在原“土地换保障”标准和发放渠道不变的基础上，对上述人员每人每月增发150元。

（3）对年满16周岁以上，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下的因失地享受“土地换保障”人员，设置进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接轨通道，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

<1>从现在起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新被征地失地农村居民安置不再实行“土地换保障”，暂按每人15000元标准增缴社会保险金后，直接进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到龄后按月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

<2>对年1月以后被征地享受“土地换保障”220元/月失地人员，暂按每人15000元增缴社会保险金后，直接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到龄后按月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

<3>对年底前的已被征地人员，按“土地换保障”规定享受200元/月和180元/月的失地人员，在个人补缴3390元、5650元，暂按每人增缴15000元社会保险金后，直接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到龄后按月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

<4>对按《关于在市级开发区征用土地未安置人员实行养老保险的试行意见》（政发[]261号）参加“征用土地未安置人员养老保险”（即缴纳6600元到龄月领不足220元给予补足220元，超过220元按实计发）的人员，按自愿原则，增缴每人15000元社会保险金后，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到龄后按月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继续享受原政策待遇。

<5>对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上述人员，可以选择增缴每人15000元社会保险金后，折算相应城保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到达退休年龄时增加其退休金标准，也可以选择享受原有政策待遇。

（4）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凡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上述人员，按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规定，可同时参加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由个人承担。

（5）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上述有关人员，可按《市年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工作意见》的规定，参加合作医疗保险。

（二）农村居民入住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的权益保障。

1、进入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安置的农村居民，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农户愿意流转土地，可自主流转也可委托原村民委员会对其承包土地进行流转经营，土地流转经营净收入全部归该农户所有。

2、农村居民在原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经济权利不因迁居而改变。在享受经济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义务。

3、对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占用土地，一律按市政府规定的土地补偿标准和办法向土地所在的村组农村居民足额补偿到位。土地征用时要对农户的承包田和自留地要进行调整，无法调整的，补偿要到有关农户。

4、符合自建房条件的农村居民自建房屋必须进入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对进入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建造房屋的农户，两个月内原住宅必须自行拆除。先拆后建的，在建设期间可由政府按拆迁政策给予一定的过渡补偿。

（三）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在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对农村居民住宅进行拆迁的，拆迁办法和补偿安置标准，根据上级现行政策，由市建设局、市政府动迁办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各镇（区）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四）税费减免。

1、入住公寓房的住户，在办理房产证、土地证中涉及的契税享受城镇居民动迁同等减免待遇。

2、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城镇基础设施配套费、管理费、公路道口搭接费、墙改押金、散装水泥押金、房产、土地登记发证费、质监费等政府性收费项目予以全免。

四、资金统筹

1、已到龄人员每月增发150元资金，市镇两级财政各按50%承担，经济开发区、临沪经济区由区财政全额承担。

2、其他人员增缴的每人15000元社会保险金，为政府对放弃宅基地、入住公寓房的农村失地居民房屋拆迁后的特殊补贴，由动迁地政府全额承担。

3、对年底前已被征地享受“土地换保障”的失地人员，在“土地换保障”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应有市镇（区）承担的资金，市镇各按50%承担，经济开发区、临沪经济区由区财政全额承担。

五、组织实施

（一）用地报批。

1、经报批后确定的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若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由规划、国土部门按规定申请调整。

2、城市（镇）规划区内公寓房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公寓房用地必须办理用地有关手续。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宅基地用地通过挂钩周转指标解决，由所在地政府办理报批手续，并按规定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村组农村居民进行补偿安置。

3、农村居民在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自建房用地，严格执行《关于印发<市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政发[]39号）规定，实行大、中、小套用地审批规定。

（二）基础设施建设。

1、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由市建设部门负责布局，村庄规划由各镇（区）政府负责，规划设计依规定报批途径批准确定。

2、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基础设施建设，应由专门机构负责，通过招投标办法实施，也可由各镇（区）组建公司组织实施。涉及的电力、广电、电信、自来水、污水、燃气等设施投入按照“谁经营，谁投入，谁负责”的原则，由行业负责，进入用户的按城镇居民负担办法由用户负担。

