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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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转型升级；紧迫性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47-02

一、人口红利及其发展阶段

（一）人口红利的内涵

一般来说，不同的年龄群体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从而也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从而形成了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形人口结构，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机会窗”。当整个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呈现出高储蓄、高增长、高投资的经济局面。相对的，当人口的较大比例是由少儿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将为比较缺乏，就业率较低，社会将承担较重的抚养压力，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

世界各国各地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将会经历人口在生长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指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初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从而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出现了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即出现直接的人口红利阶段。具体来说，人口红利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形状，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参与率高，带来了就业人口的增加，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巨大的人力资本数量优势是此阶段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开始变慢，人力资本呈现出来的数量上的优势作用开始逐渐减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变小；第三个阶段是虽然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已经出现缓慢的趋势，但由于社会的进步使得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红利进入质量阶段，人力资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再次出现增大。这个阶段，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成为人口红利的主要源泉。最后一个阶段是人口结构的趋势逐渐向老年人口转变，同时少儿的抚养系数开始变大，劳动力人口减少，开始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年龄结构，经济的增长开始依赖于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二、人口红利的影响分析

（一）人口红利的正面影响

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低的社会抚养系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储蓄率，从而有利于资金的积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即使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业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许多现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70―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90%~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美国的一所研究所将其称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

（二）人口红利的负面影响

客观上来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相对于实实在在的优惠，它更像是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并加以适当的利用，才会使机会转化为红利，反之，如果劳动力资源不能得到正确和充分的利用，人口红利将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资本与劳动不能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得城镇下岗和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其次，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情况下，这种就业压力将导致失业率的逐渐上升，贫富差距变大；最后，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与有限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以及由于劳动力之间的同质性等原因，导致劳动力之间出现过度的竞争现象，出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增加导致消费能力的下降，消费率的低迷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三、人口红利与企业转型升级

（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企业带来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随着未来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也终有消失的时候，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优势将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储蓄率的下降、消费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等。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普遍缺乏，特别是普工的岗位没有多少人从事，从而使企业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同时，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工作的竞争力将会下降，员工缺乏积极性和创新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也会降低，并且企业“缺工”现象的产生导致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总体成本；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会出现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将会影响到资本市场，表现为资本杠杆率下降，投资的收益率也会降低，整个资产价格都将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股市以及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将会出现低迷的现象，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企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人口红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理论基础是假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存在障碍，其实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比例的下降不仅是因为人口年龄的变化，还有技能及受教育水平低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降低，人口红利的理论其实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及人口素质的因素，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只有利于附加值较低的“世界工厂”，当失去了人口年龄这一优势之后，企业更应该注重转型升级，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换。当前，中国正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由于中西部的快速发展，导致沿海等很多省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不上，这给企业招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此，企业在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必然发展趋势。企业转型升级能够帮助企业有效的克服过分依靠劳动力发展的弊端，同时也能够提升劳动生产效率，降低对资源环境的污染，有助于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

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加大社保的力度，GDP的增长要惠及大多数的国民，参照GDP的增长速度，企业要稳步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增加企业利润的观点，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提高劳动者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其次，企业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产品的技术性能及产品质量也会相应的得到提升，提高劳动者素质，不仅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指提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增大岗位培训的投入资金，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再次，企业必须升级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的力度，要改变粗放型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前，企业要更多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进军。此外，环境与资源的压力也迫切的要求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使得经济进步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谐的发展。

四、结语

相对于人口优势来说，人口红利更像是一次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使人口红利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人口红利理论简明的指出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但是一味的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经济形势终将会走到尽头，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形势，企业要在人口红利没有消退之时，充分的利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也要做好转型升级的准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大技术投入成本，合理的分配资源，使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使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真正地做到技术与经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宗坪.张士强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探索――兼论“绿色人口红利”调整模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5).

[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3]李荣山.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J].西北人口，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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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抚养比；老龄化

一、人口红利的定义与指标刻画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的。关于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两个人口红利的说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表现出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局面。

对于“第二人口红利”的说法，即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理性的个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论说下，其个人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将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预期的产出和消费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理将导致国民储蓄提高和资本供给增加，这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将其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刻画指标很多，国际上统一用劳动力负担来刻画人口红利，相对于劳动力抚养负担，还有一个劳动力经济负担的概念，这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水平的差异比较大，劳动力经济负担大致反映出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对于劳动力人口的消费情况，这能够更好的测算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社会消费结构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用。然而实际上，抚养负担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的物质供给和经济支撑，同时也体现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过抚养的数量比即劳动力抚养负担更能反映真实的负担状况。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红利指标即用抚养负担来刻画，而抚养负担又存在理论抚养负担和实际抚养负担。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劳动参与率，若全部的劳动力年龄人口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理论抚养负担与实际抚养负担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实际抚养负担要高于理论抚养负担。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将采用理论的抚养负担，而非实际抚养负担，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市场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官方劳动力就业统计范围仅限于城镇劳动力，而忽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且具体到劳动力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较难，即使估计的数据也与实际差异较大，很难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就用劳动力年龄人口来代替劳动力就业人口。

