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为推进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更多的国家文博人才。11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合作创办的教学实验基地在龙珠阁揭牌。市长刘昌林发来贺信。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博士生导师李强，市政协副主席王祖庆致辞并为基地揭牌。

刘昌林在贺信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陶瓷考古教学实验基地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关心我市文物考古事业的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刘昌林指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我市设立考古实验基地，将北大的科研人才优势与景德镇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教学与实践的一体化，是北京大学和景德镇市合作共赢的大好事，有利于学校和地方高素质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望我市文博单位，能以该基地建设为契机，加强景德镇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和锻炼，把景德镇古遗迹、古遗址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推动景德镇市的文物保护和考古挖掘工作的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不懈的努力。

王祖庆在致辞中说，陶瓷是景德镇市文物资源的显著特色和主要优势之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年来在陶瓷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已经有着良好的合作与共识，在我市建立教学科研实验基地，是北京大学与我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长期合作、相互信任的结晶。教学实验基地的建立将使双方以更积极的态度，在更广泛的方向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在有效保护和加强研究的同时，通过展示服务、研究成果普及等多种方式，探索并不断拓宽陶瓷文化遗产合理利用渠道，使陶瓷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为我市文化建设、为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负责人介绍，设立考古教育基地主要是利用双方单位的资源，对景德镇古陶瓷进行考古、修复、测试、模拟实验等综合性研究工作，这样既能带动景德镇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又能把景德镇市古窑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基地的建立可以更好地弘扬祖国浓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加速培养高素质考古人才，提高考古发掘与研究水平，促进景德镇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

参加揭牌仪式的嘉宾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兼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新石器考古专家赵辉，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陶瓷研究所所长权奎山，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原景德镇政协副主席、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等。

篇2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无形之手使供求关系趋于均衡”至今仍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在斯密看来,经济学首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和财富创造,而劳动分工是其中关键的组织原理。经济学也是斯密一项雄心勃勃但未竟的研究计划——关于人与商业社会的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明确地把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由此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历史潮流,即使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也无法阻挡。

20世纪,经济学日趋数学化,并自我定位为一种分析方法。在这两股趋势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学变成了社会科学中一门高高在上的学科。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研究人与社会的经济学已被世人遗忘。

经济学发展停滞

经济学已经变成了一门由理论主导而与日常生活割裂的学科。对于经济学与真实世界的经济脱节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非但不认为是本学科的致命缺陷,反而感到骄傲。他们沾沾自喜,认为经济学不局限于某一个主题,而是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方法,不论是在人类还是非人类领域都适用。

市场经济最明显的特征是其永不停息的创新动能,这使它较于中央计划经济具有一种卓越的优势。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压力无处不在,驱使公司在技术、制度和组织等方面不断创新,并把这作为第一生存策略。长期以来,不论是铁杆拥护者还是立场坚定的批评者都早已认识到,市场经济在发明新产品、发现新生产方法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这一点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然而,这种整体动态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却几乎看不到踪影。作为一个典型特色,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但是,生产从性质上来说是不同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或者说创造性的,会产生新的产品和更优良的产品。生产也是一种开放性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当经济学把当今以及将来的所有产品都视为理所当然之物时,创新和生产也就无从谈起。新产品是如何发明的、在不同公司和不同市场组成的网络中生产是如何协调和组织的、哪些因素决定着生产方式等等,这些关于生产结构的研究基本上不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内。

除了抽象、不再扎根于对经济运行的实证研究以外,现代经济学的停滞不前也叫人失望。当我们拿经济学与生物学比较时,这一点就尤其触目惊心。达尔文(Darwin)的开创性着作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的基础,但他是在马尔萨斯(Malthus)和斯密的启发下,发展出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如今,随着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兴起,生物学较达尔文之时已有长足进步。虽然达尔文的着作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在读,但在生物学课堂上,没有人会把《物种起源》当作基本教材。而换作经济学教授,仅凭一本《国富论》,就依然能教好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停滞不前,经济却在不断前进。近来经济领域出现了两股最新的变化趋势,它们在今后还将继续造成深远影响:一是市场经济在全球各地的繁衍,一是信息与电信技术的快速进步,并且后一种趋势对前一种趋势起到促进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印度开启经济自由化进程,都标志着计划经济走到了尽头。今天,市场经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蓬勃发展,而不再是西方国家独有。由于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必将看到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形式在世界舞台上争奇斗艳,使全球的市场经济变得更多元化、更有活力。与此同时,由于技术革新,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组织之间处理和传送信息的成本已经大为降低,这也催生了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和贸易模式。

拒绝“黑板经济学”

有感于全球经济领域不断出现新的挑战而经济学却缺少进步,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和我决心创办一本新的期刊,来促使经济学出现新的面貌。有几个因素促使我们做这样的决定:

第一,科斯所批判的“黑板经济学”在本行业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这种经济学能够漂亮地展示在黑板上,却与真实世界几无瓜葛。尽管实证方法近来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当前的实证研究几乎都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它们依赖于总量的统计数据,而总量数据往往会掩盖分项数据的不均衡性。

第二,在实证经济学领域不存在相互竞争的研究方法。数学在理论推导上的应用以及计量经济学在统计实验中的应用,就是唯一正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上的统一正犯了被哈耶克(Hayek)称作“唯科学主义”的错误。选择何种方法,最好由所研究问题的性质来决定,而不应取决于任何“科学的”标准。由于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数量众多且纷繁多样,方法上的兼容并蓄既是必需的,也是可取的。如果所有文章都遵从同样的技术标准,在考虑是否予以发表时,首先从它们的技术复杂性来评判,那么,那些难以获得量化数据的问题就会被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而不管这些问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一味痴迷于精深的技术还会让文章变得晦涩难懂。

第三,近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表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种种挑战并且充满不确定性,这使经济学领域探索新思想更具紧迫性。现代经济学自18世纪问世后,在接下来的150年间主要是一门英国学科,因为当时推动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因所处环境而适合解决这些问题的学者都大多在英国国内。二战以后,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明显转移到了美国。时至今日,经济学仍然主要是一门美国学科。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各地兴起,一个由多种多样的市场经济构成的世界,将首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如果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他们本国的经济,这将有助于经济学适应全球经济的制度多样性和文化异质性,从而逐渐把经济学转变成一门全球性的学科。

人类经济是一个人为的、不断演变的复杂体系,其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它是一个渐次展开的、 开放性的历史进程。在这种动态格局中,公司和市场、政府和法律、家庭和学校、文化和技术、道德和规范,都是多元制度体系(institutional complexes)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制度体系对人类追求和平与繁荣的进程既起到支持作用,又与之共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在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扩张,我们将利用人性的丰富多彩以及不同经济体所呈现出的制度多样性,推动经济学进步。它将发表探索经济运行及演变规律的实证性(包含历史、定性、统计、实验等方面)和理论性的研究结果,包括短篇研究报告、访谈、评论、书评以及其他各种富有趣味的文章。

罗纳德·科斯将担任这本拟议期刊的创刊主编。科斯在1964-1982年期间曾任《法律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主编。1978年,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A.Hayek)提名科斯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对科斯的编辑工作赞赏有加。当科斯退休时,人们总结他的编辑工作时这样写道:“身为主编的科斯是知识型领导。他的编辑职务远远超出管理杂志投稿。他利用杂志提醒和影响经济学家以及对经济学抱有浓厚兴趣的法学家,引导他们研究其认为重要但被忽视的问题。”在担任主编的18年里,科斯不仅把《法律与经济学杂志》发展成为一本独具一格的杂志,而且通过这本杂志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法律与经济学。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

