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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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影响；对策

一、人口红利的含义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特殊人口年龄结构所产生的效应。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同的，其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力抚养率较低的时期，因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政策措施而形成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本质上来看，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相同的，但是二者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人口红利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是在人口结构有效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前，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越来越高，这就说明我国进入到了人口红利时期，对于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富足，人们的经济负担相对较小，抚养比率较低，有足够多的时间投入到经济发展中，这就为我国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良好的作用。具体来看，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

1. 人口红利使劳动供给不断提升

要想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力，只有劳动力供应较为充足，才能够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而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就能够提升国家的劳动力竞争优势，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能够使得劳动供给不断增多，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员参与到经济建设中，为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基础。

具体来看，在人口红利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劳动的供给，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就相关的分析可知，婴儿潮出生时期的人口当前已经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高峰期，这就使得劳动人口的比例不断提升，而人口抚养的比例不断降低，从而有助于这些家庭更好地提升收入，推动经济发展。其次，从当前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家庭规模处于不断缩小的状态中，女性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这就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家庭开始从非生产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移，如此能够使得人们投入到劳动中的时间得以延长，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有利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化的状态，就能够为社会财富的有效创造提供基础。

2. 人口红利能够促进资本形成

相对而言，人口年龄结构与资本形成的关系研究通常都是围绕储蓄与消费来探究的。理性消费人员通常会依据自身的收入情况来进行消费支出的分配，通过对劳动力的具体生命周期进行分析可知，在适龄劳动年龄，如果收入高于消费，那么通常会将消费之后剩余的部分转化为储蓄，所以可以说适龄劳动人口就是储蓄人口。而人们在老年时期和少儿时期往往是没有收入的，只有消费，所以这个阶段的人口可以说是处于消费人口阶段。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人口红利期，人们的抚养比例较低，负担较轻，而劳动力却比较高，这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储蓄人口时期，从而能够为社会带来较高的储蓄率，积累大量社会资本，从而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三、人口红利持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发展

由于在 2035 年以后我国可能会进入到人口红利的结束时期，劳动力供给优势以及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将会消失，所以我国政府当前应当抓住这个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合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为后期经济实现良好增长创造有利条件。第一，应当做好发展观念的更新。不同级别的政府、企业等都应当根据中央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来进行工作的开展。第二，要加强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要合理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定，构建有效的激励措施，增强科研部门、企业等的创造力，为技术创新与进步做好基础。

2. 推动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升，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重，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将会更重，为了减少负担，可以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老年人口并不是完全的消费人群，其经历比较丰富，因此政府可以在满足老年人工作意愿的过程中，为其安置短期或长期工作，为他们提供发挥余热的有利条件。还可以构建激励措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充分对其人力资源进行利用，为经济的更好发展做贡献。

3.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我国政府应当加强人才培养，不断提升教育力度，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打好基础。要想促进未来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必须要从人才发展入手，不能单单依靠资源、劳动力、资金等，合理推动人才质量的提升，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以此来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支持。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应当构建科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根据人才的结构合理进行政策制定，为人才水平的全面提升做好基础。

结束语

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在人口红利时期应当做好经济发展策略的有效制定，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建立科学化的人口红利对策，使人口红利时期能够得以有效延长，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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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人口红利的测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学者做的较为重要的研究做了梳理，并从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研究做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简评。

关键词：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

1.引言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认为人口增长人均资源和人均资本数量下降，因而限制经济的发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各方观点都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持中性观点的中间派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相对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数量增长，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审视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个关键变量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他们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中国在近三十几年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也为世人所关注，其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人口红利与本国经济增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成果。

2.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撰写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报告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此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使用和认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点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形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人口特征：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的阶段，少儿和老年抚养比较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社会负担轻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储蓄和投资也在此期间迅速增长，因此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蔡、都阳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优势转化的超出稳态的额外经济增长结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些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对于概念的认识，同时又不少学者提出了他们担忧。

穆光宗明确的表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他认为低人口负担创造出的机会窗口通过创富效应、投资效应和积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较轻的人口负担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红利的焦点应该放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人口红利的实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类似地，刘元春也指出将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等同是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国情考虑，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人为地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从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状况才是考察人口红利的获取情况的关键因素。叶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红利除了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和充分就业，还取决于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

此外，人口红利的内涵还有进一步的拓展。Mason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归结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进而带动储蓄、投资、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3.人口红利的测量

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现有文献大多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比较典型的是陈友华2005年论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以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为判断标准，分别以65岁和60岁为起始老年年龄，制定了两套判别标准方案。其中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的方案中，按顺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个方案中，这三个限值分别为67%、33%、35%。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中日法三国的人口情况，并表示中国在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最终在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马通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约在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3亿，此时才停止增长。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减少，原因仅仅在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在急剧放缓，。蔡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最开始研究人口红利，人们最关注就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诸多研究。

