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经济停滞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典型特征

记 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这一典型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体现得并不典型，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

何自力：传统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19世纪时大都以10年为一个周期，20世纪前半期则演变为5年左右一个周期。经济危机的周期通常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一次危机经历四个阶段后会进入一个新的危机周期，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

从逻辑上讲，如果经济危机可以永远周期性地发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都可以期待其会走出萧条，经过复苏而走向繁荣，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危机与繁荣的循环交替中永远存在下去。事实证明这个逻辑并不存在。自上世纪70年代走上去工业化轨道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态逐渐发生变化，这就是生产过剩性危机演变为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与之相伴的经济波动和停滞失去了周期性，周期的各个阶段的特征也越来越不明显，经济的持续停滞成为常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呈现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重要标志。深刻认识这一转变的表现和成因，对于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主要表现

记 者：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何自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停滞成为常态，其表现如下：

去工业化导致西方国家丧失物质生产能力。产业结构从早期的制造业占居支配地位发展到高度服务化，加工制造业趋于萎缩，大部分普通消费品、日用品、工业制成品等在西方国家已不生产，消费品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外贸赤字迅速扩大，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

福利制度难以为继。随着去工业化和经济衰退的加剧，福利保障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财力做支撑，福利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高福利已名存实亡，劳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治动荡不断加剧。

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危机频发。金融自由化使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通过形形的金融衍生工具巧取豪夺，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最终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服务业难以支撑经济繁荣。制造业衰退，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是目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国经济的基石说到底是满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孤立的服务业不可能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制造业萎缩了，服务业必然紧随其后而萎缩，整个国家的经济将迅速陷入衰退且不可逆转。

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公共开支难以为继。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衰落以及资本家逃税行为，使政府通过增大公共开支来支持福利制度变得非常困难，被迫举债以维持公共开支，结果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目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背负着巨额债务，在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坠下。

经济持续下行，复苏和新的繁荣遥遥无期。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挽救遭受重创的经济，但成效甚微。目前西方国家投资疲弱，消费不振，出口乏力，通货紧缩严重，经济增速低迷。

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导致严重失业，2013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为7.2%，青少年失业率为21%，黑人失业率12.9%，西语裔为9%。目前，欧元区17国失业率为10%以上。

中产阶级分化，橄榄型阶级结构转变为金字塔型结构，阶级对抗加剧。美国过去20年来的贫富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如今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社会近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随着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会仿佛回到了财富占有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集团的对立。

政治体制病入膏肓，政府运作效率十分低下，难以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西方政治哲学对政府的作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政府仅仅被看作保护私人财产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守夜人”，否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必要调节和干预。在实践中，当社会出现重大经济或社会危机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时，激烈的党派纷争严重限制了政府的干预能力，致使政府缺位和难以发挥作用，任凭危机不断恶化。美国是典型例子。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具有客观必然性

记 者：您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何自力：受几个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工业资本主义衰落直至陷入停滞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有其必然性。

一是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偏重市场调节，轻视必要的政府干预，这与其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私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具有对抗性。私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利润，它构成了私人资本从事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和目标，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即资本利益至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私人资本最愿意接受的市场竞争秩序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对任何限制和约束其谋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制度安排，本能地予以抵制，拒绝承担任何以牺牲私人资本利益为代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反对政府基于维护社会利益而对私人资本利益进行的干预和调控。

当代资本主义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密切联系，企业与社会高度融合，国内与国际联为一体。但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使得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例如在就业问题上，机器替代劳动与保持充分就业就是一个突出矛盾。对政府来讲，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必须实现高水平的就业，而对私人资本来讲，利润最大化是唯一的追求目标，为此，私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用新的技术、新的机器代替工人，以期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做给资本家带来了丰厚利润，却给社会带来了失业人口不断增大的问题。资产阶级政府为制止失业人口不断增大，需要对资本家用机器替代劳动的行为进行干预和限制，这必然遭到资本家的抵制。他们要么用手投票，通过选举政治把自己的人推到国家立法机构，让这些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要么用脚投票，将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最终将失业问题甩给政府。可见，只要私有制存在，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由此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二是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力量强大而政府地位弱小，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密切关系。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安排中，立法是基础，司法是保证，行政只是立法和司法的从属和执行机构。表面上看，社会各种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立法决策，决策过程显示出民主性，但事实上，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只是少数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决策最终体现的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意志和要求。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政府是行政机构，基本职能是落实议会批准和通过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由于政府行政职能受到立法机构的严格制约，而立法机构又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的手中，体现少数人的意志和要求，因此，政府在本质上只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西方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相适应，主要任务是隔几年为政府机构选择一个掌门人，哪个政党能够执掌政府权力，就看哪个政党能够代表大资本利益集团的意志和要求，或者看大资本利益集团支持哪个政党，愿意为哪个政党捐出巨额竞选经费。西方国家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既操纵议会的立法过程，又控制政府行政部门首脑的选举，政治体制沦为利益集团的驯服工具。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占有社会资源，绑架公共权力，不允许政府过多干预和限制自己的权力。在这套制度中，不同党派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私利在立法机构激烈争斗，相互掣肘和拆台，很难就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达成一致，决策效率极端低下，致使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难以有效发挥职能，很难及时应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矛盾。

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是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为代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宣扬个人高于社会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将个人自由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反对公有制，极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迷信市场自行调节，断言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干预只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在该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市场调节，削弱国家干预的政策措施，遂使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向更加偏向市场主导的方向转变。这种模式对私人资本的经济行为缺乏有力约束，对宏观经济波动和失衡状态缺乏有效调控，对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难以积极化解，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篇2

【关键词】 劳动 劳动价值论 主体性 劳动公有制 公共价值

一、劳动是人本质的核心

劳动者的价值观是立足于劳动，因而也是立足于人的，是人本质和人性的展开或社会表现。劳动、需要、交往、意识作为人存在和本质的四要素，是历史地形成并发展的。需要、交往、意识三要素都是以劳动为根据，并围绕劳动而形成和展开的。

（一）劳动

对劳动的认识程度，与劳动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都是人类文明的表现。在原始社会，那些敢于以自己的手打磨石块，烧制陶器，从而满足了生活需要的先行者们，肯定会从中感到自豪。中国神话中所说的“神农尝百草”及其对种植业的开创，可能是一小批不安于动物本性的人所为，但其意义，绝不亚于瓦特等人发明蒸汽机并开创机器工业。那时的人们，从劳动中所能感觉到的，首先是对自身智慧和能力的认知，而这恰恰是人本质的基本体现。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就在于劳动。

（二）劳动力商品

劳动力就是人的劳动能力，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体现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劳动就是劳动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劳动力商品的效用具有其他商品所没有的特殊性质。其他商品在被消费和使用时。随着它的效用的消费，它的价值也随之丧失或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不发生价值增殖。而劳动力这种商品则不同，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费就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不仅能够创造自身的价值，而且还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其超出原有价值的那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劳动力的这种特殊的效用对于货币转化为资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劳动力商品化的实质是劳动力使用权的商品化。

