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时间：2023-12-25 17: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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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显现出来，随之对人口红利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下文对其概念和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
一、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1.人口红利概念
目前来看人口红利问题仍处于研究阶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现有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结构论、期限论和因素论等三种定义。结构论认为出现人口红利现象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使劳动力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经济增长效应；期限轮则认为能增加劳动力和储蓄，带动投资、人力资源提升，增加就业机会并在人口结构稳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就是人口红利；因素论则认为在劳动人口比重较大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和社会储值就可能变强或变高，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就可以称为人口红利。
2.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对人口红利的解释和论述，可以知道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而现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处于人口视窗期阶段，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现在人口现状来看，少儿人口比重处于下降趋势，劳动人口比重处于上升时期，这种明显的人口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对于人口红利起始时间的研究，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视窗期截止到2030年就会结束，经过四十多年发展，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比重会逐步上升而使经济负担加重，到2030年前后这种经济负担就可能和最初人口视窗时期相似。另外一些人则表示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而从2000年之后社会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作用也随之降低，到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可能出现负增长且老龄化比例迅速上升。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人口负债现象。此外，一些人对人口红利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劳动人口老龄化比例的上升可能会使抚养负担加重。而这种认识相对片面，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也不一定都参与社会生产，加之被抚养的老人或少儿的消费需求也不同，单纯以被抚养人口多少对人口红利进行衡量缺乏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另一部分人提出以不同被抚养对象消费标准、社会抚养比和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来衡量人口红利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要想使人口红利更好的发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进一步研究。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
（一）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内容虽然对人口红利进行了不同定义，但是并没有得出明确的人口红利结论，相关内容也仍处于研究阶段。而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经过人口转型的国家会出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最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然而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很明显，也就使得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的关联。亚洲人口红利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使得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步显现出来。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关注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心存疑惑：在劳动力丰富的时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劳动力资源很可能会随之减少，人口红利是否还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于这疑问可以从人口红利对生产影响、消费储蓄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
1.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程度。就我国现在劳动力资源现在来看正处于最丰富时期，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截止2015年左右，劳动力资源可能迅速减少，劳动力不足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有疑问也实属正常。但是我们却忽视一个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大，未来仍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涌入城镇充实劳动力资源。况且我国现在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每一年都会有一大批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其中。因此，未来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内是不会出现劳动力资源减弱或枯竭现象，仍会有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城市建设中来，并持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2.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从消费和储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的增长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在一定时间内并不一定会较少消费和储蓄值，相反可能会使储蓄值上升。老龄化初级阶段很多老人仍会有储蓄倾向，从这种状况来看，人口红利看似结束实质并非真正的结束，很可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从目前现状来看担心人口红利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是片面的，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有红利也必然会有债务，老龄化人口持续增多，可能会使劳动力负担和成本加重，加之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生产性人口比例会下降甚至影响生产率削弱竞争力，从而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完善全民社会保证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二）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人口红利不仅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与产业结构也有一定联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其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科学合理与否，对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具有标志性作用。而人口红利又是产业生产经营中必不可少的资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提高产业效率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增长。就近几年实际状况来看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之间有明显的不协调现象。
在对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对大的经济背景进行分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为增强经济竞争力，不断的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多。再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不能为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提供岗位，而我国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妥善解决好这些富余人口就业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给予产业结构调整以灵感，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可以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移至城镇，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移到农村，不仅能就近获取资源，也能为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因此，在协调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是协调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联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受大经济环境影响而进行的，经济增长也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实现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劳动，人口红利又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人口红利方面的研究目前仍不成熟，为了更好的发挥人口红利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丁焕峰，宁颖斌.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广东省“空间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1（09）.
[2] 车士义，郭琳.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 2011（02）.
[3] 蔡.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01）.
篇2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117-02
1 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人口转变的过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的过渡, 最终发展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在第一阶段, 先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 少年儿童快速增长, 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 这就使得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 并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而在第三阶段,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 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 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 总抚养比上升较快, 易出现老年人口过多的人口老龄化倾向, 也会形成“人口负债”。这样, 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第二阶段, 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 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 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一般在30年左右)。总人口“中间大, 两头小”的结构,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增长等, 从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 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 较快的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目前,我们仍处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中,未来10年左右,“人口红利”仍有望驱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但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红利”往往是与债务相对应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早去得也快,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因此而消失的较快。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目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为对我国经济产生阻碍作用的力量。
2 现阶段妨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因素
(1)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2)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 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 走向城市, 走向发达地区。但是他们主要的从事行业为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建筑行业占到了80%,因此说, 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 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
(3)阻碍农民进城的一些客观因素依然存在。
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获得比农村更高的收益,但是有时除去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机会成本、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外,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明显提高而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所以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就受到了削弱。再加上政府对农民给与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务农收益相对提高,而且农民也不需要再背井离乡就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口红利发挥作用。
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如果中国在人口红利时期不能积累起数量庞大的社会财富,在“人口红利时代”没能实现“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工”,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当目前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进入老年时,一方面百姓自身无力应对养老挑战,另一方面,政府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开支将急剧增加,届时必将大大增加劳动人口的负担。所以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3 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效应的方法和途径
从上面所有的分析中我们也知道未来的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一机遇,最大限度的利用人口红利,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3.1 延缓人口红利,就是实行“就业优先”原则
我国人口红利的兑现主要是从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能否顺利就业创造社会财富来看的, 其实关键就是提高就业率。我们讲人口红利是因为有充足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开始短缺了,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这个优势。但是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和速度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调节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调动出来,可以延缓人口红利。
3.2 推进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
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会始终摆脱不了“衬衫换飞机”的尴尬和无奈。中国强大最终要从“低劳动力成本时代”走向“创新型竞争力时代”,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劳动力的教育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公平,使得我国城乡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农村明显落后于城镇,而我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这样肯定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要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从而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本优势,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3.3 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
众所周知, 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 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消除城乡间的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自由流通。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 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 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发挥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
3.4 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可持续的人口保障体系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人口红利的慢慢消失伴随的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国家的富裕,而我们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面临的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老”, 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 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由于农村人口基数本身就比较大,老年人相对的也就比较多,而且目前农村养老还是依照老传统,依靠儿女们来养老,自己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所以要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就必须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Bloom, D.E. and J.G. Williamson ,1998.