二、人口红利的特征

为了对人口红利进行比较充分的认识，研究人口红利的特征是特别重要的，对于一般文献中提到的三点：高劳动参与率、低抚养比、高储蓄率。这只是从表面上一些简单的特征表述，下面详述人口红利的具体特征。

（一）差异性

人口红利差异性包括地区差异、进入时间差异、红利持续时间的差异、结束时间差异、结构差异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红利的区域不平衡，人口流动使得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红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红利的城乡不平衡，城镇化也在影响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城乡差距。

三是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的不平衡性，相对而言，东部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中西部的劳动力人口流入被延长了，城镇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被延长了。

（三）时效性

人口红利仅仅只是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配置结果，不是永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我国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这种人口红利不可储存，必须即时存在、即时消费。

（四）成本性

因为人口红利消逝后的社会面临的是人口负债，人口红利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机遇是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通过经济社会的不断积累来应对人口负债阶段的各种挑战。

（五）条件性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比重较大只是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人口红利只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种人口年龄优势，人口红利不等于经济红利，也就是说，人口转变虽然带来人口红利，但是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

三、我国人口红利的分析及预测

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发生着变化，《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随后将会慢慢减少。此外，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龄化趋势初现。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据目前的人口红利趋势，很有必要对我国未来人口红利进行预测、分析，下面是采用联合国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所作出的预测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间，我国的劳动力总抚养比的变化表现出上下波动的形态，其中有两大拐点：一是1965年附近的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另一个点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点，自从2013年起，总抚养比因人口老龄化而不断的增加，尽管人口红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续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将来的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人口负债并不显著，也是一个应对于人口负债和老龄化调整的重要“缓冲期”，仍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从1950-1990年，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均呈现出“倒U”型轨迹，在这一阶段，老年抚养比一直稳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儿抚养比在不断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达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呈现出“U”型轨迹，在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老龄化加速，促使老年抚养比迅速增加，负担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总抚养比的变化在1950-1990年期间主要因为少儿抚养比的变化，而在1990-2050年期间主要由老年抚养比变化来解释。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交叉点”发生在2030年左右，即从2030年，老年抚养比历史性超过少儿抚养比，开始全面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

四、政策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在面对老年负担加重的挑战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有所不同，发达国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而有些发展我国家强调了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为此采取了加强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措施。我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合适的政策，然而摆在我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尽可能充分利用即将消失殆尽的人口红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红利积累的经济社会基础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挑战。人口红利优势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协调发展；劳动力全流通与充分参与；提高老年市场参与战略；集中型抚养和赡养战略等等。（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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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期限、人口年龄结构、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生命周期理论等多个方面。例如，钟水映、李魁（2009）认为，国内目前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总结起来有“因素论”、“期限论”、“结构论”三种。“因素论”者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是源于在劳动年龄阶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社会储蓄和人口生产性都比较高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期限论”者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此时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增加、投资与储蓄也会增加。“结构论”者认为，人口转型过程会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人口红利就是由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形成的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张学辉认为，第二人口红利源于理性经济主体在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发生变化时，对生命周期内的全部收入和消费进行平滑，以获得最大效用。当处于壮年时期时，生产效率比较高，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因此，在人口转变的某个特定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优势将有效促进资本供给的增加和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以推动经济增长。

二、湖北省人口结构转变状况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与死亡率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在1949～1958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死亡率平均为13.43‰，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北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长趋势得到极大的遏制。1973～1991年，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二）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自2003年起，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根据第三章所给出的衡量人口红利的标准还有抚养比计算公式可得出结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说明了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关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采用了社会就业总人数这个指标反映了人口红利的影响途径，用GDP衡量经济增长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劳动适龄人口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如下的双对数函数的回归模型：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用生产总值（GDP）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在这里用固定资产的总投入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μ0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数据来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如表2。

（二）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运用SPSS软件对地区生产总值、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三个变量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间相关性很强。

