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护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保护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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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大连市进一步促进再就业工作和保障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有关规定》、《大连市建立劳动就业互助组织的有关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大连市进一步促进再就业工作和保障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有关规定

为进一步促进再就业工作和保障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实行减员分流的国有企业（包括集团公司），必须首先清理本企业职工以外人员所占岗位，凡本企业职工能顶岗的，要优先安排上岗。

二、有正常生产任务的企业，原则上不得安排下列人员下岗：

（1）配偶方已经下岗（失业）的；

（2）离异或丧偶抚养未成年子女者；

（3）市级以上劳动模范；

（4）烈士遗属；

（5）现役军人配偶；

（6）残疾人、工伤5－10级、因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7）归侨和侨眷；

（8）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工；

（9）持有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明的人员；

（10）就业困难的大龄职工（按大政发〔1998〕33号文规定）。

今后，除企业破产、关闭外，原则上不再实行整体分流。确需整体分流的企业，需经市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批准。

三、列入计划的国企下岗职工，可选择进再就业服务中心，也可直接办理失业。下岗职工进再就业服务中心后，选择自谋职业的，按原规定执行；自找单位（国有和市属集体企业除外）的，发给个人5000元再就业补助费（县市区自定）；社会调剂的，对接收单位适当给以补贴。选择办理失业手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四、实行提供就业岗位责任制。对社区服务、物业管理、保安管理等适合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岗位，要优先提供给下岗职工。对社会兴办的各类集贸市场，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牵头，规划、房地产开发部门和市再就业办参与，逐一查核，下达安排下岗职工摊位数量，落实减免摊位费政策，市场主办单位必须执行。

五、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必须向劳动部门申报，市内四区经批准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和外来劳动力全部实行劳动就业IC卡管理。凡未按规定申报、办卡的，按《大连市外来劳务工管理条例》规定处罚。

六、建立健全以街道为主的服务机构，对失业人员、下岗自谋职业人员实行属地化管理。各街道要建立劳动就业互助组织，负责本辖区失业人员、下岗自谋职业人员以劳务形式上岗就业。街道主办的劳动就业互助组织由市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发证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直接办理注册登记，享受国税发〔1999〕43号文件规定的免征税费待遇。

七、接收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占60％以上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组织以劳务形式上岗的，2年内免征营业税。

八、加强再就业培训。要动员社会各种培训力量，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对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及下岗自谋职业人员进行培训。建立再就业培训专项资金，资金来源：再就业资金列支；失业保险基金中的转业训练费；社会赞助。

九、对就业困难的大龄职工，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企业可按国家规定实行内部退养。

十、再就业服务中心要按时足额向下岗职工发放生活费并代缴各种社会保险费。符合领取失业救济金条件的失业人员，失业保险经办部门要按规定发放失业救济金。凡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民政部门按规定实施保障。

十一、帮助下岗职工转变择业观念，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定向就业培训或两次不接受介绍就业的国企下岗职工，不列为基本生活保障对象。

十二、加大再就业政策落实力度。市劳动、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要对再就业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市委督查室、市政府查办处，要定期督查，促进再就业政策落实。

大连市建立劳动就业互助组织的有关规定

为广开再就业渠道，鼓励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下岗自谋职业人员（以下简称下岗人员，下同）积极从事社区服务业，根据国家、省有关再就业政策规定，制定本规定。

一、劳动就业互助组织，是指由街道办事处主办的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劳动就业组织。

二、从业范围

按国税发〔1999〕43号、辽地税发〔1999〕39号文件界定的就业范围执行（具体范围附后）。

三、认定条件

（一）下岗职工占该组织从业人数的60％以上；

（二）从业人员全部签订劳务协议；

（三）主办单位为街道办事处。

四、审批程序

拟成立劳动就业互助组织的街道，由其代表人填写《下岗职工劳动就业互助组织申报表》（一式三份）。地处市内四区的，由所在区再就业办（劳动部门）审核，报市再就业办（劳动部门）批准并发给《下岗职工劳动就业互助组织证书》；地处其他县（市）、区的，报所在地区再就业办（劳动部门）审批并发给《下岗职工劳动就业互助组织证书》，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直接办理注册登记、并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手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办理有关许可的，还需到行业主管部门办理许可手续。

五、享受的优惠政策

自2000年5月1日起，凡领取《下岗职工劳动就业互助组织证书》并在工商、税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执行中发〔1998〕10号文件和国税发〔1999〕43号文件规定的减免税收和免征行政性收费的优惠政策。

六、对劳动互助组织的管理

市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负责有关政策的拟定和协调工作，市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认定、发证和年度检查工作。各县（市）、区再就业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对本地区劳动就业互助组织的管理、指导、服务、协调工作。各级劳动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部门，对本地区劳动就业互助组织进行检查，不符合认定条件的，收回证书，停止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附：劳动就业互助组织的从业范围

（一）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二）便民服务，包括：小图书室的书、报借阅、代邮物品，代购、代送生活日用（食）品（不包括家用电器、家具），流动摊点的早餐、便餐、快餐、饮水服务，为中、小学生热饭，从事家庭送配餐服务，自行车寄存，打夹克油，擦皮鞋，擦洗排油烟机；

（三）家政服务，包括：为居民家庭清洗家具、用具，整理居室，修理门窗、上玻璃、修墙搭灶，粉刷、油刷，疏通下水道；

（四）看护、托教服务，包括：小学生、婴幼儿寄托、接送、辅导、教育，看护老、弱、病、残、孕人员；

（五）小区内专项服务：看车，治安巡逻，驾驶电梯，居民楼道、小区内卫生清洁、绿化；

（六）在居民区或文化广场传授音、体、舞、美；

（七）到居民家庭出诊、医治病人；

（八）避孕节育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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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办学校；劳动合同；权利和义务；争议

一、国办学校订立劳动合同的缘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据此，国办学校作为一种用人单位就应该依法和学校的教职员工订立劳动合同。在我国国办学校，一般又称为公立学校，多为为事业单位，具有社会服务功能，其办学、办公经费大部分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或者是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提供的资金，这就要求国办学校在草拟劳动合同时，应该注意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制定条款时应该全面考虑合同内容，使之成为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一致性的保证。国办学校签订劳动合同既对国办学校具有约束力，也是对教职员工有约束力，将国办学校与教职员工的权利和义务用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以后，一旦双方之间任何一方出现违法、违约行为时，对方就可以依据劳动合同相关的规定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对促进学校教育教学事业的发展和国家法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办学校的劳动合同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具体到国办学校的劳动合同就是，国办学校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采用公平、合理、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法律原则，和学校在职的广大教职员工签订的，规定合同期限、员工工作内容和工作条件、正常的工作时间及休息休假、员工工作报酬，国办学校为员工交纳社会保险，为教职员工提供的劳动保护方案，并且应积极进行职业危害防护等为内容，明确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当然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还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制度、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国办学校与广大教职员工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生效后，即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都应积极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三、国办学校签订劳动合同法律适用

(一)明确学校和教职员工的权利和义务

劳动合同是合同的一种特殊合同，具有签订一般合同的要求，需要明确合格的合同主体，依法保证双方的权利，通过签订合同，确立广大教职员工按照多劳多得、同工同酬的法律精神获得劳动报酬，教职员工付出多少劳动，国办学校就根据合同及国家规定及时足额的支付多少工资，国办学校履行此项合同义务，就能够促进广大教职员工勤于工作、勇于奉献，更能有利于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办学校通过签订劳动合同，规定教职员工的休息、休假方式和内容，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教职员工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努力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和场地，规定了全国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标准。具体包括公休日、法定节假日以及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事假、生育假、病假等等，这些规定放在国办学校的劳动合同中，能大大减轻学校的管理难度，帮助学校正确安排管理工作，维护国办学校的最大利益。国办学校签订劳动合同时，应该依法保障教职员工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作为用人单位的国办学校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全面并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安全制度，为广大教职员工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并根据需要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不断对在职人员进行各种培训，以此来防止教学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病危害，保障学校广大教职员工的自身利益，促进他们工作的激情和动力。

(二)明确专项培训及保密制度

国办学校为提供教育教学质量，必然要对员工进行培训，这样就要产生培训费用，根据法律的规定，国办学校可以为教职员工提供专项培训费用，提供教职员工的专业技术水平，通过劳动合同来约定此种培训费用的分担方式，让受培训员工为国办学校好好的服务，明确受培训员工的服务期限，这样为员工离岗赔偿提供了依据。国办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会有许多秘密信息，会产生很多知识产权的利益，这些对国办学校管理非常重要，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可以明确保密制度，以此来规范教职员工的行为，防止学校的重要信息外泄有着重要法律及实际意义。

(三)明确纠纷解决方式

广大教职员工依劳动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劳动争议，例如，工资、奖金不合理，劳动保护条件不能达到国家标准、休息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在双方协商或第三方调解不能解决时，教职员工启用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诉书，请求中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依法评断。仲裁裁决一旦生效，对学校和提请仲裁的教职员工都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执行，这样一来就能很好的解决双方的争议，使得双方得到应有的法律责任依据，保证了双方的权利，促进了学校的和谐发展。

四、结束语

国办学校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妥善签订劳动合同，全面、及时履行合同规定义务，合理合法安排教职员工的工作，保证教职员工的权利，完善管理制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减少和防止劳动争议的发生，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伟大中国梦贡献和谐之花。

参考文献:

[1]姜颖著.劳动合同法论[M].法律出版社，2006

[2]何兵著.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M].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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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助益制度的界定

1.社会助益制度的概念社会助益制度是指国家积极介入经济活动,通过各种措施,保障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一种制度。对于该定义可以从下列方面予以讨论。

第一,社会助益制度是保障公民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经济权利的制度。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经济法学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必然也要保障人权,其中社会助益制度就属于权利保障制度。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社会助益制度保障的主要是公民社会经济权利中的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介入而保障的公民的社会或经济生活的权利。社会助益制度主要是为公民提供一定帮助、物质利益或者与物质相关的利益,它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实现:一是提供就业机会和培训,保障公民劳动权的实现。二是直接提供金钱或物,如给予生活困难的人最低生活保障费,给予灾民的救灾款项、食物、药品等。三是安置,即从工作、生活、居住上对助益对象予以安排,如对残废军人、失去工作者以及其他需要安置者。四是救助,如对城市中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短期收留等。五是优待,如减免学费,减免交通费等。

第二,社会助益制度是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的积极作为制度。社会助益制度所保障的社会经济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即要求国家权力作出相应行为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强调效率、竞争,必然会引起贫富两极分化,产生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经济上的弱者甚至无法生存,而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就有义务担负起调控的职责,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助益制度就是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积极作为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介入经济生活、实施助益制度可以采取以下主要措施:一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把宪法规定的社会助益制度的内容加以具体化,形成完善的社会助益法律体系;二是劳动和社会保障相关行政部门对社会助益制度的实施进行管理、监督;三是国家发展经济,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对劳动者进行就业培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待遇等;四是国家提供财力支持,设立福利设施、划拨救灾款项等。