篇3
关键词：人口红利 经济发展 政策制度
中国1978年以后，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堪称“中国奇迹”。同时，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是否相关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如何制定未来人口政策以及如何继续保持经济持久增长。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把握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原理，对于中国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人口红利概念
首先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Mason 和 Lee（2004）将人口红利又细分为两种：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指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和劳动供给增加，从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又称“成分效应”；第二人口红利指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理性人”会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人口转变阶段，这种理的结果表现为高水平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供给，因而推动经济增长，又称 “行为效应”。
2.中国的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否产生了积极效果，众多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蔡昉和王德文（1999、2004）认为人口红利对1982--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在1/4强。王丰等（2006）认为1982--2000年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王金营和杨磊（2010）认为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这些学者证实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对于这一时期的具体范围，根据文中人口红利的定义，结合中国年龄结构（见图1），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本文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型优势，这一时期将在2015年到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3.中国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措施
中国正享受人口红利，但仍需要注意人口红利若没有得到有效的结构设计和制度保障（车士义等，2011），就可能出现拉丁美洲悲剧。Canning（2007）认为高通货膨胀、政治不稳定、对抗性的劳动关系、进口导向的贸易政策等等这些不合理的因素使拉丁美洲国家丧失了开发宝贵“人口视窗”的机会。为了能够最大化中国的人口红利，需要：
第一，大力促进就业，保证劳动力充分参与到经济发展中。中国获得人口红利需要劳动力充分参与。但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就业压力。车士义（2009）建议实施促进就业措施，包括提供岗位信息、培训服务、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
第二，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医疗等投入。Mason 和 Lee（2004）指出中国为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必须为第二人口红利的实现做好准备，这就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教育完善人力资本，通过医疗保障人力资本。
第三，改革中国户籍制度，加快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体，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人口红利的最大化，特别是中国的户籍制度。这些制度限制了中国城市与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进而无法形成劳动力竞争优势。都阳（2007）也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安排不合理。这些事实的存在需要中国政府根据现实情况，与时俱进，积极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人口红利最大化设计出良好制度。
第四，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良好发展。二元经济体系和廉价的劳动力诱导出中国产生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经济长期发展无益。李魁（2010）认为实现人口红利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协调，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只有将先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建立起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才能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人口与经济.2011，（3）.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家庭储蓄；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KG13mm〗〔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2-0033-06
一、 题提出
个人生命周期中消费和储蓄会随着家庭主要成员年龄变化而变化，这种个体现象上升到宏观就是人口结构转变与储蓄的关系。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应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其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是随年龄而变化的，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所以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储蓄的影响，进而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影响。
中国自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也面临新常态挑战，那么人口老龄化与居民的储蓄率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人口老龄化关系是怎么样？国际上的居民金融资产的对比情况有说明了什么？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研究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经济增长“人口陷阱”，即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加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最后退回到原来的最低水平。这个理论认为人口陷阱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停止不前的根本原因。而“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1][2]。
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将一个典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成了农业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初期时，农业部门滞留者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与土地来说基本上是冗余的，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因此现代经济部门在提供一个基本生存工资的条件下，就能够从农业部门汲取充足的劳动力。这个被定义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而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虽然农业经济部门相对于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力还是过多的，但此时农业劳动人口已不再是无限制供给，劳动力变的短缺。为了吸引劳动力的转移，工资水平开始提高。当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或者说两者的工资水平相近时，即到达了“刘易斯第二拐点”，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形成，结束二元经济过剩劳动力的状态。向第三阶段的转变代表着经济自我可持续增长时代的到来[3][4]。
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称为“人口红利”。这样的人口结构的出现可以通过生育率的水平来反应。假设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是由一个较高的水平逐渐降到一个较低水平，这时有：（1）当总的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相应比较低的（其他条件不变时）；（2）当生育率逐渐下降，劳动人口比例增加，相应的低龄和老龄的人口较少，抚养率低，获得了人口红利；（3）当生育率继续下降时，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又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图1中虚线部分展示的就是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即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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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传导机制：第一，人口红利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变得更有生产性，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二，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在劳动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龄人口抚养比均比较低，导致了更多的居民储蓄。
人口红利除了以上通过人口结构的直接作用，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外，还有第二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基于人们对未来老龄化的预期，拥有更强的储蓄动机，形成额外的积累。此外，若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积累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则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没有什么先后顺序，甚至可以交叠，而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依赖于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建立的良好制度[5]。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往往依据生命周期假说构建实证模型加以验证。Leff（1969）与Modigliani（1970）均为这一方面研究的早期经典文献[6][7]。Leff（1969）该文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Modigliani（1970）更是利用跨国数据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此后，很多学者利用单一国家数据说明人口结构对一国储蓄的影响。例如Horioka（1997）对日本的研究，Modigliani and Cao（2004）对中国的研究。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认为生命周期假说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老年抚养比与一国总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Leff，1969；王德文等，2004）[8][9]。
前面的理论综述指出第二人口红利取得的关键环节是老龄化过程中储蓄的形成及资本转化，而第一人口红利亦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来对经济增长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王德文等，2004）。可见，无论是第一人口红利还是第二人口红利均强调储蓄形成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但二者所强调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储蓄产生影响的驱动力是有差别的。本章前面所述关于人口结构对储蓄影响的实证研究显然可以从储蓄形成视角解释第一人口红利。由于人口红利（无论是第一人口红利还是第二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均需要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经济增长等指标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目前还难以说明第二人口红利的直接影响。