在研究课称为是“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时，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发现，这一时间段内的年均GDP增长率达9.5%，其中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4%和21%，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王丰等的实证研究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红利解释，2000―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据他们测算，人口红利将在2014―2050年开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即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0115。车士义、陈卫、郭琳等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索罗模型中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约3%，而包含了人力资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红利却贡献大约20%。陈友华明确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对GDP贡献的模型，经过他的测算，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创造了1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占到当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红梅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说明了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2）高储蓄率；（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样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王金营等人分别考察了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和经济总产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储蓄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并且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经济增长方面，经他的测算，在过去的30里由于劳动负担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另一方面，与以上支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研究相对应地，有一些学者质疑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这些质疑派学者的较为普遍接受的证据是日本总抚养比与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时间上的错位。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抚养比仅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当时的日本经济却几乎陷于停滞。有学者表明，与其说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除此之外，在谈及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质疑的观点。

贺菊煌的研究通过运用含抚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测算，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导致资产收益率在人口转变的中后期下降，工资增长率在人口转变中后期暂时上升。她认为人口红利的最终体现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费的永久性提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变革，人口转变的时期只是恰好与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国并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原因在于：（1）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2）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3）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消费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投资更多地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有关，而进出口创造的经济红利取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相比之下，它们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性并没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描述了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区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钟水映和李魁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们的几篇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中西部外溢效应不显著，其中东中区际之间溢出效应明显。此外，东部地区抚养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不少省份都处于强质性人口红利阶段。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东中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这个效应对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简评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众多，本文在这里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从各方观点的差异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间。在人口红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与其细化，不如做适当拓展。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并且实现人口红利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年龄结构构成本身自发完成，纳入考量的条件来明确确保实现人口红利的概念。关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也需要更加规范，简单地以社会抚养比作为考查对象并不确切，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才不会得出致人误导的政策建议。最后，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实现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考虑产业和区域因素等，多学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内在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窥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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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中国人口科学，2009；1

[3] 蔡.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6

[4] 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人口与经济，2011；3

[5]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6

[6]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4

[7] 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5

[8] 贺菊煌.人口红利有多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

[9] 黄润龙.“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现代经济探讨，2009；8

[10] 李魁、钟水映.劳动力抚养负担与居民消费率――基于人口红利期的动态面板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0；6

[11] 李蕾、郑长德.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区域经济理论，2008；5

[12]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人口研究，2009；1

[13] 穆光宗.话说“人口红利”，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8月23日

[14]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2008；3

[15] 王德文、蔡、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研究，2004；5

[16] 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2007；1

[17] 王丰、安德鲁・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6；3

[18]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2010；5

[19] 王学义、徐宏.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天府新论，2009；2

[20]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1

[21] 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2003；1

[22] 叶文振.不要用人口红利误导我国人口政策.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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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在1998年首次提出“demographic dividend”，即人口红利后，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沿着“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分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计算标准、持续期长短、区域应用研究”这一框架展开研究的。

人口红利的定义和本质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生产性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一个国家生产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抚养性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在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以蔡、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蔡认为在1978-1998年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别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王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

另一种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虽然“显著论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20世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1/3，但“非显著论者”发现，经历了和东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拉丁美洲，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社会被动局势，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人口红利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各国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用人口红利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学说，“非显著论者”的反驳是，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使“显著论者”对于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人口机会窗口期”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低速期甚至负增长期。显然，用滞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来解释经济增长有失偏颇。

二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研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口机会窗口等于人口红利是目前理论界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机会，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研究。穆光宗将这些途径归纳为三种效应：创富效应、投资效应、积累效应。创富效应源自于劳动力的充裕供给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投资效应是指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积累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少和生产性消费支出多而导致的财富积累效果。

人口红利计算标准问题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红利的程度和人口红利期限的长短，必须要解决人口红利衡量的标准问题。现有文献大都用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作为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标准。理论抚养比是指一个国家被抚养人口与抚养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用来计算人口红利最简单、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标。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否分别低于30%、23%、53%确定为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分水岭。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王丰提出“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比来衡量人口红利。“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这一对范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就业或所谓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考虑了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存在不同消费需求的现实。陈涛是提出用“社会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水平的学者。他认为“人口红利”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而且不同产业劳动力的抚养能力也不同，这就需要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和不同的抚养能力进行标准化。据此，陈涛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和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状况进行统一，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

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的问题，学术界存在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悲观派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持续的期限在20-40年之间，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

乐观派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非常漫长，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利”之类的问题杞人忧天。马瀛通在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逐龄进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人口红利会与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穆光宗在将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基础上，指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由于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口红利的区域应用研究

在人口红利问题的分区域应用研究上，王承强、杨宏娟、何景熙、洪、田艳波分别研究了山东、辽宁、和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王承强根据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研究表明，山东省在1984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早了6年，将于2036年退出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晚6年。杨宏娟的研究表明，辽宁198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进入人口暴利阶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为人口暴利期，人口红利将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预测了自治区未来3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预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之中，2010-2030年间，将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洪发现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于2000年首次开启，将于2035-2040年闭合，整体上比全国滞后十年。田艳波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转变的过程与全国相比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红利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全国要晚5-20年时间。

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文献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还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认识、掌握和利用人口红利，学术界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纵深层次的研究。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本质做更权威的界定。尽管学者们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本质，但似乎都没有完全抓住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本质。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标准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同学者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标不统一，指标选用的非统一性导致了不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期限长短问题认识的非一致性。此外，学者们计算人口红利水平运用的都是单一指标，这种简单化处理限制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水平衡量问题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学术界急切需要构建一个权威化的人口红利评价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

