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利弊范文

时间:2023-12-25 17:36:3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传媒的利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大众传媒的利弊

篇1

关键词:DNA酶; 比色检测; 催化放大; 生物传感; 铅离子

1引言

当前,重金属污染仍然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已对人体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1]。我国规定:饮用水中Pb2+含量不得高于50 _SymbolmA@_gL。目前,Pb2+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双硫腙比色法、原子荧光法[2]、原子吸收光谱法[3]、气相色谱法、离子交换色谱法、阳极溶出伏安法、微分电位溶出法和极谱法等仪器分析方法[4]。这些方法一般操作复杂、仪器价格较高、且灵敏度有待提高。近年来,许多研究者致力于发展Pb2+检测新方法,如基于生物分子及纳米材料的生物传感方法等[5]。然而这些方法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缺陷,使之广泛应用受到了限制。

核酸、核酸酶探针易于合成,性质稳定,使用方便,已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6]。对于核酸探针,具有代表性的如核酸适配体(Aptamer)[7], 发夹结构的分子信标[8], 以及其它基于DNA构象变化的DNA生物探针[9]。核酸酶是通过体外选择(In vitroselection)得到的一类新型功能核酸[10]。不同的DNA酶可以催化不同的化学反应,包括DNA或RNA的切割连接反应、磷酸化、氨基磷酸酯键的切割等。与蛋白酶相比,DNA酶具有高稳定性,在生物化学和药物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许多DNA酶催化活性需要依赖于特定金属离子的辅助,从而为应用于特定金属离子的检测提供了可能。利用这种特性的生物传感检测已有报道[11~13]。此外,另一种让人感兴趣的DNA酶是由G四股螺旋超分子结构结合血红素(Hemin)而成[14]。它具有过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能够催化氧化双氧水介导的底物体系,如鲁米诺,ABTS(2,2联氮二(3乙基苯并噻唑6磺酸))和TMB (3,3′,5,5′四甲基联苯二胺)。表现出化学发光、紫外吸收以及颜色改变等信号的变化,具有优越的分析应用意义[15]。

本研究将具有不同功能特性的核酸序列组合到一起,发展了一种核酸酶催化放大比色传感平台,并用于Pb2+的比色检测。实验原理如图1所示,将富G核酸序列封闭于发夹结构探针中,当存在Pb2+时,发夹结构探针被切断,释放富G核酸序列,与Hemin结合形成DNA酶,引发显色反应。通过吸收信号的响应即可达到检测Pb2+的目的。

其中探针部分包含17E的底物链序列和构成催化DNA酶的富G序列。探针被设计为发夹结构,以实现对Pb2+的特异性显色。显色体系中所用的Pb2+DNA酶序列为经典的“817”脱氧核酶结构[11],在Pb2+存在下显示出很高的催化切割活性。底物链是一个DNA与RNA嵌合体,剪切位点有一个腺嘌岭核酸核苷(rA),其余碱基全部为脱氧核糖核苷酸。当不存在Pb2+时,也就是DNA酶不切割的情况下,探针的‘Loopstem’发夹结构非常稳定,富G序列由于杂对被封闭,所以不能形成G四链体Hemin复合结构,即不能催化底物发生氧化还原显色反应。当存在Pb2+时,DNA酶切断了发夹结构探针的Loop部分,Loopstem发夹结构被破坏,只有几个碱基配对的双链茎部不能稳定存在,因此释放出富G序列与Hemin结合,形成具有很强过氧化物酶活性的DNA酶,催化ABTSH2O2发生显色反应,反应液的紫外吸收值的变化与Pb2+的浓度相关(图2)。从图2c可见,当不加入Pb2+时,体系仍有很高的吸收,说明17E会与发夹探针的Loop部分杂交,导致探针的Loopstem发夹结构不稳定或被破坏[16],从而释放出富G序列与Hemin结合,形成G四链体复合结构,催化底物进行显色反应,增加检测体系的背景信号。所以,本实验加入Anti17E互补结合17E,以降低检测体系的背景信号。

篇2

关键词:大众文学;精英文学;话语权;颠覆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69-03

目前学界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探讨甚多,基本趋向两种观点:一是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强调大众传播优势和对精英文化造成的冲击力,主张精英们要摈弃“闭门造车”,学会变通;①二是站在精英文化立场批判大众文化的庸俗化、低俗化、娱乐化等弊端,主张大众文化应当由精英文化来引领和规范,强调精英文化肩负着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重任。②近年来两种观点呈现 “中和”趋势,即主张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在强调大众文化传播优势的同时也注意其庸俗化、低俗化、娱乐化的一面;在呼吁精英和精英作品通过大众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同时也强调精英文化的独立性,要求保持其科学性和审美性。随着这种探讨的愈来愈深入和细致化,对“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界定和探讨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界定与划分

大众文学是流行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学,它最大的特点是其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因而它所包罗的就不仅仅是通俗的、可复制性、娱乐性的市民文学,也包含以新形式“包装”的高雅文学与古典文学。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学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一般都与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追求文学形式到内容的纯正性、 规范性, 倡导无功利的审美创作,表达特定生活中的审美理想,呼唤社会的人文精神等。

大众文学冲击着“文学是无功利无目的性的”这一传统或学院式观点,它以消费为目的,满足大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又与文化大生产相关联,影响力相当广泛。大众文学的特点有二:首先,大众文学突破了以往依赖于文本符号的局限,更多借助于文本符号的重新编码,加入“境遇”符号等多元素让读者身临其境;其次,大众不仅是鉴赏者,更是参与者和创造者。以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为例,大众的参与程度确实是以往文学发展所不及的。

大众文化(艺术、文学)与精英文化(艺术、文学)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表现”,是拥有权力话语的阶层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的发言,从文化发展历史事实来看,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划分非但子虚乌有,而且毫无必要。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国的四大名著当时都属大众文化的范畴,但经过若干年后,无一不被奉为精英文化的代表,这就说明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并无实质的划分,真正执着于将精英与大众区分开的,恰恰是以往掌控文坛、制定文学时尚、规范审美趣味、筛选和修订文学经典、控制文学走向的精英们。

精英们力图将文学精致化、高雅化、抽象化乃至将艰深视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以便和大众保持距离。这样的结果使得精英们越来越难以为广大受众理解,精英的学术、精英的创作都成为高不可攀的东西。但在传媒时代,这种局面被打破了,传媒呼唤精英们走出书斋,将曲高和寡的文学经典以大众的方式阐释给大众听,百家论坛、世纪大讲坛就是例子。经典需要大众的理解和传播,精英们也需要获得大众的支持才能捍卫其话语地位。网络技术更是加快了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界限的消泯。网络文学这种自由化、民主式的文学样式,颠覆传统文学的传承和接受方式,它以其独特的超文本表现形式展现出内容的丰富性、文本的多义性、阅读的开放性,充分显示了对传统文学的超越。在网络的世界,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谁也左右不了谁,精英们不能再自诩为大众的“代言者”,大众可以自己“立言”、“代言”,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传统精英文学的权力话语

历史不过是成功者的话语,文学在过去只是精英的话语,而现在,精英们垄断的文学资源(首先是经典文本)变得不再神圣不可得到,精英所依赖的传播渠道也显得捉襟见肘,这个话语拥有者的身份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精英们掌握着文学的知识与技巧,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一种权力,“知识越是被有规律地组织起来,就越有可能让在其中发言的主体根据冲突严格的阵线进行划分,就越有可能使这些如此对立的话语像在总体战略中(这里不仅仅是话语和真理,而且还有权力、身份、经济利益)的不同策略整体那样发挥作用。”[1]这种权力的强大迫使其对立的非精英话语保持沉默或被排斥,如古代小说尽管萌芽很早,但一直被视为“小道”,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2]汉代有九流十家,“小说家”居十家之末,可见地位之低下。古小说被排斥在正统文学的圈子之外,上层文人不屑为之,特别是白话小说,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由于对白话小说的歧视往往弃之不录。在文言小说中,传奇类文言小说也因多属虚构,正史书目也多不予著录,唐宋以来的许多著名文言传奇小说如《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谭意歌传》、《流红记》、《王幼玉记》、《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便多不见于正史书目。这种有意识的筛选符合精英话语规范的作品,淘汰“不入流之作”,成为文人集团或上层精英的共识,他们所需要的是符合其上层身份、维护其文学地位和权力的规范话语,对于通俗的流行的大众文学话语,无论怎么喜爱也只采取镇压、排斥一途。