三、 中国人口结构与人口红利
我国是人口大国，过多的人口数量给社会资源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于是近几十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就总体而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从“年轻型”到“成年型”，并于200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10%，正式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人口结构的转变导致的是社会抚养比的变化，同时也就伴随着人口红利和社会老龄化的先后到来。表2列出的是1995年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画出对应的少儿抚养比曲线FC、老龄抚养比曲线FO和总抚养比曲线F，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近十几年内，老年抚养比是逐年增加，少儿抚养比是逐年减少，但开始趋于平稳。而对于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趋于平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从2011年开始逐渐有了上升的势头。
如果以人口负担的轻重来衡量人口红利，并且以50%的人口抚养负担作为分界线，那么中国 “人口红利窗口”时期大致是1990年开始，到2030年Y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图2可以看出，目前总的抚养比已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将逐步趋于消失，而伴随着的就是社会的老龄化。
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工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关于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是拐点到来的根本原因，同时“人口红利”效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的角度，我们也可预测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此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很大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同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从而吸纳了大量从农村来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近些年，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力成本开始升高，我国不得不面临产业转型等诸多问题。
四、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实证研究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多方面的，这里将主要研究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一般来所，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并且是通过投资完成的。而一国投资主要是依靠于内部储蓄，因此储蓄对经济拉动的影响不言而喻。
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路径大致有：（1）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的增加也是储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来源；（2）人口抚养负担。在“人口红利窗口”时期，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高，有利于人们的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从第二人口红利出发，其影响路径有：（1）养老预期。在人口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出于养老的目的，将会提前对自我储蓄做出调整；（2）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经济个体对于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化的预期，会提高自身和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人力资本积累预期。它包括推迟下一代工作年龄，延长教育时间，以及增加教育投入等。图3为人口红利对储蓄影响路径的示意图。
下面将主要探讨人均收入与老龄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首先我们构造一个自变量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储蓄额度函数。公式如下：
在做回归之前，为了避免虚假回归，首先我们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的是最常用的ADF检验，以此来观察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单位根的存在会使得回归分析中出现伪回归。而关于单位根检验，其实是一个随机过程的问题，需要引入白噪声这个变量进行分析。通过EViews软件，可以得到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变量ΔS、X1、Δ（ΔX2）均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均平稳，即这三个时间序列数据是一阶单整的。
下面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观察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
在表5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我们以迹检验为例，在5%水平的临界值下，迹统计量44.80208>29.79707，即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这里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以5%为显著水平，ΔS、X1、Δ（ΔX2）三个变量存在着一阶协整关系。
最后通过OLS回归，得到代数表达式为：
以上计量方法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从计量结果上，可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们的分析。回归结果说明了：人均储蓄的增长率和老年抚养比以及人均GDP加速度有着一定的线性关系。X1的系数为正，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储蓄产生的正的影响。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和预计寿命的延长，以及人口政策的影响下，我国老年抚养比的系数将会继续增大。在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未来生活成本的上升，将强化人们的储蓄动机，使人均储蓄不断上升，将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结论让我们意识到人口红利还需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开发，同时需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问题。
五、 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理论上来说，因为人口老龄化中存在养老储蓄的动机问题，所以养老金制度也会影响到家庭储蓄和资产配置。如图4所示，是部分国家金融和家庭资产配置的数据。
从这几个国家情况可以看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属于养老金资产较高的国家，养老金政策也倾向于积累制，但是德国属于传统强调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积累并不高，结果导致德国家庭中投资性和储蓄型积累的比例较高，这是明显的养老金政策影响到了家庭储蓄和资产配置[10][11]。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养老金的积累性不足，人们储蓄的意愿会很高，这就是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储蓄依然居高不下的一个解释。综合来看，如果未来中国养老金政策偏向于积累制，则可以为家庭建立较高的养老金资产积累，人们养老的压力减小，有可能够释放消费的潜力，能够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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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定义的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但通过数量与质量上的提升，将会获得新的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一般是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变量，根据这一标准定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到2015年就结束。但与之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应采用劳动人口而不是劳动年龄人口来衡量实际的人口红利。在这里，劳动人口是通过构造不同年龄——性别组的劳动参与率，然后来加总获得全社会的劳动人口总量。比如，延长退休年龄就能够提高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导致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根据这一新的定义(即劳动人口)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到2030年。这是通过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从而延长了人口红利的时间。另外，从质量上，特别是从人力资本角度，则是获得人口红利的更重要途径。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这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当然，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也有局限。因为中国目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2010年相差3年多)，由此推断，未来人力资本增长空间有限。但考虑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能很好地衡量教育质量，因此，未来如果着重从提高教育质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完成教育年限入手，中国人力资本增长还将有更大的潜力。
传统的全球化红利在逐步消失，但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可以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中国在既定的全球规则与分工体系下，依靠低成本优势大量出口这一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中，将会获得新的收益。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货币体系改革、发展、安全、资源利用等规则层面上的中国与国际的互动。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临全球金融监管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新变化，使得诸多全球化规则处在不断创新与重新修订之中，这给中国参与全球化治理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应逐步反映到全球发展规则中，从而中国也有了当仁不让的发言权。全球化规则的修订会改变我们在全球体系中的位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扬长避短。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就一方面可以减少大量储备的账面损失，同时也有利于在未来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上有发言权，那么就会在大宗商品价格谈判中处于有利位置；至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条款、指标以及碳交易，这些方面的规则制定将会影响到未来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及各国责任和成本的分担。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公平，从而有利于我们，将会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新的改革红利在于新一轮改革的推进，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巨大活力