2.社会助益制度的特点

第一,社会助益制度的复合性。社会助益制度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出复合性,即社会助益制度包含了许多具体制度。这是由公民在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风险、困境等的多样性决定的。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经济制度和公民权利的规定,社会助益制度主要涉及到劳动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两项制度是相辅相成的。部门法再将这些制度加以具体化。依据我国与社会助益制度相关的法律规范,劳动保护制度包括劳动就业制度、工资保障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养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二,社会助益制度的物质受制性。社会助益制度通常表现为国家为公民提供一定的物质利益,它必然受制于一国或一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现行宪法第14条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国或一地区经济水平发展越高,劳动就业机会就越多,各种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就会越宽,待遇就会越高;反之经济衰退,失业率就会增加,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就窄,待遇就会减少。

第三,社会助益制度的社会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助益制度解决的问题具有社会性,即社会助益制度解决的是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就业、年老、疾病、失业、贫穷等。这些社会问题带有普遍性,并非公民依靠个人力量所能解决,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解决,从而保护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达到社会稳定、发展的目标。其二,社会助益制度的覆盖范围是全体社会成员。社会助益制度保障的是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经济权利,而社会经济权利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因而社会助益制度的覆盖范围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现实中我国社会助益制度尚未覆盖全体社会成员。其三,社会助益制度的运作带有社会性。

二、社会助益制度的功能

1.和谐社会思想的体现功能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的各个层面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平、有序的状态,社会能够实现协调、健康的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其中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社会助益制度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公民权利保障制度,也是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实现社会公平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是国民收入的一种转移,一是国家通过收取社会保障费,将其在全国或一定区域内统一安排使用,可以实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公民、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再分配,使得国民收入从高收入者转移到低收入者,从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二是国家用财政收入直接补贴社会保障基金,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把高收入者交纳的税收转移给了低收入者。这种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思想,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再如,社会助益制度中的农村扶贫制度,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之一。国家通过为农村贫困户或贫困地区提 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其脱贫致富,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2.弱势群体社会归属感的体现功能

弱势群体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弱势群体主要是指一批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社会资源短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并缺乏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一般来说构成弱势群体的个人及家庭生活达不到社会认可的最基本标准,依赖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目前的弱势地位。在我国,目前主要包括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民工、部分老龄人口以及少数临时遭遇灾祸的人员等。这些人员有些属于生理性弱势群体,如老人、儿童、残疾人,有些属于社会性弱势群体,如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的失业和下岗职工、城乡贫困人口,有些属于自然性弱势群体,如遭遇灾害的人员。随着社会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弱势群体的生存风险也与日俱增。这些社会风险的增加,使弱势群体的生存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由于主客观原因处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不仅物质上匮乏,而且心理上也会受到损失。弱势群体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而又无力摆脱困境,心里很容易产生被剥夺感,被社会抛弃感,失去社会归属感。社会归属感,从字面上讲,就是归于、属于社会的情感,是社会文化心理范畴的概念。这种情感又会影响着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失去社会归属感的人往往会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做出各种的行为,造成社会的不安,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助益制度通过对陷入困境的弱势群体予以货币、实物、服务、安置等帮助从而使他们体会到国家和社会的关心和温暖,体会到做人的尊严,消除由于处于弱势地位造成的心理与社会的隔离,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心理问题。

3.社会政策全球趋同的体现功能

社会政策可以定义为影响公共福利的政策行为。虽然非国家机构也可以有“政策”,但“社会政策”这个一般性的表达方式主要是用来界定与公民福利有关的国家所起的作用。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为其公民提供必要福利和保障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向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福利国家或福利国家发展,始于19世纪下半叶或20世纪初,是对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反应。但是福利部门经过一定程序而具有合法性的扩张,则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十年间进行的。尽管在细节上存在着种种差别,但是就某些政策措施领域来看,可以看出各国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其中主要包括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反贫困以及文生和教育政策。也就是说尽管各国提供福利和保障的内涵、模式、目标等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会面临同样的社会问题,都要解决与人类所必需的生存条件相关的问题,例如就业;对个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使其有能力融入社会;医疗;养老;反贫困;照顾和支持无独立生存能力的人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赖加强,资本在全球的互动也对社会政策产生了影响,社会政策出现了趋同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各国在社会助益制度领域加强了国家之间的合作,签订了相关协议或公约。在劳动保护领域,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公约,如《同酬公约》、《就业政策公约》、《(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促进就业和失业保护公约》、《最低年龄公约》、《劳动行政管理公约》、《(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建筑业安全和卫生公约》、《化学品公约》、《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等。在社会保障领域,国际劳工组织也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公约,如《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社会保障)同等待遇公约》、《维护社会保障权利公约》、《(工业)疾病保险公约》、《(农业)疾病保险公约》、《工人(职业病)赔偿公约》、《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公约》、《残疾、老年和遗属津贴公约》、《生育保护公约》等。此外联合国在这些领域也通过了相关的宣言和公约。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人作为社会成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个人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种权利的实现;此种实现的促成有赖国家措施与国家合作,并当依各国的机构与资源量力而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保护的经济、社会权利主要包括:①工作权;②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③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④人人有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的权利和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等。参加公约的国家必须按照这些公约履行相应义务,针对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定的社会政策必然要以这些公约为基准,呈现出趋同的倾向。作为实现这些社会政策的社会助益制度体现出了社会政策全球趋同的倾向。

三、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

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指的是规制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规范之间的组合、排列关系。社会助益制度主要包括劳动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则由规制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结构与规制劳动保护制度的法律结构并列组成。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社会助益制度的运作效果。目前我国社会助益制度运作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与社会助益制度的法律结构不够合理有着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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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历来重视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待遇。”《劳动法》、《矿山安全法》和《煤炭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从业人员在获得劳动保护和防护用品、参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身自我保护和紧急避险等方面的安全生产权利，也有相关规定。总的来说，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较好地得到了法律保障。

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比较低。我国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保护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缺乏法律规范，一些生产经营单位和业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以牺牲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甚至生命为代价，剥夺、限制、侵犯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的现象普遍存在。一是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的现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权利保护的广度和力度不够。二是从业人员的自我保护和维护权利的意识较差。许多从业人员不知道自己应有的权利以及如何行使、维护自身的权益。三是一些业主利用有关法律规定不健全，故意规避法律，剥夺、侵犯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有的老板与从业人员签订非法的“生死合同”，利用貌似合法实为非法的形式剥夺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四是侵权责任追究的规定不明确，难以依法监管。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不相容，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主义法制精神不相容。因此，要真正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必须通过相应立法加以确认。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基本权利

《安全生产法》第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并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法律赋予从业人员有关安全生产和人身安全的基本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五项：

（一）享有工伤保险和伤亡的求偿权。从业人员在生产经营作业过程中是否依法享有获得工伤社会保险和民事赔偿的权利，是长期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纠纷和社会问题极多。《合同法》虽有关于从业人员与生产经营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规定，但没有关于载明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享受工伤社会保险事项，没有关于从业人员可以依法获得民事赔偿的规定。由于对事故受害者的抚恤、善后等经济补偿的法律规定很不完善，很多生产经营单位没有给从业人员投保，现行的抚恤标准较低，不足以补偿受害者伤亡的经济损失，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不是生产经营单位拿不出钱来，就是开支没有合法依据。许多民营企业老板一走了之，或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把“包袱”甩给政府，最终受害的是从业人员。

《安全生产法》明确赋予了从业人员享有工伤保险和获得伤亡赔偿的权利，同时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义务。《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以及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社会保险的事项。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第四十八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人员，除依法享有获得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第四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此外，法律还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该协议无效，并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安全生产法》的上述规定，明确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从业人员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和伤亡求偿的权利。法律规定的这项权利，必须以劳动合同必要条款的书面形式加以确认。没有依法载明或者免除或者减轻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是一种非法行为，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依法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社会保险费和给予民事赔偿，是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义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免除该项义务，不得变相或者以抵押金、担保金等名义强制从业人员缴纳工伤社会保险费。

第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从业人员首先依照劳动合同和工伤社会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获得工伤赔付的权利。受害者除了依法获得工伤社会保险补偿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应当给予赔偿的，从业人员或其亲属有要求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民事赔偿的权利，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履行相应的赔偿义务。否则，受害者或其亲属有向人民法院和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第四，从业人员获得工伤社会保险赔付和民事赔偿的金额标准、领取和支付程序，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从业人员和生产经营单位均不得自行确定标准，不得非法提高或者降低标准。

《安全生产法》的上述规定，彻底否定了所谓“生死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生死合同”的实质是私营企业老板利用法律不够健全和从业人员的无知和无奈，逃避因事故造成的从业人员伤亡的经济赔偿责任。这是严重侵犯从业人员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违法行为，必须依法查处。

（二）危险因素和应急措施的知情权。生产经营单位特别是从事矿山、建筑、危险物品生产经营的和公众聚集场所，存在着各种对从业人员生命和健康带有危险、危害的因素，譬如接触粉尘、顶板、突水、火险、瓦斯、高空坠落、有毒有害、放射性、腐蚀性、易燃易爆等场所、工种、岗位、工序、设备、原材料、产品，都有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的可能。如果从业人员事先知情，就可以加强自我保护，遵守规章制度，避免事故发生或者减少人身伤亡。《安全生产法》规定，从业人员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及事故应急措施。要保证从业人员这项权利的行使，生产经营单位也有义务事前告知有关危险因素和事故应急措施，否则就侵犯了从业人员的权利，并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安全管理的批评检控权。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状况尤其是安全管理中的问题和事故隐患最了解、最熟悉。只有依靠他们并且赋予其必要的安全生产监督权，才能做到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一些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安全问题熟视无睹，不听取从业人员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使本来可以发现、及时处理的事故隐患不断扩大，导致事故和人员伤亡；有的竟对批评、检举、控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问题的从业人员进行打击报复。针对这些问题，《安全生产法》规定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有权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

（四）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权。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经常出现企业负责人或者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和强令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现象，由此导致事故，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法律赋予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权利，不仅是为了保护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警示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自觉照章指挥，保证安全。

（五）紧急情况下的停止作业和紧急撤离权。由于生产经营场所的自然和人为的危险因素的存在不可避免，经常会在生产经营作业过程中发生一些意外的或者人为的危险情况。譬如从事矿山、建筑、危险物品生产作业的从业人员，一旦发现将要发生透水、瓦斯爆炸、煤和瓦斯突出、冒顶、片帮、坠落、倒塌、危险物品泄露、燃烧、爆炸等紧急情况并且无法避免时，首先要保护现场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在前款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或者采取紧急撤离措施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从业人员在行使这项权利的时候，必须明确四个问题：一是危及从业人员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必须有确实可靠的直接根据，该项权利不能滥用。凭借个人猜测或者误判而实际并不属于危及人身安全的所谓“紧急情况”除外。二是紧急情况必须直接危及人身安全，间接或者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不应撤离，而应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三是出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首先是停止作业，然后要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采取应急措施无效时，再撤离作业场所。四是该项权利不适用于某些从事特殊职业的从业人员。譬如飞机驾驶人员、船舶驾驶人员、车辆驾驶人员等，根据有关法律、国际公约和职业规范，在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他们不能或者不能先行撤离从业场所或者岗位。

