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目的范文
时间：2023-12-25 17:36: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碳减排目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量化分析 CDM项目 减排量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从开始准备到实施，并且最终产生减排量，需要经历如下一些主要步骤：文件设计、国家指定主管机构（DNA）批准、项目审定、执行理事会（EB）登记注册、项目监测、核实与认证和签发CERs（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前4个步骤在项目实施前必须完成，是项目的开发阶段；后3个步骤发生在项目的CERs获得期间，是项目执行阶段[1]。
CDM项目的开发，需要说明项目与基准线情景相比减排量的产生是额外的。额外性与基准线是额外性和基准线是CDM项目合格性问题的两个互为依存的属性概念。若拟议项目活动在没有CDM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够正常商业运行，那么它自己就是基准线的一部分，那么相对该基准线也就无减排量可言，也无减排量的额外性可言。如果CDM项目活动能够将其排放量降到低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水平，并且证明自己不属于基准线，则该减排量就是额外的。
目前我国CDM项目的开发都是以项目所在地电网的基准线排放作为对比。因此，电网的基准线排放因子在项目的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从2006年开始持续变化的排放因子，已经对CDM项目的开发和获益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文中将对此影响进行量化，并对未来的基准线的变化予以评估。为方便描述，本文中将重点以华中电网排放因子的变化来进行说明[2]。
1.基准线排放因子的计算
基准线排放因子的计算2006年和2007年都是采用方法学ACM0002中的电网因子计算方法；从2008年开始，采用2007年10月，EB第35次会议公布的第一版的“（计算电网排放因子的工具，Tool to Calcul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到目前使用的版本2.2.1[3]，已经历了6个版本的变更，但基本的计算方法相同，计算OM和BM所需的发电量、装机容量和厂用电率等数据来源《中国电力年鉴》；发电燃料消耗以及发电燃料的低位发热值等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分燃料品种的潜在排放系数和碳氧化率来源为“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Volume 2 Energy。
边际排放因子（OM， Operating margin emission factor）的计算采用的是”简单OM”的方法。
EFGrid， OM， simple，y=
（1）
EFGrid， OM， simple， Y 是第y年OM排放因子
FCi，y 是第y 年项目所在电力系统燃料i 的消耗量（质量或体积单位）；
NCVi，y是第 y 年燃料i 的净热值 （能源含量，GJ/质量或体积单位）；
EFCO2，i ，y 是第 y 年燃料i 的CO2 排放因子（tCO2/GJ）；
EGy 是电力系统第 y 年向电网提供的电量（MWh），不包括低成本/必须运行电厂∕机组；
i 是第 y 年电力系统消耗的所有化石燃料种类；
y 是提交PDD时可获得数据的最近三年（事先计算）
容量排放因子（BM， Build margin emission factor）的计算如下：
EFGrid， BM， y= （2）
EFgrid，BM，y 是第 y 年的BM 排放因子（tCO2/MWh）
EGm，y是第m个样本机组在第y 年向电网提供的电量（MWh），也即上网电量；
EFEL，m，y 是第m个样本机组在第y年的排放因子（tCO2/MWh）；
m是样本机组
y是能够获得发电历史数据的最近年份。
应用到减排量计算中的电网排放因子，采用组合边际法计算基准线排放因子，就是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和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加权平均值：
EFy=wOM·EFGrid，OM，y+wBM·EFGrid，BM，y （3）
WOM OM排放因子所占权重
WBM BM排放因子所占权重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项目活动：取WOM =0.75和WBM =0.25（由于其间歇性和不可调节的自然属性）；其它项目活动：第一个计入期取WOM=0.5和WBM =0.5，第二、第三计入期取WOM=0.25和WBM =0.75，（除非所应用的已批准方法学中有特殊的说明）[2]。
2．华中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计算结果的年际变化及未来变化趋势
依据以上计算方法，得出的从2006年至今的华中电网的OM和BM值见表1，EF则从非风能和太阳能的角度来计算，取WOM=0.5和WBM =0.5。
以2006年作为起始年，做出OM与BM的年际变化趋势线，方程y = -0.0536x + 1.3648（R2= 0.8219）和y = -0.0511x + 0.7486（R2= 0.7837）能较好的拟合OM和BM的变化趋势（见图1）：
依据趋势线对未来数年的华中电网的排放因子的拟合结果如表2。
因BM不可能为负，依据趋势线的估测，到2020年，华中电网BM排放因子将为零，BM与电网的建设密切相关，意味着到2020年，新增电网装机容量中火力发电所占比重极小。虽然气、油、煤仍是发电的主要能源，但风、水电和其他清洁能源已经占据较大的比重。而OM排放因子因为电网装机容量中清洁能源所占比例增大，排放因子也逐年下降。以装机30MW的生物质电厂来估算，在2011年，如果减排量预计可以达到10万tCO2e，到2020年，减排量仅为38708tCO2e。
3.讨论与结论
基准线排放因子中，OM反映的是整个电网的单位排放量，BM则反映的是新建火电项目的单位排放量，依据从2006年至今的数据对比，2007年和2008年与前一年相比略有上升，而从2008年开始至今，OM和BM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虽然，随着电网容量结构的变化，未来BM和OM的计算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法，但BM和OM的变化趋势不可逆转。这一方面是受CDM激励所致，另一方面与我国对节能减排的政策支持分不开。
根据BM和OM趋势线的估算，到2020年BM排放因子将为零。目前CDM项目的开发，基准线是：在没有该CDM项目的情况下，为了提供同样的服务，最可能建设的其他项目（即基准线项目）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基准线是一种假设的情景，与基准线相比，CDM项目应具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排效益。OM和BM排放因子是量化减排量的主要参数，同样的项目，2020年的减排量可能仅相当于2011年的40%。因CERs（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价格随市场的变化，减排量的变化反映不了减排收入的变化，但是可以作为制定相关政策和发展策略的依据。
综合EB网站统计，截止到2011年11月21日我国共有1662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6.31%；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3.4亿吨以上，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3.87%[10]。从2006年至今的项目数量变化与预计减排量变化。从图2中可知，项目预计减排量的增长速率与项目增加的速率并不一致，我国申报联合国项目风电和水电始终占最大比例，不太可能因项目类型的变化导致项目减排量的锐减，故可以推测，未来数年因减排因子的变化，项目的数量的增长速率将远超过减排量的增长速率。
参考文献：
[1]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http：//unfccc.int
[2]王灿，张坤民.清洁发展机制（CDM）中的基准线问题[J1.世界环境，2000.4：9-13
[3]UNFCCC，EB. Tool to evaluate the emission factor for an electricity system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
PAmethodologies/tools/am-tool-07-v2.2.1.pdf
[4]中国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2006年 http：///WebSite/CDM/UpFile
/2006/2006121591135575.pdf
[5]2007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http：///WebSite/CDM/UpFile
/File1364.pdf
[6]2008 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http：///WebSite/CDM/
UpFile/2008/20081230102527637.pdf
[7]关于公布2009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的公告 http：///WebSite/CDM/UpFile/File2413.pdf
[8]2010 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http：///WebSite/CDM/
UpFile/File2552.pdf
[9]2011 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http：///WebSite/CDM/
篇2
关键词ZSGSBM模型；碳减排目标；效率分配；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5-0072-12DOI： 10.12062/cpre.20170306
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源头，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为兼顾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我国政府自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后，积极实行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思路，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规定了17%的碳强度降低目标，即相同经济产出水平下减少17%的CO2排放量。“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确定2020年末比2015年末全国碳强度降低18%的减排目标。可见，低碳化发展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源于我国各省份经济规模、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巨大差异，我国省际碳强度差异也较大[1-4]。苗壮[5]研究表明，制定相同的减排目标将导致各省份减排效率低下。虽然国务院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对各省份的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然而，不难看出中央政府的调整方案主要以“公平”为导向，在考虑调整省份减排目标时，适当的降低了部分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减排责任，但是，这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损失。因此，有必要根据省际碳强度的实际情况，将减排目标在省际间进行效率分配。这对各省份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文献综述
碳排放是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学术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碳排放绩效评价、碳减排潜力分析和碳减排成本测算，本文首先从这三方面简述现有研究的相关成果。
碳排放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该方法无需事先设定模型的形式，适用于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系统效率评价[6]。然而，Tone[7]认为，传统DEA模型仅仅测算了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无法反映无效决策单元的改进路径，他提出了SBM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全球碳排放问题的日益凸显，碳排放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Zhang[8]、Wu[9]等认为，碳排放伴随着经济系统经济产出的产生而产生，是经济生产系统不可避免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因此，碳排放应作为一项“坏产出”引入效率评价模型中，由此构建非期望SBM模型。目前，非期望SBM模型正被广泛地应用于碳排放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中[10-12]。针对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相关研究也有很多，基本结论是：我国省际碳绩效差异较大，呈现出自西向东逐步上升的空间趋势[13-14]。
在碳排放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分析了我国整体、各区域、各省份以及产业层面的减排潜力。史丹[15]、Du[16]、查冬兰[17]等分别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非期望SBM模型、CGE模型等方法测算了我国整体和区域的碳减排潜力，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和区域碳减排潜力巨大。〖JP+1〗李兰冰[18]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其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整体碳减排潜力达到35%以上，并且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区域减排潜力更大。分析我国省际碳减排潜力的文献大多基于省际异质性的视角，研究结果也趋于一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较低的中、西部省份减排潜力显著大于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19-22]。产业层面上，Feng[23]、郭朝先[24]、刘贞[25]等分别测算了我国发电行业、汽车行业和工业行业整体的减排潜力。发现行业差异也是产业碳减排的重要影响因素。
目前，碳减排成本的计算方法主要有自下而上模型、自上而下模型和混合模型三类[26]，具体方法包括动态优化模型[27]、投入产出分析[28]、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29]、混合模型[30]和效率分析模型[31]等等。鉴于本文以效率分配为研究视角，后文重点阐述基于效率分析模型的相关研究文献及其成果。效率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对偶理论和距离函数，该方法通过测算碳排放的影子价格来替代碳减排的边际成本（机会成本）。Maradan[32]、Fāre[33]都构建了方向距离函数来测算CO2排放的影子价格，从而计算其碳减排成本。他们的结论是，碳减排成本随人均收入的升高而降低，低收入国家的减排成本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针对我国省际碳减排成本的研究中，王群伟[34]、叶祥松[35]都将碳规制（减排）目标划分为无规制、一般规制和强规制等多种情景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碳减排成本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可见，鉴于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碳减排成本也存在较大的省际异质性。
综上可知，我国各省份碳绩效、碳减排潜力和碳减排成本都存在巨大差异，简单地按全国碳减排目标均摊至各省份必然带来碳减排效率的损失[36-39]。另外，碳绩效评价、碳减排潜力分析和减排成本测算是碳减排目标确定的基础。碳绩效评价通过数学模型勾勒出“经济产出―能源消耗―碳排放”三者的逻辑关系及各省份碳排放绩效的时空现状[40]；碳减排潜力分析为国家碳减排政策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和路径[41]；碳减排成本测算则衡量了碳减排各阶段目标的实现代价，三者进一步服务于碳减排目标确定的决策问题[42]。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为碳减排目标的确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定量测算方法，然而，目前国内外碳减排政策实践中，碳减排目标的确定大多基于国家层面的总量目标，如：我国“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确定的CO2减排目标等。因此，从效率视角出发对“十三五”时期，我国省际碳减排目标进行分配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将碳减排总量目标分配至各省份？如何保证碳减排目标省际分配的效率？成为实现碳减排目标亟待研究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现有关于碳减排目标的相关研究上存在一些不足：现有文献中针对碳减排目标省际分配问题的研究较少；并且碳绩效评价、减排潜力分析和减排成本测算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历史数据的后验分析，研究成果缺乏前瞻性。因此，本文基于我国“十三五”规划中确定的碳减排目标，结合现有研究文I对于我国“十三五”期间劳动力数量、能源消费量、固定资产等生产要素投入以及经济产出水平的预测，设置不同情景对我国“十三五”期间的碳减排目标进行省际间的效率分配。另外，在确定了碳减排国家总量目标和“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情景设定的条件下，可以测算我国“十三五”期间我国整体的碳排放总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省际分配，省际碳排放总和与碳减排目标下的国家碳排放总量相等，这一分配过程与“零和收益”的博弈思想相似。因此，本文构建了基于零和收益的SBM模型（zero sum gains SBM， ZSGSBM）来进行碳减排目标的效率分配，该模型融合了传统SBM模型和“零和收益”思想的建模思路。
