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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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TPACK； 教师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徐鹏（1981—），男，吉林长春人。工程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技术研究。

一、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概述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是美国学者科勒（Koehler）和米什拉（Mishra）于2005年在舒尔曼（Shulman）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PCK）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是信息技术时代对教师知识结构的一次全新界定，对于未来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TPACK框架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即学科内容知识（CK）、教学法知识（PK）和技术知识（TK）；五个复合要素，即学科教学知识（PCK）、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T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以及境脉因素（Context）。[1]TPACK各个要素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松散耦合构成一个整体，整个框架处于一种动态平衡。

TPACK国外的相关研究始于2005年，早期的研究主要以TPACK理论建构为主，属于定性研究。近年来，TPACK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TPACK水平测量、教师TPACK培养策略和基于TPACK框架的教师教育实践研究等方面。本综述研究选取的研究领域是教师TPACK水平测量，该领域研究在整个TPACK研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对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既能完善和修正TPACK现有的理论框架，又能用于指导教师TPACK水平培养策略和方法的制定。

二、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

测量方法国外研究现状

本研究首先以“TPCK”、“TPACK”和“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为检索关键字，对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SCOPUS、Wiley、Web of Science、Springer Link等五大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检索年限限定在2005年到2013年。另外，本研究文献检索的来源还包括由TPACK创立者创办的“TPACK Newsletters”在线文档，该在线文档创立于2009年1月，到2013年5月为止已经了16期。通过文献检索和整理，共计得到TPACK相关文献142篇；通过二次文献检索，共计得到“TPACK测量”相关研究文献19篇，文献按照出版时间分布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9年是TPACK测量研究成果最多的一年，出现了如施密特（Schmidt）设计开发的经典TPACK测试量表，该测试量表是一个包含47个题目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该量表也成为后续诸多TPACK测量工具设计和开发的重要参考依据。

图1 国外TPACK测量研究文献按年份分布图

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近年来研究者所采用的TPACK测量方法主要有五种。

1. 量表测试法

量表测试法是目前应用最为普遍的TPACK测量和评价方法，通过内容分析我们共计得到13篇研究文献应用了量表测试法，具体情况见表 1。所有采用量表测试法进行TPACK测量和评价的研究均采用五点式或七点式的里克特量表，从测试对象来看，62%的研究以职前教师为研究对象，38%的研究以在职教师为研究对象，另外，在测试量表的信度检验方面，85%的研究均对研究使用的测试量表作了信度检验。下面我们就对几个较为典型的基于量表的TPACK测量和评价研究作简要介绍。

施密特在2009年研究设计了一个包含七个维度和47个测试题目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TPACK测量工具，对美国爱荷华州和密歇根州的124名职前教师进行了测试。依据测试结果，在对测量工具的信度检验中显示，该测量工具七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布于 .75至 .92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2]该测量工具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TPACK测量工具，许多后续研究的TPACK测量工具都是基于该工具设计和开发的。

表 1 量表测试法研究文献分布情况

阿查波特（Archambault）在2009年设计开发了一个包含24个测试题目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用于测试参与K-12学校在线教师培训课程的教师的TPACK水平，该工具测试内容包含三个维度，它们分别是技术无关知识维度（CK、PK和PCK）、技术相关知识维度（TPK、TCK和TPACK）和技术知识维度（TK）。研究者利用该工具对来自美国25个州的596名参与在线培训的教师进行了测试，依据测试数据对该工具进行了信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三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布于.699 至 .888之间，因此该工具具有良好的效度。[3]

以上两个经典的基于量表的TPACK测量工具是TPACK研究早期较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二者均采用了五点式里克特量表，并均对测量工具进行了信度检验。但它们都缺乏对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验，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加强了对基于量表的TPACK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验。

例如，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苏梅（KohHwee Ling Joyce）在2010年设计开发了一个包含29个测试题目的七点式里克特量表的TPACK测量工具，测试对象为来自新加坡的1185名职前教师。该项研究着重加强了对该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检验，主要检验方法采用的是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检验结果显示，七因素最终被聚合为五因素，它们分别是技术知识（TK）、学科内容知识（CK）、利用技术进行教学的知识（KTT）、教学法知识（PK）和进行关键性反思的知识（KCR）。另外在信度检验方面，以上提到的五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布于.83 到 .96，证明该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4]

来自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蔡清生（Chai， Ching Sing）在2012年开展了一次研究。研究之初，研究者依据施密特和蔡清生设计的测试量表，设计开发了一个包括46个题目的七点式里克特量表，对新加坡的参与一门Web2.0相关教师培训课程的1296名职前教师进行了测试。通过对课前测试结果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课后测试结果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将测试量表的测试题目精简为34个，通过萃取和聚类，形成了六大因素，它们分别是Web 2.0相关的技术知识（TK）、教学法知识（PK）、学科内容知识（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和网络健康知识（Cyberwellness Knowledge）。在信度检验方面，以上六因素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均在 .90以上，说明该测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5]

通过以上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基于量表的TPACK测试工具由最初的五点式里克特量表发展为现在的七点式里克特量表，使得每个题目的测试结果更加精确。另外，在量表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在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的同时，也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完善量表的结构效度。

2. 开放式问卷调查法

基于开放式问卷调查法的TPACK测量往往都伴随着其它测量方法而出现，相关研究的研究方法都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开放式问卷都是为了定性研究而设计。

例如，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苏孝菁（So Hyo-Jeong）在2009年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参与整合技术的基于问题解决课程设计培训课程的职前教师，研究者设计和开发的测量工具是为了测试参与培训的职前教师的TPACK水平，以及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用TPACK知识有哪些认知困难。测试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放式问卷，另一个是课程设计作品。其中开放式问卷的问题主要包括：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设计的核心环节是什么，你认为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教学是如何促进学习者学习的，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整合技术的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有哪些优点和缺点。该项研究共有来自新加坡的97名职前教师参与，开放式问卷的数据统计是基于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开展的。通过研究发现，教师在基于问题解决的课程设计过程中主要存在问