设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义务的必要性

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从业人员依法享有权利，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承担法律责任。

由于从业人员违章违规操作引发责任事故的最多，其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从业人员的法定安全生产义务不明确，无法可依。二是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差，责任心不强，违章违规操作。三是从业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追究的依据不足。四是有关责任追究的法律规定较轻，不足以震慑违法者。因此，有必要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义务和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具有四个作用：一是明确了安全生产是从业人员最基本的法定义务。二是从业人员必须尽职尽责，不得违章违规摔作。三是从业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四是为事故处理及从业人员责任追究提供了依据。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基本义务

《安全生产法》设定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基本义务，主要有四项：

（一）遵章守规，服从管理的义务。从业人员违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是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从业人员在从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从业人员必须严格依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权实施安全管理，从业人员必须服从。依照法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造成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正确佩带和使用劳保用品的义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的劳动防护用品，避免或者减轻作业和事故中的人身伤害。但由于一些从业人员缺乏安全知识，认为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没有必要，往往不按规定佩带和使用或者不能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由此引发事故。比如煤矿矿工下井作业时必须佩戴矿灯用于照明，从事高空作业的工人必须佩戴安全带以防坠落等等。有的从业人员虽然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但由于不会或者没有正确使用而发生人身伤害的案例也很多。因此，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是从业人员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这是保障从业人员人身安全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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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就业制度；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132－03

近年来，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以及非正规就业者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城镇的非正规就业数量非常庞大，而且呈上升趋势。认真研究非正规就业，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管理，保障非正规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对缓解就业困难、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再理解

非正规就业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概念，它指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国际上，非正规部门通常被视为这样一类生产单位，主要表现为自我雇佣、家族企业和微型企业。因此，非正规就业人员从事的生产或服务活动，没有独立于家庭或家庭成员的单独的法律权利，也没有完整独立的账户，无法与家庭其他活动清楚地区别开来。目前，我国尚没有关于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划分，而且，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企事业单位之间、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劳动关系的建立和管理制度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上述国际上关于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在我国并不适用，更不能直接照搬，为了研究的深入，必须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重新认识和界定。

国内大多数人同意而且经常使用的概念是：“非正规就业”是指“下岗、失业人员个人或组织起来，通过参与社区便民服务、市容环境建设中的公益性劳动，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种临时性、突击性的劳务以及家庭手工业、工艺作坊等形式进行生产自救，又无法建立或暂时无条件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这一观点特别强调非正规就业者为“下岗、失业人员”，即城市内的特定就业人口。本人认为，非正规就业还应当包括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就业人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其就业显然属于非正规就业，他们的人数甚至比城市下岗失业人员更多，而且仍在逐年增加。这部分人应当是非正规就业的主体，不能忽视。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非正规就业”包括：一是在劳动关系方面，有别于正式单位职工的稳定性而具有灵活性的就业形式，如季节工、临时工等；二是有别于传统就业方式的现代就业形式，如阶段性就业、远程就业、兼职就业等；三是独立于单位就业之外的就业形式，如自雇型就业即个体经营和合伙经营等，自主型就业即自由职业者等，临时型就业即街头小贩和其他类型的打零工者等。这些观点从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和特征进行定义和分类，但仍然不够准确。例如，本人认为，不应当把“自雇型就业即个体经营和合伙经营”包括在非正规就业内。所谓非正规就业者，应当是指被雇佣的劳动力出卖者，而不应当包括经营管理者和投资者。这种类型的就业，显然不是我们理解的“非正规就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淮指出，认定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关键是“劳动契约随时可能被中止”和“劳动时间长短可由雇主和劳动者双方灵活选择”两项。从实际情况看，非正规就业与雇主是否“正规单位”并无必然联系，与就业者是否能够实现全时就业也并无必然联系。此外，就经济学意义上说，有三种情况不应被视为非正规就业：一是非法就业；二是专业技术人员兼业；三是收入具有不稳定性的演艺界、体育界人士“走穴”。这一认识有一定道理。

本人认为，我们更应当从其劳动关系的非正规性、就业层次的低级性和就业管理的非规范性上来理解非正规就业。我国的非正规就业，是指在我国城镇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没有建立稳定的劳动法律关系、劳动时间不确定、工资水平较低、缺乏社会保障、劳动关系随时可能中止，或以个体劳动形式从事的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形式。它既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内的就业，也包括国有企事业行政机关内的非正规就业；既包括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也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二、非正规就业存在的问题

非正规就业存在和发展的优势在于其灵活多样性，它可以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通过各种形式，为用人单位提供充足而多样化的劳动力，此外，非正规就业也为缓减就业压力和解除贫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正规就业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1．劳动关系松散而极不稳定

一方面，非正规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一般都比较松散、不稳定。如正规单位使用的临时工、季节工、小时工很多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随时可能中止。很多就业人员与用工单位确定劳动关系只是订立口头约定，很少建立规范而公平的书面劳务协议。正因为如此，非正规就业人员经常处在就业和失业的边缘。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就业人员大部分为低技能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非正规就业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性，竞争激烈，进一步加剧了非正规就业机会的不稳定。

2．劳动条件差而工资待遇低下

非正规就业人员主要依靠体力，从事简单的生产和服务，他们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条件有时十分恶劣，一般劳动报酬较低，经常出现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现象。此外，超过法定工作时间劳动、没有休息日、被随意解雇、个人权益和人格尊严得不到维护等现象也时有发生，更谈不到其他福利保障。我国在2001年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有关劳动报酬争议的案件发生率，私营企业比国有部门高143％；有关保险福利的争议，私营企业比国有部门高14％；有关劳动保护的争议，私营企业比国有部门高221％。这里，私营企业还是那些相对正规，至少是进行了登记的企业。至于那些没有进行正式登记的企业，其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更多。

3．非正规就业人员缺乏来自社会的制度性保护

首先，是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由于就业机制不规范，非正规就业人员同用工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往往处在社会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之外，也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劳动法和其他有关劳动保护规制不能得到良好的贯彻。大量伤害事故，以及许多劳动纠纷无法很好解决。劳动者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其次，由于各种原因，该群体大都与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制度性联系，难以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一方面，很多小型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千方百计逃避为其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另一方面，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的要求严重不相适应。正规就业状态下的“续保”、缴费年限连续计算以及缴费责任等规定在非正规就业状态下很不适用。

4．非正规就业人员技能低，缺少职业培训以及就业服务

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低，初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绝大多数没有专业技术。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以及年龄较大的下岗失业人员，承担技能比较简单的劳动。但是，无论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城镇失业下岗人员，都不能得到来自企业、政府或社区的良好的职业培训。许多单位为降低劳动力成本，不愿意对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人力资本投资；而一些正规部门就业的歧视性政策也使得非正规就业人员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十分有限，失去接受培训的动力。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管理还不到位，规范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起来。各种非法的职业中介组织大量存在，经常侵害求职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利益。此外，非正规就业市场还缺乏政府提供的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咨询服务体系和创业培训体系等。

5．多头管理，缺少统一的管理部门

非正规就业几乎涉及到政府所有的管理部门，如工商、税务、卫生、城管等。这些部门都在履行管理职责，但是，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统一的部门和机构集中管理，结果造成多头管理，政令不一的混乱局面。令非正规就业人员无所适从。

6．涉及非正规就业发展问题的规定操作性不强，缺乏专门的法律政策

在实际工作中，对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已有的规划涉及非正规就业问题的部分规定得还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在国家现行的法规政策体系中，对于非正规就业形式没有专门的规定；已有的一些涉及非正规就业的法规政策不够系统和全面；一些政策只是针对特定群体（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制定的，适用面比较狭窄。此外，对于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统计指标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不利于制定相应政策法规。

三、发展非正规就业的对策

非正规就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要改变现存的对非正规就业的各种制约因素，首先必须切实转变观念，形成全社会尊重非正规就业以及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意识，政府、社会各方面给予重视，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的机制，形成有效的管理服务机构，切实落实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具体来讲，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高效、务实、统一的非正规就业管理体系

（1）明确非正规就业主管部门。为了避免多头管理，应在劳动保障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以协调各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非正规就业提供服务和进行管理。过渡时期，可以在就业审核时，采用联合办公的形式，由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间到固定场所办公。对非正规就业的日常管理，如各类收费、证照年检、信息提供、岗位培训等，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

（2）建立纵横交错的管理网络。建立起从市、区到街道的纵向管理网络，在各区设立社会保障专业服务站。建议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尽快建立以市为龙头，以社区为单位，延伸到街道的信息网络，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形成纵横交错的管理网络。这一网络将来也可与“低保”管理网并轨，这样既能了解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就业信息，也能掌握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生活情况，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覆盖之下。

（3）充分发挥社区的管理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功能日益健全，一方面社区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社区对城镇失业人员和外地求职人员都可利用属地管辖的优势，将社区作为政府与非正规就业人员沟通的基点。政府应借助社区的管理力量，给社区更大的管理权限并发挥其积极作用。

2．创新和完善劳动制度，逐步规范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

（1）对各种非正规就业中劳动关系的规范。在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仍然存在劳动关系不规范的问题，因此，对受雇于正规部门的临时工、季节工等非正规就业群体，主要是依法规范问题，即要根据《劳动法》及相关的劳动法规、社会保险政策，规范用工单位的行为，从而规范用工单位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关系，以此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认真研究探索从事独立服务的非正规就业中劳动关系的规范。

（2）利用“劳务派遣”规范非正规就业中的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早就存在，其典型特征是劳动力的使用与管理相分离，派遣单位负责管理职工，承办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用人单位根据合同约定给派遣单位经济报酬，而劳动者则根据派遣单位的安排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完成规定任务和工作的一种就业形式。即使劳务派遣也有很多弊端，但可以通过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来加以克服。

3．拓宽非正规就业领域，强化社会保障，逐步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环境

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条件差和工资待遇较低，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条件较差，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低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要改善劳动条件差和工资待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尽量改变市场供求状况，大力拓宽非正规就业领域。

第三产业在非正规就业的领域中，在解决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制订一系列推动服务业发展、有利于非公经济参与三产的政策，让服务行业采取多种经营方式，用市场化运作机制，以创造更多非正规就业岗位、创新更多的用工方式。政府还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通过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外，对一些吸纳非正规就业量较大的特殊行业和地区可给予专项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

为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作用，可以探索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特殊的社保基金缴纳办法。如对非正规就业人员采取灵活的交费比例，政府给予补助。鼓励非正规就业人员个人和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障基金，避免其由于就业不稳定造成的困难。

