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25 17: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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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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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工程;给排水设计;节能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建筑给排水的负荷不断增大,在建筑给排水上产生的资源浪费问题越发凸显。近年来,随着低碳概念在全球的推广,对建筑给排水节能问题的讨论变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介绍一些较新的建筑给排水节能技术,希望以此抛砖引玉,为给排水节能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尽微薄之力。

一、我国建筑给排水的现状

(一) 建筑给水现状

1.增压设置,我国当前经常使用的增压设备主要包含给水气压装置、给水变频装置与水泵等。给水气压装置已经出现了两个方式,补气与隔膜,给水变频装置与水泵相关技术的应用也更加成熟。

2.水箱调节设备,目前的水箱款式与种类非常多,主要使用的水箱类型有镀锌材质钢板水箱、搪瓷材质钢板水箱、复合材质钢板水箱以及最新材质涂料钢板水箱等。这些材质的水箱与水接触之后其表面发生锈蚀的几率很低,对水质影响不大,同时还能够有效减轻水箱荷载、解决施工带来的不便、有利于清洗等。

3.划分区域实施给水,较高层建筑物通常都是利用分区实施给水。建筑物的不同给水方式也不一样。给水分区中使用的减压装置通常选择减压比例阀,其具有简单的结构,减压过程中拥有着比较稳定的比例,工作状态平稳,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在限流减压的工作中,薄膜减压阀的应用也十分广泛,主要特点是能够调节减压数值。

4.节约水资源体系,由于水资源的短缺,污染的严重程度等原因致使我国在合格范围内的淡水资源非常缺乏,再加之水资源出现的严重污染,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之一就是水资源。建筑物在排水环节中,水资源节约的重点是节水设备的使用,当前已经出现了相关定型产品。

(二) 建筑物排水现状

1.卫生器具,其直接体现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伴随着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卫生器具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更加的舒适与节能。

2.排水特殊体系,排水使用的管道材质通常包含塑料与钢铁排水管,其中化学建筑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塑料排水管,在大部分施工现场钢铁材质的排水管依然是重要材料之一。

二、建筑给排水节水利用的新技术

(一) 节水新型设备的使用

广泛应用优良的阀门管材。因为镀锌材质钢管生锈的现象非常严重,对于水质造成了污染,经过一段时间放置重新使用时需放出陈水进而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假如锈蚀到接触位置会产生渗水。利用新型材质的管道能够有效减少这些浪费现象。建筑给排水中阀门也是经常使用的配件,其自身质量与类型的选择对水质也会产生影响。通常来说,截止阀关闭的效果比较好,在同样的情况下,应选择使用节水效果更好的阀门。

(二) 中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中水的主要来源是建筑生活中的排水,指人们生活所排出的污水与废水。生活中的废水包含冷却后排出的水、淋浴后排出的水、厨房排出的水等。中水也就是经过一系列处理之后的各种类型的排水,当符合水质规定的使用标准之后,能够在市政、生活环境等范围之内使用的非饮用杂用水。根据目前的观察,制定规范标准的想法很难被开发商接受。可是在未来水资源逐渐短缺的状况下,中水的构建是必需的。它能够令污水实现资源化,有效的节约了水资源,也成为日后开展节水工作的重要方向。

(三) 雨水的收集应用

雨水的应用是指将雨水全部收集在一处,借助于一定的设备与试剂对其实施处理,最终获得达到水质规定标准的再利用水。与中水比较相似,雨水经过处理之后变成了一种能够重复使用的水资源,可以在冲刷厕所、绿化城市等适合中水的场所利用。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雨水使用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以便能够对水资源尽量节约,减少水的使用量。

(四) 设置消防贮水池

当构建共同的消防水与生活贮水池时,其中的消防贮水超过生活贮水导致贮水池中的生活水停留较长时间,造成余氯量全部消耗完毕进而产生劣化的水质。因此想要确保贮水池中的水符合卫生要求,应定期对其存水进行更换。

(五) 节水操作中应用的真空技术

为了充分保证冲洗卫生洁具与下水管道的清洁效果,可以在建筑排水设计中应用真空技术。利用空气替代绝大部分水,根据真空负压高速出现的汽水混合物质,迅速冲洗洁具中存在的污物,最终获得污浊空气排水与节水目的。由于真空技术在各种建筑物的应用,使得节水平均达到了40%以上。

三、建筑给排水节能利用的新技术

(一) 给水管道采取的减压措施

当出水管道压力较大时容易产生出流超压现象导致水资源的大量浪费。对于节能工作来说很容易忽略这个内容。即便是各区实施分区之后,配水点在最底层的静水压力上仍然保持300到400千帕的压强。假如不使用任何减压手段,卫生设备在实际中的出流量将高出额定流量的4到5倍。不仅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过高的水压,还容易出现噪音与振动。

(二) 单独设置生活与消防用水体系

对高层建筑物实施设计过程中应将生活与消防给水分开设置,因为这两种给水体系对水压产生的不同要求。假如根据消防给水需要的水压设计分区,将会令生活给水管内压力超标,进一步导致供水超量等问题,假如经常利用调节阀对水流实施减压处理,又会对电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假如按照生活给回需要的水压设计分区,则需添加一定的水泵数量。

(三) 选择合理的变频类型的水泵

在供水体系中没有设置调节水箱的情况下应选择使用具有高效节能效果的变速类型水泵。使用变速水泵可以有效防止供水传统系统出现的不利供水情况下,计算所造成的浪费电能与水量现象,这在目前资源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拥有广泛的前景。同时,在供应热水体系中,可以选择在配水龙头位置安装指示水流设备,或者是在配水点的位置安装高度感温设备,将信号准确传输至控制循环泵的系统中,按照热水具有的配水不同操作情况,指示水泵在停转变换过程中改变操作参数,进一步达到了电耗的节省目的。

(四) 充分使用Ho

高层建筑物种的管网水压很难达到供水需要。一些建筑工程甚至直接将管网进水注入贮水池内,浪费了大量的Ho,特别是在地下层的贮水池,将全部Ho完全转变为负压,对经济的合理性造成了严重影响。在高层建筑底层一般是需水量非常大的公共商业服务设施。这些建筑物占据了较大比例的总水量,假如全部使用贮水池提供水,明显过于浪费。

结束语

建筑的给排水系统属于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将会与社会发展同步,对国家经济实力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筑给排水中节能节水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减少目前与将来的需水量,保证了可持续使用的水资源。节省了目前给排水体系操作需要的资金费用,降低了建设水厂的资金投入。21世纪的建筑给排水工作任重道远,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保证水资源的均衡使用。

参考文献:

[1] 王红业. 浅谈建筑给排水设计中节能节水方法[J]. 科技致富向导,2011,(5).

[2] 魏晋宏,张浩. 建筑给排水节水技术及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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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税政策;碳排放;能源使用

[DOI]10.13939/ki.zgsc.2016.24.213

1 引 言

全球气候变暖作为近年来最主要的气候变化,将严重制约人类的发展甚至威胁人类生存。减少碳排放将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趋势,而碳税政策是被广泛提倡的一种碳减排政策。

碳税政策效应的研究中,Pearce(1991)首次提出碳税“双重红利”概念:碳税征收既能实现碳减排,也能促进经济增长。而Boyd(2002)等认为只有在高技术进步率下才能实现双重红利。国内研究中,魏涛远(2002)等构建了一个CGE模型,指出碳税政策可实现减排,但会恶化中国经济。王金南(2009)等认为征收低税率碳税不仅能减缓碳排放增长,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朱永彬(2010)等认为碳税政策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影响。可见,碳税政策的争议主要在其对经济的影响上,但只有较少文献研究碳税政策在微观层面上的影响,如聂华林(2011)分析不同碳税政策情形下的企业生产决策以及碳减排效应。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含有能源要素的生产函数,来探讨征收碳税政策的减排效应以及对企业能源使用的影响。

2 理论模型

碳税政策是为了控制碳排放,而碳排放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研究碳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需要将能源引入生产函数中。

3 结 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第一,在碳减排方面,碳税政策确实有助于企业碳减排,且税率越高、能源的边际排放量越大,碳税的减排效果越明显。

第二,在企业生产方面,碳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取决于能源的碳排放情况。碳税对企业的影响不都是负面的,比如当企业的能源碳排放情况恶化时,即能源的边际碳排放量大于平均碳排放量时,碳税对企业使用能源有纠正作用,并提高企业利润。

参考文献:

[1]魏涛远.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47-49.

[2]王金南,严刚,姜克隽,等.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09(1):101-105.

[3]朱永彬,刘晓,王铮.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4):1-9.