（三）资金保障。

1、市镇（区）财政加大投入。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基础设施建设由有关行政村负责筹措，各镇（区）财政予以支持，市级财政适当补助（经济开发区、临沪经济区除外），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共同推进。今后对规划撤并村庄不再进行配套建设。

2、市场运作。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经营性用地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出让所得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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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景观划分研究

中图分类号：U412.36+6文献标识码： A

一、景观特色带划分一般原则

高速公路景观呈序列性，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司乘人员一般很难感受到周围景观的细部特征，仅能体验到行驶过程中景观序列的转变。因此，在进行公路景观设计时，可将这些景观序列进行划分，体现沿途景观的变化之美。

景观特色带是指公路沿线具有同类景观、视觉资源的区域，对在途公众气到视觉兴奋和审美娱乐的功能。

在进行景观特色带划分时，首先应确定高速公路沿线景观设计的主要节点和序列行驶，根据主要节点划分出主要景观单元、次级景观单元和景观分水岭等特征点；然后在景观设计中结合各个层级景观单元特点，考虑相邻景观单元之间类别（自然类、人文类等）差异的大小，对其进行组合、归并，划分出风格各异、协调统一的景观特色带。

其次，如有需要，可将其他小城镇、立交桥、收费站等作为次要节点进行划分，将各路段划分成更细小的景观单元，如景观过渡带和景观特色点。同时，考虑景观单元之间的差异性，从风格形式、质感色彩。比例尺度、协调统一等方面综合考虑，进行详细设计。

划分出景观特色带后，各景观带沿线公路设计应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必要时应设置休息区、观景台等辅助设施，为在途公众提供休息、观景的场所。

二、南京绕越高速东南段生态景观廊道特色带划分

绕越高速东南段是规划中的国家主干线的组成部分，同时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南京市第二绕城公路的重要组成，围绕城市由西南贯穿至东北，是南京城市的窗口区域。是江南地区出入交通、过境交通和城市间交通的重要枢纽，既是南京市的一条快速通道，又是国家规划中沪蓉国道主干线的组成部分。

1根据前述的景观特色带划分原则，对绕越高速公路东南段沿线多次考察和大量资料收集、分析基础上，本文系统、深入分析了沿线景观设计各节点和序列顺序，绕将整条公路景观设计分类如下

从路基形式上可分为：填方，挖方，桥梁段；从地域类型分为：牛首祖堂风景区；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城乡过渡区。

2景观功能定位及设计理念:

2.1景观建设的意义及必要性

1）提升道路自身品质：本项目作为国家主干线沪蓉国道的组成部分，同时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的组成部分，是南京城东南重要的展示窗口。全线经过了众多风景名胜区、江宁经济开发区、大学城、重要的城镇等，是一条经济命脉、一条优美、人文的大道。因此，必须引入高层次的景观设计才能与其重要性相匹配，对提升道路的通达性、美观性、生态性、以及驾乘舒适度等都有巨大帮助，对于提升道路的整体地位，提成城市形象也有巨大的推动力。

2）改善沿线居民生活环境：通过对沿线100米及以外的居民生活的调研，发现道路的建设以及通车后都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通过对沿线细致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各种景观处理的手法及以人为本原则的指引下，将环境与居民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此外，景观设计更加注重沿线居民生活质量及工作环境的提高，宛如回归美丽的大自然中一番。

3）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的生态群落，人的行为对其影响越发明显。本项目的景观设计展现了遵循城市生态规律，提升城市生态环境的设计思路，为更多的建设做出样板工程，将沿线生态环境，乃至城市生态群落提升到新的高度。

2.2景观功能定位

本项目景观功能多样化，富有针对性，抓住以人为本的思路，服务更多的人群。

一类服务人群：道路上的司乘人员

绕越作为南京的外二环线，与多条高速相连，通达性强，是城市窗口区域，景观设计定位为集环境恢复、绿化观赏、文化休闲为一体的综合型环城景观带。为司乘人员展示一条美观、生态的景观大道。

二类服务人群：沿线居民

充分利用沿线100米范围内的景观用地，改善沿线居民的生活品质，以生态绿廊设计为主轴，增设街头游园、生态湿地园等景观节点，进一步平衡城区绿地结构，增加城、郊居民的生态休闲场所，展示南京城市形象，营造绿色、繁荣、和谐的景观。