2模型与数据
2.1产出导向SBM模型（Outputoriented SBM）
SBM效率评价模型以系统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松弛作为决策变量，直观地体现决策单元的效率改进路径，相较于传统的DEA模型，其在系统效率评价及其资源效率分配中具有显著优势[43]。Tone[7]首先提出了系统效率评价的SBM模型，相关的后续研究中，SBM模型被分为投入导向SBM、产出导向SBM和投入产出双向SBM模型[44]。本文以我国省际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在产出导向SBM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ZSGSBM模型，因此，下文重点介绍产出导向SBM模型。
假设生产系统包含m个决策单元DMUi（i=1，…，m），每个决策单元有k个投入和l1个期望产出和l2个非期望产出。
根据Tone[45]、Du[46]等的建模思路，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产出导向SBM模型可表示为：
2.2产出导向ZSGSBM模型
（1）基本原理。本文以我国“十三五”规划中确定的碳减排目标的省际分配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十三五”期间整体碳排放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确定的条件下，各省份间碳排放量的分配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即某一省份碳排放量的增加，则要求其他省份碳排放量减少，这体现了碳排放总量不变的“零和收益”思想。本文结合“零和收益”思想和产出导向SBM模型，构建了一个产出导向ZSGSBM模型，其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在产出导向SBM模型评价的基础上，产出导向ZSGSBM模型基于“零和收益”的思想对无效决策单元的非期望产出要素松弛量进行重新分配，以实现所有决策单元到达效率前沿，即实现了系统最优效率条件下对非期望产出的分配。
（2）数学模型。假定决策单元（省份）DMUo需要减少Z单位非期望产出，则其他任意决策单元DMUi（i≠o）非期望产出的增加量为zi。用yb′i来表示DMUi分配后的非期望产出，则：
根据“零和收益”的基本原理，本文给出ZSGSBM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公式（4）中，hZSGo表示决策单元DMUo经过效率分配后的效率值，体现了非期望产出效率分配后决策单元DMUo与ZSGSBM前沿面的差距。由于决策单元DMUo需要减少Z单位投入来到达ZSGSBM前沿面，可见，Z是hZSGo的函数，即Z=f（hZSGo）。并且Z需要在其它决策单元间进行分配，则yb′i是Z的函数，即yb′i=f1（Z）=f2（hZSGo）。因此，考虑Z单位投入在其它决策单元间的分配时，不同分配策略可能带来差异化分配结果，本文选择Lins[47]、Gomes[48]采用的比例分配策略。
（3）模型求解：比例分配策略。比例分配策略将决策单元DMUo的非期望产出分配量Z按照其余决策单元已有非期望产出比例来分配，即
按照上述求解过程迭代计算，直至hZSG*o=h*o=1时，各决策单元均达到系统前沿面，该非期望产出的分配达到效率最优。
2.3指标与数据说明
借鉴现有碳效率评价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择劳动力、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量作为系统的投入要素；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系统期望产出；CO2排放量作为系统的非期望产出变量。由于本文以我国“十三五”时期的省际碳排放目标分配为研究对象，后续的计算涉及“十三五”时期的相关数据，因此，本文首先针对我国“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能源消费结构变动等情况设置假设情景。
2.3.1情景设置
2015年，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强调的“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目标为6.5%―7%，借鉴李善同[51]等的研究方法，本文对我国“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水平设置低速和高速两种情景，分别对应6.5%和7%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省际经济增长水平与国家经济增长水平一致。同时，大量研究表明，能源消费结构是碳排放以及碳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针对能源消费结构设置不变和变动两种情景。能源消费结构不变情景条件下，我国“十三五”期间省际能源消费量根据其“十二五”期间的碳排放系数倒推计算；而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情景条件下，我国“十三五”期间省际能源消费量根据“十三五”规划中设定的能源强度15%的目标约束计算。综上所述，本文后续研究综合考虑了我国“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情况等四种情景来进行分析。
2.3.2指标及数据
具体指标选择上，劳动力指标采用各省人口总量来指代，根据我国“十二五”期间省际人口平均增长率以及2015年底的省际总人口计算获得。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林伯强[52]、Li[53]和郭文[54]等使用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再结合我国“十二五”期间的固定资产平均投资额和苗壮[5]等计算的折旧率10.96%，计算获得我国“十三五”时期的省际资本存量。能源消费量指标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根据前文的情境设置来计算。碳排放量指标的计算采用倒推法，根据我国“十二五”期间的省际碳强度，结合“十三五”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碳强度降低18%的目标约束逆算获得。通过上述数据整理和计算，本文获得我国“十三五”期末各省的投入产出数据预测值如表1所示。
3结果与讨论
3.1省际碳排放效率测算
根据公式（2）和前文设定的四种情景，本文首先采用Matlab2009a软件测算了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效率。限于篇幅，本文的测算过程均以“十三五”期末2020年为例，结果如表2所示。
测算结果表明，在四种情景下，采用碳减排目标平均分配原则会造成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效率产生巨大的差异，碳排放效率最高的北京市与最低的山西省间的效率极差达到54.56%。具体而言：①北京市、海南省和青海省的效率测算值都为1.000，说明上述省市的碳排放效率值位于数据包络前沿面上，达到了碳排放量、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能源消费以及GDP产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与现有大量文献的结论一致，北京市碳排放效率的优势主要来源于北京市施行的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而海南省和青海省的环境现状一直处于我国前列。②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中，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的效率值较高，特别是在情景1中，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和广东省的碳排放效率到达30个省份整体的前沿面上。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以及东北三省的碳排放效率值普遍较低。这一结果与李小胜[55]等的结论一致，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已经施行了多年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而由于其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优势，北京、天津、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一直是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模式的先驱，在我国“十二五”期间也承担了18%―20%的最严格的碳排放强度约束目标，这些都为这些发达省份在“十三五”时期，甚至更远的未来获得更高的碳排放效率奠定了基础。③对比30个省份在情景1与情景2、情景3与情景4条件下的测算结果发现，在各省人口总量、资本存量规模预测值固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增速越大，省际碳排放效率值越高。然而，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增值（0.18%）远低于经济增速（0.50%），表明单纯的追求经济发展增速对于提升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效果欠佳，而应注重经济生产系统劳动力、资本存量、能源、碳排放以及GDP产出的分配和匹配。同时，对比30个省份在情景1与情景3、情景2与情景4条件下的测算结果可知，使用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双重约束条件下的省际碳排放效率优于采用碳排放强度单指标约束的效率值。表明在碳排放强度约束的基础上，能源强度约束将迫使各省调整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从而更加接近数据包络效率前沿。
3.2省际碳减排目标分配
在“十三五”期末我国30个省份碳排放效率测算的基础上，结合本文提出的ZSGSBM模型，我们经过两次迭代计算获得了前文4种情景条件下，我国省际碳排放量的效率分配额度以及分配后的省际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情况。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示，若需要，作者可提供计算结果。
结果表明：①四种情景条件下，分别经过ZSGSBM模型的迭代计算后，我国省际碳排放ZSGSBM效率值hZSG*o均为1，表明在碳排放量进行省际间的效率分配后，各省均到达前沿面，即实现了全部省份的碳排放量、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能源消费以及GDP产出等投入、产出要素的效率配置。②从碳排放重新分配的增减额度来看，30个省份中，碳排放量需要进一步分配减少的省份包括河北省、山西省等16个省份，大多对应着位于中、西部的那些碳排放效率较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这些省份中，有一
注：原始数据均来自201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5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于自治区缺乏大量能源统计数据，本文不予考虑。另外，资本存量指标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以2011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处理，平减指数分别选择了我国“十二五”期间各省的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平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部分是我国的主要重工业省份，如东北三省等等，这些省份的污染性较高的产业比重较大，加上经济欠发达，环境处理技术落后，导致其碳排放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有一部分能源资源禀赋较好的省份，如山西省等，良好的资源禀赋造成区域能源资源成本偏低，能源消费量较大，造成其碳排放效率的低下；还有一部分是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如甘肃省、广西省等等，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这些省份的经济生产效率长期处于我国省份的末尾，其碳排放效率也较低。从碳排放效率分配的视角来看，这些省份均应减少碳排放量。③分配增加碳排放量的省份包括北京市、天津市等14个省份。这些省份中，大多是经济发达、碳排放效率较高的东部省份，如北京市、上海市等等，由于经济水平较发达，人们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对于生活环境的关注和要求都更强，从而更加重视环境污染方面的投资和技术改进，带来了相对较高的碳排放效率；还有一小部分是目前第二产业较少，环境状态良好的省份，如海南省、青海省等等。上述省份的碳排放效率较高，从碳排放效率分配的视角来看，其“十三五”期间可以适量增加其碳排放量，即减小这些省份的碳排放约束目标。④表3最后一行数字列示了“十三五”期末，在经济高速增长、能源结构变化的情景条件下，我国30个省份整体的碳排放总量、ZSGSBM分配后的碳排放总量、碳排放总量的增减额度等指标值。结果发现，我国整体碳排放总量的增减额度为0，即全国“十三五”期末在碳排放强度约束条件下的总碳排放量853 240.213 7万t保持不变，碳排放强度也保持不变，这体现了本文“零和收益”的建模思想，即碳排放量的效率分配是在全国整体碳减排目标完成基础上，在省际之间分配。并且，情景2、情景3和情景4条件下的测算结果于情景1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3.3效率分配与行政分配的差异分析
2016年，国务院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确定了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其中，碳排放强度约束最大的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的20.5%；其次是福建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的19.5%；而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安徽省、湖南省、贵州省、云南省和陕西省则需下降18%，、黑龙江省、广西自治区、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分别下降 17%；最后，海南省、青海省、新疆自治区的碳排放强度约束指标为12%。本文对比了各省的ZSG碳排放强度效率分配测算结果与上述碳排放强度行政分配目标的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
计算结果表明：① “十三五”期末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ZSG分配目标与国家行政分配的省际碳排放强度分配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等省市在内的15个省份的碳排放强度ZSG分配目标低于国家行政分配目标，其余省市则相反。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海南省和青海省，这两个省份要实现碳排放强度ZSG分配减排目标值相对较低，然而，由于这两个省份的环境保护基础较好，碳排放效率较高，政府为其制定的碳排放强度目标远低于其他省市，造成这两个省份出现了的碳排放强度ZSG分配目标高于国家行政分配目标的情况。②以情景1为例，体现最大正向差异的省份分别是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环境污染处理技术也处于领先地位，国家赋予这些省份较高的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是希望这些省份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并在全国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中起到示范作用。体现最大负向差异的是新疆自治区、山西省、甘肃省和黑龙江省等省市。其中，山西省是我国最大的能源生产和输出省份，良好的资源禀赋造成该省份能源成本低，企业的成本控制更大的依赖能源资源投入；黑龙江省则是我国重型工业大省，污染型产业的比重较大；而新疆自治区和甘肃省则是我国经济落后省份，加上相对落后的污染治理技术，造成上述省份的碳排放效率较低。从“效率”导向的计算结果来看，这些省份应当承担较高的减排责任；然而，政府的行政分配机制立足于省际碳减排目标的“公平”导向，更多的考虑了这些省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现状，在制定其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时，适当的降低了这些省份的减排责任，进而造成了负向差异较大的结果。可见，基于“公平”导向的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分配方式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因此，从经济长远发展目标来看，基于“零和收益”思想的碳减排目标效率分配方法实现了各省份劳动力、资本、能源、GDP以及碳排放的有效配置，达到了各项投入、产出要素的帕累托最优，更符合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和要求。③对比表4第6列（情景1）和第9列（情景3）的结果可知，在经济发展水平预期一致的情况下，采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的双重约束会增大省际碳排放强度ZSG分配目标与国家行政分配目标，具体表现为情景1条件下的差异绝对值大于情景3条件下的差异绝对值。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碳排放强度单指标约束条件，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的双重约束导致省际碳排放效率前沿面下移，需要分配的碳排放量更大，从而拉大了各省份经过ZSG分配后的碳强度差距。
