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时间：2023-12-25 17:37:3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红利优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现在很多分析文章，开头即言：
所谓人口红利，从社会学角度讲，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则不同，指的是互联网用户不断增多，企业可以用较小成本快速获得流量。
这类红利主要分为两拨：PC时代和移动时代。
如果把1968年阿帕网的诞生作为互联网起点，那么直到2017年第一代苹果诞生的这一段时间，都可以算作PC时代的红利时期。
但随着智能手机这个新物种的诞生与普及，其便携性、丰富性逐渐打败了传统PC端，移动互联网红利逐渐显现。
但人口红利只是互联网扩张初期的特殊现象，人的攀升速度怎么拼得过以光速运转的网络？
从数据上来看：
截止2018年6月，手机上网用户已达7.88亿，占全体网民的98.3%。移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在现阶段已接近饱和。
就此，一些分析家开始唱衰互联网，认为相对传统获客方式而言，互联网已不具备突出优势，而在巨头垄断、资本占据的状况下，互联网企业反而更难崛起。
千团大战、滴滴大战快的、摩拜 VS ofo，互联网上的三大战役，证明了资本为王的真实法则。
分析家的逻辑是：在互联网红利存在期，中小企业可以借助这股红利，用小成本快速扩张流量；但随着红利消失，获客成本增加，互联网不再具备优势。
如果拆分一下分析家的逻辑链条，可以得出如下公式：
互联网获客成本增高=人口红利消失=互联网优势不再
（严谨一点的话也可以用““导致符号）
据此，本文提出两个问题：1、人口红利真的消失了吗？2、互联网的优势仅仅在于人口红利吗？
2
人口红利分为：增量和存量。
1. 增量
中国最新人口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人口总人数约为13.9008亿，而手机上网的用户仅为7.88亿——仍有将近5亿的人群没有触网。
没有触网的人群中，主要可分为老龄人群、幼儿群体和贫困群体。
在三者中，贫困群体的解决方式在于经济层面，只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工资福利水平到位，贫困群体自然不会傻到脱离时代。
这部分的人群属于自发人群，只是缺少上网条件。
但指望企业去创造上网条件无异于天方夜谭，企业选择互联网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其获客成本，而创造上网条件却在变相增加成本。因此，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只能依靠政策和公益。
老龄人群则囿于观念、面子、无人指导等原因，对互联网望而却步；即使在一二线城市已有部分老人熟悉使用智能机，但也只是掌握简单的微信聊天、浏览新闻等功能，对于网络游戏、电商、打车等功能还尚未触及。
传播学家卡茨曼的“信息沟”理论认为：新技术的采用所带来的利益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并不都有是均等的，接触和使用新媒介技术和传播内容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这对现有获取信息能力较弱的人是不利的。
对老龄人群而言，互联网并不是他们的原生环境，对于新生事物的恐惧胜过互联网的便利性，使他们成为互联网的顽固抵抗者。
企业想要拥抱这部分人群，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成本去培养用户习惯、改变用户观念，这显然也是不划算的。
幼儿群体则更加特殊，由于本身心智发育并未成熟，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且电子产品的辐射影响成长，所以幼儿的监控者-家长少有为自家小孩配备手机。
无论是出于教育或是道义角度，幼儿群体都不应该成为为利驱使的目标（稍微特殊的可能就是k12在线教育）。
分析过后，不难发现：此三类人群都属于战略攻坚地带。换句话说，超出了这个时代所能赋予的范畴。
想要把互联网更加普及，只有等待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进一步建设，以及大批中产、网生一代渐渐成长，整个社会才能真正“浸入”网中。
但这并不代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因为目前的分析样本仅仅代表中国。
互联网是一件全球化的事物，互联网企业也不应该仅局限于国内。
国内红海一片，但在印度、日本等东南亚、东亚地区，以及非洲等互联网化欠发达地区，大批的人口红利仍在此处。
小米在印度、俄罗斯的进击；抖音在日本、欧美的突起；支付宝在境外的普及…这些都证明了一件事：红海不红，只是眼光太小。
生活在江里的鱼，以为江河就是整片天地，但它不知道这条江连通着大海。
互联网即战场，在战场上存活下来的企业，大都具备非凡的战斗力和可实践的运营策略，完全可以以高频打低频的策略，将这套模式复制延伸到其他国家。
这是一片广大的增量市场，并且小企业在其中也存在机会。
以我熟悉的一家创业公司为例，这家公司连通了日本的民宿市场，替他们搭建小程序及微信平台。
这里诞生的新场景是出境游（连通国内和国外的新交界地带），目前携程等OTA平台虽然独占鳌头，但由日本本土自发衍射出的要求，却处于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此类的新场景还有很多，雄霸非洲的传音，瞅准了非洲手机市场升级的态势，找到了它的增量客户。
2. 存量
如果把互联网用户群体粗略分为三拨，大体应该是中、青、少这三代人群，分别对应40-60岁以上、18~39岁、13岁~17岁。
该分段方法主要依据两个指标：购买能力和上网能力。
实际上，一二线城市家庭的孩子，两到三岁时就已接触网络，但这部分群体并不具备购买力，即使如孩子王之类的孩童品牌，其真实针对用户是30~60岁的父母代。
而60岁以上的人群，虽然具备了网上购买能力，但在上网能力（尤其是上网消费能力）上有所欠缺，老龄化虽然愈发严重，但针对老年的电商、广告却收效甚微。
所谓存量，实际上更偏向那些拥有网络消费能力的用户。
过去两年，微信公众号整体打开率下滑，便有人唱衰公众号，认为它的红利期已经过去；可实际上，这两年涌现的头部大号依然存在，衰落的只是那些本就质量不高的存在。
正是大浪淘沙。
虽然互联网用户总量的增长陷入缓慢期，可仍有如拼多多这样的产品快速窜起，在短短两年内实现上市；也有如趣头条一样下沉到三四线城市，靠利益诱惑增加流量；始终大火的抖音，也不过在近两年蹿红。
真正无法享受人口红利的只有微信、淘宝这类巨无霸产品，因为它们才真正摸到了整个互联网的流量天花板，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级应用。
在存量中，想要获得人口红利，有两个要点：新的场景和新的方法。
一个新的场景，就会带动新的需求，从而带来新的用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上街购物时，可能会在耐克、阿迪等多家品牌店比较，最后选择自己满意的品牌。
这种情况下，场景是在商场购买衣服，这是一个红海场景——因为有两层楼的衣服店同时竞争。
现在有两家衣服店的店主，衣服的销量都不是很好。
A店的老板有些丧气，因为商场的人流量几乎趋于稳定，不会有增量人群；B店却看到商场里缺少奶茶店，而商场的人流量保持稳定，于是他毅然转行开了奶茶店。
对B店店主来说，现在场景发生了改变，由衣服变成了奶茶，而在这个场景下，却是一片蓝海。
实际上生活中，熟谙新场景之道的品牌很多。
譬如从白酒行业中杀出来的江小白，它主打的实际上不是酒，而是年轻人悲喜哀怒的心情，酒只是这种心情的载体；
又如在抖音上火爆的答案茶，主打的也不是奶茶，而是喝茶时的小乐趣。
现在大家都是有闲阶级，很愿意为商品属性之外的附加价值买单。
再如升级后的汉庭酒店，主打的其实是“干净”。汉庭的标语没有说出差住汉庭，而是说爱干净住汉庭。
实际上每个住宿的人都在于酒店的干净，但没有商家拿它当整个品牌的slogan。
但汉庭这样做了，干净就成了酒店业的蓝海。
发现新场景，进入蓝海，凭借先发优势占领用户心智，这中间的秘诀在于发现。
其实在现阶段的互联网，最大的蓝海在B端。
大量的传统企业、小微企业想要寻找转型，但却触网无门。
互联网在实践中完成了它的神秘化，却无形中提高了自身的门槛。
帮助传统企业转型，为他们搭建平台、提供建设方案和运营支撑，几乎是前景可见的事情。但这方面需要援助者具备技术门槛和运营能力，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有赞和新榜。
有赞替商家提供标准化SaaS平台，让中小型企业能够以低成本快速开店；
新榜则偏向于流量对接和价值变现，让广告主和流量主交换彼此价值。
本质上都是为他人赋能，属于孵化器类目。
新场景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在于渠道，新渠道则意味着新流量。
最古老的渠道是搜索和网站，前者从后者的身上薅羊毛，但由于前者的聚合性，所以流量倾斜度远超后者。
百度、Google都是搜索渠道最大的获益者。
第二代的渠道是门户和博客，网易、新浪、搜狐是门户时代的典型代表。
搜索毕竟是主动行为，用户在大多数情况属于“无所事事”的状态，门户网站更适合他们消遣。
而博客正是内容业的旗手，韩寒、痞子蔡等一大批博客，凭借着先发优势聚拢粉丝，相较于线下由杂志社、出版社把手的出版渠道，博客渠道拥有流量多、速度快、互动强等多种优势。
当然，互联网的最重头戏-社交也在早期冒起萌芽，聊天室不知孕育了多少网恋的新闻。
时至今日，互联网早已形成马太效应，分散的渠道流量无法形成聚拢优势，散兵游勇的状态导致大家只能各自为战，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
想要在大范围引起关注，只有选择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知乎、B站、斗鱼、映客等头部流量集中渠道。
每一个渠道都意味着新的用户，抖音捧红了西安，小程序带火了拼多多，用户还是那群用户，但用户在不同渠道的接受心智是不同的。
如果说奶茶和衣服的差别是小场景迭代，那么新的渠道就是大场景转移。
资本丰厚的企业可以新造渠道，例如今日头条孵化抖音，小商家则必须具备灵敏的眼光，早一点进入新的赛道，就能早一点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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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场景属于宏观战略，那么战略想要达成，还必要有新的方法。
主流的方法有三个：增长黑客、流量池和裂变分享。
1. 增长黑客
增长黑客的核心理念是数据和迭代。
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反应的不是产品好坏，而是用户对产品的接受度。
拿落地海报举例：
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风格，但用户不一定都会接受；所以设计师可以设计多款海报，投放到用户群体，根据相关转化数据判断用户接受度。
需要注意的是：海报投放的时间、选择的群体需尽量保持一致，避免大的误差产生（譬如分别在用户高峰期和低峰期投放，海报的接受度会受到用户总数量的影响）。
通过比较最后的转化率，选择最优海报，完成一次迭代。
当然，产品的设置一定要具备可试错性，all in的状态往往导致孤注一掷而功败垂成。
2. 流量池
流量池的玩法更多集中于留存阶段。
运营通过拉新将用户引进来，通过社群运营提升用户对产品的依赖度、信任度；社群培育成熟后，将其作为一个再传播点，通过活动等手段促使起传播产品，达到再拉新的目的。
连咖啡的个人咖啡店玩法，就是一种巧妙的流量池玩法：
用户进入连咖啡小程序，可以免费开设属于自己的连咖啡店，并且可以选择多种风格的店面；同时，用户还可以选取自己喜欢的咖啡种类，拜访到自己的咖啡店中。
这一段阶段是社群运营，但连咖啡妙在直接让用户成为连咖啡的一员，从身份上直接绑定。
用户开设好属于自己的咖啡店，就会自发地将其到朋友圈或是微信群中，一旦有好友通过咖啡店下单，连咖啡就会配送相应订单并返还部门利益给开店者。
这样，连咖啡不但完成了社群用户的自传播，还通过返利的激励措施，再一次强化了用户和连咖啡之间的总店-加盟商关系，完成一次兴趣-惊喜闭环。
3. 裂变分享
裂变分享则更多偏向于对用户心理的揣摩，靠得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最早的裂变手段是病毒营销，而病毒营销最早源于冰桶挑战。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冰桶挑战的盛行源于两个因素：名人发起、社交货币传播。
因为由名人发起，冰桶挑战带有天然的话题性，而由于它的正面意义，对于被点名者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社交货币积累，正向激励机制便得以产生。
每一位被挑战的名人都自带流量池，所以名人接力活动便是一条庞大的流量链。
在冰桶挑战中，裂变的引爆点在于社交货币，这几乎是任何一起成功裂变的必备要素。
社交货币即谈资，即隐形财富。
但产品裂变与公益活动不同，想要引起用户的兴趣，产品本身必须具备足够的价值。
一款nike鞋，原价999元，现在只要分享到一个群，就能砍100元；分享到两个群，再砍50元；通过阶梯状的分享砍价机制，这款鞋最终能降到400元左右。
对于nike的用户群体来说，这就很有吸引力。
可是假如onemix（nike代工厂自有品牌）也搞一摸一样的活动，可能参与者就不会那么多。
根本原因在于：onemix的品牌价值远低于nike，它给用户带来的实际效用低于砍价分享带来的损失。
现在很多商家搞裂变分享，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根本原因不是在于裂变手段不行，而是在于产品本身。
一款岌岌无名的产品，不应该上来就搞什么裂变手段，而是应该踏踏实实把质量做好，把口碑搞起来；只有形成了用户群体，才能够形成品牌认同，裂变才能真正达到效果。
所以AARRR模型（拉新、促活、留存、营收、转化）其实是一个过程，各个阶段中存在着时间顺序。
拉新、促活、留存是一个阶段，营收和转化是另一个阶段，只有前一个阶段夯实了，后一个阶段才能展开，甚至更多适合后一个阶段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状态。
毕竟，用户不是傻子。
4
说完了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就该聊聊互联网的本质红利了。
互联网红利仅仅等于人口红利吗？
就我的观察而言是不。
互联网自诞生之初，就始终是一个连接器，而人类史就是一部连接史。
爱情是最古老的连接器，它把男人和女人连接在一起；生育则使最基本的三角单位成型（父、母、孩子），三角单位的不断结合和传承则诞生血缘，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
家庭聚集成部落，战争则使得部落连接起来。
于是，最早的人类图景开始呈现；直至古罗马帝国崛起，成为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帝国，也成为三洲之间的连接器。
历史上，每一个大帝国的出现都意味着新的出现，民族也是如此。
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等皆是如此。
等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旅行，世界的全貌就开始真正显现了。
但真正让地球成为地球村的，却是互联网。