三类服务人群：城市所有居民

改善环境品质，提高整个城市的生态效应，更带来土地升值和投资环境的提升，加快了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提升了城市整体经济、社会效益。

2.3设计理念

本次设计增加了景观用地，使得微观的道路景观被提升为宏观的景观廊道，同时绿量的增加和丰富使得该廊道生态环保，所以我们将设计理念提升为：“生态景观廊道”，既能强化和延伸原道路景观设计，又响应了南京市“绿色南京”的环境建设目标。

2.4景观处理手法

本次采用的景观处理手法概括为“保、还、借、造、障”。

1）保：保护现有景观资源，维持稳定的生态结构，合理规划、因地制宜；

2）还：对于开挖和破坏的山体迎坡面和沿线原有植被采用生态恢复设计手法；

3）借：对于沿线景观优美的丘陵、水体等路段采用开敞式布局方式，借景；

4）造：对于沿线景观元素单一或景观需要提升的路段，采用造景设计手法；

5）障：对于临近住宅、厂房或景观效果较差的区域，采用遮挡式障景设计。

3景观方案设计

3.1景观绿轴设计：

3.1．1道路红线内景观设计分析

道路红线内景观设计是根据原道路周边环境进行的处理，特别是一些周边景观较差区域采用了遮挡的处理方式，边坡、边沟内外两到三排种植乔灌木，现周边建设了100米的景观廊道，景观处理上须红线内、外协调、统一。

3．1.2景观绿轴设计

1)、普通段：

①形式一

适用于低填浅挖方段

由于低填方路段行人视点较低，前排可采取用小乔木及低矮灌木整齐划一种植或自然配置的形式，向后依次种植逐渐增高的乔木，形成整齐划一的绿化背景，植物采取行列式栽植，常绿与落叶间植，形成层次鲜明、统一中有变化的植物群落景观。

②形式二：

适用于高填方及主线桥梁段

基于路基高度和行人视线局限，高填方区路段沿线绿化形式以高大乔木种于前排，向后依次种植以乔木、灌木品种，以保证驾乘人员近远视线效果。

2)、水域段：用于沿线大面积鱼塘、水体、取土坑区域，设计通过将水体整合，岸线曲化，沿水种植垂柳等亲水植物，通透式布置植栽，将优美的景色引入到驾乘人员的视线中，后侧布置微地形及背景林，形成远山近水的景观效果。

3)、民居段：景观设计主要为沿线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采取隔音降噪的障景处理方式，在民居与主线间种植雪松、竹子等进行景观遮挡；民居间的空地点植大规格的如银杏、广玉兰、桂花等观赏树木，为居民营造新观景点。

4)、工厂区段：对于大片密集的厂房处理手法同民居段，在植物配置上以大片抗污、隔尘乔木规则种植为主。

5)、陵园段：路线经过了多处陵园段落，景观处理上以遮挡为主，配合区域的环境，采用较为规则的组团式种植，或呈矩形，或倾斜，或呈弧线状，打破后侧陵园成排种植的呆板，植物选择松、柏类品种，以体现庄严肃穆的氛围。

6)、沿铁路段：道路中的部分段落与铁路并行，对司乘人员和周围居民干扰较大，设计主要采用遮挡手法。适当营造微地形，铁路两侧中间采用林带组团种植，两侧点缀花灌木，丰富司乘人员视线，减少公路、铁路对居民的干扰。

7)、林地段：沿线有多处意杨、桃树等林地，景观设计可以结合林地的品种进行优化设计，如可在意杨林前增植常绿的乔木和色叶花灌木等，营造丰富的季相景观。

3.2、景观核心区设计：

景观核心区的设计主要分为对原互通内侧景观提升，对新增互通外侧用地进行加强设计两部分内容。

1）互通内景观设计：

a、在原背景林中点植几棵大树，增强气势。

b、原片植乔木区域大小规格搭配种植。

c、沿路基部分区域增加观赏型小乔木。

d、水岸边增加耐水湿灌木。

e、互通大区域的中心位置增加了成片常绿乔木，保证冬季效果。

2）互通外景观设计：

结合原设计理念，采用自然及规则的布局相结合。在靠近村庄，厂区的一侧用地到建筑边缘，种植雪松和竹子对其进行遮挡。遇到附近有鱼塘等水面的适当进行扩大，景观处理上强化水系，营造蜿蜒曲折的水系，种植各种水生植物，形成主体景观，同时结合地方区域原有的桃园和梨园，种植桃和梨形成自然的果园景观。