改革无疑是未来增长的关键。改革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既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又要推进政府改革。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要素的市场化推进，这包括土地要素(土地制度改革)、资本要素(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劳动要素(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政府改革则是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政府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比如，增加社会领域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获得均等化的服务等等。有所不为是指，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减少审批，提高经济的效率。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是利益再分配，是打破既得利益关系的重重纠结。新一轮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来统领，更需要勇气和魄力来推进。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这对于增长的促进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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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年左右，伴随着中国最大的婴儿潮世代60后即将步入退休，90后和0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负担加大，人口红利和伴随而来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在推动经济的劳动和资本双引擎消失之后，短期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无法提升的前提下，GDP平减指数出现了负债，CPI出现阶梯式回落，地方财政出现塌陷，增速有跌破7%的危险，等等，各项指标断崖式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急剧下降，中国经济进入艰难期、调整期和换挡期。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个态势，中国很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未富先老。面对着中国人口世代的更迭，即较大规模的世代进入退休，较小规模的世代依次进入教育市场、劳动力市场、婚配市场、住房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等等，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出现过的。面对此情景，有必要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口世代以及中国历史上宏观经济所发生的现象，寻找他们之间的逻辑通路，为未来应对中国超大规模人口世代的转化对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
有关人口世代的研究，如Mankiw&Weil(1989)在Poterba(1984) 的基础上仅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陆旸和蔡昉(2014)陈述了中国未来所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更多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杨华磊和周晓波(2015)对中国人口世代进行明确划分，界定了中国的婴儿潮和出生低谷，研究了中国人口世代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李银珩和李硕珩(2006)陈述了美国1946-1964代婴儿潮步入退休，会使得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消费降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当然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的演进对其他的影响，如张春生和蒋海(2014)陈述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代股市的影响;对资本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的考察可以参考Andrew(2003) 以及Brooks(2002) 的工作;婴儿潮进入老龄化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可以参考Reinhardt(2000) 的工作，当然还有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工作，等等。总之，婴儿潮或者人口世代更迭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已有研究工作，有的从经济增速视角，有的从储蓄角度，有的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角度，有的从社会保障角度，还有从国际贸易以及产业结构角度展开研究，等等。总之，这些研究工作大多从一个方面去理解人口世代更迭或者人口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整体上缺乏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及全局的高度去理解中国人口世代更迭对过去以及未来社会和经济方方面面的影响，特别随着婴儿潮一代及相继而来的出生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的生命活动，对相应的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本文将要论述的主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
(一)人口世代更迭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1979-1987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上升，1987-2003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下降，2003年之后出生人数维持在一个低水位上呈现轻微波动;中国存在一个1981-1993的婴儿潮世代1以及1993后的出生低谷世代。大体上，6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70年代的出生人数逐年下降，8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90后和00后为出生低谷，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00年代出生人数平稳地处在一较低的水平上。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如80后和90后以及00后依次进入劳动市场，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以及青少年数量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同时相对应的老年负担比、青少年负担比及总负担比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呢?未来各个年龄阶段上人口结构数据采用杨华磊等(2015)在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TFR维持在1.5左右)情景下的预测值。发现在2001-2030年间青少年人口数量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3.69亿下降到2030年的2.42亿;老年人口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的2.02亿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劳动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峰部为2016年，从2002年的6.87亿增加2016年的7.88亿，从2016年的7.88亿下降到2030年的6.31亿;同时老年人口在2015年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基本上，在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社会总抚养比逐年降低;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伴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适龄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社会抚养比开始面临上升的压力，这也是当前很多专家所陈述的如今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的时间段。
一般在人口红利前期，死亡率逐年下降，出生率很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老年人口处在一个低水平上，此阶段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积蓄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演，出生率开始出现下降，死亡率依然很低，在出生率很高的情景下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市场，老年人口数量同样在一个低水平上，适龄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在低水平上稳定，最终由于出生率逐年下降和劳动人口的增加引致社会负担逐年降低，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随着时间推移，出生率稳定，死亡率依然很低，人口红利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人口红利前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人口，引致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老年人口急剧增加，青少年在一个低水位上稳定，进而社会负担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就转化为人口负债。在中国，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特别是80后、90后以及00后交替进入劳动市场时，中国经济表现为从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负担，社会抚养比从逐年下降转化为逐年上升，在2002-2010年间由于中国的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60后婴儿潮还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国处在人口红利阶段;随着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还基本上大于或者等于55后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故社会总抚养比基本上维持不变;2016年左右，伴随着95后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开始步入退休，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红利随即转化为人口负债。
(二)人口世代更迭对储蓄水平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储蓄呢?其一，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2000年初，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生产人口持续多于消费人口，中国经济从短缺转为过剩，过多的人口引致过剩的供给能力开始高于国内家庭消费能力，最终过剩的产能(由于当时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根据中国当时的比较优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加上国际产业分工引致的国际产品需求，此时中国过剩的产能就可以出口2)造成持续的贸易顺差，大量的顺差引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最终引致国家的储蓄水平持续上升。其二，在人口红利期，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社会负担持续下降，赡养老人支出较小，加上过去十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再加上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在消费水平稳定下，家庭部门将有更多的劳动报酬收入用于储蓄;同时由于采取相对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还有较多的家庭没有享有社会保障，特别是广大农村、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的员工的养老更多是一种家庭养老，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养老下会导致过高的储蓄率。
随着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的储蓄率将呈现不同的特点。随着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短期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水平无法出现大的改观，随着婴儿潮退休，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津贴支出的大规模增加，在消费水平不变下，储蓄将逐年减少，进而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将变缓，随着婴儿潮时期积累下的资本快到期时的快速折旧，即表征为增量的储蓄变缓，存量快速折旧，储蓄率水平出现持续下降，故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红利加速消失。总之，当婴儿潮一代持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经济前景变好，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上升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规模更小的出生低谷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呈现下降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上升的趋势。