需要从内部结构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分类。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结构的演化导致的，而人口红利内部本身也存在结构问题。不同数量、质量和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将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据此，能否将人口红利分成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结构红利能否进一步分为人口性别结构红利、人口城乡结构红利、人口产业结构红利、人口区域结构红利等等？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外贸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应该是不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不同经济结构下的不同的人口红利表现形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途径或方式。

参考文献：

1.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3)

2.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

4.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篇4

 

 

一、引言

 

2015年左右，伴随着中国最大的婴儿潮世代60后即将步入退休，90后和0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负担加大，人口红利和伴随而来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在推动经济的劳动和资本双引擎消失之后，短期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无法提升的前提下，GDP平减指数出现了负债，CPI出现阶梯式回落，地方财政出现塌陷，增速有跌破7%的危险，等等，各项指标断崖式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急剧下降，中国经济进入艰难期、调整期和换挡期。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个态势，中国很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未富先老。面对着中国人口世代的更迭，即较大规模的世代进入退休，较小规模的世代依次进入教育市场、劳动力市场、婚配市场、住房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等等，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出现过的。面对此情景，有必要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口世代以及中国历史上宏观经济所发生的现象，寻找他们之间的逻辑通路，为未来应对中国超大规模人口世代的转化对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

 

有关人口世代的研究，如Mankiw&Weil(1989)在Poterba(1984) 的基础上仅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陆旸和蔡昉(2014)陈述了中国未来所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更多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杨华磊和周晓波(2015)对中国人口世代进行明确划分，界定了中国的婴儿潮和出生低谷，研究了中国人口世代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李银珩和李硕珩(2006)陈述了美国1946-1964代婴儿潮步入退休，会使得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消费降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当然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的演进对其他的影响，如张春生和蒋海(2014)陈述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代股市的影响;对资本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的考察可以参考Andrew(2003) 以及Brooks(2002) 的工作;婴儿潮进入老龄化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可以参考Reinhardt(2000) 的工作，当然还有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工作，等等。总之，婴儿潮或者人口世代更迭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已有研究工作，有的从经济增速视角，有的从储蓄角度，有的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角度，有的从社会保障角度，还有从国际贸易以及产业结构角度展开研究，等等。总之，这些研究工作大多从一个方面去理解人口世代更迭或者人口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整体上缺乏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及全局的高度去理解中国人口世代更迭对过去以及未来社会和经济方方面面的影响，特别随着婴儿潮一代及相继而来的出生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的生命活动，对相应的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本文将要论述的主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

 

(一)人口世代更迭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1979-1987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上升，1987-2003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下降，2003年之后出生人数维持在一个低水位上呈现轻微波动;中国存在一个1981-1993的婴儿潮世代1以及1993后的出生低谷世代。大体上，6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70年代的出生人数逐年下降，8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90后和00后为出生低谷，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00年代出生人数平稳地处在一较低的水平上。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如80后和90后以及00后依次进入劳动市场，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以及青少年数量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同时相对应的老年负担比、青少年负担比及总负担比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呢?未来各个年龄阶段上人口结构数据采用杨华磊等(2015)在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TFR维持在1.5左右)情景下的预测值。发现在2001-2030年间青少年人口数量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3.69亿下降到2030年的2.42亿;老年人口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的2.02亿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劳动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峰部为2016年，从2002年的6.87亿增加2016年的7.88亿，从2016年的7.88亿下降到2030年的6.31亿;同时老年人口在2015年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基本上，在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社会总抚养比逐年降低;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伴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适龄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社会抚养比开始面临上升的压力，这也是当前很多专家所陈述的如今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的时间段。

 

一般在人口红利前期，死亡率逐年下降，出生率很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老年人口处在一个低水平上，此阶段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积蓄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演，出生率开始出现下降，死亡率依然很低，在出生率很高的情景下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市场，老年人口数量同样在一个低水平上，适龄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在低水平上稳定，最终由于出生率逐年下降和劳动人口的增加引致社会负担逐年降低，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随着时间推移，出生率稳定，死亡率依然很低，人口红利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人口红利前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人口，引致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老年人口急剧增加，青少年在一个低水位上稳定，进而社会负担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就转化为人口负债。在中国，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特别是80后、90后以及00后交替进入劳动市场时，中国经济表现为从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负担，社会抚养比从逐年下降转化为逐年上升，在2002-2010年间由于中国的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60后婴儿潮还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国处在人口红利阶段;随着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还基本上大于或者等于55后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故社会总抚养比基本上维持不变;2016年左右，伴随着95后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开始步入退休，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红利随即转化为人口负债。

 

(二)人口世代更迭对储蓄水平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储蓄呢?其一，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2000年初，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生产人口持续多于消费人口，中国经济从短缺转为过剩，过多的人口引致过剩的供给能力开始高于国内家庭消费能力，最终过剩的产能(由于当时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根据中国当时的比较优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加上国际产业分工引致的国际产品需求，此时中国过剩的产能就可以出口2)造成持续的贸易顺差，大量的顺差引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最终引致国家的储蓄水平持续上升。其二，在人口红利期，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社会负担持续下降，赡养老人支出较小，加上过去十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再加上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在消费水平稳定下，家庭部门将有更多的劳动报酬收入用于储蓄;同时由于采取相对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还有较多的家庭没有享有社会保障，特别是广大农村、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的员工的养老更多是一种家庭养老，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养老下会导致过高的储蓄率。