4建筑立面改造设计：

4.1、建筑立面改造的必要性：

建筑立面改造的优势主要可以归纳为：1）事半功倍，经济节约；2）有助实现景观理念；3）提升城市形象。

建筑立面改造可以在不改变建筑本身结构的基础上，短时间内提升建筑的整体立面效果，是达到建筑风格统一，体现设计理念，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居民居住环境的便捷手段。如杭州、海口、哈尔滨等城市对一些街道的建筑立面进行统一改造，形成统一的风格，快速的提升了城市整体形象。

4.2、改造措施：

本项目路线主要分为牛首祖堂风景区、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城乡过渡区，针对这四种类型的区域提出想切合的改造建议。

本次设计基本以浅灰、黑、白色为主色调，配以点缀的朱红和原木色，结合区域的不同，全线建筑风格统一中有细节变化。

牛首祖堂风景区以古色古香、风韵十足的古园林建筑形式为主题。民居外立面以粉墙黛瓦为主，窗子表面配以朱漆，在面向主线的墙体上镶嵌类似于游廊的立柱，立柱配以朱漆，形成游廊的效果。

厂房的处理以简洁明快的风格为主题。外立面同样以白色为主调色，房顶以灰黑色勾边形成轮廓，中间加以金属防木框架，在面向主线一侧做一面金属材质的带有中国元素的景墙使得立面更加丰富。

5结语

本文对公路沿线景观带的划分及设计进行了研究，提出必须以分析沿线自然、人文景观特色为基础，同时结合全线各个主要节点的实际情况，在实施中针对现场实际用地情况及周边情况对设计进行了优化和完善，以期营造出合理的公路景观特色带，带给在途人员“人在画中游”的感官感受，切实突出高速公路“生态路”、“旅游路”、“示范路”的特点，做到“一路一品牌”，“一路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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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历了30多年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新的社会格局和利益格局让社会经历着复杂的伦理方面的冲击。洋湖原来只是个美丽的江南水乡小镇，伴随着近年中部城市大开发，长沙城最后一块处女地岳麓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今国内外一线地产、酒店品牌纷纷抢滩登陆洋湖，现在的洋湖可谓塔吊林立，俨然成为长沙最热的地块之一，外商在洋湖拿地价格屡创新高，建设形式一片大好。洋湖人如今所面对的利益关系和生活形态的变换是前所未有的，使得原有的许多观念都在经历深刻的变换和调整，这种变换和调整还在不断持续。