(三)人口世代更迭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中国的80后婴儿潮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就业人数逐年增加，进而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引致生产规模逐年增大;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的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即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景，仅通过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表征为家庭部门消费率逐年下降，为了消化这些产能，政府通过购买，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政策的消费率逐年上升;政府支持和鼓励出口，引致大量贸易顺差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进而企业储蓄不断增加，再加上人口红利期，社会保障支出较少，最终导致居民储蓄水平和储蓄率不断高涨;加上人口红利期引致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长期的金融抑制引致国有企业较低的融资成本，企业留存利润较多，企业投资率也较高;人口红利引致较好的经济前景，较高的企业利润，给市场活动主体企业家和银行家以较高的经济预期，降低企业偿还银行借贷的风险，故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贷款，企业家愿意借款，最终助长了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增长。总之，人口红利期，引致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逐年增加，同时人口红利也会引致资本红利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减少，过剩的生产能力引致每年新增储蓄逐年增加，每年投资率逐年上升，最终引致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上升。
2015年左右，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60后婴儿潮开始步入退休且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引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出现减少，养老负担加大，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的劳动引擎熄火;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储蓄水平降低，投资水平降低，加上人口红利期的资本进入加速折旧期，故资本存量增长速度降低，进而人口红利引致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引擎也将逐渐消失。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传统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伴随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婚配市场，历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房地产业也开始呈现低迷;人口红利期政府为消化过剩的产能，政府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工业以及能源部门，随着未来产能过剩的累积和政府债务的攀升，行业在未来将逐渐消化这些产能和去杠杆化;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还未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素质短期内不能实现，所以在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一个急速下降的趋势。整体上，在8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峰值为2007年;伴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降的趋势。
(四)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和政府行为的影响
在人口红利期，持续增加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由于过大的生产规模，劳动力同质作用较为明显，引致产品同质性明显，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就只有靠政府消费和国外消费，引致在人口红利期，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表现为，在人口红利期，也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期，如亚洲四小龙逐渐把许多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以及加工业转移到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的背景，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被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求，面对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政府为消化这些产能，鼓励支持出口，把产品卖给国外，搞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出口企业补贴和税务减免，刺激出口，引致中国外部市场失衡，持续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逐年攀升，人民和企业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引致的货币超发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一个关键原因。未来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生产人口开始低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在短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口素质提高不可能实现的情景，生产规模将出现缩小，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逐渐被消化，甚至不存在，同时伴随国际市场的恶化，储蓄率开始出现下降，家庭消费率开始出现逐年上升，政府通过鼓励出口，消化过剩的产能的动机将逐渐减少，贸易顺差将出现持续缩小，外汇储备持续减少，进口量将逐年增多。总之，在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中国为消化过剩的产能，产生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未来随着消费人口开始高于生产人口，贸易顺差将呈现缩小的趋势。
由于人口红利，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出现过剩的产能，面对过剩的产能，国内家庭部门无法消费，就转化为政府购买和国外消费，这就表现为人口红利期中国选择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国内投资和对外出口。人口世代更迭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其一，国家凭借人红利期间积累的资本红利，通过银行负债和国有企业部门，搞基础设施建设，搞重工业和房地产，去消化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过剩产能。其二，在2008年之前，国际形势较好，大多以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逐年攀升。随后国际需求形势的变差，东南亚拉美以及印度等国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启工业化征程，开始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产业结构，产品竞争激烈。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不可能提升，特别是08年以后国内的过剩产能更多靠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推动，就是人民生产的产品，政府买入，政府的钱是向人民借的。最终在人口红利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负债、高投资以及高增长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逐年上升，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总之，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产能过剩，加上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劳动人口就业的需求，政府主导了经济，推动政府购买行为的过分扩张，采取高负债，进行高投资。伴随着人口世代更迭，未来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出现减少，过剩的产能将慢慢被消化，过高的债务将去杠杆化，工业化将向着现代化迈进，城镇化的减速，政府主导经济的高负债和高投资发展模式将让位于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和储蓄率将出现下降，居民消费率将出现上升。
(五)人口世代更迭对产业结构选择的影响
当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持续增加，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使就业压力也逐年增加，政府在宏观目标方面也更多集中在就业方面，所以产业的发展更多着眼于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阶段一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都需要发展重工业、能源部门、采掘部门以及机械制造业。由于持续的城镇化，人口红利与城镇化过程吻合，80后婴儿潮人口向着城镇聚集，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最终催生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成本较低，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同时，教育资源有限，人口素质不高，综合制约着高端制度业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总之，在人口红利期，过多的劳动力竞争有限的机会，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成本低，掌握资本的企业利润较丰富，即使世界上存在较先进的技术，企业也没有动力采用和改进，而仅仅是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结合国家的政策目标，保证就业以及推进工业化和城镇，最终形成人口红利期的产业结构为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房地产以及重工业等行业。
未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倒逼市场和政府去升级产业结构，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让新型的产业结构去适应未来新型的人口世代，劳动力少且素质高，更多未来依靠智力，而非体力，故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老年人具有比较优势。最终日益缩小的人口规模、日益老化的人口结构以及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质倒逼产业结构去升级。同样在未来，消费人口多于生产人口，产能过剩将被消化，工业化逐渐向着现代化转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也将慢慢被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替代，居民消费率将呈现上升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在人口红利消失期，短期产业结构无法升级，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提升都不可能在短期实现，所以为缓解60后婴儿潮的退休，为了保持中国进入发达国家7%的目标，短期需要这些传统行业支撑着经济继续运行，为新型产业形成以及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的形成赢得时间，同时国内也不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瘫痪，传统企业还需要运行。但是与其同时，需要大力发展和培育新型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形成，如大型机械设备、智能化以及机器人、互联网金融、医疗服务和器械以及电子商务等等，同时用现代技术，如互联网+传统行业，改进传统行业，迫使传统产业进行更新换代，当然也积极引导教育，提高人口素质适应时代的需求，适应未来新的产业结构。