3.4“十三五”时期各省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包含“经济增长”和“环境友好”两层含义，前文的研究表明，由于资源禀赋、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的省际异质性，将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制定的18%的碳减排目标平均分配至各个省份将造成各省碳排放效率的巨大差异。尽管《“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对省际碳减排目标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然而表4的结果表明，调整结果并没有实现省际“经济―环境―能源”系统的投入、产出最优配置。因此，下文以情景1为例，分别以6.97万元/人的人均GDP和16%的碳减排目标为分界线，从“经济增长”和“环境友好”两个维度将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高人均GDP低碳减排压力、低人均GDP低碳减排压力、高人均GDP高碳减排压力和低人均GDP高碳减排压力4类区域。其中，若省份的ZSG分配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大于15%，表示该省份的减排压力较高，反之则较低。以此来探索4类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结果见图3。
如图3所示：①位于I类地区的省份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等7个省市，说明这7个省市的人均GDP较高，且需要承担的碳减排压力较低，基本实现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该类地区若要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则应增加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的使用，通过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从而减少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量。②位于II类地区的省份分别是海南省、青海省和宁夏自治区，表明这3个省份的碳减排压力较小，其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应重点提升其人均GDP水平。其中，海南省可以充分发挥其参与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契机，加快现代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的产业布局和发展；青海省和宁夏自治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征为其农牧业创造了独特的优势和特色，一直是我国农牧业大省，因此，它们应突出其特色农牧产品和生态环境优良的优势，大力发展具有特色、高效和品牌效应的生态农牧业，并向上游产业链延伸，通过发展和优化农牧产品加工产业来保障农畜产品供销体系，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③位于III类地区的省份具有较高人均GDP和较高的碳排放压力，其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为重点。其中，福建省应充分发挥其承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发达区域、以及沿海的区位优势。一方面，加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资源共享，促进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聚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其海上风电的优势，加快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降低碳排放强度。而辽宁省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省份，则是主要的煤炭输出省份，这两个省份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心，努力降低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比重。④位于IV地区的省份既承担较重的碳减排压力，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中，湖北省、重庆市、陕西省和吉林省相似，其人均GDP水平接近于我国整体人均GDP的水平，因此，这些省份应首先考虑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先向III类地区靠近，再谋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江西省、湖南省、河南省、安徽省、贵州省和四川省的人均GDP离全国整体人均GDP尚有距离，这些省份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应首先注重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即挖掘自身节能减排潜力，调节能源消费结构，先向II类地区靠近；由于资源禀赋特点而导致高能耗产业比重较大的山西省，应加快淘汰煤炭开采、钢铁以及煤化工产业的过剩产能，注重产业结构的重塑；最后，经济欠发达的广西省、云南省、甘肃省和新疆自治区则应经济发展目标和碳减排目标并重，并根据本省份的实际现状选择两者中优先考虑的目标。
4结论
本文在传统SBM效率测算模型中引入“零和收益”的博弈思想，构建了基于零和收益的SBM（ZSGSBM）模型。然后从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两个维度，就我国“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生产系统的发展情况设置了4种情景条件，进而应用上述ZSGSBM模型对“十三五”期间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进行效率分配。最后通过对比本文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分配结果和国家行政分配方案，探索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各省份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本文的主要结论在于：
（1）在本文4种情景条件下，将“十三五”规划中确定18%的碳减排目标平均分配到各省份中将造成我国“十三五”时期的省际碳排放效率出现巨大差异。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和环境现状较好的海南省、青海省的碳排放效率较高，到达或接近于省际经济系统的碳排放效率前沿，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相反。在采用ZSGSBM模型对省际碳排放量进行效率分配后，30个省份的效率值hZSG*o均为1.000 0，即到达效率前沿，各省劳动力、资本存量和能源等投入资源与GDP、碳排放量等产出的有效配置，实现了全国整体资源的帕累托最优。
（2）考虑到我国各省份在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现有产业结构的异质性，目前，中央政府的行政分配机制主要立足于省际碳减排目标的“公平”导向，在制定省际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时兼顾了区域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倾向于降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减排责任，在短期内保证了这些省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可行性。然而，这种基于“公平”导向的行政分配方式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从经济长远发展目标来看，基于“零和收益”思想的碳减排目标效率分配方法更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政府在制定各省份碳减排具体目标时，可以交叉使用“公平”导向和“效率”导向的碳减排目标分配方法，既能缓解经济欠发达省份短期内的减排压力，又能逐步向投入、产出要素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靠近，最终实现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
（3）通过一一对比4种情景条件下的测算结果，本文发现：第一，使用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双重目标约束条件下的省际碳排放效率优于采用碳排放强度单指标约束的效率值。这是由于在碳排放强度约束的基础上，能源强度的进一步约束将迫使各省调整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从而更加接近数据包络的碳排放效率前沿。第二，在经济发展水平预期相同的情况下，采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的双重目标约束会增大省际碳排放强度ZSG分配目标的差距。相对于碳排放强度单指标约束条件，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的双重目标约束导致省际碳排放效率前沿面下移，碳排放效率较低的省份需要分配出去更多的碳排放量，从而拉大了各省份经过ZSG分配后的碳强度差距。
（4）鉴于省份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和现有产业结构的异质性，各省应选择有差异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I类地区的北京、上海等省市应增加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的使用，通过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来减少碳排放量。II类地区的海南省应加快现代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的产业布局和发展；青海省和宁夏自治区则要大力l展具有特色、高效和品牌效应的生态农牧业，并向上游产业链延伸。III类地区的福建省应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一方面加强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资源共享，一方面充分利用其海上风电的优势，加快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而辽宁省和则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心，努力降低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比重。IV类地区的省份则应将经济发展目标和碳减排目标并重，并根据本省份的实际现状选择两者中优先考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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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水利工程项目有关地基方面的处理当中，建基面通常比地表或者是地下水位更低，因此可能会受到地下水、基坑降雨积水以及渗水等有关因素的影响，为水利工程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妥善的解决，基坑排水方面的工作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笔者就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基坑排水技术方面的应用做出了以下分析。
一、基坑排水的作用，及其效果方面环境影响因素
（一）基坑排水所具有的作用
在水利水电工程当中，基坑排水能够起到排水预防的有关作用，一般情况下，往往在基坑开挖的初始阶段，凭借排水装置对于基坑四周安放排水系统，从而完成水分的排除，降低水分对基坑产生的影响，确保施工建设可以正常进行。除了上述排水措施之外，还必须要在其周围合理的设置截水沟和集水井等有关装置，避免出现基坑渗水的情况。
（二）环境因素对于基坑排水效果方面的影响
对于基坑排水效果产生影响的有关因素存在多样化特征，其中在施工现场对于基坑排水效果产生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地基土质，有关区域地质条件或者是环境的差异性将会造成排水效果方面的相对差异，根据土质吸收水分的强弱，能够把地基土质划分成不适水性、弱透水以及强透水等三种。所以有关施工人员在安装工程基坑方面的排水系统设施之前，必须要对区域土质和地下水位实施勘测，了解其具体的数据，凭借钻探等有关方式来提取土样，对相关区域土质实施分析研究，进而对系统设置以及工程建设等提供更加准确、更加详细的环境数据。我国不同地区的土质存在的差异性比较大，所以水利水电工程在具体建设的时候，需要依照本地区域环境方面的特征和土质做出数据分析，围绕区域实际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完成排水系统方面的高效设置。
二、基坑排水方案方面的具体设计内容
（一）基坑降水要求
基坑开挖的具体过程中，通常需要实施深度挖掘，在穿过填土层之后，找到强透水的有关土质，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挖到水流而对基坑建设结构所具有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水利水电工程有关基坑降水方面的主要功能就是避免基坑开挖过程中涌现出太多的水分，所以为了确保基坑所具有的安全性，应该对基坑实施排水系统和降水设计，在具体的设计中需要将承台当做降水标准，从而使水位下降，另外水位和承台之间的距离应为50cm。
（二）基坑排水方案
在对基坑排水有关方案进行设置的时候，应该利用传统降水法，同时根据区域条件环境还有排水深度等完成最优方案方面的设置。对于水利水电工程来说，假如排水深度不大，那么就应该使用明沟排水方案，如果排水深度较大的话就应该使用管井排水，对于这两种方案而言，其在排水的具体过程中，都应该开挖排水通道，完成高效排水。
三、水利水电工程有关基坑排水方面的施工技术应用
（一）基础施工技术
基坑排水有关基础施工技术方面的应用中，重点是对粉砂类有关基坑积水进行排除，我国早期关于水利水电工程方面的施工当中，土质基本上都属于粉砂类，这种地质非常不稳定，极易出现基坑渗水的情况，而一旦产生渗水情况，就会造成其他类型水分在渗透方面的几率提高，导致土质和水分之间相混合，对区域基坑施工方面的稳定性产生极大的影响，渗水现象的出现大多是因为此区域之中的地下水位线比较高，在进行基坑挖掘的有关过程中，造成附近水位出现水渗透产生积水，围绕此类情况工作人员需要合理降低水位完成排水。
首先，应该使用水力充填相关技术，凭借水的冲力来完成基坑的填充，把填充物放在坑内，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强化填充物和基坑之间的连接度以及紧实度。完成对水分渗透方面的合理阻止；其次，也可以使用沉箱技术，依照基坑大小选择正确的箱子，同时在其内部填充一定砂砾，经过密封之后将其放在基坑内部从而占据基坑之中的空间，达到降低水位的目的。
（二）井管施工技术
目前阶段，基于建设工程技术方面的不断提升，关于基坑排水已经产生了新型的有关井管施工技术，这项技术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含盖着诸多现代化的科技方法和手段，而排水技术大体上分成两种。
一方面就是在应用这种技术之前，在应用水利充填方法的有关基础上，凭借沉井方式完成排水，但是这种技术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存在很高的技术要求，并且施工难度也非常大，投入资金和人力成本也更高，因此，如今在水利水电有关工程当中没有实现广泛应用；而另一方面就是钻井技术，这项技术应用非常广，工作人员依照外部基坑井管的实际大小，应用不同的、对应的施工方式，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能够合理的减少坍塌事故的出现，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在井壁方面的加固，依照工程排水方面的要求，同时依据由高到低的有关性能划分来对混凝土底管进行设置，凭借凝结胶固定，在所有底管铺设完毕之后，就可以在底部位置放适当的沙土，在上部设置砂石，确保没有缝隙。
（三）明沟排水技术
不算地下水渗透，在基坑当中的水分主要有围堰积聚水、地下水以及雨水等，所以对基坑排水技术方面的选择，和土质、区域所在地形以及基坑大小等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依照不同因素完成在排水施工技术方面的应用。在基坑开挖工程完成之后，对于基坑之内存在的水分需要快速排除，这种类型积水水位非常低，应用这种方法能够让积水自行排水，如果在自行排水的有关过程中，出现水分存留的情况，则应该借助一定外力来完成水分排除。对于基坑排水技术来说，明沟排水技术是非常基础的排水技术，利用自然环境来完成引流，所以这种技术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仅仅只适用于初期积水排除。有关明沟排水技术在具体使用的时候，应尽量使用自行排水，这样能够合理的降低排水资金方面的支出，从而节约资源。
对于一些排水难度非常高的基坑来说，工作人员应该把基坑路线作为根本基础，然后在等高线上对于沟渠方面设置外力排水，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基坑所具有的稳定性，并且在应用这种技术的时候，还能够由高到低的完成沟渠建设并实现引流，从而进行排水。
篇4
1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抵消机制设计