 

随着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的储蓄率将呈现不同的特点。随着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短期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水平无法出现大的改观，随着婴儿潮退休，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津贴支出的大规模增加，在消费水平不变下，储蓄将逐年减少，进而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将变缓，随着婴儿潮时期积累下的资本快到期时的快速折旧，即表征为增量的储蓄变缓，存量快速折旧，储蓄率水平出现持续下降，故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红利加速消失。总之，当婴儿潮一代持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经济前景变好，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上升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规模更小的出生低谷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呈现下降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上升的趋势。

 

(三)人口世代更迭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中国的80后婴儿潮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就业人数逐年增加，进而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引致生产规模逐年增大;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的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即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景，仅通过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表征为家庭部门消费率逐年下降，为了消化这些产能，政府通过购买，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政策的消费率逐年上升;政府支持和鼓励出口，引致大量贸易顺差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进而企业储蓄不断增加，再加上人口红利期，社会保障支出较少，最终导致居民储蓄水平和储蓄率不断高涨;加上人口红利期引致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长期的金融抑制引致国有企业较低的融资成本，企业留存利润较多，企业投资率也较高;人口红利引致较好的经济前景，较高的企业利润，给市场活动主体企业家和银行家以较高的经济预期，降低企业偿还银行借贷的风险，故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贷款，企业家愿意借款，最终助长了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增长。总之，人口红利期，引致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逐年增加，同时人口红利也会引致资本红利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减少，过剩的生产能力引致每年新增储蓄逐年增加，每年投资率逐年上升，最终引致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上升。

 

2015年左右，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60后婴儿潮开始步入退休且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引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出现减少，养老负担加大，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的劳动引擎熄火;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储蓄水平降低，投资水平降低，加上人口红利期的资本进入加速折旧期，故资本存量增长速度降低，进而人口红利引致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引擎也将逐渐消失。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传统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伴随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婚配市场，历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房地产业也开始呈现低迷;人口红利期政府为消化过剩的产能，政府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工业以及能源部门，随着未来产能过剩的累积和政府债务的攀升，行业在未来将逐渐消化这些产能和去杠杆化;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还未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素质短期内不能实现，所以在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一个急速下降的趋势。整体上，在8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峰值为2007年;伴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降的趋势。

 

(四)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和政府行为的影响

 

在人口红利期，持续增加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由于过大的生产规模，劳动力同质作用较为明显，引致产品同质性明显，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就只有靠政府消费和国外消费，引致在人口红利期，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表现为，在人口红利期，也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期，如亚洲四小龙逐渐把许多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以及加工业转移到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的背景，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被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求，面对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政府为消化这些产能，鼓励支持出口，把产品卖给国外，搞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出口企业补贴和税务减免，刺激出口，引致中国外部市场失衡，持续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逐年攀升，人民和企业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引致的货币超发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一个关键原因。未来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生产人口开始低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在短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口素质提高不可能实现的情景，生产规模将出现缩小，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逐渐被消化，甚至不存在，同时伴随国际市场的恶化，储蓄率开始出现下降，家庭消费率开始出现逐年上升，政府通过鼓励出口，消化过剩的产能的动机将逐渐减少，贸易顺差将出现持续缩小，外汇储备持续减少，进口量将逐年增多。总之，在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中国为消化过剩的产能，产生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未来随着消费人口开始高于生产人口，贸易顺差将呈现缩小的趋势。

 

由于人口红利，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出现过剩的产能，面对过剩的产能，国内家庭部门无法消费，就转化为政府购买和国外消费，这就表现为人口红利期中国选择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国内投资和对外出口。人口世代更迭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其一，国家凭借人红利期间积累的资本红利，通过银行负债和国有企业部门，搞基础设施建设，搞重工业和房地产，去消化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过剩产能。其二，在2008年之前，国际形势较好，大多以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逐年攀升。随后国际需求形势的变差，东南亚拉美以及印度等国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启工业化征程，开始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产业结构，产品竞争激烈。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不可能提升，特别是08年以后国内的过剩产能更多靠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推动，就是人民生产的产品，政府买入，政府的钱是向人民借的。最终在人口红利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负债、高投资以及高增长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逐年上升，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总之，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产能过剩，加上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劳动人口就业的需求，政府主导了经济，推动政府购买行为的过分扩张，采取高负债，进行高投资。伴随着人口世代更迭，未来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出现减少，过剩的产能将慢慢被消化，过高的债务将去杠杆化，工业化将向着现代化迈进，城镇化的减速，政府主导经济的高负债和高投资发展模式将让位于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和储蓄率将出现下降，居民消费率将出现上升。

 

(五)人口世代更迭对产业结构选择的影响

 

当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持续增加，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使就业压力也逐年增加，政府在宏观目标方面也更多集中在就业方面，所以产业的发展更多着眼于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阶段一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都需要发展重工业、能源部门、采掘部门以及机械制造业。由于持续的城镇化，人口红利与城镇化过程吻合，80后婴儿潮人口向着城镇聚集，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最终催生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成本较低，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同时，教育资源有限，人口素质不高，综合制约着高端制度业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总之，在人口红利期，过多的劳动力竞争有限的机会，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成本低，掌握资本的企业利润较丰富，即使世界上存在较先进的技术，企业也没有动力采用和改进，而仅仅是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结合国家的政策目标，保证就业以及推进工业化和城镇，最终形成人口红利期的产业结构为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房地产以及重工业等行业。