(六)人口世代更迭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住房市场呢?其一，2003年左右，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由于中国城镇化加速和人口红利期相对吻合，在城镇化每年加速情景下每年新进入婚配市场的人逐年增加，引致新增家庭数逐年增加，带来逐年递增的基础住房需求，在国内土地供给缺乏弹性，住房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其二，人口红利持续释放导致储蓄率不断上升，进而资本红利不断释放，人口红利生成资本红利，在金融抑制下以较低的存款利率使得大量资本通过金融中介和企业的留存利润转化为投资，金融中介具有顺经济周期的作用，人口红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产生较好的经济预期，使得对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回报有过高的预期，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意愿增强，投资更愿意贷款投资，引致信贷扩张;人口红利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故对货币等流动性资产需求旺盛，流通的货币持续增加;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引致持续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引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外汇占款引致M2持续增加3，货币持续发行。综合上述几点，促使了市场上货币的大量供给，加上中国金融市场不健全，大量资金流入收益高的房地产行业，促使房地产价格出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因为房地产的相对恒久性，不像其他商品可以更新，当60后婴儿潮搬进更小的住房、养老院或者离去，这样较大规模人口世代的纷纷离去和住进更小的住房，同时较小世代的90后和00后逐渐进入婚配市场，新增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故无需再为年轻一代建设新的住房，在某个时候住房市场供大于求，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即在老年人或者逝者释放的住房逐年增加的情景下，建设新住房或者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在数十年内被抑制，未来某个时点，随着死亡人数开始多于年轻一代的购房者，住房从基础需求面开始出现下降，在住房供给平稳下，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总之，随着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市场，催生快速增长的基础住房需求，加上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与人口红利期近似吻合，人口红利阶段良好的经济形势预期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引致的低利率和前所未有的自由借贷，在土地供给、进而住房供给相对平稳和缺乏弹性下，住房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当规模逐渐缩小的后续世代90后和00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配市场，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减少，经济增速呈现断崖式下降，中国急需变化产业结构，寻找新的战略产业，加上经济预期变差导致银行惜贷以及投资者怕债务，货币信用顺周期性引致的流动性紧缩，房地产等基础设施领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七)人口世代更迭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更迭如何影响资产价格呢?当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时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社会负担变小，资本红利逐渐增强，储蓄率持续上升，引致有大量潜在的购买资产的资金，同时过高的储蓄率也给政府主导的高投资、高借贷以及银行积极放贷创造条件。其一，人口红利期间，社会负担小，储蓄率持续上升，投资率高和资本累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对交易的货币需求多，再加上投资者对宏观形势预测良好，人口红利期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投资回报，银行愿意贷款，同时人口红利期人口失衡引致的外部失衡：贸易持续顺差和外汇占款攀升，最终流动性过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使得对资产回报过高的预期造成资产价格上升。其二，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急剧增加，就业问题显得急迫且重要，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和城镇化加速阶段近似吻合，促使生产规模逐年扩大，使得对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总之，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大量劳动人口获得的劳动报酬不断生成资产，即不断地拿劳动去兑换资产，大量的劳动竞争稀缺的资本4，最终人口红利不断以资本红利的形式储存起来，人口红利持续增加的同时，对资本的需求也逐渐增强，故在资产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再加上人口红利期间产出增长速度快，经济基本面迅速增加，股市等资产价格是经济的反应器，特别是与经济基本面相符合的股市也呈现高涨。
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更小规模的劳动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市场扩大的生产设备逐渐闲置，加上人口红利期过度扩张的产能，使得在人口负债期慢慢消化这些产能，最终对资产需求逐年下降，故资产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未来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消费人口大于储蓄人口，由于他们在人口红利阶段积累了大量的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风险偏好的降低，以及退休之后养老医疗以及其他消费的支出，他们逐渐向规模较小的世代出售自己的资产或者风险较大的资产，来分配老年时期的社会产品，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孱弱的出生低谷一代，由于人口规模远小于婴儿潮世代，无法购进如此庞大的资产，在封闭的市场内，资产供大于求，再加上在人口负债期，从政策层面上看，国家为社会产品在代际之间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的长期发展，有降低资产收益的动机，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总之，随着未来60后婴儿潮的退休，9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开始转为人口负债，在资产供给平稳下，由于用于兑换资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红利的下降将引致所要兑换的资产需求的减少，在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三、结束语
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表现为：当80后婴儿潮进入大学、劳动力阶段以及婚配时期等，大学生逐年增加，适龄劳动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负担逐年下降，生产人口超过消费人口，中国经济进入人口红利期;面临过多的大学生源，高考竞争压力巨大，大学不断扩招，素质教育面临挑战;面临着过剩的产能，家庭消费不足，政府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推进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重工业以及房地产业等，储蓄率持续上涨，国际贸易持续顺差，经济增速不断攀升，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不断加重，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面临80后婴儿潮不断进入婚配市场，城镇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催生了房地产行业黄金的十年;面临着不断累积的人口红利，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特别是权益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人口红利期，偏年轻的人口结构对医疗和养老社会保障需求较弱，养老负担较轻。
篇7
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0年合肥生产总值2702.5亿元，同比增长17.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2和3个百分点，连续七年保持在17%以上（沈娟娟、刘甜甜，2011）。对于解释这一现象,大多是从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等方面着手分析。比如，杨增权认为“总结合肥近年来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抓住了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杨增权,2009)”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在统计分析中指出，合肥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大力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狠抓工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2010）”。但较少有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特别是合肥市正在经历人口红利期这一因素进行研究。
1. 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在人口结构上,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因此，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这样的一个阶段: 劳动力负担从1978年的68.35%下降到2007年的37.42%(李魁, 2010)。人口经济学家称这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总人口中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储蓄和投资增长，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时期。
合肥市人口发展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出生率从1990年的21.47%下降到2009年的10.23%（见表1）,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水平以下;在人口结构上同样也进入了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抚养比负担轻的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对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考察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相关研究综述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人口经济理论多集中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后,人口经济学家们才将关注的重点从人口增长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人口中劳动力对经济产生影响。Brander和Dowrick(1994) 、DavidE. Bloom和David Canning (2004) ,他们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人口结构通过影响储蓄率作用于经济。Kelly (1973)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动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
国际上许多人口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做了数量界定，把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抚养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的年份,作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可能获取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期(桂世勋,2006) 。这对于某一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期”的分析和探讨,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对于求证并分析我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篇文章正是从自然增长率变动、人口负担系数变动、流动人口的影响等方面多角度对合肥市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以探究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合肥市的人口要素是如何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以及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切实推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