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自2005年1月启动，是欧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政策工具，该体系目前覆盖了31个国家，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国际性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的运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年，2005年～2007年)，可无限制的使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各类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抵消实际碳排放量。第二阶段（5年，2008年～2012年），可使用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约机制下的大多数项目类别产生的减排量，但根据国别不同，其应用程度不尽相同。但不可使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核能以及大型水电项目的减排量。第三阶段（8年，2013～2020年），与第二阶段类似，但纳入更多定性化与定量化排放限制———仅接受最不发达国家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排除了特定类型的项目如三氟甲烷和氧化亚氮气体分解的项目，抵消量最多只能占排放交易体系总减排量的50%。
2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抵消机制设计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各试点抵消机制的设计逐步完善，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均了针对抵消机制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对可用于履约的抵消机制类型、来源和流程等做出了规定：
2.1北京市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园林局于2014年9月印发《北京市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试行）》（京发改规〔2014〕6号），规定用于抵消的核证减排量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1）用于抵消的核证减排量不高于其当年配额的5%；（2）2013年1月1日后实际产生的减排量；（3）京外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不得超过其当年配额的2.5%；（4）非来自减排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氧化亚氮、六氟化硫气体的项目及水电项目的减排量；（5）非来自本市行政辖区内控排主体的减排量。
2.2天津市天津市发展改革委于2015年5月印发《关于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抵消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津发改环资〔2015〕443号），规定用于抵消的核证减排量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核证减排量的使用比例不超过当年实际碳排放量的10%；（2）核证减排量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备案和登记；（3）核证减排量所属的自愿减排项目，其全部减排量均应产生于2013年1月1日后；（4）不得使用控排主体边界范围内的核证减排量；（5）核证减排量仅来自二氧化碳气体项目，且不包括来自水电项目的减排量。
2.3上海市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分别于2015年1月、4月印发《关于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期间有关抵消机制使用规定的通知》（沪发改环资〔2015〕3号）、《关于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期间进一步规范使用抵消机制有关规定的通知》（沪发改环资〔2015〕53号），其中规定（1）核证减排量抵消比例不超过该年配额的5%；（2）本市控排主体排放边界范围内的核证减排量不得用于本市的配额清缴；（3）核证减排量为2013年1月1日后实际产生的减排量，且用于抵消的自愿减排项目其所有核证减排量均产生于2013年1月1日后。
2.4重庆市重庆市发改委于2014年5月印发《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试行）》（渝发改环〔2014〕538号），规定核证减排量使用数量不得超过排放量的8%，减排项目应当于2010年12月31日后投入运行（碳汇项目不受此限），且属于以下类型之一：（1）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2）清洁能源和非水可再生能源；（3）碳汇；（4）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减排。
2.5湖北省湖北省发展改革委于2015年4月印发《关于2015年湖北省碳排放权抵消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鄂发改办〔2015〕154号），规定核证减排量抵消比例不超过该年度配额的10%，应满足以下条件：（1）国家发改委已备案项目产生，其中已备案减排量100%可用于抵消，未备案项目减排量按不高于项目有效计入期（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内减排量60%的比例用于抵消；（2）湖北省行政区域内，控排主体边界范围外产生，或与本省签署碳市场合作协议的省市的核证减排量最多使用5×104t；（3）非大中型水电类项目；（4）在本省注册登记系统进行登记。
2.6广东省《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规定（:1）用于清缴的核证减排量，不得超过上年度实际碳排放量的10%，且其中70%以上应当是本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产生。（2）控排主体和单位在其排放边界范围内产生的核证减排量，不得用于抵消本省控排主体的碳排放。
2.7深圳市《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控排主体使用核证减排量最高抵消比例不高于年度碳排放量的10%，控排主体在本市核查边界范围内产生的核证减排量不得用于本市配额履约。2015年6月，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印发《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抵消信用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深发改〔2015〕628号），对核证减排量的项目类型作出了规定，核证减排量应当由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项目类型中的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农村户用沼气和生物质发电项目，清洁交通减排项目，海洋固碳减排项目，林业碳汇项目，农业减排项目等。
3展望
篇5
1引言
碳交易是《京都议定书》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以国际协议作为依据的温室气体排减量交易。在6种被要求减排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为最大宗，这种交易以每吨CO2当量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被称为碳市场(CarbonMarket)。Leiby和Rubin［1］提到全球碳交易的三种机制为:联合履行机制(JointImple-mentation，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和排放交易机制(EmissionsTrading，ET)。Nordhaus和Yang［2］在对经济增长与气候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中指出，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具有外在性，而解决温室气体外在性问题的途径主要包括碳税、碳交易以及管制措施。Benjaafar等［3］认为，减少碳排放政策有四种:排放总量限制、碳税、限额交易以及限额补偿。Liu等［4］提到碳配额分配的四种方法:追朔方法、基于产出的方法、生产绩效标准方法和拍卖。Lee等［5］指出碳税作为一种价格机制成为减排的主要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并不是每个行业减排都可以用单一征收碳税来达到减排目的，而是要结合其它工具。Alberola和Chevallier［6］基于霍特林分析，研究发现欧盟碳配额津贴价并不能充分反映减排成本。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减排政策层面，政策的实施固然能够降低碳排放，但是Eshel［7］通过对交易权分配使用情况的监管发现，交易权的使用通常会产生低效率。换句话说，碳减排政策实施的结果必然导致企业产出的降低，破坏和抑制经济发展。
但是在这三种碳排放交易机制中，美国参与的CDM项目的市场规模已经从2006年的58亿美元降到2010年的15亿美元，Lee等［8］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受到减排项目认证的波动给自己带来越来越高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中国家缺乏减排项目认证，这就必然使得发达国家投资者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CDM项目进行投资，以便谋取超额收益。Emma和Helene［9］指出中国目前主要参与CDM交易。Kang和Park［10］认为CDM项目有助于发达国家从成本收益方面减排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Klepper［11］认为排放交易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需要在后京都议定书时挥作用，并且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激励机制。国内关于碳减排方面文献也较多，如羊志洪等［12］探讨了CDM下，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构建。付丽苹和刘爱东［13］建立了政府与高碳企业间的委托—模型，分析政府征收碳税激励高碳企业实施CO2减排的激励契约。结果表明，政府设计科学合理的碳税税率可实现高碳行业CO2排放总量控制，增强高碳企业实施CO2减排的内在动力，激发其积极主动向低碳企业转型。李莉［14］分析了企业关联交易行为与政府管制的关系。宋之杰和孙其龙［15］构建了研发补贴与污染排放税收下的企业研发模型。檀勤良等［16］在企业的产品需求为随机变量的条件下，分别建立了强制减排机制和税费机制下的企业生产优化模型。杨亚琴等［17］建立了企业在强制减排机制下的生产优化模型，结果表明企业存在超额排放的动机。王双英等［18］通过分析国际石油价格对世界碳交易市场的影响，发现随着国际油价上升，世界二级CDM市场的交易量显著增加，而一级CDM和联合履约JI市场将受到一定冲击，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内部碳交易，而减少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一点也间接验证了Lee等［5］的结论。基于以上文献分析，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配额分配、排放交易、交易效率等方面，并且指出中国目前主要参与CDM交易。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碳交易市场构建、政府的管制激励措施以及企业减排生产优化等方面，缺乏国外投资者对国内CDM项目投资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以碳排放企业新上减排项目，需要投资者的投资为出发点，考虑到企业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构建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旨在研究在信息不对称和排放总量限制下，企业以自身收益的一定比例来换取投资者对本企业进行减排投资的行为。研究假定获得投资主要是用来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对企业来讲，通过获得减排项目投资将能够降低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达到减排目标，赢得良好社会声誉;而对投资者来讲，投资该项目，既实现了企业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同时，也获得了超过这部分资金投资到其它地方机会收益的超额收益。双方如何确定投资比例，以及通过投资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的程度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2问题描述及模型建立
企业以自身利益的一定比例吸引投资者投资减排项目［19］，在排放总量限定的情况下，通过投资者投资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出，是当下企业的追求。由于受到企业规模、能力的限制，以及减排要求，碳排放企业需要刻意隐瞒一些信息，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者的投资。因此投资者往往很难真实把握企业生产经营、收益、财务负债以及道德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只能在企业提供信息基础上，对该项目的投资做出合理判断。在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境下，本文把企业分为高收益和低收益两种类型，并且仅仅知道企业属于高收益还是低收益企业的概率，探讨投资者在哪种情境下投资最有利。如果投资者判断准确，即对高收益企业进行该减排项目的投资，高收益企业收益，投资者也获得高收益的一定比例。如果判断不准确，即对低收益企业进行该减排项目的投资，低收益企业和投资者均收益，但是，与将这些资金投入高收益企业所得的收益相比，损失不少收益，并且还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势必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明确知道该企业属于高收益企业或低收益企业概率的前提下，如果企业以出资比例多少换取投资方的投资，那么，减排项目投资成功与否，主要与企业出资比例有关。通过合理确定这个比例，使得投资者向高收益企业投资获得较高收益，而向低收益企业投资获得较低收益的同时规避风险，同时也促进碳排放企业实现了相应的减排目标，达到共赢局面。本文研究的碳排放企业是以自身收益的一定比例提供给投资者，以换取投资者对该项目的投资。运用信号博弈模型，将高收益企业和低收益企业区分开来，以便投资者对高收益企业进行项目的投资决策，提高投资者的收益，同时，拒绝对低收益企业进行投资，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该信号博弈模型的具体假设如下:(1)博弈的参与方为碳排放企业和投资者(G)，假定二者都是以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人，并且都是风险中性。(2)碳排放企业实际收益有高低两种类型，假设企业知道本身是高收益企业还是低收益企业，企业收益仅与产量呈线性关系，高收益企业的收益用π=mQ1表示，低收益企业的收益用π=mQ2表示。并且Q1＞Q2，Q1、Q2分别表示高收益企业和低收益企业的产量，m为产品的市场价格，假定m为一常数。(3)假设实施该减排项目带来的收益为R。(4)假设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强度为K。结合假设(2)，当为高收益企业时，生产Q1数量该产品的碳排量即为KQ1，同理，生产Q2数量该产品的碳排量为KQ2。(5)为了便于计算，假设两种收益的企业生产成本和固定成本均为0。(6)企业(信号发出方)知道π，并且愿意以S比例的收益去换取投资者的投资。(7)投资者(信号接收方)看到S，但是并不知道π是高还是低，然后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投资。(8)假设投资者拒绝，则由于投资者未投资，投资者把资金投到其它地方，收益率为r，那么投资者收益为I(1+r);如果投资者接受投资，则投资者收益为S(π+r)。其中I为投资金额，结合假设(2)则可得I/m为该投资所带来的产量增量ΔQ，投资后该企业的产量为Q'。信号传递博弈的过程:企业(信号发出方)的类型只有两种，投资者(信号接受方)的策略也只有两种。假定0＜S＜1，文献［3］研究表明，当排放限制明显低于不受约束排量(超过15%)的情况下，实施投资能够降低成本。由于q是投资者判断该企业为高收益的概率，那么上述结论表明当投资者相信该企业为高收益概率较大时，会倾向于接受较低的S，而当投资者不相信该企业为高收益概率，即当q较小时，投资者会倾向于接受较高的S。因此，在这个混同完美贝叶斯均衡中，企业将采取措施使投资者相信有高收益而付出代价，例如提高经营业务的透明度，及时公布年报和企业情况，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等等。这个代价有时候很可能会超出从该项目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而迫使企业放弃该项目。这一点，从对q趋向于1的分析可以得出。相反，低收益企业只要给予足够的S，就能获得投资者的投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也为了确保投资者的投资能够得到相应的S比例的收益，必然要求高收益企业和低收益企业的分离，实现分离均衡。这个分离均衡显然不满足最优帕累托均衡，因为高收益企业得到投资的概率小于低收益企业得到投资的概率，而只能选择放弃这个项目;而低收益企业由于得到投资，提高了投资者投资该项目的风险。这个结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当前一些业绩不好的企业新上项目造成投资者无法收回预期收益以及银行的一些坏账问题，而高收益企业却无法得到投资。但是却能够给当前减排的大目标提供一个用企业收益来换取投资者投资的思路。假定实施减排项目不区分企业收益类型，以下部分利用上面的结论来讨论如何实现减排目标问题。企业实施该项目是通过获得投资I来提高产量，同时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假定未投资时，无论高收益企业还是低收益企业碳排放强度均为K，通过该投资I，在总碳排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强度降低为K'，同时企业产品产量提高到Q'，即KQ=K'Q'。说明一点，该企业受到监管部门减排的要求而实施该项目，导致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不能超过未实施该项目时的碳排量KQ，即K'Q'≤KQ，而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影响，Q'往往达不到，为了便于计算，在这里，取等号，即有K'Q'=KQ。