赋、词的出现和流行就能说明这种改革。从保留大量民歌形式的屈骚到士大夫的赋,从敦煌曲子词的粗糙素朴到文人创造词集《花间词》的雅正典丽,显示的是上层文人对民间文学的吸收和改造。这种改造也进一步强化了权力话语的不可抗力,大众文学没有选择的权力,只有被选择的命运。

敦煌文献记载的民间词,其实是尚未成熟的大众形态的作品,形式上字数不定,韵脚不拘,平仄通押,兼押方音,内容上素朴无华,富于生活气息等,都说明其草创阶段的自由和“不规范”。当唐诗走向极致无法突破创新时,文人不得不从大众汲取养分,转向另一种文体,这种称之为“符合文学内部规律的变革”,实际上是出于“修正”目的以维护自身话语地位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甚至可以说是被迫的。

这种被迫主要表现在对新兴话语和话语拥有者的轻视,如文人改造过的词,仍然地位不高,欧阳修谓作词不过是“以其余力游戏”,“薄妓,聊佐清欢”,可见作词当时虽已盛行,却仍不登大雅之堂,无法与“言志”的诗歌相提并论。因而苏轼对词进一步革新,不仅形式,内容上也大加改造,力图将一切诗歌能表现的东西借由词来抒发,然而事与愿违,苏轼的创作当时并不被人认可,其弟子也认为不合词的“本色”。这种“修正”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文人利用自己的权威性进行了筛选,但筛选的结果只是非精英的文学披上了上层文学的外衣,而无法改变其本质。

除了轻视,这种被迫还表现在对话语拥有者的限制。以柳永为例,底层文人的通俗之作,纵然受到大众欢迎,广为流传,但在上层文人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为与大众话语相区别,力图将言辞表达上层化、贵族化,从晏殊、欧阳修、周邦彦到姜夔,一直在努力。到姜夔,词的改革已臻成熟,词的雅化,将创作群体限制在文人圈子里,使得话语的拥有者限定为少数,于是代表精英或文人集团的话语体系之一的文体特质就显示了这一时代的文学性。

时代留下来的文学集子和作品成为筛选机制下的胜出者,读者无法选择,除非读者本身成为精英或权威,再编纂符合他审美规范的作品,但这种重新编纂仍然是在精英的权力话语规范之内的。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经典的流传首先有赖于经典文本的获得,而面对已经由权力话语筛选过的经典,大众自然只能无条件地接受被保留下来的部分,而忽视被剔除的部分。

三、大众文学对经典的传承

在精英的权力话语下,大众文学显然是不入流的,被高雅文化排挤和压制,但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传媒语境下,高雅文学被动卸下了贵族化的神圣光圈,变得越来越大众、平民,文学精英们也走出书斋,融入市场,借用大众传媒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不妨将传统精英文学与当今的大众文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大众文学对经典的传承利弊。

传统精英文学掌控传播手段和渠道如书本、戏剧、讲演等,读者主要接受的是由精英筛选的文本;与此不同,在传媒时代,受众与经典文学文本之间往往隔着符号、媒介等,这种接受方式可以理解为二重接受。接受的是被改造后的新意象和新文本意义。改造者不仅仅是导演、编剧之类的人,还有更多复杂的意识形态的介入。

传统精英文学接受主要运用的是文本符号,传媒时代则不仅利用文本符号,且更多构建“境遇”符号使得更具生命力,更为大众所喜爱。

传媒语境下的大众文学对经典的承继具有“变相”特点,但总的来说仍具积极意义。

1.利用或保存经典的影响力,使经典更广泛地为大众所接受。不论是对原著的曲解还是解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是利用并保存了经典的影响力。《西游记》等经典文本的不断注释和现代解说如《西游记与中国政治》《唐僧情史》《沙僧日记》等,《西游记》文本不断翻拍成电视剧如《新西游记》等,都会引起受众对西游记的关注,一方面,“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想抛开他人(电视或电影导演)强塞给自己的形象,希望从这些原文的阅读中,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重新塑造自己的主角形象,这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消费。另一方面,受众在对比中会发现原著的艺术性与注解、影视的纰漏之处,在参与批评和重新解说、创作之中,受众的审美能力会得到一定提高。

2.注入了现代意识,更符合时代审美需求。如新版《西游记》注入了很多人性意识,相比老版突出孙悟空的斗争精神,新版刻意描写孙悟空在唐僧的熏陶下变得人性化的一面,如孙悟空被唐僧误会后被赶回花果山遇到徒子徒孙被猎人捕杀,想起唐僧说过“人与妖在呼吸之间”等话语,放了被俘的猎人,这便是突破原著的现代意识。

3.部分意义及精神被保存并传达,显示了经典的超越性。如《解读西游记》《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传》等阐释文本尽管时代视角不同,对于孙悟空斗争精神、保持自我的肯定,由西游记众多角色复杂关系启发人际关系学的思考等都是经典文本中值得传达的部分。

四、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权力话语的颠覆

精英文学面临的最大困境,不仅是在传媒语境下正统文学流于平庸化、通俗化、媚俗化,更是话语权的丧失。因为大众文学是自给自足的,精英则总是面临衰弱和枯竭。精英文学不一定代表大众文学方向,却一定需要从大众中汲取养分,获得支撑,否则将面临干涸和无法承继的困境;而大众文学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接受的程度方面都无须顾虑。当一种大众文学体式无法承继下去时必然会有另一种新兴的样式代替,且这种代替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更显迅速。

从表2可以看出,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的话语权威具有颠覆意义。这种颠覆主要表现在方式、目的、过程及结果几方面,精英权力话语被大众逆向、相反、颠倒的逻辑以及各种形式的戏仿、异化、滑稽改编消解、弱化甚至解构,大众文学的平面化、可复制性是以消解文学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大众文学追求的平民化、平均化无疑与大众不同的审美价值诉求形成悖论。大众虽然不具备话语权力,但以大众为服务对象的传媒却是一种技术权力。大众传媒本身就具引导作用,握有重要的话语权,且它们的范围广泛,影响深入持久,又不需要大众太多的智力与创造参与,这便成为了冲击传统权力话语的最有效的工具。

在福柯的言论中,这种技术权力,“不是针对肉体的人,而是活着的人,针对类别的人”。这种权力使人大众化,使人成为整体,而不是个人,人一旦被归纳为大众,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整体的过程,被这种权力技术所控制。

五、传媒时代下精英文学的定位问题

如何看待这种权力话语的颠覆状况,并正确定位精英文学的发展,许多学者和批评家积极呼吁文学及文学批评要保持其独立性,不迎合传媒的商业性和庸俗化、低俗化;另一方面,又表示不应退守书斋,刻意远离传媒,而要自我开放、“与时俱进”。事实上,就操作而言,这两方面之间的“度”,很难把握。文学作品人文精神的丧失,作家、批评家艺术品格的滑落、大众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等,都是屈从技术权力付出的代价。

对大众文学进行引领和指导,不仅仅是要指出文艺批评家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更应该区分传统文学的批评对象与传媒语境下的批评对象的不同特质,进而明确两种批评不同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原因,从中找到契合点。

第一,我们应当走出将大众文学纳入精英的价值判断体系的误区,不应在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对大众文学展开批评。

第二,不能因为大众文学的内容驳杂而否定其传播中的积极效用及大众化优势,更不能否定大众文学也具有审美特质。

第三,精英文学必须进一步楔入生活,参与传播,发掘现代生活与经典范式的共通点,因为经典不在于载体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内涵和实质。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艾略特曾指出:“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大众文学的迅猛发展不可能动摇经典的传承价值,经过时间的检验,现在的大众文学也有可能沉淀为经典。

第四,精英们不必为话语权力地位的弱化而感到焦虑,精英文学应继续保持审美品位和自我,将阐释的无限可能给大众,由大众分辨和继承。

综上所述,传媒时代到来之前,尽管精英文学掌握话语权,大众文学必须得到精英文化的认可才能上升为权力话语。但大众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影响精英上层对文学的评价,大众无意识非组织的筛选和淘汰制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大众文学的传播方式和旺盛生命力也引起精英上层文学的反思,当一种精英文学走向衰微之时,大众文学往往为之提供形式上的借鉴和内容上的养分。

在传媒时代下,大众传媒加速了精英权力话语的消解,大众文学得到广泛重视。大众文学的兴盛和发展对精英文学具有颠覆意义,大众文学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学话语模式,允许多种话语权的出现,不再有单一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5.

