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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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能源法;环境保护;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69-04

张勇(1973—),男,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资源与环境法、环境刑法。(上海201620)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能源开发利用与气候变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各国都十分注重通过加强能源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我国也正加紧制定和完善包括《能源法》在内的能源法律制度,积极寻求节能减排的法律对策。那么,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路径究竟如何选择?能源立法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意义如何?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的《能源法》有何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如何安排设计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外立法趋向

无论是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履行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责任角度考虑,我国都必须处理好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低碳经济,推进低碳制度创新与法制建设,形成与国际上低碳立法理念相呼应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而能源立法在这个法律体系的构建中有着关键地位和重要意义。

(一)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立法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为保护全球气候系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法律成果。《京都议定书》纳入了三个基于市场的碳减排机制: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即我们通常所称的“京都三机制”,由此催生了各成员国之间一种新型的市场交易——碳交易,国际碳交易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并逐步发展。尽管《京都议定书》未规定发展

2.协调和衔接功能。任何法律规范并非独立存在,其所处制度结构的紧密性、逻辑性、相容性都决定了整个法律秩序是否能真正发挥制度功能。协调一致不单是制度衔接的必要,也是制度能力的标志。一个法律制度结构是否稳定、是否紧密、是否协调将直接影响到整个法律制度体系的好坏。能源法律制度也是如此,能源法律体系也要求制度统一。而法律的“一致和相互支持”来源于统一理性。《能源法》是能源法律统一理性与制度的来源,其理性与制度直接影响到单行能源法,在整个体系中起着制度间衔接与协调的功能。[4]《能源法》的制度理性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法律制度体系树立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即“能源的生态化发展”,在这个统一的目标原则框架下,各单行能源法才能据此设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能源法律规则,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制度间的扩张性和延展性。虽然,这种理性并不能绝对保证具体规则的相容,但只要规则的制定不违反基本价值所设定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差异的存在可能更能反映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法律体系在结构上的摩擦和互动,从而进一步促进制度间的衔接与协调。

从目前来看,《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5条确立了“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则。虽然此原则性规定为整个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法律体系确立了基本理念,但该意见稿并未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专门的具体规定,尽管在上述能源节约、能源开发、能源价格与财税、能源科技等相关制度中也有涉及,但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不具有针对性,也不利于《能源法》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内容的协调统一。有学者就指出,我国单行能源立法对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制一直存在不足,而《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集中规定,这与其将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作为主要立法目标的价值追求是不相称的。[5]还有学者建议,在《能源法》中设置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专章,规定国家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能源规划等内容。[6]当然,这涉及该“专章”其他章节相关制度内容协调统一的问题,在立法技术上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但在《能源法》的制度安排中充分体现和贯彻能源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三、《能源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

从制度内容来看,能源法律规范主要包括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但两者的功能定位是不同的。因此,在设计《能源法》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规则方面,我国应将上述“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则中所确定的基本理念贯穿于能源法律制度之中,并注重法律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同时,《能源法》作为能源的基本法,也不宜设定过于细致的法律规则,而更应注重从法律原则上进行宏观和软性的规定,对需要在实践中具体操作执行的法律规则更多地交给单行能源法去制定完成,这样也能更好地发挥《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体系的主导作用。

(一)《能源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内涵

《能源法》在确立“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则基础上,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对此原则进行内涵阐释。根据前述国际立法与我国政策精神,《能源法》体现和实现“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则应首先具有以下原则性内容:第一,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出发,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既是国际社会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各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选择。我国政府早就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能源法》将继续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第二,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框架,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发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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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常温下兔肢体火器伤后器官功能变化的特点。方法 常温下制备兔肢体火器伤动物模型，分别于致伤前及致伤后4、8、16、24、48、72 h 测定血清中肌酐（Cr）、尿素氮（BUN）、谷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磷酸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的含量。结果 常温环境下兔肢体火器伤后与致伤前比较，伤后4 h 血清中Cr、BUN、ALT、AST、CK、LDH等酶学指标均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其中血清中Cr在伤后4、8、16、24、48、72 h 各时间点均显著升高，伤后8 h 达到高峰；血清BUN伤后8 h 显著升高，24 h 后开始显著下降。血清中ALT、AST、CK、LDH在伤后4、8、16、24、48、72 h 各时间点均显著升高，伤后16 h 达到高峰。结论 常温环境下兔肢体火器伤后，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的损害具有发生早、损害严重持续的特点。