要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突破,并不意味着全盘抛弃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行并逐渐演变的,价格理论无疑有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不同于大体上把主流经济学视作无物的异端经济学,我们希望秉持这样的宗旨:与主流经济学相交融,丰富主流经济学;充当思想的市场,激励学者探索新的或者不一样的方法,用于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

要使经济学跳出价格理论的范畴,有一个方法是把着眼点从消费者选择转向生产结构。生产是不断变化的,把研究重点放在生产上,将有助于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人类社会一个在现代经济学中受到忽视的关键维度,那就是—合作。由于把关注点放在资源配置上,经济学一直以来着重思考经济中竞争的一面,然而,在经济中,合作与竞争同样无所不在,同样至关重要。人们在商品市场上合作,他们各有专攻,互相交易;人们也在思想市场上合作,共同促进知识的增长。经济学在解释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过程中,既要承认竞争,也要承认合作。

篇3

就像在一个明媚的夏日，你突然返老还童，只见两位魔术师般的作者一边在空中挥动手指，一边向你揭示所有事物隐藏的另一面，这是一本会让你头晕目眩的书。

他们会告诉你，贩毒集团其实和麦当劳的组织结构一模一样，基层员工和小弟都没赚头，钱都进了总裁和大哥的口袋，所以租不起房的“贩子仍然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念书给婴儿听，并不会使他将来成为一个好学生，孩子怎么成长，跟父母的教养方式没多大关系。

为了证明他们所发现的这些所谓“秘密”，两个作者不辞辛苦，千方百计搜集来各种数据一各个阶段学校的考试成绩、房地产经纪人的买卖记录，甚至还有黑社会卧底的日记。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经济学分析，作者得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结论。

美国书评人兰兹・伯格把《魔鬼经济学》比喻成一部侦探小说，说他自己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一直都“屏住呼吸”，生怕吹跑了书中的那股灵气。在这位同行看来，《魔鬼经济学》的每一个章节都包含了一本一流侦探小说的所有元素。不同的只是两位作者所要侦破的最终目标不是“找到凶手”，而是“揭开真实世界的伪装”，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对传统智慧的颠覆，这些惊世骇俗但又言之凿凿的说法，让普通人感到困惑一那些古老相传的做法，原来都没有道理，突然明白这一切之后，人们又该怎么做呢?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干?本书第一作者史蒂芬・列维特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不世奇才。他1994年在麻省理工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执教，短短两年时间就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的位置。

2002年，列维特被选为美国科学院经济学部委员，忝列美国两大经济学“核心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克林顿政府曾经力邀他加入智囊团，小布什大选时也请到列维特充当自己的犯罪问题顾问。2003年，列维特荣获“克拉克奖”时被颁奖人誉为“当今美国40岁以下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这样一位青年才俊，为什么甘当撒旦不去叩诺贝尔奖的天堂之门，却来写这本《魔鬼经济学》呢?

列维特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给出一个急功近利的解释，而是不停地呼唤人们恢复理性。他借《魔鬼经济学》宣扬着一个观点：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话，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真实地描述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运行的。上帝更善良，而魔鬼更真实。

不管你是个贩子，还是在麦当劳干活的本分人，任何地方都有等级制度，不做人上人就做苦力。世界就是这样，与其希望它毁灭，一切重来；不如脚踏实地让它慢慢变得对自己有利。

篇4

一、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范式――产权、交易费用、制度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益，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

（二）产权理论

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是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因而可在政府价格管制中引入其相关理论，以达到最佳管制效果。包括：鉴于出租车的有限供给而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产权的清晰界定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人们的经济行为；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动不断用新的符合实事的制度来代替旧有的制度，以收益高的制度来替换收益低的制度等等。可将政府管制的成效及弊端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范式相结合，分析真实世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到二者的契合点，从而阐述了政府最佳的解决方案。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出租车价格管制困境的理论消解

（一）呼和浩特市出租车行业的现状及价格形成机制现状

呼和浩特市现有30家出租车公司，共有出租车6228辆，其中市区公司22家、出租汽车5568辆。呼和浩特市政府相关部门对呼和浩特市出租车运行做出了相关规定，其中就包含了价格管制。在呼和浩特市出租车行业中，既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均衡价格的主导，也没有政府管制价格的全面覆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拼座和协议价格相互交织作用而形成的价格。此次听证会规定，拼座现象被允许，且有了具体的计费标准，这种地下行为转而变得合情合理了，协议价格被确定为路费的一个百分比（下文会进一步阐述）。若想通过政府管制来消除现实存在的现象，确实有很多难处。

（二）现实中呼和浩特市出租车价格管制的困境及其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作为面向真实世界的新制度经济学，其基本范式产权、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在现实中的应用有助于更清晰的分析政府管制困境形成的原因，有助于寻求更加符合现实的出路。

在呼和浩特市出租车运行模式下，经营权归公司、产权归属个人的出租车有583辆、占10.47%。出租车所有权在公司，经营权在车主，会造成事实上的产权分割。当出租车公司和车主之间的交易进行时，实质上就发生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交换。在交易中产权同时作为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它提供人们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直接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产权分割后，交易双方的行为趋向于利用自己拥有的残缺的产权来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利益驱使和产权的残缺发生冲突时，人们会自然选择正常交易之外的第三种方式来获取收益，于此，拼座就成了产权分割的必然产物。而呼和浩特市这种模式的比例为10.47%，比重不大，是比较合理的。呼和浩特市市区人口220万人，出租汽车数量5568辆，每万人拥有出租汽车25.3辆，出租车数量明显较少。另外呼和浩特市人口有限，道路正南正北，主要街道相互联通，已形成“八横四纵一快”的城市道路交通体系，因而人们在出行时能够选择同一条路线的机会就大。

出租车供给不足和特殊的出租车运行线路，使出租车市场上供求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供给稀缺而需求稳定，因而客观上造成了交易费用的增大。同时，政府价格管制带来的管理体制的低效率，使人们在通过该体制进行层层维权的过程中，不仅存在金钱花费的问题，同时还有时间成本的消耗，心里满意程度的降低，其他衍生的利益损失等很多问题，这在现实中增大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成本，诱发了人们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追求下“委曲求利”，从而拼座成为一种不被拒绝的搭载方式。

呼和浩特市出租车行业由于政府准入的限制以及特殊人为因素的制约，使进入该行业需要跨越一定的门槛，这不仅包括资金和技术，还包括关系、背景、地位等。因此，既有的出租车司机相互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抵制供给状况的改善，反对新增出租车辆，人为的制造供给不足。

（三）呼和浩特市出租车价格管制困境消除的现实尝试――提高供给与协议价格

根据市场动向来调整供给本身就是为相对节约交易费用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可以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收益。呼和浩特市新增出租车听证会的方案可以提高出租车的供给，可以有效地解决供给不足的困境。既然已经存在拼座现象，那么按照正常的里程和时间来计算出行价格的方式将变得不被人们所接受。因而在乘客与司机的接触中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约定成俗的协议价格。司机搭载减少的利润化为乘客分担而节省下的费用，在这样一种貌似互利共赢的情况存在之下，拼座和协议价格现象不由得成为人们的一种默许。

篇5

关键词：经济学隐喻；实在性；模型；经济学方法论；

作者：殷杰，祁大为

由于经济学不能提供对事件的具体预测[1]，而经济学家主要支持的却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准则[2]，因此，这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有关经济学知识如何构成及其获取方式的探讨，直接关系到这门学科的认知地位和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近期研究中，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贡献，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经济学修辞学的代表麦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认为，因为波普尔传统在科学哲学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论不能合理地解释那些实践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张回到“实践”，尤其是要关注经济学家的实践带给方法论的启示。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劳森(TonyLawson)认为，方法论者专注于认识论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即这些理论忽视了关于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预设[3]52。劳森主张要找寻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前提，并对经济实在的本质进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构成加以探讨。在面对经济学方法论究竟应该是“理论导向”还是“实践导向”这一问题上，科学隐喻作为一种说明框架逐渐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的关注。此外，“模型”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在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中有着频繁的运用。本质上说，经济学隐喻和经济学模型在实在性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甚至一致性。因此，针对上述两个“导向”的争论，本文跳出传统方法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争论的态度，在探讨模型这一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质的基础上，采用隐喻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化解经济学的困境和方法论的分歧，进而说明隐喻分析方法不仅是更新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行方案，而且还深深“扎根”于“实在性”之中。