[2]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

篇3

媒介批评是对大众传媒得失的评价和指陈,与新闻理论、新闻史不同,它是对媒介运作利弊的分析。凡是对媒介的论述――无论正面、负面――均属于媒介批评的范畴。自20世纪90年代末,“媒介批评”开始进入我国新闻界,虽然相关研究和实践渐次升温,但新闻界和学界对国内外媒介批评思想缺乏必要的了解,媒介批评学的本土化构建刚刚起步,理论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特别是对国外媒介批评思想的成果,除了偶有对美国的研究文章外,对其他国家媒介批评流派的探索基本空缺,《西方媒介批评史》一书在这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

《西方媒介批评史》全书共分六章,全面论述了西方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新闻界批评媒介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沿革,展现其媒介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研究内容包括:一、的报刊批判,评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位思想巨人对报刊及人类新闻活动的重要的批判性观点;二、美国从党报论战到新闻评议,介绍了美国从建国初期的报刊冲突,走向媒介批评的专业化、行业化的历程;三、英国媒介批评思潮的演变,对欧洲批判学派中的两大巨擎――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进行了梳理,探讨了英国较为健全的媒介批评实践及其理论来源;四、哲学语境下的法国媒介批评思想,重点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巴特、德里达、鲍德里亚等思想界人物媒介批评的观点,揭示了法国媒介批评新思潮的走向;五、北美学院派的媒介透视,以史为纲,以人物为线,论述了施拉姆、席勒、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学者对媒介的犀利批评,透视了媒介垄断和媒介商业化的危害,阐释了媒介形态的发展进程及其社会因素;六、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思想,对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源头、西方中最大、最主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媒介观的哲学基础和批评立场进行了总结。

媒介批评史是社会思想史的分支,本书对西方媒介批评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多有创新。书中大部分章节以人物志作为评述方式,涉及19世纪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大国的思想界、哲学界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论著,将学者的媒介批评理论与业界的批评实践紧密结合,分析其实践的理论基础和生成背景。在各章中,著者对批评媒介文本的研究重视再批判的视角,揭示了媒介批评与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全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分析,对把媒介批评和传播学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和界定。把欧洲媒介批判理论误认为“传播学”,视法兰克福学派为传播学家,这种学术误读似乎非常流行,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但《西方媒介批评史》以实证澄清了这种观点。书中对欧洲媒介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缕析,展示了欧洲思想家如何把媒介作为一个社会批判领域,指出媒介在社会建构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该书序言里指出:“把媒介批评和传播学混为一谈,显然是个误区。马克思的报刊批判理论无论在文章篇数还是内容深度上,都超过法兰克福学派的任何一个学者,如果坚持上面这个误区,把马克思视为传播学家,那就闹出了学术笑话。”

篇4

关键词:美国传媒、公共外交、舆论、媒体

当明星、政客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杂志封面为人生的荣耀时;当人们以ABC、CNN上的广播、新闻为权威,并以此来评判是非、平息争论时;当全球的媒体人都以获得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为终生奋斗的目标时;当人们打开电脑、电视,一集又一集地追着美剧《生活大爆炸》、《越狱》时……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在无形中走上了“被美国化”的道路。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媒体像现在这样重要:“媒体不再是反映现实,它就是现实”,而美国在其中不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还引导着媒体的趋势和导向,进而影响着世界的发展。美国这位宣扬独立、民主的“自由女神”一开口,世界舆论风向便随之转变。

美国,这个由十三块英属殖民地发展而来的超级大国,是怎样在风雨动荡中展开自己的媒体外交的?又是怎样在纷繁的时代中,一步步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从美国媒体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和美国媒体业的发展过程,可以初见端倪。

一、美国的“信息自由流动”政策和“文化帝国主义”

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永远是最重要的命题之一。美国无疑是最善于利用媒体的国家,但显然,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美国媒体的崛起约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那时出现了几件大事,比如普利策奖、进步主义运动等,特别是进步主义运动,媒体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媒体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完成。自此以后,整个美国社会从政府、团体乃至各种社会组织都开始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美国总统也坚持捍卫媒体的权利,因为他们始终坚信,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成熟的媒体。艾森豪威尔曾说“在宣传上花1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由此可见,无论在战争还是政治中,无论是作为追逐利润的行业还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美国媒体和权力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不分你我的“共生”关系。

正是看到了话语权在国际舆论上的巨大威力,以及美国媒体长时期发展以来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媒体产业无疑成为美国资本、文化向外扩张的重要载体。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媒体和权利的“共生”关系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意味着:美国媒体成为了世界信息单向流动的干渠;媒体是美国被指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也是美国对外施展“公共外交”的利器。

正如物质世界体系中的“全球化”一样,在互联网出现并广泛应用的今天,信息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此条件下美国所提出的“信息自由流动”政策,表面上是对言论自由、社会民主所做的推动,实质则是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信息产业在“信息全球化”的旗帜下,向世界市场进军并掌握世界话语权的过程。

正如经济发展中“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越拉越大的差距一样,信息流通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贸易往来处于结构性的巨大不平等的条件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庞大信息产业开放国内市场,显然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这只能意味着它们在信息流动中被彻底解除自我设防,而沦为核心国家信息生产和输出链条下的附庸,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被核心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所主宰。

希勒称这一现象为“文化帝国主义”,即一个社会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的总和,以及这个社会中的主导阶层如何被吸引,迫使,甚至有时以贿赂的方式,使该社会的制度适应甚至主动促进世界体系的主导中心的价值和构成。

美国政府及媒体在“信息自由流动”的旗号下,正在进行着“文化帝国主义”软侵略的实质,而美国的“公共外交”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

美国政府很早就开始在世界事务中有意识地运用它的“信息加工和传播能力”,为其他国家利益服务。这种由政府进行的国际性的“信息传播”被称为不同于传统外交的“公共外交”,是现代政府公共关系的一部分。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宣布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就是美国早期对“公共外交”成功运用的一个例子,它曾有效地影响了世界舆论,为正在上升的美国塑造了一个积极和平的形象。

美国国务院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资助以影响他国舆论的项目,其主要手段包括出版、电影、文化交流、及电视广播。因此,“公共外交”的对象除了传统外交的对象——国家政府外,主要目标是国外的公众。

由此,在政府与媒体的联合推动下,美国通过“信息自由流动”和“公共外交”逐步侵入他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其在世界传媒界不可撼动的领头位置,顺理成章地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

二、美国媒体的“个人魅力”

任何事物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虽然美国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和“公共外交”的模式向外国输出其思想意识形态,并以此控制世界话语权的做法有其霸权主义因素,但如果单靠这种强制性的方式推广其思维,必定会遭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反抗。可事实是,世界各国不但没有反抗,而是乐意接受这种“美国式”传媒思维的影响,更有的将美国视为世界舆论的话语权,并以其看做标杆式的导向,指导本国国内新闻媒体的发展。

这一现象的出现,还要归功于美国媒体自身的“个人魅力”。

为了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更多的公众青睐、更多的影响力和议程设置权力,媒体就需要在赢得信任感、增加吸引力、强化依赖感和提高服务性等方面下工夫,这也就是美国媒体赢取话语权,获得“个人魅力”的四个核心要素。想要做到这四点并不容易,但美国媒体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民主熏陶,以成功达到上述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国承认美国话语权的原因。