 

未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倒逼市场和政府去升级产业结构，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让新型的产业结构去适应未来新型的人口世代，劳动力少且素质高，更多未来依靠智力，而非体力，故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老年人具有比较优势。最终日益缩小的人口规模、日益老化的人口结构以及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质倒逼产业结构去升级。同样在未来，消费人口多于生产人口，产能过剩将被消化，工业化逐渐向着现代化转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也将慢慢被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替代，居民消费率将呈现上升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在人口红利消失期，短期产业结构无法升级，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提升都不可能在短期实现，所以为缓解60后婴儿潮的退休，为了保持中国进入发达国家7%的目标，短期需要这些传统行业支撑着经济继续运行，为新型产业形成以及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的形成赢得时间，同时国内也不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瘫痪，传统企业还需要运行。但是与其同时，需要大力发展和培育新型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形成，如大型机械设备、智能化以及机器人、互联网金融、医疗服务和器械以及电子商务等等，同时用现代技术，如互联网+传统行业，改进传统行业，迫使传统产业进行更新换代，当然也积极引导教育，提高人口素质适应时代的需求，适应未来新的产业结构。

 

(六)人口世代更迭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住房市场呢?其一，2003年左右，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由于中国城镇化加速和人口红利期相对吻合，在城镇化每年加速情景下每年新进入婚配市场的人逐年增加，引致新增家庭数逐年增加，带来逐年递增的基础住房需求，在国内土地供给缺乏弹性，住房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其二，人口红利持续释放导致储蓄率不断上升，进而资本红利不断释放，人口红利生成资本红利，在金融抑制下以较低的存款利率使得大量资本通过金融中介和企业的留存利润转化为投资，金融中介具有顺经济周期的作用，人口红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产生较好的经济预期，使得对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回报有过高的预期，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意愿增强，投资更愿意贷款投资，引致信贷扩张;人口红利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故对货币等流动性资产需求旺盛，流通的货币持续增加;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引致持续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引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外汇占款引致M2持续增加3，货币持续发行。综合上述几点，促使了市场上货币的大量供给，加上中国金融市场不健全，大量资金流入收益高的房地产行业，促使房地产价格出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因为房地产的相对恒久性，不像其他商品可以更新，当60后婴儿潮搬进更小的住房、养老院或者离去，这样较大规模人口世代的纷纷离去和住进更小的住房，同时较小世代的90后和00后逐渐进入婚配市场，新增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故无需再为年轻一代建设新的住房，在某个时候住房市场供大于求，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即在老年人或者逝者释放的住房逐年增加的情景下，建设新住房或者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在数十年内被抑制，未来某个时点，随着死亡人数开始多于年轻一代的购房者，住房从基础需求面开始出现下降，在住房供给平稳下，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总之，随着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市场，催生快速增长的基础住房需求，加上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与人口红利期近似吻合，人口红利阶段良好的经济形势预期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引致的低利率和前所未有的自由借贷，在土地供给、进而住房供给相对平稳和缺乏弹性下，住房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当规模逐渐缩小的后续世代90后和00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配市场，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减少，经济增速呈现断崖式下降，中国急需变化产业结构，寻找新的战略产业，加上经济预期变差导致银行惜贷以及投资者怕债务，货币信用顺周期性引致的流动性紧缩，房地产等基础设施领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七)人口世代更迭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更迭如何影响资产价格呢?当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时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社会负担变小，资本红利逐渐增强，储蓄率持续上升，引致有大量潜在的购买资产的资金，同时过高的储蓄率也给政府主导的高投资、高借贷以及银行积极放贷创造条件。其一，人口红利期间，社会负担小，储蓄率持续上升，投资率高和资本累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对交易的货币需求多，再加上投资者对宏观形势预测良好，人口红利期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投资回报，银行愿意贷款，同时人口红利期人口失衡引致的外部失衡：贸易持续顺差和外汇占款攀升，最终流动性过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使得对资产回报过高的预期造成资产价格上升。其二，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急剧增加，就业问题显得急迫且重要，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和城镇化加速阶段近似吻合，促使生产规模逐年扩大，使得对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总之，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大量劳动人口获得的劳动报酬不断生成资产，即不断地拿劳动去兑换资产，大量的劳动竞争稀缺的资本4，最终人口红利不断以资本红利的形式储存起来，人口红利持续增加的同时，对资本的需求也逐渐增强，故在资产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再加上人口红利期间产出增长速度快，经济基本面迅速增加，股市等资产价格是经济的反应器，特别是与经济基本面相符合的股市也呈现高涨。

 