【关键词】 兔；火器伤；血清生化指标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organ function after firearm wound on limbs of habits in normal environment. Methods

Models of firearm injury on limbs of rabbit were established in normal environment. At 4， 8， 16， 24， 48， 72 h before and after injury， biochemical indicator of blood serum， including Cr，BUN，ALT，AST，CK and LDH，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anteinjury and postinjury.Results

Compared with anteinjury，The biochemical indicator of blood serum(Cr、BUN、ALT、AST、CK、LDH) changed significantly 4h after injury. Cr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injury. Peak appeared at 8h after injury. BU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8h after injury， and greatly decreased 24h after injury. ALT、AST、CK and LDH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injury. Peak appeared at16h after wound.Conclusion

After firearm injury on limbs of rabbits in normal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critical organ function damag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rlier， serious and persistent.

Key words： rabbit; firearm wound; biochemical indicator of blood serum

火器伤是战伤的主要致伤类型，在平时的发生率也日益增高，而平战时火器伤均以四肢伤占多数，可达59%～68%[1]。火器伤致伤后引起机体全身反应，远隔器官发生功能改变。在火器伤死亡病人中，除重要生命器官直接受到严重创伤而立即致死外，至少50%是死于伤后并发症[2]。我们通过建立常温下兔肢体火器伤动物模型，检测伤后反映器官功能变化的相关血清生化指标，了解伤后器官功能变化的特点，以期为伤后早期救治及预防全身反应发生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新西兰大白兔30只，雌雄不限，体重2.5～3.5 kg，由乌鲁木齐总医院医学动物实验科提供（普通级）。实验动物随机分为致伤后4、8、16、24、48、72 h 组，每组5只。所有实验动物均单笼饲养。

1.2

动物模型的制备

致伤前1 d 将实验动物双下肢脱毛备皮，称重，禁食过夜。致伤当日晨，将动物置于室温20～22 ℃，相对湿度50%～60％环境下，盐酸氯胺酮肌内注射麻醉，倒立悬挂动物于致伤架上， 选中双下肢大腿中上段肌肉丰满处，避开股骨及大血管，用5.62 mm 小口径手枪，射击距离0.5 m，击伤双侧下肢，伤后不清创，15 min 后伤口包扎止血。

1.3

观察指标

实验各组分别在伤前和伤后4、8、16、24、48、72 h 抽取耳缘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雅培）检测肌酐（Cr）、尿素氮（BUN）、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磷酸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的含量。并同时观察生命体征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检测结果均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P

黄伟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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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1

动物存活情况及生命体征变化

伤后30只实验动物全部存活。致伤后各组实验动物体温、心率和呼吸与致伤前比较无显著性变化，见表1。

表1

常温兔肢体火器伤后生命体征的变化（略）

2.2

血清生化指标的变化

与致伤前比较，兔肢体火器伤发生后4 h 血清中Cr、BUN、ALT、AST、CK、LDH等酶学指标均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其中血清中Cr在伤后4、8、16、24、48、72 h 各时间点均显著升高，伤后8 h 达到高峰；血清BUN伤后8 h 显著升高，24 h 后开始显著下降。血清中ALT、AST、CK、LDH在伤后4、8、16、24、48、72 h 各时间点均显著升高，伤后16 h 达到高峰，见表2。

表2

常温下兔肢体火器伤后血清生化指标的变化（略）

与致伤前比较，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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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随着战时自救互救技术的广泛推广，使现场危及伤员生命的伤情能得到及时救治。目前对伤员后送至上级医疗救治机构后的初期外科处理研究很多[3～6]。但是由于火器伤致伤后所引发的全身反应和远达效应[7～8]，可导致重要器官发生功能改变，甚至引发多系统器官功能障碍。因此，了解战伤后重要脏器功能改变的特点及规律，在积极进行初期外科处理的同时及时有效防治器官功能障碍，将对降低战伤死亡率有着积极的意义。