4．加强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就业服务

（1）鼓励职业培训。政府应将非正规就业人员与城市化发展、调整地方产业结构、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等结合起来考虑，对非正规就业人员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可规定城镇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到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核准的职业培训机构参加短期职业培训，并享受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免费职业指导和免费服务。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政府要鼓励用人单位进行培训，并适当给予补助。

（2）培育和整顿劳动力市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对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力度，整顿街头劳务市场，打击和取缔黑职业中介机构。促进供需双方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实现劳动关系的法律化和规范化。

5．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宣传，保障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

首先，国家应通过调整现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缩短劳动争议处理时间，减轻非规范就业者的诉讼压力。劳动争议处理时间冗长造成的拖延赔偿，是一些用人单位对付非正规就业人员索取赔偿最主要常见的手段，也是造成处于不稳定就业中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原因。所以，保障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还应当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上进行改进。

其次，法律应强调用人者提供的劳动条件的合法性来保障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例如，按现行法律法规，提供合法劳动条件下所受的工伤和没有提供合法劳动条件下所受的工伤所支付的赔偿额是一样的，同时，也没有明确规定工伤者在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可以按民事侵权原则获得民事赔偿。因此，要让那些不提供合法劳动条件的用人者受到更严厉的法律制裁和行政制裁。

再次，把劳动争议处理纳入法制轨道。劳动仲裁机构作为政府的下属行政机构，容易受政府的影响，而一些地方政府因为种种原因间接或直接会给劳动部门施加压力而忽视非正规就业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样劳动行政部门在处理劳动争议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所倾向。这种仲裁制度急需改进。国家还应通过各种措施，如利用各种民间组织，把法律援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落实政府的法律援助工作，保证法律服务的良好环境。

最后，政府应加大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普法工作。非正规就业者法律意识不足也是自身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的原因之一。政府要加大普法工作的力度，鼓励非正规就业者了解法律法规，学会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蔡．非正规就业：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作用[J]．前线，2005，（5）．

[2] 陈淮．非正规就业：战略与政策[J]．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1，（20）．

篇6

1.1对象

参加培训的中小生产经营单位从事安全管理与技术的注册安全工程师（其他安全类别）349人，均为周期内首次参加职业卫生相关知识培训。

1.2方法

自填式问卷调查。分别于培训前后使用内容相同的试卷进行测试。内容分为用人单位职责、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基础知识和职业病危害预防与控制等相关知识。

1.3统计学分析

应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双录入和核查；应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情况

参加培训人员共349人，培训前发放并回收试卷341份，培训后发放并回收问卷336份，在培训前后都有测试的作为有效试卷，共计328份。有效试卷显示，参加培训人员中男性239人，占72.9%；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50岁及以上组分别为9人、129人、109人、57人，分别占3.0%、42.4%、35.9%、18.8%，24人未填写；大专及以下、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分别为42人、185人、63人，分别占14.5%、63.8%、21.7%，38人未填写。

2.2用人单位职责用人单位职责

相关知识共涉及12道题，题目分别是：（1）“三同时”的原则；（2）专人负责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确保检测系统正常运行；（3）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4）公布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5）对接触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给予适当岗位津贴；（6）劳动合同中应写明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待遇等；（7）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防护用品；（8）用人单位应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妥善保管；（9）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10）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职业病病人，应调离并妥善安置；（11）非法用工单位对其患职业病的职工依法承担赔偿责任；（12）工会组织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培训前对用人单位职责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为54.0%~98.8%，经培训后的知晓率为80.2%~99.7%，题目序号为1、2、8、9、12等知识培训后的知晓率，与培训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见表1。2.3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检查相关知识共涉及8道题，题目分别是：（13）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14）健康检查依据的技术规范为GBZ188-2007；（15）从事粉尘作业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的必检项目；（16）苯作业工人的健康检查的目标疾病及禁忌证；（17）由政府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健康检查；（18）职业健康检查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19）劳动者在离开用人单位时，有权索取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复印件，用人单位应如实、无偿提供，并在复印件上签章；（20）当医疗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并告知劳动者及用人单位时，用人单位应及时安排诊断。如表2所示，培训前对职业健康检查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为27.8%~98.2%，经培训后的知晓率为80.2%~99.7%。职业健康检查所有知识培训后的知晓率均较培训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2.4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相关知识共涉及8道题，题目分别是：（21）劳动者怀疑得了职业病，要去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22）劳动者可以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本人居地住进行职业病诊断；（23）目前我国法定职业病的种类；（24）职业史是进行职业病诊断的重要前提条件；（25）用人单位承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26）职业病病人变动工作单位，其依法享有的待遇不变；（27）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28）职工被诊断为职业病，应当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如表3所示，培训前对职业病诊断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为73.3%~98.2%，经培训后的知晓率为80.2%~99.7%，序号为21、22、23、24、25、26等知识培训后的知晓率较培训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2.5基础知识和职业病危害预防与控制基础知识和职业病危害预防与控制相关知识共涉及16道题，题目分别是：（29）职业性危害因素定义；（30）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职业性疾患主要取决于接触浓度（强度）和时间；（31）尘肺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尤为重要；（32）生产性毒物进入人体最主要的途径；（33）毒物一次或短时间内大量进入人体后可引起急性中毒；（34）不能引起窒息性中毒的毒物；（35）一氧化碳不属于单纯窒息性气体；（36）苯作业工人的白血病属于我国法定职业病；（37）苯的慢性毒作用主要表现；（38）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采样规范为GBZ159-2004；（39）消除毒物是预防职业中毒的根本措施；（40）不适用于生产性毒物危害治理的方法———降温；（41）每周工作5d，接触连续性噪声的8h等效声级接触限值；（42）防治噪声危害的根本措施；（43）接触放射线的工作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计；（44）对电离辐射起到防护作用的措施。如表4所示，培训前对基础知识和职业病危害预防与控制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为3.8%~96.6%，经培训后的知晓率为57.1%~96.9%。序号为30、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等知识培训后的知晓率较培训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讨论

篇7

关键词： 劳务派遣；劳动关系；雇主责任；责任分配

中图分类号：D9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2-0125-04

一、劳务派遣劳动关系与雇主责任

雇主责任本是民法之侵权法上的一个概念，是指雇员在执行雇佣事务过程中致人损害，应由雇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1］。而在劳动法学界，可以将“用人单位”称为“雇主”，进言之，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也可视为雇主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因此，劳动法学者借用“雇主责任”这一概念来表示雇主对雇员基于劳动关系所应承担的劳动法上的责任［2，3］。

对劳务派遣劳动关系的界定，其意义在于确立雇主责任制度。

有学者主张“二重特殊劳动关系论”，认为派遣工既与用工单位形成特殊劳动关系，又与派遣单位形成特殊劳动关系，这两个特殊劳动关系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劳动关系。因此，在劳务派遣中存在两个雇主，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作为“共同雇主”来承担雇主责任［4］①。

笔者认为，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两个独立的法人捆绑一起成为劳务派遣劳动关系中的一方主体，与派遣工形成一重劳动关系。在一重劳动关系共同雇主框架下，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作为派遣工的相对方加入进来，两个单位形成共同雇主，两个不同的且独立的单位被捆绑在一起，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控制支配劳动者，与劳动者形成一个完整的劳动关系，共同承担雇主责任［5］。

有学者质疑，“一重劳动关系的共同雇主理论虽然在逻辑推理上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最大的弊端是根本不具有任何操作性，无法摆脱现实的困境”［3］。在一重劳动关系共同雇主理论中，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共同作为一个雇主与劳动者形成一重劳动关系，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联系的纽在于二者结成了一种类似于合作企业的关系。但是，“类似的合作企业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合作企业关系，这种关系并不需要二者真正成立一个合作企业，毕竟二者都是独立的法人。如果二者合而为一，则劳务派遣的多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劳务派遣中，本来应由用工单位单独享有的对劳动者的管控权已被多个主体共同分享，用工单位的劳动人事管理已经社会化了，二者都参与到对劳动者的管理和控制中［6］。而且，因为派遣单位可能将其派遣工派遣到多个用工单位，而用工单位也可能接受多个派遣单位所派遣的劳动者，因此，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仅在派遣和接受特定派遣工的基础上形成合作关系，共同承担该部分派遣工的雇主责任，而对于另外一些派遣工，二者并不形成合作关系。这样，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在特定派遣工的雇主责任方面，二者将予以分担。

二、我国劳务派遣雇主责任的立法有待完善

派遣单位与派遣工签订有劳动合同，呈现出管理和服从的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劳动合同法》第58条规定，派遣单位是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全部义务。因此，对派遣工而言，派遣单位的法律地位是雇主，派遣单位与派遣工形成劳动关系，承担对派遣工的雇主责任。除法定由用工单位履行的雇主义务外，派遣单位对派遣工的法定雇主义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管理档案等义务，还有告知、劳动报酬支付、不得收费等义务。

虽然在派遣工与用工单位之间并无任何合同，但派遣工在用工单位的监督和指挥下从事生产劳动。因此，用工单位与派遣工也应当构成劳动关系。然而，《劳动合同法》对此的界定却比较模糊。一方面，《劳动合同法》第58条确认派遣单位的雇主地位，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第62条规定了用工单位对派遣工的法定义务，《劳动合同法》第91条又规定了派遣工权益受到损害时，由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赔偿责任。

（一）确立连雇主责任的依据不明确

我国对劳务派遣雇主责任最核心的规定在于连责任。连责任主要基于合伙、担保、联营、承包、、共同侵权而产生。而在劳务派遣中，确立连雇主责任的依据何在？笔者认为，劳务派遣连雇主责任的依据正是劳务派遣特殊的劳动关系结构，在雇佣和使用分离情况下，多个主体共同扮演雇主角色，行使雇主之职能，分享雇主之权利，也自然应当承担雇主之义务和责任。正所谓“利之所在，损之所归”。劳务派遣立法应防止用工单位规避其本应承担的雇主责任，则课以用工单位连雇主责任的最合适的法理基础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其雇主地位。而我国现行立法既不规定用工单位雇主地位，又规定用工单位应承担雇主责任，这正是立法之缺陷，无法适用民法的原则或规定来加以补充或完善。

（二）对用工单位法律地位的界定不清导致雇主责任体系混乱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8、59、60、62条等的规定，一方面，确认了派遣单位为唯一的用人单位（即雇主），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对用工单位规定了一些雇主义务。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1条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2条的规定，派遣工权益受到损害时，由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赔偿责任，即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皆需承担一定的雇主责任。而用工单位履行《劳动合同法》第62条的雇主义务和承担《劳动合同法》第91条的雇主责任时，是作为接受劳务提供的客户（民事关系），还是作为受到与派遣机构签订的派遣协议约束的合同当事人（民事关系），还是作为与派遣机构共同承担雇主责任的雇主（劳动关系），这些并不能从该法中得出明确结论。由于对用工单位法律地位界定不清，有关用工单位的惩戒权、解雇权，以及派遣工的安全卫生保障权、团结权、雇佣安定权等，都存在无法认定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困难局面。实践中，这一方面容易让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规避雇佣风险、逃避雇主责任，而另一方面派遣单位有时又无法承担其应承担的雇主责任。