互联网的真正意义在于连通，而连通意味着人类生而自由、平等的权利被进一步保障。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时，个人想要维权难上加难，而现在只需要在社交论坛上帖子，就会有媒体跟进，有舆论讨论，相比于以前，互联网更大地拓展了公民的个人权利。
非但如此，互联网还具有网络外部性。
所谓网络外部性，即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
连接到互联网上的用户越多，互联网的既有用户越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这也不难理解：
一款新产品的诞生，假设需要1000的成本，这款产品的原有用户数是100，每人分摊的成本就是10；现在又新增了100用户，那么每人分摊的成本就是5。
最妙的是：对新进入的用户来说，他们一开始需要承担的成本就是减半的。
可谓是共赢局面了。
互联网现在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未来的走向一定是万物互联（IoT)。把互联网简化成低成本劳动力的连接装置，无疑是抹杀了它对传统行业的效率和思维的改造。
让我们想象这样的画面：你站在海边，海上一片迷雾。在迷雾中，孤岛林立，想要登岛，只能靠每天一艘的渡船。可是忽然有一天，一条电缆将各座岛屿连通，岛间开始互通有无，修桥搭陆，岛与岛之间连成一片。
你还是需要渡船才能登岛，但只要你登上一座岛，剩下的路程就逐渐轻松。
关键是那根电缆。
篇2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拐点被认为是，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了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降低），并且明显受到人口红利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担的影响的时点。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2.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30多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上都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长率，而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相继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并于2012年在进出口总值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受“人口红利”之惠。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200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1]
经济的高速发展，渗透着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红利的到来，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前期，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这一条件刚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人员保障，这以后的时期，我国开始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人口优势，大力引进外资，扩大开放，我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赖于人力成本物美价廉。尤其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加工贸易约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0%，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8.1%，也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众多机构都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步入快车道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根据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个数据与此前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经济腾飞时的人口红利的贡献率基本相当。[2]由此可见，人口红利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贸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从这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在的状态时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断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地增长。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我国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下降,也是就是说人口负担在加重,抚养比在增大。
而这些因素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也会相当大，首先由于人口红利的优势即将不在，我国的劳动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而恰好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2%—4%。从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发达国家，目前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廉价，这一优势的丧失，将会对我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产生不小的冲击。
4.中国与日本之间比较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结构转变的国家，同时也是亚洲最早出现经济腾飞的国家。整个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延续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很多人都将这些归结于日本的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这么说：白皮书里分析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再加上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问题，潜在增长率非常有可能长期保持低迷 。[4]
担心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并不是多余的。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崛起有着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记，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5]美国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的双重问题，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现在又在向人民币施压，于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两国同是出口导向性的外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2005年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5.1%。所以相似之处我们也应该警戒。
5.拐点以后的企业要转型
在这里为什么要谈及企业转型呢，原因是“人口红利”减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与价格优势。原有的加工贸易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失去，局部地区开始出现用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变化。而我国的出口企业多是从事加工业，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企业数量不足，而加工业也是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劳动的不可替代性，产品的附加值也比较低。
近年来，中国外贸的宏观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倾销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幅度下降、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外销价格优势下降、同行竞争愈来愈激烈等因素的影响，外贸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少，企业的利润下降，将面临无利可图的局面。“未来是一定要靠产业升级、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产值。”陈佳鹏强调，在十几年后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时，将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产值。[6]
因此，我国的外贸企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需要生存还发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转型。
（1）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企业具有较高的要求，无论在产品的研发，生产还是其他环节，都要具备一定的潜力，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施改进，以增加利润。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要建立独立的研究开发机构，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有利的。
（2）业务方向转型，扩展新业务，大力发张第三产业的外贸经济。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相对来说对劳动力的素质、经验要求较高，但是从业者的年纪要求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从事到其中去，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缓解人口红利拐点以后的社会压力的的问题。
（3）市场方向的转型，刺激国内市场。一直以来，很多外贸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针对的都是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并没有真正的打开，因此出口企业可以有针对性的刺激国内市场，从而扩大销量，增加收益，提高员工工资，这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6.总结
一个国家的要想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就必须优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人口红利的存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少机会和挑战。机会就是说，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挑战就是说，人口的不断老化，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均开支也会不断的增大。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才是未来更加严重的挑战。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为此外贸企业也必须从自身做起，积极寻找自身存在的劣势，寻找新的出路，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利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刘霞辉.人口红利”消失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N].中国证券报,2007.02
[2] 李意坚.人口红利--抓住投资的时代机遇[M].你应该懂点投资学2010.08
[3] 梁达.多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出口竞争力[BD].中国证券网，2013.08
[4] 池田信夫.经济陷入长期停滞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5] 叶雷.日本经济为何“失去二十年”[N].中国证券报，2012.05
[6] 唐飞.人口红利尚存+对外贸易未衰中国将延续制造业大国地位[N].中国产经新闻报，2014.02
作者简介：李效 （1991-），男 ， 汉，河南省汝南县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篇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部产业竞争力提升战略研究”（09XJA790007）；内蒙古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项目“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机理研究”（30105-125142）
作者简介：薛继亮（1981-），男，山东历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
摘要：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宏观对策研究，有助于发挥西部的要素资源潜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