二、劳动价值论：劳动者的经济观

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其所创造价值的所有权的基础，这是劳动者的意识。人类的进步，是以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为标志的。正因如此，我们应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以劳动者这一主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分析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及政治经济权利并探讨现代劳动价值论。

（一）劳动与价值

劳动创造价值这个观点，既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念的具体化，是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又是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依据。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其不可解脱的矛盾，它一方面强调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非劳动的资本和土地也应占有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并认为资本占有利润是生产的目的，由利润转化的资本积累是再生产的主导。劳动者并不能得到的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及其产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为其论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矛盾。

（二）主体性

从对经济矛盾的必然趋势的分析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苏联模式”，其矛盾的根本和核心问题，都在于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确认和保证，从而抑制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并引发各层次的矛盾。

人类的历史证明，只有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才能调动其主动性，并由此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发展生产力。解决现实中国经济矛盾，根本在于确立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

（三）现代劳动价值论

劳动方式的变化和劳动分工，使现代劳动者的构成发生变化。这与一百年前马克思时代相比差别是明显的，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劳动者仍是劳动者，他们依然在以自己的劳动，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制造商品、提供服务，由此给人类提供各种效用。正是在制造商品、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形成了现代人类的经济关系和矛盾。现代劳动者也在不断以提高了的素质技能制造商品、提供服务时，认知了自己的利益，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意识。概括现代劳动者的经济意识，维护并争取他们的利益，是现代劳动价值论的依据和必然。

现代劳动价值论，就是要将现代社会中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不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还是服务劳动，都作为立论的依据，从他们的利益和意识中，概括现代劳动者的经济观，并据此而揭示劳动者与资本统治及其他阶级统治的矛盾，探寻加强劳动者内部团结，并在争取自己利用的过程中，变革社会制度，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取消阶级统治和压迫，建立劳动者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制度而奋斗。

三、经济矛盾的必然趋势

（一）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必然趋势

资本主义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其基本的权利有两个，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二是劳动力的所有权。这两个权利是分离的，分属于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正是这两个分离的权利主体，构成资本雇佣劳动制的基本经济关系，他们之间的猫冬是资本雇佣劳动制社会的主要矛盾。

分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权主体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雇佣劳动制社会的发展日益激化。这种文明主体与文明成果之间的异化，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造成的，这恰恰也证明了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及其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历史过渡性。因此，变革这种制度和社会结构，真正是使文明主体成为社会主体，并能享用现代文明，并在文明演变过程中途不断提高文明主体的素质技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苏联模式”的失败及复兴公有制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公有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失败，为摆脱陷入资本私有制的绝境，中国今天面临的便是如何复兴公有制经济。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局限和缺点的根本，就是以唯物主义为哲学观念，唯物主义的经济观是唯生产力观，“苏联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也是主张生产力论或生产力决定论的。由此而来的“苏联模式”对公有制的规定，是只针对生产资料的，即“生产资料公有制”，虽名义上不包括劳动力所有权，但实际上将劳动力所有权也收归公有。

因此，所要复兴的公有制不仅是对资本私有制的否定，也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由此，对如何复兴公有制的探讨就必须在中国和世界现实经济矛盾的规定中寻找答案，确立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改革发展劳动公有制，，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解决现实中国经济矛盾。

四、劳动公有制――经济矛盾的必然趋势

公有制并不是马克思等人的理论幻想，更不是外星人对地球人的强制，它是人类社会经济关系演化的必然，就像资本私有制曾是这种必然一样。其根据，就在于素质技能不断提发展的劳动者在其本质的核心要素劳动交换中的内在要求。

（一）劳动公有制

劳动公有制是劳动者自由发展，从而是人性升华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确立并保证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而这集中体现于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和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上。为此就要有与劳动公有制内在统一的民主法制，建立和完善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管理等一套社会机制，在明确规定劳动者的两个所有权的同时，保证对其派生的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监督权、管理权等的控制。

（二）公共价值

公有制经济所创造的公共价值，绝大部分应来自协作产生的集体力；民主劳动公有制比资本雇佣劳动私有制的优越性，或者说它能取代资本雇佣劳动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更有助于协作及其集体力的生成和发挥。

在公共价值的占有与提取、分割、使用的各个环节，都要由相应的公共权利机构来行使权能。也正是这一点，成为公有制经济矛盾的焦点。公有制的进步意义，就在于打破并逐步消除私有制依对剩余劳动所创造财富的占有而形成的少数人控制多数劳动者的状态，使劳动者真正成为自主自立自由的生产者，这里的关键又在对公共价值的占有与提取、分割、使用等环节。

20世纪公有制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这一点：在对公有制改革的过程中，主要的核心和问题，就是在权利体系上强化所有权主体的地位，并以民主法制保证其对公共价值的占有和提取、分割、使用等环节及公共权利机构和负责人的控制。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刘永佶：《劳动哲学》（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

[4]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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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新变化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38-04

[作者简介]李海红（1980-），女，黑龙江绥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金融市场、投资学、公司金融。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贷机构被政府接管，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大投资银行被收购重组，这场金融风暴引发了一轮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企业大量破产，银行倒闭，股市暴跌，市场和消费低迷，工资福利大幅下降，工人失业，经济发展停滞，社会财富大幅度缩水，全球的股票市场在短短半年的时间蒸发掉27万亿美元。这场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大、连锁效应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发酵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一、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充满着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一方面“过剩”的商品堆积如山，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却买不起商品，过着贫困的生活。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而言，这种相对的生产过剩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2.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经济方面具体表现为这两个矛盾的激化，从而直接引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管理的失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创造了资本的辉煌和神话，但是由于人性的贪婪和狂妄滥用资本法则和规律，肆意践踏和破坏人类社会的资信系统，破坏人类文明社会中复杂而且独有的信用平台，从而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监管的失败。

马克思曾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资本论》第三卷）就是说，批发商业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导致金融危机。“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个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产生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资本论》第二卷）此种情况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就给人们造成一个虚假繁荣的假象。而与此同时生产方面的不断扩大又是靠信用来实现。因此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一同在不断增大。

由于信用功能的增强使得资本家们可以不断从事远远超过他们资本能力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时货币形式上的回流由于商业信用的增加，变得可以不受实际回流时间限制，从而加速资本的回流速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信用的扩大，而信用的不断膨胀又促进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所有这些变化都会让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形式，获取追加资本，用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在经济不断发展的阶段，股票、债券这些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所以，信用的繁荣和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信用的繁荣导致产业和商业的繁荣，产业的繁荣进一步加强商业的繁荣。但是，由于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实际资本回流非常缓慢，数量也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资本论》第三卷）实际上，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它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实行新自由经济政策，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盛行，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带动生产，从而使得企业摆脱经济危机，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幅增加，致使国家的通货膨胀加剧；与此同时，资本家为寻求投资，获得剩余价值，会大量积累资本；这两股资本积累面对实际生产的相对过剩就开始转向资本运作，从而摆脱实体经济，以钱生钱，即生产的过剩开始由实体经济向金融方面转移。