美国的新闻界与政治虽是共生关系,但其还是对民主的发展还是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黑幕揭发运动”和“水门事件”就是媒体公共责任的优良体现,通过此类事件,媒体不但赢得了民众的信任感,还提高了对社会、民主的服务监督性。

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的“专业化”是市场化带来的“最佳的副产品”。宣传其实是一种政治,政治离不开媒体,商业同样离不开媒体,而这种“被需要”就强化了政治及民众对媒体的依赖性。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时,美国经济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无论从政还是经商,谁顺应民意,乐于向公众坦白,谁才能赢得话语权,这也让媒体与权力方有了相互制衡的监督关系。所以,《纽约时报》记者艾维·李(Ivy-Lee) 的“说真话”、“讲实情”、“凡是有益于公众事业,最终必将有益于企业或组织”,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美国对当今世界话语权的掌控局面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霸权性的“文化帝国主义”,还是美国媒体自身的优良品质,都成为其文化“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美国化”的世界舆论导向利弊参半,如何将世界舆论外交推向更好的层面,仍需各国加强沟通、携手共赢。(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美国传媒文化》,主编:端木义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1

[2]《美国公共外交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刘建飞,选自《新远见》2005年05期

[3]《美国公共外交分析》,冯敬鸿、陈得印,选自《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1期,2007年1月

篇5

关键词:纪录片;大众文化;叙事风格;故事化;大众化

从字面上来看,纪录片(documentary)这个词源于法语“documentair”,意思是“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后来演变为名词。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是1922年美国人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而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在1926年评论纪录片《莫阿拿》的时指出这部影片中对一个波利尼西亚青年的日常事件所做的视觉描述,具有文献的价值,从而引起了“纪录片”这个概念。也有学者以“纪实影片”来涵盖包括纪录片、专题片、科教片在内的影片类型,以及国际上常使用的纪录片、纪实电影、民族学电影、人类学影片、战时宣传片、探险影片、真实电影、直接电影,以及非虚构影片、非情节(剧情)影片等类型。[1]

对于纪录片的定义并没有确切的标准,我们可以认为,纪录片是影视节目形态中对某一事实或事件作及时报道的非虚构节目,它直接从真实生活中采撷素材,直接拍摄真实环境里、真实时间中发生的真人、真事;以采访摄录来代替虚构,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用挑、等、抢的摄录方法完成的叙事报道,给人以信息交流和审美享受的影视片。

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特点:第一,商品性。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第二,通俗性。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第三,流行性。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第四,娱乐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第五,依赖性。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2]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性就是其叙事风格。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纪录片的叙事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故事化叙事

早期纪录片的创作离不开新闻创作的影子,注重作品的真实性,这点是符合纪录片创作原则的,但是新闻创作过程中的对社会教化的功能也或多或少地呈现在作品里,这显然是不符合纪录片创作的特点的。随着电视观众对影视节目的“多元化”需求,不少纪录片的创作者开始追求作品创作手法和叙事方式的多样化,首先被创作者认识到的便是故事化的叙事方法。故事化的叙事模式首先是便于观众对作品的接受和理解,从作品开始背景的交代就能吸引住观众的眼神,而且现行许多故事化的纪录片经过一定的处理都具备了许多影视剧的元素,这种做法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圆明园》在故事化叙事方面较为出色。《圆明园》则有了完整的故事构架。郎世宁和麦基两个线索人物穿起了圆明园修建、扩建以及被毁的全过程,加之首尾都用了雨果的文章做旁白,这个完整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影片故事化的整体效果。创作者们对影片主要线索人物郎世宁的选择是成功而独到的。郎世宁是影片的重要人物,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故事化的叙述者,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和异域观察者的视角,自然对观众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另一个线索人物选择传教士麦基也秉承了这一特点。两个外国人的“外国口音”也造成一种自然的离间效果。这种以有亲身经历的“他者”的视角讲述圆明园的历史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历史评判的“主观性”,而保存至今的日记、信件更使观众产生信任感。《圆明园》故事化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历史人物性格的塑造。与之前的历史纪录片比较,如《故宫》中历史人物出现时是模糊的、“意象”化的,而圆明园中的人物则是“具象”化的,甚至是有性格的。与圆明园有关的康熙、雍正、乾隆、咸丰四位皇帝是主要人物,每位皇突出了其性格的一个方面。这一性格是经过编导们精心选择了的:康熙的开明、雍正的勤奋、乾隆的自大以及咸丰的懦弱都是与圆明园的肇建、扩建以及毁灭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创作者们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是有的放矢的,仍然是服务于主题的,并没有因其追求故事化而远离主题。[3]

2 悬念的营造

影视剧往往因为题材的曲折变化和戏剧性的冲突而存在悬念,同样对于纪录片作品来讲,为了吸引受众,也需要一定的悬念。很多带有新闻性报道的纪录片,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因为其题材带有新闻性、故事性,往往以悬念来吸引观众,如疑问,冲突等。悬念的设置要早,很多作品往往在一开篇就提出疑问,以问题开头。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解开悬疑要缓,以造成情节迂回,带领观众进入的解答问题的节奏里,达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再有需要注意的就是悬念的设计要合情合理,在正常逻辑的范围内,不能为了悬念而悬念。

以《新闻调查》为例,演播室主持人:十月初,我们接到新闻线索,在浙江台州一家规模很大的医药化工企业的厂区里,一条普通的下水管道在十几个小时内连续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意外是在下水管道里的墙被凿通之后发生。那么,置人死地的究竟是什么?下水管道里怎么会有墙?又为什么凿通它?人员怎么会发生连续的死亡?十月十四号,我们去往浙江台州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4]在这里,节目以悬念开篇,让观众带着疑问走近节目,在记者的调查寻访之中解开疑问,环环紧扣,节奏感强。

3 情景再现

用“扮演”等虚构的方式将曾经发生过却没有记录下来的情景、事件重现出来,并把它运用到非虚构的电视节目中去,是目前国内许多电视台正广为流行的做法,通称为“真实再现”。

“真实再现”之所以能在纪实类电视节目中找到生存的土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纪实类节目资料的匮乏。这种资料匮乏的状况在电视纪录片中,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纪实类节目,尤其是历史题材的节目中,使用“真实再现”手法对于丰富电视画面,拓展选题范围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对情景再现等叙事手法进行研究和使用的时候,都是在纪录片创作总体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叙事的手法都只是单纯的方式方法,是对剧作的完整和流畅服务的。所以,从根本上讲它的合理使用不会违背纪录片真实性创作原则。也有许多人反对在纪录片中运用“真实再现”,认为纪录片的生命是真实,而“真实再现”会造成对作品真实性的削弱,会剥削观众想象的权利,长久下去,会影响纪录片的真实的品格,失掉观众的信任,进而会导致纪录片的消亡。但是,像《圆明园》这类纪录片原始影像资料极为匮乏,在编导们所能够搜集到的不过是些无影无声的文字资料或者是些连文字也没有的人们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再就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圆明园遗址。如果不能够运用真实再现的手法,难以想象这会是一部怎样的纪录片。《圆明园》运用“真实再现”的手法表现历史史实时,我们看到了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圆明园的缔造者相会于牡丹台,康熙、雍正站在牡丹丛中,看着比牡丹还要矮的少年弘历剑舞飞扬,灿若云霞牡丹飘然散落……[3]

一般,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真实再现”应当遵循几个原则,首先,为了遵循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作品中情景再现的部分必须用字幕、解说词公开说明本段是“再现”、“情景再现”、“故事片资料”等等标示出来,另外,在运用情景再现叙事时,创作者应将再现画面的色调进行处理,处理成一种写意性地表现气氛和意境的效果,而不是写实性地再现过程和细节,在便于观众区分的同时也提高了作品的审美情趣。当然,对情景再现、搬演用量的度的控制也非常重要。

在大众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作为影视艺术作品的纪录片的发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本文是在大众文化视野下探讨纪录片叙事的发展变化,而其叙事风格的变化较为明显,在厘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纪录片故事化、悬念及真实再现的叙事风格。通过其叙事风格的变化可以看出,当今纪录片大众化、故事化、娱乐化的趋向。

参考文献:

[1] 林少雄.纪实影片相关概念辨析及影响“纪实”的几个要素[J].江苏社会科学,2010(6):222.