关键词：人口红利；产业转型；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39-06
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目前，西部承接东部和境外产业转移的能力日渐增强，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西部、东北和东部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为19.74%、19.06%和15.73%，西部地区情况明显优于东部，西部承接的龙头产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还有其劳动力成本低，人口红利明显。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一、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Bloom等[1]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转变期的高比例劳动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展和腾飞的机会。Lee和Mason[2]发现劳动力迅速增加和抚养比降低会为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带来更多的资源，同时带来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第一人口红利）；伴随着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第一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债，但是前一时期积累的大量资产，在一定的政策支持和产业转型下带来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其红利规模和持续期限将会更大[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研究中，Young[4]和Krugman [5]认为一般情况下，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无限的供给，人口红利的作用抑制了资本报酬递减，使得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保证，这种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类型的有效性，在东亚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印证[6-7]。同样，人口红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变和快速经济增长的大国也具有重要影响。面临要素约束和不确定性风险，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如教育、经济政策、适宜的制度环境[8]，改革开放、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口控制政策[9-10]。在劳动力丰裕的情况下，只要劳动力流动顺畅并具有适当的劳动力激励制度，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持续发挥作用。实际上，在过去30 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张蕊等[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农村人口红利的作用，发现各地区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存在差异，在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毛新雅和彭希哲[1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促使城乡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白仲林等[13]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中西部地区尚未显现。蔡昉[14]针对中国人口转变和资本积累的现状，分析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发现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而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他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2013 年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因此，面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和人口老龄化，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避免“人口负债”[15-16]，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7]，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就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
二、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产业转型
1.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测算
陈友华[18]以1957 年瑞典生命表作为标准人口，制定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钟水映和李魁[19]在2009年以此方法对中国人口红利进行了评价。一般来说，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为人口红利时期；当抚养比下降，全社会用来抚养的压力减轻，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提高，投资高速增长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其中根据总体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比例可以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分为微弱型、趋强型、显著型和强质型4种类型，如表1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市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除外，这一方面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和产业聚集的空间比较大。内蒙古、、陕西、甘肃和青海等西部地区镇的总体人口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和四川除外），只有广西、重庆和四川等少数西部地区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了西部地区未来一段时期将会为西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乡村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内蒙古和陕西除外），而老年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重庆、四川和贵州除外），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乡村的总体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总体抚养比，镇和乡村的少儿抚养比高于城市的，乡村的老年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如表2所示。西部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说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缓慢，而且由于乡村较大的少儿抚养比在未来一段时期可以提供较多人力资源，带来人口红利。在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下，未来一段时期西部的第一人口红利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是必然的，如果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提升，还会在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享受第二次人口红利。
2.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的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1986年借助多国模型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一国（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6个时期[20]。以1964 年美元水平来衡量，人均 GDP 介于200—400美元的第二时期为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人均GDP 介于400—800美元的第三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人均 GDP 介于800—1500 美元的第四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如表3所示。将2010年西部地区GDP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第一产业比重过高，新疆最高，接近20%，内蒙古和重庆比较低，分别为9.4%和8.6%。西部大部分地区第二产业的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钱纳里的多国模型比较，西部地区目前正处于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的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业中则以食品、烟草、采掘和建材等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逐渐向在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转变。西部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承接东部和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处于1 000—3 000美元之间的人均GDP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不仅与GDP所处的工业化后期存在差距，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更大。此外，产值结构对于就业结构显著偏差，就业结构的转型显著滞后于产值结构，如表4所示。同时，西部地区还表现出产业层次低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缓慢，而且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较高，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为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21]。
三、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微观机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低成本的竞争模式再也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区域差异，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可能。东部地区改变依靠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的人口红利，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西部地区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产业雁阵模式发展的必然。
面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消退和老龄化的加剧，必须创造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再造人口红利”，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开发国内市场为此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是因为：
1.西部地区人口红利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高级化提供条件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进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自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越来越明显，西部地区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转变，第一、二产业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则不断上升。
在中国产业分工中，西部地区正处于接纳东部地区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典型区域，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是必然的。西部地区日益呈现出的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趋势，是第二、三产业高速成长促成的，而其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就业结构，二、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必然会带来其产值和吸纳的劳动力比重不断提高。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又会提高储蓄率和消费比率，进而带来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