[4]聂华林,周建鹏,张华.基于减排效应的能源类企业碳税政策的优化选择研究[J].资源科学,2011(10):1906-1913.

[5]孙宁华,江学迪.能源价格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模型与校准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2(2):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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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排放权 碳排放权又称“温室气体排放权”。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以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抑制全球气候变暖,规定发达国家必须完成的碳减排任务。议定书为帮发达国家顺利实现减排,制定了三种灵活机制,其中一种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机制是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允许附件1国家的政府或者私人经济实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以换取投资项目产生的部分和全部温室气体减排额度,作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组成部分。项目获得的“经核证的减排量”(emission reduction credits,简称CERs),即碳排放权。CDM的主管机构是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国家发改委是我国政府开展CDM项目活动的主管机构。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每个发达国家缔约方都有一定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表现为一种排放权利,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权”。

(二)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上世纪经济学家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由于京都议定书的约束,碳排放权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鉴于温室气体的全球性,也就是说只需要对碳排放实现总量的控制,因此在各国各企业进行减排,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各国各企业减排成本却又大不同,发达国家国内减排二氧化碳成本很高。因此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出现在商品贸易中,可以进行商品交换。碳排放权交易方式是: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协议国家承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一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各国再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国内不同的企业。当某国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国家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从而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同样的,在一国内部,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的企业也可以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企业那里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排放许可证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排放权交易市场由此应运而生。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一)碳排放权的确认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根据资产的定义,资产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资产应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资产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企业可以控制拥有的排放权,能保证生产经营顺利进行以带来经济效益,此外,企业也可以直接出售剩余的碳排放权。综上,碳排放权符合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

对于碳排放权属于哪一种资产,目前存在一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碳排放权应确认为金融资产;第二种观点确认为存货;第三种观点确认为无形资产;还有学者认为按照不同市场的成熟度来分别确认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各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对于提供会计信息来说,在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上,不论确认为哪类资产,都不影响企业的资产总额,但是不同的资产分类会面临不同的后续计量,后续计量的不同会对企业各期的损益带来影响。碳排放权对于不同的会计主体,具有不同的持有目的不同的经济性质,不能一概而论,本文通过对会计主体持有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实质分析,认为应该按照会计主体持有碳排放权的不同目的以及不同的获取方式对碳排放权进行分别确认与计量。

(二)企业自用的碳排放权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企业拥有或者控制并能为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不具有实物形态;具有可辨认性;非货币性资产;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无形资产。对于企业自用的碳排放权是政府无偿分配或者通过有偿竞争而来,企业持有目的是为了正常的运营,符合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定义。因此企业应在“无形资产”科目中核算该项目。

(1)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排放权。类似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收入,在“无形资产”科目下设“碳排放权”二级科目。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排放权,对应科目设置为“递延收益——碳排放政府补助收入”核算,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递延收益——政府补助收入”;企业排放时直接作为费用进行核算,对使用的排放权进行摊销,借记“管理费用”,贷记“累计摊销——碳排放权”,并对递延收益进行分配,借记“递延收益——政府补助收入”,贷记“营业外收入——排放权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对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发生减值时,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碳排放权 ”,贷记“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碳排放权”,企业出售剩余碳排放权,按照实际取得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相关科目,并相应借记“累计摊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按排放权的账面余额,贷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按其差额,贷记“营业外收入——排放权收益”。同时分配剩余的递延收益。借记“递延收益”,贷记“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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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碳减排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欲望的递增,由化石燃料过度消耗引起的日益严峻的化石能源的短缺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促使世界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低碳经济发展道路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青睐。但什么是低碳经济?中国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是否每个区域都适合一样的碳减排政策?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及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低碳经济的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对于低碳经济的界定,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共识,但低碳经济不论涵义如何,都具有低能耗、低污染和环境友好的突出特点,目标是缓解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低碳经济是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或其他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2009年10月国际能源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排放国,约占当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1%。中国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庄严承诺将在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袁富华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每年要下降3个百分点以上,才能完成减排任务。以往20多年已经有很强的减排措施,未来大的减排空间已经被大量压缩,碳减排措施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影响,所以要完成减排的目标并不容易。

中国能源结构失衡,表现为“富煤、贫油、少气”,煤炭在中国能源资源中占绝对优势地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瓶颈问题。而且根据邹秀萍等的研究,中国的碳排放问题不仅体现在总量的增长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差异方面。中国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东南部低中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北部地区为碳排放的高值区域,东、南部沿海及西部地区为碳排放的低值区域。

二、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以上对低碳经济概念的理解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的认识,我们需要客观全面地评价我国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应该使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在这方面,付加锋等做了些相应的研究,但我们认为其中有些不足之处。本文构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一级指标层和二级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为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层由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环境、碳汇、低碳技术五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二级指标层在下述五个方面下使用若干评价指标。

1.低碳生产

低碳生产指标意在评价在生产领域的碳排放指标,包括碳生产力,碳强度,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和代表能源结构的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指标。

碳生产力是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也是最直观的指标,指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GDP,这一指标将温室气体排放与GDP直接联系起来,直观反应出社会经济整体碳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碳强度代表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能源的种类不同,碳强度差异很大。化石能源中,煤的碳强度最高,石油次之。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指一定时期内能源经过加工、转换后,产出的各种能源产品的数量与同期内投入加工转换的各种能源数量的比率,即一次能源能源投入生产的二次能源产出,是观察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先进与落后、管理水平高低等的重要指标。清洁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是指清洁能源在消耗能源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而言,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结构中占比越大,低碳化程度越高,反之就低。

2.低碳消费指标

低碳经济不仅要求在生产领域缩减碳排放,在消费领域也相应有要求,居民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对区域能源需求有重要影响。低碳消费指标包括人均碳排放量、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和低碳产品市场占有率。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指标直观的评价地区人们消费水平等自然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低碳产品市场占有率则可以反映出公众对低碳经济知识的普及与接受程度。

3.低碳环境指标

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人类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必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而反过来,环境保护也可以优化经济发展。国内外研究均表明,减缓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之间有协同效应,环境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是互赢的。低碳环境指标包括环保支出增长率、工业三废处理率和废弃物碳排放强度。

4.碳汇建设指标

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它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我们主要选取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和区域绿化覆盖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森林覆盖率,是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森林覆盖率越高,则森林的碳汇作用越强,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越强,对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浓度的作用也越强。区域绿化覆盖率具体计算方法为:区域绿化覆盖面积比区域土地面积,其中绿化覆盖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等的绿化种植覆盖面积、屋顶绿化覆盖面积以及零散树木的覆盖面积。

5.低碳技术指标

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产业调整和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随着单位GDP碳排放量的逐渐压缩,靠降低能源消耗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降低碳排放量的潜力越来越小,区域低碳经济发展会遇到瓶颈,这时需要靠低碳技术的进步突破。我们主要选取低碳技术R&D投入占比、低碳产业产值占比与温室气体捕获与封存比例对区域低碳技术水平进行评价。

(二)指标的处理

1.指标的正向化与同度量化

在构建的评价指标中,由于指标的数值与方向都不同,需要对指标进行正向化和同度量化处理才能够进行比较。逆向指标的正向化方法可以采用商式变换来处理,如下式所示,X*表示指标正向化的数值,X表示指标原始数值,通过处理的指标数值就可以体现指标数值越大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X*=1/X

对指标的同度量化处理可以采用极差变换法:

X=(Xi-Xi0)/(Xi1-Xi0)

X为无量纲化后的指标数值,Xi为第i指标的实际值,Xi1取全部参评区域该指标的最优值,Xi0取全部参评区域该指标的最差值。

2.指标权重确定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指标所包含的评价涵义或者评价信息量不尽相同,因此需要根据评价目标与指标特点给每一指标确定其权值。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系统,应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确定指标权重。

3.综合合成方法

指标值综合合成方法很多,这里采用线性加权和法进行综合合成。

S=∑Xiwi

S表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Xi为标准化后的无量纲化指标值,wi为相应指标权重。

三、结论及存在的问题

低碳经济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生产与发展,中国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刻不容缓。但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水平等存在空间格局的差异,要实现2020年的减排承诺,需要了解各地区的碳排放现状及成因,寻找减排的技术路线和区域对策,进而实现整体的控制目标。目前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还存在很多问题,上述建立的评价体系只是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相对评估方法,目的在于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空间的不平衡做一个了解,并针对不同区域的碳减排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寻找区域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最终实现我国的碳减排目标。

参考文献:

[1]付加锋,庄贵阳,高庆先.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杨继贤,何迎庆,张秀云,张冰.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能源发展趋势及煤炭企业对策[J].中国矿业.