[2] 深桐.论当代语境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人文精神[D].东北师范大学,2010.

[3] 王丽.故事化《圆明园》成功的秘诀[J].电影文学, 2008(7):88.

[4] 孟祥燕.大众文化语境下纪录片叙事风格的转型[D].东北师范大学,2010.

[5] 司徒兆敦.中国纪录片创作前瞻[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1).

篇6

关键词:市场;受众;把关人

前言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大众获得新闻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压力使得我国的媒体在操作方法,编辑模式,运营方针等方面都不约而同的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势,从而进一步催生了我国的新闻娱乐化现象。

一、什么是“新闻娱乐化”

新闻娱乐化如今并没有一个准确能够概括它的定义,在国内,目前广泛认可的新闻娱乐化的定义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新闻系主任林晖教授在《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一文中提出的:综合媒介新闻娱乐化的现象来看,就内容和形式可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娱乐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软新闻的潮流。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另一方面,娱乐化就是媒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使硬新闻软化。在内容上,新闻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强调迎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衍变为一味地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

二、新闻娱乐化成因分析

1、受众需求。从受众的内心角度来看,媒体把重大严肃的政治经济新闻转化为富有人文色彩,戏剧性和故事性的软新闻更能引发受众的共鸣,所以各个媒体为争夺观众,不谋而同的以“硬新闻软着陆”的方式进行新闻播报。受众对媒介的传播影响不仅决定着媒介内容的选择、媒介的风格和媒介的改革方向。可以说在一些方面受众的确是是传媒的财富之源和权利之源。时至今日大众对于播报式的硬新闻的确是缺乏关注度和新鲜感,所以连代表着的中央1套晚七点的《新闻联播》节目也开始逐渐的添加一些硬新闻软播报的方式,用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2.市场竞争压力。当下广播电视媒体已经走向市场,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影响,节目的编排、制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媒体单纯的认为只要制造娱乐性便可以提高收视率,收听率,从而导致节目过度娱乐化。

3.“把关人”缺失。当今政府对电视媒体的监管存在低效、不合理、不规范,从而导致在执行监督“把关”上的漏洞,在过度娱乐化现象泛滥时,显得手足无措。其次,行业组织内部进行的管理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行业内部监管体系还没有建构完善,对媒体的监管“把关”仍显不足。

4.媒体的自律下降。新闻媒介的社会控制之一就是媒介自律,而媒介道德的自律下降是造成当下新闻泛娱乐化的重要愿意之一,当今的媒介以及从业人员过度追名逐利,将自律一说早已抛之脑后,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新闻报道的重点放在炒作上,淡化新闻本身所承载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批判功能。

三、新闻娱乐化的利弊

1、新闻娱乐化的利

新闻娱乐化在我国是有着深刻的发展渊源的,也是新闻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作为媒体正常竞争所采用的一种方式手段之一,合理的使用新闻娱乐化手段可以激发人的兴奋点、动情点、能使观众兴奋起来,产生收视欲望,增加收视率。从而促进新闻节目更好的发展,对整个新闻传播产生积极影响。

2.新闻娱乐化的弊

2.1新闻真实性原则遭到动摇。媒体过度的观众受众的需求,导致很多新闻为吸引受众的眼球造成内容虚假,极大程度的破坏了新闻传播中最重要的原则真实性。真实性原则遭到破坏导致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下降,大众传媒承担者社会舆论监督、树立社会典型、文化传承、以及娱乐大众等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也是因为向大众提供真实新鲜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得到大众的尊敬,但是因为新闻媒体过度的追求利益把娱乐化作为自己的核心导致新闻扭曲和失实。

2.2过度娱乐化对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素质和修养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试问如果一个正常人每天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通俗娱乐,暴力,刺激性的新闻,那么这个人的精神素养会有多好,同理长期面对这样的娱乐新闻,那人们的主意不再是国际变化和发展,而喜欢新闻快餐,导致树种对于世界的理解变的简单肤浅。

2.3媒介过度娱乐化带来的反而是固定受众的缺失。每个人在这个社会由于文化层次,收入水平,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角色和分工,娱乐化造成一些固定受众对原本新闻节目的反感,或者有些观众对节目喜好就是严肃而认真的,这样一来从而导致媒体丧失一部分核心观众。

2.4过度娱乐化导致记者责任意识缺失。新闻工作者是有一定的工作修养和职业道德的,许多记者依然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甚至在一些重要新闻中,也出现“旁观者”的心理。只注重“娱乐化”而忽视媒体所肩负的责任,任由娱乐凌驾于准确,客观,真实之上是不符合受众需求的。

四、如何应对新闻过度娱乐化

新闻娱乐化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但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控制的好了可以使新闻节目以生动、鲜活的语言和丰富的样式服务于更多受众,但是如果控制的不好造成过度娱乐化就会导致更多的危害。如何更好的控制和应对新闻过度娱乐化,综合而论在以下四方面:

1、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传播的规律是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在新闻过度娱乐化现象泛滥时,一定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规范过度的新闻娱乐化倾向,对于一些国际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则尽量不要去用新闻娱乐化的形式来播报,避免受众对实施产生错误地认识。

2、提升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作为传播新闻的一线人群,新闻从业者理当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时新性、重要性、新奇性、接近性、趣味性是新闻价值的基本要素。无论是什么时代,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新闻从业者都要遵循客观性、真实性、社会责任论,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牢记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加强自身对社会的责任感,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

3、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把关人”作用。完善法规,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对新闻娱乐化的监督。虽然我国相关的新闻业规定有很多,但至今未出台《新闻法》。新兴媒体发展迅猛,但是相关法律却不健全。只有加强“把关人”的作用,才能长远保证新闻媒体的健康发展,同时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也应该严格执法,保证相关规定能落实到位。

4、重视对新闻内容的独树一帜。实际上,一味的搞笑,娱乐,刺激人眼球这样的新闻只是满足受众一时的需要,并非长久之计。受众始终关注的是反映重大政治经济民生的硬新闻的需求始终是第一位的。所以这样一来,在新闻内容的开拓和有划伤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拓展,同时针对现在新兴媒体,在内容的表现形式上,传统纸质媒体,电视,网络媒体可以根据侧重点不同着重报道不同的新闻,这样可以兼顾娱乐性和严肃性。

总之,新闻娱乐化的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它既不是拯救媒体的灵丹妙药,但是也无需称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应该积极引导媒体和受众正确认识娱乐化现象,采用积极的措施,避免过度娱乐化,引导它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作者单位:西安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李良荣.《娱乐化本土化――美国新闻的两大潮流》,《新闻记者》2000年第10期,第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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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体育网络;发展与建设

中图分类号:G8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3)09-0197-02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网络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平面媒体及广播电视媒体成为现今受众最为广泛,最具发展前景的新一代传播途径。体育竞赛作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资讯信息向来受到大学生群体的极大关注,同时大学生对体育竞赛及体育新闻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网络媒体而获知的。然而作为综合型的门户网站,网络媒体对体育赛事报道一般多采取多点多项的综合性报道方式,而这样的报道方式一般缺乏对影响力较大的单一专项体育赛事的持续报道和深入性描述。对于大学生特别喜爱的专项体育赛事而言,综合性的报道传播方式无法完全满足其对专项体育赛事的连续性深入了解的需求。本文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在新浪网及网易体育频道设立的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官方网站为例,初步探索现阶段网络媒体对大学生专项体育赛事的传播报道模式及其利弊得失,从而试图揭示网络媒体对大学生专项体育赛事报道和传播的必要性并提出优化建议。