一、作为理论建构和实践工具的经济学隐喻

在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过程中，传统上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进入到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此后，隐喻在哲学上的价值也逐渐体现在了认知的内在性、本质性的本体论层面；认知功能实现的认识论层面；以及跨学科、跨视域的方法论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经济学方法论也发生了两个研究路径上的转向，分别是以仔细探查经济学家实践而不是专注科学哲学“教义”的经济学修辞学，以及旨在修正波普尔理论对经济学理论影响下对本体预设忽略的经济学批判实在论[3]51。两个理论分别在经济学研究者的话语实践，以及经济学假设的、未被观察到的经济实体(economicentities)和机制进行概念化的研究对象投入认识的过程中都着重强调了隐喻分析方法。传统上仅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由此进入了哲学基础的阐发以及寻找其本体论意义的活动中，这对于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实在性分析，乃至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语用学为经济学隐喻分析提供了基础。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写道：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4]。而经济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语言为媒介并辅以假设、图示以及数学符号等的系统表征。传统上作为“手段”的经济学隐喻，其“目的性”也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越发凸显，尤其是有关类比、模型、寓言以及语用上的语境转换带给隐喻意义方面的探讨，给予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强烈的“指引”意味。根据格赖斯(PaulGrice)标准二分法，在我们得到语义含义(semanticmeaning)后，通过“语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导出语义的语用含义。在这一过程中，其一，语用学强调在语法和语言意义研究过程中语境因素的作用，通过设定语用学讨论语言交往过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实上是构造言语可能理解的先决条件，以反思该设定的有效性，进而对言语行为的规则提出质疑或展开辩护。其二，要让指称词所指有意义也须借助语用学的语境理论。在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过程中，隐喻与指称相互作用确保了意义的必然性，由此，“所言”进入到了“所含”，经济学隐喻就此到达了语用层面。

我们都知道，语用学研究的是语境对话语解释的影响[5]51，经济学则研究人类针对价值交换和彼此相互作用过程中对某种规律性进行解释的尝试，语言的运用为这一切提供了交流机制。另外，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常规性[5]6，隐喻的使用无疑会使这种尝试成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经济学隐喻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可行方式。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研究对象客观实在的样态往往超出主体所有可能经验观察的范围，这使得经济学语言在指称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种困境。有鉴于此，隐喻的理论建构功能越来越被经济学方法论者所重视。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长期活跃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及使用过程中。其一，隐喻被视为发现新知识的工具。隐喻方法对于经济学理论未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指引”，为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提供了明确的借鉴，针对新理论意义的探讨也因此获得了可能。其二，经济学隐喻为经济学理论赋予意义。隐喻的解释力涵盖了所有其他相关的比喻，通过对众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现有洞察和语词用作新的，已转变的经济学语境中的理论描述，进而形成了对新理论的建构。其三，隐喻深深扎根于经济学理论的描述和评价过程。在经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备隐喻特质的联系定义了经济学概念。与此同时，隐喻将我们的关注点从承载者(基体)转移到了隐喻本身，经济学隐喻中的“联系”定义了知识，由于持续性“联系”的变化，达成了不同的结构、组织、技术或者其他有关经济学的认知，新理论由此形成。

最后，经济学隐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实践”指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通常由经济学家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观点、理论、研究策略、测量技巧、说明假设和对象描述等组成[2]96。上述的每一种实践方式都与隐喻密不可分，甚至还需要借助于假设和隐喻建模来展开相应的说明。实际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借助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进行诠释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隐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事实上隐喻已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概念系统的“加工厂”。进一步来说，隐喻的存在方式已渐变为，如何使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实在“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经济学隐喻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为：其一，隐喻为经济学实践提供了话语媒介。由于实践经济学家无法做出对研究对象的全称判断，也不可能做出经济世界与经济语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经济学家采用的策略是将经济世界和与之相应的语言置于约定的定义之下，运用隐喻的“连接”，将二者的相似点和一致性设置成为衔接点，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使经济学话语的逼真度逐渐接近经济世界的本质。其二，隐喻化解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间的冲突。理论化并非经济学本质，理论之外的实践也并非缺少意义。经济学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搁置了理论优位视角，在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发现经济学理论系统内以及实践与理论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乃至冲突。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相互作用”已经达到了具体概念的“门口”，但它还属于“本质”论中的“反思范畴”，尚未达到对立统一的认识———“概念”(“具体概念”)[6]。这也就是说，在试图找寻经济学实践与理论谁决定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发现，经济学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问题。要么是概念过于抽象不明确，要么是它们在经验中的适用范围缺乏明确界定。隐喻允许我们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这表明理解是依据经验的整个领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经验的方式正是隐喻功能的实践价值所在。

通过审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发现，概念作为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本质性存在，其精神内涵是借助于隐喻来实现其具体表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喻本身就是经济学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实在性角度来讲，隐喻作为科学说明的重要方式，其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之间提供了意义转换的媒介，同时，隐喻还是由科学共同体约定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对社会世界实在性的结构表征，而科学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实上，模型可以利用隐喻，均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应用于理解社会实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隐喻[9]。因为，模型在本质上是要排除掉干扰因素，把变量用可衡量的值隐喻地表达出来，并依据隐喻的非定义性固化指称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来构造模型变量变动本质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经济学模型建构过程中这种隐喻的使用尤其凸显了其实在属性的重要性。

二、经济学模型的隐喻实在性

作为经济学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模型一直是经济学家与经济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经济学模型实在性的探讨也关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来讲，经济学家仅仅把模型视为诸如启发式的工具、理论的解释或预测的方式。然而，随着有关经济学模型事实和虚构对立关系研究的深入，其讨论的实在性指向日益明显。

对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讲，模型的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尽管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对各类模型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模型与建模作为经济学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认知方式，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事[10]。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建模做的工作就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学科或建模传统中选择一些新的隐喻元素，将它们做一系列改进并应用在经济学家现有的理论框架上。因为，一个足够好的经济学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进程简化，还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头而获得大量的知识[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属性早已在经济学共同体中获得认同，因此，针对经济学模型的有效性进行解释，进而对经济学模型展开基于隐喻实在性的说明，这对于澄清经济学隐喻和模型的关系，揭示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本质就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性

经济学刻画的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这种关系内在结构实在性的表征。而经济学模型的本质属性就是为描述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以及为描述这种关系的内在结构提供一种途径，一种可能。那么，一个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就应该具有描述真实与虚构联系的可信性、本体论承诺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经济要素等特征。本质上讲，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其他事物的模型。经济学模型成立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建构所获得的经济实在在多大程度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实在性的说明问题。

首先，经济学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状态。经济学模型的可信性来自模型中假设之间以及模型与真实世界因果结构之间的指称一致性[11]12。因为，经济学模型是一种与真实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实世界单纯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构过程是从真实世界出发，去除干扰因素，并指称真实世界与之对应的指称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尽管模型描述的与事实有出入，但却是可以置信的世界。这种可信性使得我们的研究从模型世界归纳推论进而来到了真实世界。