美国为了进一步刺激资本的繁荣，放弃对金融资本的监管，以“新自由经济”政策为指导，利用科学技术推动GDP高增长、低通胀发展10年，从而使资本市场过度繁荣。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经济泡沫超速膨胀，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使经济走出低谷，美联储从2001年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以大泡沫治疗小泡沫，使金融资产向房地产转移，直至次贷危机爆发，资金链断裂。截至2008年11月3日，世界五大投资银行不复存在，华尔街经营模式被彻底改写，美国14家银行倒闭，世界各国联合救市，向市场注入更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一场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每隔4～10年就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以往的金融危机都有相似之处。

1.监管不力致使信贷条件宽松。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滞涨”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此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方针。2001年以后，美国央行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使得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而相应的贷款机构对未来市场预期一片乐观，预期未来市场会持续走高，并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当然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的前提下，贷款机构也积极发放次级贷款。贷款机构不断降低贷款门坎，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此外，正常的经济应该是实体经济和货币的相对平衡，而美国人消费观念超前，属于过度消费，无节制的消费甚至浪费，为资金链的断裂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压力。同时，世界市场上的通胀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波动和流动，使得大量热钱没有任何防备地到处流动，并大量涌入房地产业，使得房价泡沫越来越大，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2.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生产的国际化导致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迅速增加，促使跨国银行在海外开设大量的分支机构，以满足跨国公司全球范围资本流动的需要，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原始的推动力量；同时，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各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换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产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拉美国家为了得到西方国家或者经济合作组织的援助来摆脱自身的债务危机，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新兴市场国家为了加快市场化的步伐，纷纷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例如，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各国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取消外汇管制，实施利率、汇率市场化等，这大大便利了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并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说，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内在地推动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消除了金融交易在国际间进行的一系列技术障碍和限制，使各国金融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近，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流动几乎没有限制，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质量，降低了其筹资成本，也推动了各国金融创新、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金融危机的蔓延。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已经成为常态，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不利的影响。而且，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稳定通过资本流动的变动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很容易通过日渐畅通的金融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同时，金融资本全球化削弱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使汇率制度选择困难。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发展趋势，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之间的明显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金融动荡或者金融危机。另外，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一些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资金流动加快，流动性过剩日益突出，资产证券化趋势盲目扩张。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使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

三、金融危机冲击资本主义，带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开始出现，重创美式资本主义

新自由资本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可有效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新自由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也日益突出：1.不平等日益扩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存在于能体现劳资关系的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于整个社会中；2.金融部门越来越专注于投机性和风险性活动；3.出现了一系列的大资产泡沫。这些方面在促进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为最终的体制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大卫·科茨，2009）也就是说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虽然恢复了经济增长，但社会财富开始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同时由贫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会日益激化最后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在今后10年里，新兴市场和中低收入的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调整和改革本国的经济政策方针，完善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国内工业，不必特别注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北欧模式、亚洲模式甚至新加坡模式等纷至沓来，将引发一场资本主义模式的新一轮竞争。

（二）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经济体制调整力度加大

金融危机带来经济的萧条，因此各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和审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从中吸取教训。如巴西利用政府扶植的开发银行把信贷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门，作为其在危机推动下实行的初步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在国有银行领域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而西方各国都加强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主导作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大规模的刺激消费和需求的政策，同时为了抑制经济的继续下滑，优先保护大公司和大企业。

以美国为例，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始发国家，大量的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美国对大型金融机构紧急注资，购买大型银行的股票，同时财政部还公布新的金融救援计划，已修复金融体系，使信贷市场恢复信心。在消费品市场上，美国政府为了加强消费者的信心，刺激投资，实行了免费政策，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家庭进行减税支持，从而把更多的财富让渡于民，促进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政府支出上，美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出资鼓励消费者支出，降低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尽最大努力改善经济的低迷，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走向多极化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独立承担全球发展责任。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还涉及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竞争。而美国一向喜欢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美国不再被看作是政策或意识形态的唯一标准。

例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最初是在拉美制订并实施的。至于产业政策，30多年来西方在这一领域中所贡献的创新思维甚少。实践中很多的成功模式源于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声音与思想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提供国——的声音与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发展议程方面的一项明显的转变。这曾经一贯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实施——实际上往往是强加于后者的一项议程。美国、欧洲和日本将继续充当经济资源与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新兴市场正在进入这一领域，并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在用于发展的资源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实践方面，都不仅将成为捐赠国，而且将成为受益者。尽管世界上的很多穷人都生活在其境内，但这些国家就经济、政治和知识而言，已经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了新的尊重。事实上，发展从来就不是富人恩赐给穷人的某种东西，而是由穷人自己实现的。西方大国看来最终正在觉醒，认识到这一真理，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对他们来说还根本没有结束。（《外交》，2011（3/4））

（四）资本主义开始步入资本过剩时代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初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因为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资本家为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利润，他们在使用相对剩余价值榨取手段时，为提高生产效率，缩短自身的个别必要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产力的进步，从而导致社会上的商品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得到增加，而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必然导致商品销售市场的相对缩小，即导致了生产过剩。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实质是由资本过剩带来的。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生产和消费，造成市场上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带动下实体经济发展迅速，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因此总是向利润率高的领域流动，因此这些实体经济可以引来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投资者目的就是“以钱赚钱”。由于大量资本被投入到实体经济中，造成生产过剩，商品大量积压，不能及时收回资本，从而银行资金出现短缺，掀起挤兑风潮，先引发金融危机，资本家从银行贷款越来越难，只好低价出售产品，甚至销毁产品，普遍的经济危机就到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缓慢地对传统实体经济的投资会由于风险的扩大和利润的缩小作用减少，使得过剩资本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进入资本过剩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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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货币非中性；融资动机；内生货币供给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2－019－06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Post Keynesian Economics)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代表了强烈反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综合派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努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可供选择的多种研究方法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其在美国的分支(又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发展了凯恩斯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不确定性、货币非中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思想，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在于不确定性和同货币――信用有关的那些问题，将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思想发展为一种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来分析资本主义现实经济中的种种问题。20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以及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的理论观点，因此，这一学派的影响力必将进一步扩大。