2.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
西部大开发以来，该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加之丰富的资源禀赋，近年来工业集聚出现迅速增加的势头，并且促使工业集聚在增强次级区域生产能力的同时向次级区域内的县级区域扩展，工业生产能力正在更广阔的空间积累和集聚[22]。这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和西安等城市显得尤为突出。西部地区年轻的劳动力结构为该地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带来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和新型工业区的兴起。
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促进了工业区的集聚，而工业区的集聚又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工业区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不断扩张规模和内涵式发展。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西安和兰州等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为相伴而生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发挥着人口红利的作用。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工业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推进，西部地区实际上成了劳动力相对剩余和就业增加区域，带来了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增加，提高了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在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形成了许多特色产业集群，如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包头稀土开发区等，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不断崛起。因此，西部地区第一次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充足廉价劳动力要素，提升了工业生产能力，区域工业化率持续上升，进而带来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宏观对策
在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和能源等要素资源供给约束日益增加，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以及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东部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在东部地区产业西移和西部大开发强度加大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必须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发挥地区人口红利效应，在区域产业承接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1.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要做到与西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结合和培育
从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发展实践来看，这种产业契合实现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利用，弥补了西部地区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劣势，有效利用了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生态等特色禀赋，使东西部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区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进一步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积极选择和培育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在产业链分工上实现与发达地区的错位发展，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结构的互补。
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排他性的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转化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必须的现实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在农民工就业、就医、教育培训和住房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提升其进城务工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有序和稳定转移，才能较快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速潜在人口红利的溢出效应，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
3.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
国内外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提升劳动生产率可以实现一国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提升，而要想做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改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在岗培训，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来优化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弥补资本报酬递减提供人力资本基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差、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岗前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力培育具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新型农民来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提供劳动力条件，进而拓展和延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来实现东西部产业承接与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带来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必须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要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增强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能力。此外，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同样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这就要求增强西部地区消化吸收技术的能力和自主开发技术的能力。只有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为劳动力获取、掌握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提供优质的平台，才能通过技术的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
4.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在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要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运行机制建设，并且衔接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高效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化解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带来的难题。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时，适度公平是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会最大程度的提升各阶层的积极性，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推进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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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我国“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判断
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和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又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机遇期”等。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口抚养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时，通常被认为进入人口红利期。从人口发展理论来看，人口红利期的出现和消失具有必然性，通常意义上将人口红利期的结束称作人口红利期拐点。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人口负债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期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2011―2050年，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除2025年和2026年外总体呈下降趋势，少儿比重持续下降，老年比重稳定上升，导致总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2034年首次突破50%，这标志着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①。2011年总抚养比进入峰谷，约为35.65%，其中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24.49%和11.17%。随后总抚养比将逐步提高，在2025年和2026年出现小幅调整后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如果将劳动年龄的上限和下限进行调整，即提高下限并降低上限，那么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有所提高，总抚养比迅速上升，人口红利期拐点将会提前到来。以15―59岁为劳动适龄人口，对预测数据进行平均匡算，人口红利期拐点将有可能提前到2016年左右。
二、“人口红利期”拐点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与影响
人口红利期拐点理论上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减少，必将对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科技进步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对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形成巨大挑战。
（一）国民经济仍将保持中速增长
从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动力机制来看，人口红利期拐点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太大负面影响，国民经济仍将以中速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第一，我国将逐步摒弃以要素资源大规模投入为主要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减少能够通过要素替代、就业结构升级等途径来得到补偿。第二，我国将改变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高企的局面，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淡化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人口抚养比提高带来的储蓄率下降正好与这一调整方向相吻合。第三，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制度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间就业歧视，这将充分释放劳动力市场的活力，继续分享劳动力分工配置的增长效应，直至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于一致。