[3]景跃军,刁巍杨.东北地区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及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J].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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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

尽管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但中国在绿色金融的很多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一)碳交易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碳金融领域,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非附件一国家,在2012年之前不需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但中国可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项目开发。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目前碳金融业务主要是CDM项目的投融资、核证减排单位(CER)的交易以及相关的金融活动,此外还包括企业和个人为实现自身“碳中和”而参与自愿减排市场的自愿减排单位(VER)的交易。

中国的碳市场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点。

1.市场规模巨大

中国CDM项目的市场规模巨大,是CDM市场最大的供给者。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早在2005年就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主要的着力点仍然是CDM项目。据世界银行统计,从2005年开始到2009年中国在CDM市场份额按提供的减排量计算均超过50%,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截至2010年5月,经过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总数为2477个,其中中国的项目高达1011个,占40.82%,而占比位居第二的印度仅为22.20%。从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单位来看,全球已核证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中国占了总量的61.28%,高达2.39亿吨,是印度的近6倍。

2.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配额交易市场尚未成型,自愿减排刚刚起步。2009年8月5日,国内自愿碳减排的第一单交易正式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以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完成了中国排放权交易机构在中国的首例碳金融尝试。与此同时,上海和天津的环境交易所均已开始建立自愿减排的碳交易机制。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启动了上海世界博览会自愿减排交易平台构建,允许各国参观者通过平台来支付购买自己行程中的碳排放,实现自愿减排,从而达到宣传环保以及碳中和的目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按照企业“自愿设计规则、自愿确定目标、自愿参与交易”的原则,招募20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大型排放类企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测量、报告、核实(MRV)体系,减排和交易体系等。

(二)绿色信贷

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规定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各商业银行要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之一,被称为“绿色信贷”政策。所谓绿色信贷,是指商业银行参与节能减排项目、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为符合有关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市场盈利前景的环保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近年来,中国政府要求银行业在节能减排、抑制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发挥支持和配合作用,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出台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对银行业开展节能减排环保的治理方式和监管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管理机构的积极倡导下,中国银行业逐步进行绿色转型,各政策性和商业银行纷纷制定绿色信贷政策,设立绿色信贷部门,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目前中国已有多家商业银行开办了绿色信贷业务,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绿色保险

20世纪90年代初,环境污染问题凸显,中国也开始探索建立企业环境污染责任险。1991年大连、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试点环境责任险,由于当时政策、法律都比较滞后,试点并无太多成效。

进入新世纪,随着环境日益恶化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责任险的探索步伐开始加快。2006年6月国务院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年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监会又联合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快推广环责险制度。

2008年环责险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当年约有700家企业投保,2009年增加到了1700家,保费收入从2008年的1200多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4300多万元。

2012年底,全国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相关试点,但尽管如此,环责险业务开展并不乐观。2012年投保企业仅为2000多家,承保金额近200亿元,在当年保险产品中的份额很小,与中国保险业的增长差距悬殊,在改善环境、维护环境受害人权益、建立市场化的企业污染约束机制方面作用甚微。

绿色保险在中国目前仍处于探索和开发阶段,有待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四)绿色证券

政策方面,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多个关于绿色债券的文件,如《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等。这些文件从绿色产业项目界定、募集资金投向、存续期间资金管理、信息披露和独立机构评估或认证等方面对绿色债券进行了引导和规范,同时明确了鼓励绿色金融债券发行的优惠政策。

金融债券发行方面,在《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绿色债券发行指引》颁布前,国内一些先行者已经进行了绿色债券发行。例如2015年7月,新疆金风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发行了一单3亿美元的3年期绿色债券,认购金额高达14亿美元。2015年10月,中国农业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中资金融机构首单绿色债券,总价值10亿美元,来自亚洲和欧洲近140家投资机构超额认购,获得了市场高度认可。这也为以后中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积累了经验。

随着相关规则的出台,中国的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和绿色公司债呈现出三箭齐发之势。

根据《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进行筛选,2015年中国未贴绿色标签但可以明确统计界定为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为6186亿元(约合951亿美元),发行数量为590只,占总债券发行规模的2.68%。

其中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和地方政府债中的579只绿债,规模6095.11亿元,占总债券发行规模的2.65%;资产支持证券(包括ABS、ABN以及其他资产支持证券)中的11只绿债,规模90.89亿元。在非金融企业债和地方政府债中,区域性场外市场绿色债券规模为15.11亿元,数量116只,如果剔除这部分,则绿色债券规模为6044亿元,数量为463只。其中,发债企业主营业务为绿色领域,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的,其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为1755.20亿元,数量185只,如果再剔除这部分债券,则2015年中国绿色债券数量为278只,规模4288.80亿元。

在绿色债券发行品种上,短期融资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和中期票据这三类券种规模占比最大,分别占总绿色债券总规模的32%、25%和19%。其中政府支持机构债即铁道债的单只融资规模最大,平均规模为83.3亿元。潜在绿色债券中,地方政府债的金额为9981.25亿元,占潜在绿色债券总发行规模的88.53%,再次说明中国的地方政府是非常重要的绿色债券发行人,但从信息披露来看,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应当进一步完善对资金用途的披露。

这些绿色债券的发行方式以公募为主。2015年公开发行的绿色债券共计5609.4亿元,平均单只规模为14.65亿元;非公开发行的绿色债券共计485.71亿元,平均单只金额仅为2.48亿元。非公开发行绿色债券的利率普遍高于公开发行。由于非公开发行在发行条件和流程上相对要求更宽松,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发行人,其中不乏大型企业。因此,公募债券严格的发行条件以及管理制度可以试点对绿色债券适度宽松,从发行方式上鼓励企业更多公开发行绿色债券,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

二、中国绿色金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尽管中国的绿色金融取得了不小的发展,但是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一)体制机制不健全

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绿色金融的概念和定义仍不甚清晰,绿色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仍有缺陷

迄今为止,中国关于绿色金融尚缺乏完整、统一、明确的概念框架和统计意义上的详细定义,决策者及各参与机构对绿色金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导致各方对绿色金融及相关概念存在理解狭隘、概念冲突等问题。此外,虽然中国明确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但缺少一个关于绿色金融战略实施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规则,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仍不完善。这使得该战略难以在金融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得到完整有效的落实,绿色金融发展的战略和战术层面尚未有效衔接。在对绿色金融概念进行定义,以及绿色金融战略的顶层设计、实施方面都存在较多空白的情况下,难以真正将相关概念在立法和实施层面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2.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建立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中国的现状是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建立,政策比较零散且滞后于市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CDM项目审核缺乏一套专业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具体执行标准;二是中国发展自愿减排市场的相关管理办法仍处于拟定之中,自愿减排市场政策缺位;三是绿色信贷推进尚无切实可行的环境评估标准、信贷披露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以信息披露为例,政府产业部门、环境管理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联通机制。银行关于绿色信贷的披露信息缺乏一致、清晰的口径,导致数据缺乏可比性。上市公司关于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治理措施及效果等重要信息的披露也不足,且仅针对IPO环节。排放权市场上,监测、报告和核证体系尚未建立,市场体制尚不完善,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计能力尚不足。

(二)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交易平台

2008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天津凭借其金融和区域优势,先后成立了三家碳交易所。随后,在“先行先试”的主流政策意见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的激励下,全国出现了建立交易所的热潮。目前,武汉、杭州、长沙、昆明等正式挂牌的交易所有近10家,还有将近10家交易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但是,从长远来看,交易平台的割据导致市场的分割,市场规模狭小,难以形成碳排放权交易的直接驱动力,影响统一市场形成,不利于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此外,交易平台众多导致职能重叠,增加了社会成本,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等社会资源的浪费,也给统一监管带来了困难。

(三)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滞后

当前,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对碳交易还比较陌生,对于碳交易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尚不熟悉,参与碳交易的市场主体也不明确。除少数商业银行对碳金融较为关注以外,其他金融机构鲜有参与,发展碳金融仍停留在一个理念与口号的基础上。中国的一些专业机构,如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都还未真正涉足该领域,其他诸如第三方核证单位、碳交易结算登记机构、政策性绿色银行等中介服务机构也尚未建立。由于碳金融交易是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专业性强、操作程序复杂,它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发达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显然,碳金融专业性中介服务的缺位已成为影响当前中国碳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交易工具缺乏创新