3结论与启示
篇6
关键词 清洁发展机制；排放交易；核实减排量；“后京都时期”；碳交易市场
中图分类号 X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11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19
根据《京都议定书》关于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的规定，允许负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投资者（包括政府和私人经济实体）向不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GHG）减排项目，据此获得“核实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CERs）”，发达国家可以用所获得的核实减排量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从而形成了一个发达国家用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据此，发展中国家得以被纳入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国作为最大的CDM项目东道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碳市场规则，在分享CDM所产生的可持续发展效益的同时，CDM项目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特别是随着2012年“后京都时期”的到来，国际碳交易市场风险和环境风险逐渐提高，如何正确分析CDM所面临的问题，科学、合理评估国际碳交易市场中CDM的发展趋势，构建中国国内碳交易市场以提高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地位、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1 清洁发展机制在我国的发展及问题
1.1 CDM在我国的发展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巨大的减排潜力和低廉的减排成本吸引了众多发达国家投资者前来购买排放权，CDM在我国迅速发展。截至2010年11月12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已达2 785个；截至2010年12月13日，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已达1 079个；截至2010年12月17日，中国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项目达到1 100个，占全球东道国注册项目的41.94%，位列第一，且明显高于第二位的印度（582个，占22.19%），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1］。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注册项目的年平均预期核实减排量占全球核实减排量的61.70%，位列第一［2］；截至2010年12月17日，中国已签发核实减排量占全球总签发量的53-58%，位列第一。
中国已成为全球核实减排量一级市场上最大的供应国,为平衡全球碳交易市场供需、稳定国际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尤其是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配额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全球作出了实质性的温室气体减排。
由表1可知，我国CDM项目发展的基本情况为：项目众多，但发展极不平衡。从获得批准的类型上来说，获得批准最多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近2 000个，而最少的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却只有4个；从联合国注册的情况来看，虽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仍然占居了注册项目的绝大多数，但注册成功率却不足50%,而11个获得HFC-23分解项目却全部获得注册，4个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有3个获得了注册；从已注册项目的签发来看，不到30%的已注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获得了签发，但HFC-23分解项目全部获得签发；从注册项目估计年减排量来看，虽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数量占了绝大多数，但其估计减排量却只占了40.21%左右，而11个HFC-23分解项目的估计减排量已经占到了总减排量的25.42%。
政策导向和利益驱动是CDM项目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在技术转让和促进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提高就业率方面贡献较大，具有明显的可持续发展效益，因此获批的项目显然较多；HFC-23和N2O分解项目开发成本、风险以及技术改进要求低，单个项目年平均核实减排量数量很大，但是此类项目除对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增加东道国政府财政收入有利外, 对东道国的就业机会增加、区域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并不大，从而出现了表中批准数量少但全部注册成功的情况［3］。1.2 我国CDM发展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国的CDM建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不利于中方企业和国家环境资源的保障，降低了企业CDM项目申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CDM市场的活跃和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1 国内法律体系缺失，欠缺保障机制
根据我国批准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核准的《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以及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定，我国发改委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及《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此外，我国尚无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对CDM项目的运行进行规制。
《管理办法》共二十五条，就CDM项目的许可条件、管理和实施的机构、实施程序进行了概括规定，但只对中方参与企业的义务进行了规定，没有就CDM项目运行本身的监管、认证和评估标准、项目实施中的中方权利、外方权利和义务作出详细的规定。
1.2.2 项目类型集中、周期长，减排潜力发挥不充分
我国的CDM项目数量虽多，但类型非常集中，且注册通过率并不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占了所有已注册项目的近80%，远远高于只占8.34%的节能和提高能效项目；已注册的该类项目中也只有28%已经获得了核实减排量签发，其估计年减排量只占总量的19.95%，温室
气体减排贡献率不高，减排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1.2.3 引进技术缺乏评估，技术类型较少，核心技术少
CDM的运作手段是发达国家用资金和技术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核实减排量，因此，转让减排技术是发达国家应尽的义务，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
首先，缺乏对转让技术额外性［4］的科学评估机制。技术的额外性要求参与CDM项目的发达国家进行实质性的先进技术转让。虽然《管理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应促进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让”，但没有就所转让技术先进性、减排效益等作出可操作的规定，无法对技术额外性进行科学评估。
其次，技术类型较少。我国项目类型集中，相应的技术引进类型也相对集中，不利于核心技术的引进和产业的升级发展。
再次，项目技术含量低。如前所述的HFC-23等项目，风险低且产生的核实减排量数量大,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用较小,因此，即使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限制也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青睐。迄今为止联合国签发碳信用额中的50%左右出自HFC-23项目［5］。表1中我国目前的11个HFC-23项目也全部获得了注册和签发。
1.2.4 中介服务机构少，政府指导欠缺，核实减排量价格低廉，市场地位被动
中国CDM项目众多但大部分参与企业缺乏运作CDM项目的经验，相关的专业咨询、服务等中介机构少，缺乏项目申请、谈判、运作等方面的专业指导和政府部门引导，使得我国企业在CDM项目运作中往往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常以低廉价格出售核实减排量，结果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商业利益，使其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降低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2 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与我国CDM的风险与防范2.1 当前国际碳交易市场中CDM的发展情况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全球碳交易市场飞速发展，集中于发达国家之间的配额碳市场，而唯一连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CDM项目市场却呈下降趋势。
2009年配额市场的交易量达73.62亿 tCO2e、交易额为1 228亿美元，均占全球碳市场的85%，而CDM，JI等以项目为基础的市场份额却只有15%，其中CDM一级市场交易量则更是少之又少：2009年CDM市场的交易量仅为2.11亿tCO2e，仅占全球碳交易量的2.4%，较2008年下降了48%，交易额仅26.78亿美元，仅为全球碳交易额的1.9%，较2008年减少了59%［6］，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占据了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主体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碳交易的初级市场，参与程度不高。
由于我国减排成本的不断提高，市场份额近年来已经有所减少。根据报告分析，在全球CDM一级市场中，2008年中国的份额为84%，但在2009年，这一数据下降为72%；而非洲及中亚地区发展迅速，市场份额均翻了1番［6］。可见，发达国家开始将CDM项目逐渐向减排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
从本质上说，CDM项目是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发达国家内部并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减排。因此，碳交易市场增长而CDM市场份额的下降，一方面可以说明发达国家整体上所作出的减排努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成本在不断提高，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减排潜力的发挥和技术的引进，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碳交易利润。对于占CDM市场份额主导的我国来说，这一不利影响更甚。
2.2 2012年“后京都时期”到来与我国CDM面临的风险
《京都议定书》的法律效力将于2012年到期。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坎昆会议的情况来看，延续《京都议定书》的效力或者制定新的国际减排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2013年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所允许使用的碳信用额类型尚不明确，使得全球共同行动对抗气候变化的前景并不明朗，2012年之后的CDM交易风险日增。
2.2.1 “后京都时期”到来，我国CDM市场风险性提高
2012年“后京都时期”的不确定性，使整个CDM行业都更加谨慎，投资方谨慎投资，买方谨慎出手，导致了CDM注册项目的减少［7］。作为最大的CDM一级市场出让国，中国CDM市场必然受到冲击，且这一冲击已经开始显现。
碳点公司（Point Carbon）对2012年后市场的调查显示，各类买家已经开始回避来自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巴西）的碳信用额并逐步倾向于更不发达地区［5］。此外，发达国家也慢慢趋向于投资国内碳信用市场以避免投资发展中国家CDM项目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法国国家储蓄银行(Caisse des Depots)的下属部门CDC Climat公司已经投资6 000万欧元参股投资法国国内减排项目的碳基金，而这一公司今年早些时候的调查则表明：52%的碳基金不会购买2012年之后产出的碳信用额，愿意购买的只有25%，另有19%尚未做出决定或不愿意表明倾向［5］。
当然，也存在乐观的声音。法国世佳碳资产总经理史蒂芬•柯林（Stephane Colin）预测,在30%的减排目标下,欧盟碳市场的需求会持续走高,尤其是在2013-2020年，排放交易计划第三阶段需求巨大,而第二阶段结束（即2012年底前）时碳价即可爬升至20欧元以上,催生10.4亿 t 的碳交易市场［8］。这就意味着，面对巨大的减排压力和较小的减排潜力，欧盟势必求助于境外碳信用额度，这对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契机。
2.2.2 市场地位被动，“碳政治”将阻碍我国市场发展
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最低端，在当前碳市场中的受益相当有限。2009年全球碳市场中，完全由发达国家参与的配额碳市场占全球碳市场的85%，而发展中国家目前能够参与的CDM一级市场的份额不足全球碳市场的2%，且未来发展完全受制于配额碳市场的规则［6］。发达国家利用掌握的市场地位、规则制定权和价格制定权，以低价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经过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碳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9］。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减排的廉价工具。
我国是CDM一级市场的最大供应国，这也意味着我国受到发达国家市场限制更多、承担CDM市场风险的可能性也更大。无法直接参与国示碳交易二级市场、无自身市场规则，导致我国在碳交易市场中的地位被动、成为核实减排量价格的接受方，CDM市场的进一步变化和动荡必然对我国的CDM项目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碳政治”的作用也让我国的CDM项目发展阻碍重重，不容乐观。从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开始，中国的风电项目就屡屡遭拒，共计有近百个项目被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审核理事会（EB）拒绝通过。我国的大水电CDM项目也进入了欧盟拒绝的视线，反映出碳交易过程中政治力量、国家利益与市场交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反映出掌握碳交易上游机制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利用CDM机制取得成就的疑虑。
2.2.3 “碳泄漏”加剧与环境资源减少
碳泄漏是指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设立减排义务的情况下导致不设立减排义务的国家和地区排放增加的现象。随着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减排目标的提高以及CDM项目的逐渐减少，尚未建立国内强制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碳泄漏的危害将加剧。我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设定国内强制性减排义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无疑是重新部署生产、投资和进口商品以实现其国内减排需求的有利选择，而对于急欲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非常具有吸引力。例如，根据欧洲环境署的报告，欧洲一直在向国外转移碳排放污染的证据已经十分明显：截止2009年底，欧盟27个国家的排放已经比1990年减少了17%以上，然而，欧洲进口产品的内涵排放，即欧盟国家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排放增加幅度却已经超过40%［10］。