3. 合肥市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3. 1 合肥市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态势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 1953～1957年“”期间，合肥市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1958～1963年，前3年国民经济困难，出生率降到最低点，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锐减到历史最低水平。1961～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出生率回升，死亡率降到正常水平。1963年左右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也达历史高峰。1964～1976年，合肥人口自然增长呈逐年减少趋势。13年间出生率除1967～1968年略有回升外，其余年度均连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保持正常偏低水平。1977～1985年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自然增长率仍有缓慢回升。1986～1990年，6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处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之后，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降低到了一个稳定水平。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出生率维持在10‰ 附近,死亡率在4‰ 左右小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 左右。
总体来说,建国以来,合肥市人口增长经历了由高峰期进入低谷期,又转入高峰期,继而于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后进入稳定期的4个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过渡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
篇8
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影响显著
四川人口变动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人口数量已呈现负增长；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升；人口年龄结构显著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流动人口和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大。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已经成为四川人口变动最根本的特征，它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四川经济发展。
影响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四川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表明四川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已不成立，“刘易斯拐点”临近，四川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这将“倒逼”经济结构加快调整步伐。
一方面，消费将代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四川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较重，以2009年为例，当年四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达7494.2亿元，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6%，而全年最终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48.1%。“刘易斯拐点”到来要求增加消费规模，提升消费层次，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促进消费，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使消费比例上升而投资比例下降，二是劳动力收入增加促进消费增长，三是收入较低阶层激增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高收入阶层也会带来消费总量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动。
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升级。尽管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在产业结构中农业部门比重会持续萎缩；与此同时制造业部门比重上升放缓，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近年来四川第一产业比重有了较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上升，而第三产业比重较为稳定，产业结构呈优化变动态势，但与全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刘易斯拐点”到来要求四川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调整第二产业内部战略布局，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持续低生育水平将无助于改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而可能通过加大劳动力供求矛盾而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影响二：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减弱
在四川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并维持在低位、死亡水平下降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态势共同作用下，四川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口抚养系数上升，宏观经济高储蓄、高投资的现象逐步消失，这导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弱。通过计算可看出未来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减弱。
利用2010年四川实际数据及预测研究所得未来十年数据，计算2011～2020年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0年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35%，其后从2011～2018年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由2011年的12.3%下降到2018年的7.92%，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年减弱。虽然其后两年有所反弹，但贡献率也未能超过9%。
总体来说，四川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较明显影响，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意味着经济发展将难以从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中获得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加之四川净流出人口规模大且多为青壮年，未来四川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效应将逐步减弱。
影响三：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导致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持续上升。2010年四川老年抚养比达到15.19%，较2000年上升4.36个百分点，较1990年上升7.16个百分点，较1982年上升7.52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据预测研究发现，未来一段时间四川老年人口抚养比将继续上升。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意味着社会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对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
加重财政负担。从政府财政支出角度来看，养老金与医疗费不断上升，用于老年人口的各项开支逐年递增，财政负担日益增大，从而影响资金积累，减弱财政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的能力。
限制社会扩大再生产。四川人口老龄化加剧意味着依靠家庭成员供养和领取退休金及基本生活费的被抚养的人口增加，社会保障的支出和社会总抚养负担相应增加，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部分将大幅增加，这影响到财富的分配、资本的积累和形成，限制了社会扩大再生产，影响投资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
增加家庭负担。从家庭发展视角来看，以“4-2-1”结构为主的家庭中一对夫妇要供养四个老人，不论是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赡养老人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且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使家庭户规模进一步减少，家庭进一步小型化、核心化，家庭结构更加脆弱，家庭负担老人的能力进一步降低，部分家庭将难以承受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冲击。
影响四：消费市场迎来发展机遇
少年儿童比重下降表明儿童消费市场面临结构调整。尽管少年儿童比重持续下降，但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对少年儿童人口素质提升的重视，部分针对性较强的儿童消费领域有较大潜力；对教育消费数量的需求虽相对降低，对其质量的要求却相对增加。
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刺激老年消费市场扩大。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四川老年消费品需求量将会增大，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食品需求品种搭配要求更精、更高，老年人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的摄入量减少，对食物的品质和搭配要求将会更高。
住房需求将会增长，随着城市化推进和养老观念发生变化，城市中多数父母与成年子女愿意分开居住，这将间接推动住房需求。
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使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成倍增加。
养老服务需求将会快速增长，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是一种长期性的照料护理需求，它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和卧床老人增多而迅速增长。
教育、文化、休闲娱乐需求旺盛，许多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会利用闲暇时间培养各种兴趣爱好和加强社交活动，如琴棋书画、唱歌、跳舞等。
总之，尽管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但却也有助于老年消费市场扩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积极应对
充分把握人口红利
创造吸收人口红利条件并提高人口红利的生产性。创造各方面条件吸收人口红利，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等；加大人口自身投资，包括教育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投资、医疗卫生投资、社会保障投资，提高人口红利的生产性。
促进人口红利充分流动。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打破制约人口红利流动的障碍和壁垒，如城乡户籍制度分割、社会保障地域分割、暂住证制度、区域性倾斜政策等。
适时延长人口红利存续时间。根据四川劳动力市场未来供求状况，适时延长退休年龄，促进低龄老年人灵活就业，以减轻社会抚养负担。
大力开发人力资本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推进人力资本融资体制完善。政府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改变因投资主体单一而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状况，多渠道、多层次地构建多元化的人力资本融资体制，通过提倡民间资金办学、加大民办职校比例、扩充培训机构、改善投资效益、实施地区和城乡对口支援等措施完善人力资本投融资体制。
实行机制创新，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加速转变。推进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打破行政配置的规则，坚持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并继续完善市场体制。
妥善应对老龄社会
统筹研究资源推动老龄化问题的战略研究。科学规划设计四川养老服务体系，把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探索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应对老龄化的机制建设，在城乡养老保障体系接轨上寻求突破，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接，探索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支持的全方面养老支撑体系。
篇9