（三）雇主责任得不到有效承担不利于保护派遣工权益

第一，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等与劳动过程直接相关的义务可以由劳务派遣协议约定，约定不明的，才由用工单位履行。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事项较多，立法仅对主要事项作出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的则任由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约定，派遣工在生产劳动中所必须享有的许多基本权利就没有明确的相对应的义务主体，使得派遣工许多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第二，在生产劳动的组织过程中，用工单位对派遣工居于控制支配的地位，即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等与劳动过程直接相关的义务由用工单位提供和控制。如果劳务派遣协议约定不履行上述义务的责任由派遣单位承担，派遣单位可能无法履行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的义务，并承担违反的责任，可能会增加和诱发劳动事故的发生，直接损害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一些派遣单位规模较小，实力有限，难以承担雇主责任。

第三，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营利性具有共同侵害派遣工权益的驱动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中每一个营利性主体的必然，而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间并无竞争关系，反而有着共同利益，在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的规制下，二者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而形成默契，共同损害派遣工的权益。立法并没有对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恶意串通侵害派遣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

（四）权责不对称有碍劳务派遣的健康发展。

第一，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派遣单位向派遣工和用工单位收取管理费，作为此收益的对价，派遣单位的义务主要是协助用工单位进行非生产过程中的服务管理。而实际上法律却规定，派遣单位须承担工资、福利、社会保险费、工伤赔偿、安全卫生等几乎所有的雇主责任，相对于收益而言，负有太多责任；而用工单位的收益明显大于派遣单位的收益，但其责任却太轻了，造成二者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状况。

第二，偏重保护用工单位，加大派遣单位和派遣工的风险。而派遣单位最终会将风险全部转嫁到派遣工身上。

第三，用工单位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状况使其易于妨碍劳务派遣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力市场还是明显的买方市场，处于弱势地位的派遣工为了能保住工作，不敢得罪用工单位。另一方面，派遣单位大都具有营利性，而其营利的前提是必须有用工单位使用派遣工，因此，派遣单位对其生意上的客户――用工单位一般是言听计从。加上派遣单位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竞相压低价格争取生意，这些都使得用工单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通过市场调节很难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立法作出强制性的安排，削减用工单位的绝对优势。

三、劳务派遣雇主责任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雇主责任的划分

划分主次雇主责任的方式大致有三种：第一，以雇主为基准划分，即对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雇主责任分别作出明确规定，二者应当承担什么雇主责任法律皆有规定，具体事项的雇主责任是由主体身份决定的。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就以明文列举的方式分别规定了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的雇主责任。第二，以事项为基准划分，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雇主责任，二者的责任因事项不同而不同，仅依据一些原则和标准而承担不同的责任。例如，美国就以事项（职业灾害、就业歧视、最低工资、职业安全与健康等）为雇主责任划分的基准。第三，以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间的要派协议为基准划分。一般情况下，要派协议都对二者的权利、义务和职责作出了约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应充分体现劳动关系各主体的意思自治，只要这些约定合法有效，就应依据这些约定来确定二者的责任。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就采取了第三种方式。

上述第一种方式，由于雇主的主体身份是不变的，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法律早有规定，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则不承担，因此，既便某一雇主在某事项上已经丧失对派遣工的控制力了，法律却明确其承担不该承担的雇主责任；而既便某一雇主拥有控制权，却由于法律没有作规定，而不承担应承担的雇主责任。所以，第一种方式不够灵活，不能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劳务派遣作出适时调整。第二种方式则比较灵活方便。由于有关劳务派遣的事项十分繁多，要针对各事项的雇主责任一一作出规范并不现实，因此，制定一套划分雇主责任的原则和标准将会很有助益。但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关事项的决定和判决往往采用不同的原则和标准，由于原则和标准的不统一，使得雇主责任的确定变得含混不清，特别在重大事项上的混乱，影响了派遣工的权益保障。第三种方式虽然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可能出现约定与法律强行性规定或事实不符的情况。而且，有些机构还可能故意作出与法律强行性规定或事实不符的约定，以逃避其应当承担的雇主责任。

笔者建议，我国在确立雇主责任制度时应兼采这三种方式：第一，确立总的原则和标准，以便所有雇主责任事项有统一的评判标准；第二，对一些重大事项的雇主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在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基准、工伤赔偿等方面，规定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应当承担的主次雇主责任。而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则依据总的原则和标准来判断；第三，法律应允许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通过要派协议来对各自的责任加以约定，可以双方的约定替代法律的规定。例如，如果双方约定由用工单位支付派遣工工资，事实上也是用工单位来支付工资，则用工单位在工资支付上应负主要责任，派遣单位则负次要责任。但为了防止雇主以要派协议的约定来逃避责任，应同时规定，约定与事实不符，应以总的原则和标准来判断主次雇主责任。

（二）雇主责任的承担

由于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需承担主次雇主责任，所以无论是连责任还是非连责任，双方都应担保雇主责任得以最终实现。但不同的责任模式对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工的影响各有不同，所以，应在三方之间找到利益均衡点，既有助于维护劳务派遣业的长远发展，又能保障派遣工利益，使雇主责任得到真正落实。

我国劳动合同立法选择的是连责任。其理由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派遣工维权的难度较大，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不仅会相互推诿责任，还可能对其责任承担不能。而派遣工对被申诉人选择错误，则仲裁机构极有可能以被诉主体有误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诉请求，使派遣工无所适从。因此，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派遣工权益，法律应当规定二者负连雇主责任，一旦发生争议，派遣工可以选择向任一雇主提起申诉，也可以要求两者共同承担雇主责任。

而非连责任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用工单位或派遣单位之所以应承担雇主责任，在于其对派遣工的指挥、监督和管理的职权，如果在某些事项上并不具有对派遣工的控制力或影响力，却要求承担责任，这无疑扩大了行为人的责任范畴；第二，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立法应维系这种关系。而连责任对此并无裨益，反而容易使某些单位将其责任随意转嫁给其他单位；第三，连责任有违设立劳务派遣的根本目的，即希望通过分别承担部分雇主责任而减轻其所负的总的雇主责任，连责任对劳务派遣业的发展并不有利；第四，非连责任仍然可以较好保护派遣工权益。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最终仍需为对方不能承担的责任而负起责任，只是一个责任承担顺序的问题，虽然会加大派遣工司法成本，但派遣工权益最终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在非连责任模式下，派遣工应先向主要责任人申诉，当主要责任人经司法程序而未能承担责任后，才由次要责任人承担。

笔者建议，雇主责任应以非连责任为原则，以连责任为例外。一般情况下，适用非连责任，由法律对一些主要事项作出明确规定，或者由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通过要派协议约定，主责任人应首先承担责任，当主责任人不能承担时，才由次责任人来承担。而适用连责任的情况主要有三种：第一，当法律没有对一些事项作出规定，要派协议也没有约定时，应适用连责任。因为派遣工没有义务来分辨主次责任人，当然也可能分辨不出，而各雇主最终皆有保障派遣工劳动权益实现的责任，故应允许派遣工向任一雇主主张其权利，无论其承担主要或次要责任，皆需先行履行；第二，当派遣工有明确证据证明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在某些具体事项上共同管理指挥派遣工，则二者在此具体事项上需承担连责任；第三，当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合谋侵害派遣工权益，作为共同侵权的责任人，自然应承担连责任。

注释：

①关于“共同雇主”概念，由美国最先提出。根据美国联邦第三上诉法院1982年第1123号判例认定，所谓“共同雇主”是指那些不同的主体“分享或共同决定了对雇佣条款和条件起支配作用的那些事项”。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31.

［2］王全兴,成曼丽．劳动派遣中的雇主责任划分［J］．中国劳动,2006,(4)：22-25.

［3］董保华．劳动力派遣［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283-284.

［4］董保华．劳务派遣的法学思考［J］．中国劳动,2005，(6).

［5］刘焱白．劳务派遣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51-55.

［6］王全兴,侯玲玲．劳动关系双层运行的法律思考［J］．中国劳动,2004,(4)：17-20.

On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er's Liability in Labor Dispatch

LIU Yan-ba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dong, Guangzhou 510320,China)

篇8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劳工权；软法；监督

一、跨国公司侵犯劳工权的现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为降低劳动力生产成本提高效益，将生产活动向劳工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并通过“外包制造”的方式将生产链中某些环节交给合同商。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外包订单，掀起合同商之间的争夺，通过压缩生产商的利润空间达到盈利的目的；而各国合同生产商处于这一体系末端，基于订单的压力，不得不尽量降低生产中的各项成本以提高竞争力，牺牲处在最底层的劳工利益，导致劳工权益的探底：忽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卫生、环境保护以及劳工标准，压低工资与福利，无视健康与安全标准，对因行使权利而被解雇的工人视而不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侵犯劳工权益的情况已变得越来越严重。

二、劳工权屡遭侵犯的原因和加强保护的必要性

(一)劳工权屡遭侵犯的原因

1.日益剧烈的国际竞争，迫使国家鼓励资本流动与限制劳动力转移。协助和鼓励拥有丰厚资本的跨国公司是各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的政府为留住本国资本，通过立法放松管制、削减被称为社会包袱的社会福利，压制工会的实力，给资本以最大的自由和最优惠的待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由于发展经济的压力导致认识的偏差，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在劳资关系中失去了公正立场，通过立法扩大资方权利、增加劳方义务，并且消极进行劳动执法，不惜牺牲劳工利益来追求经济发展。这使劳工们在一定程度丧失了通过政府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积极性。另外，各国限制移民的政策阻止了绝大多数人移居到工作条件和劳工政策能使他们的选择机会最大化的地方，而跨国公司可随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转移投资，使资本轻松地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这样资本的可选择性优势与劳工的无可选择性劣势的不平衡性成为“血汗工厂”恒久难除的重要原因。

2.劳动者社会地位低下。处于跨国公司底层的员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公司劳工，大多从事简单劳动，这种工作对劳动力人力资源素质要求不高，而这种劳动力又太多，与需求相比，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无限供给，所以劳动者丧失了与资本谈判的基本条件，跨国公司用非常低廉的价格、非常恶劣的条件也可以招到工人，促成了劳动者地位不高，权利得不到尊重，更得不到保障。另外，劳动者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权利受到侵犯也不知道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救济。

(二)保护劳工权的必要性

1.劳工是跨国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保护劳工权利对跨国公司自身发展具有必要性。跨国公司的效益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就有可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给公司带来更大的效益；而且，公司保护劳工权益，劳资关系和谐，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留住熟练的技术工人，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另外，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普遍未达到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核心标准，致使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这种因低工资而形成的出口竞争优势被发达国家称为“劳动力倾销”，导致产品易遭反倾销之诉，长此以往也将影响公司的发展。