其次，经济学模型的本体论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实在性。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信念只有属于某个社会团体或社会群体(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经济学共同体内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领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词来描述经济主体的信念实在性，这是经济学中本体论信念的早期形式。众所周知，经济人这一概念有着长期的、变化的历史。在历史上经济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认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对他人采取的态度等等[11]19，信念的实在性伴随着“经济人”这一术语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本体论信念作为经济行动者(economicactors)的本质属性就有了经济学建模的可能基础。本体论信念通常表现为有关本体的世界观，例如，在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假如我相信决策是经济人做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作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费者偏好，市场失灵等不确定性的变量，那么我们就会采用与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经济实在结构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单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这种方式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个具体实体(entity)某个部分或方面的特点更加鲜明，从而更好地理解该实体。在建模过程中，当抽象被巧妙地运用时，它能够让我们接近或理解一个结构化的、动态的、整体的实在。[1]231劳森认为，关注一个经济学对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化过程。当然，选择一个关注点会带来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分析观点、概括水平，以及与二者都有联系的时空延展问题等。

在经济世界中，虽然模型具有实在性，而且还可能帮助我们把研究对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们仍然会留下一些盲点，因此，我们不应只靠一套模型来理解未可知的未来。那么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经济学隐喻中的新隐喻向我们暗示了理解实在的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们摆脱看待隐喻和模型问题的惯有思路[9]106。

2.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同构实在性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确性、客观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应该依据事实来进行建构，把通过分离出现实中关键的因果联系作为目的。由于科学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还因为经济世界不仅是由经验中直接给出的事件构成，还包括尚未被观察到的或者也许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实体、结构和机制等等，基于此两点，经济学隐喻的本体实在性在经济学建模过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阐发出来。

按照罗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们可以用两个特征来描述一个模型：模型主体(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领域(modelsource)，即这个模型的基础(basis)。模型来源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模型：拥有相同主体和来源的模型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体和来源不同的模型为变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实在论认为变形模型对于科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学通常使用的是变形模型，因为理论构建的任务通常是更好地说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为那些我们已经熟知的实体或事态构造模型。

回到经济学领域，变形模型利用我们对于模型来源的理解来启发人们做出存在的假设，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释主体行为的各种推定实体(putativeentities)、关系和因果机制。也就是说，变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们观察到的推定实体、联系和机制，并把它们作为存在的侯选答案，这激励着经济学研究者从复杂的研究中确定那些假设的实体是否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变形模型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因果框架，还提供了进行说明所需的理论术语和假设实体。

经济学隐喻在这种变形模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关于经济学模型的说明离不开隐喻。如果从一个经济学对象或事态与其他对象或事态的相似程度来看待这个对象或事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经济学模型。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于隐喻的说明需要建立在底层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当我们在隐喻的基础上讨论事物时，我们就有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因为隐喻意味着受众(audience)会用其他事物来理解当下谈论的经济学领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说，经济学隐喻暗示了一个模型，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尝试说明他们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模型基础上说话时，我们就是在用隐喻的方式说话，因为我们使用了体现经济学模型来源的术语来谈论模型主体。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赖于经济学隐喻的运用。个体的经济学知识会反馈到他们的经济行为中，而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知识也会反馈到经济政策的建议中，这就使得经济学具备了反身性特征，这种特征是自然科学所不具备的。最近的文献关注的就是这种反身性特点带给经济学的各种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别是在金融模型的语境中[10]50。经济学的各种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虽然与自然科学研究策略颇为相似，但同时经济学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在解释学特征方面有着一致性。由于经济学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的我们却或多或少地对于各种经济学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经济学隐喻提供了一个模型，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理解和建构他的研究主体。隐喻在经济学建模中的任务就是确定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中那些未知的实体和机制，这时，隐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过其他的常规方式可以确认的部分，而是通过提出新的解释性范畴和假设新的实体和机制等来促进经济学家对模型的研究。由此，我们对模型的认识就成了对隐喻的认识，反之亦然。

科学思考是通过模型来进行论证的，模型的应用借助于一种外部事实和一种想象事件或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由于经济学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难由准确、清晰的科学话语来表达，因此，经济学对存在的表达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隐喻求助。从模型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隐喻就是典型的科学思考方式，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理解或说明经济世界的事实，隐喻描述在有关事实的展开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现方式，这正是典型的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种体现。因为故事既不“仅仅是启发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辞的”，而是把模型贴上标签在使用过程中来发现模型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隐喻“故事”式的呈现方式让理论经济学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这种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真实经济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这同时也是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个典型说明。

三、经济学隐喻实在性的本质

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都将隐喻视为分析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方法，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来探讨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经济学修辞学认为：经济学就是漂浮在隐喻之上的[13]，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则主张“类比和隐喻的逻辑”[8]487。那么，从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性角度来讲，更好的方法论应该能使我们用一种明确的方式确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该本质应尽可能地独立于经济学理论对各种研究对象想当然的表征，从而被当作社会实在的一部分来看待[1]45。因为，在社会实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主体成为了核心概念，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层次化的本体论图景[2]92，在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将经济学隐喻进行实在性分析，对经济学本身乃至经济学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隐喻的指称实在性

语言与世界的一致性关系是社会实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论真理观基础上的语言与存在实体相对应的指称问题。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在主张类比和隐喻逻辑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指称的趋同性，由此，隐喻的指称问题就成为了有关经济学隐喻实在性问题探讨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称”是一种经济学研究者的实践。通过隐喻指称，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将另一个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共同熟悉的某个事物上面。同时，指称也要受到特定语境中说出一个话语的说话者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个别的词汇术语(词根)本身的影响[8]488。经济学术语同样包括“涵义”(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个词根的“涵义”就是它的字典定义。“外延”指的是词根与它在经济世界中所指谓的事物，也就是指谓实体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货币银行学的语境中，词根“流通”指谓的是货币流通。其次，指称是经济学隐喻获得意义的途经。根据术语学(terminology)对隐喻本质的描述，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用来指称研究路线、重要意义、操作规程(protocols)等。术语的意义能够为经济学家指出指称所特有的认知路径，由此，隐喻指称就成了术语获得意义的可靠方式。例如，“机会成本”是相较于传统“会计成本”而提出的决策分析术语。“会计成本”指称的仅是可还原为单位货币的计算，而机会成本则指称做出某一决策而放弃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个，同时还指称了“机会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资源稀缺、资源的多用途、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资源可自由流动。显然，“机会成本”的指称涵义与经济世界的本质对应的更合理。这样的例子还有“挤出效应”、“边际效应”、“木桶原理”等等。这些例子反映出隐喻在指称上能够适应经济世界的因果结构这样一个互动、辩证的过程，也体现了隐喻对指称物指称上的成功。另外，我们发现了隐喻在经济学术语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称连续性的特点，这是经济学隐喻指称意义更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指称是经济学隐喻分析的前提。在经济学家尚未对理论的指称物形成最终描述的时候，隐喻此时作为一种非定义性固化指称的模式在发挥着作用。进一步来说，一个指称表达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这并不妨碍受众去挑选出指称表达所指称的指称物。在经济学共同体认为指称与指称物发生了较大的偏离(无论正负)，也就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时，隐喻指称所提供的认知路径以及指称仍然能够得以维系，这就是指称实在性的本质特征。例如，对“资本”一词的理解离不开“资本增值”这一语境。如果我们要说明资本是否有增值属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么，现在假设资本持有者通过使用“血液流动”这个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而试图去获得资本运行机制的指称路径，这里“血液流动”指称的就是类似于资本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增值的一种假想的机制。我们的隐喻获得了这样一种指称实在性的观点，并可以解释资本持有者投入到资本保值和增值的经济活动当中，于是经济学家就会得出下面的结论：资本流动就是血液流动。“流动”这个术语的意义是在人体血液循环这个语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经济学家尝试去用这个词来指称资本运行中的一个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们对指称物实在本质的理解得到了强化。