缺乏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一直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短板,再加上国内绿色金融刚刚起步,这一特点在绿色金融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国际碳市场状况来看,中国主要参与一级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基础类碳金融产品核证减排单位(CER)的交易。中国国内自愿减排市场尚未形成,自愿减排机制下的自愿减排单位(VER)交易大多是一种个人和企业为提升形象、购买碳排放配额以实现自身“碳中和”的小规模交易。尽管中国国内金融业在把握气候变化领域的金融创新,如绿色信贷、结构化理财产品、碳基金等方面有许多亮点,但与国际市场上不断创新演进的绿色金融衍生品如CER/EUA期权、CER/EUA期货、CER/EUA互换、承兑CER等相比,这些局部意义上的创新无论从广度与深度,还是从规模来看,都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的巨大空间不相适应。

(五)CDM市场问题突出

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发展来看,当前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CDM项目开发周期长,风险因素多

CDM项目要经历国内审批―EB注册―DOE核证签发等繁杂程序,这就导致项目开发周期长,增加了交付风险和额外交易成本,如项目申报费用、DOE核证费用、搜集信息费用等。即使项目审核通过,能否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截至2010年10月,中国通过国家发改委的CDM项目数量众多,有2719个,但在EB通过注册的项目只有998个,通过率为36.7%,而通过DOE核证签发的项目就更少了,只有301个,通过率仅为11.1%。此外,与项目相关的风险还包括项目自身建设风险、DOE道德风险、项目融资风险、由于东道国政策法律变动带来的投资风险,以及商业风险(主要包括更新有效期的行业风险、碳信用额发生变动的生产风险、碳信用价格的市场风险)等。面对上述诸多风险,保险领域尚未发挥其风险管理和控制作用,而在机构建设上,也缺乏本土的注册、核证机构,对国际相关机构依赖性较强,难以形成区域性CDM交易市场。

2.CDM市场议价能力弱,缺乏话语权

中国是低碳产业链上最大的供给方,却不是定价方,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了巨大的减排量,却被发达国家用远期合约的方式低价购买,经过审批、注册、签发,包装成价格更高的产品在二级市场交易。中介方易手使得国内碳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降低了碳资产的价值转化效率,也制约了本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其次,国内专业机构服务不到位。CDM项目的审批签发需要专业机构的协助,如项目评级机构、咨询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但目前国内在这方面服务十分欠缺,加上国内企业对CDM项目缺乏相关经验,在项目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丧失议价能力。

最后,中国CDM项目以“双边项目”为主,且由买家承担风险。双边项目是由中介商找好买卖双方才开始开发的项目,或者由中介商开发,且在项目期间发生的任何问题都由买家承担,卖方无须承担风险。“低风险、低效益”的盈利模式导致中国在CDM项目议价上没有优势。

3.缺乏专业的方法学研究机构

在CDM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确保项目减排量交易的环境效益的完整性,会涉及很多方法学的应用。截至2007年7月24日,联合国执行理事会共批准普通方法学44个。但是,在中国注册成功的项目中只是用了其中三个,并且使用这些方法学的项目数量以及相应的减排量的分布很不均衡。这表明中国很多行业没有很好地利用现有的方法学来开发CDM项目,这也是中国CDM项目通过率低的原因之一。同时,也表明中国缺乏专业的方法学研究机构,不能开发新的方法学来满足中国CDM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

(六)宏观调控政策对绿色金融支持不够

要深入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必须让绿色的理念深入人心。把绿色理念纳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有利于支持绿色金融发展,而且有利于为其他参与者和主体做出表率。从目前中国的实践看,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一是货币政策对绿色金融的支持不够。存款准备金率、利率、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设借贷便利)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未能考虑“绿色金融”的因素,对绿色信贷等方面的支持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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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管理会计;低碳减排

一、构建碳管理会计体系的背景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源消耗耗、低污染排放”为基础的,力求高效率地利用能源、大力开发清洁能源、不断追求绿色GDP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京都协议书的签订、巴黎气候会议等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的召开,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其影响已经不断渗入企业。

碳管理会计作为信息处理手段和管理手段,可以及时地向管理者提供准确的涉及低碳经济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利于管理者更好地去规划企业低碳发展的路径。因此,不断完善碳管理会计体系,强化企业对于碳资产的管理能力将对我国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碳管理会计体系构建

碳会计作为环境会计的分支,早已有很多国内外学者进行研究,但分析其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关于碳会计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关于碳财务会计的研究。关于碳管理会计体系的研究则凤毛麟角,而碳管理会计对企业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碳管理会计是对企业的碳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会计体系,其充分利用了管理会计注重非货币信息的优势,将企业的碳排放及碳资产管理的信息及时反馈给管理者,有利于管理者做战略部署时充分考虑低碳因素,从而实现企业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共同发展。

陆云芝(2013)提出,低碳理念要与管理会计相融合,要明确低碳理念在管理会计框架中的定位,并从预算管理、成本核算、投资决策和绩效评价四个角度着手研究。何建国等(2015)提出碳管理会计系统在传统管理会计系统的基础上考虑了碳影响,能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本文在完善和丰富已有的初步框架的基础上,将低碳纳入到价值链和战略目标体系,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碳管理会计系统的构建。

(一)低碳战略目标。在低碳经济形势下,企业要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就需要着眼于全局,把握经济发展和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将低碳理念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相融合。在低碳化发展前期,企业可能会因为购入低碳设备等方面的支出而增加企业的成本。但从长远来说,企业在面临竞争时可能会因其树立的低碳环保的社会形象获得优势。

(二)碳预算管理。碳预算管理就是将低碳减排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纳入传统的预算编制中,也就是根据一定的碳减排标准和企业的战略目标,对企业的碳排放和碳资产作出规划和配置。碳预算管理的核心是碳收入预算和碳成本费用预算。碳收入预算主要包括碳资产销售收入预算和营业外收入预算。销售收入主要是指作为碳资产的碳排放权在碳交易市场上出售所取得的收入,而营业外收入则主要是指企业因实行低碳减排而带来的诸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

(三)碳成本管理。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已有专门的企业可以为低碳减排主体测定其碳足迹,这为企业的碳成本管理创造了条件。碳成本是指由企业的碳排放而产生的代价,碳成本管理即企业对其碳足迹进行测定,测算出碳成本,再根据成本核算方法将碳成本分摊到产品。企业可以采用作业成本法,通过分析碳成本动因来计算产品的碳成本,而分析成本动因后企业就可以对成本驱动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从而获得整个价值链上的碳成本节约。

(四)低碳价值链管理。迈克尔・波特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将低碳理念与企业的价值链管理相结合,也就是将低碳理念和企业生产的全过程相结合,这将有利于企业全方位落实低碳管理。在分析企业内部价值链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外部价值链,即将价值链的概念扩大,将本企业与其他方(如与其供应商、客户)的联系考虑到价值链中来。

(五)低碳投资决策管理。碳管理会计对投资方案的评价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定量分析模型,还应该对环境影响进行定性分析。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不能单单追求经济效益,而应该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能仅以内部报酬率等财务指标来评价投资项目,而应采用多种衡量指标,包括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将项目的碳排放量等低碳评价指标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价中来。同时企业不应将股东作为单一的价值取向,而是考虑到多方利益关系人(包括政府、社会公众、等)的价值取向来对企业投资项目进行决策分析。

(六)碳绩效评价。碳绩效评价体系是指将低碳因素考虑进原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使传统评价指标与企业对低碳减排的贡献相结合,反映企业低碳管理的成效。这一措施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绩效评价的劣势,从整体上反映企业的低碳意识及企业对于低碳减排的投入力度和管理效果。平衡记分卡是绩效评价中常用的方法,将低碳因素纳入到平衡计分卡可以在绩效评价时充分考虑企业对于环境的影响因素,以及企业实行低碳减排所带来的收益。

综上所述,碳管理会计体系可以绘制如下。

三、结论

碳管理会计体系的构建是低碳经济的必然产物。企业要想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获得长足发展,不能仅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还要充分考虑到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构建碳管理会计体系有利于企业在日常的经营中充分考虑碳成本和碳收益,创建利益相关方的低碳合作机制,树立低碳经营的理念,将低碳价值观融入企业文化,同时运用碳管理会计系统所反馈的信息对企业日常经营进行规划控制,真正实现企业低碳发展。(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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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金融业

中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未来5年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有专家指出:“中国 碳交易的商机已经来临。发达国家在2012年要完成50亿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中国市场出 售的年减排额已达到全球的70%,这意味着未来至少有30亿吨来自于购买中国的减排指标。 [1]”由此可见,一个碳交易的成功完成背后必须有发达的金融体系,碳排放权已 经具有鲜明的金融产品特性。