此外，虽然目前我国尚不需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将来也不需承担减排义务。我国的CO2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为：至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可以肯定，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较大。一旦将来我国需要受到国际强制性减排义务的约束时，则必将面临减排能力下降减排成本增加的局面，从而影响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竞争，并进一步阻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总体来看，根据当前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的前景，我国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势必增加我国碳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进一步利用发达国家技术与资金的可能性也正在变小，CDM的未来发展仍然是个未知数。以现有CDM发展经验为基础，构建国内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自身的排放权交易规则、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成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清洁能源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 我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
排放交易市场的构建牵涉的问题很多，包括国家总量控制政策的确定，排放配额的确定以及分配，对排放的监测核实，对交易市场的管理，责任机制等，对此，我们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3.1 构建较完善的碳排放交易法律体系和运行机制
如前所述我国尚未在国家法律层面对CDM进行调整，也没有设定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和交易规则的法律、法规制度。因此，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必要的法律支撑体系：
首先，可以对现行《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物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将构建碳交易市场的内容纳入其中。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降低了立法的成本。美国的“酸雨计划”即是在《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基础上得以建立和运行。
其次，或者通过制定新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实施细则》等专项法律法规，对减排行动作出法律上的认可，对减排活动所产生的利益作出法律上的确认和保障，对排放权交易规则、程序作出规定。目前，我国发改委制定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即将出台［11］，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专项立法的作用。
第三，仿效欧盟、丹麦、英国的做法，直接制定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计划”，从而单独设立排放交易的运作体系，构建完整的排放权交易市场。
3.2 市场模式选择
在国际上，碳排放交易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强制减排交易，另一种是自愿减排交易。
3.2.1 强制减排市场
目前我国尚无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没有量化的上限，买方就缺乏购买的动力。据权威机构预测，直至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都将不会出现排放上限，因此，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要求来看，实施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仍然为时尚早，短期内构建强制减排交易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2.2 自愿减排市场
自愿减排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发展的情况并不乐观。自愿减排是在没有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企业出于社会责任自愿购买减排指标，即依靠企业的自觉性。这一市场的问题在于，自愿减排行为和需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很难形成规模性的市场［12］。
对于自愿减排市场来说，应当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必须构建一个自愿减排交易体系。这是自愿减排交易的基础和平台。我国首例自愿碳减排与国内最大的自愿碳减排市场都在上海形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基本建立了与国际同等水平的自愿减排交易系统，这为进一步拓宽自愿排放市场打下了基础［13］。
其次，设定统一的自愿减排标准。目前全球同时存在多个有影响的标准，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包括项目认证的标准、认证机构的标准等。构建我国自主的统一减排标准，积极参与国际交易规则的制定，减少配额之间较大的价格差异，从而使碳交易市场稳定和扩大，并逐步走向规模化。2010年10月19日，在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正式的《中国自愿碳减排标准》，是我国参照国际规则自主研发的首个完整的自愿碳减排标准体系，通过这一标准审定与核查的碳减排量将具有国际权威性，为国内外市场所认可，为建立统一标准的中国自主自愿碳减排交易市场打下了基础［14］。
第三，建立统一登记、核算机构。目前来说，整个自愿减排市场缺乏一个统一的登记系统，这可能会导致一个项目可能根据多个认证标准多次申请减排指标，加之交易的透明性差，减排指标的转让并不公开透明，可能造成一物多卖的情形，影响市场的健康发展［12］。
3.2.3 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体系
首先，建立专门管理与监督机构。配备环境科学、经济学、法律等专门人才，特别是熟悉国际碳经济市场规则的人才。由专门机构制定具体的交易实施规则，并为排放交易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交易信息，监督交易行为，对违法交易等进行惩罚等。同时，管理机构应当积极培育排放交易中介机构，活跃市场。
其次，建立排放监测系统、交易信息和交易监测系统。建立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对排放数据进行科学、合理的监测和审核；建立交易信息系统，及时和更新交易信息，提供信息咨询；建立违法排放和不实数据记录系统，并对交易进行跟踪监督和管理，维护市场秩序。
4 结 论
我国CDM发展受制于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定价机制、交易规则和运行制度，处于市场的低端，但无疑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2012年“后京都时期”的到来，国际碳交易市场和“碳政治”的风云变化，我国市场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
由此，以我国现有CDM为基础，建设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增强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保障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商业化的盈利目标，成为我国当前的必然选择。当然，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进行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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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of Carbon Trading Market in China
YANG Zhihong1 JU Meiting1 ZHOU Yipu2 WANG Qi1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National Marine Dat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ianjin 300171, China)
篇7
关键词：碳金融市场；京都议定书；国际碳金融市场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6－0056－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6.15
一、引言
碳金融市场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的总称，由于二氧化碳在其中占绝对地位而得名。这一市场既包括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包括那些开发可产生额外排放权（各种减排单位）的项目的交易，以及与排放权相关的各种衍生产品交易。该市场的产生主要受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的推动。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该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交易规模逐年成倍增长。大量资本的介入在推动碳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对环保和气候控制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各国的发展程度和水平不一，21世纪以来，围绕温室气体排放权数量和交易的问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声音，为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二、碳金融市场的源起
碳金融交易产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1992年6月，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设定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目标。1997年有关国家通过《京都协议书》成为具体的实施纲领。规定至2012年，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和加拿大削减6%。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机制，即联合履约、国际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交易机制。这三种市场机制使温室气体减排量成为可以交易的无形商品，为碳金融的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其还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来降低各国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即联合实施机制、国际排放权交易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交易的清洁发展机制。根据联合实施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录一名单中的国家之间可以交易和转让减排单位；国际排放权交易则是附录一国家之间针对配额排放单位的交易；清洁发展机制则涉及附录一国家和非附录一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易，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投资或直接购买方式来获得核证减排单位。
三、国际碳金融交易的市场体系
《京都议定书》颁布之后，一些国家、企业、以及国际组织为其最终实施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加拿大的气体排放计划、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交易所、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这些交易体系的建立推动了国际碳金融市场最初的发展。2005年1月，欧盟正式启动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由欧盟成员国和政府设置并分配排放配额。此外，欧盟还允许受管制的企业通过使用核证减排单位来达到管制要求。尽管美国仍未加入《京都议定书》，但一些州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并联合建立起了限额交易机制。2008年，由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组成的地区间温室气体动议开始投入运行，并制定了相应的减排目标。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国际碳金融市场体系的迅速发展。
（一）市场结构
碳金融市场可以分为基于配额的市场和基于项目的市场。基于配额的市场原理为限量――交易，即由管理者制定总的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参与者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配额的买卖。基于项目的市场原理为基准――交易，在这类交易下，低于基准排放水平的项目或碳吸收项目在经过认证后可获得减排单位，受排放配额限制的国家或企业可以通过购买这种减排单位来调整其所面临的排放约束，这类交易主要涉及到具体项目的开发。这两类市场为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以此为基础，相关的原生产品（碳排放权）和衍生产品交易也随着发展起来。
基于配额的市场具有排放权价值发现的基础功能。配额交易市场决定着碳排放权的价值，配额多少以及惩罚力度的大小影响着碳排放权价值的高低。配额交易创造了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当这种交易价格高于各种减排单位的价格时，配额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就会愿意在二级市场上购入已发行的减排单位来进行套利或满足监管需要。这种差价越大，投资者的收益空间越大，对各种减排单位的需求量也会增加，从而会进一步促进新技术项目的开发和应用。
（二）市场参与者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分为供给者、最终使用者和中介等三大类，涉及到受排放约束的企业和国家、减排项目的开发者、咨询机构以及金融机构。
项目开发者与供给者进行减排项目的开发，各种投资基金寻求机会，或购买某个项目的原始排放单位，或直接投资某个具体项目。而技术开发或转让者专门从事减排技术的研究，向项目开发商提供可达到减排目标的技术。排放权的最终使用者是那些面临排放约束的企业或国家，他们根据需要购买排放权配额或减排单位，以确保达到监管要求，避免遭到处罚。最终使用者对减排单位的需求推动了项目交易市场的发展。中介机构具体负责项目申报，对项目实际排放情况进行定期核实。已发放的减排单位可以进入二级市场上交易。金融机构通过运用结构性工具为项目融资，或对冲项目所涉及的风险。监管者负责制定减排单位的认证标准和程序，并对所申报的项目审核。在二级市场里，商业银行、资产管理者、保险公司扮演者重要角色，如促进市场流动性的提高，提供结构性产品来满足最终使用者的风险管理要求，通过对远期减排单位提供担保（信用增级）来降低最终使用者可能面临的风险等等。
（三）交易工具
目前，碳排放权中的原生交易产品以及与排放权相关的远期、期权等衍生产品是最主要的交易工具。
1.排放权产品。排放权是原生交易产品，或叫基础交易产品，主要从事远期和期权交易。这些产品在减排量上是相同的，都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度量温室效应的基本单位。
2.衍生产品。这主要包括：应收碳排放权的货币化、碳排放权交付保证、套利交易工具、保险/担保、与碳排放权挂钩的债券。应收碳排放权的货币化，其原始交易属于远期交易，回报来源于其项目成功后所获减排单位的转让。为提高流动性，有些减排项目协议允许投资者将未来可能获得的减排单位进行证券化。碳排放权交付保证是指在原始交易中，由于项目的成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投资人和贷款人面临风险。因此，一些金融机构为项目的最终交付提供了担保，从而降低了投资人的风险。不同的碳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工具不同，因此市场上存在一定的差价[1]。这种差价及其变化会产生一定的套利空间，因此利用市场差价进行套利的空间加大，套利期权工具等随之产生。项目交易中存在很多风险，因此需要保险机构或担保机构的介入，进行必要的风险分散，有针对性地向项目投资人提供担保。与碳排放权挂钩的债券是指在碳金融交易中，投资银行发行与减排单位挂钩的结构性投资产品，其支付规模随减排单位的价格波动而变化。
四、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
作为新兴的金融市场，碳金融交易市场在近几年发展迅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5年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100亿美元左右，至2008年已达到1260亿美元，4年时间里增长10倍左右，其中基于配额的交易规模远大于基于项目的交易金额。2008年基于配额的市场交易额为920亿美元，大约占全部碳金融交易总额的74%，基于项目的成交额为72亿美元。此外，远期和期货交易的二级交易市场也发展迅速，2008年该市场的交易金额为260亿美元，是2007年的5倍，占全部碳交易总额的21%。
（一）基于配额的市场
2008年《京都议定书》进入实施期，碳金融市场主要涉及国家间的碳排放交易开始正式投入运行，全年成交额为2.1亿美元；另一个以政府管制为基础的配额交易机制也在2008年开始运行，全年成交金额为2.4亿美元。此外，由参与者志愿成立的配额交易机制（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新南威尔士交易所）的交易额分别为3.09亿和1.83亿美元[2]。在所有基于配额的市场中，欧洲交易排放体系占绝对地位。2008年该体系交易总量为919亿美元，占配额交易市场比重达到99%，大约占全球交易总量比重73%左右[3]。但从成交量上看，其是目前最重要的碳金融市场，其价格和成交量是国际碳金融交易的重要指标。