因此，在洋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在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初期中难以理解和难以想象的问题，现实中也存在一些唯利是图、诚信丧失、道德沦丧的现象往往触目惊心。同时，通过法律契约调节的一些问题和当时村社区人们通过道德的理解也发生过一些矛盾，引发了不小困扰。这些有关道德和现实利益的问题更像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群”。在城市化初期，洋湖人的“幸福感”和“认同感”所出现的问题和困扰其实是来自对他人的不信任和情感与精神需求的缺失，以至于总觉得利益分配不均衡，不公平。在整个城市化初期我们整个洋湖都亟需一种精神来支撑。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对人充满善意，乐于助人，承担责任，对别人的痛苦有高度关切的精神，在洋湖街道的悉心组织下，我们洋湖人集体宣誓，互帮互助，处处都要有人文关怀，我想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的，更是今天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洋湖人定下目标要建构的是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街道，是一个把善意和美好作为基础的街道。洋湖人在这些年高速的经济成长中其实都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仅仅有物质的丰富和欲望的满足，洋湖是不可能有正常发展的。而雷锋的精神，他充满了善意和对于他人的关切的品德，其实正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雷锋所体现的美德，其实正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所必须倡导和坚持的。因此，今天对于雷锋精神的需要，正是洋湖人对于美德和善意的需要，更是整个社会和谐美好共建的需要。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今天洋湖人在继承和发展雷锋的精神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内化为新的实践，洋湖人做到了以下两点：一是通过具体的礼节和规则的确立，让一种利己利人、达己达人的理念通过个体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通过街道的的教育和倡导使之成为洋湖人的基本行为模式。这是通过细节的倡导和要求使得正面积极的生活方式内化为人们自觉的追求，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倡导对于契约和法律的尊重。二是洋湖人通过社区服务和志愿服务的具体实践，使得他们之间的“守望相助，互相扶持”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让洋湖人通过社区或具体的生活关系感受到生活中的善意。这些都是群众、媒体和街道的倡导与推动，更是公众自觉意识的确立，也正是这样，洋湖人才能超越今天存在的“道德焦虑”，街道辖区内出现了首个全国文明村山塘村，以点带面，争学雷锋，创优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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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五省在旅游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因素，并探讨了如何克服障碍，促进西北五省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西北五省旅游资源丰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为其旅游发展带来了契机。

[关键词]旅游业障碍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旅游资源大国，而西北又是中国的旅游资源宝库。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西北五省区面积共三百一十点七六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近三分之一；人口共八千九百零二点五八万人，占全国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七。在这块地广人稀的沃土上，拥有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五省区六大类型旅游资源齐备。在68种基本旅游资源类型中，拥有率超过90%。不仅拥有地文景观、水体景观、生物景观类型资源，而且还有古迹建筑、消闲求知健身和民俗风情类型资源。陕西省13个王朝在此建都，79个帝王在这里执政，历时长达1100多年，留下了数不尽的古代遗迹和文物珍宝，已发现有七十二座帝王陵，现有各类文物点三万五千七百五十处、博物馆七十四座，馆藏各类文物五十六万件(组)，其极为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其中秦始皇兵马俑更被誉为“世界第奇迹”。

地处黄河上游，同样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甘肃省，以石窟、寺庙、长城、祁连雪景、黄河奇观和草原牧场等构成其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其境内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嘉峪关城楼、出土的铜奔马，均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美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边塞风光与水乡景色交相辉映，丝绸古道、西夏文化、回族风情、历史名城融为一体，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须弥山石窟，以及独具特色的回族风情。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湖光、山色、雪景、林海、草原风光、江河源头、民俗风情、宗教文化，一应俱全，包括中国西北最大的清真寺之一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中国著名的六大喇嘛寺之一的塔尔寺，为中国最大的咸水内陆湖青海湖。此外还有孟达山、柴达木、马厂塬遗址、西海郡古城遗址等

古称西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四十七个民族，多民族的特点令其拥有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又令其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同时具有雪山、草原、沙漠、盆地、河谷等自然景观。新疆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1处，著名的旅游点楼兰古城，高昌古城，交河古城，旅游景区468处，开发了包括天池，咯纳斯，葡萄沟，南山等一披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旅游产品。

西部大开发的实施给西北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发展契机，促进了旅游业在该地区经济中战略地位的形成，但是，西北地区旅游业要实现跨越式增长必须首先克服制约具增长起步的障碍因素，为此需要政府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战略举措。

一、障碍因素的具体体现

1.观念滞后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西北地区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必然要实现旅游要素产权主体、市场交易主体和开发经营方式的多元化，这决定了西北旅游业首先要进行观念的创新。西北旅游业目前高成本低效率的开发模式是与陈旧的旅游业发展观、资源观密切相联的。目前西北地区旅游业发展仍在走与东部地区旅游业“同构化”的道路，照搬东部的经验，尚未挖掘西北特色，走出一条新路子。西北旅游业观念陈旧的原因在于，西部经济发展落后，西北地区国有经济改革进程普遍慢于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北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必然要求观念和思想的大解放，摒弃传统的思维定势，突破传统的观念障碍。