一、碳金融的界定

“碳金融”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目前国内的表述基本一致。成万牍给出了一个较为 “随意”的界定。其认为,顾名思义,碳金融就是与碳有关系的金融活动,也可以叫碳融资 ,大体上可以说是环保项目投融资的代名词,也可以简单地把碳金融看成对碳物质的买卖。 [2]高建平的界定则是国内最为普遍的提法,其提出,一般而言,“碳金融”泛指 所有服务 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3] 陈柳钦 界定更为具体,其认为,碳金融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 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 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4]袁鹰的界定具体展开了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其指 出,“碳金 融”就是与减少碳排放有关的所有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产品的买卖交易 、投资或投机活动,也包括发展低碳能源项目的投融资活动以及相关的担保、咨询服务等相 关活动。[5]李威偏重于“应对”涵义,其认为,碳金融可以理解为应对气候变化 的金融解 决方案,包含了市场、机构、产品和服务等要素,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节。 [6]陈荣则加入了一个渊源,其指出,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 济投融资 活动,也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即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 、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7]王宇和李季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界定了 碳金融的 内涵:从狭义上说,世界银行把碳金融定义为提供给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资源;广义的 碳金融是指气候变化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同时,他们又指出了碳金融的四大功能:一是减排 的成本 收益转化功能;二是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三是气候风险管理和转移功能;四是国际 贸易投资促进功能。[8]

二、碳金融工具

(一)碳货币碳金融的核心之一就是“碳本位”货币体系,其也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张茉 楠认为,一国货币的崛起,通常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计价和结算绑定权紧密联系, 从19世纪“煤炭―英镑”、“石油―美元”,再到今天的“碳合约―X”,演绎了一条国际 货币在能源贸易中的路径。[9]刘颖等也强调了碳币体系对于一国的重要意义 ,其指出 ,碳币是一个臆想中的货币体系,也可以说是一个衡量世界上各种货币币值的新标准。在“ 碳币体系”下,除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碳排放额度将会成为影响该国货币地位和 币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碳币时代”的原始规则制定者毋庸置疑地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 和话语权。[10]对于“碳币”的概念,王增武、袁增霆的界定较为直接,其认为, “碳币” 表示国际间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值。[11]蔡博峰、刘兰翠指出,碳货币就是以 碳信用为 本位的货币形式,而对于我国应对国际碳货币的发展,一是积极加入到国际碳货币体系的构 建中;二是建立中国碳金融体系;三是加快健全和完善碳交易市场,使人民币在碳信用的计 价和结算中占据一席之地;四是积极发展我国的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将碳排放纳入到经济 发展指标体系中,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为今后可能出现的碳货币体系做好储备。 [12]管清友从“财富”的角度界定了碳货币,其认为,实际排放额低于碳排放指标分配 的“节约 量”,就是该时期碳货币的总量,即这个节约量相当于该国的一笔额外财富,也即碳货币。 而对于确定两国碳货币的兑换基准,其提出可以将各国碳货币与一个标准品质的碳货币挂钩 ,比如,“黄金标准”碳信用,然后按照各自品质规定含碳量,由此确定。[13]

(二)碳信贷杨涛指出,尽管银行对绿色信贷兴趣不断提升,但其在银行信贷总规模中的比 重仍然较小,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全面促进绿色信贷发展的外部环境仍未建立起来。一是 由于绿色信贷的概念并不明确,缺少具体的指导目录,当前在统计银行贷款规模 时,也并未对“绿色贷款”单辟通道统计,未能使绿色信贷获得信贷政策的倾斜;二是中国 企业对绿色信贷的需求还处于初级阶段;三是绿色信贷面临着项目融资技术评估的复杂性, 银行开展这些项目缺乏人力资源和技术基础;四是绿色信贷还面临着项目风险控制上的困难 。为了发展绿色信贷,政府和监管部门要全面提升绿色信贷的发展水平,增加政府投入和推 动,提高银行业发展绿色信贷项目的技术水平,出台鼓励和优惠政策。银行业除了关注传统 的节能减排信贷领域,还应重视绿色信贷相关的中间业务。[14]为了降低绿色信贷 风险,董 玉华提出,可以结合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开展碳权质押融资货款。只要银行与CDM业主及发 改委三方约定,客户出售CERs所获得的资金就只能进入指定的帐户,并在客户不能偿还贷款 时 ,贷款银行有权处置客户获得的CERs。随着CDM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商业银行应以碳权质押 ,对CDM项目提供贷款支持。[15]

(三)碳期货何川指出,根据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交易经验,该市场风险较大,需要引入碳 期货等衍生产品。而且由于碳排放权具有同质性显著、易于交付、参与者众多、价格波动频 繁等 自身特性,也适宜引入期货等衍生品交易。同时建立碳期货交易市场也可以依靠其价格发现 功能,指导现货交易为国家及相关企业提供一个有效的价格信号。[16]王增武、 袁增霆对 碳期货等作了具体的介绍,其指出,在二级市场的CDM交易市场上,主要的交易品种是期货 、 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由于碳期权合约的基础资产是碳期货合约,碳信用期货合约价格对期权 价格以及期权合约中交割价格的确定均具有重要影响。碳信用远期合约的定价方式主要有固 定定价和浮动定价两种方式。前者表示在未来以确定价格交割碳排放交易权,后者表示在最 低保底价基础上附加与配额价格挂钩的浮动价格,合同中同时列出基本价格和欧盟参照价格 。[17]目前,我国对于碳期货已进行了探索。上期所从2006年开始研究碳排放权期 货,希望 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帮助我国提高碳资源定价影响力,建立符合国内 需求、对接国际规则的碳市场体系。同时,上期所将继续关注、探索碳排放权期货交易的可 行性、交易风险的可控性、风险监测体系的可靠性等问题。[18]

(四)碳基金崔利平指出,碳基金是碳汇基金的简称。国际上通常指“清洁发展机制”下温 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专门资金。而根据我国目前发展实际,其提出中国碳基金的概念,也即 强调了国际碳基金的本土化。[19]王增武、袁增霆按发行主体的异同,将碳基金做 出分类: 一是世界银行型基金;二是国家基金;三是政府多边合作型基金;四是金融机构设立的 盈利型基金;第五,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碳基金;第六,私募碳基金。[20]付允等则 进一步探 索了碳基金的目标和投资。碳基金的目标应该除了关注碳汇的增加外,还需要更加关注通过 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从中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从而帮助我国 实现低碳经济社会。碳基金的资金用于投资方面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促进低碳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二是加快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我国碳基金模式应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 道筹集资金,按企业模式运作。[21]林伯强则具体介绍了碳基金的融资方式,主要 有:政府 全部承担所有出资、由政府和企业按比例共同出资、由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出资、企业自行 募集的方式等。同时,其认为从国外碳基金运营管理情况来看,由政府设立企业化运 作、吸收专业人士参与的管理模式是目前最优的模式。[22]

三、碳金融与金融业

“低碳经济”给各国的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王元龙指出,中国金融机构目前开展 碳金融业务有重要意义:一是推动金融机构经营战略转型;二是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三是 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提升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23]

(一)银行业目前金融业中,银行是绝对参与低碳经济的主体。黄丽珠指 出,在履行社会 责任的同时分享低碳经济时代的“盛宴”对于商业银行应该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选择。 [24]但同时其也面临着挑战。一是国内银行能力不足。马骁指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 碳金融方 面虽有所动作,但都没有深入到核心部分,缺乏对CDM相关专业知识及政策法规的深度了解 ,投资该领域项目的业务能力严重不足,不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 平台,更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 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难与国际金融机构抗衡,使我国面临着全球碳金融及其定价权 缺失带来的严峻挑战。[25]二是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段茂盛指出,商业银行在开 展碳排放 交易时,需要重视其潜在的政策风险。最重要的是未来的《京都议定书》充满变数,为这项 交易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到了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是否续签,内容有何变化 都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中国能否保持非附件I国家,继续不必履行减排义务,存在不确定 性。[26]三是交易成本高昂。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成本巨大,主要源于基于 项目的交 易涉及跨国项目的报批和技术认证问题,监管部门要求制定运营机构来负责项目的注册和实 际排放量的核实,所涉及的费用高昂。此外,对于市场上的中介机构还缺乏有效的监管,一 些中介机构在材料准备和核查中存在道德风险,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四是市场分割问题。目 前,国际碳交易绝大多数集中在国家或区域(欧盟)内部,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目前 ,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多种多样,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众多的交易所;既有政府管制 产生的市场,也有参加者自发形成的市场。这些市场大都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在市场制度 安排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市场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跨市场交易,国际碳金融市场处于高度 分割状态,市场效率还比较低。[27]