（三）回归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用lnL、lnK对lnY进行OLS回归，可得如表4：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非常好；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7445.928，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而且DW=2.123168属于1.5～2.5之间，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具有自相关性，综上，该模型通过了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4.346208.说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4.346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湖北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结论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新设一个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计算出自1996年开始的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由表5可知，劳动力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间段为1996～2006年，说明这段时间内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促进作用。

四、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政策建议

（一）湖北经济发展的机遇

“人口红利”虽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从上个章节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其总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势必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作用。而且从抚养比的数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暴利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国家统计局对人口数据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同理，对于湖北省来说，未来的20年里也是湖北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及就业的增加，人口红利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应，虽然老年的抚养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学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对未来养老的考虑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这里就不做阐述。

（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及其国内学者对全国人口数据的研究预测，未来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保障大群流动劳动力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扩大就业。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来都是第一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未来的市场，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发展第三产业，开放服务业市场，达到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而且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还应当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如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为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这一大群人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北省的总人口中有50%以上是农村人口，所以其劳动力的来源也大部分来自农村。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这一制度产生的各种弊端凸显出来，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现在各省都在实现限购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这一大群的流动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买着房子。

在鄂中部地带人口相当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应该把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化当中来，政府部门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外来人口住房的问题，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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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除了恰当的人口政策之外，中国还需要在教育培训、人口就业和积极老龄化方面大做文章，需要一揽子、互相依存的政策支持体系。首先，中国要建构起福利性国民素质教育体制。今天的教育培训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力资源是可再生、可替代、可创造的宝贵资源。人力资源可以替代自然资源，人力可补天力之不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知识、技能、信息、文化的贫困是深度的贫困。中国如果能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国民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优先投资于人民，反哺贫弱的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中国要建构起有序流动、充分就业的政策环境。劳动力转移的成败，人口就业收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多大的社会升迁空间和管道。社会是分层的，他们在实现居住地、职业转移的同时，是否也能实现身份的转移?也就是说非农化之后是否有城市化的可能?如何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有序的人口流动和转移同时也应该是有效和稳定的，否则民工潮的逆向转移会抵消人口转移红利。最后，中国要建构起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政策支持体系。老年是不是包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从低处看，健康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可以减轻自己对家人和社会的服务与医疗的负担。从高处看，积极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还可以继续创造社会财富，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从结构看，和谐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与年轻人同社会和谐共生、协同并进。人口转型红利是我们积极看待和建设老年与发展的关系、实践健康、积极以及和谐老龄化战略的结果。

总之，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否则就是大包袱。所幸的是，我们已经逐步走上了以人的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人口发展之路，我们对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篇5

关键词：人口红利； 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44-02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渡过艰难的少儿抚养比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劳动力人口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尚未为自己的衰迈做任何防御的青壮年劳动大军十分庞大，但却没有对少儿或者老人过重的赡养负担.他们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所谓“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的离透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兴衰的贡献比率在1/3/2之间。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间也享受了“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好处，我国经济在这30年间的迅猛发展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它。“人口红利”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就是我国的廉价劳动力。

一、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在处于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 通过资本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 造就了我国经济， 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经济的高增长， 产生了“深圳模式”、“东莞模式”、“苏州模式”等一个个经济奇迹。我国吸引外资的巨大优势同样是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据统计，我国已连续9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 并曾连续5 年居全球第二位。截至目前， 全球最大的500 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 多家来华投资。正是凭借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 我国迅速地进入国际产业的分工体系， 制造业名列世界第四位， 被冠之为“世界制造中心”、“世界工厂”。据研究，1982年至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6.8%，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我国1979年到2003年的增长率为9.1%，其中资本贡献了4.4%，劳动力贡献了2.3%，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了2.7%。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恰恰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递减的速度，赢得了更长时间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前10年这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中国近30年里的经济高增长，是与“人口红利”完全分不开的。可见，在这30年中，廉价的劳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安全性之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虽然廉价劳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巨大贡献，而同时由于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低价格竞争的基础之上，而

且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这种发展趋势很快就会消失。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就显现出来了。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费方面，廉价劳动力不利于我国国内需求的增长。消费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廉价的劳动力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较低，必然导致其在消费需求上的不足。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现实的低劳工标准，并拖欠他们应该得到的工资，不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由于收入低和预期恶化必然导致消费不足，无法将国内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有效的市场需求，这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如果能够释放上亿农民工的基本消费需求，这对消化前期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对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是巨大的。贫穷的中国人为富有的欧美人每年节约上千亿元的消费费用，自己却处在生存消费都得不到满足的状态。由此可见，保障农民工就业 ，保障他们拿到合理合法的工资收入不仅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更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产业结构方面，廉价劳动力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一般来说，在产业结构不断适应需求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工资水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工资水平及其在分配上的差异，及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的不同，使需求结构呈现出多样性，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在适应需求结构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升级。显然，工资水平低，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另一方面，低素质劳动力不能学习和模仿先进技术，因此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近几年与“民工荒”同时出现的是“技工荒”，一方面说明了普通劳动者待遇过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大量缺乏产业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将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瓶颈”。而且劳工标准过低使其无法增加对自身和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陷入低素质劳动力恶性循环，人为地阻碍了产业升级的进程。