2.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压力。跨国公司侵犯劳工权的行为，引起国际社会对劳工权保护规范的关注，国际和国内纷纷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和执行。部分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和投资者非常关注跨国公司的劳工情况，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出于对“血汗工厂”工作的劳动者的同情，要求跨国公司对其产品的制造行为承担责任，并发起了一些消费者抗议活动。他们还经常与国际劳工组织结合在一起，要求跨国公司在谋求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劳工权益保护的责任，迫使跨国公司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合约企业放弃以“血汗工资”、“血汗工厂”方式榨取剩余利润。

三、现有的劳工权保护法律规范及其缺陷分析

(一)国际规范的保护和缺陷

国际法对劳工权的保护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和自律性的指导宣言。(1)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规定了基本的劳工权；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基本劳工权利原则宣言》，将工人的基本权利明确为四项“核心劳工标准”，其在2003年提出了体面劳动国别计划，截至2010年1月31日，共有44个执行中的体面劳动国别计划，目前有80多个正在制订中，它们为改善全球劳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国际法框架。(2)自律性的指导宣言。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关于跨国公司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宣言》《联合国全球契约》《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的人权和责任的准则》等；美国经济优先理事会制定的自愿性标准$A8000内容很多涉及劳工保护，其不受地域、产业类别和公司规模的限制，具有普遍适用性。

这些法律规范通过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对劳工权利的保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些规则大多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只是一种“软法”保护机制@；或者说现在对于劳工的保护，特别是跨国公司对于劳工的保护责任，正处于一种由“道德”向“法律”过渡的初级阶段。这些“软法”具有很大的缺陷：(1)这些公约的制定和实施缺乏劳工的参与。这些公约的内容都涉及到了劳工的权利，其制定理应有工人的参与，但制定者大多是中产者，劳工们的权利如何保障，受到侵犯如何救济，制定者都鲜有涉及。(2)公约只是原则性的，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和监督效力，有些跨国公司只把其作为品牌包装的“公关工具”。(3)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立场、追求利益的不同，不同国家在推进跨国公司保护劳工权利方面程度不一，很多公约就很难得到广泛认可，适用范围就比较有限，以国际劳工组织的8个核心公约为例，中国只批准其中的4个，而美国仅仅加入了其中2项。因此，“软法”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的约束，不具备法律的执行力，怎样付诸于实践，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跨国公司违反了如何制裁，原则性的国际公约如何转化为具有较强执行性的国内法，并得到普遍的参与和执行，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

(二)国内法律政策的保护和缺陷

世界各国尽管大都制定了劳动法和公司法，内容涉及到国家对劳工的保护，公司对劳工权利不得侵犯，但尚有很多缺陷：(1)认识的错误。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为严格的劳动保护法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为了果腹，就不能确保生存的体面，这种观念使国家在立法层面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劳动者的利益，对于其劳工保护责任最低的是不能侵犯，而没有把其定义为法律上的义务。(2)缺乏有效的执行和监督。就劳动条件而言，尽管各国法律禁止制造商要求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在最低工资以下支付报酬或者要求工人同意在其加人工会时被解雇，但是全球化削弱了国内政府有效规制劳动条件的权力，影响了国内政府选择适合国内的社会政策，从而造成了这类竞争。就工资而言，尽管发展中国家以更低的工资作为引进国外投资的比较优势，但是以低工资作为争取投资的努力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持续降低。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保护劳工的义务多靠跨国公司的自愿履行，而履行这些义务有时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效果当然也不佳。

四、完善监督执行机制，加强劳工权益保护

(一)国家和政府

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法律的执行与监督。

1.积极参与国际劳工保护公约，完善国内相关立法。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促进人类生活水准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劳工保护问题：劳工权保护是要付出成本的，保护程度越高，社会成本就越大。过度的劳工权保护会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劳工权。但是适当地保护劳工权益，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劳工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而且广大消费者内心也建立了劳工标准壁垒。所以，各国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和研究国际劳工保护公约，并根据各国的国情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完善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机制，妥善保护劳工权利。另外，尽管对劳工权利的保护起主导作用的是一国的国内法律，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法、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在劳工权利的保护方面也越来越多地起到一种杠杆的作用。

2.加强劳工保护法律的执行与监督。劳动法律法规只解决了劳动关系领域的依法规范问题，但仅有法律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还需要解决法律条款的贯彻执行问题，这就需要跨国公司的母国和东道国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来保障劳动者行使权利，加强对跨国公司及其合约公司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层政府和司法机关，应放弃短期的经济利益，着眼于长期的发展，对跨国公司进行定期监督和核查，对其侵犯劳工权益的现象依法处理，鼓励跨国公司采取积极措施遵守劳工保护法，鼓励民间机构、中介组织对跨国公司的劳工保护行为进行监督。

(二)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可以根据国际规范和国内法制定自己负责执行、监督的生产行为守则，要求整个“商品链”的所有合作伙伴共同遵守，并对违反守则的公司进行内部制裁。然而资本的“利益”方面与“道德”方面却总是相互冲突的，这就需要跨国公司内部的监督保证对劳工权利的保护。

1.跨国公司自身的监督。首先，跨国公司对其合作商，不仅要考虑其产品质量问题，也要检查其劳工状况，合乎标准再进行合作，并需要定期跟踪检查，公布相关资料。其次，聘请审计公司或第三部门人员依据制度对其公司进行独立的、持续性的监督。这里应注意，由于是排斥商业利益的公益行为，没有利益的牵连才能确保监督的客观和公正。最后，对其活动对劳工权益的影响应进行定期评估，这种评估必须是透明的。

2.跨国公司劳工的监督。首先，工人比任何外部监察者都更了解工厂的劳工状况，是最理想的监察者，因此应该成为监察机制的主角。跨国公司应该为此创造条件，如组织培训，增强工人对守则内容和劳工权利的了解，提高其法律素质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工人自身获得维护权利的力量和能力等。这是工人有效监督的前提，也是保护工人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采取合法的和值得信任的制度，使工人能够对侵犯其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并且不得对申诉职工进行报复，避免申诉机制流于形式。

(三)社会

社会可以对跨国公司进行最全面的监督，社会监督应该注意下列问题：

1.社会监督的全面性。社会评价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好与坏，不是仅仅看其对社会的公益性贡献和付出的多与少，比如参与了多少社会慈善、公益、捐助，缴纳了多少税款等，而首先应该是建立在对企业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应用责任之上。因为劳工权益问题在企业社会责任中居于突出地位。

篇9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 信息披露 对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生态环境的破坏、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使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人们有需求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这也逐渐成为人们购买商品、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依据。

社会责任会计是探讨和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企业管理当局、政府、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集团和个人决策提供特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会计信息系统,其目的是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向政府及公民全面反映企业对社会的各种影响,以实现社会贡献最大化。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是社会责任与会计的结合,是应有关各方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要求而产生的,以会计的形式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害进行反应和控制。社会责任会计的出现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社会责任会计在国外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我国来说,社会责任会计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与实务都相对落后,现有的会计报表体系无法充分反应企业的社会贡献及社会损害情况,无法满足有关各方对企业信息的需求,这对现阶段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因而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应披露的内容

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产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于企业产品的消费者、企业的投资者以及其他有关各方来说,他们需要了解企业的这些信息,从而要求企业对这些信息进行披露。企业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体现在多方面,因而,企业的社会责任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保护信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会排出一些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企业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出于对环境保护的需要,企业应对环境保护设备的投入、环境保护相关费用的支出以及有关环境保护和生产安全等方面的研究费用支出等情况进行披露。

2、资源利用信息。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这些资源并不是只属于某个人或某个企业,它属于我们社会上的每个人。作为企业来说,不能毫无节制的去损耗资源。因此,利用尽量少的能源消耗获取尽量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就是节约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且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增加企业的经济利益,从能源利用效率中可以看出企业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大小。

3、对人力资源方面的贡献。招募员工人数、公平就业、职工录用情况、人力开发与交流、社会培训、劳动报酬、就业保障;企业为职工提供的发展空间,员工集体福利、训练及教育;员工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等情况;员工技术培训、员工工资水平、员工福利情况、工作条件的改善、采取劳动保护措施、法定节假日执行情况和职工培训情况等。

4、企业收益信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得的收益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收益信息可以反映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品种和数量、为国家上缴利润情况等。因此,收益仍然是会计反映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5、对社会的贡献。企业在依法承担义务的同时,还应积极投身到社会的公益事业之中,企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耗费了社会上的一些人力、物力、财力,所以从道德上来说企业理应对社会有所回馈。如企业对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机构以及慈善事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必要的捐赠和帮助,为社会创造平等就业机会,安排残疾人就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为所在社区做出应有的贡献等。

6、产品质量及服务信息。企业的存在离不开消费者,如果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被消费者所接受,那么它的存在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有必要披露产品的使用效能、使用年限、产品的安全信息、产品的售后服务、公众对产品满意度、产品受罚额等信息。通过信息反馈企业可以知道产品的不足之处,然后采取措施不断提高质量,搞好售后服务,更好的为消费者服务。

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1、披露内容不充分且披露的力度不够。社会责任会计在国外的发展较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社会责任会计尚处于认识与探索阶段,我国政府至今还没有专门出台有关“社会责任会计”的规范要求,因而几乎没有企业对其社会责任进行披露。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已有少量的企业开始对其社会责任进行披露,但总的来说披露的内容还不够充分,披露的程度更有待提高,无法满足有关各方对信息的需求。因为没有一个标准,企业只对自己做的好的方面进行披露,而对于自己没做到的地方或对社会有消极影响的情况根本不去提及,即使披露到了,但往往只是简单的陈述,缺乏对未来情况的分析,信息的实用性较低。

2、会计基础型居次要地位,而非会计基础型居主导地位。企业在对有关的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披露时,更多的时候是使用大量的文字信息对其进行描述,且披露的形式也不规范,这种方式很难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无法获得直观的信息,使其披露内容的有用性大打折扣。

3、社会责任会计科目不单列。在日常的业务处理过程中,往往把与社会责任相关的信息作为常规的财务问题进行处理。如企业没有履行法定义务而受到的罚款、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赞助和捐赠等一般均列入“营业外支出”科目予以披露;为履行相关责任而投资新设备以及固定资产的构建等,都作为一般的固定资产支出处理;排污费直接计入管理费用;利用“三废”生产产品而得到的税收减免,体现在少缴纳的税款中;这样信息使用者则看不出哪些款项是因社会责任而发生的,这不但不利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使用者对相关信息的使用。

4、缺乏独立报告意识。进行独立社会责任会计报告是社会责任会计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社会责任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范围要比传统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范围要大得多,所以他们更希望利用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作为披露工具,从而获得他们更关心的精炼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有关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确认和计量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会计人员对于已经发生的社会责任事项不能明确其记账金额,不知如何进行记录。