（二）劳动力就业质量总体提高
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就业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来看，人口红利期拐点不仅不会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反而有助于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健全，并推动充分就业时代的到来。第一，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面临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沿海地区等出现的“招工难”、“民工荒”等问题，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服务业的一线，这主要是结构性矛盾造成的。据估计，“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而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是1200万②，促进就业依然被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第二，应届毕业生是新增劳动力中最具变数的群体，也是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但是近年来，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相当严重，就业成功率不高，就业稳定性较差。“十二五”期间，每年高校毕业生近700万人，中专、技校、初中、高中毕业不再升学的学生大约为700万人，帮助应届毕业生实现就业仍将是各级政府就业工作的重点。第三，我国将推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人口红利的增长源泉也将由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继续推动国民经济的中速增长。我国人力资本指数从1980年的1.1%提高到2000年的13.8%，2009年大幅提高到124.3%。201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3.3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三）社会保障压力明显增大
我国在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同时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我国将由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最后进入重度老龄化，这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全方位的压力和挑战。第一，养老保险将面临收不抵支的制度风险。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养老保险缴费人数的相对下降和养老金领取人数的相对上升，在养老金待遇既定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将有可能面临收不抵支的局面，原有制度模式将无法继续运转。当前我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存在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问题，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同时人口老龄化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人们对制度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就会引发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危机。第二，医疗保险将面临日益沉重的支付压力。根据现代医学统计，一个人一辈子的医疗费用主要发生在晚年，老年人医疗支出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主要部分，因此人口老龄化将大幅增加医疗保障的支付责任。
（四）科技进步创新更为迫切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支撑力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将更加突出科技进步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通过劳动力的自然减少来倒逼科技要素的替代，另一方面科技进步能够推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当前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压力，受劳动力供给形势变化的挤压，必须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将最终告别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时代，人口红利期拐点将迫使我国不得不思考如何摆脱仅仅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束缚，如何避免陷入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如何在全球创新体系中抢占制高点，以实现科技进步的跨越式发展和国民经济平稳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三、我国应对“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对策建议
（一）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仍要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提高就业质量。第一，要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包括创造就业岗位、完善各项补贴政策、帮助困难群体就业等，让更多有就业意愿的劳动适龄人口有业可就，在此基础上实现体面就业。第二，要关注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包括应届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通过提供就业信息、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途径来加以解决，努力改善就业环境和提高就业稳定性。第三，要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不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在劳动权益保护、就业服务等方面实行统一的政策体系，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第四，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通过集体协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等措施，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从长期来看，即使面对劳动力供给的大幅下滑，我国还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鼓励高技能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等措施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部分填补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空缺。
（二）努力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
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导要素，也是人口红利结束后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人口因素，还是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当前技能型人才非常紧缺，我国正面临严重的高技能人才“负债”。劳动者技能素质提高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完善现代教育体系来提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措施包括高水平普及义务教育、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和逐步普及高等教育等，同时要改变高等教育超常发展和职业教育的严重短缺问题，使教育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匹配。二是大力发展培训，包括职前培训、在岗培训等，实行政府免费培训和社会培训相结合，增强劳动者技能素质和岗位技能需求的一致性。劳动者素质提升要求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机制，只有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合理的回报，劳动力素质提升才能成为自发行为，并成为人口红利的替代增长源泉。
（三）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既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人口红利期拐点的重要举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就是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推动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自动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数量层面转变到质量层面，从而降低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充分利用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机遇，着力推动部分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这样既可以减缓东部地区“民工荒”的压力，又可以使中西部地区相对富裕的劳动力能够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的规模，并直接或间接降低了就业成本。
（四）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一举托两头”，既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又有助于发挥高科技人才对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和增强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性。科技竞争逐步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许多国家纷纷将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基本战略，如美国提出科学知识全面领先、日本提出科技立国、印度提出打造世界“创造中心”等，充分显示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正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关键在于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我国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梯次合理、素质优良、新老衔接、数量充足的人才队伍，吸引优秀人才向关键行业、重点企业和生产一线聚集，同时要加大对高层次科技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当前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亟须解决的问题是理顺科研管理体制，我国要充分释放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活力，切实加强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并提高科研资源使用效率。
（五）逐步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人口政策调整的影响通常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新的人口政策，以降低人口红利期拐点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将从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转变为自发性的人口减少，甚至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我国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也应考虑开始适当放宽人口生育控制，即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的水平上。近年来上海等地区开始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进行调整，放宽了生二胎的限制，但上海并没有因为放宽生育条件而出现出生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农村地区，出于养老防老和重男轻女等方面原因的影响，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难度相对大一些，放宽生育控制仍存在较大风险。因此，我国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放宽人口控制，在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仍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在生育率较低的地区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区域之间人口结构的平衡发展。