有研究表明[9～11]，血浆酶的变化是判定组织器官伤情的有效指标，能够反映伤情的严重程度，可作为判断机体损伤程度和评价治疗效果的重要依据。我们在常温兔肢体火器伤模型中观察到，兔肢体火器伤发生后，受伤动物生命体征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是伤后4 h 血清中Cr、BUN、ALT、AST、CK、LDH等酶学指标均开始发生显著变化。血清Cr、ALT、AST、CK、LDH持续升高，与伤前相比，差异显著。其中血清Cr、BUN均在伤后8 h 达到高峰，ALT、AST、CK、LDH伤后16 h 达到高峰。早期各血清生化指标的显著性增高可能源于局部组织损伤和周围组织继发性损伤导致细胞内的酶释放入血；随着时间的推移，机体各系统应激反应引发的一系列神经内分泌改变和火器伤远达效应导致重要脏器功能改变，从而导致多种酶、蛋白质及其分解产物释放入血，使血清生化指标进一步增高达到峰值；其后各血清生化指标虽然下降，但是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与伤前差异显著。结果提示，常温下兔肢体火器伤后，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的功能在早期即开始发生变化，而这种脏器功能改变持续存在，其可能在战伤后期影响战伤的转归。因此，在早期外科处理战伤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保护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将有效减少战伤后期死亡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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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桢说，在研究气候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国家把气候变化问题跟一些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像英国，气候问题和能源安全问题联系起来；也有一些国家把经济竞争力与气候变化问题联系起来。还有一种就是其反向的联系，他们把气候变化与别的问题联系起来，而其目的是否定气候变化。

在西方有些人从自由经济的角度怀疑一切，他们有一个词叫做“西瓜”，指责从事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人士外表是绿色的皮，内心却主张政府管制和社会主义。总之人们总是把一些问题和气候变化牵连起来，包括从正面和反方面进行联系，从而达到一定的目的。

孙桢认为我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从发展路径来考虑，比如能源的安全是否是自给型的，我们强调内涵式地来解决能源问题，提高能效，转变发展方式等。同时，中国也在考虑我们的国际关系，怎样在国际关系中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因素，怎样促进开放，并使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

但现实是，气候变化仅仅依靠搭相关政策的顺风车是不能解决的。气候变化工作离不开节能，所以在操作上应强调政策协调。相关部门，例如国家能源局、发改委环资司、气候变化司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十分重要。但是在战略层面，应给气候变化更多的协调层级，不能讲“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也要低碳发展。”

为此，需要从生态文明这个高度来认识气候变化。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把气候变化放在了第一章，孙桢认为这有助于我们加强对生态文明这个概念的认识，并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在理念上要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环境优先，就是以人为本。”孙桢说。气候变化的政策，今后发展的方向和现在的实践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在使用很多行政手段，在一段时间里面还会加强，未来还会有气候变化法。我们能不能够在市场化方面，明确地提出来要支持市场化的改革，要推进碳税和碳交易，和能源的改革一块前进，这个将是我们探索的路径。

而在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气候变化问题要支持我国开放、合作的政策。在谈判中，从全球来看，我们更多的是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而不仅仅以意识形态或站队这样一种方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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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候变化；气候移民；概念；类型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6-0164-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6.027

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所导致的现实或潜在的大量气候移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现阶段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全球气候模式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已导致地球海洋洋流流向的变化，使得热带海洋表面气温不断上升，全球海洋风暴持续时间延长、强度增加，海平面上升，荒漠化加剧，干旱、洪涝频繁多发，气候开始变得极端无常。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催生了大量的“气候移民”，他们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不得不进行迁移。环境正义基金会主席史蒂夫·特伦特指出“气候变化影响家庭、基础设施、食物、水及人类健康，还将会导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群迁移”［1］。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的预计，在1998-2007年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 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2］。

气候移民是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压力的重要机制之一。关涉气候移民的研究，早在莱文斯坦的迁移法则中就将不适宜的气候、不公平的法律、重税、不适宜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刺激等看作是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3］。美国地理学家Ellen Churchill Semple更是认为“寻找更好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和容易居住的环境是人们迁移的动机”［4］。尽管早期人们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重要因素纳入了对气候移民的解释和理解之中，但随后就逐渐消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一些关于气候移民的理论著作问世。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气候移民规模的预测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由于早期关于气候移民的研究和政策讨论偏重于以未来为导向的警示性预测，而不是观察分析迁移流，以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自然科学家认为环境恶化和迁移之间存在内在联系［5］，社会科学家认为环境仅仅是影响人们迁移因素中的一种［6］。当前，有关气候移民的争议仍旧存在，但学科间的认识分异逐渐减少，环境科学家和人口学家都认为自然环境是迁移的动力因素，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力逐渐凸显，观察或试验研究逐渐取代预测，但其研究结果仍旧非常有限。