2.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实在性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隐喻的价值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根据结构实在论的主张，隐喻原则将文化内在的深层结构转换为一种浅层结构，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恰恰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而从本体论出发，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科学家的语言和概念结构必须与世界的因果结构相适应[8]491。在经济学领域，隐喻在结构化非经验对象，也就是说在解释不能被还原为经验事件的经济学对象过程中，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更体现为一种人们对经济学对象进行认知与思维的，本质性的实在结构。

首先，经济学隐喻是认知结构上的极简表达。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多样性和异质性等特点，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无法对经济世界全部知识进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准则，隐喻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奥卡姆剃刀”的本质属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谓结构。例如“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效率就是金钱”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隐喻陈述句。无限多样的经济世界由此通过意义映射的连接，使经济学概念成为可认识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构。其次，经济学隐喻结构的“能指”本质。“能指”是语言符号单位“音响形象”指称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响形象”发出的实质性的声音，也不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在我们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迹[14]。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心理印迹的形成依赖意识中的联想关系，通过联想关系，经济学语言展示了其社会性这一内在特征。因为经济学语言离不开社会现实，经济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样离不开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向性，隐喻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架起了桥梁，其内在结构的张力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反复作用，意识中的这种心理印迹所表征的内容因此就与经济事实无限接近了。再次，经济学隐喻塑造了“因果”机制视域外的可描述性结构。实证主义经济学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机制的方式对经济学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而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均是动态和变化的，那么，“在世界的连接处断开世界”这种实证主义认知策略便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的可靠描述。由于隐喻非定义性(non-definitional)结构的存在，在面对经济学研究中诸如理论的重大变革或重构，以及面对实践中新观察或者新现象出现的情况下，运用对指称物的指称，经济学描述依然可以实现，并且能够使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术语的指称涵义得到改善。最后，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与施喻者和受众的语境同构。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语境(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并且科学研究的结论也需要在语境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理解[2]3。在经济学中，隐喻的表达与接受必须基于特定的共同语境，施喻者在语境中表达某一隐喻，受众在这种语境结构中调整语词的内涵，选择描述对象某一属性的相关度，从而在描述对象内涵的选择与遗弃中建构认知背景，以理解此隐喻。脱离了这种语境，我们则无法理解经济学隐喻的所指为何。由此来看，经济学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词汇的替代，即一个词取代另一个词，还是“一种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动，语境之间的交换”[8]495。

综上所述，在考察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结构时，采取实在性视角可以帮助经济学研究者准确把握杂多的现象，远离孤立的、暂时的事件，进而打破经济学领域中对隐喻已有认识的局限。例如，对溢出效应理解本身就是对个人或者厂商行为所带来外部性的一种描述，也是决策附带积极或消极后果的一个说明。我们对溢出效应的理解通常是借助于寓言或者故事来辅助的，其内在结构也是在这种隐喻的展开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这种结构就是可表达性、可理解性以及隐喻自身的逼真度等特征的各自呈现。从隐喻结构的实在性角度来讲，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就是其自身内在逻辑的再现和展开。

篇6

关键词：非经管类大学生；经济学素养；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1-04

一、大学生经济学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第一，具备经济学素养是适应市场经济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经济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不管从事何种工作，我们每天都在接触大量的经济信息，从事着一定的经济活动。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除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之外，还要树立科学的市场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生产供应链上的每个岗位，乃至于生产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都必须树立市场意识、成本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等，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具备经济学素养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生活理财的需要。当今社会，除职业本身对经济学素养有要求外，每个人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打理也离不开经济学知识。一个人的理财能力如何，直接关乎他的事业和家庭。如何支配自己的收入，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与投资，如何实现个人财产的保值与增值，合理规避通货膨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素养。

第三，具备经济学素养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理性生活的需要。经济学作为一门在有限资源约束下进行选择的科学，具备经济学素养可以让我们自觉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取舍和选择，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决策，妥善安排个人的生活。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如何看待婚姻、家庭、职场、人际关系等问题的新视角，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素养有助于看清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本质、正确认识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专业教育教学生如何“做事”，人文素质教育教学生如何“做人”，经济学思维教育则教学生如何“生活”，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二、大学生经济学素养培养的基本目标

经济学素养培养的目的不是把经济学教成充满术语、模型、图标和数学的坚不可摧的、望而生畏的理论体系堡垒。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被经济现象所包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经济学复杂的理论体系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一套观察个人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学习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对活生生的、日常发生的现象的解释来熟悉和理解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法。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大学生经济学素养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首先，对经济学思考问题的基本分析工具和核心概念的理解力。经济学素养的培养要求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经济学基本知识，包括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与总体框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社会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商品价格形成机理、国民收入的决定、经济周期理论、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选择、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等。

其次，运用所学的分析工具和核心概念分析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能力。经济学理论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是黑板经济学，因此，经济学素养的培养要求人们利用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经济学思维方式去理解并解释周围世界中的个人行为和社会现象。

再次，将对现象的分析形成经济学观点并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表达出来的能力。因此，对现实经济中热点、难点现象的加以分析总结，形成个人的经济学观点，才能使经济学基本知识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运用。

最后，提出在经济学上有意义的问题的能力。大学学习要实现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要实现学知识到提出问题的转变。经济学素养要求从课本导向转变到问题导向，而关于社会经济的问题每个有心人都会观察得到，从观察到的现象中去发现问题，建立起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

三、大学生经济学素养现状

为掌握大学生经济学素养状况，本文采用问卷和访谈方式对重庆大学理工科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测试大学生已掌握的经济学基本知识，了解大学生经济学素养；第二部分是调查大学生加强经济学素养培养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6份，问卷有效率达98%。

经济学素养很重要，但以上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受调查大学生的经济学素养情况不容乐观。在关于经济人、GDP、通货膨胀、量化宽松等经济学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的10道题中，答题平均正确率仅有65%，这反映出非经管类大学生在经济学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学习上确实有所欠缺。令人欣慰的是，部分大学生已经认识到具备经济学素养的重要性，具有加强经济学素养培养的积极性。9%的受调查大学生表示自己正在自主学习经济学知识，浏览财经新闻、阅读较为浅显的经济学教科书以及听取经济学讲座是其获取经济学知识的主要途径。另外，72%的大学生具有进一步学习经济学的兴趣，表示如果有机会，会采取行动，从而提高自身经济学素养。其中，37%的学生倾向于学习宏观形势分析、政策层面的内容；33%的学生希望学习股票、证券等金融知识，10%的学生希望了解创业、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微观层面的知识，而对于经济学基本概念、分析工具等知识介绍的选择较少（8%）；另外还有12%的学生不清楚自己更倾向于何种学习内容。而对于学生喜欢的经济学通识课授课形式，仅有10%的学生选择系统化的基本知识讲解，57%的学生选择基本知识讲解与专题式案例教学相结合，33%的学生选择基本知识讲解与课题讨论相结合。这表明，对大学生经济学素养的培养应突出应用性，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着重培养大学生利用经济学基本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大学生经济学素养培养路径

第一，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体现经济学素养培养的趣味性和生活化。在教学过程中，应侧重经济学素养培养的应用性，把经济学基本知识的讲解与现实经济动态结合起来，采取小组讨论、案例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着重培养大学生利用经济学基本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案例―观察―思考―一般性结论―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教学理念，即从问题出发，为了理解问题而学习知识，在阅读中进一步去思考问题，学习完理论后回到问题，体会如何将理论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工具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此外，培养大学生经济学素养须注重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通过课堂发言、课堂展示和写作等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