（三）收入差距方面，廉价劳动力会拉大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由于低收入者一般是普通劳工，他们以低工资作为其唯一收入来源，而高收入者特别是企业主却可以从持续的低工资中不断积累财富，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局面。毫无疑问，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时，这就不仅是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四）对外贸易与国际竞争力方面，一般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因此，要谋求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势主要建立在劳动力廉价这一要素禀赋基础之上。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确实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力量，其意义重大。不过，由于我国这种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我国也陷入了“贫困化增长”的局面，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相比有下降的趋势。

（五）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与工资水平偏低有着密切的联系。工资水平偏低，会给社会保障带来较大的影响和压力。这主要体现在二个层面上：首先，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对未来财政负担的压力：其次，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对个人保障的压力；另外，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全社会压力。

（六）廉价劳动力阻碍人的素质的提升。企业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来进行生产，获取利润的话，将忽视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和技能培训，形成了对廉价劳动力只重使用而不保护的局面。与此同时，借助于对廉价劳动力的掠夺式使用，一味压低劳动者合理待遇来赢利，实质上削弱了劳动者自身发展的能力和对下一代的培养能力，是对劳动力品质提升的破坏，从而使经济发展难以得到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形成经济发展中的恶性循环。

（七）廉价劳动力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之上，当人口红利不复存在之时，廉价劳动力有时也随之消失。2004年开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国劳动力可能短缺的趋势，一些机构和学者也纷纷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可能枯竭的诸多预测。中国社科院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样，在2009年之后，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局面可能会消失，那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又要靠什么来支撑呢？而且，目前随着中国周边的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的“人口红利”优势却逐渐显现出来，我国要靠什么与他们竞争呢？这给我们留下了难题。

综合分析，如果我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仅仅凭借廉价劳动力这个即将消失的比较优势是不现实的，我国需要在当前的情况下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

三、应对措施

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中，中国必须谋求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一）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时，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二）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实际上，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低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三）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分配公平。

（四）积极提高人口素质。

（五）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避免人口负债以及由此导致的储蓄率下降的结果。不断地扩大养老保障在全社会的覆盖范围，建立有效的持续的养老社会保险机制。

当然，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我国当前人口红利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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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

“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O.5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了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从1980年的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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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0年合肥生产总值2702.5亿元，同比增长17.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2和3个百分点，连续七年保持在17%以上（沈娟娟、刘甜甜，2011）。对于解释这一现象,大多是从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等方面着手分析。比如，杨增权认为“总结合肥近年来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抓住了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杨增权,2009)”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在统计分析中指出，合肥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大力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狠抓工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2010）”。但较少有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特别是合肥市正在经历人口红利期这一因素进行研究。

1. 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在人口结构上,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因此，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这样的一个阶段: 劳动力负担从1978年的68.35%下降到2007年的37.42%(李魁, 2010)。人口经济学家称这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总人口中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储蓄和投资增长，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时期。

合肥市人口发展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出生率从1990年的21.47%下降到2009年的10.23%（见表1）,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水平以下;在人口结构上同样也进入了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抚养比负担轻的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对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考察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相关研究综述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人口经济理论多集中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后,人口经济学家们才将关注的重点从人口增长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人口中劳动力对经济产生影响。Brander和Dowrick(1994) 、DavidE. Bloom和David Canning (2004) ,他们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人口结构通过影响储蓄率作用于经济。Kelly (1973)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动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

国际上许多人口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做了数量界定，把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抚养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的年份,作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可能获取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期(桂世勋,2006) 。这对于某一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期”的分析和探讨,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对于求证并分析我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篇文章正是从自然增长率变动、人口负担系数变动、流动人口的影响等方面多角度对合肥市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以探究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合肥市的人口要素是如何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以及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切实推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

3. 合肥市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3. 1 合肥市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态势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 1953～1957年“”期间，合肥市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1958～1963年，前3年国民经济困难，出生率降到最低点，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锐减到历史最低水平。1961～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出生率回升，死亡率降到正常水平。1963年左右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也达历史高峰。1964～1976年，合肥人口自然增长呈逐年减少趋势。13年间出生率除1967～1968年略有回升外，其余年度均连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保持正常偏低水平。1977～1985年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自然增长率仍有缓慢回升。1986～1990年，6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处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之后，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降低到了一个稳定水平。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出生率维持在10‰ 附近,死亡率在4‰ 左右小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 左右。