如何以已有研究为基础，突破社会文化交叉法、经济视角的牵绊，提升人们对气候风险导致气候移民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对气候移民进行概念上的梳理与界定，类型上的归类与划分，剖析造成气候移民问题的制约性因素，将气候移民从经济迁移大流中分离出来已是一个摆在世人面前不容回避的现实性、迫切性的重要议题，深刻认识把握这一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有助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

1 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1．1 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

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全球气候近50年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已对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已带来严重挑战，已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对气候变化的定义，并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社会现实，本文对气候变化的概念定义为：气候变化是指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自然气候变化或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在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典型的为10年或更长）的气候变动［7］。其原因或因于自然自身的演变历程，或为外界条件使然，亦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大气组成成分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改变。如此，对气候变化诸现象展开分析，既突出了气候变化中的人为致因又可与主要由自然原因导致的气候变率相区别。

总体看来，现阶段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陈绍军等：气候移民的概念与类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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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适应性

一、导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及经济政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认识加深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力推动，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一般包括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内容。 气候变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框架中进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气候变化政策成本即减少温室气体或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机会成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指削减排放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在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认为富裕国家需支出其GDP的2%来采取行动。二是国际公共品框架。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简单拓展，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有效合作。“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成果。三是博弈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的确定，强调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是自利的，只有一个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气候变化政策分为适应性气候政策和减缓性气候政策。前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后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 Stern，2007)。减缓性政策研究较多的是碳税和限额，限额有助于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碳税则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价格的波动(Metcalf，2009；Ka-plow，2010)；适应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气候变化信息，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 Stern．2007)。

近年来国内直接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敏感性行业的影响上（吕亚荣，201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10；刘恩财等，2010），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思路（刘晨阳，2010；张丽宾等，2010）。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广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较大，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近50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 69℃，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986年到2009年间，广西经历16个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减少排放，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气候变化对广西的主要影响

（一）气候变化影响广西农林业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广西局部干旱和洪涝的频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断加大。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暖冬现象加大了病虫害现象。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未来的影响虽有正面效应，但可能仍以负面为主。气候变暖以及降雨量分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涝将减少甘蔗的产量、蚕桑生产的产量和使其质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减产为主。广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随着全球变暖，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来广西大部分地区可能进入热带地区，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广西北部的林业种类将发生变化，广西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分布变化显著。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广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广西境内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气候变化影响广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广西是海洋大省，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 人类食用的水生动物绝大多数属于变温动物，水温升高能够明显地影响到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速度、繁殖情况以及对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使广西依托海洋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海域萎缩，养殖品种减少。由于气温升高，海水蒸发速度加快，表层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增加，引起鱼类的生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种群和数量。

（三）气候变化影响广西的水资源分布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广西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就全国来看，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广西洪涝灾害更加频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气候变化加大了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气候变暖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融化加速，未来广西干旱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影响广西人的健康

气候变化对广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胁包括由热应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传染病（疟疾和登革热）、与水有关的疾病如腹泻和营养不良。气候变化会间接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发和热带气旋（强风）造成的结果。因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三、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研究的支持

科学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基础和依据。现有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主要以适应和减少排放绝对量为目的，且宏观层面讨论为主，这为进一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才更具适用性。因此，广西要积极开展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科学研究，尽快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为政策决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广西自身特点的政策措施。

（二）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累积，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态势，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不断加大，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将不断强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广西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国际合作框架内，主要集中在减缓性行动，如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此外，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国内压力的体现，更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要求。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广西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变化，为了可持续发展，广西必须制定合适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外部性，在时间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经典经济学范围，需要用一种更大的视角进行研究。市场仍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的基础性方式，广西应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仅仅依靠广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化，通过适应性政策影响资源配置，在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尤为重要。