题选择困难、辅助技术选择困难以及教学任务实施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主体地位赋予三大认知困难。另外，研究还发现参与测试的教师TPACK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但在基于问题解决课程教学过程中应用TPACK知识的能力较低。[6]

美国杨百翰大学在2008年开展了一项名为“SciencePlus”的教师发展培训计划，该计划主要针对科学教师，整个培训包括面授学习、实地探究学习和实践教学等三个阶段。格雷汉姆（Graham）等人在该项培训过程中制定了一个包含两个开放式问题和31个李克特量表测试题目的测试问卷，在培训前和培训后分别对15名参与培训的在职教师进行测试，以考察培训前后教师TPACK水平和使用技术辅助日常教学的自信心变化情况。两个开放式问题包括：你现在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去辅助日常教学；如果你能够获取和使用任何数字技术，你打算选择哪种数字技术以及如何在日常教学中使用该技术去辅助教学。通过对比前测和后测的结果发现，参与培训的教师的TPACK水平及使用技术辅助日常教学方面的自信心都得到了明显提升。[7]

3. 访谈法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学者尼斯（Niess）在2011年开展了一个为期四周的数学在职教师培训项目，通过培训前后对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以判断培训是否对教师的TPACK水平有影响。该研究将教师TPACK水平分为了解、接受、适应、使用和熟悉等五个阶段，通过访谈法这种定性研究方法，以确定教师TPACK水平处于哪个阶段。[8]

4. 观察法

观察法作为教师TPACK水平测量中一种辅助的定性研究方法也被研究者所采用，该方法的测量结果较为客观。例如，尼斯在2011年开展的数学教师培训项目中，为了了解教师在培训前后的TPACK水平，采用了观察法这种定性研究方法。该研究使用的观察检核表是基于舒尔曼的PCK观察检核表构建的，研究中观察教师在培训中的表现，使用观察检核表记录教师行为，最后通过数据对比分析以确定教师所处的TPACK水平。[9]

三、国外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

测量方法研究启示

通过对国外近年来“TPACK测量”相关研究脉络的梳理，我们发现国外相关研究呈现两大趋势。

一是重视测量工具结构效度的检验。2010年之前的“TPACK测量”研究，研究者往往只通过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来检验测量工具的信度，缺乏效度检验；从2011年开始，研究者除了对测量工具作信度检验外，还通过探索式因素分析法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法对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进行检测，目前，这已经成为“TPACK测量”研究的常规研究步骤。

二是由单一测量方法转向多种测量方法相结合的混合式测量方法。早期的“TPACK测量”研究往往只使用单一的量表测试法对教师的TPACK水平进行测量，测量结构主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性验证。近年来，研究者的研究多采用主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测量方法，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多林（Doering）构建了一个名叫“GeoThentic”的地理在线教学环境，内设地理教学模块和教师评价模块，其中教师评价模块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观和定性）和在线教学行为观察法（客观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教师的TPACK水平进行测量。[10]

未来TPACK测量相关研究，有两个方向值得业内学者展开研究。

一是学科化的TPACK测量研究。目前TPACK测量的相关研究只关注其一般性，而忽视了其特殊性研究，相关TPACK测量工具未与具体学科结合，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在未来的研究中，针对具体学科特点的教师TPACK测量研究将会成为研究热点，也将成为TPACK测量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口，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学科TPACK测量工具设计、开发及相关实证研究。

二是TPACK混合式测量方法研究。从TPACK测量领域近年来的研究趋势可以看出，整合量表测量法、开放式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和间接测量法等方法的，主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TPACK测量方法必将成为未来业内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TPACK混合式测量模式、方法和实证研究。

四、结 语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是信息技术时代对教师知识结构的全新界定，国内外同行一致认为TPACK相关研究将是未来教师教育领域研究的突破口。早期的TPACK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属于“定性研究”，而近些年来，TPACK相关研究逐渐由“定性研究”转入“定量研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教师TPACK测量、教师的TPACK培养等方面。“TPACK测量”相关研究在整个TPACK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关系到TPACK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关系到教师TPACK水平的培养策略和方法的制定，因此，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着重展开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AACTE. Handbook o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CK） for Educators[M]. New York： Routledge，2008：9.

[2] Schmidt， D. A.，Baran， E.， Thompson， A. D.， Mishra， P.， Koehler， M. J.， Shin， T. 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Preservice Teachers[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2009，42（2）：123～149.

[3] Archambault， L.， Crippen， K.. Examining TPACK among K-12 Online Distance Educ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J].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 （CITE Journal），2009，9（1）：71～88.

[4] Koh， J. H. L.， Chai， C. S.， Tsai， C. C..Examining the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of Singapore Pre-Service Teachers with a Large-Scale Survey[J].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2010，26（6）：563～573.

[5] Chai， C. S.， Koh， J. H. L.， Ho， H. N. J.， Tsai， C. C.. Examining Preserviceteachers’Perceived Knowledge of TPACK and Cyberwellness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2，28（6）：1000～1019.

[6] So， H. J.， Kim， B.. Learning about Problem Based Learning： Student Teachers Integrating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Content Knowledge[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09，25（1）：101～116.

[7] Graham，C. R.， Burgoyne， N.. TPACK Development in Science Teaching： Measuring the TPACK Confidence of Inservice Science Teachers [J]. TechTrends， 2009， 53（5）：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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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论预设,博弈分析范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更精细的层次上来解析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回避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带来的紧张与对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与微积分对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的意义相提并论。〔8〕迈尔森更大胆地宣称:“非合作博弈论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可与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发现相媲美的理论贡献。”〔9〕金蒂斯虽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点,但还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试图以之为一般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行为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博弈论对于理解各种生命形式尤其是人类变化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视博弈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一旦人们将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如下几项比较优势:其一,由于它的理论预设具有相当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广涵性,凡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个体(人、生物、计算机)之间策略互动的现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内加以探究;其二,通过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实在置于互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人们能够更好地化解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的二分与循环论证问题,在为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社会实在提供微观行为基础的同时也为理解后者赖以发生的各种约束和条件提供宏观的语境和背景;其三,通过对博弈情势进行数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对博弈各方所处物理环境、信息分布、主观信念、行动策略以及支付(收益)进行直观描述,从而对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数学语言,博弈分析范式为学术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确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为检验各种认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研究者能够根据数学模型自结论回溯至假设,以便理解导致特定结论的假设条件。〔11〕其五,运用博弈分析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便人们根据经验事实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学术话语体系中,人们通常将博弈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严格区分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这两个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提法。然而,国外学者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就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博弈论化了的“升级版”的理性选择理论。鉴于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对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区分,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从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中抽取出来做一相对独立的系统梳理与评析,仍然不乏积极意义。这样,一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凸显出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继承又发展的事实,二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用语比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的用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出其作为一种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政治学研究的真实意涵和内在精神。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化与杂化”和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日益发展〔13〕,政治学研究这一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难严格界定。宽泛地讲,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政治学者所从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针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议题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层涵义,即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数理模型而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样,一来可以将本文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二来也能够将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道德习俗演化等跨学科研究议题纳入视野,以真实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现状。