总体来说,建国以来,合肥市人口增长经历了由高峰期进入低谷期,又转入高峰期,继而于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后进入稳定期的4个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过渡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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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入口红利；房地产

一、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一般关系分析

1.人口年龄结构与房地产市场

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形成了“人口红利”现象。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的一种人口结构，因为这种人口结构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被形象地比喻为人口所带来的一种“红利”。人口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区间约等于总抚养比低于50％的区间，即当总抚养比低于50％时，出现人口红利，随着总抚养比的进一步降低，人口红利逐渐增加，当总抚养比低于45％时，人口红利进入“黄金期”。

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抚养比较低的人口结构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通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生产性人口结构带来国民经济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利率，以及相应的消费升级和投资偏好变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房地产投资活动和消费需求，包括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直接产生的住房刚性需求，以及人口红利期为购房需求实现提供的经济基础，并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结合，使住房的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扩大，从而推动资产价格上升。

2.人口地域结构与房地产市场

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分布直接影响房地产需求，城市化趋势和农村人口转移是住房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

根据美日韩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方向，城市化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城市人口低于50％时，人口迁移以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为主，城市房价涨幅总体比较接近，末期大城市房价会涨得更快一些，当城市人口超过50％后，人口迁移以城市间的相互移动为主，小城市是全国城市的主要呈现形式，人口迁移以小城市人口迁入大城市为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辅，大城市的房价表现将显著优异，当城市人口超过70％后，大城市成为全国城市的主要形式，人口迁移以大城市城区人口迁入大城市郊区为主，大城市郊区人口逐渐超过城区人口，郊区城市化形成大都市圈，郊区演变为中小型城市，与原来的城市城区形成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大都市圈，城市与农村相互融合，进而形成所谓的“大都市圈”，大城市郊区的房价表现将会显著优异。最终，人口在农村、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的迁移将趋于稳定。

二、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关系典型分析：以日本为例

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时间较长，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往往只用几十午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人口结构变化和房地产之间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性。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约60年时问。

1947―1949年是战后日本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到1968―1974年，这批人的年龄达到19-27岁，陆续进入婚姻年龄，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已达到70％的城市化高峰期，这些进入婚姻阶段的年轻人大多集中于城市，因此形成了对城市住房的刚性需求，即人口红利与城市化共同推动了地价上涨。1975年，受两次石油危机影响，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期，通胀率达到2位数，城市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人口迁出城市，城市地价下跌8％。但是由于人口红利拐点并未到来，所以地价在短暂下跌后仍继续上涨，并迎来1986到1991年的房地产泡沫期。随着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城市化接近尾声，缺乏真实需求支撑的房地产泡沫逐渐破裂，房地产市场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

1.人口红利拐点对房地产的影响

根据日本的经济周期，储蓄率、投资率最高点一般出现在抚养比阶段性最低点(即人口红利的最大点)年份前后一至两年时间，房地产价格也大致如此。日本的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在1992年，而之前1990年，土地价格增幅已出现下降，1992年土地价格绝对值开始下降并持续了14年，直到2006年才有所回升。2007年底，六大城市土地价格仅相当于1991年高点的27.7％，绝对价格也只相当于1982年的水平。

2.城市化进程结束对房地产的影响

战后日本从1947年到1965年仅18年时间，城市化率由33.1％提高到6 8.1％，年均提高1.94个百分点。到1985年，城市化已经达到76.7％，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缺乏城市化的继续推动，可以部分解释1986-1991年间日本房地产泡沫产生到破裂的原因，以及此后多年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停滞状态。

三、我国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关系分析

1.我国人口红利预测

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82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54.6％，老人抚养比为7.98％，总抚养比为62.58％。1987年，我国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均略有下降，分别为54.3％和7.92％，总抚养比为62.2％。1988年，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我国少儿抚养比下降到43.7％，老人抚养比上升为8.3％，总抚养比降为52％，我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2001年，随着总抚养比下降为43.58％，我国人口红利开始进入黄金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预测，在今后若干年内，15～6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重还将继续增加，到2013年左右达剑最高值72.1％，随后将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中；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一直维持高达70％的比例，总抚养比在37％～45％，人口红利处于黄金时期。到2033年我国总抚养比上升到50.9％，“人口红利”时期结束。