一、生产的货币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均衡的世界里，产量、就业及收入的实际水平是由真实部门的各种因素(资本、劳动、资源和技术等)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只决定各种经济变量的名义水平，而不能决定其实际水平。这就是说，货币是中性的，它充其量也只是罩在实际经济部门之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分成两个部门，即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实际上，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种经济变量的实际值；在货币部门，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流通速度(货币数量论)决定了各种经济变量的名义值(价格水平)。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抹杀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它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如果有货币的话，也只是作为交换的媒介在事后引进的。在新古典的没有货币(或者货币只是买卖的中介)的确定性世界里，经济体系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遭到凯恩斯的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要打破这种两分法，而使物价论与社会全体之产量及就业量发生密切接触。在《通论》绪论中，他这样写道：“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的严重分歧使凯恩斯主张以微观和宏观两分法代替新古典的两分法，他提出了生产的货币理论，用以解释有效需求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世界中的波动。后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凯恩斯关于货币非中性的观点。他们提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都是影响真实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是从凯恩斯关于分析使用货币的企业家经济的方法演变而成的，该理论强调，资本主义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信用――货币经济中运行的。因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实践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与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保罗・戴维森指出，企业家经济“是一个有着两项显著不同的特征的体系”。首先，组织生产的是“一群企业主，他们付钱雇佣了生产要素，然后期望从产品的销售中得到金钱补偿”。第二，“不存在自动的机制保证付给生产过程中的投人要素的货币将被花费在工业品上。因此，企业主永远无法确定他们能收回所有的货币生产成本。”维多利亚・奇克也指出：“《通论》代表着一个生产经济模型，它使用货币，在时间中穿行，受到不确定性和出错的可能性约束。”

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不同，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贮藏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把现在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资本家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货币就是投资和生产得以实现和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非物物交换的经济中，由于不确定性不间断地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储存货币就必然成为抵御不确定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是因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虽然具有零收益，但同时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其他资产所不具备的。所谓货币的流动性，是指货币无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还是作为一般的法定支付能力随时随地(包括即期和延期)都能进行支付和偿还债务。由于其材料的属性(如体积小、自然损耗少等)，保藏货币的费用很低，甚至微不足道的，货币的这一特征与流动性结合在一起，使货币成为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货币之所以被用来作为贮藏手段，主要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那么就无需在交易需求之外再保持一定量的现金，所有的闲置现金将自动地转化为长期的盈利性资产，而货币作为财富贮藏手段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不是因为存在不确定性，凯恩斯问道：“为什么在疯人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想把货币当作财富贮藏手段呢?”英国后凯恩斯主义者乔治・沙克林也指出：货币由于其所提供的流动性，可以推迟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货币是不确定性世界中的购买力的短期寄居所。

一旦货币作为贮藏手段退出了流通领域就存在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已指出过。后凯恩斯主义者则发挥了凯恩斯在《通论》第17章所讲的关于现代货币的两个特征思想，说明了为什么货币会影响真实部门的实际产出和就业，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通常情况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的第一个特征是：其生产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说，货币不是生长在树上，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其需求增加和价格提高会使其供应量增加。在不兑现纸币流通或者实行管理通货的国家，纸币的生产或发行都由国家严密控制，对于私人企业来说，绝对没有生产纸币权力，货币的生产弹性只能等于零。货币的第二个特征是：其替代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说，货币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其需求增加和价格提高会减少自身的需求量和增加其替代品的需求量。货币的替代弹性等于零是由于货币本身并无效用，它的效用来自于交换价值。作为一般购买力的代表，它可以换回任何其他商品，但其他商品中却不具备这种效用。因此，人们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代货币，货币的交换价值越高，人们越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换货币，从而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货币的这两个特性对解释有效需求失灵的起着决定作用：对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对灵活性需求的增加，即货币需求的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会导致货币的价格――利息

率――上升；另一方面会导致非货币生产及相应的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都会对实际产出和就业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货币是以一种实质性的和特殊的方式进入经济体系之中的。”

后凯恩斯主义者不仅强调不确定性世界中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他们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不确定性世界中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问题上。从货币的这一职能产生的信用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根本上是一种信贷经济。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以及生产着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欠债，货币资本的借贷关系，弥漫于每一个角落，从而形成一个接着一个的支付的锁链，一旦个别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这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必然的，这个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支付锁链就会从某一个环节中断，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就是建立在货币经济的信用和债务关系基础上的，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该假说既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模型，借以说明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发展的内在联系；同时，它还表明金融危机是与金融自身内在的特征紧紧相关的，即不稳定性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巴伯拉将明斯基的观点总结为这样两句话：“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使人们愿意去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许多人进行风险赌博时，一丝沮丧之情便可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他将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暴跌列为“明斯基式危机”的一个经典案例。他指出，1966年至2002年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这反过来使主流经济学家和房主们以为，房价永远不会下跌。随着房价上涨，人们在房地产市场里加大赌注，其形式就是次级抵押贷款、抵押再融资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从2004年6月开始，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决定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达到5.25％。贷款利率提高后，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下降，导致价格回落。与此同时，拖延还款的现象显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贷款就是所谓的风险贷款或次级贷款。在贷款市场繁荣时，许多银行利用抵押贷款发放担保债券。当房屋价格下跌、消费者开始拖欠还贷时，投资者发现最好的做法就是抛出手中的债券。这样一来，问题在短时间就转移到银行方面：它们没有充足的资金应对这股抛售浪潮。许多银行成为牺牲品。与此同时，债务成本提高，资产贬值使得许多家庭受到财产损失，从而造成消费、投资和信贷活动的相应缩减。

二、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利率由投资和储蓄这两个实物因素决定，并调节投资和储蓄使之相等，货币的供求不会影响实际利率，因此，货币是中性的。在《通论》中，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率理论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全新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认为，利率不是由投资和储蓄决定的，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需求由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组成。其中，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主要和收入相关，投机动机主要和利率相关。货币供给是由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数量。利率是一种价格，它使得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量恰恰等于现存的货币量。因此，货币的供求变化使利息率发生变化，而后者的变化通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传递到实际部门中去。后凯恩斯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在《通论》中的这些观点，特别是对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发表一年后的几篇论文提出的观点加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新说。

早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就与货币数量论作了彻底的了断。他明确区分了工业和家庭这两个部门为交易动机所持有的货币量，并指出两者持有货币的动机不一样，家庭部门主要是为消费的目的而持有货币，而工业部门持有货币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和投资。马歇尔的“剑桥方程式”只适合于前者，因为它是相对稳定的，且与收入保持固定的比例，这一方程式被凯恩斯形容为是一种“坐着的货币”。而后者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就是说，两者的流通速度是不同的。凯恩斯因而否认了货币数量论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一个主要信条，即在货币量和国民收入的名义水平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因此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或是可预测的。在《通论》中，凯恩斯没有提及这一观点，这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从《货币论》上的一种倒退。然而，在《通论》发表的一年之后，凯恩斯在《就业通论》、《利率的替论》和《利率的“事前”理论》等3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的概念，将其作为传统的交易需求之外的一种货币需求。他说，“我现在认为，当初我在分析货币需求的各种源泉时，如果能更加强调这一点就好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理论没有受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重视，但却被后凯恩斯主义加以大大的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强调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将其称之为“第四种货币需求”。西德尼・温特劳布甚至提出了货币需求七动机说。他认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需求的动机可以扩展为七个：(1)产出流量动机；(2)货币――工资动机；(3)金融流量动机；(4)还款和资本化融资动机；(5)预防和投机动机；(6)弥补通货膨胀损失的动机；(7)政府需求扩张动机。其中，除了第5项和第7项外，货币需求的其他动机都与融资动机有关。而一旦将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引入未来不确定性下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框架，就会得出货币非中性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结论。