（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自然结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举措。我国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兼顾当代人福利和后代人权益，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到应对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着力完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医疗费用。同时要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重点，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衔接，尽量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参加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标准、筹资模式和待遇发放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安排，待时机成熟后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注：
①关于人口红利期拐点，国内学者之间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田雪原（2006）认为人口红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彭希哲（2005）认为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王德文、蔡等（2004）认为2015年前后是我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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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才红利；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文明显著提升，创造了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使得我国能够坚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支撑是“人口红利”。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加速，我国的“人口红利”日益缩减，“人才红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纵观全球经济，“人才红利”在逐渐成为主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要正确认识“人口红利”，大力开发“人才红利”，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为此，加强“人才红利”、“人口红利”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人才红利”的内涵
“人才红利”一词的由来与“人口红利”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人才红利”是“人口红利”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人口红利”一词始现于经济学家安德鲁・梅森的论著《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他指出“人口红利”即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形成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1]。调查显示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2]。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及世界范围内科技的进步，“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在逐渐减小。同时，国家、社会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科技、高素质劳动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力，于是“人才红利”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才红利”即指通过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人才红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具有创造性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也是衡量一国人口智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样也表现在把若干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综合利用等方面，人才正在逐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要性
“人才红利”与“人口红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二者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人口红利”强调数量，“人才福利”强调质量，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质量。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源进一步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资源，高技术含量的人力资源能创造出高产品附加值，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印证。二是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我国经济处于换挡时期，发展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支撑。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都要经历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演进的过程[3]。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也较为紧缺，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三是人才资源的短板严重限制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是劳动力大国，但不是劳动力强国，“大而不强”的现象较为突出，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人才和技术，所以人才尤其是大量的具有较高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才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结构不甚合理的“短板”问题日益凸显，实现由劳动力数量向劳动力质量的转变是克服发展“短板”的必然要求。
三、依托“人才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
“人才红利”的增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增强“人才福利”，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一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这一重要论断构成了科学人才观的基核，也为我们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我们要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敢为事业用人才，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同时，国家在财政预算时，要增加在人才上的投入，并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主动性。二是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大而不强”局面的形成与教育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加强基础课程和普通课程的建设，实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管理，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要积极开发自主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性、创造性。同时要建立政府 、企业 、高校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积极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人才培养作用的发挥与人才培养制度完善程度呈正相关，我们要完善学生评价制度，丰富评价方法，注重考评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精选专业必修课模块，在保证基本的专业培养规格基础上，扩展通识课模块，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总之，“人才红利”的凸显，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等多主体的通力合作，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我国全面小康的实现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卫柏江（1986―），男，汉族，四川达州人，四川达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要从事招商引资工作。
参考文献：
[1]夏新颜.“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嬗变的保障――创新人才培养制度[J].江西社会科学，2012（6）：19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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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口经济学家对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较多是针对宏观的区域（多国或一国家）进行的。本文试图将人口红利理论引入一个较小的区域，研究广东省这一特定区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范围，加强了该理论的研究深度。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雁广东省，它的人口红利状况是怎样的？广东省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怎样？广东省人口红利有没有得到充分实现？若没有，应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人口红利的最大化实现?本文正是基于这些背景来研究广东省人口红利及其实现的。
二、广东省人口转变状况及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广东省历年人口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
建国以来，广东省的人口转变大体经历了恢复发展时期（1949―1958年）、缓慢增长时期（1959―1961年）、快速增长时期（1962―1970年）、控制增长时期（1971―1979年）、有计划发展时期（1980―1989年）和有效控制下的低速增长时期（1990年至今）等六个阶段，目前已总体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不可避免，大约在2025年前后，广东的人口红利将有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故可以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是广东利用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
(二)广东省人口抚养系数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
1964年，广东的总人口抚养系数高达83.01%，这主要源于高少儿人口比例导致的高少儿抚养系数。其后，出生率和少儿系数不断降低，少儿抚养系数随之下降，1989年降至55.19%。由于老年抚养系数变动的幅度不大，总抚养系数变化的曲线与少儿抚养系数基本一致，也是先有下降，再缓慢上升而后快速下降的趋势，但上升的时期较短。1993年以后基本是趋于下降的，即从1993年的65.66%下降到2007年的36.04%。人口抚养系数的降低，减轻了劳动力的供养负担和社会负担，有助于增加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缓慢提高，老年抚养系数渐趋升高，但速度较慢，从1982年到2007年，仅升高1.05个百分点。但随着出生率在低水平上稳定下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减缓以及老年系数的不断增大，老年抚养系数升高的速度将会加快。
从以上两点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的人口红利期在2015年左右即将结束，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老龄化的逐渐发展使得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因此，提高人口红利的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兑现人口红利以加速广东省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三、广东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判断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LαKβ(1)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以地区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力，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