尽管面临挑战,但低碳经济已成为共识,我国银行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刘明康指出,银 行业在低碳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积极发挥作用,主要是要扮演好两个角色:一是要成 为低碳理念推广的“践行者"。要探索建立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即经营策略、管 理 机制和激励考核体系,从业务流程与规则上把好项目入口关和惩罚关。二是要成为低碳金融 服务的“创新者"。我国银行业应进一步加强对国际碳金融发展的跟踪研究,在控制风险的 前 提下,积极开展“绿色信贷"及其它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定价能力,争取在全 球碳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动权。[28] 为了积极参与碳金融,马骁指出,银行业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打开局面:一是成立碳 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碳金融事业部,谋划碳金融发展战略,负责碳金融的市场开发与推 广,开发系列碳金融产品;二是以绿色账户吸引现正在开展CDM业务的业主CER收入外币账户 ;三是与国际合作开展绿色贷款业务,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碳市场建设;四是积极开发与碳 排放权交易相关的产品;五是为CDM项目开发提供信用增级服务。[29]王勇进一步 分析了大 银行低碳金融业务创新的重点:一是要以“公益创新”践行低碳金融;二是增加“绿色信贷 ”投放;三是积极推出低碳投资产品以及相关服务。[30]段茂盛则指出商业银行目 前参与碳 市场交易的具体途径。商业银行可以在境外的附件I国家中注册投资公司,取得相关资 格后,不仅可以以境外买家的身份参与境内CDM项目,而且可以在欧洲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 。[31]

(二)碳保险市场王宇和李季提出,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保险业一方面通 过为绿色建筑设计 、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环保汽车等项目提供新险种来规避气候风险;另一方面应适应清洁发 展 机制对碳信用交割担保的需求,开发碳交易保险,以转移项目违约风险。[32]王增 武、袁增 霆指出,资金需求量大和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是所有碳排放交易项目的两大主要特 点。由此,碳保险市场应运而生,主要有碳担保和碳保理业务。就与CDM相关的碳保理而言 ,其成员构成主要由技术出让方、技术购买方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组成,经过一定的审核流程 后,金融机构向技术出让方发放贷款以保证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待项目完成后,由技术购 买方利用其节能减排所获得的收益来偿还贷款,这不仅缩短了技术出让方的应收账款时间并 减少了资金积压,而且优化了技术购买方的财务结构,并解决了其融资难问题。[33] 碳保险 对于我国而言,也具有极大的发展机遇。张梦琳指出,中国在《京都议定书》中属于发展中 国家,在2012年以前中国不需要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碳交易市场将给我国带来巨大的机遇 。在此过程中,为解决碳交易过程中潜在的违约风险、失效风险、可核证减排额的价格波动 风险以及数量波动风险,碳减排额交易保险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碳减排额交易保险的快 速发展,可以为碳减排额交易更好地保驾护航。

(三)碳资本市场秦立山分析预测今后一个时期的股票市场机会将会是 低碳经济,而建仓 低碳经济板块正逢其时。具体到低碳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行业构成:一是环保板块;二是节 能减排板块;三是CDM项目。[34]孙颖也指出,2009年上半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 开始预热 低碳经济相关行业,特别是新能源。“新能源可能会带领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几乎为投资人 所共识。同时其又指出,除了低碳板块和低碳概念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追捧之外, 国内的机构似乎并没有做好迎接低碳经济时代的准备。国内资本市场从业者对低碳经济以及 低碳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极低端水平。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国茂呼吁重视利用资本市场发展低碳经济,他建议监管部门组织专门机构或利用行业 研究力量研究如下问题:第一,如何利用资本市场培育低碳产业的龙头企业;第二,利用市 场机制开展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国际间合作,建立国家级碳排放交易所。[35]

四、碳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

“碳金融”的发展需要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因此,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持。高建平认为,五 个方面有待重点关注:一是搭建交易平台,进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和发展排放配额交 易市场;二是加强宣传推广,要让企业充分意识到CDM机制和节能减排所蕴涵的巨大价值; 三是推动政策研究;四是培养中介市场,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进入;五是构建激励机 制,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规模导向等政策配套,鼓励金融 机构参与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支持低碳经济。[36]

王彬建议,一是建立财政环境基金用于低碳项目的开发与应用,并制定鼓励企业的节能减排 措施;二是加强低碳领域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提高企业决策者的低碳意识和理念,培养和 建立高水平的低碳研究队伍;三是开展低碳城市和低碳园区试点;四是加强对低碳经济的示 范引导,建立政府、媒体、企业与公众相结合的宣传机制,倡导有助于建设低碳经济发展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37]

孙国茂认为,应考虑为低碳企业上市建立“绿色通道”。同时,他建议尽快编制能够覆盖沪 深两市低碳概念上市公司的“低碳企业指数”,为研究和设计其它低碳金融产品提供条件, 如低碳ETF、低碳指数基金等等。将来,低碳企业指数还可以作为其他与碳交易有关的金融 衍生产品的设计依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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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Low Carbon Economy and Carbon Finance Study in ChinaZhou JianAbstract:With the fast rise of low carbon economy, the new finance――carbon finance is b eing developed rapidly too. Carbon finance is becaming the key to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and seize the first chance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篇8

关键词:碳排放 碳交易 碳资产 碳市场 管理体系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候频现,温室效应愈演愈烈,寻求一种高效且低碳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国际社会逐步对温室气体减排达成共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进一步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议定书》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国际气候政治重新洗牌,中国也步入碳减排“责任共担”的行列内。

目前,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010年排放总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2.3%,因此面临巨大的国际减排舆论压力。我国政府也将低碳发展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度。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2012年国务院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1〕41号)规定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首次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确定下来,明确了今后的低碳发展方向。随后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政策,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加快、资源短缺、污染物排放缺乏有效控制,离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有较大距离。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尤其是高能耗、高排放的电力、化工、水泥、钢铁、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电解铝和镁冶炼)等行业,低碳时代的到来不仅对其传统的经济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也赋予了企业新的责任和使命。随着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碳排放将成为企业总量控制的目标之一,碳排放权也成为一种商品,是企业一笔特殊的资产。所以,企业树立低碳意识,结合自身碳资产情况,构建完善的低碳管理体系制度,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是势在必行。

一、碳排放管理体系基本概念

碳排放权是指在全球碳排放总量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某种分配方式发放给各个国家、地区、省、市或者企业,允许它们向大气中排放一定数量二氧化碳的权利。在表现形式上,碳排放权可以表现为碳排放许可证允许排放的数量或者一定时期内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吨位数。碳排放权基本特征有:稀缺性、强制性、排他性和可交易性。[1]

碳交易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碳交易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碳交易根据交易原理的不同,可分为配额型交易和项目型交易。配额型交易是建立在“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基础上,指交易主体之间转让减排的分配配额的一种交易和贸易。碳项目管理者计划本国(地区)某一时期的碳排放总量,并将其划分后分配给每个参与者。参与者的排放总量超过上限时,需要向其他企业购买排放许可。项目型交易是通过减排项目的合作方式,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度。[2]

碳排放交易理论的基础是排放权。当碳排放与财务、金融挂钩后,这种权利就可视为一种有价产权,进而演变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产――碳资产。碳资产是一个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财富转化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碳资产不仅包含今天的资产,也包括未来的资产;不仅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资产,也包括一切由于实施低碳战略而同比、环比产生出来的增值。碳资产的财务特征是一个企业获得的额外产品,不是贷款,是可以出售的资产,同时还具有可储备性;由于碳市场的市场化,碳资产的价格呈现波动性,由于排放总量的限制,长期来看碳价格呈逐年上涨趋势。[3]

碳盘查是指以企业为单位,遵循一系列标准方法和原则,计算其某一时间段内,在运营和生产活动中各环节直接或者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是温室气体议定书(GHG Protocol)或ISO14064温室气体核证标准。前者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共同开发,包括两个相关但相互独立的标准――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以及项目量化准则;后者由国际标准化协会(ISO)制定,旨在为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量化和削减提供一套工具。[4]

二、企业碳排放管理体系框架构建

(一)政策规章制度体系

政策规章制度体系是企业碳管理体系的基本保障。企业应研究分析国际碳市场发展形势和国内碳交易机制相关政策,跟踪国内碳交易试点的进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碳管理战略、规章制度。对于一些特大型的企业应编制碳排放管理规划,摸清家底,统一规划和部署企业内部碳资产和碳排放交易管理工作,制定低碳战略落实制度、碳排放监测制度、监督制度、碳资产产权制度、碳排放交易奖罚制度和一系列管理办法。例如《企业低碳发展考核评价办法》、《企业碳资产统计与报送制度及碳资产交易管理办法》等,并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制定低碳技术标准和研究碳减排方法。总之,企业碳排放管理战略、规章制度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由总体到局部、由粗线条到细致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企业在低碳经营管理的过程中逐步完善。