    (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政治学研究从属于或单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过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对博弈分析范式的丰富与完善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而有必要加以单独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阶段并侧重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进行扼要评析。

    1.试探期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着名政治学者多伊奇(K.Deutsch)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动向,对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围内,该方法与一些政治学理论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14〕经济学家赫维茨(L.Hurwicz)也认为:“两位作者用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适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军事战略学。”〔15〕他们的乐观预测很快得到验证。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克尔(W.Riker)、谢林(T.Schell-ing)、罗尔斯(J.Rawls)、诺齐克(R.Nozick)、谢普斯尔(K.Shepsle)、奥德舒克(P.Orde-shook)、奥唐耐(G.O’Donnell)等人开始试探性地应用博弈论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对政治联盟、组织行为、策略投票、议会过程、国际谈判、军控与核扩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等理论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也随之崭露头角。里克尔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16〕里克尔在书中提出了“社会法则是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在当时还显得比较大胆和超前的命题〔17〕,并运用“核”(core)这一合作博弈论的重要概念提出了着名的最小获胜联盟理论,在政治联盟、组织行为、议会过程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理论家谢林不但首开先河将博弈论应用于国际谈判、军事冲突、军控与核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还提出了“聚点”(focalpoint)均衡和“可信承诺”(credible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对博弈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18〕比较政治学者奥唐耐通过分析阿根廷各党派之间的联盟与博弈对该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将博弈论引入比较政治发展研究〔19〕,带动了后续民主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转型。博弈论对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哲学研究也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在构建公平正义学说时,最大最小法则(maximinrule)这一严格竞争博弈(零和博弈)的纳什均衡决策法则是罗尔斯推演差别原则的关键,也是人们批评差别原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20〕此外,我们看到,罗尔斯从卢斯和雷法合着的《博弈与决策》以及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加以明晰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论中获益匪浅。〔21〕罗尔斯本人也承认:“正义论也许是理性选择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诺齐克对博弈论的运用就更为明显和彻底。在论证最小国家理论时,诺齐克依据的正是囚徒困境这一经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等人对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运用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为精致的道德几何学论证体系,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形成一个庞大的所谓的“罗尔斯产业”〔24〕,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总体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还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学者对其还普遍比较陌生,因此从人数、成果数量和理论影响等几个方面看,该阶段还属于少数政治学者试探性地从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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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铸造出鲜明的国家特色

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要符合中国实际的国情，认准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最佳汇合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认清楚国情以及判断世界形势这两者之间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中国和世界共同处于一个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所以，应该好好利用这一良好的战略机遇。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世界相类似，主要任务也一致。当今世界，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即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存在着某方面的共同利益。正是这些汇合点，虽然不完全精确，但是至少能够成为铸造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源泉，一定不容忽视。

二、确定权利政治的新视角

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建设要以权力为主线，所以，应该全面赋予权利新的科学内涵。权利，以人的需求为根本，从人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全面为人的发展服务，同时还能够发挥人的集体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更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就是要让中国国际政治沿着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道路，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处理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健康发展。以人为本是一个总的原则要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分层次、分领域逐步进行。不能够一蹴而就，急于求成。

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一切体系的基本内容，都是产生于时代的需要，同时又以过去的体系为发展基础。我们在构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时，不仅要从书本出发，进行主观的抽象演绎，更要从实际出发，以整个历史的发展为轴线，深入探讨中国国际政治理论起点和着手点，对世界发生的基本实践活动进行反思，掌握清楚在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形成的理论概念、进而不断达到在学术观念，学术体系以及科研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创新。这也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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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篇5

〔关键词〕 新制度主义，流派演进，发展反思，政治科学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3-0090-06

新制度主义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在制度分析方面的突破性成果，并于80年代经过政治科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奠基性文献的梳理界定而形成身份自觉意识。政治科学的新制度主义经历了传统制度研究的推陈出新并从学科边缘向核心领域迈进，在研究领域扩展和内容深化方面取得可观成就，其各流派在累积现实解释力的同时致力于提升理论建构水平，由此逐渐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