第二，丰富课外实践，提高大学生有关经济学素养培养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有限的课题教学时间不能促使学生完全吸收和消化所有经济学基本知识，因此教师必须充分利用丰富多样的课外实践活动，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经济学知识。结合当前社会经济热点问题，邀请一些经济学专家学者开展有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居民理财投资、社会收入差距、房地产价格调控、人民币升值、大学生创业等的系列学术讲座，以提高大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水平。

参考文献：

篇7

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已被提到高而又高的地位，关乎中国能否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社会，也是提升中国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但是，真正的产业升级并不是提一个口号、发一个文件就能够实现的。具体到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个区域如何升级，更非轻而易举之事。

对于产业升级，现在最需要补的课是真实世界的行为主体到底在想些什么。

广东省当年提出“腾笼换鸟”时，地方官员和企业一片质疑之声，担心“笼子”腾出来了，已有的“鸟”飞了，新的“鸟”又没有进来。一些企业主更直言：不升或许能撑一阵，贸然升可能就当烈士了。

有人提出，产业升级就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但如何转呢？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到达彼岸的路上，更有意义的细节是，现有的企业中，哪些死掉了，哪些转走了，哪些在升级中变得更有竞争力了。在解决方案上，有人提出，未来升级的方向就是提高先进制造业的比重。但是，何为“先进”？如何识别和衡量？谁说了算？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经过细究就人为进行产业高低、先进落后的区分，任性地制定差别性产业政策，将可能加剧产业发展的不公平和补贴中的分肥。

在这一轮的产业升级中，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现象是，无论是东部还是中部、甚至西部地区的官员，尽管各地禀赋特征和发展阶段差异很大，但在谋划未来产业选择时却非常趋同，如都要上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汽车、大健康、大数据等等。细究他们发展这些产业的条件时，听到的大多是“必须”“重要”“趋势”之类的含糊其辞。

产业升级的测度方法政府切忌“一刀切”，替代市场和企业进行产业替代选择，从而造成“产业空心化”和产业链条断裂的后果

研究产业升级时，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如何测度。

最常用的产业结构方法，就是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产业比重，如三次产业比重，或轻重工业比重，细些的是算到各行业比重，再通过经验数据和比较做出产业占比高低的优劣评判，给出哪个产业该降、哪个产业该升的政策建议。

但这一方法无法解释一个产业怎样转型到另一个产业，简单的三次产业比重也难以真实反映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优劣。

另一种流行的测度是所谓价值链方法，它将产品的整条价值链拆解为诸多环节，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看产品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以及一个经济体在整个价值链中由低端到中高端的位势及其变化。

但是，这种方法对价值链不同段的区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一个产品在每个环节到底增值了多少也主要靠“猜”。这一方法的测度效果取决于产品链条各段分割的难易程度，比如它在服装、电子装配等行业比较好用，但是对钢铁、化工、大宗农产品等就不好用，因而不大被采用。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豪斯曼（R.Hausmann）等近年来尝试用产品空间来解释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试图利用一个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数据来计算其产品空间，反映其经济复杂度。这一方法也可以用来测度一个经济体的产品和产业升级。

这一方法的核心观点是，知识积累是决定产品分布、经济复杂性以及产品升级的重要因素。由于知识的分布不均匀，知识和技能越密集，隐性知识越多，所生产的产品越处于产品空间的中心区域，其经济的复杂性便越高。高收入经济体由于拥有大量能够生产更多复杂产品的知识，其所出口的产品主要位于产品空间的中心地带，经济复杂性高；低收入经济体由于知识贫瘠，隐性知识难以转移，经济复杂性低，其出口产品位于产品空间的边缘，也越难以实现知识拓展和产品升级；中等收入经济体则介于两者之间。

利用产品空间和经济复杂性方法观察产业升级，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表现为该经济体比较优势产品由边缘稀疏的空间向中间稠密的空间转移。产品空间越稠密，意即产品越丰富，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其经济也越复杂。产业升级就是在不断增加所生产产品的多样性基础上，提升其生产更高复杂度产品能力的进程。

第二，一个经济体的产品空间结构和产业升级路径是其技术、资本、制度、技能、基础设施等的函数。由于每个经济体的上述禀赋不一，其在生产新产品时对某些产品会比其他产品更容易适应。由于产品复杂度提高的过程，也是其技术、资本、制度、技能、基础设施等相适应和积累的过程，因此，在产品空间中，两种产品越相似，共享的知识就越多。越相似的产品就离得越近，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就越容易发生。

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路径主要是向其相似或邻近的产品升级，只有朝着他们现在生产的产品向更复杂区域移动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第三，一个经济体的产品升级取决于其能力的积累水平。能力越强的经济体越愿意积累新能力，生产的新产品也越多；制造品较少的经济体意味着其能力也较弱，从积累追加能力中获取的收益也较少，创造新能力的激励也低。由94财经此，一方面可能造成能力低的经济体的产品升级被锁定，造成低能力经济体与高能力经济体之间的产业与发展鸿沟；另一方面也可能诱使某些经济体跳入产业升级陷阱，即人为追求跃迁式的产品升级，将（人力、物质、制度）资本重新配置到不同于现在的产业中，企图以“大跳跃”实现弯道超车，但由于能力缺失过大，造成产业升级失败。

第四，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起步时由于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往往十分困难，只有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产品空间多样性和复杂性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突破。一旦产品空间突破瓶颈，一个经济体向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转移将会步入快车道。

从产品升级空间来看，我们的计算表明，江苏省不仅应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液晶显示屏、整流器、印制电路板在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密度，而且也应保住更临近和更简单产品的出口优势，包括内衣、明信片、宴会装饰品、人工植被。

江苏作为中国未来重要的先进制造基地，还必须提升机械在出口中的份额，占据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密度。

从未来产品升级分析显示，在江苏省位列前15位的产品中，将有一半以上属于机械类，这些产品更为复杂且连接性强。属于这一类的产品包括化学分析仪器、金属转印机、蒸汽涡轮机。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有苏北作为产业腾挪的更大腹地，其产业升级选择也应提高传统产业，如机械、化工与电子在行业类别内部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提高机械类产品的复杂性上下功夫。

江苏省产业升级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外部投资者的去向，这些投资者（尤其是台资）主要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与土地的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在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以后，如何留住产品复杂度较高的外部投资者，如何培育本地企业家的成长，如何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吸引更具竞争力的企业，是江苏所面临的重大抉择。

浙江省的出口产品中有323种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其产品空间高度多样化，从服装到汽车零部件。浙江出口的产品在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分布最为集中，产品范围从电子、机械到交通工具。在产品空间树的两边，浙江出口产品在化工、服装、纺织等方面也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浙江是唯一一个前30位出口产品中一半以上经济复杂度低于平均值的省。它没有强支柱产业，不像江苏一样有外部投资者支撑形成计算机、整流器等优势明显的产品。与广东一样，浙江较大的服装和纺织出口份额也遭遇着东南亚竞争者的挑战。

可能的选择是：在提升市场转型升级的同时，依托市场形成的产品优势和企业家资源，促进本省优势产业的形成。在产品空间方面，浙江应该在一系列容易达到的产品，如便携式照明和装饰陶瓷方面下功夫，由于其在电子产品方面不如广东和江苏，因此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复杂性和连接性，如机械等。浙江市场升级是否成功，决定了它能否继续保持国内的出口竞争优势。

浙江的传统出口优势是基于“买全国、卖世界”的策略，大量产品并非由本地生产，产品升级也主要依赖于下游生产商的产品升级。

因此，下一步浙江面临的主要抉择是，继续保持市场优势，还是转向本身培育优势产业？

2013年上海出口的800多种产品中有254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空间在机械、服装、袜子、化工方面的优势明显。位列前30名的产品占总出口值的62%，主要由复杂度较高的机械和电子产品贡献。