所谓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是指企业家在进行投资决策和实际完成投资这一时间间隔内产生的货币需求。这是发生在实际投资进行之前对货币的需求，它同计划的投资有关，因为在进行投资之前，必须确保相应的资金供给，它是为了当前的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一笔预先提供的现金。对出于融资动机的货币需求似乎适用暂时或非常短的时期，但是这种旨在为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暂时性”的货币需将会特别巨大，特别是在经济高涨期更是如此。事前投资的急剧增加造成了对事前资金需求的显著增加，而除非银行愿意按现行利息率提供更多的资金――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资金需求是不可能在不导致利息率上升的情况下得到满足的。这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企业家筹措资金的时候和实际进行投资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空位期，在这个空位期，存在着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但是却不存在着它的额外供应”。利息率上升最终会导致实际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在灵活偏好理论中加入融资性需求，这意味着在存量货币中加入流量货币，这样就必然导致存量和流量的矛盾，从而造成利息率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保罗・戴维森指出，在“融资动机”存在的情况下，IS－LM模型是不稳定的。因为由于“融资动机”的存在，投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相互联系的，IS曲线和LM曲线也是相互影响的，当融资动机导致IS曲线移动时，LM曲线也随之移动。

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的，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而只能被动地适应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如果中央银行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对于货币需求的增

加――这是更为可能的情况，那么，发生在货币部门中的变化就会通过利息率的变化外溢到实际部门中去。在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中，货币供给被视为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对货币数量论以及货币供应量与名义收入水平之间联系的强度有不同的解释。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理论完全是与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货币数量论对立的。正如斯蒂芬・罗西斯指出的那样，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需要毫不含糊地在三个方面直截了当地拒绝货币数量论：(1)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于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概念；(2)拒绝关于货币需求是人均实际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函数的论点；(3)拒绝货币数量论中的由货币供应量到名义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因果链的箭头。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代表是温特劳布－卡尔多模型。

温特劳布模型是以他著名的工资定理为基础的。根据这一定理，工资率的任何过度增加都将通过某种在单位劳动成本之上的事先决定的和稳定的加成而导致物价的上涨。由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所导致的名义收入的增加将造成在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上的交易货币(信贷)的需求的增加。温特劳布假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那么要维持实际产出和就业水平，就必须完全满足对货币的需求。因此，箭头的指向是这样的：货币工资上升成本提高利润加成价格水平上升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完全不同于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后者认为，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造成了价格变动，所以箭头的指向完全是相反的。

如果中央银行断然拒绝增加货币供应，过度的货币需求就会引起利息率的上升，并导致预料之中的凯恩斯式的结果，即通过乘数的作用，投资的减少将导致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减少。在较低的实际产出水平上，货币需求将会减少，这就迫使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实现相等，这一调整过程是通过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减少来完成的。同样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能部分地满足货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产出和就业就会下降，但下降程度比货币供应完全不增加时为少。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由于货币供应没有或部分地满足了货币需求的增加，物价水平将会提高，而产出和就业减少。这是温特劳布对滞涨问题的解释。在这里，滞涨是由温布劳特的工资定理加上中央银行的顽固态度所造成的。

尼古拉斯・卡尔多认为，在信贷――货币经济中，任何时候货币供给量是由货币需求来决定，即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货币供应是内在的和受需求驱使的。他提出了决定货币供给变化的两个因素：货币收入变化率与工资膨胀率。货币收入变化率是建立在比温特劳布的单一工资理论广泛得多的基础之上，它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1)需求压力；(2)国内投资；(3)出口：(4)财政政策；(5)工资上涨率；(6)公共部门借贷需求的变动，等等。货币收入率和通胀率的变动使名义收入发生变动，从而导致货币需求量发生变动。如果不想引起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货币当局除了满足由名义收入变动引起的货币的交易需求的变动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另一方面，利息率(贴现率)不是由竞争性金融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而内生决定的，而是由中央银行确定和管理的外生决定的货币的基本价格。利息率不是一个因变量，而是一个完全处于中央银行控制下自变量。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确定利息率，而不是货币存量。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实际上并没有控制能力。总之，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利息率则由中央银行决定。货币需求的变化是利息率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变化的结果，利息率对“持有货币的愿望”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因收入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间接影响。换言之，由贴现率变化所导致的利息率的变化对投资有直接影响，通过乘数――加速数模型，它又对收入造成了影响。因果关系的链条是这样的：利息率下降投资增加收入按倍数增加货币需求增加。由此引出的货币需求的变化必须由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予以充分满足。

卡尔多的模型假定，在中央银行所制定的和维持的任何利息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是无限大的或是水平的。这意味着，货币需求创造了自己的供给，而这种供给能完全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是对萨伊定律在货币部门的反用。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如果内生的货币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金融部门的行为就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仅是被动地适应实际部门发展的节奏而已。但实际上，在未来不确定性的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供给往往不能完全适应信贷货币的需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是不稳定的和金融市场是非均衡的。由此必然会爆发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并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

四、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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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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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梳理现代宏观经济学演变发展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主要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思想渊源，以及其理论要点、政策主张和实践，分析其演变发展过程的特点。

总体而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演变发展，是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而发生的，一直围绕着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两大主题进行争论和融合。这两种基本力量此消彼长，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断深入发展，从而丰富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实践。

一、凯恩斯主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一)凯恩斯主义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风波，接着是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大批破产，失业急剧增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失业和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人数接近5000万。据估计，危机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了2600多亿美元。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解释，也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困境的办法。1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基本矛盾进行新的思考。统治阶级迫切希望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既要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存在，并且能提出应对的政策，但又不要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观点，其思想主要体现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理论上，凯恩斯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遵循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是决定国民收入的关键。他提出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在它们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调节并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方法上，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来消除失业和摆脱经济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相继接受凯恩斯理论，并根据“有效需求理论”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例如，1945年，英国政府了就业政策白皮书》，声称政府将稳定就业水平作为主要目标和责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将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重要目标。1946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案”规定“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是联邦政府的一贯职责”。5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进入鼎盛时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逐渐恢复，此后的20多年是相对繁荣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经济危机提出的，追随者必须对其理论进行新的解释，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态。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需要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忽视的长期发展、价格和工资问题进行研究。此外，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调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要求将反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和反映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在这种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的思想渊源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该学派理论的最大特点体现在“综合”上：①综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应”，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结合起来。②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与古典学派的长期分析方法。③将传统的对市场自行调节的机制与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干预机制结合起来。④把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与凯恩斯强调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结合起来。⑥80年代以后，其“综合”的特征还表现为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派各种理论的综合。其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曾经说“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

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张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适时适度调节，稳定经济增长。195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是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60年，肯尼迪总统采纳了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托宾和奥肯的政策建议，削减个人所得税，生产与就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这又对1970年代的“滞胀”困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应对这种困境，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缓和了阶段矛盾，推迟了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剌激了生产与经济的发展，但是却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加剧。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5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迅速崛起。