2.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1962-1973年是中国的大婴儿潮时代。中国人口出生率连续12年超过20‰，其中1962-1970年间连续9年超过25‰，累计增加总人口2.33亿人，占1973年末总入口的26.2％，占2007年末总人口的17.7％。目前大婴儿潮出生人口在35-46岁之间，处于其个人生命周期中的高收入、买房置业阶段。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到2013年左右人口红利拐点期间15年是此群体集中购房时期。大婴儿潮时代2.33亿总人口，按2005年全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平米，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推算，住宅需求面积为91.2亿平米(2.33×1.5×26.1)，以50％的城市化率和50％的商品房购买率计算，共需购买住房22.8亿平方米，超过1998―2007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总和的70.8％。

1981―1991年是中国的又一个婴儿潮时代。在此11年间

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20‰以上，年出生人口2000万以上，累计增加1.71亿人，占1991年末总人口的14.8％。这次婴儿潮规模明显小于大婴儿潮时代。目前，该部分群体已进入初次置业阶段，根据25―39岁为集中购房年龄段判断，该部分群体购房时间为2006年―2030年。故在2008年―2013年，两次婴儿潮阶段出生的人口购房需求将集中出现，而2013年以后，只有在小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口购房相对集中，房地产市场需求将面临萎缩。

3.我国的人口城市化

人口城市化又称为人口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社会、人口、空间及经济转换等多方面的内容，城市化水平指标为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89年―2006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7年达剑44.9％，正处于城市化水平30％―70％的加速发展阶段。按照“十一五”发展规划，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2010年城镇化率预期为47％。以未来70％的城市化水平目标来考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还将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

4.我国人口城市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随着国家城镇人口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城镇人口解决住房问题的途径将变得较为单一，即主要是通过购买或租赁住房来实现，其购买或租赁的住房不论是“商品房”还是“二手房”，都将对住宅市场形成直接或间接的需求，包括新增城市人口的需求以及城市旧房拆迁所带来的补偿需求。根据2005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平方米计算，每年1000万农村人口转移就将新增住房需求面积2.6亿平方米。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将很快突破50％，按照国际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经验，此后我国将进入大城市化阶段，人口将由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城市圈集中，这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房价走势。截至2007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房价总体涨幅并没有显著超越其它重点城市的平均涨幅，从城市化规律来看，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城市化率还未突破50％，城市化总人口的流动还主要是以从农村进入城市为主，人口流动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的阶段尚未到来，因而城市间房价涨幅差异并不十分显著，大城市涨幅尚不突出。

四、结论判断及建议

中日两国人口结构变化有相似之处，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呈现出某些相近的轨迹，但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加新兴国家，还受到了包括制度转变、经济周期和投资投机心理等特有因素影响，促成了过去近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超常发展。

1.从制度转变看，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释放了大量的购房需求

房改之前，居民用于居住的支出可以忽略不计，但房改后此项支出在收入中的占比迅速攀升。考察住宅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的变化表明，房改前此项比例一直在6％以下，但房改后该比例迅速上升，到2003年上升到12.4％，2007年更是上升到28.3％，5年时间上升了近16个百分点。

2.从经济周期看，为克服经济周期下行而实施的住房信贷政策，使购房需求的实现具备了条件

房地产投资失控直接导致了我国上世纪90年代的一轮经济过热，局部城市房地产出现泡沫，199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将房地产列为重点，房地产企业银行贷款受到严格限制。为应对1997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在1998年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住房建设与消费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房地产业发展，推动住房消费的实现。房地产贷款从1998年底的3106.23亿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4.81万亿元，10年间增长14.5倍。其中居民个人购房贷款从426.2亿元增加到3.03万亿元，增长70.1倍，占当年住宅销售额比例从21.2％增加到119.7％，房地产开发贷款从2680.1亿元增加到1.77万亿元，增长5.6倍。房地产贷款占金融机构全部人民币贷款比例从3.6％提高到18.4％。

3.从心理预期看，房价上升预期不断兑现，推动了投资投机需求的膨胀，助长了房价上涨

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化观念更新及住房信贷政策实施，使购房需求大量释放，1998―2001年住宅销售面积增长率持续维持在20％以上。由于住宅供给相较于销售增长滞后的局面使房价不断上涨。诱发了居民对房价持续上涨的心理预期，缺乏弹性的房地产市场又不断兑现预期，使1998年以来消费性与投资性购房需求形成合力，产生了巨大的房地产需求，推动房价持续上涨，全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一路攀升(见下图)。