由于受土地资源制约，上海过去与周边省份竞争形成的园区和产业必须转型。

从产品升级来看，上海应该进一步转向更密集的产品空间中心地带，提高产品复杂性和连接性，服装和电器以及其他一些产品将逐渐从前30位出口产品中淘汰。

从区域分工来看，上海应加大与江苏产品的错位竞争，在产品空间中心地带，增加医药、机械及其他化工和建筑原材料的密度，加大研发和创新能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由于受城市经济的资源约束，上海不可能像德国和日本一样在许多产品上都能建立核心竞争力，但可以集中于出口规模不大、但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与前面三个省份不同，上海是一个城市经济体，未来的产业升级应结合上海的国际都市定位和城市升级进行战略选择。

作为世界性都市，上海的产业选择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形成以文化和知识支撑的创新性城市和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世界金融中心。

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历史关口，经济96财经学界的争论却被窄化为产业政策的争论，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实际上已陷入“要政府，还是要市场”的老命题，这既脱离真实世界，也不利于政策的选择。在我们看来，中国上一轮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是战略抉择、策略选择与相关行为主体合力促成的结果，这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就是要凝聚各方力量，从战略和策略上重新审视，在中国主要区域打造全球先进制造基地。

第一，从产品多样化向提升产品质量转变。从产品空间上看，东部发达省份已经解决了产业和产品“有没有”的问题，产品复杂度也在提高，下一轮的产业升级重点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在策略上，近中期的升级主要还不是由一种产业或产品转向另一种产业或产品，更要紧的是把已打造出的产业和产品做得更好，把已经能做、但还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产品和产业做强，不断攀登产品“质量阶梯”，建立一些有一定优势的产品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谨防“弯道超车”和“赶超”心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追赶型经济，无论是决策者、企业、学者还是老百姓，都有挥之不去的“赶超”‘情节。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对国家竞争力、技术能力、产品竞争水平等在学者言论和媒体声音中都开始出现过于乐观的判断。在我们看来，这种情绪如果蔓延到影响产业升级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将是有害的。

产品空间和经济复杂性方法最有价值的政策含义是，产业升级取决于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从邻近产品提升经济复杂度是可行的选择。如果沉迷于弯道超车、颠覆性创新，要求森林中的猴子越过它们跨不过去的距离，难免陷入产业升级陷阱。

中国现阶段产业升级的可行策略是，在产品已经多样化的基础上，提高产品复杂度，增加出口产品在产品空间中间区域的密度，提升有成本优势和知识积累优势的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基地。

第三，提高企业和地方试错的积极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允许地方试错和创新，为企业家提供宽松的成长环境。而这一轮的转型升级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全球需求走向不明，技术和装备能力提升遇到更大阻力，成本优势遇到周边竞争加剧，地方分化加大。

我们在地方调研时明显地感觉到，企业对未来造什么及如何升级非常迷茫，加上第一代企业家的发展动力减退，各级政府也不像前些年那样坚定，激励导向不明。

在此关口期，采取全国性产业政策的做法失败概率增大，过于依赖以中央产业指导和以吃补贴、优惠为导向的地方产业规划成功率也很低。目前需要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去除企业家深藏于内心的担忧，鼓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去摸索、去闯，也许能找到下一阶段的定位和路径。

第四，以园区转型促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重要政策是园区主导的招商引资模式。过去20多年来，一些地方的产业发展之所以取得成功，园区发展战略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它不同于政府主观规划的产业政策，而是通过政策环境的打造和特殊的土地供应方式，吸引企业入驻，企业和市场作为主导力量，形成产业集群和特色市场。

篇8

然而，这个预言当年并未实现：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带来的震撼让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惊愕之余，尚不能完全体味出其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深远影响；实验经济学却因为信徒寥寥，长期以来只能定位为经济学的一个非主流分支，远不如金融学、信息经济学等分支那样风光。

7年后的今天，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终获诺奖评委们的认同，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分别作为这两门分支的开山鼻祖，分享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相信，经济学是一门不断自省从而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学科。就在阿罗和德布鲁用精妙无比的数学方程搭建起一般均衡的架构后，就有人津津乐道经济学的使命已经结束，今后经济学家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让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假设条件下更加细化而已。

然而，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对一般均衡理论乃至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表示担忧。早在1950年代，西蒙就指出，人类仅具有“有限理性”，因此人类的行为有时会偏离经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最优化模式。对人类“完全理性”和“追求最优化”行为模式的怀疑，随着一系列心理学成果的涌现及其被经济学家的逐渐了解，终于导致一个新分支——行为经济学的诞生。

行为经济学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卡尼曼和其合作者已故心理学家特维斯基（a.tverslay）在《计量经济学》、《科学》、《商业期刊》等期刊上公布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行为学试验结果。他们的核心问题是：人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是否总是理性的？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他们发现，人在面对问题和决策时，总是倾向于以偏概全，且囿于记忆和可利用信息的限制；此外，人类很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失去自己的独立主张。

对于这一系列关于人类认知及行为的实验结果，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起了一个“预期理论”（prospecttheory）的名称。试举几例如下：

例一：参加试验的人被问及一个频频参与集会和游行的人更可能是一个出纳或是一个政客时，愈80％的人选择政客，虽然描述里面没有任何谈及此人是政客的证据。

例二：被测试者被要求在二项选择中取一个答案：“在英语词汇中，r更容易出现在（1）一个单词的第一位置；（2）一个单词的第三个位置”，正确的答案应该是（2），可是绝大部分人都选择（1）。可见，人们总倾向于依赖自己熟悉的、令其印象深刻的记忆去帮助他们作出判断。有谁会刻意留心哪一个单词的第三个字母是r呢？

例三：测试者被要求做下面一道选择题：（a）你输了9元钱；（b）你赢了30元钱后又输了9元钱。同样是输了9元钱，哪一种情形你受伤害更严重一些？

结果84％的人选择了（a）。

类似的实验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一系列文章中还有很多。有趣的是，身为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最负盛名的几篇文章，却都刊登在经济学或金融学期刊上，也许他们认为经济学家们最应该看到这些成果并认真反思他们那业已延续多年的公理体系吧？！

经济学界的回应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热烈。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最先把认知心理学一系列成果和经济学、金融学的一系列现象联系起来（我很惊讶这次瑟勒未获奖）。这方面的努力尤以金融学领域为甚。金融学的许多困惑，如“一月效应”（januaryeffect）、“周末效应”（weedendeffect）、“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等等，在经济学家们尝试着把人类的非理性、系统性认知偏差纳入模型之后，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目前，许多经济学家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这方面的成果更是日新月异。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更是把久负盛名的clark奖授予研究行为经济学的年轻经济学家马修·拉宾（matthewrabin）。人们在感叹行为经济学迄今所取得的成果时，不能不怀念最先把心理学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吧！

实验经济学就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挑战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理性假设时，在另一条战线上，弗农·史密斯也有类似的隐忧：市场是人类行为的总括，那么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活生生的行为的总合（aggregation），就必然导出经济学基于对人类的理性假设并由数学模型推导出来的种种市场规律吗？

传统上，经济学不是一门试验性科学，因为这涉及到人类的行为，而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使得任何试验结果都很难说服人。史密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的实验研究方法，并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和他的合作者成功地在实验室里模拟了人类在真实世界里的行为模式，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考察被测试者的行为，并从中挖掘出规律。

史密斯早期研究发现，被测试者的卖买行为会导致一个与真实价格非常接近的均衡价格的出现，虽然参与实验的个人并没有关于市场价格的充分信息。

史密斯及其合作者查尔斯·普鲁特（charlesplott）（奇怪他怎么也未获奖）后来发现，实验结果（市场价格的出现）与实验设计（市场机制）密切相关。不同的实验设计导致迥异的实验结果。这启发了他们去用实验展示选择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他们率先采用“风洞测试”（wind tunnel）的方法，研究对私有化或政府采购的不同设计，可能导致的不同的市场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篇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抑制实施“反周期”操作。被人们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其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理性掌握的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首先，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人的需求是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社会从以采集、狩猎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在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出于对国内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大量购买使家庭卫生设施升级换代的“马桶盖”。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演生出“结构化”的动力问题，但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充分展开，才真正形成了对于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在真实世界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情况下，政府便不得不处理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的复杂问题。