（二）基于项目的市场
原始CDM市场交易的对象为Primary CERs，截至2008年其交易额为65亿美元，占全部基于项目交易的90%，发生于发达国家之间的JI项目交易金额为2.9亿美元，此外，自愿市场的项目交易金额为3.97亿美元[4]。从供需结构上看，欧洲是主要的需求方，这主要是与欧盟的严格配额管理有关，在2008年的成交额中，欧洲购买者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超过了80%，其中90%是由私人部门购买。在原始的CDM市场的卖方，中国占绝对的比重。在2002至2008年间，中国占所有签约CDM交易额的66%，而在2008年中国的市场份额占到了84%，远远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
五、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尽管近年来碳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金额增长迅速，但目前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依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给其未来的发展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一）市场分割
目前国际碳交易绝对多数集中于国家或区域内部（如欧盟），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多种多样，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众多的交易所；既有由政府管制产生的市场，还有参加者志愿形成的市场。这些市场大都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发展起来，而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排放配额的制定及分配方式、受管制的行业的规定、是否接受减排单位、如何认定减排单位经及交易机制等等，导致不同市场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跨市场交易，形成了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
（二）政策风险
1.国际公约的延续性问题产生了市场未来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京都议定书》在2008年正式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际碳金融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但《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期仅涵盖2008―2012年，各国对其有关规定仍存有广泛争议。目前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在2012年之后是否会延续还尚示可知，这种不确定性对形成统一的国际碳金融市场产生了最大的不利影响。
2.减排认证的相关政策风险可能阻碍市场的发展。在原始减排单位的交易中，交付风险（即减排项目无法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是最主要的风险。而在所有导致交付风险的因素中，政策风险是最突出的因素。由于核证减排单位的发放需要由专门的监管部门按既定的标准和程序来进行认证，因此即使该项目获得了成功，其能否通过认证而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具有不确定性。从过去的经历来看，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稳定，以及政策意图的变化，有关认定标准和程序一直都处于变化中，而且由于项目交易通常要涉及到两个以上的国家，除需要符合认证要求外，还需要满足项目东道国的政策和法律限制，这就使得政策风险变得更加突出。
（三）交易成本巨大
在目前的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尤其是基于项目的市场中，较高的交易成本也对市场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基于项目涉及到跨国的项目的报批和技术认证问题。为此，监管部门要求指定运营机构负责项目的注册和实际排放量的核实，所涉及的费用较为高昂。此外，由于目前缺乏对中介机构（即DOE）的监管，有些中介机构在材料准备和核查中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这无形中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不利于项目市场的发展。
六、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发展前景研究
总体上看，国际共识的形成以及国际合作的强化将有助于扫清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的障碍，对其进一步快速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国际合作的层面上，由于各国的利益诉求不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可能会存在分岐。比如是否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进行限制？如何确定各国的排放目标？如何设定统一的监管制度？诸如此类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出结果，国家间的争执在所难免。尽管如此，这些分岐的存在并不足以改变全球合作的趋势，国际碳金融交易或许将很快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一个对管制高度依赖的市场，国际碳金融交易市场存在诸多的缺陷，在根本上源于国际合作的不充分，各国在减排目标、监管体系以及市场建设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市场分割、政策风险、以及高昂交易成本的产生。因此，要扫清未来发展的障碍，各国统一认识和加强合作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种种迹象表明情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对减排问题的态度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逐渐趋于一致。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许多重要的工业国家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并未签字通过该项合约。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些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2007年12月，澳大利亚签定了《京都议定书》。在美国，尽管布什政府拒绝签署该协议，但一些州政府在2008年志愿联合建立了气体排放体系，尝试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积极支持减排，并推动了有关的立法进程，对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欧州，欧盟继续延续积极减排的态度。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安排中，欧盟继续逐步加大减排力度，承诺至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20%，并将减排限制扩大到更多的行业。
我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中国政府已郑重向全世界宣布：至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大约达到15%；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和13亿立方米。我国在提出上述目标的同时，还提出要把绿色发展作为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体系和学习碳排放计算方法是落实控制目标要求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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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碳交易发展遭遇三大难题
作为新兴的金融市场，碳交易市场在近几年发展迅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全球碳交易总额已达到1260亿美元，为2005年的10倍多。其中，基于配额的交易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2008年，基于配额的市场交易额为920亿美元，占全部碳金融交易总额的73％左右：基于项目的交易成交金额为73亿美元。此外，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基础，从事核定减排量(CERs)现货，远期和期货交易的二级交易市场发展迅速，2008年，该市场的交易金额为260亿美元，是2007年的5倍，约占全部碳交易总额的21％。
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全球清洁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并逐渐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机制。不过，就目前来看，国际碳交易市场依然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这给其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市场分割，目前国际碳交易绝大多数集中于国家或区域内部(如欧盟)，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多种多样，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众多的交易所：既有由政府管制产生的市场，也有参加者自愿形成的市场。这些市场大都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发展而来，而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排放配额的制定及分配方式，受管制的行业的规定，是否接受减排单位，如何认定减排单位以及交易机制等，导致不同市场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跨市场交易，形成了国际碳交易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
政策风险。首先，国际公约的延续性问题是市场未来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京都议定书》在2008年正式实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际碳交易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但是，《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期仅涵盖2008～2012年，各国对其有关规定仍存有广泛争议，目前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在2012年之后是否会延续还尚未可知，这种不确定性对形成统一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产生了最大的不利影响。
其次，减排认证的相关政策风险可能阻碍市场发展，在原始减排单位的交易中，交付风险(Delivery Risk)，即减排项目无法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的风险是最主要的风险，而在所有导致交付风险的因素中，政策风险是最突出的因素。由于核证减排单位的发放需要由专门的监管部门按既定的标准和程序来进行认证，因此，即使项目获得了成功，其能否通过认证而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从过去的经历来看，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稳定，以及政策意图的变化，有关认定标准和程序一直都处于变化当中，而且，由于项目交易通常要涉及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认证减排单位的国家和具体项目所在的国家)，除需要符合认证要求外，还需要满足项目东道国的政策和法律限制，这使政策风险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交易成本巨大。在目前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尤其是基于项目的市场中，较高的交易成本也对市场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也包括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基于项目的交易涉及跨国的项目报批和技术认证问题，为此，监管部门要求指定运营机构(DOE)负责项目的注册和实际排放量的核实，所涉及的费用较为高昂，此外，由于目前缺乏对中介机构(即DOE)的监管，有些中介机构在材料准备和核查中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甚至提供虚假信息。所有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加大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不利于项目市场的发展。
国际碳交易前景看好
作为一个对管制高度依赖的市场，国际碳交易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在根本上源于国际合作的不充分。各国在减排目标，监管体系以及市场建设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市场分割，政策风险以及高昂交易成本的产生。因此，要扫清未来发展的障碍，各国统一认识和强化合作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幸的是，种种迹象表明，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从对减排问题的态度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逐渐趋于一致。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许多重要的工业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并未签字通过该合约。不过，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2007年12月，澳大利亚签署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在美国，尽管布什政府拒绝签署该协议，但一些州政府在2008年自愿联合建立了RGGI交易体系，尝试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新任的奥巴马政府积极支持减排，并推动了有关的立法进程。根据目前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的设想，美国在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目标排放水平分别为1990年排放量的96％(削减4％)，68％(削减32％)和20％(削减B0％)，并以此为基础设定排放配额并加以分配和交易。考虑到美国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总额的25％以上)，该法案如果最终得以通过，对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将产生重大的推动。
在欧洲，欧盟继续延续着其在减排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安排中，欧盟继续逐步加大减排力度，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并将减排限制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如航空业)。此外，欧盟还打算在第三阶段时，在配额分配中引入拍卖机制，以提高交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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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前，我国正大力提倡发展低碳经济，而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随着国际碳交易机制的发展，积极开展CDM项目有利于我国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积极发展节能环保事业，促进产业升级与转换。本文基于国内外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情况，着重分析了国内开发CDM项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未来市场的发展指出了相应策略。
关键词：碳交易 清洁发展机制 节能减排
碳交易及CDM项目界定
（一）碳交易的定义与本质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由于发达国家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所以进一步减排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就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很大，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碳交易的本质是希望尝试建立一种市场机制，有效地调节温室气体在全球的排放总量。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时可以采取三种交易机制：一是联合履约（Joint Implementation，JI）；二是清洁发展机制；三是排放贸易（Emissions Trade，ET）。