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更小规模的劳动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市场扩大的生产设备逐渐闲置，加上人口红利期过度扩张的产能，使得在人口负债期慢慢消化这些产能，最终对资产需求逐年下降，故资产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未来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消费人口大于储蓄人口，由于他们在人口红利阶段积累了大量的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风险偏好的降低，以及退休之后养老医疗以及其他消费的支出，他们逐渐向规模较小的世代出售自己的资产或者风险较大的资产，来分配老年时期的社会产品，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孱弱的出生低谷一代，由于人口规模远小于婴儿潮世代，无法购进如此庞大的资产，在封闭的市场内，资产供大于求，再加上在人口负债期，从政策层面上看，国家为社会产品在代际之间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的长期发展，有降低资产收益的动机，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总之，随着未来60后婴儿潮的退休，9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开始转为人口负债，在资产供给平稳下，由于用于兑换资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红利的下降将引致所要兑换的资产需求的减少，在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三、结束语

 

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表现为：当80后婴儿潮进入大学、劳动力阶段以及婚配时期等，大学生逐年增加，适龄劳动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负担逐年下降，生产人口超过消费人口，中国经济进入人口红利期;面临过多的大学生源，高考竞争压力巨大，大学不断扩招，素质教育面临挑战;面临着过剩的产能，家庭消费不足，政府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推进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重工业以及房地产业等，储蓄率持续上涨，国际贸易持续顺差，经济增速不断攀升，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不断加重，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面临80后婴儿潮不断进入婚配市场，城镇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催生了房地产行业黄金的十年;面临着不断累积的人口红利，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特别是权益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人口红利期，偏年轻的人口结构对医疗和养老社会保障需求较弱，养老负担较轻。

 

篇5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004-02

一、人口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的概述

“人口红利”，传统意义上是指提高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所带来的收益，“人口红利”阶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家庭孩子数量减少，使得家庭负担较低，同时促进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引起GDP的高速增长，因此，人口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也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减少，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已逐渐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冲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39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这表明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这一现象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2014年3月28日中央启动实施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调研，能够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大约只有1 500万―2 000万人，且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各方面因数的影响，这两千万人也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孩”，所以，这个群体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不一定是坏事。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美国3.2亿人口，能生产十五六万亿美元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国13.5亿人，却只生产8万多亿元GDP，只有美国的一半，这正是中国多年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虽然有强大的制造，但背后却是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污染排放和微薄的利润。这都是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不注重技术提高和创新的结果。中国要发展，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只有转靠“劳动力素质”来升上生产链的中高端，也就是“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比“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人才红利”被充分利用所产生的收益往往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它会促进中国经济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从“量”的优势转变成“质量并存”的优势。

二、人才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人才红利的概述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二）人才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从而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三、“人口红利”如何向“人才红利”转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转变消费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中国有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充分依赖于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从而拉动不了经济的增长。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才能转变消费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同时，缩小收入差距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转变产业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目前有上百万家代工企业，它们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代工有代工的好处，代工也有代工的缺点。代工能迅速获得竞争力强的产品，但代工没有定价权，利润低、依赖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授权企业找代工的目的就是帮他们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他们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增产不增收已经成为中国代工企业痛苦的生存方式。中国为此还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代价。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中国制造赢粒糖，跨国公司赚间厂。”中国代工企业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目前，中国企业有很多，如“三星” 、“格兰仕” 、“安踏”、“特步”、“匹克”等，都已经转型成功。这些企业都是紧紧抓住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阵地，并将自己的品牌又成功输出到了国际市场。所以说，企业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大力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新型产业、高新技术行业，把发展的轨道真正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注重人才的培养

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准备将低端的生产线迁出中国，却准备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 600余家。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因为中国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因此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优势。

1.加大科教投入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力量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社会上紧缺的是大量实用型技能人才，他们既要懂理论，又要能动手。现在的一些大学高等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很多大学生拿到了较高文凭，但动手能力不行；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入力度不够，培养模式滞后，缺乏自己的特色。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还停留在比赛、竞赛等层面上，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

（1）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高校要从改变人才培养方式入手，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要立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业意识的灌输，重点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2）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

要促进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鼓励中外合作。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完善资助政策，健全就业和用人政策。让职业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2.引进海外人才是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力量

中国拥有许多优秀的海外人才，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业。同时，各省（区、市）也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地方建设。但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中国还必须建立一套国际化的人才选拔、激励、评估制度，这样，当海外人才入籍中国后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能，中国也才真正能从人才战略中得到较为丰厚的回报。

结语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这样，才会改变“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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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81-90.

篇6

人口机会窗口开启

20世纪70年代初是我国人口转变过程的重要分界线，主要表现为此前的高出生水平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过快增长趋势的扭转，形成了以少儿人口比重稳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开始上升、劳动适龄人口供应充足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

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人口环境。当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社会抚养压力所形成的高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人口红利”也就产生了，这一阶段也被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成功地把握了人口转变的机遇，收获了“人口红利”，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20.27%，60岁以上人口占11.03%，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占68.7%,社会总抚养比为45.56%。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结束。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期。计划生育的成功为我国带来了40多年的 “人口红利”期。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是由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而产生的，人口转变过程必然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随着老龄化的进程，社会抚养负担会不断增大，并最终关闭人口机会窗口，形成人口负担。

城乡互动，充分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就显得非常紧迫和必要。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人口红利”的收获不仅需要有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人口，而且需要为这样一个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目前，越来越高比例的劳动适龄人口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成为社会被抚养人口，失业问题日益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城乡和地区间人口转变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这两类地区都常常面临无法同时满足收获“人口红利”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的困境。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而无法兑现“人口红利”。城市地区由于老龄化的加速正在迅速地接近“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关闭的时刻。