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说，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问题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

最后，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

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有益经验而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的现代治理和追赶、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篇10

[关键词] 体育消费需求 分析模式 理论依据 构建

一、构建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的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对居民体育消费现状和体育消费需求做过一些调研，并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这对于体育经济理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但是由于缺乏比较科学的、系统的分析模式，难免出现顾此失彼，有点无面，残缺不全的局面。比如说，有学者在研究个体体育消费需求时，却忽视了家庭体育消费需求及团队体育消费需求；有的学者在研究消费者体育需求时，只考虑观赏型，参与型体育消费者需求，却没有顾及到体育赞助商的体育消费需求等等。为此，构建比较科学、系统的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对于全面掌握不同消费群体、不同消费单位的体育消费需求状况，加强体育产品开发的宏观调控，调处体育市场供需矛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并愿支付的有效需要。体育消费需求是指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如一年）对体育消费资料的需求状况。体育消费需求受体育消费者的经济收入，兴趣爱好、体育消费品的价格，以及体育消费者的余暇活动时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体育消费需求具有选择性、时代性、效用性、预期性等特点。因此，构建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也有它的独特理论依据。

1.模型及需求分析模型作用原理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与所有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深深依赖于各种模型（model）的对真实世界的简化。模型使经济学家能够分离出特别的经济力量，可以运用一个好的模型迅速而经济地进行预测。他们认为衡量模型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它是否精练或简洁。由于真实世界太复杂，模型要作简化假设，因此，好模型是建立在合理的假设之上的。

一些学者借助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模型作用原理创建了一些重要的“需求分析模型”。如LES模型、working模型、AIDS模型、Rottordair模型，其产生途径主要导源于直接效用函数、间接效用函数、成本函数和微分方法的应用。我国学者邵全琴、周虎成等5人根据需求分析具有迭代性、并行性、演化性等特点，在需求分析的浪峰模式（The ofanos等，1996）的基础上构建了演进迭代式GIS需求分析模型。以上模型作用原理及多元模型的构建是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赖以建立的根本依。

2.构建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赖以建立的供给与需求原理

在经济学家的十八般武艺中，供求模型是最简单的武器之一，即使如此，它对于解释我们身边的世界非常重要。供给与需求向我们展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如何对市场刺激做出反应。供给与需求理论中的需求法则（价格与数量之间的负相关），供给法则（价格与数量之间正期关），收入效应（以更低的价格使消费者手头的钱买到更多的商品）以及影响需求、供给曲线位置的因素等理论都对构建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具有指导作用。

3.构建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赖以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品的经济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就随之发展起来。体育产业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必然要深入体育经济领域。因此，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科学构建。

(2)关于社会生产目的和实质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和实质不是由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而是社会条件，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不是利润，而是满足人们的健身和精神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4.构建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赖以建立的消费者行为学和消费者心理学理论。

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其定义是对涉及商品、服务、经验或创意的获得、消费及处置的购买单位和交换过程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决策观点、体验观点和行为影响观点对构建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有一定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消费者心理学研究者的一些成果，如消费动机、消费体验、满意度理论和消费群体市场心理理论等都对构建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起到重要理论指导[6]。

三、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的类型

由于体育消费需求具有显著的选择性、时代性、效用性、多元性等特征，其分析模式可以划分如下三种类型。

1.根据体育消费者对体育消费资料的不同选择或多项选择，构建“需求选择分析模式。”

图1中体育用品消费需求包括居民对体育器材、特许商品（如运动队的帽子、夹克或运动衫），收藏品和纪念品（如美国19世纪80年代了早出现的“棒球卡”）的消费需求。另外，从事比赛或表演的运动员也可被认为是体育产品，这种体育产品能够满足体育消费者的“捆绑效益”，也是居民体育消费需求的一项内容；运动食品饮料消费需求包括居民对运动专用食品饮料和运动员比赛训练过程中的专用食品饮料；体育图书画册消费需求指居民对国家正式出版发行的体育图书画册的需求，健康咨询消费需求指居民对健身方法，手段和作用的消费需求；健身休闲服务消费需求是指居民为满足健身娱乐需要，对健身场所，健身指导的消费需求；体育培训消费需求指居民，尤其是青少年为提高身体素质和专项技能而参与运动训练，身体锻炼的消费需求。

需求选择分析模式的优点是:(1)体育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知识结构、经济状况、时空条件选择消费资料，(2)便于研究者统计评价，准确把握各项消费品的需求量以及体育消费需求总量，利于宏观调控体育产品的供求关系，(3)也有利于体育制造商和体育赞助商制作营销方案。其缺点是难以对家庭体育消费需求和团队体育消费需求做出调研方案，导致体育需求总量产生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宏观决策。

图1 需求选择分析模式图

2.根据家庭、赞助商和团队等不同单位的体育消费需求状况构建“单位需求分析模式”。

图2中的体育实物和服务消费需求内容同图1，健身消费需求主要指订购家庭健身器材的需求，保健消费需求主要指中老年保健方法、手段的需求；观赏消费需求指家庭成员购买运动会入场券，收看体育节目的需求；团队主要指企业单位组建的业余运动队或指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和一个自由组合体。

该模式构建的优点是：能够全面调查分析全社会（个人、家庭、团队、赞助商）体育消费需求状况。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过程中，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居民家庭体育消费水平也会提高；随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竞争意识的增强，各单位体育投资也会逐步增加，由此产生的团队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因此这种需求分析模式比图1需求分析模式更为全面。不足的是难以统计家庭、团队需求数据，在实际调查中也存在一定难度。

3.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体育消费者对体育消费需求状况构建“多元群体需求分析模式”。

构建多元群体需求分析模式时，为什么要把女性体育消费需求作为其中一项进行分析呢？因为女性占我国人口的二分之一，从以往情况看，女性体育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女性体育消费不如男性。但从发展的眼光看，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整体素质都在不断上升，女性体育消费需求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因此，分析女性体育消费需求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多元群体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的优点是：容易把握不同群体体育消费状况，可根据年龄、性别心理行为特征进行全面分析，有利于调控体育市场。不足之处是无法掌握家庭、团队的体育消费需求状况。

图3 多元群体需求分析模式图

四、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的应用价值或操作方法

1.应用价值

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的构建是一种理论探讨和创新，把理论运用于实践才是真正的构思目的。在实践中，研究者运用创建模式制订调查量表、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科学结论，为政府和经营者对体育市场供需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做出应有贡献，就是构建分析模式的应用价值。

2.操作方法

比如，我们要研究某省、市居民体育消费需求现状时，运用图2、图3分析模式为优，因为这两种分析模式能比较全面反映居民体育消费需求状况。如果要研究某一群体体育消费需求状况，则采用图3为佳。图1分析模式是研究居民体育消费状况的基础模式，在实际操作时不可忽视。

以上三种体育消费需求分析模式各有优缺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应该取长补短、综合应用，灵活运用。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利兹彼得・冯・阿尔门[美].体育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7～8

[2]钟颖杰王铮:中国地区的消费需求分析[J].地理学报，1998(4)：295～300

[3]邵全琴周成虎杜云艳等人:迭代演进式GIS需求分析模型研究[J].遥感学报.2001(9): 23～26

[4]李宗浩:体育管理学 体育经济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144

[5]钟天朗:体育经济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