此外，还有一个自愿减排的市场，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或者机构，由于自身宣传和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购买一些减排量来抵消其日常经营和活动的排放。《京都议定书》生效后，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马万科，2009）。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二）CDM的概念与内涵
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建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CDM的核心内涵是：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则列入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对发达国家而言，CDM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部分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从而推动国家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目前，CDM项目主要涉及五个领域，分别是化工废气减排、煤层气回收利用、节能与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造林与再造林。我国对碳交易越来越重视。现已拥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交易中心，但目前的交易还仅限于节能环保技术的转让交易（张晓涛、李雪，2010）。
全球碳交易背景下CDM项目发展机遇
（一）欧盟积极推动碳交易，全球CDM项目发展态势良好
2005年1月，欧盟正式启动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该体系由欧盟和成员国政府设置并分配排放配额（欧洲排放单位，EUAs）。所有受排放管制的企业，在得到分配的排放配额后，可根据需要进行配额买卖。如果实际排放水平超过其持有的排放配额，企业将会受到处罚。除EU ETS外，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类似的交易平台，如2003年建立的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CCX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一个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机构和交易平台。这些平台都构成了目前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体系。
近年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英国通过“以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的气候政策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美国堪萨斯州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农业收入来源。此外，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看到了碳交易带来的商机，陆续进入该市场，带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新一轮的活跃。
（二）各国节能减排任务加大，CDM项目需求量增加
根据发达国家目前已经提出的到2020年的减排承诺，以及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涉及海外减排的内容（每年允许购买10亿吨减排量），未来发达国家将需要比第一承诺期大得多的海外减排量指标，以完成自身的减排义务，CDM或类似机制会继续成为未来的国际合作减排机制。据世界银行估计，2012年前发达国家对境外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ER）需求量约25亿吨，其中15亿吨靠CDM机制提供，交易额为150亿美元，它将带动750亿美元的项目投资。而大约50%的CDM交易来自中国，这将给我国带来大约375亿美元的投资机会（吴智勇，2008；刘晖、李娜，2009）。
（三）国内CDM项目开发积极，碳信用额度供应量充足
据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的信息显示，截止到2010年3月上旬，我国共有758个项目注册成功，占EB全部注册项目数的36.44%，这些项目的预期年减排量将达2亿吨CO2，占注册CDM项目预期年减排总量的59.36%。2010年我国万元GDP能耗由2002年的2.68吨标煤下降到2.25吨标煤，2003-2010年期间年均节能率为2.2%，可形成节能能力4亿吨标煤，相当于减排10亿吨CO2。节能减排的同时，意味着企业可以将这些减排量转换为CER放在CDM或CCX市场上市交易，这些都会给参与的企业带来不菲的收益。
（四）国内政策推动碳交易市场发展，未来碳交易中心或将形成
目前国内已拥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碳交易中心。未来碳交易市场将向着规范化、法律化、期权化方向发展。我国今后可能会像发达国家一样有减排任务，如果现在以较低价格卖出减排量，今后可能会花高价去买回来。建立气候交易所，将会帮助我国建立一个有着良好的监督机制及规范的交易架构；有朝一日要完成减排任务，就会从这个交易架构中获益。
我国CDM项目发展现状分析
（一）项目审批程序复杂，申请难度加大
随着国内企业申请CDM数量的加大，被联合国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拒绝的数量也在增加。2009年10月，在EB第51次会议上，我国有10个风电CDM项目被拒绝。不仅如此，CDM项目审查也越来越严格、申请的难度越来越大、周期越来越长、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此外，CDM项目必须要履行国内、国际两套程序，经过多个机构审批，复杂的审批程序可能会给最后的结果带来不确定性。根据EB的要求，大多CDM项目要投资后实现减排目标后才能卖减排额，这些投资在审批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很可能落空。
（二）国内碳交易市场不成熟，信息不对称
现在我国CDM的卖家接触到的通常只有几个买家，得到的报价通常都是相差无几。卖方既不了解全球市场供需情况，也不了解其他CDM项目的价格，信息不对称导致最终的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去甚远。因此，CER交货时间、地点、方式、数量、质量和价格都由签约双方议定，信息不透明。此外，缺乏第三方机构也是造成信息不透明的一个原因。按照联合国规定的碳交易流程，企业递交的碳排放指标必须经过指定的第三方机构认证后才能生效，目前联合国委任的第三方机构总共有18个，而我国只有一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外的信息传递机制不顺畅。 （三）价格竞争激烈，卖方议价能力弱
在当前清洁能源机制下，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欧洲市场，企业卖出的排放权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购买，再进入欧洲市场。另外，现在的CDM基本上是买方市场，作为卖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议价能力弱。目前发达国家通过CDM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需求为2亿-4亿吨，每吨的价格在15-20欧元，最高可高达25欧元。在占据全球碳交易85%以上的欧盟碳交易市场，2008年其价格达到每吨23欧元，而同年，我国在EB成功注册的CDM项目平均交易价格仅为8-8.5欧元（曾刚、万志宏，2009）。这之间的利差都被国际二级碳交易市场赚取，而在碳交易一级市场上，在扣除相关费用等之后，利润所剩无几。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我国企业缺乏碳交易定价权，需要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的制度体系。
（四）碳交易市场体系薄弱，政策不确定性较大
首先，碳交易市场未来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国际公约的延续性问题。《京都议定书》在2008年正式实施以来，改善了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分割状态，促进了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但是，《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期仅涵盖2008-2012年，各国对其有关规定仍存有广泛争议。目前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在2012年之后是否会延续尚未可知。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国际市场上一些CDM买家采取观望态度（曾刚、万志宏，2009）。其次，减排认证的相关政策风险可能阻碍市场发展。在原始减排单位的交易中，交付风险是最主要的风险。由于核证减排单位的发放需要由专门的监管部门按既定的标准和程序来进行认证，因此，即使项目获得了成功，其能否通过认证而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推动我国CDM项目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独立碳减排标准，增强国际碳交易话语权
面对碳交易体系缺失，碳交易市场尚未建立的现状，我国已经开始作出积极努力，熊猫标准和碳中和同盟的诞生见证了我国在碳交易上的进步。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北京环境交易所面向全球推出中国首个自愿碳减排标准―“熊猫标准”。该标准借鉴美国杜克法则，大力推动农、林、牧、副、渔业的生态补偿类项目，促进市场向工业补偿农业、城市补偿农村、东部补偿西部、高排放者补偿低排放者的方向发展。“熊猫标准”确立自愿减排量的检测标准和原则，还规定了自愿减排流程、评定机构、规则限定等内容。继“熊猫标准”之后不久，2010年1月，北京环境交易所总启动“中国碳中和联盟”。“碳中和联盟”不仅要求企业“减排”，还要求企业实现“碳中和”，即“不产生正的碳排放”，因此对企业的碳减排能力要求严格得多。这些对我国由被动减排到主动减排，增强企业在国际碳交易中的话语权都有积极作用。
（二）积极发展碳金融市场，加大国际间合作
世界上主要的碳交易市场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包括欧盟的排放权交易制（EU ETS）、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等。我国虽然目前拥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碳交易中心，但距离金融性质的碳交易所还有一定距离。加强国际间合作，增强金融创新，是发展我国CDM项目的有利途径。
（三）加大对企业的宣传，积极发展节能减排项目
CDM项目在我国推广时间不长，企业缺乏对CDM基本知识的了解，国内缺乏编写CDM项目设计文件的专家及单位。目前，在我国推广CDM项目还需加大对企业的宣传，让企业了解温室气体减排贸易的规则和程序，参与CDM和气候贸易的项目培训，清晰准确的了解CDM项目要求、操作流程和国际规范，并按照国际标准准备项目设计文件，从而规避前期风险，提高成功申请的几率。
参考文献：
1.马万科.论碳交易市场定价权[J].现代商贸工业，2009（22）
2.张晓涛，李雪.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特征及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J].中国经贸导刊，2010（3）
3.吴智勇.国际碳交易给节能减排带来的机遇[J].能源研究与利用，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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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6日，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在第七届CFO高峰论坛上表示，在低碳时代，企业必须实现低碳化，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如何通过各种的工具、产品以及手段最小化管理风险，发现机会，提升碳资产价值，应该是碳资产管理的最终目的。
作为中国最大的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北京环境交易所在2009年6月18日与全球最大碳交易所――欧洲的BlueNext交易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了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cDM项目在BlueNext平台上的同步。这为中国的碳交易卖家直接面向全球买家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信息平台。
强制减排是趋势
近几年来国际碳市场发展迅猛。交易量从1998年的1900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将近87亿吨。2009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已经达到144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后，全球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称，中国碳市场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梅德文介绍说，从2005年到2012年，中国碳市场可能都会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减排量交易为主，但CDM只是单向双边场外交易活动，尚不能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国内碳市场。而且整个2009年，中国CDM市场交易量只有13亿美元，还不到全球碳市场的1％。接下来有可能发展的是国家自主减排行动，以及双边合作――NAMA，比如中日、中美、中欧等，这是一个新的产品项目。
CDM是《京都议定书》所引入的3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其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低销额度交易。国内CDM项目需要向发改委申请，并在联合国注册。尽管中国CDM项目总减排量占全球的37.25％，但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数量却很少，落后于印度与巴西；同时，我国在CDM交易中的议价能力也比较低。
中国目前还存在自愿减排(VER)市场。很多企业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公共关系、投资获利、管制预期等动机，自愿购买碳减排量，以抵消其自身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碳中和。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因此产生。
与CDM不同，VER不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准，也不需要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只要能够找到买家即可进行交易。因此VER交易省去了许多中间申请的环节，节约了大量时间一最快大约一到两个月就可能完成交易。2010年6月5日，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交易平台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成立。梅德文在平台成立时表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推动“熊猫标准”(中国首个自愿减排标准)的发展、应用与完善，努力使其成为国家认可的自愿碳减排交易标准。2011年3月29日，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HK，0817)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成功购买16800吨“熊猫标准”自愿碳减排量，这是基于“熊猫标准”所开发的减排项目减排量的首笔交易。
梅德文认为，VER由于市场规模具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只能够起到促进中国碳市场能力建没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国碳市场发展的一次“演习”。但就现状来看，VER市场仍是中同碳市场发展的最佳切入点，可以为将来过渡到强制减排市场做准备。
除此之外，最新的政策动向是特定行业、特定区域(双特)碳交易试点的提出，其本质就是局部总量控制下的碳市场。2012年1月1号起，欧盟将向中国航空公司强制收取航空排放费，这有可能倒逼促进中国行业减排机制的发展。
梅德文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碳市场、碳金融，一定是在强制减排背景与金融背景下的碳市场；中国碳市场将会从CDM市场到VER市场，到双特，再到NAMA，并最终走向碳金融市场。”
碳排查是关键
在低碳商业环境下，企业的碳交易需求已经开始浮现。同时，还催生了一大批碳资产管理服务部门、机构的建立。梅德文介绍说，所谓碳资产管理，比较容易理解的定义是指对《京都议定书》中所涵盖的包涵二氧化碳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进行主动管理，如：碳监测、碳披露、碳减排、碳交易，以及在低碳时代规避风险、抓住机遇、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其他措施。这些行动的自愿或是强制属性，将取决于企业所在的政策监管环境，其目的是获取更大的经营及品牌价值。
碳资产管理一般包括碳检测、治理与战略、碳绩效评估与披露等。梅德文将碳资产管理分为7个步骤：第一是准备工作，第二是摸底监测，第三是设定目标，第四是信息披露，第五是评估改进，第六是实施计划，第七是碳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