(二)碳排放管理组织机构

企业碳排放管理机构是企业碳减排及碳资产管理的执行主体,可以有效贯彻企业低碳战略并实现企业低碳目标;碳排放和碳资产的经营管理是一项专业化很强的工作,涉及碳排放核算、碳资产管理和交易等专业技术工作,因而要实现企业碳资产的集中有效管理,应建立企业专业化的碳资产和碳排放统一管理机构。统筹低碳发展工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下属企业碳排放管理与执行机构,建立自上而下的部门协调机制和反馈机制。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协调配合是保障碳排放管理体制高效运行的关键。应确定机构岗位设置和人员安排,明确相应的职责和权限。其职责主要有:研究制定碳管理相关制度和发展战略;加强外部沟通,积极与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沟通,争取获得更多配额;开展企业碳盘查试点及普查管理工作,制定企业配额分配方案,研究碳资产管理模式;积极推进企业碳排放权的交易,密切跟踪国际和国内碳交易市场进展的情况;建立企业碳管理信息系统并维护运行。

(三)碳资产财务管理体系

首先,应该设立碳资产类账户。为了清晰地核算企业碳资产的存量和流量,应该在传统环境会计“环境资产”总分类账户下设置“碳资产”二级账户。针对企业买卖由清洁发展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这项经济业务,可以在“碳资产”二级账户基础上设置“二氧化碳排放权”明细分类账户,借方记录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增加,贷方记录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减少,期末借方余额表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权现有的金额;其次,建立碳负债类账户。企业应该在“环境负债”总分类账户下设置“碳负债”二级账户,根据负债的来源和种类不同可以进行明细核算,如“低碳金融负债”、“应交二氧化碳排放税”等。分别用来反映企业承担的低碳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情况以及由于排放温室气体而向国家缴纳的碳税;再次,编制碳资产负债表。对传统的资产负债表予以改进,针对与碳资产相关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或义务进行核算与计量,并予以表内化,即形成旨在加强企业碳资产管理的“碳资产负债表”;[5]最后,构建企业碳预算核算体系。2009年英国先行开始实施“碳预算”财政预算,同样我们可以根据财务预算核算管理的原理,构建企业内部财务碳预算核算,使其作为碳排放管理的重要工具。科学地运用相关技术方法,通过对企业内部各级经济活动过程进行碳数据的搜集、整理、计算和分析,以对经济活动进行衡量、评价和预测,预测企业碳排放数量,确定企业的碳减排目标,从而提高企业碳资产的使用效率,达到企业增收节支的目的。

(四)碳排放信息管理平台

实现企业碳排放减排目标并将减排指标分解至企业各个生产运营环节,关键是需要掌握企业碳排放减排现状。因此必须要采集并统计企业碳排放量,建立碳排放数据管理体系和信息平台,并根据排放数量实时更新数据库。数据采集的方法可采用在线自动监测系统或手工录入的方式。碳排放信息管理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功能:数据采集、统计分析、查询功能、排放水平评价识别、预测与预警功能、决策支持和交易管理等。尤其是大型集团企业涉及不同产业,碳资产和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有利于企业碳核算和报告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统一化,实现高效运转和管理。掌握了企业内部的碳排放现状后,首先在企业内部形成碳排放的小交易系统,统一调配企业内的配额和核证减排量,尽量使内部的需求和供给达到平衡;并可适当参与外部市场交易,在市价较低时买入一定的配额储存,市价较高时卖出部分多余配额,以降低总体碳排放成本,甚至获得额外的利润。(五)支持服务体系

碳排放管理系统的支持服务体系包括专业咨询机构、第三方核查机构、碳排放管理IT信息系统支持机构、专家咨询和专业培训服务等。企业碳盘查是碳排放管理关键的一步,碳盘查过程建立量化、监测和报告温室气体有效机制,进而降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根据我国目前“两省五市”(北京、天津、上海、深圳、重庆五市和广东、湖北两省)试点交易市场的《碳排放交易管理办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及《温室气体核查和报告流程要求》等要求来看,纳入试点区域的交易试点企业必须参与交易、提交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可委托专业咨询机构协助温室气体监测核算并编写报告,最后由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出具核查报告。对于在试点区域之外,参与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企业也需要碳排放核算、报告及核算服务等机构的支持。另外企业碳排放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也需要专业的IT软件支持、碳管理人才的培训服务和专家咨询与决策支持等。

(六)监督管理机制

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是碳排放管理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监督企业低碳战略、法规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公平合理地确定企业内部各部门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监督各生产经营环节碳排放总量及减排达标情况;此外,还要对企业内部或外部的碳交易过程实施监督,以维护碳交易市场的秩序,防止违规交易;逐步建立奖惩制度,并制定合理的奖罚额度,起到对企业的激励促进作用,激励企业采用先进的低碳减排技术和措施,积极完成碳减排目标。

三、企业碳排放管理流程

企业碳排放管理流程如图1所示。企业碳排放监测是指企业按照相关碳排放报告指南的相关规定,对一定时期内碳排放活动进行计量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措施,包括测量、数据获取、记录和计量等。统计分析是对监测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作为碳排放报告的基础数据;碳排放报告是企业按照有关规则对一段时期内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核算并形成规范性报告的行为;碳排放核查委托第三方核证机构依据相关《企业碳排放核证规范》或《核证工作手册》对碳排放报告进行审核,生成核证报告;此外在政策制度、配额目标、碳资产财务管理及监督机制的协调配合下,碳排放信息管理平台得以正常运行。配额目标管理是企业根据国家分配碳排放配额并结合企业自身二氧化碳历史排放情况,通过登记信息管理平台一次性向各级生产经营环节发放年度碳排放权配额(存量配额);对于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则以节能审查结果为基础进行碳排放评估,并根据总量目标合理发放碳排放权配额(增量配额),未获得足量碳排放权配额的项目,投资主管部门不得审批。企业为了降低自身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其总量排放不超过所获配额可通过自主减排与碳交易的方式实现。碳交易又分为内部交易和外部交易两个过程。

四、结论和建议

综上分析,在国际低碳经济发展形势下,随着国内碳排放管理制度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自身碳排放管理体系的构建势在必行。企业自身碳排放管理体系框架包括政策规章制度体系、碳排放管理组织机构、碳资产财务管理体系、碳排放信息管理平台、支持服务体系和监督管理机制。企业碳排放管理的基本流程为:碳排放监测统计分析报告第三方核查报告碳排放统一管理平台自愿减排或碳交易。

对于目前碳排放管理缺失的企业,尤其是高能耗、高排放的大型企业,提出如下建议:尽快完善企业自身碳排放相应的管理办法及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摸清家底,启动碳减排规划的编制,制定适合企业自身低碳发展的战略;密切跟踪“两省五市”碳市场试点地区及国家的配额分配方案,积极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争取获得更多配额;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是国家碳排放总量确定的依据,为避免在碳配额总量确定及分配过程中“吃亏”和“被动”,尽快启动企业相关产业的碳盘查试点及普查工作,尤其是试点地区的碳盘查工作优先启动,以掌握碳交易市场的主动权与话语权;尽快建立碳资产和碳交易管理的IT信息平台,方便管理;建议企业加强国际和国内碳市场相关政策的普及、碳核算技术、管理人员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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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绿色发展碳排放权立法促进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灾难近几年愈加频繁,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将面临因此而带来的巨大威胁与挑战。“低碳宣言”建议,要政策性鼓励、支持和引导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倡导社会树立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理念,支持并奖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率先实施低碳行动的地区,并积极寻求适合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国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绿色发展”概述及碳排放权交易基本原理

(一)“绿色发展”概述

绿色发展,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家公司、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应该身体力行,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 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涵。从内涵上看,“绿色发展”是在坚持传统发展下的一种创新模式,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基础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核心任务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创新模式。

(二)碳排放权交易基本原理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源于上世纪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排污权交易是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全球碳排放市场诞生的时间应为2004年。碳排放权交易,是排污权交易的衍生概念,是为了使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合同或协议的方式进行的碳减排量和碳吸收量的交易活动。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原理是:环境部门依据环境容量制定碳排放总量目标,然后把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划分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个企业或区域,碳排放配额可以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调剂余缺。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现状