（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减缓性行动

当前，全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减缓性行动上，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两区一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区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加快，大的铝、锰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厂的建设和扩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传统常规技术的建设模式，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广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气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广西也在外在压力下把发展低碳经济、完成减排任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减缓性气候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气候大会进展缓慢，“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至今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质性内容并未落实，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艰难。此外，根据斯特恩报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十年内全球气温仍将上升0.5 -1度，减缓性行动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减缓性行动的不断推进需要适应性的行动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广西应加快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循环工业，改善农业效益，提高林业的固碳效果。具体来说，广西应综合利用财税、产业、金融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降低工业比重。工业内部，应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建立健全和完善节能、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的各项机制，落实各级政府成立节能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节能工作常态化、市场化等。同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必将向广西转移，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等。大力发展林业，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财政资金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投入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关键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新的技术降低排放，通过新的技术发展清洁能源，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工作在广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研究成果较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严重缺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广西应设立专门的研究资金，通过政府委托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加快共性技术进步。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实用技术。同时，在各类科研经费的分配中，向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倾斜，提高广西区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能力，为制定适合广西特点的气候变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三）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广西应利用经济政策，优化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一是要加快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相关知识的研究。目前，对气候变化最大的共识就是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即气候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确定，政策评价和选择变得非常困难。加强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研究，给公众提供更多的气候变化信息，有利于公众做好准备，提高自我适应能力。二是财政资金大力支持适应性技术的研发。如开发耐干旱的品种、推广（下转第28页）（上接第11页）适合较高温度的物种，通过新技术应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的能力、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监测能力等。三是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如加强农田灌溉设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墙，激励和补贴农村建设储水设施等。四是推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保险，以加强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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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aplow，L."Taxs， Pemuts， and Climate Change"[ N].NBER Working Paper 16268， 2010.

[7] Metcalf，G.E.”Cost Containment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 Altemativc Approaches to MitiS;ating Price Volatility [ Nl. NBER Working Paper 1512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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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低碳；环保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7）184-0094-0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1]，1880-2012年观测的全球年平均表面温度（包括陆地和海洋）增暖了0.85℃。很多科学观测表明，20世纪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变化之快是过去一万年所没有的，并且这种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将持续几个世纪[ 2 ]。预计到21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还将上升 1.4℃～5.8℃[ 3 ]。

鉴于气候变化事实及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必须采取切实应对行动，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相关部门紧紧围绕社会公众需求，从做好全民科学普及抓起，积极创新科普内容与形式，在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过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气象灾害多发频发重发态势日趋严重，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多，相关科普工作的开展也迎来了新的挑战。

1 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现状

国外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倡节能环保科普宣传方面有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美国政府非常注重气候变化宣传，从电视、网络等媒体到普通居民都注重舆论宣传，注重更新理念，积极让决策者和公众了解低碳经济，切实减少碳足迹，逐步以实际行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 4 ]。

近年恚德国政府组建了大量协会、公益组织和咨询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咨询服务，并利用政府和企业的资助经费开展节能减排科普宣传行动，使社会公众能够明确了解国家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政策，有能力通过自身行动来为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 5 ]。

日本政府也大力宣传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倡夏季将空调温度由26℃调到28℃，调高2℃便可减排温室气体17%；提倡上班骑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开私车；提倡国民购买低碳环保商品等[ 6 ]。

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还在其政府网站上公布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器，让公众可以随时上网计算自己每天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有效地帮助公众知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7 ]。

2 形成科普宣传合力，让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理念深入人心

笔者曾在2014年世界气象日期间做过一个气候变化问题公众调查，对近200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发现，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具体了解程度，近八成公众选择“知道一些”，但只有近两成“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气候变化方面的科普宣传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公众对于深刻理解和认识气候变化问题还存在不足[8]。

气候变化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努力开展有关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根据我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索和思考如何深入推进科普宣传工作，使公众掌握避险自救方法和应对突发天气措施的同时，提高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是各级领导、广大媒体和科普工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

2.1 强化政府引导，推进科普宣传队伍建设

鉴于政府部门在公众心目中公信力最强，因此发挥好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是成功推动科普宣传教育取得成效的有力保障。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政府部门会通过立法、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或设立中介组织等方式来间接推进科普事业发展。我国政府部门也正加紧制定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法律和配套法规，可以通过推进这些法律法规的“落地”，进一步规范应对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制度，合理统筹安排相关部门的分工合作，并将其列入目标管理和考核内容，促进各部门积极参与制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政策，以夯实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基础。