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地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条件的实现，构建了上述两类地区都能收获“人口红利”的桥梁，为城乡地区带来了双赢的局面。在城市地区，来自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流入，显著地延缓了老龄化的进程，延长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就农村地区而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人口与城市的就业机会相结合，在城市中找到工作，获得了收入，提高了技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

在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有序的人口流动将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将人口机会和经济增长机会结合，解决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城乡人口转变态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各种预测表明，我国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以巨大的代价所取得的人口控制的成功所带来的好处，及时顺利地收获“人口红利”，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充分转化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

合理投资，善用“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国在2000年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从国家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随着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是必然发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的优势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化为沉重的老年负担或“人口负债”。

我们正面临着一种风险，即我们在还没有充分收获因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而形成的“人口红利”，还未就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必要的准备就迎来了老龄化加速的时期,我国人口控制取得成功的长期效益将由此而大大缩水。

篇7

有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把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如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的唯一工厂，耐克出于生产成本的担忧也在考虑“出走”，与此同时，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如此看来，没有了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事实上，我们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

现在讨论中常犯的错误，就是把人口红利同劳动力数量混为一谈，认为劳动力数量高就有更多的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一些人所担忧的只是“静态人口红利消失”，并由此片面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其实，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在2013年，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近乎同时，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这样，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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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人口转变；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10-04

据统计，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004年，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又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受到限制。中国真的失去“人口红利”了吗?从人口增长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最早也应当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况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专家预测，中国今后15年仍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使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正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经济起飞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注：稳态增长是指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可参见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达1/3～1/2。

同样，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扩张，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有研究显示，在1982―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就使得中国在改革期间达到较高的储蓄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达最高44%。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经济能以高速增长。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中，有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见，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特点

由于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人口红利的特点也就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人口转变过程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一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下降，从而过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个缓慢、渐变的过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反之亦然。因此，虽然我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却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模式。根据人口学原理，一般我们将人口抚养系数或人口负担系数(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时期称为“人口之窗”或“人口红利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应始于1990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将降到最低。也就是说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趋势，即老年人口比重虽然不断攀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到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达到最高。从这以后，该比重逐渐下降。直到2030年，中国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期结束。这也是大多数人口学家所持有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负担系数只代表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真正意义上的负担系数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而不是根据年龄划分。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之窗应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将关闭。但不管哪种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它就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因此，如何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历史机遇，将人口红利继续转化为现实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对大多数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来说，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因而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时，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强制生育政策提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远远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也就是说，我国是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没有相应变化的基础上，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而也就过早地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即将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也就有可能丧失可持续性。所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导致了“未富先老”，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许多问题，构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战。

三、当前妨碍人口红利发挥效应的主要因素

虽然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使得人口红利的兑现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约。

(一)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时宜的转变，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现象日益严重。(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义狭窄的城镇失业率为例，1990年城镇失业率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为3.6%，2002年上升为4%，而2003年达历史新高4.3%，虽然4.3%这一数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着很高的失业水平，但从其连续多年攀升的事实来看，当前的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峻的。另外，许多劳动年龄人口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下，可能就会因此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势必会造成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社会需要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因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用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三)当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M.P.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城。一般来说，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农民进城的成本包括迁移成本、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而放弃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现实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因而削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也是在免除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的顺利就业。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工资收入存在差异，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保护本地劳动力优先就业；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不覆盖外来劳动力；就业相关的政府服务机构只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服务等。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十分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人口红利的兑现。

四、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从分析中，我们知道，未来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与适宜的政策、体制以及是否充分就业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

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众所周知，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才能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沉淀。具体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要根据岗位的需要，交由劳动力市场来选择；在待遇上，规范目前混乱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保护外来劳动力的合法经济权益等等。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这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注：世界银行（2004），《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设》，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从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从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在未来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而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而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文化培训、职业教育等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个人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四)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必然会引起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从1997年起实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个人账户存在“空帐”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使得养老保险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这就造成改革后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为条件。目前，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而从第一条件看，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如果没有财政的补贴和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都是巨大的，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将难以为继。目前养老统筹的覆盖率也很低，2002年，离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84.1%，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仅为44.9%。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每一种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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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School of CPC in Taizhou，Taizhou 225300，China)

篇9

2012年，我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69.2%，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长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

由此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议论。不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表示：劳动力人口下降，可以说是人口转型的一个拐点，会加剧人口老龄化速度，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渐衰退和消失。放开和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日渐强烈。去年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专题报告，集纳了茅于轼、许小年、梁建章等20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他们提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个问题呢？依笔者的观点：人口红利虽将逐渐消失，但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要继续执行。

人口红利消失：不必过于紧张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老年人口增长有限，会出现一段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数量相对较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口结构。这个时间段被称为“黄金时代”，也就是人口红利期。期间，抚养费用较低，劳动力负担较轻，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反之则称为人口负债。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人口红利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两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用工荒”从沿海波及全国，普通劳动者和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较大，都透露出劳动力需求增加、用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的讯号。

其实，从世界范围看，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衰减是必然过程，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积极应对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时候，不必过于紧张：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是渐进的，相比于全国九亿多劳动力总量而言，一年减少三、四百万劳动力占比是很低的。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反而会倒逼我们促进经济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人口政策取向：继续坚持计划生育