欧盟和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为引导碳排放交易的有序进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见,科学的立法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合法化,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为减缓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家立法层面上看,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立法方面有了初步的进展,具体表现在:2003年1月1日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推行清洁生产为目的的法律。2005年10月12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颁布了,这成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的起点,将为我国碳排放权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较好的基础。2010年10月6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上透露:《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目前已基本成熟,这一政策的出台将会对自愿减排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合理规范化管理,将为中国实施强制性减排市场提供可操作的宝贵经验。《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和水体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制度的建立也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从各省市地方立法层面上看,《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的,建议在中国以省为单位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该报告的首次提出在我国以碳排放作为“硬指标”,对社会经济活动加以监管及调控。例如,在全国三十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以“碳源(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碳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交易制度,收取、支付碳基金和生态补偿金的制度;又如,2011年1月1日在我国正式施行了《四川省农村能源条例》,该条例首次将碳排放权交易纳入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手段引导和规范农村能源碳排放权交易,以充分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和“绿色发展”的机遇,为促进和有效保护地方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的立法问题

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仅限于自愿减排交易和CDM项目,碳排放权交易实践是在缺乏法律基础上盲目进行的,现行的法律法规也未能发挥其很好的作用。立法的滞后无法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健康有序地发展。尽管我国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促进了清洁能源项目在中国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过低使得很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与一个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需的法律制度相差甚远。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在界定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方面,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环境中排放,起初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污染,对全球气候变化亦无显著的影响,所以它既不是商品,也无产权关系,没有产权界定,更谈不上产权交易。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异常以及《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了经济价值。

第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不明确。碳排放权交易主体指有资格进行碳排放权买卖的企业、各种组织或个人。买方是那些用完碳排放配额且不得不继续排放的企业,或者因其他目的而参与买卖的组织或个人,卖方是依法取得碳排放配额并且有富余的企业、组织或个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平等性,因此,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碳排放者,都有资格根据自身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碳排放权。

第三,碳排放权交易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没有针对性的机制解决交易纠纷。我国立法并没有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的主管理机关,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等并未在法律上予以体现,更谈不上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保障。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各方的法律责任不明确,过度依赖于环保部门的控制和运作,无法体现市场经济的公平与自由,致使交易中的纠纷难以解决。

第四,继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交易所、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等建立后,武汉、杭州、昆明、河北等环境能源交易所相继成立,广西、江西及河北等地都表示希望在“十二五”期间成立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从而抢占碳交易市场商机。虽然碳排放权交易所数量不断增加,但是业务上并没有实质进展,主要涉及二氧化硫以及二氧化碳等污染交易产品,在碳减排方面的交易量很小而且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未来还有可能将碳交易市场分割,导致其区域化,对于国家的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浪费。我国尚未针对环境交易所建立准入机制,这些交易所均未取得官方颁发的准入牌照,其成立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授权、规范和约束,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碳排放权交易的规则统一和有序进行。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促进

完成“绿色发展”的目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只有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地有效进行。

(一)在立法上界定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首先,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在环境允许的前提下,人为特别规定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带来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逐渐稀缺,形成一种有价产品,称之为碳资产。其次,碳排放权具有“可交易性”。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较,碳交易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理由为: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最后,碳排放权具有“排他性”。在大气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每个个体都拥有向大气排放一定含碳气体的权利,这是一种自然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碳排放权拥有者可以依法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要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先要从法律上确认排放权,明确将碳排放权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纳入企业的产权范围,使企业意识到排放权作为一种财产权的权利属性。

(二)明确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

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不同,能源供给与消费结构不同,碳排放水平也不同,所以交易的主体暂时规定为负有温室气体排放任务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比如发电、石化等能源企业以及钢铁、建筑等大型排放企业为代表的碳排放主体。待到机制完善后,再逐步推向所有负有减排任务的企业、政府参与的采购基金和托管基金、商业化运作的碳基金和关心气候变化的个人以及非政府组织。

(三)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保障及法律责任

建立相关的政府部门并规定其法律责任。政府应当建立专门的温室气体排放行政机关,建议在已有的环境保护部门分设一个碳排放权交易处,负责碳排放权的分配、权利行使、权利交易、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对其法律职责予以清晰界定,并提高其执法水平。碳排放权交易处应坚持公开、透明、合理、有效的原则,在监督和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执法不力、徇私枉法,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四)碳排放权交易所的法律授权

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建立的盲目性主要是我国大的减排制度没有出台,各地的交易所都未能找出合适的商业发展模式,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人才短缺,对碳交易制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篇10

当人们还在议论这一新鲜事物的时候,作为能够真正实现低碳经济的“碳交易”市场却悄然来到了我们身边。山东首家碳经营交易所的成立也使得省内诸多新能源企业喜得近水楼台之利。

2009年12月22日,山东首家碳经营交易所落户单县。与国内其他碳经营交易所的高调开张不同,这家由广州长河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希光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投资3亿元的碳经营交易所悄然在单县开发区挂牌营业。新成立的碳经营交易所主要从事国内企业结余碳排放量指标交易。

碳交易到底是怎样一种交易?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也许下面的数据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碳交易”的切入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年-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而中国有望在其中占据3成以上的份额。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低碳”和“减排”成为年度流行之语,“碳交易”却依然是一个并不为人所熟悉的概念。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使原本没有经济价值的“碳资产”成为有价商品。根据《京都议定书》约定,发达国家必须每年承担定量温室气体减排任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和国际信用丧失。目前发展中国家1吨碳的减排成本应在5美元以下,而欧美国家的成本均在50美元以上。为完成任务和节约成本,发达国家开始到国外购买减排任务,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一位环保界人士通俗的解释可以让我们对“碳交易”的理解更为明确:“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发达国家必须每年完成一定的减排任务,因为全球一体,发达国家可以到别的发展中国家去完成指标,通过投资和投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然后按照每吨多少美元的价格把少排的二氧化碳买过来,相当于完成了自己的减排指标。这样既完成了任务,又少花了钱。”

为规范和更好地发展碳交易市场,《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交易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DH)、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约(JI)。其中CDH是惟一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减排的一个全新贸易品种。有关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将占联合国发放的全部排放指标的41%。中国无可避免地将CDM列入碳交易市场的重点项目。

“中国碳交易2010第三届年会”认为,中国的CDH发展是最成功的。截至2010年2月,中国政府已批准2411个项目,在EB注册的项目779个,占全球的36.81%,年减排量约为2.09亿吨,占全球的59.39%;已获得CER签发的减排量1.895亿吨,占全球的约47.96%。

山东省环保界人士对清洁发展机制的态度还是相对理性的。他们认为CDH项目的基本内容在于实现三个效益:一是环境效益,就是必须带来真实的温室气体减排;二是资金效益,就是必须带来额外的援助资金;三是技术效益,就是必须带来先进的技术转让。因此,培育开发CDH项目是一项买卖双方共赢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山东作为能源消耗大省,在实施CDH项目方面潜力巨大。近几年,山东省围绕总量减排和推进绿色经济,不断加大CDH项目的培育开发力度,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截至2009年底,山东省共有104个CDM项目通过了国家发改委批准,占发改委批准总数的4.41%,年减排二氧化碳304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7.26%。有29个项目在EB成功注册,占中国注册项目数的3.87%;有13个项目获得CERs签发,占中国获得CERs签发项目的6.40%。

就在首家碳经营机构落地之时,山东又有5个CDM项目找到了买家。这5个项目分别是济南澳海炭素有限公司炭素煅烧炉余热电站工程、青州博奥炭黑有限公司尾气发电项目、山东昌农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生物能源开发项目、山东亚特尔集团地源热泵供热及制冷工程、聊城安杰新能源公司太阳能风能综合发电站工程,共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62.3万吨,并能给企业带来每年498.4万欧元的收入。

对于山东企业而言,碳交易的收入又可以再投入到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当中,产生更大的低碳经济效益。而且,经多次谈判和努力,目前申请企业的先期费用基本上由作为买方的发达国家投入。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注意到CDM带来的收益和机遇,正积极申请人市。

为更好“引导外资参与绿色经济发展,转让低碳技术,探索在碳减排、碳交易方面利用外资”,山东省清洁发展机制培育中心从2006年至今,多次组织举办CDH专题研讨暨项目推介会、培训会及高层论坛;探索建立了“政府引导,部门推动,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国际合作”的培育开发CDH项目的长效机制;确定了钢铁、焦化、水泥、电力、煤矿、油田及石油炼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废物处理等行业作为山东省培育开发CDH项目的重点领域;形成了县发掘、市筛选、省推动的三级环保部门联台开发、共同培育CDH项目的大格局,推动CDM在山东的实施。

展望碳交易的未来,在众多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作用下,中国碳交易前景何去何从还是未知数。现实的情况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碳翁”,却尚未建立自己的交易规则,这使中国的碳交易在国际上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

正如专家分析,现在的CDH市场步入了十字路口。《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结束后,将会形成一个怎样的碳交易规则,现在谁都无法确定,而且新的交易规则也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