一、社会科学视野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起源

按照通行观点，马奇与欧森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的组织因素》，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霍尔与泰勒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政治科学与新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则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三分法赋予权威依据。这两篇论文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设定了核心研究领域，提出了受到普遍认可的解释逻辑，但是基于政治科学角度审视新制度主义的确立及演进，仍面临亟待澄清或深入阐释的一系列问题。某种意义上，政治学者特别是早期历史制度主义者倾向于从政治科学自身把握制度研究路径的做法，很可能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演进发展设置了障碍，这具体表现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自身起源、新旧分野、流派划分问题上引发了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质疑及批判。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起源问题上，历史制度主义往往强调新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决裂，但行为主义虽然反对非理论化取向的经验研究和历史取向的宏大叙事，并重视一般化的系统理论和应用性的{查方法，却并未将历史分析排除在政治科学领域之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样批评行为主义由于忽视社会结构而落入原子论的窠臼，并通过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优势和不足进行比较并借鉴社会学的嵌入性观点，指出忽略制度分析的做法也存在于理性选择理论之中。以此作为契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关注嵌入社会情境的选择活动，创造性地论证了结构诱致均衡的含义及机理。社会学制度主义作为政治科学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指称的对象，该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较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存在更多歧见。历史制度主义承认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源自社会学组织理论，但是多侧重从规范和认知的双重文化向度以及工具逻辑同适宜逻辑的对立视角，对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丰富内涵进行裁剪。相比之下，组织社会学认为新制度主义源自伯格与拉克曼的社会建构论，他们对共享知识和信念结构的阐释揭示了认知框架比规范系统承载更多功能，从而为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赋予新的属性。〔1 〕16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旧分野问题上，历史制度主义宣称其复兴了政治科学重视制度的传统，但同其他流派相比却更多强调新旧两种制度主义的分歧。历史制度主义批评旧制度主义太过关注正式结构和法律体系，对政治体系予以描述性说明，从静态稳定而非演进发展的角度看待制度，偏重历史分析而非理论研究，道德哲学色彩浓厚而较少涉及实证科学方法。〔2 〕3-6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来自经济学，研究议题和方法工具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和均衡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历史分析、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无法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早期阶段找到制度分析的踪迹，所以很难从新旧嬗变的角度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新的制度研究路径。对于社会学制度主义来说，新旧之别的问题显得更为复杂。社会学对组织趋同性的研究揭示了制度环境和文化机制的突出作用，因此相对于青睐技术环境和行动效率的传统制度学派而言具有更新意义。但是主张社会学同经济学交汇融合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新颖之处应体现为接纳个体主义方法论，并对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行为做出深入探索。〔3 〕12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划分问题上，彼得斯以及霍尔与泰勒的观点最具影响力。彼得斯区分了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国际制度主义七个流派，之后又增添了话语制度主义和建构制度主义。但如此繁琐的划分方式可能反映出界定标准的错综复杂，比如马奇与欧森被彼得斯视为规范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被霍尔与泰勒归入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还被社会学组织理论者贴上历史制度主义先驱的标签。霍尔与泰勒的三分法受到不少制度研究者质疑，比如海伊与文科特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各自坚持的算计路径与文化路径，实际上基于两种相异的社会本体论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历史制度主义由于在两种社会本体论之间游移不定，不仅使它缺少坚定的分析立场，还会因接受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而失去作为独立流派的资格。〔4 〕在传统的三分法以外，政治科学受社会理论、分析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影响，愈发重视观念、认知、利益的社会建构性质，由此孕育产生了建构制度主义这一最新流派。〔5 〕82同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建构制度主义更主动地从社会科学各学科当中汲取养料，也进一步表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并不限于政治科学。

其次，政治科学的制度研究对不同流派及路径开展综合分析的同时，围绕内生制度变迁、观念分析及话语分析、修辞制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阐释。其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早期阶段具有明显的结构约束性色彩，多从制度外部探寻变迁的源头，但对制度在其形成以后的演变却较少说明，一些制度研究者于是从理论角度思考行动者的阐释活动对意义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行动者关于自身处境的看法，同背景结构向行动者策略施加的影响相比，两者在重要程度上往往差别甚微。行动者的动机及偏好在根本上具有观念性和规范性特征，因而并不只是简单反映社会背景和物质环境。政治生活中的行动者除了关切物质利益，还通过对利益予以识别和加工而使自身看法转化为行动方案，并随时对动机和手段加以权衡。这意味着人们无法从制度环境中推导出行动者的偏好集合和行为逻辑，所以利益可被视为社会的建构物，观念则构成了制度的基石并在制度形成以后继续施加影响从而产生路径依赖效用，这也为内生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解释逻辑。〔6 〕63-64其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容纳建构主义路径的过程中着重对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作出理论阐释。观念分析基于结构性和观念性双重维度而把观念区分为典范、公众情绪、程式、框架四种类型，它们不仅限定了决策者的认知范围和规范情境，还为政策方案获得合法性而建构出众多符号和概念。观念由于会受到政策领域当中斗争的影响而发生变迁，利益、资源和权力的复杂关系于此时显现出来并不断发展。话语分析将观念c话语划分为认知性观念和规范性观念、协调性话语和沟通性话语两种类型。对行动者而言，制度兼具外在结构和内在建构的双重属性。行动者的自觉意识、自知之明及自我表达能力对应着算计逻辑、历史逻辑和适宜逻辑，同时还基于沟通逻辑而运用话语活动来维持或变革制度。其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修辞制度研究路径受组织社会学和语言学影响，认为能动性内嵌于制度结构当中，应从修辞学角度审视语言对能动性的影响。修辞制度分析倾向于从内生性角度解释制度变迁，但不承认能动者有能力依据意图摆脱内嵌约束并变革制度，因此在人如何运用语词的问题上强调说服活动能够影响意义并塑造行动，同时在语词作用于人本身的问题上强调说服活动的沟通性质，从而揭示了语言对思维活动和选择活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修辞制度研究路径为制度理论提供了语言分析工具，从叙事分析、话语分析、比喻分析角度论述认知局限以及说服活动如何让语言发挥相应效果。