一、大足赛官网网页版面设置

大足赛官网是大学生专项体育赛事网站的一个缩影和代表,官网从无到有,从简入繁,经过多年的发展及改版,现今成为具备一定专业性及系统性的大学生专业性体育赛事网站。对网站进行研究发现,网站现主要由九个独立资讯模块构成,分别为:第一,官方公告。主要作为主办方公布比赛有关的赛程、赛制、通知及比赛成绩公布所用。第二,赛事新闻。实时报道联赛进行中的赛事新闻,重要比赛文字转播,关键比赛场次的赛程报道。以满足大学生们对比赛进程及比赛过程的新闻了解。第三,赛事简介、会徽及会歌征集。因以“特步”冠名的大联赛属首届,因此网站在介绍联赛发展历史的同时也希望与以往的联赛有所区别,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会徽及会歌征集活动。第四,精彩图片。主要满足大学生网友对大联赛各阶段比赛中出现的精彩比赛画面图片进行了解和欣赏的需求。第五,精彩视频。对于各省预赛,区域决赛及中决赛中的重点赛事和比赛进行比赛集锦,从而使得网友对于打联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而且在视频模块中有一部分视频采集是通过在校大学生进行比赛现场采集,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大学生的参与和互动行为。第六,各赛区新闻。由于大联赛采用三个阶段比赛,每省只有冠军球队才能进入区域决赛,因此对于参加省赛而未能出现的球队大足赛官网特别设立了地区预赛板块予以报道和宣传。第七,参赛球队及赛程。针对各省参加预赛的球队较多,各支高校球队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在这个板块中对各参赛队的参赛级别及参赛进程概况予以介绍。第八,微博热议。本版块的设立主要是延续了早先官网中一个较受欢迎及参与互动率较高的一个版块,通过大学生在本版块中的微博热议,有效进行了与大学生受众的良性互动。第九,合作单位。再次板块中主要显示合作赞助商家的相关信息及实施链接,使得商家通过网站也进行了一定的营销展示及形象推广,从而达到与协作商家互利供应的局面。

通过现有的九个专题资讯板块的设置,网站能够较全面的提供大学生对于大足赛赛事新闻,比赛欣赏,视频观看和数据查询等一系列资讯获知,从而能够对大学生足球联赛赛事信息全方位的掌握和了解。

二、大足赛官网赛事信息采集

网站信息采集质量是决定网站运营质量的重要衡量因素。大足赛官网发展多年一直极为重视信息的采集与,对于网站信息的采集与有着详细要求与规则。首先所有信息均由大体协授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保障。其次所信息均真实可靠且经过严格的站内审核。同时网站借助网易体育平台的经验与支持不断扩大采集范围及撰稿质量,有效提高了稿件信息的新闻性、时效性和娱乐性。为保证信息全覆盖,大足网主动开拓多种渠道扩大采集量:(一)方信息,主要指大体协进行定时定期的官方比赛通知、比赛竞赛规程、赛事成绩公告及其他与大足赛相关活动等的文件。官方信息主要起到告知和通告的作用,以便于参赛各高校根据官方文件进行赛事准备及参赛工作。该类信息主要有大体协工作人员进行制定、采集和即时。(二)赛事新闻报道,主要对大足赛各级、各地、各区的大学生足球联赛进行持续性的深入跟踪报道,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官网用户对赛事发展和结果的实时了解。同时大足赛为了更加有效快速的提供赛事即时新闻扩大比赛新闻信息的采集广度与深度,大足网今年发起了“大联赛校园通讯员”及“校园赛事新播客”的活动。目的在于发动所有关心大足赛的在校大学生们关注大足赛,帮助大足赛第一时间采集各赛区的最新赛事赛况,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弥补校园新闻采集量不足的主要缺陷。(三)图片和视频信息,图片和视频因其直观性强、关注度高,一直都是网站用户的主要关注点。图片信息及视频信息也是大联赛信息宣传及赛事推广的重点,因此在官网别设立图片与视频两个模块作为主要信息源进行实时赛事跟踪。在图片及视频采集方面大足网主要采用官方与民间合作的方式进行该类信息的有效采集。官方通信员主要进行大区赛的重点事件、赛事的信息采集,而其他比赛场次比赛、明星球员及教练员采访、赛后花絮等相关信息则有校园通讯员来进行采集补充。通过三方面信息的共同,使大联赛在网站信息综合中更加合理化。有效的提高了联赛信息覆盖及传播效率。在多渠道收集足够信息后经由网站初审、复审、定稿再加以合理编撰设计,优质的实时赛事信息便跃然网上。

三、大足赛官网实时互动平台

信息采集及是网站成败的关键,但与此同时和网站的受众及目标用户的有效互动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只输出没有输入便会使的信息成为“一潭死水”,只有通过有效提高与受众用户间良性的交流互动及沟通,才可能使网站更加贴近目标用户,从而更加有效的服务于用户,提高网站的推广效率。大足赛官网在信息互动板块主要通过两大板块来实现,一是建立了微博互动平台,二是开拓了实时发帖平台。由于微博的大量普及和使用,因此大足网在微博互动平台的建设中不遗余力,使得大足赛官网的微博互动平台迅速成为大足赛信息交流平台。微博用户通过即时信息报道从而完成网络互动沟通,使得大足网成功的建立起与微博目标受众之间良好的信息传递平台。除微博互动平台外,网页下端为非微博用户还专门设立了实时发帖区和实时跟帖互动区,主要服务于未开通微博的用户,虽然从发帖数量上来看发帖区与微博互动平台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发帖区则可以根据单一新闻信息产生一系列的相关跟帖互动。对于新闻的深入讨论和关注度又远远强于微博互动平台。因此从两个平台不同的互动模式来看两者互为弥补,一方微博互动数量庞大且讨论信息及关注点多而丰富,另一方则强于专题讨论深入调查,同时两者不同的互动方式也无形中扩大了受众范围并丰富了互动的方式方法,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扩大了网站互动平台的推广和宣传效果,提高了网站的影响力。

四、建议

(一)大学生体育网站页面设计应进行重新规划和制作,使其色彩、风格、板式更加贴近于大学生的审美与使用需求。增加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板块栏目,从而吸引大学生对网站相关信息的进一步关注。

(二)建立大足联赛全国参赛高校信息数据库,对于每所参赛学校均进行与其校园网络的直接链接,从而使在校大学生通过校园网就可直观了解学校球队赛况。同时也扩大了参赛高校的信息宣传路径及大学生受众的人数,并有效延伸了大足网的推广宣传平台覆盖面。

(三)在赛事新闻信息采集和撰写方面更多采用叙事性及故事性的报道方式,从而增加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关注兴趣,同时增加相关图片或视频传播,让每个赛事新闻信息都成为可读性可看性并重的信息咨询。从而有效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及阅读兴趣。

(四)增加重点赛事的现场直播和录播功能,使在校大学生可实时观看本校球队的现场比赛实况,这将极大的吸引在校大学生的观赛欲望,同时对大足赛的推广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五)对于冠名商家及有商业合作的合作商家定期或长期在网页中开办商业营销平台,而不仅仅只是给予企业形象展示。并且可通过促销、直销、团购、校园活动、球队赞助等方式对相关企业的产品及服务进行营销推广,从而有效提高赞助企业的投入及参与热情。更好的为大足网提供资源支持与服务。

参考文献:

[1]吉建秋,陈颖川,等.休闲文化传播对大学生闲暇体育行为的发展研究[J].南京: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4(2).

[2]张龙,黄霞,等.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体育态度、体育行为影响的调查研究[J].北京: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9).

[3]张轶楠,黄若涛.我国体育媒体的产业现状研究[J].北京:现代传播,2009(6).

[4]海胜华.大众传播影响大学生体育态度的调查研究[J].武汉: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5]段瑞雪.大众传媒对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体育生活的影响分析[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

[6]温朝林.电视媒体在体育赛事报道中的竞争力研究[J].哈尔滨:新闻传播,2009(9).