2.体制问题

西北地区旅游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旅行社与旅游管理部门、或政府有关部门的脱钩工作远没有彻底解决，旅游企业走向市场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在西北地区，在旅游管理体制方面，尽管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政府管理机构虽然有所精简和调整，但离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在市场参与方面，一些政府投资兴办并管理的旅游企业仍受到政府种种保护，导致了旅游业的垄断经营和不公平竞争，降低了旅游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管理方面，政府部门无法有效地对旅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致使欺客、“宰客”的现象仍大量发生，使得一些外地游客视西部一些名胜游览线路为“畏途”，最终放弃旅游计划。

3.资金问题

资金是旅游资源、旅游景点、旅游设施开发的保证。五省区有许多待开发的旅游资源和景点。这些旅游资源和景点，或因自然作用，或因人为破坏，需要恢复和修补，资金短缺限制了对这些资源的恢复、修补和开发。此外，因为资金短缺，旅游设施的硬件建设也受到影响，如宾馆、饭店、交通等硬件设施严重不足，出现住宿难，吃饭难，行路难的三难问题，游客的接待能力，旅游市场开拓能力直接受到限制。

4.交通问题

五省区国土面积大，旅游景点之间的空间跨度相应比东部和中部大，因此对交通发展要求高。一个容航空、铁路、公路和水运为一体的立体、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不仅可以让游客进得来、游得到、出得去、省时间，而且也是五省区旅游业大发展的基础。从目前的情况看，航班班次少，主要城市的通航有待开发；火车不仅慢，而且舒适度差；省内交通不畅的问题比跨省交通存在的问题更严重。旅游高峰期间，所有的票都紧张。交通运输工具老化，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运力要求，已成为制约旅游发展的重要瓶颈。

5.产品结构单一化

西北地区旅游资源具有突出的多元化特点，具有开发多元旅游产品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非常不足。在东部地区，旅游业已形成了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产品和特种旅游产品并存的多元化产品供给结构，而西北地区旅游的产品仍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即使在观光旅游产品中也仍存在着大量的重复现象，以相互简单模仿为基本特征的“塑像热”、“造庙热”、“仿古一条街热”、“人造景观热”轮番出现，致使旅游产品间的特色无法形成互补效应，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在相互抵消中下降。在激烈的国际和国内竞争中，西北资源优势被开发不足的劣势所抵消。应充分认识到旅游产业对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充分认识旅游业发展在西部中的重要地位，克服障碍因素，积极促进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实现西部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对策

1.统筹规划，合理分布

西北旅游资源较为分散，有关部门应树立“大旅游”和“旅游区域”的观念，选择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前景看好的旅游项目，统筹规划，成片开发，力争打破行政壁垒，接通西部黄金旅游线同时注意景点合理布局与线路合理规划。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西北地区经济又相对落后，应广拓渠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西北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在保证资金利用效率的前提下，可利用国家基建资金、扶贫资金、国债和外资（甚至可以设立西部国际旅游开发基金会，向国内外广泛集资），对重点景区进行建设，尤其要改进西北国际旅游交通结构，重点建设景区与交通干线之间的道路，使客源流向由单向运转变为环路运行。可选择条件成熟的城市作为大型国际直航口岸，直接通往东南亚及欧美客源市场。

3.实施产业化发展战略

各部门要进行有效配合，适当延长产业链，使之在一体化框架内衔接互动，并引向更深层次。不妨在西北建立若干旅游经济开发试验区，逐步开放旅游市场，探索国际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新模式。

4.精心定位，加强宣传

要注意东西部旅游资源的互补性，搞好定位，防止资源浪费。同时要突出特色，改进宣传手段，尽可能结合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进行促销。

5.重视人才资源

地方政府要发挥服务功能和主导作用，制定优惠政策，灵活用人机制，要争取引进一批熟悉国际旅游业务，掌握现代经营手段的专业适用型人才。

6.完善监管机制

旅游业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特殊作用，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率先突进的产业，西北地区的旅游业要想成为真正“兴西富民”的支柱产业和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就必须克服制约发展的障碍因素，积极促进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目前，西北地区国际旅游业无序竞争现象较为严重。国家应努力完善监督管理职能，引入公平竞争机制，维护国际旅客的合法权益，保护旅游业的纯洁性。

参考文献：

[1]扬长春: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11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