最后，政治科学的制度研究综合运用了数学模型、博弈论、个案研究等多种方法，但其作为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属性以及政治制度研究取向的特点使其兼重科学化和人文化，特别在建构机制和时序分析的方法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其一，社会科学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因果论证和建构论证之间难以调和的张力以及解释和理解之间的分歧对立。建构制度主义主张，基于解释的因果论证关注某些条件为何动态地导致另一些条件出现，而基于理解的建构论证则关注规范、文化、观念、认同因素同适宜情境的配合如何导致另一些因素产生。这促使政治学者在制度研究中更加关注观念对政治行动发挥的建构作用，进而运用方法工具考察政治争论中的说服性权力和协商审议，如何向民主合法性的核心功能、政治利益及价值的建构和重构以及历史和文化变迁这三个领域提供关键动力。具体而言，建构制度主义认为在规范化过程与制度嵌入过程中现有观念被编码为认知滤镜，行动者藉此能够解释环境中的信号，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能够对这些认知滤镜予以质疑、发起挑战并进行替代。其二，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是社会科学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内容，也是擅长时序分析的历史制度主义自身发展并向其他制度研究途径输出影响力的重要优势。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路径依赖与意外后果，使用层叠、转化、漂移等分析工具对渐进制度变迁进行阐释，但关键节点因其倾向于导出路径依赖这一结果而具有强烈的历史决定论意味，故而难以为制度变迁提供内生性解释逻辑。〔13 〕针对该问题，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考察制度中所涉文化因素对变迁的影响以及不同制度在此方面的能力差异，并从权力的自我强化角度探讨官员在何种制度条件下最有可能维持稳定或延滞变革。还有学者致力于消解路径依赖中的历史决定论倾向，重点考察制度变迁中由偶然性转折点引发的大量联系紧密的反馈活动，以及对此类活动造成干扰的一些因素。就这些反馈活动的先后次序而言，由于源自偶发事件中的反馈活动或干扰因素能够轻而易举改变甚至扭转先前步骤的方向，因此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先前步骤对随后步骤方向的导引作用。

参考文献：

〔1〕W.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2〕James A. Bill，Robert L. Hardgrave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Quest for Theory〔M〕.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1.

〔3〕Mary C. Brinton，Victor Ne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Colin Hay，Daniel Wincott. Structure， Agenc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J〕. Political Studies， 1998 （5）.

〔5〕David Marsh，Gerry Stoker.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6〕R. A. W. Rhodes， Sarah A. Binder，Bert A.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Frank Longstreth.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Theda Skocpol. Why I am a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J〕. Polity， 1995 （1）.

〔9〕Daniel Diermeier.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Normative Study of Politics： From Rational Choice to Behavioralism〔J〕. The Good Society， 2015 （1）.

〔10〕Ira Katznelson，Helen V. Milner.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M〕.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2002.

〔11〕Orfeo Fioretos， Tulia G. Falleti，Adam Sheingat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Walter J. M. Kickert，Frans-Bauke van der Meer. Small， Slow， and Gradual Reform： What ca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each u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1 （8）.

〔13〕Vivien A. Schmidt.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J〕.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 （1）.

〔14〕Royston Greenwood， Christine Oliver， Roy Suddaby，Kerstin Sahlin.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8.

〔15〕Mark D. Aspinwall，Gerald Schneider. Same Menu， Separate Tables： The Institutionalist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0 （1）.

〔16〕Colin Hay， Michael Lister，David Marsh. The State： Theories and Issue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篇6

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NextPage]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民，为解决他们社群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新公共管理的这些观念和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及复合政治都关心竞争、市场、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围绕这些主题的转变就是脱离统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NextPage]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篇7

案例教学法与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的结合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存在可行性。

一是案例教学法的优势提供了方法基础。如前所述，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逻辑严密，并且理论性强，因此教学上要求通过积极有益的调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分析综合能力。而改革开放后渐渐流入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直观性。具体来看，其关联性表现为注重从案例中分析理论的产生和应用等，有利于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加强理论的基础学习；而直观性表现为将理论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有助于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分析与综合能力。

二是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提供了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专业基础。基于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上设立的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无疑同样具有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案例教学法要求所适用的课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刻的现实性以及具有综合性的知识网络，这些要求都能从专业的特点中的到满足。理论方面，不仅存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学派和女权主义等众多流派的交锋，而且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现实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因而，对此研究表现出紧迫性；跨学科方面，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对学科理论的包容性，如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包容对于国际政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的包容性，需将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学科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体现了该专业深厚的底蕴，能够为该方面的应用提供专业基础。

三是教学中的互动为该应用提供了融洽的氛围。案例教学法应用过程中的互动相当重要。总结来看，互动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互动，即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避免单纯填鸭式教授与被填鸭式学习。该课程主要针对本科生群体。从群体知识和能力结构来看，他们已具有了较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一定层次的科研能力，并且主观上研究兴趣浓烈而且持久。因此，能主动与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且往往能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无疑，能够成为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主体。二是物的互动，即运用教学手段将材料与知识点的联系结合起来，避免教学过程中知识点的单一罗列与材料的简单描述。三是人与物的互动，即在物的硬件基础上，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开展教学活动。通过以上方面的结合，达到教与学的最佳状态。

四是先进教学手段的运用为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工具主要为课本、讲义、黑板和粉笔。随着现代技术不断发展，更多新颖技术应用到教学中来，如多媒体，网络和操作软件Powerpoint、Photoshop等，由此，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手段发展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网络多媒体教学。相较而言，后者更为案例教学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学习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一是应用技术来改善教学，如网络的联通可以是国际时事与课堂紧密联系，多媒体能够以更为立体的方式展现历史等；二是网络，如校园网、大量教学数据库等亦应用于教学，能够提供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支持。可见，先进教学手段能为该应用提供很好的物质基础。

二、案例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国际政治专业教学呼唤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而且该方法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以下分别从内容、手段和形式上探讨如何应用。

1.教学内容上，结合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使教学更趋深刻。该课程理论性强，因此，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引入各大理论，而且要在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引入的基础上，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并争取特色创新，尤其在中国特色方面下功夫。因此，教学中应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其最优化的步骤可以经过以下努力：教学内容符合教学任务；找出最主要、核心的任务；协调各学科的联系；内容符合于教学时间规定；为不同的学生准备各种区别选择。如前文所述，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经历了四次论争。如果与具体的国际环境相结合，设置案例进行讲解，尤其注意选择能突出理论关键点理解的材料，并注意层次上的引导，则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以民族主义为例，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神权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