篇8

关键词:剖宫产术;指征;社会因素

近年来由于剖宫产率的不断上升,并由此带来许多严重的近期、远期并发症,也造成了医疗资源和资金的浪费(1997年英国剖宫产率增加1%,费用增加5950万),有的地区由于社会和经济原因剖宫产高达80%。剖宫产率的迅速上升引起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促进自然分娩,提高产科质量,保障母婴安全已成为妇幼保健尤其是产科工作者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县近5年来剖宫产率逐渐上升,胎吸助产使用率逐渐下降,产钳助产使用率为零。其中产妇要求的剖宫产率排名第一,由于医疗环境恶劣,产科和助产本身是高风险职业,再加上医务人员放宽了对剖宫产指征的掌握和控制。由此可见剖宫产率的增加不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08~2012年5年云龙县住院分娩10916例,剖宫产2557例,婴儿死亡176例,根据5年的活产数,剖宫产率、婴儿死亡率进行比较。

1.2方法 通过5年来云龙县的活产数及剖宫产数以及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为降低剖宫产率提出干预措施。

2结果

2.1剖宫产率与婴儿死亡率在2008~2012年5年,云龙县的剖宫产率由2008年的16.78%上升到2012年的30.45%。婴儿死亡率并没有因剖宫产率上升而下降,2008年的婴儿死亡率是16.45‰,2012年的婴儿死亡率是16.92‰。婴儿死亡率与剖宫产率不相关。

2.2剖宫产指征 5年来云龙县的剖宫产指征是:产妇要求、头盆不称/难产/产程进展困难、疤痕子宫。

3讨论

3.1剖宫产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及干预措施:

3.1.1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剖宫产率上升的主要原因。①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的上升,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再加上现在分娩的产妇大多是独生子女,且初产妇比例上升,产妇对自然分娩疼痛的恐惧坚决要求剖宫产。②部分知识女性为保持自我形象选择剖宫产。③怕阴道分娩失败后再行剖宫产,所以不愿意试产。④另有一部分人错误认为剖宫产使孩子聪明,母亲健美。⑤孕妇自身及家属因种种原因来院后不遵医嘱,坚决要求剖宫产,态度之坚决,使医务人员唯恐此种人在待产及分娩过程中出现意外,因此给予手术。⑥医务人员的亲属或熟人[1]。⑦有些医务人员对剖宫产手术不熟练,急待提高水平。剖宫产术是处理高危妊娠和异常分娩,挽救产妇和围产儿生命的有效医疗手段。但不是一种绝对安全的分娩方式,存在着一定的手术并发症。社会因素的剖宫产大部分没有进入产程,也没有明确的手术指征,单纯由以上原因中的一项或二项就施行剖宫手术。有研究表明,非医学指征剖宫产的产妇死亡,入住ICU、输血、子宫切除等不良结局的发病率是自然分娩孕妇的3倍,说明剖宫产本身是有风险的[2]。因此,减少社会因素影响才是降低剖宫产率的关键。干预措施:①各级医院从产前教育入手,减少孕产妇对分娩的恐惧心理,让孕妇及家属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分娩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认识到剖宫产是解决难产的一种手段,但不是一种绝对安全的分娩方式。②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制定完善相关的技术规范,加强产科医务人员的助产技术,不断提高产医师、助产士的业务水平,正确处理产程,在合理医学指征下实施剖宫产。③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保护民众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3.1.2头盆不称/难产/产程进展困难 ①巨大儿是胎儿因素使剖宫产率升高的主要因素。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及孕妇活动量的减少,围生医学的发展及侧卧位改善胎盘的血循环,使巨大儿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因胎儿巨大,分娩时并发症较多,相对头盆不称增加。为预防有难产,适当放宽剖宫产指征是十分必要的。巨大儿的高发病率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加强社会宣传的力度,增强孕妇家属的健康教育,支持医务人员对体重的管理,才能有效地降低巨大儿的发病率从而降低剖宫产率。②胎儿窘迫。臀位已成为国内外剖宫产指征,也是胎儿因素使剖宫产率上升的原因。胎儿窘迫的诊断主要依靠胎心监护和羊水性状,但胎心监护诊断胎儿窘迫的假阳性率高达70%,因此要对产妇进行综合评定,再决定是否剖宫产。加强孕期保健质量,积极纠正臀位。

3.1.3疤痕子宫 有文献报道:剖宫产后阴道试产的成功率为50~85%,若产妇无剖宫产指征如胎位异常、妊娠高血压等,且既往有阴道分娩史,那么产妇自然分娩的成功率高达82%。因此疤痕子宫产妇若无阴道分娩禁忌症,均应给予试产机会。

3.2剖宫产率与婴儿死亡率的关系 该研究显示剖宫产上升但婴儿死亡率并未下降,说明剖宫产率与婴儿死亡率无关。2008年剖宫产率16.78%,婴儿死亡率16.45‰,2012年剖宫产率30.45%,婴儿死亡率16.92‰。剖宫产新生儿由于缺乏产道的机械挤压,呼吸道并发症比阴道分娩为多,如湿肺、羊水吸入、肺不张等。

综上所述,在临床工作中,必须全面评估剖宫产的利弊,正确掌握剖宫产指征,降低剖宫产率。剖宫产率过高已不单纯是医疗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力量来降低剖宫产率,保护母婴健康,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

参考文献:

篇9

浅薄,在汉语中带有贬义。《浅薄》这本书认为互联网会使人的思维变得浅薄,我认为这只是一种事实描述,是中性的。至于我本人,在通读全书后,则更倾向于对所谓的“浅薄”给予正面的评价。前些日子,我跟段永朝等一帮朋友在一起,聊起《浅薄》。在辩论中,我又发现了浅薄的一些新的优点。

浅薄的直接含义,大致来说,有这么几方面:首先,它对应思维上深与浅的关系,互联网可能让人思维变浅;其次,它对应碎片化与专一化的关系。互联网让人注意力分散,不易集中精力;第三,它对应傻与聪明,互联网上事事有答案,可能让人不去思考,而变得智力下降。这三个特点,在我看来,都不足以使浅薄变得绝对的“不好”。我个人风格虽然偏好深刻,但理智告诉我,在互联网一些特定条件下,浅薄有可能从不好,变成好。

先来说人变傻这件事。人变傻,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好事呢?从《浅薄》的语境看,变傻是指有了搜索引擎和网上他人的帮助,个人不愿动脑筋了;或者说,人人都可以在每件事上插一杠子,特没水平、特傻的人也能进来搅和,于是人们不用提高水平也可以出来混。

但就算这样,我也可以指出在几种情况下,这会成为好事。

第一种情况,在“全球网脑”形成的条件下,每个人可以做到只在解决问题时聪明,而在不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比现在傻一点。我们现在要求个人聪明,是因为孤军作战的需要。有了网络,个人再笨,架不住众人拾柴,在你该解决问题时,保证能给你一个聪明答案就行了。个人可以少占用大脑宝贵资源。

第二种情况,在众包的条件下,傻瓜群体会系统而稳定地战胜聪明人群体。这是根据佩吉实验得出的结果。因为傻瓜群体有一个聪明人群体永远不可能具有的优势,就是解决方案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复杂环境下进化的“核心能力”。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此之谓也。

第三种情况,是段永朝提出来的。他质疑笛卡尔的“我思”,我思就是想清楚――比如,把世界像数学一样算清楚。但“想清楚”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按我的理解,在理性上想得过于清楚,就可能在――陆九渊、王阳明意义上的――心性上缺心眼。郑板桥就说过有时“难得糊涂”。这时聪明反为。

再说深与浅的利弊。深有深的好处,时间上看得久,空间上看得远。但浅也有浅的用处,有利于将价值聚焦在当下与此在。

我们这一代人经常觉得80后、90后非常浅薄。因为他们不爱思考我们那一代人偏好的深刻问题,其思维深度甚至不超过140个字。但近来我越来越发现,80后、90后的浅薄,具有比深刻更加高明的意义。