从人口角度分析，由于婴儿潮与计划生育政策共同影响，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左右迎来拐点，在此前后几年，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下降。房地产需求增长减缓，投资增速下滑，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减少并可能出现下降。而中国房地产市场拐点也将会提前于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房地产市场投资、销售和价格均将面临考验。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点，使城市化进程未来20年仍会保持较快速度，从而使人口红利存在结构性差异，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依然可以继续分享人口红利，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不会大起大落，出现如日本似的房地产泡沫。总之，我国房地产发展放缓已不容置疑，拐点到来的确切时间有赖于市场与政策调控的共同作用。为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维护金融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建议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房地产市场是多变量函数，发展轨迹不会直线上升

过去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超常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房地产市场游走在突进和失衡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国家各项调控政策的逐步落实和住房保障政策的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的失衡会被不断修正，制度转变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加之较严的信贷环境和日趋谨慎的购买与投资心理，房地产市场在连续近10年高速增长后，市场风险已累积较大，未来的发展轨迹不会是直线上升。由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真实需求增长将减缓，因此对于房地产市场回落，宏观调控应该把握好时机、力度和节奏，以稳定市场供求。

2.房地产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和背离将长期存在，应准确把握，避免市场大幅波动

房地产作为周期长、弹性小的基础产业，与经济发展既有互动推高的积极效应，又有相互放大下行风险的背离可能。日本经验表明，居民在景气周期对收入增长估计乐观，导致容易接受过高的房价，助推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社会可忍受的通胀水平会较高，相匹配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也会提升，从而再催生新的收入增长预期，形成互动推高的循环。相反，如果居民预测景气周期结束，还贷压力增大，无力承受市场价格水平，则房地产价格必将下挫，并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为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必须准确把握市场发展规律，正确引导消费者预期，让消费者既不过度超前消费，也不对房价短期波动过度恐慌，保证市场稳健发展。

3.房地产市场发展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减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消费增长

2013年前后，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后，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下降，制度转变的推动作用也将减小，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必将减缓，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也将减弱。但人口结构变化将促进消费增长，要顺应和利用这一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消费模式改革，实现消费升级。

4.进一步消除障碍，继续推进城市化，发挥其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作用

相比其他因素，城市化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更基本和长远，因此要巩固和推动城市化发展，进而发挥城市化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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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的人口特征与城镇化进程

1.特殊的人口条件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给社会资源的分配造成了压力。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生产力落后，我国的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还比较有限，总体上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率比较低，且社会生产力还不高，两者结合使得工资增长缓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从人口转变理论看，我国的人口结构也经历了阶段性变化，但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1978年以后，我国的人口结构总体上变化不大，基本处于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红利期。也就是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被大大压缩，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口红利不会长期存在 。

2.城镇化的起步与进展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的配置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城市农村一个样，城镇化几乎是停滞的，可以说，我国的城镇化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开启之后，城镇化进程才显现出来。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对市场的认识不清，以及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为主的历史传统，城镇化一直举步维艰。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不仅起步晚，而且发展缓慢。然而我国的工业由于外资、技术的引入，呈迅猛发展趋势，市场供给能力大大提高，与城市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二、人口红利、城镇化与出口贸易

在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低价劳动力是经济增长一个关键要素，人口红利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它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带来廉价劳动力。它还带来了高储蓄率。面对数量大幅减少的下一代，劳动力人口需要提前为将来的养老做好准备，储蓄往往是最佳选择，这就意味着国内消费能力有限，反过来说它促进了产品出口。此外，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协调阻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迫使厂商将商品出口到国外来实现利润。所以说，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人口红利和低城镇化水平条件下的自发选择 。

三、计量模型验证

1.模型设定

Y代表出口总额，因变化范围比较大，故取对数值；X1为人口红利指标，选取的是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岁以下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同样取对数值，与出口相对，便于结果分析；X2为城镇化指标，按照传统来说，一般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但是为了体现我国人口城镇化过程的特殊性――与工业化不同步，在这里我们选取“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X3为增加的控制变量，选了两个指标，一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二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理论上看，它们都会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因此增加进来丰富模型，但对其检验结果不作详细分析。样本采取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选择1990年到2013年。

2.模型检验与结果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问题

时间序列分析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问题，因此在参数估计之前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以上变量都存在一个单位根，都是非平稳的。接着观察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性。经过尝试，发现以上序列都满足一阶单整，并且经过协整检验排除了虚假回归的可能性。

（2）模型参数估计

我们先直观感受一下人口红利和城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人口总抚养比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解释变量，出口总额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参数估计，估计方法就用最小二乘估计。