根据教学内容优化步骤的要求，教学前可做好如下准备。首先，确定教学任务为讲授“民族主义”，并主要是结合材料进行分析。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问题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问题二：当代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泛滥的原因；问题三：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其次，内容上，根据课程安排（时长为两课时）来进行设定，按照导入功能、分析功能和结论功能的层次循序渐进安排教学材料。比如，根据需要，“民族主义”可以安排以下材料。材料一：巴以问题的由来。简要列举从犹太国的历史、二战的争议到中东战争，以提供思考的历史背景。材料往往是对事实的描述，与抽象的理论有一定距离。因此，应当及时引导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2.教学手段上，结合网络多媒体技术，使教学更趋生动。在教育教学中，知识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的教学要求将大量的理论、史实资料以及国家文化特色相结合，单纯的口授笔传难以全面将这些庞杂的内容有效呈现。相比之下，案例教学法更有优势，不仅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通过设置情境来教学，将知识点或者理论论争得以立体展现，从而生动的还原知识内涵，而且可以借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通过视频等影音资料展现案例的现实性，更可借助网络技术，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大大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国际政治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涉及外交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有关外交的视频。

观影后，就设计的问题，如“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组织进行讨论，可以极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培养思维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仅是教学的环境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实施教学时，不仅要依托传统课堂的平台，更要提升运用技术对学习进行检测、管理和指导能力。因此，教师不仅应不断提高驾驭课堂（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能力，而且在具体技能上，应提高熟悉资料数据库的运用，网络信息的收集以及多媒体设备的运用技巧。

3.教学形式上，结合课程需要以及师生间的知识结构，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开展讨论或进行辩论等，使教学更具启发性。传统教学上，主要以教师口述笔授来进行讲解，但在案例教学法中，可以不拘泥于“讲授”这一单一形式。在该教学法中，学生将起到主体作用，教师以引导和辅导的角色来主导教学过程。因此，可以根据课程特点以及知识基础，在学生中建立学习小组，组织讨论或辩论的启发式形式进行教学。学习小组的设立不仅缓解教师的课堂压力，而且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以该课程第五章“国际政治的法律规范与国际机制”教学为例，可以将课程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为案例教学的重点之一，内容上结合冷战后两个著名的案例，即科索沃独立与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进行教学，而形式上，组织学生分组进行“高于人权”“人权高于”的主题辩论。

关于和人权的地位，中西方学者以至政界皆有不同的论述，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两种观点“高于人权”和“人权高于”。根据现有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两个表述皆有理论和事实论据来支持，也都有不足之处。因此，可以在课堂上采取辩论的形式。学生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将会充分收集两种观点的支撑材料，并进行分析，因此，不仅为课堂节约了讲授观点的时间，而且也很好的调动乐学习的积极性。对于辩论这种灵活的形式而言，教师的点评显得尤为重要。好的点评能够让课堂在灵活的形式之余锦上添花，拔高思想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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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专业；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10-0184-02

一、《组织行为学》课程介绍及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特殊诉求

在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组织行为学》课程被列为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分配了4个学分的分值，可见《组织行为学》课程对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有不同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特殊性，他们对于该课程，有不同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特殊诉求。就西南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目前的需求来看，绝大部分学生将来会选择考研，继续学业深造，或是考公务员，走上各级各类机关或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工作岗位，因此，在面向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组织行为学》课程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该类学生的特殊诉求，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多多采用一些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管理案例，将带有浓厚工商管理特色的《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化，要创造机会加强专业实践实习的内容和时间，以便于学生接触社会了解自己专业的实践特性，从而形成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

二、面向行政管理专业的《组织行为学》教学困境

1.困境之一：缺乏直接面向行政管理专业的专门教材

目前，《组织行为学》教材呈现两个趋势：一是主要为面向经管类专业，比如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会计、国际商务、审计等专业的学生的教材，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有不同于这些专业的特殊的培养目标，因此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教学要求就存在不同，那么在面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的教学中，就需要根据不同的专业情况，选择与本专业相适应的教材，但遗憾的是，专门面向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组织行为学》教材目前还没有。二是现有教材多为从国外直接引进的，本土化不够或是基本没有本土化。《组织行为学》是西方语境下产生的科学理论。虽然科学不分国界，但是每一个学科理论都有其适用的环境和条件。中西方历史文化、思维习惯和社会环境差异，导致教学中学生对《组织行为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有些困难。

2.困境之二：现行的教学方法陈旧落后，未充分体现该课程的实践性特点

首先，在现行的《组织行为学》教学活动中，“灌输式”仍是主要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中多数教师全程都是自己语言讲解，学生被动地听和记，实际上这一过程只保证了信息输送环节的质量，而信息接受及运用环节的质量却无从验证。再次，教学过程“依赖性”特征突出。一方面，教师为了实现内容讲授的全面性，过份依赖于教材，因而很容易形成照本宣科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多年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养成了全程依赖老师讲解、而很少自主思考的习惯。

困境之三：现行的课时安排不足以覆盖其教学内容

目前，西南科技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的《组织行为学》为48学时，与《组织行为学》包含的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学时偏少。《组织行为学》在经济管理学院院都是在高年级才开的课程，一般学习之前都学习了管理学、心理学等课程之后。而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二年级就开了该课程，学生在接触该课程之前并没有接触到相应的课程，再加上行政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到专业核心课程上去，因此使教师的教学遇到很多困难。一方面，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给学生讲解基本的概念和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还要还要通过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现实让教师完成教学计划的压力很大，学生学习起来也很吃力。

3.困境之四：现行的教学评价体系不全面，不科学

《组织行为学》作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在授课时的侧重点不同于经管类专业，在进行教学评价时也应根据其授课的具体内容、不同专业的教学目标要求进行教学评价。但是目前的教学评价，是采用统一的考试模式，即统一考试时间和统一考试标准、统一考试内容，通过考取的分数作为衡量教师和学生水平的尺度。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实际上无法测试出不同专业学生的真实水平。

三、提升行政管理专业《组织行为学》教学质量的对策

1.在专业教材缺乏的现实条件下，根据本专业需求调整相关教学内容

在授课中，授课教师应当依据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培养目标与专业实际，对《组织行为学》的内容进行取舍，形成适合本专业要求的“自己”的《组织行为学》授课内容。如除了把《组织行为学》中的基础理论部分作为教学重点外，还要结本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比如在对学生讲解组织层面的结构对组织内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就要重点给学生讲解行政组织之不同于商业组织的结构特征，这样不仅能够缓解课时与教学内容的矛盾，也有针对性地满足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对行政组织知识的需求。与此同时，还要针对新出现的热点问题，及时地将这些内容融入教学之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时刻关注和思考社会热点问题。