那么，今后人口政策的取向如何呢？笔者认为，总原则和基本点仍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动摇。

执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有诸多弊端：限制了人们的生育权利，破坏了社会家庭结构，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缩减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出生性别比有一定失衡，独生子女缺乏亲情感受等等。另外，当前我国生育率已很低，人口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增长过快。但是我国人口总量基数太大，去年达到13.5亿人，受人口惯性增长的影响，即使保持目前的生育水平，每年新出生人口都在1600万人左右，未来20年总人口还将增加1亿以上。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本已十分紧张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增长。但是，随着人口老化和人口抚养比的触底反弹，“人口红利”可能到2013年时将消耗殆尽。

现在，如下几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保增长不一定能保就业。

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奥肯定律”，即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反向相关。然而，中国目前的增长与就业并不一定存在相关关系，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的经济模式一向偏向于大企业，本轮调控后，这种倾向更明显。大企业、大项目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产业对增长贡献大，对就业贡献小。

我们曾通过分析17个行业投入产出表，对投资的增长乘数（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与就业吸纳系数进行排序，得出的结论是，投资增长乘数较高的行业，就业吸纳系数较低。

从去年底开始实施的从紧货币政策，采取的手段包括加息和信贷窗口指导。对信贷的控制也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把握。抓贷款质量，就是要保证安全性和收益性。在小企业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贷款给中小企业对银行来说，风险就加大了，获得贷款的就更是大企业、大项目。

第二，中国的失业率当中，主要构成是自然失业率，这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由于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比例太高，因此，增长与就业的关联度比较低。我估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大致为5％，其中，4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1个百分点是周期失业率。

周期失业是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失业，反周期（促增长）的调控措施只能减少周期失业率。因此，中国要降低失业率，还需着眼于降低自然失业率。中国总的失业率逐年下降，而自然失业率相对稳定，加上大学生就业困难等因素，自然失业率有增长的趋势。

自然失业率并不“自然”，就是说，政府对自然失业率并非无计可施。中国今年开始实施《就业促进法》，如果能消除一些就业歧视，推动就业服务，加强培训和信息服务，可能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果由于出口增长下降，造成1个百分点的周期失业率，那么，通过降低1个百分点的自然失业率，也可以减小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压力。

谁都不希望经济增速下降太快，如果今年全年达到10％，应是不错的结果。但也必须看到，相比去年放缓的1.9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一定影响。

――“刘易斯拐点”初现，“人口红利”将于2013年触底。

“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并不正确。近些年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非常快，人口增长率却在下降，并且计划生育已实施30年了。出生的减少一定会反映在劳动力上，增速大幅度下降是注定的。

这涉及“刘易斯拐点”何时到来的问题。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存在“人口红利”。

当然，“人口红利”概念本身也是存在一定模糊性质。估算“人口红利”，一般使用人口抚养比作变量。人口抚养比是将人口分为三个部分：零岁至15岁，16岁到64岁和65岁以上；用15岁以下部分和65岁以上部分的人数，去比中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是抚养比。比值越高，说明人口负担越重。我们测算，人口抚养比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下降，但到2013年会停止下降，随后开始上升。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老龄化。

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对人均GDP增幅的贡献为0.115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对人均GDP的贡献，大约占27％。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继续成立，那么，从2013年开始，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GDP增幅下降0.115个百分点。

“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点，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区间。纯粹二元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无需用涨工资来刺激供给。可是，会有一天，雇主如果想雇人，需要给工人涨工资。当这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时，就标志着步入了“刘易斯拐点”。

实际上存在两个“刘易斯拐点”，第一个到来时，需要涨工资才能雇到需要的劳动力；第二个到来时，城乡实现了一体化，即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达到相等。前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后一个则是更长期的过程，持续二三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时机已到。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报酬递减，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必须把增长从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有报酬递增。克鲁格曼在1994年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的增长不是奇迹，因为没有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不能持续。

这种看法的不足在于没有认识到“人口红利”的贡献。资本报酬递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是短缺的，这也正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但是，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就不会递减，资本与劳动报酬可以同比例增长。

只有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会比较明显。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可以很快，因为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各方面的进步。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快速增长，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为数不多的经济体做到了。它们当时的高速增长依赖的还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因为有“人口红利”，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了多项体制上的解放，“人口红利”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个过程解放了生产力，肯定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很多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其实是个“残差”。我们按照世行的方法再进行细分，发现推动这个残差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技术效率，一是配置效率。我们最后的解释为，配置效率即劳动力转移，贡献了GDP增长的21％，而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只有3％。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改革开放的前期增长较快，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了。

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并不必需推动技术进步来推动GDP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很久，但并未发生实质转变，而一直维持着廉价的增长方式。“人口红利”消失的政策启示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时候了。因为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的时候，资本报酬就开始递减。这时，如果还不能转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了。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把依赖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到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研究认为，亚洲“四小龙”在发展后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而前苏联一直是劳动力短缺的，它应该走早期资本主义的路线，却没有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提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看来是从技术少到技术多，从资本密集度低到高。但这其实不是核心。苏联的重工业，资本、技术密集程度很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却是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