按我们那个年代的思维,值得谈论的,至少应是在100年、100万平方公里的时空效力下,什么是正确的。但我们经常无法正确判断在5分钟、50米范围的时空效力下,什么是正确的。而80后、90后的浅薄,通过互联网上话语机制的竞争筛选,经常化为一种对此在(以50米为比喻)、当下(以5分钟为比喻)价值的敏感和洞穿。

举例来说,“华南虎”事件浅薄不浅薄?很浅薄,无非一只假虎而已。80后、90后浅薄中的深刻就在于,他们不抽象地议论什么是,而是将聚焦点集中在老虎的胡子上、眼睛上……比我们这一代人抽象地泛泛而论官本位、官员的虚伪、体制的弊端,效果如何呢?效果要好得太多了,而且解决了实际的属于“这一个”的问题。而不是像我们这样,泛泛空谈,一旦具体到实际问题上,连提起一桶水都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种回到实在本身的“浅薄”。

作者正确地注意到了时间概念的即时化这个方面,指出:“近年来,随着MySpace、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的纷纷出现,网络业务的发展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速度。正如Twitter网站的一句口号所说的那样,这些公司致力于为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进行‘实时更新’,提供永无止境的‘数据流’,他们可以随时发送简短的信息,交流‘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作者在IT方面足够专业,他还应该发现空间概念“此在化”这一更新的动向,比如定位服务(LBS),并且发现除了Foursquare外,他说的上述三家公司正把重兵投向定位服务。即时化与定位服务正好与作者所说的机械钟与地图构成绝配,反映出思维方式转变背后的媒介动因转变。由此还可以看清,浅薄的含义并不像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样,它直接对应的,应是海德格尔的此在与当下的价值。

所有深刻,都必须接受此在在空间上的检验与当下在时间上的检验,看这种深刻在此在与当下是否具有价值,是否可以回到此在与当下这一“事物本身”。

最后说注意力分散的问题。精力分散对于需要持续专注的工作来说,当然是不利的;但考虑到未来很可能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未来的工作很可能是并发的,

专一而深入思考,有点像串行计算,而互联网是并行计算的时代。要想获得未来生存能力,新一代必须要有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能力。为此,必须加强多元协调能力。广而浅的注意力,很可能变成我们进化的需要。

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强化两种适合广而浅的思维能力:

一是网状思维,是有别于原子论式思维的社会网络式思维,也就是经络式思维。例如在社会网络化服务(SNS,此前普遍被误译为网络社会化服务)中,“社交网络把私密信息――过去属于书信、电话和耳语的范畴――变成了新兴大众传媒的传播素材,赋予人们一种强制性的社交方式和联系方式。”我们不能指责经络是肤浅的,经络有经络的用处。

二是灵敏思维。作者说:“研究表明,由于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我们的某些认知技能得到了加强,有些是大大加强了。这些技能通常涉及手眼协调、反射反应、视觉信号处理等低层次的或者较原始的大脑功能。”我们同样不能指责快速反应,这种浅从更具价值的“快”中得到了补偿。在快鱼吃慢鱼的时代,鱼进行深入但不及时的思考,会误掉卿卿性命。

篇10

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传媒方式,已经遍布在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网络文化亦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大学生的思想、生活、学习等方面迅速传播开来,在潜移默化中对大学生的行为举止、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网络文化的前进指明了发展方向。传媒是影响人类的三股最大力量之一,而网络的兴起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传媒手段。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已经将沉浸于网络中的生活变成了大学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正视网络传媒对学生的影响,探索新形势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是高校学生工作者的重要研究方向。

一、客观分析网络传媒对大学生思想的冲击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民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网络传播途径的不断完善,为人们的信息取得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方式。复杂社会的各种信息通过网络的渠道融入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交往等方方面面,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思想行为过程中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因素,这一现实情况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认真思考与积极面对的。

1、网络传媒内容的多样化促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出现多元化

网络传媒没有民族、国界的限制,信息渠道的来源多种多样,没有统一衡量对错善恶的标准,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信仰也冲破了各种束缚融合在网络大环境中,因此,网络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大学生活作为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大学生在这种网络环境中,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使得传统主流思想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有所降低。

2、网络文化的隐形污染对社会道德产生深刻的消极影响

在大学生中受到普遍欢迎的人人网、开心网、猫扑网等,由于各种信息的易复制性导致了学生们在缺乏政治敏感和价值认同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识肆意转载传播,这正是利用了大学生辨别能力薄弱、防范意识较低、容易受主观情感操控等特点,成为了网络传媒变相的传播途径之一。目前,西方国家利用网络传媒手段,隐形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渗透,对大学生这个政治信仰不坚定的群体进行各种思想的寝室,使得大学生处于信仰迷茫、价值取向不稳定的状态,淡化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

3、社会道德环境收到网络文化的侵蚀,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道德环境关系到国家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安定和谐,网络传媒是一种快速传播各种信息的渠道,它没有衡量对错的标准,没有道德认可的约束,使得社会道德的概念在网络这个环境中变得淡化,弱化了大学生的价值辨别能力,甚至在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变得是非颠倒,性格扭曲,他们对民族的主流文化嗤之以鼻,缺乏民族观念和爱国主义情感。

二、网络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从学生的实际特点出发,有目的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通过各种教育方式传递给学生,培养大学生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伴随着网络传媒手段的日益发展,网络文化对学生思想的影响越来越深远,高校学生工作者应与时俱进,改变教育方式,加强大学生的精神引导和塑造,全面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熟悉网络传媒的各种内容,提高政治敏感性和对国际局势观察的敏锐性,从而为学生提供正确积极的信息内容,帮助学生鉴别网络信息的真伪,引导学生按照社会主流文化方向不断发展。

网络传媒的不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大学生也成为网络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对其依赖程度越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该方面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大学生大量使用网络填充自己的生活,使得独立思考和思想交流的机会愈来愈少,越来越依赖网络传媒工具的使用。这种依赖性的不断扩大,使得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有所下降。目前90后学生所体现出的冷漠、私利等特点,正是长期沉浸于网络中所形成的,网络受社会因素、市场因素的导向,以轻松娱乐的氛围,让人们在虚幻的世界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让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和陌生感,丧失了对现实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使得民族主流思想被娱乐花边新闻所替代,大学生的崇高理想、人生信念、价值追求等被淡化和质疑,这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在这随波逐流的网络环境中,如果大学学生工作者不能深刻意识到网络的污染性,只会让大学生只会不断迷失自我,使主流意识所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权威性受到挑战。

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复杂化,网络媒体对信息的传播并不等同于客观信息的传播,它加入了人的主观思想,弱化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大学生对这种信息更容易接受与相信,而对严肃的传统道德的传承却越加排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三、不断探索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

网络文化的勃兴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对大学生的影响是一把利弊兼具的双刃剑,如何应对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冲击,是每个高校工作者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针对这一挑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1、系统推进以网络传媒为载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网络传媒作为社会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使大学生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之一。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科学合理的应用这一载体,可以降低其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大学生中形成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通过宣传、讲座等方式让学生认识到健康网络环境的重要性,号召学生们在其自身作为网络传媒载体的过程中不要轻易成为社会不良分子利用的对象。

2、正确引导大学生参与网络文化的传播

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研究,深刻探寻内在本质、发展规律,通过客观的国际时事讲座、报告、网络知识讲座等,使学生正确的对待形形的网络文化。在现实世界里,大学生同样是参与网络传媒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熟知先进的网络传媒应用技术,受主观思想的影响深刻,因此,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是避免受到网络文化侵蚀的根本解决方法。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大学道德环境,加强文明行为教育,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

3、加强大学生理性与正确使用网络媒体的教育

当今的世界因为网络的兴起而变得越来越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突破了民族、国界的限制。以网络为载体的信息传递改变了传统的交流方式,以低成本的姿态迅速占据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网络传媒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社会背景下,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煽风点火破坏国家团结屡见不鲜,大学生由于辨别能力较差,容易被其迷惑。因此,应该引导大学生理性对待网络信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各种网络事物,不能深陷于网络灰色环境中不能自拔。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