2.挖掘传统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案例以增强《组织行为学》教学的本土化和专业化

本土化案例资源的利用，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首先，本土化案例符合学生的思维习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其次，本土化案例有助于营造具体、生动的管理情境，引发学生的积极思考，有利于师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从而促进相关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另外，本土化案例或众所周知、耳熟能详，或一点即明，能够节省教学时间和资源，提高教学效率。

虽然中国在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方面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但是五千年的历史实践蕴藏了丰富的、孕含着伟大管理思想的本土化案例资源。这类案例有涉及帝王将相的管理案例，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就霸业的经典史实；有百家学说中的管理案例，比如《论语》、《庄子》、《孙子兵法》等诸子百家的经典著述中的案例和思想；有文学作品记述的案例，比如古典四大名著塑造的优秀管理人才和经典管理案例；还有现代企业管理案例，比如巨人、东星、三鹿、海尔、吉利、联想等现代企业集团的兴衰成败；还有当前社会焦点及身边新闻，大到国际政局的变动，小到柴米油盐等民生问题。

3.创新教学手段、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在《组织行为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做到手段多样化，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例如案例讲解时，可以结合案例的案情，选择适当的语言风格，调整语速快慢，控制语调高低，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可以利用课件展示相关图片，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关视频资料。比如，在讲授《组织行为学》中的情商和意志与个体行为关系时，利用《史记》记载的匈奴单于冒顿的案例收到较好的授课效果。通过教师的讲述，辅以相关图片和简短视频，介绍冒顿从幼时遭弃、奇迹生还、鸣镝练兵、弑父自立到灭东胡、吞月氏、建立强大的匈奴帝国。这样借助惊心动魄的案例情节和荡气回肠的历史文化，营造一个学生能够投入其中的课堂氛围。在这中氛围中理解和掌握情商和意志的重要性。

4.建立一套公平、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首先应当打破完全统一的考试模式，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考评。如结合各章节的内容，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可通过课堂测试、单元测试或期中考试，随时检测教学重点和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实际案例分析处理能力进行综合测评，如以学生发言的次数计算学生的平时成绩，对于积极发言和发言质量高的学生实行加分等。另外教师可根据该专业的需求对所讲内容有所侧重选择，进行评价时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价。比如对一些重要的需要识记的知识，可以通过统一出题考试，如试题量可占70%，另外30%的题量结合不同的专业分别出题，打破“一张考卷定终身”的教学评价模式，最终应以书面考试成绩和学生平时实际案例分析处理能力及平时专业知识运用能力等成绩来综合评定学生的最终成绩。

参考文献

[1]周三多.管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张德.《组织行为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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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核心素养;思想政治;教学设计

一、核心素养与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认知与解读

1.核心素养概念形成追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核心素养也积极响应时代要求应运而生。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核心素养都成为教育界的高频热词。追根溯源，国际上最早提出核心素养这个概念是于1997年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启动“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项目，第一次明确提出“核心素养”。后来各各国家也在争先恐后地投入到关于核心素养的研究。比如：加拿大将核心素养列为学生毕业中必要的学习成绩。澳大利亚也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同时将各项能力融入到课程学习中去。2.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解读。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既有总目标需要完成，又有教学目标、课程目标。所以要想让这些目标充分落实就需要与核心素养的完美结合。经查阅相关资料显示，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大致包含四方面的内容：“理性精神、政治认同、公共参与、法治意识”。(1)政治认同。是指在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涵义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对所建立的社会阶级、社会制度、政治权力公民的认可与接纳，并且在规范的前提下自觉约束自身的行为。(2)公共参与。所谓公共参与是指在社会各方面中，人们对经济、文化、政治的关注。所以公共参与在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旨在推动学生能够以积极的立场来参与社会生活，如在政治方面，依法行使选举权、建议权和监督权，积极参加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提升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3)法治意识。笔者认为，法治意识是社会实践中人们逐渐探索的有关法的知识、想法、态度，反映出人们对法律的全面认识水平以及自觉地遵守法律的行为。(4)理性精神。在思想政治核心素养中的理性精神，主要是在当前纷乱复杂的社会时，培养学生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考问题，进而做出理判断和价值选择，面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出现的问题时，应有辩证思考、根据事实、与时俱进。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思想政治课教学设计要求

1.课堂教学目标确立精准化——聚焦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把核心素养应用到学生身上需要制定具体、可行的教学目标。以核心素养为辅助的教学目标能够更好的增强三维目标的作用，让每一堂课的每一环节都是为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而努力。基于核心素养的思想政治教学要求就是把宏观的课程标准变成具体可实践的教学目标，进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这样核心素养这些上位概念就会在三维的教学目标中得到落实。但是每一节课所传授的教学内容不同，因此要根据教材分析与学情分析，灵活地制定目标。2.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最优——发展核心素养。随着教学中多媒体的广泛运用，可供我们选择的教学的方法越来越多。虽然我们有了核心素养指导下的教学目标，但是我们要根据教师特点、学生的特点来选择教学方法。首先，转变教师教育观念。教育目标是通过教育来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所以教学观就由知识向能力素养转变，学生观要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不仅要重视学习知识还要注重能力的提高，那么教师选择方法的目标在于学生的能力发展品质素养的提升，比如：讲授法的基础上选择合作探究法。其次，教学方法选择针对性与灵活性统一。由于每一节课的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要把握方法的针对性。如果长期的重复一种教学方法，师生就会产生疲劳感。所以要有灵活性。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对思想政治教师的要求

1.教师深度剖析教材中包含思想政治核心素养的内容。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教材共四册书，每一册书都有自己的体系建构。因此就需要教师充分挖掘教材中包含核心素养的教学内容，把它列为重点。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真正发展核心素养。比如必修一《经济生活》看似是一些经济常识但是包含很多“政治认同”的因素。学习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时让学生认识到这种现象是一方面，更重要让学生增加政治认同，产生一种归属。这就需要一线教师在思想政治核心素养的指导下深度剖析教材，利用学科知识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2.提供生活案例，引导学生在课堂参与中生成核心素养。思想政治核心素养是能力的提升、品质的培养。只有让学生亲身参与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让思想政治核心素养在学生身上起作用。但是由于现实条件的局限性，就需要在导入新课的基础上创设生活情景，让学生回归到生活之中。“政治认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再是强行的灌输，而是学生在情境中学习发自内心的认可。