造成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是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对这方面做出法律上的规范,没有利用现有的媒体资源对其进行宣传,使企业在客观上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不够,更不用说对本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与社会责任有关的职业培训了。

三、完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及对策

1、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社会责任会计对我国来说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并不多,社会责任会计所要反应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计量等问题都急需解决。政府应加大对研究机构的投入,给予充足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使包括高校在内的研究机构广泛开展相关研究。借鉴外国新进的经验,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以加快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理论研究的步伐。

2、加强社会责任会计的立法工作,建立相应的准则和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的管理职能,企业的活动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政府应该用法律的形式约束、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吸收、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参照目前制定企业会计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基本程序,研究制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及制度,这是企业处理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措施。

3、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意识。政府可以建立相应的协会,当然也可以鼓励社会自发的建立与社会责任会计有关的机构,组织活动,定期的对企业进行宣传和教育,使企业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社会的深远意义。政府还可以引导媒体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宣传,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评比,并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以使企业深化履行社会责任、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意识。

4、对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从现在的情况看,只有使广大企业会计人员、管理人员、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深刻了解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作用,才能发挥其在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重要作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必须通过会计的具体活动来实现,它同会计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密切相关,会计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会计报表的质量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作用。企业应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加强会计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技术水平和能力,以促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我国的发展。

5、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体系,进行社会责任审计。为加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监管力度,保证企业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真实性与公允性,应实施社会责任审计制度。审计、监管是社会责任信息客观、有用的保障,是利益相关者决策科学、有效的基础。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情况进行审计,并将有关的情况向公众公布,使有关人员能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

总之,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客观上造成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研究的不足,社会责任会计所要披露的内容以及如何计量等问题都有待规范,这就要求我们要一步步完善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这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李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8).

[2] 陈继初: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新思路[J].商业时代,2008(16).

篇10

关键词：外部性；企业社会责任；经济法

一、外部性及企业外部性的产生

（一）外部性的界定

外部性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在论述市场经济的“利他性”时的观点，这涉及到了正外部性的特点。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自马歇尔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成本、收益、经济利益、非竞争性、制度等角度对外部性的形成和含义进行了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庇古、诺斯、奥尔森、奈特、科斯、米德等经济学家。关于外部性的定义直到目前也还没有统一。从现有资料文献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给出不同的定义，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类定义[①]：一类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类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②]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③]

本文主张从法律的视角即权利与义务的视角对外部性进行界定，认为外部性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结果，是经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以致于利益的失衡。负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义务施加给其他经济主体；正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且没有施加任何义务。[④]正如邹先德也认为，“不同经济外部的法律特征又决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本文主要探讨负外部性。[⑤]

（二）企业外部性的产生

企业基于其“理性经济人”的本性，会给其利益相关者带来负外部性。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企业存在负外部性。恰恰相反，正如前文所述，亚当·斯密看到的是企业产生了正的外部性，他认为“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在他使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出得到最大的价值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对不是他个人所追求的东西”。[⑥]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他本身利益时，也常常促进社会的利益，即正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企业的自利行为能自动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

事实上，企业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必然一致。现代经济学证明，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存在，市场不能实现充分的风险转移，即出现“市场失灵”。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节约了交易费用，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正的外部性。而重要的是，它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负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侵犯了公众的环境权；过度利用自然资源侵犯了下一代人的资源利用权；工作场所有毒物质充斥，没有必要的安全管理措施，侵犯了劳动者健康权、工作安全权；生产出售假冒伪劣产品侵犯消费者的消费权、滥用经济优势侵犯同类企业的相关权利。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而不顾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负外部性与日俱增，使社会问题日趋严重。2005年11月，吉林省吉林市的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2005年令人震惊的阜阳“毒奶粉”事件，导致其中13名儿童因并发症而死亡；2007年诸多瓦斯爆炸事件等等都是企业带来负外部性的例子。

总之，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和社会的构成单位，必然要产生和面对外部性：企业的行为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对业已建立起来供销网络和其他和谐社会关系的打破等，都是企业对他人引起的负的外部效应；与任何具有趋利性的经济主体一样，企业企业对于其产生的负的外部效应往往不会主动予以解决。当某些经济主体的行为造成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损害而又不承担赔偿责任时，便形成外部不经济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因此，企业负外部性的实质可以理解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行使其权利时，将本由自己承担的义务施加给其利益相关者，造成权利与义务的失衡。

二、企业社会责任[⑦]的界定、法律义务属性及其体现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与界定

公司的社会责任早在1924年由美国的谢尔顿提出，他把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公司的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至今尚未对社会责任形成一致公认的界定，美国的学者通常定义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该定义包括两项基本原则：利他主义原则（philanthropyprinciple）与信托原则（trusteeshipprinciple）。所谓利他主义原则，是指公司在履行其社会服务角色时，为社会公众解决了某些社会问题，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如果说利他主义原则体现了公司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应有角色，那么信托原则体现了董事对于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社会责任感的觉醒。[⑧]总的来看，虽然主张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是早期对社会责任的界定比较笼统，主要趋于道德责任。

然而，主流经济学不承认企业会产生负外部性，因此是拒斥“企业社会责任”之说的。弗里德曼就指出，“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如果管理者接受企业社会责任观念，而不是尽可能地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话，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倾向能如此彻底地破坏自由社会的基础了”。[⑨]鲁瑟福特·史密斯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模糊不清，“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工具而已。这个概念从来没能准确规定公司的行为标准，只不过是公司、政府和消费者团体互相斗争的工具。”[⑩]

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比较多，主要有：（1）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作为自己唯一存在的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11](2)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还要为其他利害关系人承担并履行某些方面的社会义务。[12]（3）企业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13]（4）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乃使公司不仅负有经济的与法律的义务，而且更对社会负有超越这些义务之其他责任。[14]（5）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障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15]从以上几个定义可以看出，对社会责任的界定主要是从社会利益、社会责任的角度，不过范围越来越宽泛，但是仍然没有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的明确区分且强调道德责任多，法律责任少。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义务属性及其体现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普遍性规则，是社会生活的调整器和解决主体间利益纠纷的手段。从总体上说，义务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并从属于权利。[16]公司社会责任来源于公司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既然公司拥有这么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包含有大量的负外部性)，要求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就顺理成章了。[17]而公司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人，它实质上对自己在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是清楚的，它会通盘考虑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并对其可能性的大小做出推断。它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可见，法律即使对公司社会责任做了规定，公司也不会不计成本的“利他”，承担社会责任。公司会对它的每一行为做出成本——收益分析，对未来可预测的客观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做出反应。公司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就是承担起盈利目标之外所谓的“社会责任”，这也不是公司无私的、主动的利他行为。公司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取得最大效用或利益。因此，在当代，企业社会责任已非纯然的道德宣示，而是建立在一定法律支撑之上的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法律义务属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也必须有多方法律机制的配合。[18]

从国外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学者对社会责任的研究从早期侧重于道德伦理层次转向了法律层次并在公司法里有所体现。美国于1936年修改《国内税收法典》，明确规定公司慈善、科学、教育等方面的捐赠可予扣减所得税，扣减数最高可达公司应税收入的5%。为求得公司社会责任落实的法律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美国出现了一场针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大讨论，美国的部分州也进行了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实践，并在公司法中增设了一些保护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的条款。1984年提供的《公司治理结构项目分析与建议》和1994年发表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分析与建议》。该“项目”和“原则”均在各自的第2.01条[商事公司的目的和行为]中一致规定商事公司从事营业行为，应以提升公司利润与股东收益为目标。一致规定商事公司从事营业行为，应以提升公司利润与股东收益为目标。但无论公司利润与股东收益是否因此增加，公司从事营业行为仍然：（a）应与自然人在同一程度内，受法律之约束而为行为；（b）得考虑一般认为系适当之伦理因素，以从事负责任之营业行为；（c）得为公司福社、人道主义，教育与慈善之目的，捐献合理数额之资源。目前美国已有近30个州相继在公司法中加入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英国在通过成文法规定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虽然不如同为英美法系国家代表的美国那样激进，但也不难发现该国在这方面的一些规范。英国1980在年修改公司法时，第46条规定董事必须考虑雇员的利益，1985年《英国公司法》第35条规定，公司享有实施附属于或者有助于其任何贸易或营业开展的所有行为的权力第309条规定，董事会考虑的问题应包括公司全体职工的权益。此外，日本和德国也对《公司法》作了部分修改，以突出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保护。因此，公司社会责任强调的是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保护，以纠正立法上对股东们利益的过度保护，从而体现出法律的公平性。

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长期也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基本上还是道德曾面。郑功成就认为，我国需要完善法制，将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法制的环境，应该说我们国家立法不少，但是法制还不完备，操作性较差，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方面的规定还不是太完善，遭受歧视以后怎么样上诉，所以法制是需要健全和完善的。[19]《公司法》是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法治化的开始。《公司法》修改案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在我国，这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从法律视角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权利主体是指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所指向的对象，也就是公司社会责任的责任对象。即凡是与公司有直接关系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基本上包括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与当地社区，当然不包括股东与经营者。股东与经营者是传统公司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应纳入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对象范围。[20]也有人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有：[21]守法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雇员的责任、对债权人(包括交易人)的责任等。也就是应当包括股东与经营者，笔者同意此观点。总之，强调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义务属性并对其履行施以强制力，这就为解决负外部性提供了有力的正式制度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社会责任在对待和处理外部性上体现了对法律上正义与公平的关注与贯彻。

三、企业社会责任解决企业外部性的经济法基础与途径

（一）企业社会责任解决外部性的经济法基础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22]国家对市场主体的组织和行为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在于，市场主体行为的社会目的性与它的经济目的性之间的矛盾需要由国家干预调整，市场主体之一——企业有时并不能自发承担社会责任，需要国家以立法形式强制或引导其承担社会责任，以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权利与义务、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平衡。