(一)现代货币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的思想渊源是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该学派强调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主张通过货币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从50年代中期起，根据费雪和芝加哥大学的传统观点，对货币数量理论作了新的论述，主要观点是：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货币数量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又影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通货膨胀不仅被看成是纯粹货币现象，而且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后果；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计划地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即按照国民收入增长率有比例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主张。

现代货币主义者曾提出过六大政策命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中央银行需要使用明确而有效的目标框架和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全额准备金（制度）；中央银行能够充分精确地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是适宜的高层目标；货币应以稳定或不变的比率增长。。]

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使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

1979年，美国进行了一场“货币主义者的实验”，美联储不再以利率为中心，而是使银行储备和货币供给遵循事先确定的增长路径。这项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成功，从1978年到1982年，通货膨胀率从13%降到了4%,失业率从6%上升到10%；但是却使货币周转率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此美联储渐渐不再以它作为货币政策的风向标。

(二）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要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其理论与政策的核心是说明财政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边际税率的变化，对剌激劳动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等的作用，进而对总供给和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供给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具体来说，主要是指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并由萨伊建立的“从供给出发，将生产、成本、生产率作为研究重点，并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萨伊定律。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经济陷入“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里根政府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失业率降低。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给经济学，目的是通过增加供给提高生产率、消除“滞胀”。但推行减税却使税收降低、赤字高涨，并造成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低生产率、高汇率，投资下降，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时，西方国家经济面临“滞胀”和大量失业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一些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中分离出来，形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该学派有3个重要的假设：理性预期（经济行为人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符合这些变量实际的或者客观的条件数学期望）、持续市场出清（工资和价格变动非常迅速，因此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经济当事人最大化。从这些假设中可以推导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①政策无效主张。如果货币当局宣布打算增加货币供给，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会考虑这一信息并完全预见货币供给增加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因此，产出和就业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变。②减少通货膨胀的产出和就业成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经济体要承受产出和就业的损失。③动态时间的不一致性、信誉和货币规则。最优政策选择是在动态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由于存在试图预期政策行为的当事人，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时期内的相机抉择政策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建立对规则的信誉比具体的规则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独立的中央银行更能建立信誉，以更低的代价实施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⑤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总供给的作用。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自然隐含着增加总供给的微观经济政策，即增加产出或者减少失业的适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厂商和工人提供更多产出和劳动的微观经济动机的政策。卢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潜力来自较好的、长期的、供给方的政策，其收益远远超过短期稳定政策进一步提高所带来的福利。”⑥政策评价的“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批判使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为当事人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行为，参数可能因政策规则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无法比较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即宏观经济模型对于政策评价没有用处。

(二）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长期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在应对“滞胀”问题时一筹莫展，陷入困境。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的理论条件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软弱无力。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没有清楚阐释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尽管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后来把古典微观理论引入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但是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发展了一种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但是过于追求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的完美无暇，其市场出清的微观分析严重脱离了现实，宏观政策无效性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了。由于主张政府干预，它被看成是凯恩斯主义的复也。

相比旧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内容包括“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②强调实际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们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③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结合在一起，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

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特点

虽然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产生和演变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识：①真实GDP的运动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的。M②真实GDP在长期内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内实际GDP的波动基本上是由总需求的冲击引起的。③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在短期内存在，但在长期内不存在。④在长期内，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追求一个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⑤不主张政府使用不谨慎的“微调”总需求的政策，来使产出和失业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们充分就业时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经济稳定被看成是一个博弈理论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体系能够影响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关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纪3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后，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趋同与综合这三个重要的演变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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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流行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西方经济学于15世纪产生，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国家对其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政策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分析而形成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广泛了解，特别是在1929年西方产生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被学者信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在它悠久的历史中，三次重大的变革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三次革命分别是古典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

一、古典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7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法国等国家逐步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的干涉主义的思想，着重要求从生产领域中研究财富的增长，以自由放任态度为主，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古典革命”。

17世纪，英国打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逐渐成为世界霸主，开办了东印度公司，进行全球贸易，掠夺资本，使产业资本疯狂聚集。17世纪下半期，英国出现反对重商主义。1776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是古典经济学战胜重商主义的里程碑，西方经济学由此过渡到了古典经济学时期。但亚当・斯密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古典经济学早在英国威廉・配第的学说中就已出现，亚当・斯密将其宣传于世，李嘉图发展壮大直至结束；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儿的学说中初现，魁奈完善，西思蒙第结束。

古典经济学学者反对政府干预政策，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批判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荒谬理论，克服了重农主义者认为的“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局限性理论，综合二者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多以学说形式出现，但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了系统体系，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60年代，古典经济学学说快速发展。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稳定时期，同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发展，不可避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初期资本主义色彩。古典经济学学者多把关于经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同相同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作用的机制结合分析，使制度和经济发展结合，到后来学者逐渐歪曲前学者的理论概念，有意掩盖和歪曲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的实质，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既定制度下的经济资源配置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引起了少部分学者的不满，经济学家兼实证主义哲学家的约翰・穆勒既想讨论物质生产的不同方面，又不愿意把社会内容和资源配置的内容包括在同一范畴之内，他企图把经济学划分为“因其自然天性而产生”和“受国家制度影响”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尽管约翰・穆勒没用完成系统转变，但十分有效的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关于这两个部分的独立研究。

直至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出现，西方经济学彻底抛弃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开始转向对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才全面完成了这一过程的转变。

二、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过渡时期，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数量分析、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等各类研究方法，因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又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学者――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发现了边际效用的递减原理。后又经过经过维赛尔、帕累托、马歇尔等边际主义者的发扬，最终明确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边际革命是以消费者行为为出发点研究价值的问题，价值决定被看成是消费者个人的心理变化。边际主义者坚定的认为竞争是调节经济的有效途径，是竞争在生存和消费之间建立了均衡势力，边际主义者的微观经济理论被誉为新古典经济理论。

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间的矛盾愈加深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推动人们改变视角，开始从宏观上探寻和研究经济危机的产生，因此随之出现了很多宏观经济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运用总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信的宏观经济理论――动态均衡论；熊彼特根据均衡理论，运用生产要素的新因素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马歇尔提出了货币流通数量论；美国学者密契尔运用宏观视角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这些宏观理论对后来的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是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边际革命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所推动，新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边际革命是研究方法论上的革命，以资源配置为经济研究的中心，使经济学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凯恩斯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在1929年―1933年期间爆发了第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也宣布了“萨伊定律”的失败，也说明了西方经济学前期理论的错误，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出现了第三次革命，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革命――“凯恩斯革命”。

处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中，阐述了需求原理，否定了萨伊定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供给是自行创造需求的，所以不会发生大型的经济危机”这一说法，他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由于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收益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大心理规律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和萧条，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导致危机爆发。他坚持提升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权，运用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办法，提高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群众消费，推动投资等方法，刺激需求，以实现经济的均衡状态，严厉抨击萨伊定律，摒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

不得不说，凯恩斯革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他从心理学规律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危机的爆发，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的理论强调短期、静态的分析方法，忽视动态分析方法；强调宏观经济方面因素，忽视微观经济基础；强调需求因素，忽视供给因素。凯恩斯的理论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也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思想政策的确带来了西方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