在北京某工地当了三年农民工的小王今年决定待在河北老家，不愿再留在北京。 “家这边今年有了新的工厂，也在招人。工资虽然比北京低了点，但我还可以照顾点家里”，这个80后的农民工似乎对挣钱看的很开，“常年在北京飘着，心里也不踏实”。像小王这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他们开始考虑留在家乡。
与“用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生就业难。人民论坛记者在随机采访的过程中发现，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依旧严峻。即将毕业于北京某2.11重点大学的何同学告诉记者，“马上就要毕业了，但依然没有签到任何单位，和我一样的同学占到了大多数。往往不是我们自身不优秀，而是相关单位公司招聘的人数太少，没有办法满足众多大学生的就业需求”。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每年高校就业率仅达七成多，这就说明还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
“用工荒”一直集中体现在东部沿海，上海一些传统工业聚集区的部分加工企业，其生产线开工率目前不足一半；珠三角地区很多工厂也受到了“用工荒”的影响，不少处在半开工状态。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教授告诉人民论坛记者：“民工向内陆回流有很多原因，比如新农村建设让他们在农村也可以有所发展，工业产业向内陆转移让他们不需要背井离乡去工作，也可以照顾到家庭。此外，每年的城镇化已经吸收了大量的农村人口。”
人口红利之辩
“用工荒”的不断扩散，让人们开始担心我国的“人口红利”期是不是在走向结束。对于“人口红利”的探讨，会影响到未来国家就业工作的开展，从长远来看，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经济整体战略的部署，因此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但目前关于“人口红利”还有着众多的争议。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接受采访时称，“到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将转为负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抚养比的触底反弹，曾贡献约27％人均GDP增长的‘人口红利’2013年可能消耗殆尽。”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则并不认同“人口红利”终结之说，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的采访时，他认为，“中国目前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未来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还将继续增长。”这一说法是基于目前用工模式存在的缺陷而言的。大多数企业倾向于招收年轻的劳动力，造成了大量中年劳动力资源浪费。
关于“人口红利”争论的焦点是，劳动人口的数量是否在逐年减低，以及这一变化过程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杨宜勇认为，“‘用工荒’只是局部现象，并不能说明整体的就业形势。反而是占到新增就业人口很大比重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能够反应出中国整体就业形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司司长尹成基在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会上也印证了这一说法，“针对‘招工难’现象，从掌握的情况看，大多数地区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总体平衡。”
调整产业结构，破解就业谜题
针对这两类对比鲜明的就业市场，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目前国内的产业结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不相匹配的结果，并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势在必行，也只有产业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冲突的现象。
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回答人民论坛记者时提出： “我国更多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样的产业结构使得对高端的人才需求并不旺盛。反而对一般的技能型的工人需求特别多，这就出现了‘用工荒’。”
在就业市场中，服务业一直都是吸收大学毕业生最多的领域。在我国，服务业只占到了GDP的40％，与比较发达国家的80％以上的水平相去甚远。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面对“用工荒”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杨宜勇教授认为：“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我国需要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少承担一些低附加值的劳动。企业在面对较高的工资需求之下，必须要转变企业的发展方式。‘用工荒’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倒逼机制的作用。”
篇10
倒逼机制：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在中国的发展中，人口红利不可忽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产品制造基地，以微薄的毛利积累推动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人口素质层次较低，全国的劳动力大部分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规模庞大，但在世界产业链中仅是其中的加工环节，毛利小得可怜，利润大都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占有。时到今日，我们又面临着新情况：一是农民工供给逐年萎缩，东南沿海省份“民工荒”一年重似一年，尤其是技能民工更是奇缺；二是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很多微利企业已经难以为继；三是低层次的农民工无法满足高新技术企业的要求。
当前，经济基本面因素出现根本变化，经济增长的现有动力源泉逐渐衰竭，可持续发展面临历史性挑战。依靠劳动力数量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开始动摇，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弱，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增大，廉价劳动力优势难以再续。特别是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人口发展将发生重大转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根据入口预测，我认为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其实，根据最新的人口数据，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个转折点目前已经到来。”人口结构之转折形成了转型发展的倒逼机制，发展必须要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人才红利：江苏具有比较优势
如果说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粗放的外生特征，那么人才红利具有的则是集约的内生特征。对江苏而言，只有集约、内生的人才红利才是最可靠的红利。早在2003年吹响“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号角之后，江苏就在全国率先作出了建设创新型省份的重大决定，确立了科技、教育、人才“三个优先发展”的战略格局；进入“十二五”，又把创新驱动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部署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形成了科技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鲜明导向。江苏最早感知到人口红利弱化的影响，及时将发展的动力转移到创造人才红利上，确定了自己发展的比较优势。
首先，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为创造人才红利打下基础优势。江苏省依托经济国际化的领先优势、城市化的集聚优势、工业化的规模优势、科教和人才的优先发展优势，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在产业结构方面，得益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大力推动，经济结构日趋优化，已形成一产稳固、二产主导、三产加快的发展格局。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也相应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有序转移，三次产业结构以及对GDP增长贡献率日渐协调。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势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充分发挥知识和人才的作用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科技贡献率持续提高，创新驱动作用增强，为发展人才红利创造了先发优势。江苏省以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着力将创新驱动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一方面，坚持把营造良好创新环境作为根本保障，大力鼓励和支持知识创造，较早颁布实施省级层面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积极创建全国唯一的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示范省，多项专利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另一方面，坚持把优化区域创新布局作为关键支撑，加快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氛围浓厚、竞争力强的创新区域。目前，全省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55.2%，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创新成果最多、创新氛围最浓的省份之一。正是为了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江苏将压力变成转型升级的动力，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着力发展创新型经济，成为发展人才红利的先行者。
第三，人才引领作用日益明显，人才投入持续加大，为发展人才红利提供动力优势。近几年，江苏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才优先发展、优先投入，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把科教与人才强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战略，全面确立了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全省大幅度增加人才投入、大规模引进高层次人才、大力度培养培训人才、大范围用好用活人才，奠定了人才率先发展的长远战略优势。多年来，江苏实施的“双创计划”、“333工程”、“六大人才高峰计划”、“科技企业家培育工程”、“科技镇长团”、“教授博士柔性进企业”等多项重大人才工程成效显著，既有力推进了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又引导各类人才向经济社会发展一线汇聚，为增创江苏科学发展新优势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深化改革：发展人才红利的根本动力
发展人才红利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创新。也就是说，江苏在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人才红利离不开改革红利，没有改革红利，人才红利就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也不能得到发展。为此，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积极创新和落实人才政策，不断完善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坚持以人才政策带动体制机制创新，争取在人才制度建设上取得较大进展。
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模式。发展江苏人才红利，要更加重视人才的引领作用，实现人才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一是解放思想，切实打造尊重人才、服务人才的氛围和崇尚创业、宽容失败的文化，为人才创新创业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二是积极构建以政府公共服务为中心的人才发展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集聚和发展。三是积极构建以人才创业孵化园为中心的企业主导型的人才创新创业模式，促进人才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快速、高效结合。四是积极构建以产业技术应用为中心的高校、科研院所主导型的人才知识转化模式，促进人才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精心打造产业技术应用研究“。一院多所”模式，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依托自身优势成立产业技术应用研究院。五是积极构建以高端服务为中心的人才服务类企业主导的人才创业扶持模式，促进人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