这个结果是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的，总抚养比与出口呈显著负相关，非农产业就业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首先，当总人口抚养负担不断减轻，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时候，国内生产力会大幅提高，供给增加，但是同时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带来劳动力价格的低水平陷阱，增长缓慢，因此出口贸易呈现相反的上升趋势。其次，当非农业就业人员比重越大，即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上升的时候，城市工商业发展越好，出口额越大。

在此基础上，先后把外资和汇率因素放入模型，人口红利指标和城镇化指标依旧具有显著影响力，但是外资因素对出口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而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未来政策建议

近几年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出口产品的优势逐渐丧失；其他发展中国家崛起分割国际市场；经济危机、人口老龄化等等问题不断加剧，我国的贸易条件已经明显恶化。为此，要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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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人口;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发展机遇

中图分类号:R7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02701

1中国的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是指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高、低),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高、低、高),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低、低、低)转变的动态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再生产的内在联系。人口转变理论最初是对欧洲人口再生产动态特征的总结性描述,后来经过A•兰德里、W•汤姆森、F•诺特斯坦等发展、完善,形成了目前在人口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口转变理论”。

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仍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人口转变尚未完成”和“人口转变完成并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两种观点。从统计指标来看,与发达国家生育率、死亡率等指标和指标完成时间上进行对比之后可以判定中国已完成人口转变,人口增长也从低增长走向零增长和人口结构性变动这两个“后人口转变”时期;从人口转变的内在机理来看,中国人口转变还没有完成,因为人口转变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在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我国的低生育率带有政策干预性而非生育主体的自主选择。

暂且不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有它的独特性,这也决定了用西方的人口转变理论对中国进行分析论证时可能存在偏颇。首先,中国的人口转变相比于发达国家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因此在此期间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可一概而论;其次,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同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样已经是我国人口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我国的低生育率存在明显的外生性,即相当大程度上通过国家计划生育制度性的干预下实现的,因此还不稳定,并有反弹的可能性。这两点说明我国的人口转型之路在印证普遍规律的同时还有它的独特之处。

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就进入了人口转变阶段,在此之前,他们通过对外殖民和扩张转移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由于医疗技术进步和生活条件改进,死亡率下降并趋于稳定,因而出生率或生育率成为影响人口转变的关键变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文化观念的变迁,发达国家较快的完成了人口转变。在这些历史证据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发展是控制人口增长的良药”的思想,也就是说要解决人口问题,就要先解决发展问题。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除了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践行了这种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切为经济发展开路,成绩斐然。不仅仅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达到小康甚至更好的水平,人口也保持了低增长。所以这时期的人口转变是基于经济发展同计划生育的共同作用,可以称之为“发展型转变”。这样的人口转变对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在结合中国的国情,充分认识到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2人口转变带来的发展机遇

我们总是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日益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忧心忡忡,却忽略由此带来的机遇。一方面,从经济学意义上看,中国庞大的人口所形成的巨大需求,几乎可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可以带动任何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是出口导向型,内需不旺已成为为不争的事实。扩大内需,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内需不旺的原因至少有这么几点,首先,中国有7亿多的农村人口,但收入水平较低,加之保留了部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影响,使得农村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一个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其次,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为发展市场经济过分提倡了效率,贫富差距拉大,财富向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集中,消费能力最强的“中产阶层”势单力薄。从消费观念上看,中国人一向是长期导向,有储蓄习惯。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处在构建阶段,老百姓在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均有后顾之忧,钱也只能留存银行备用。三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都是拉动内需,将人口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政府近年来彰显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对民生的关注,虽然有牺牲效率来换公平的色彩,但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扩大内需,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在人口转变中的人口结构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或者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比较优势和机遇。人口机会窗口是指人口转变中出

生率的下降先于老龄化而使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占大部分,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现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间,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发展提供机遇: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年龄结构比较轻,且价格便宜,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大量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是出现“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人口机会窗口也给我国带来了比较优势和发展机遇。在国际贸易中,我们在改革开放的30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功不可没。可以说我国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链条上分一杯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富低廉的劳动力带给我们的比较优势。同时在国内,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社会负担系数低,也极其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这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机遇。

而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我国的人口转变中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下降,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十分有限。已有学者根据新增劳动人口下降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指出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要继续保持人口红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比较优势至少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从近期看,扩大就业是继续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之前,抓紧利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的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开发主要是指对劳动力资源的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目前的教育培训体系显然难以完成此重任。教育资源集中于国家,民间资本难以参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人口存在逆淘汰的危机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开发。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大量失业人员不仅不能获取人口红利,反而成为社会供养人口,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方式扩大就业,特别是消除制度和观念上的障碍。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不二选择。尽快摆脱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作为竞争力的方式,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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