凯恩斯革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西方经济学时代，推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期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也为当时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道路，凯恩斯不仅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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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庸.西方经济学概念的革新和理论的发展[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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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制度变迁的经典表述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精炼语言概括。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三编：社会主义”中也经典地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宏观过程。在上述经典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着眼社会基本矛盾构建一个制度分析的系统框架，论证和解释了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运动规律。从经济制度视角看，这一宏观制度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物质前提和根本是生产力的发展，要从生产力这个物质原因中寻找生产关系乃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31532在整个社会矛盾关系中，生产力起着主导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水平和状况，生产力的发展会造成特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意义。社会经济制度形式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的影响作用具有双重性，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制度变迁会使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本性和发展要求，就能够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制度变迁会使生产关系继续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消灭私有制，实现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才能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制度上讲，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经济制度上体现出来，而经济制度的变化进而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提出要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制度起反作用，也就是从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的发展、变化来说明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在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动力系统其实是复杂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前提，这一矛盾构成了制度变迁的最主要动力，或者说是内动力；而一定阶级认识到推进制度变迁有必要时，他们才会产生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力，内动力和外动力相统一才会促使制度变迁，仅有内动力或外动力，制度变迁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其次，经济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马克思指出，经济制度的本质是社会中不同人、团体、阶级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它确认不同利益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活动，通过制度自身的约束性和强制性来保障一定主体的利益。经济制度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改变和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建立经济制度是因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当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种矛盾及其行动就直接推动经济制度变革和变迁，经济制度只有根据社会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和博弈适时地调整，才能处理和规范好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利益关系，达到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目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不同利益主体在谋求经济制度变革时，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正当的或者说都是着眼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长远的进步，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利益主体才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积极推动力量。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和私人利益是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纽带，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推动生产和生活，决定和支配政治权力与活动，也是思想的基础并决定思想，制度要满足现实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关注现实人的利益问题，从现实生产关系出发才能说明利益的本质。当然，现实的利益关系也区分为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要正确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实质是矛盾的，个人利益向共同利益转化，实际上转化成资产阶级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所谓的共同利益是与广大劳动者异己的资产阶级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灭阶级直至无产阶级本身，建立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完全融合的理想社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具有对抗的性质，但两者并没有完全融合起来，只讲目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或者空谈长远利益而忽视目前利益都是不正确的，需要把两者协调起来，通过互动来实现。一方面，共同利益通过个人利益实现。共同利益是在个人利益的不断追求和实现过程中形成的，不能离开个人利益而独立发展，共同利益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不通过个人利益是难以实现的，要反对抽象地讲自我牺牲，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道德说教。另一方面，个人利益通过共同利益实现，个人利益追求受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和规定，离开既定社会所提供的共同目标、需要和生产资料等等前提，脱离社会所设定的条件、手段，个人利益也难以实现甚至是虚幻的。再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是马克思经济制度研究的重心。马克思制度理论是以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来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研究经济制度又是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展开的，这是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核心。在他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根本影响，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性的前提。面对时代提出的任务，他明确提出要实现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因为公有制是合乎人性、具有最高经济效益的制度。

但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实现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替代和变革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有制的实质内容与它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之间的统一也是复杂的，因此还需要具体研究经济体制制度，它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并直接联系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运转，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宏观的直接影响，但其本身不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领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需要合适的经济体制模式，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需要在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根据现实具体环境和可能条件确定，既要满足生产力的性质即现代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又要满足经济形式即社会资源基本配置方式的客观要求。当然，马克思也研究一定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和决策机制等微观制度，这是马克思制度理论的重要内容，但马克思研究这些微观制度的旨趣在于阐述基本经济制度。变革私有制的时代任务决定他研究问题的重心在于根本变革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论述经济制度以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等的变迁，阐述它们之间互动机制。最后，社会基本制度作用机理具有相互规定的非线性特点。

马克思把制度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基本经济制度，论述了生产力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但在论述社会制度的作用机理问题时，并没有简单地把宏观制度变迁和具体制度变革看做是线性的甚至是有人误解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促进或阻碍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样如此，在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时，要充分注意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绝对的单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同时，要辩证看待生产力是具体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它并不意味着就是直接的推动力，而是从“最终”、“归根到底”、“根本上”意义上而言的，如果认为任何具体制度的变迁都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这是对马克思制度理论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了防止孤立分析经济层面而陷入片面性，有时甚至用“交互作用”、“决定性”这些词语来强调“反作用”的重要性，这并非理论上存在矛盾，相反正是体现了科学辩证法，因为他们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不能完全概括社会中复杂的非经济因素在制度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中在一定地方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关系和职能会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但相同或相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未必一定发生相同的经济制度变迁，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制度变迁具有丰富性和差异性。因此，他对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认识中包含着多样性的认识，统一性仅仅是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和客观必然性，但不能反映它们各自历史发展的全部变化和细节，不能说明它们彼此之间差别性和复杂性，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历史过程是按照固定模式整齐划一地发展而没有多样性。总之，不承认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就不是唯物论者；不承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就不是辩证法者。对于马克思制度理论的互动问题，科尔奈讲得很深刻：“他(指马克思)能够被认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是因为他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或者意识形态领域)。

他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来观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那以后，这些领域相互之间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主要趋势才被依据制度范式进行思考的研究者纳入其从事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中。马克思不将自己囿于检验资本主义或其他体制的某些方面的制度，而是观察其制度的总和——不是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观点。”_4既然马克思极力反对人们把他的理论简单化，反对人们片面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唯物主义”，为什么单线决定论的思想还这样普遍流行呢?恩格斯晚年对此有深刻的反思，指出这与他们有直接的关系。他1893年给弗•梅林写信讲：“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此前在1890年给约•布洛赫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恩格斯晚年的论述表明，由于特定的原因即他们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方面，全力从理论上阐述经济生活对建立唯物史观的意义，这样就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重视不够，对特定经济基础上社会意识形态怎样形成、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生活的具体方法和形式等重视不够，而这些正是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交互作用所构成的运行机制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

二、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当代意蕴

马克思经济制度分析框架是唯物的，要求从生产力、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安排经济制度，进而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又是辩证的，要求用联系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与一切方面之间的关系，用发展的观点在制度运动变化中把握经济制度变迁，用系统的思想使经济制度安排符合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关系，处理好不同层次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实践的，要求用实践的方法考察经济制度安排的实际效果。这些方法论要求我们从生产力决定的客观经济关系的制约中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认识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理解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并在实践中认识经济制度变迁的规律，推动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发生与生产力进步相适应的变革。它的当代意蕴在于：首先，经济制度建设要把握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基本要义，正确理解其基本价值和方法论。

第一，把原则性制度规定与具体性制度安排区别开来。马克思一再强调自己的制度设想具有原则性，要求人们把握自己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而不是教条地用这些原则预料未来；他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来发现未来的理想制度，但不是设定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于未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规定。他的这种经济制度设想是一个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的宏观经济制度安排，把它变为一套可操作的具体规则和方法则是艰难的过程。