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InY=InA+αInL+βInK
本文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09》，利用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中的最新数据，运用动态计量模型考察1978―2008年广东省总体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一般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采用OLS回归分析就可能产生“伪回归”的现象，因此要对这三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以得到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计量分析采用Eviews5.0。
（一）变量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先对地区生产总值（InY）、从业人员数（InL）和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它们的平稳性。
结果如下表，对数化后原序列非平稳，经过二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因此，三者都是（2）阶单整序列。
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表中D表示一阶差分，D2表示二阶差分；C表示漂移项,t表示含趋势项，p表示之后阶数。ADF检验中是否需要加漂移项、趋势项，以其相应系数是否具有非零显著性为准则。滞后阶数p的选择标准为AIC,AC最小。
（二）协整分析
由于InY、LnL、LnK 都是I（2）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我们采用AEG检验法。
第一步：进行协整回归
用LnL、LnK对InY进行OLS回归，得方程（2）：
InY＝-13.1+2.08InL+0.61InK+e（2）
（4.6） （9.67）
R2=0.99， F=1700
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t值，e是回归残差。
第二步：对残差序列e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I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拟合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变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回归方程是一个“伪回归”。在检验残差序列e是否平稳时，我们同样采用ADF检验法。
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结果
由于ADF 值小于显著水平5%时的临界值，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故I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InY=-13.1+2.08InL+0.61InK+e。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R2=0.99，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1700，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该模型通过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2.08。说明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广东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广东省人口红利兑现情况及原因分析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从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比较上来看，仍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参与经济活动，而且近10几年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率先设立了经济特区，吸引了境外资本的流入，主要建立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劳动力的充足供应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源泉，因而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此阶段，就业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广东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逐渐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为主，因此，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很大，但需求的层次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化，从低端的体力型劳动力需求转为高端的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从2003年开始，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用工短缺，即所谓的“民工荒”。实际上，这种劳动力的短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民工短缺，而是对具有专门劳动技能和高级脑力劳动力的需求出现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而不是数量上的。
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蔡
等认为，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那么人口红利就难于兑现, 社会也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 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于学军进一步指出, 在人口红利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 那么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不仅未能发挥劳动力优势, 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人口。因此,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式微和视窗关闭之前, 应以最大化就业为目标, 充分开发和利用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前面已提到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那么如何做到充分就业使得广东省人口红利得到最大化的实现？结合广东实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广东尚存的人口红利。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广东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但这要以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为前提。这就要求推动相关领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包括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
其次,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首先，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其次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 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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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篇8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O.5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了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从1980年的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篇9
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等分别发表演讲。
市场上流传的一个“国情”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土地资源红利、改革红利即将耗尽。
对此，厉以宁并不认同，他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了“信心”。
“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优势，一些优势和红利可能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逐渐消失，但会有新的红利跟上去！”厉以宁说。
厉以宁指出，廉价劳动力、旧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应该是技工时代的开始，中国人拥有勤劳、刻苦、守纪律的优势，政府和企业需要下大力气对工人加以培训，向技工时代乃至更加专业的高级技工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将不断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
王钦敏也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人的城镇化，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大量出现，民营企业赖以实现新发展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显现。
而对于资源红利，厉以宁认为，土地减少是事实，但实际上最大的资源红利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科学技术进行海水淡化、沙漠绿化、草种改良、新能源开发，资源红利将源源不断产生。
王钦敏在主旨演讲中也引用了总理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他指出，深化改革的红利将极大释放民营经济的发展潜力。
“改革红利，旧的改革措施发挥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潜力的确渐渐淡了，但新的改革措施就来了。十明确指出，我们要不断地进行改革，改革最大的红利就在于其能冲破旧规则、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也在于不断根据情况创造新的改革措施。”厉以宁说。
王钦敏认为，随着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推进，国家出台关于打破垄断、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有力推动金融体制、结构性减税、收入分配等方面改革，由此释放的制度红利和发展空间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王钦敏在主旨发言中还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民企发展的另一重要可持续动力。
据测算，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实现1000多万农业人口城镇化转移，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相应的投资需求，合计将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
篇10
【关键词】用工荒；人口红利；产业结构
一、人口红利是广东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自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广东省就作为领头羊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经济发展格局，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广东仅用5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总量从1万亿到2万亿的飞跃。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的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3.4%。作为全国人口迁入最多的省份，广东主要以乡镇企业为依托，大力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大部分内陆和本省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经济社会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年人和少儿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使广东长期处于人口红利期，为广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强有力的支持保障了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广东省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各地频现“用工荒”现象