综上所述，基于核心素养的思想政治课教学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过程，既需要教师深入研究“核心素养”、“思想政治核心素养”的相关理论，又需要教师刻苦钻研教材，剖析教材中关于核心素养的因素。所以需要教师课堂教学中把理论应用到实践活动中。但是由于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学生的学习状况存在差异，基于核心素养的思想政治课教学设计还需不断完善。

作者:许欣然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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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教学 知识 能力 素质

近几年来的中考题，鲜明地体现了政治学科的特点和本质，它既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观点，又要学会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初中政治课教学要适应中考的要求，必须坚持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基本素质一起抓的观点，才能实现提高教学效益的目的。

一、掌握基础知识，注重全面、准确、熟练的训练

基础知识是综合能力的载体。政治学科能力的培养，必须以学生掌握基本知识为前提。据统计：九五年中考试题有39分是考察识记能力的，44分是考察理解能力。考察内容均为中学教学内容中最基本的知识点以及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中学教学中必须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记忆．必须进行“全面、准确、熟练”的训练。

1.“全面”训练

所谓“全面训练，即从知识内容上来讲，就是要求学生系统复习教材及考纲规定的所有知识点，对每个知识点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掌握。从知识的前后关联看，学生必须把握各知识点前、后、左、右的内在和外在联系。从知识量上来说，学生必须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真正达到广度而不留死角，深度不留疑问的目的。

2.“准确”训练

所谓“准确”训练，就是要求学生对所需识记的知识，必须准确无误，分毫不差。做到把握“两纲”不超纲，落实教材不漏题。而要建立准确记忆的方法，(1)掌握规律。引导学生学会眼、耳、手、脑分工合作，多者并用，准确识记，掌握知识。(2)标识重点。对重点识记内容，用特殊的符号作出标志，在标识中记忆理解。(3)加工整理。要求学生按专题、分专项整理识记内容。要求体系完整，结构清析，要点明确，识记内容全面。在此基础上定期复习，防止遗忘，加深识记的程度和时限。这样既可以达到准确记忆的目的，又可以使学生在积极思考中把握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增强能力奠定“物质”基础。

3.“熟练”训练

所谓“熟练训练，就是讲学生在复习中要取得最佳效应，要达到对已掌握的知识，时刻记忆清楚，处处运用得心应手。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中考题中稳操胜券。因此，在全程复习训练中，必须把训练学生的熟练技巧放在教学过程中的首位。具体训练方法：(1)化整为零。按章分节逐题地去识记－分析－揣摩－理解。(2)反复实践。政治学科知识点多而零散，抽象性强，系统性差，学生在复习中要随时随地的将已记忆的基础知识放到具体的问题中去分析，从而达到加深理解、熟练识记的目的。(3)经常反思。要制定计划，经常回顾，使识记的知识通过反思的过程在自己头脑中生根、开花、结果。(4)强化训练。为培养兴趣，调动积极性，克服枯燥乏味的现象，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检查识记的情况。比如，默写、提问、练习、竞赛、考试等，使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始终处于最佳状态。

二、培养基本能力，注重阅读、迁移、程序训练

政治中考强调考查学科能力，特别是辩证思维能力。九六中考命题，着重考查了理解、比较、分析、判断等中等层次的能力。因此，培养学生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政治课教学的基本目的，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实施三个“注重”。

1.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是各种能力的基础。提高阅读能力，一要注意课文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二要读出课本中观点与材料的关系，三要理清课本中知识点的前后联系，搞清知识结构和框架。

2.注重培养知识的迁移能力

首先，熟练掌握基础知识。这是迁移知识的重要前提。其次，在全程训练中，要培养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例举相同的事例证明不同观点，或列举不同的事例归纳共同的观点，或综合举例证明观点。这是培养知识迁移的重要方法，再次解剖标准答案，引导学生深思标准答案解题的角度、理论依据以及联结基础与能力的纽带，进而找出答案。然后，再找同类型试题，按照标准答案的解题思路和方法进行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将知识转化成能力的基本途径。

3.注重培养解题的程序意识

正确的程序意识有利于防止学生在纷繁多变的中考题中，心慌意乱、束手无措。有利于学生在纷乱的题目中，按部就班地理清头绪，条理筛选，迅速掌握主动权。根据多来的研究表现，政治学科的客观性试题的解答一般要遵循这样的解题程序：(1)找出核心观点；(2)选定回答问题的理论根据(即原因)；(3)扣题分析――围绕题目要求回答的问题，都归纳要点，分出层次，逐一解答；(4)针对核心观点，做出总结。

三、训练基本素质，注重培养政治意识

政治学科针对性、现实性强，中考突出强调整理论联系实际，侧重考查学生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农业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香港问题等，特别是在最后一题中，让学生谈建议，这更强化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因此，政治课教学在内容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脱离现实，照本宣科的弊端，在形式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我讲你听”、“我灌你输”的“注入式”教学方法，防止把生动活泼的理论变成枯燥烦味的教条。

所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教学：

1.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有声有色的思想教育

在讲授基本知识时，要注重启发、引导学生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判断是非，辩别正误。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要从社会生活中选出实例充分论理。不仅要晓之以理，而且还要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激发学生从现实中提出问题，在现实中找答案的学习兴趣。要克服空洞说教的作法，多运用学生身边的人和事生动形象地开展教育。这样就可以将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增强教育力度，提高教学的效果。

2.运用多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

要组织各种形式的报告、讲演会、座谈会、评讲会等，使学生认清道理，提高认识水平，诱发政治觉悟，用正确的理论观点分析社会现实中的消极现象，达到提高学生识别是非的能力，抵御丑恶的素质。

3.结合时事教育，进行有的放矢的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