第二，不能把时代性的制度设想看做超时空的实践主题。马克思的历史任务具有时代性，从理论上论证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性、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可能方向是时代赋予他的任务，我们完全理解他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制度和旧制度截然对立，但由于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的结论未必完全正确，需要后来人在自己的时代环境下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而不是把马克思的时代性制度设想看做超时空的实践主题。

第三，不能把空想性的制度设想演变为现实性的行动。不成熟的理论是由不成熟的实践所决定的，马克思在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性设想的同时也继承了一些具有空想色彩的内容。f：L~n他充分论证了市场无序竞争的缺陷，但是对市场的积极作用以及它的存在条件估计不充分；他论证计划能够有效克服市场弊端，然而把计划过于简单化，赋予理想化的色彩，没有考虑到实现计划需要充分完全的信息，而掌握充分完全信息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计划调节本身也有其局限性。第四，有条件性制度设想不能无条件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制度设想着眼于未来理想社会，它的实现需要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等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实践他的经济制度设想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经济制度设想时应该关注的是其方法论价值，而不能局限于其具体结论而不敢突破。其次，经济制度建设要把握住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基本价值具体化、现实化的三个原则。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为核心，坚持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并使之具体化，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两个命题真正统一起来，关照现实人的利益，关键是把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坚持社会的共同利益至上的前提，但不能像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只强调社会利益而忽略了个人的利益，要在追求社会共同利益的同时，积极为个性的逐步解放和利益实现创造历史条件，提供最广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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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功利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自从韦伯提出 “资本主义精神” 这一概念以来，学术界就有了许多的争议和看法。韦伯认为宗教力量（其实就是新教）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中扮演着主要和关键的角色，但同时也承认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还受其它力量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

1“资本主义精神”根源的历史追溯

1.1犹太教徒与新教徒的功利主义精神比较

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逻辑推理，最富影响力的支持莫过于对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对成就需要的比较研究。麦克莱兰就指出：①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从而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③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格哈特伦斯基则对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这意味着，犹太人比新教徒还要积极进取，还要注重个人成就。而此现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伦理是难以解释的。那么，犹太教徒更为进取、更为理性的功利主义倾向源自何处呢？

犹太人自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直是个流浪的民族，没有国土，信仰单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犹太教的教义就是天主教《圣经》中的《旧约》，和天主教义如出一辙，这个宗教千百年来也没有进行类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们自然无法用宗教信仰来阐释犹太人积极进取的行为导向的根源。同时，古犹太国的遗迹中也难以发掘出这个民族擅长商业、积极进取精神的痕迹。结合犹太民族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实犹太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还是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状况有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耕种粮食，这样就断绝他们建立王国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他们只能客居在他乡，从事封建社会中的末业－商业。基于客居他乡所带来的生活不稳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挤，及落后就会沦为宗主国人民的奴隶的现实，犹太人对自身积极进取重要性的感受更为迫切。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形成了行商的传统，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这就是犹太人擅长商业的根源。犹太人正是因为其独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积极进取的素养远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较与宗教教义影响，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可以激发人的向上动机，甚至在更多情况下比宗教教义的影响更为显著。

1.2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韦伯有其独特的观点。他指出：“商业贵族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既不是我们在此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体现者，也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1]23如果说韦伯的观点完全正确，那么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奉行者呢？难道当时社会各阶层中仅仅只是中产阶级信仰新教所致吗？

通过对当时社会宗教信仰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个阶级在宗教信仰上并无差异，而宗教信仰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来分层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三个阶级的生活处境中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13-16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经济基础，经济上还是依附着地主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工作中他们仍持着一种被迫的态度（正如韦伯在计件工资制下发现到的雇工的情况一样），当然那种宏远的功利欲望就很难提起。同时也由于大多数无产阶级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们的精神只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状态，这种精神思想就是在现代还流传的“小农意识”、“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处境下无产阶级要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转而再来看看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这部分人群大多在当时已经学会了用工商业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壮大其总体实力，似乎颇有些“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们的获利很多情况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缘关系和战争掠夺等非理性方式达成的，自然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成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了。反观韦伯所说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在14世纪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水平，从而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现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间。由于当时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还不高，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无法令其满足，而他们又缺乏像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如果不努力进取实现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沦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下，这些所为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面临社会需求急剧增多的机会，他们积极进取，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理性的遵守王国法律和商业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理性经营方式，最终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上文一样，笔者认为艰难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

1.3“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来源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有二：其一是积极进取的功利主义精神，其二是理性对待功利的态度。而人类生来就有对功利的欲望，而对事物持客观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学家们已经会用一些自然现象来客观理性的解释世间万物。而在我国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论已显示出古人对待事物客观理性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在人类社会出现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

那么古时“资本主义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时及如何被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呢？笔者认为贯穿其中的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总体水平一直不高。且当时各国君主大都不重视经济发展，王朝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者说欲望的满足大多采取夺取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既要想实现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须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条件。直到13-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后新大陆的发现又开辟了新航线，这些都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繁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逐渐形成，借贷记账法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现了，银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业机构产生了，这就标志着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与之相随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随之产生的新教伦理不可否认在西欧很多地区对人的精神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脱离时代所处的经济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变看成是一种人类行为动机产生的主要动力，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低物质生活水平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把诸如对上帝的虔诚等情感需求放在个人需求的首位的，他们的物质需求显然要排在对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笔者认为在宗教改革影响之外，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最主要还在于当时中产阶级仍旧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开辟以来社会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后，是韦伯对美国经济后来居上原因的分析，韦伯甚至将美国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韦伯认为美国国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着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奋斗，最终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为什么韦伯就能论断这种进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决定性影响才最终形成的呢？美国腾飞时期的西欧主要国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这种宗教伦理，为什么整个西欧却被美国所超过呢？清教禁欲主义只是给了正当地获取财富一个通行证，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勃发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其具有一些社会优势。

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远低于当时的世界中心—西欧。在没有奴隶封建社会的经历下，其人民的社会分层也没有西欧那么明显和严重，因此其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主要是源自当时美国社会总体社会生产水平不高所致。在诸如“西进运动”、“门罗主义”（这里是表示美国对美洲地区的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发展得以拥有了广阔的市场。美国政府又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使经济发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物质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觉的成为了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而由于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种阶层精神就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这种积极进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质，随之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美国的经济奇迹由此诞生。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过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广受清教主义影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则缺乏这样的广阔市场，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色彩也就没有美国社会那么上进和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精神”没能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至此，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3结语

本文并不是对韦伯观点的全盘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对韦伯观点的学者站在一边。笔者只是用一种回顾历史的手段，来阐述自身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笔者认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其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历程，它只能代表宗教信仰对“资本主义精神”在欧美的特殊作用，而这种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辅助作用。因为宗教信仰本来就是精神上的，它没有个人欲望和经济刺激来的那么实际，那么有分量。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的历史背景分析，作者认为：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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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