一直以丰富劳动力资源为支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我国，近年来却频现“用工荒”局面。起初是在东莞深圳的个别行业地区出现用工短缺的现象，进而迅速蔓延到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甚至还蔓延到以往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河南等地。“用工荒”和农民工工资平行多年后的持续上涨现象已经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就此认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力不足时代即将来临，但仔细剖析“用工荒”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我认为我国人口红利依然存在，“用工荒”现象主要是受产业发展结构的影响。
三、影响广东“用工荒”出现的原因
广东省统计局公布了广东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1.043亿，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全省常住人口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642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了1788万人，增长20.69%，平均每年增加178.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90%。同期，全国总人口增长5.84%，年均增长率为0.57%，广东常住人口增长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年间常住人口增加数量中，有644万人是由外省流入，806万人是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7618241人，占16.89%；15～64岁人口为79645606人，占76.36%，比十年前上升了6.5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7039285人，占6.75%。广东人口呈现出明显的“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老年人口比重低于全国8.87%的平均水平。广东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较高的原因：一是广东本省户籍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多；二是外省流入广东的人口多为年轻劳动力，拉高了广东劳动年龄段人口比重。而根据以上数据，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幸晓维认为，广东省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虽然逼近老龄化门槛，但还处于人口红利期。由统计数据可知，广东省依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根据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分析，“民工荒”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近年来困扰大部分企业的“用工荒”是一种结构性的紧张。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新增岗位相对有限，企业用工缺口大部分是因为流动性造成的季节性缺工，大多是普工等基层岗位，主要为服务业。此外还有高端技术工人的紧缺，广东省的产业升级需要大批高素质技工，但现在流入人力市场的多为普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最新《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大约三成中国企业表示对于招聘熟练技工存在较大难度，而高新技术行业如信息技术行业和清洁技术行业则有高达半数企业表示难以招到熟练技术员工。技术工人缺工问题集中化，主要由于当前人才市场中劳动者技能培养与社会产业发展不相匹配，高端技术型工种的人才断层反映了目前在专科高校等方面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实际需求脱节。
由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分隔形成的制度壁垒也是“用工荒”的一大影响因素。一方面，农民工本就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合理的劳力制度使农民工的人身安全和尊严这些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另一方面农民工是被排斥在社会保障福利体制之外的，基本享受不到养老、医疗、教育、就业和劳动保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而外来人口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费用均高于城市户籍人口，此外也由于高考须返回原籍的政策规定，约六成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不在身边，城市的教育及技能培训资源均倾向于城市户籍子弟，就是在外来务工子弟小学中，外来工子弟的升学资格和评价体系也受到严重的压抑，不能与城市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考虑到子女的未来教育发展，会有一部分外来务工者选择回乡就业。
金融危机之后，沿海地区的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速度，同时内陆省份经济也得到迅猛发展，国家“三农”政策在不断落实，农民补贴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农民的收入普遍增加，调动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内陆城市也大量出台了鼓励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相比以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比较高，越来越多的内地农民工选择就近就业，而原先在沿海地区就业的外来工也多选择了回乡就业。2012年春节过后，东莞有至少1/3的外来工没有回来，整个广东而言，大概在1/4左右的外来工没回。
用工荒还有一大原因在于农民工不是没有就业的意愿，而是企业给出的薪酬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受原材料上涨、用工成本、人民币升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且上涨幅度已经快超出客户所能接受的单价上涨幅度，再加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激烈的竞争，企业现在的利润空间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极限，现有的工资水平虽达不到一些工人的要求，但进一步提升工人薪酬对利润微薄的企业是极有难度的。而沿海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提供的工资与外来务工者的期望值存在差异。如果不再南下广东，选择留在家乡，到附近的工厂工作，其工资与在广东打工并没有很大差距，同时他们的生活支出更少，幸福指数更高，所以就造成了大批的“返乡潮”。广东省的企业如果再单纯靠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很难吸引到大量合适的劳动力了。
四、“用工荒”对广州企业的影响及其应对政策措施
由于持续的用工紧缺，导致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不能及时开工，无法按时履行订单合约，影响企业信誉，更加剧企业订单难的现状，牵制企业的生存。受此影响，低端，抗风险能力弱的一些企业就会破产或被兼并，大部分发展成熟的企业选择内迁以解决用工问题。
虽然广东省是我国的人口第一大省，但全国的人口红利趋向衰竭，面对越来越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广东与其他地区相比，抢工优势在不断下降，打工潮逐渐从广东转移到内陆省份。这些都促使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红利挑战。
从广东企业的角度说，企业要在人口红利没有完全消失之前，充分的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并做好企业转型升级的准备。对很多企业来说，未来是必然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品牌优势来获得竞争优势的。这就要求企业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从过去单纯依靠人口红利的增长源泉转移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轨道上，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使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质量型的人才红利，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整个广东省而言，重点是提升产业结构，形成缺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种倒逼机制。与苏、鲁等其他省份比较，广东现有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业占的比重最高，转型升级的压力也最大。因此要充分发挥金融、政府、舆论的综合作用，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强大的支持。强化金融方面对企业的支持，调整企业的贷款利率，采取各项措施形成畅通的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多方位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使其获得转型升级必须的资本积累，进而加大企业在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
第六次全国普查数据显示，广东高中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高于全国水平，但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有8930人，广东比全国的平均水平少716人。由于目前广东还主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产业层次较低，吸引的大量外来劳动力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广东常住人口中高等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高素质人才不足会对今后广东省产业升级转型和科技创新产生阻碍。因此广东省应对此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并将外来劳动力纳入公共就业的服务范围，享受与城市劳动者一样的免费职业介绍和培训补贴政策，大幅提高外来工的素质。比如之前广东省团委就推出了农民工通过远程教育方式免费读北大的项目，吸引了很多外来务工者的踊跃参与。与此同时也推出了优惠政策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迁移广东。
要让这些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彻底留住他们，应该松绑现行的户籍制度，因为户籍是与社保医疗教育等紧密联系的，如果不实行户籍制度放开，外来务工者就无法享受与本地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目前广东城镇人口中有较大比重的非户籍人口，他们所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人口相比有不小的差距，其相对消费能力也较弱。
2010年6月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意见》），在全省正式推行“积分入户制”，原则上积满60分就可以落户，按照政府计划，到2012年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的外来人员将达到180万。不过，一些学者认为积分制入户在深圳、东莞等中心城市的实施门槛仍然偏高，过于强调精英，每年入户指标与农民工的真正需求存在着较大的落差。
最后就是要通过完善劳动就业领域的立法和加强执法，完善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服务管理。政府不但要加快劳动就业领域的立法速度，完善劳动就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也要加大执法投入，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政府要建立一个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完善市场组织体系，用调控和保障社会各行业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制度体系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障。
政府角度创造一个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及时解决外来务工者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劳资双方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并着手建立人力资源供求预警系统。企业应自觉提高对人力资源供求的预测意识，着力改善企业的劳资关系和工作环境，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改善工人的待遇，既要做到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情感留人，还应该在权利留人尤其是维权留人方面下功夫，留住企业所需的员工。
参 考 文 献
[1]林小昭，蓝之馨.广东人口红利难言终结[N].第一财经日报.2011（5）
[2]黄耀伟.我国“人口红利”或将迎拐点倒逼国内产业升级[N].中国广播网.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