1.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角度分析。利益是法学的重要范畴，而外部性与利益密切相关。正如王廷惠认为，“外部性的本质是围绕行使权利引发的利益冲突”。[23]企业外部性就是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在行使权利时引发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因为，“企业法人也有生存权、人格权、发展权等，但是，法人应当在不和自然人的人权相互冲突的前提下谋求生存与发展。”[24]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与社会利益观念的确立应该说是一脉相承，其旨在追求经济的整体利益并将个别主体(企业)[25]行为置于整个社会利益中加以评价。在传统的私有权神圣的法律理念的支配下，法律对个别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派生的行为保护过于宽泛，以至于较少考虑个别主体的外部性，亦不理会个别主体损害资源的财产权滥用行为。然而，在社会整体利益至上的视阈里，个别主体行为则被法律给予否定评价，受到限制或被纠正。在前一种情况下，就个别主体而言往往是有效益的，但整个社会则可能出现效益下降的趋势。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体效益虽受到了遏制，但社会整体效益却在上升。[26]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因此，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以维护杜会整体利益应该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当然，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并非否定企业个人利益的存在，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保护才是对个体利益的最好保护，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2.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角度分析。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普遍性规则，是社会生活的调整器和解决主体间利益纠纷的手段。他作为影响和制约人们行为的内生变量，必然会导致人们行为的“调适”。交易各方当事人会根据外部规则的约束、自身的能力以及其他各方可预期的行为模式去选择或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表现为一种学习和试错的过程。既然外部性是经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以致于利益的失衡。因此，要解决外部性，就得在外部性供体与受体之间重新配置权利与义务，即外部性的克服方法与手段就是重新恢复外部性的供体与受体之间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即实质意义上的公平。经济法作为追求实质公平的法律，其调整方法的特殊性就是通过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以实现实质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即以一种于市场反向的利益(权利、义务)不平衡来矫正市场缺陷产生的利益(成本、收益)偏差。[27]企业产生外部性，使得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利与义务出现了失衡。给企业施加社会责任是就是通过经济法规范赋予外部性受体即其利益相关者的较多的相关权利，也就是说对企业施加较多的义务，最终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真正平衡。

3.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平衡角度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说是一种义务。但这种义务与我们通常所讲的义务有所不同，通常所讲的义务是指法律义务，而社会责任则并非前部是法律义务。法律上的义务是法定化的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履行的现实和潜在保证的义务。而道德上的义务是未经法定化的、由义务人自愿履行且以国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义务。他不具有权利义务的直接对应性。可见，在人们的义务范畴中并非仅指法律赋予我们的义务。道德义务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时时刻刻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同时，义务并非是仅仅相对于权利而言的，某种情况下可能是出于良心的要求，我们所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就属于这一类义务。[28]也就是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它包括：（1）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综合性的义务，包括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2）一项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往往包括企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环境保护是企业的一项具体的社会责任，企业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标准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是企业的法律义务；企业按照比环境保护法的要求更为严格的标准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是企业的道德义务。[29]企业的社会责任如果走极端，即完全的道德义务已经不可能，但是完全的法律义务也为时过早，因此必须平衡两种义务。经济法作为法律规范，只是对企业的法定义务进行规范，而作为倡导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道德义务则不予以规范。但是经济法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会在恰当的时候将道德义务纳入法律义务的范畴进行规范。

（二）企业社会责任解决外部性的实现途径

企业外部性的经济法克服的主要路径是赋予企业外部性的受体的倾斜性的权利配置并保证其实现。具体就是在法律法规中赋予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明确的权利，其实现又依赖于企业的义务与责任。从全世界来看，各国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经济立法或社会立法，即规定了企业对社会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责任。我国现行立法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内容分散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以及企业法等方面的诸多法律、法规之中。具体表现为企业对自然人、自然界、所在社区的责任，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1．对自然人的社会责任

（1）赋予雇员的权利。现实生活中，企业对其雇员产生负外部性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国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前诸多大型公司、企业的裁员行为就是典型。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企业法尤其是传统公司法中，雇员只是企业的劳动者，而非企业的成员。但雇员的利益和命运与企业的运营又是休戚相关的。因此，雇员是企业的一种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为了促使企业切实保障和充分考虑雇员的利益，当代各国均无一例外地将企业对雇员的责任列为企业应负担的社会责任的一项主要内容。企业对雇员的责任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在劳动法意义上保证雇员实现其就业和择业权、劳动报酬获取权、休息休假取、劳动安全卫生保障权、职业技能培训享受权、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待遇权等劳动权利的法律义务，也包括企业按照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对雇员担负的道德义务。西方有学者提出，企业对于能否通过裁员、降低雇员薪金、削减劳动安全保护和员工培训开支来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以及能否通过延长雇员劳动时间来提高企业产量等问题应当慎重决策，其意旨就是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兼顾雇员的利益，从而真正担负起对雇员的责任。我国现行企业法律、法规对于劳动保护也作了明文规定，如《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41条、《城镇集体所有制条例》第22条、《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30条以及《公司法》第17条等均要求企业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

（2）赋予债权人的权利。企业的债权人是企业的交易相对人，对企业享有权利（即债权），或言之，企业对其债权人负有债务责任。这一责任是否被切实地予以履行，涉及到企业的债权人所预期的经济利益能否得以实现的重大问题，因此，企业的债权人是企业的一类重要利益相关者。企业的债权人和债务责任内容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是特定的，因而此种情形下企业对其债权人所负的债务责任是对人的，履行这种债务责任，既是企业的民事义务，亦可视为企业所负担的社会责任，因为它符合我们所给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及其所包含的本质属性。除此之外，企业还对作为整体的债权人群体负有确保交易安全的责任，这一责任要求企业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一债权人都合法、善意、无过失地为交易行为，切实履行依法订立的合同。这是与基于具体的法律关系所生之特定债务稍有不同的一种抽象的、一般的责任，于某种意义上讲，此种责任具有一定程度的对世性质。因此，具体来看，第一，必须明确债权人的知情权。在债权人知情权的对象上，宜扩大债权人对股东名册的知情权。第二，完善债权人的公司利益求偿权。新《公司法》规定了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评估或者证明不实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同时在第20条第三款规定了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为公司在存续期间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创造了条件。

（3）赋予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是企业产品的接受者和使用者，其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所提供的产品的品种、质量、价格等因素。而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存在着经济实力、信息占有和缔约能力不对称，同时消费者的分散性、求偿能力的局限性以及现代科技的发达所导致的产品缺陷的隐蔽性，导致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尚未从根本上扭转而容易遭受负外部性。一些企业不讲诚信，唯利是图，片面追求商业利益，漠视企业的长远利益，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完善对消费者利益损害的救济机制，从而实现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使公司更好的承担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此项责任的主旨，在于促使企业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和需求，真正承担起增加产品花色品种、确保并不断提高产品品质、抑制通货膨胀和狂乱物价等方面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九个方面对消费者的权利进行了列举，主要包括：其一、消费者最基本权利——消费者的生存权、安全权、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的权利。其二，消费者重要权利——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自由自、请求赔偿权。当然消费者权利不应该只是一项权利，而是一束权利。按照权利产生的依据分类，可分为法定的权利和约定的权利。以其保护的法律依据为准，消费者法定权利又可分为《消法》确认的权利与其他法律确认的权利。《消法》列举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除了这些权利之外，消费者还享有其他法律（如《宪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赋予的权利，包括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言论自由等。[30]这些权利的实现，很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对应。

2．对自然界的社会责任

（1）赋予现实的和潜在的受益人的自然资源使用权。这里主要是指对于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责任。这是企业对环境和资源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受益人所负担的一项责任。即赋予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他必须通过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来实现。因为他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类的切身利益，而且事关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企业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承担责任，这是企业对全人类和后代人负责的体现，故企业的这项责任是一种典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环保责任是天然地内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的。企业可以没有慈善，但不能污染和破坏其生存于中的环境。企业的经营过程如果污染环境，危害健康，即使企业做了多少善事，捐了多少款，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都是不及格的，或者说用慈善光环逃避环保责任。从目前情况看，大江大河都被污染了，城市的空气质量非常差，自然环境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这对中国未来发展所产生的后果远比没有慈善严重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企业只顾经济发展而未能承担基本的环保职责。

（2）赋予生态的生存权。上面谈到的是从自然资源使用者的角度分析，而从学理本质上讲，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正如企业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一样，也是权利——责任的关系，换言之，自然生态也具有自己生存的权利。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生态本位终极目标在于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均衡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利益。[31]人类的行为应以不破坏生物圈的生态平衡为限度，人类应与其他生命形式互惠共生、共同发展。这种法律观强调，为了人类和生态的共同利益，应保持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圈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生态进程，并在利用现存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时遵守最合适条件可持续获得收益原则，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对其进行开发利用。[32]正如郑少华所说：“法理念，从法本位到社会本位，再至生态本位，并不意味着个人放弃权利，意味着在生态危机冲击下，人类走向更高理性，放弃对自然界的掠夺性攻击，转而走向合作，……人与自然的真诚合作”。[33]因此，具有产权自由的企业，在自由行施产权的同时也应尊重自然生态的生存权，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保护了自然环境，也就保护了人的权利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作为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一项社会责任，在《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41条）、《城镇集体所有制条例》（第22条）、《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45条）等企业法律、法规中作了规定，按照这些规定，企业应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做到文明生产。

3．对所在社区和社会公益的社会责任

基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以至于利益的失衡。所以企业社会责任中涉及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有：其一，企业对社会公众的信托义务。企业是社会公众的受托人，适合公众把有限的资源如水、矿、土地等委托公司经营，以最下的代价创造最大的财富，因此，公司基于这种信托关系对社会公众负有相应的信托义务。其二，社会公众的社会权利。社会权利包括消费者权利、健康权、发展权等，对社会权利的实现，全社会都应当内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在财产绝对私有观念被抛弃的今天，公司自身所蕴涵的经济力量使其当仁不让的成为这一义务主体，而其义务的实现即公司的社会责任。[34]不过，这里的责任多为道德义务。

（1）对所在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责任[35]

这是企业以其所在社区或者所在社区的居民为相对方的责任。企业与其所在的社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企业给社区经济带来了繁荣，但也使社区居民成为污染等由企业造成的危害的最大或最直接的受害者；社区当局为企业提供治安、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必要保障，从而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得以正常展开。这些，都意味着企业应对社区承担某些特殊责任。近年来，在西方国家，这类责任无不列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之一。它要求企业积极参与并资助社区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项目建设，协调好自身与社区内各方面的关系。由于此种责任实为企业按照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对其所在的社区这一企业的特殊利害关系方承担的责任，因此，它属于一种道德义务。

（2）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此项责任包含的内容颇为广泛，诸如向医院、养老院、患病者、贫困者等进行慈善性捐赠，招聘残疾人、缺乏劳动技能者或其他就业困难者，向教育机构提供奖学金或其他款项，举办与公司营业范围有关的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教育宣传活动，参与预防犯罪或为预防犯罪提供资金等等，均属此列。企业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系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是以高于法律的标准对企业所作的要求，其履行尽管受到国家和社会的肯定和褒扬，但又必须以出于企业的自愿为前提，因而它是一种典型的道德义务。[36]

在企业法律、法规中规定精神文明建设和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商业道德的内容，是我国企业立法的一大特色。精神文明建设和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商业道德直接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与作为物质文明建设的营利有联系，更有区别。故企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可视为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内容。对此问题，《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4、5条）、《城镇集体所有制条例》（第22条）等企业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37]

当然，这里的道德责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曾经是道德责任也会逐渐演化为法律责任。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由早期的纯粹道德责任逐渐向法律责任转变。而且法律责任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参考文献：

[①]沈满洪，何灵巧.外部性的分类及外部性理论的演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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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本文没有区分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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