人才队伍是事业发展的基石。为了保证气候变化科普宣传能够真正深入到基层人民群众中去，发挥出实实在在的效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科普宣传队伍至关重要。尤其是偏远地区以及少数名族聚居地区，因为地域或者语言沟通障碍，科普知识和防灾避险技能很难全面普及。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除了进一步强化企事业单位、公众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团队的机制和举措，全面动员各行各业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宣传志愿活动以外；还要加强对偏远地区以及少数民族科普工作者的培养，为这些地区量身打造一支能够常年“驻扎”，并随时可以“顺畅”交流的科普工作队伍，推进科普工作更加“接地气”，更易被当地居民接受。

此外，政府部门还要注重建立人才激励与竞争的有效机制。国际上有一系列用来激励和保障科学传播的奖项和制度，如英国皇家学会早在1986年就设立了“迈克尔・法拉第奖”，专门奖励对科普做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9]，澳大利亚设立了“尤里卡科学普及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有“卡林加奖金”。我国面向科普研究创作和科普宣传教育人员的专项激励政策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相关奖励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在科普产品制作方面，各地政府部门应给予相关政策和经济支持，鼓励企业捐赠及个人资助，充分调动科普产品研发人员积极性；在气候变化科普宣传阵地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一批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科普活动场馆，在全国各地以点带面，推广普及，逐步形成以科普教育基地为基础的科普场馆体系；在提高全民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方面，策划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参与性活动，发挥广大群众参与低碳生活、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主人翁作用。

2.2 相关部门齐抓共管，营造科普宣传良好氛围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地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并发挥好部门合力的重要性，一方面，着力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努力争取当地政府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的重视和支持，多方争取将工作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各单位要充分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分工协作，大力实施，力求在提高科普水平、强化科普效果上取得新突破。

作为气象知识的权威机构，气象部门在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做好气候变化及防灾避险知识的科学普及也是未来一段时期气象部门科普宣传的重点。针对公众关注的气候变化热点问题，各地气象部门要认真答疑解惑，及时纠正一些不科学、不准确的认识或片面理解，大力弘扬科学思想，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在关键节点或重大活动期间，利用好气象部门的宣传平台，以及当下“流行”的新媒体资源，积极调动公众互动积极性，及时普及相关科普知识，提公众高应对能力。此外，气象部门本身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加强舆论监测引导，提升气象宣传影响力。

科技部门和各类科协组织要发挥好科普宣传领军作用，认真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规划，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广泛深入开展学术交流，拓展科普服务的内容和方式，同时注重研发具有特色的科教创新模式，努力实现科普资源的共建共享；宣传和文化部门要认真做好气候变化科普宣传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充分调动各单位力量，营造全社会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氛围；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教育体制机制，积极编制科普教育系列丛书，参与科普教学项目，推进更多应对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知识纳入中小学课本或课外读物。

此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优势，着力提高相关科教栏目水平，多为读者提供一些高质量的科普节目和读物。交通、旅游等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将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适时结合到自身工作中来，设计一些具有部门特色的科普活动。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可以适时弥补政府和相关部门科普工作覆盖面和人员方面的不足。

2.3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桥梁作用，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应对行动

面对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因而在推进气候变化科普宣传过程中，媒体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作为老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方案，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节能减排的成效与不足，以及未来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措施等，均需要借助媒体及时给公众。

另一方面，各类媒体还需配合、协助政府部门为公众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普及绿色理念，客观反映气候变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和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对于一些只为搏人眼球的不实言论，要做到不跟风、不炒作，多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在宣传内容方面，努力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c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结合起来，把侧重点放在提高全社会低碳环保意识上来，鼓励公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低碳生活。

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之间要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主动加强沟通合作，取长补短，携手增强科普宣传的声势和力度。各地主要新闻单位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列入工作计划，通过不同形式将工作落到实处，扩大科普影响面。有影响力的媒体单位，可以开辟专版、专栏，或通过新闻会、专家访谈、科教讲座等形式，推出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系列宣传，帮助公众系统性地了解气候变化问题，减缓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3 注重探索创新，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短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在指导思想、方式方法、传播媒介等方面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面对新形势，科普宣传工作要紧跟时代的脚步，在内容、形式、举措、途径等方方面面，开展进一步的“更新”和“升级”。

3.1 拓宽宣传渠道，有针对性地推进科普宣传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面向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受众，需要选择不同的传播内容和渠道来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科普知识宣传。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科普展馆或相关部门的科普活动场地，定期播放气候变化宣传片、举办科普展览或设置一些科普问答互动游戏，引发公众参与学习气候变化知识的兴趣；在一些偏远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好乡村协理员、乡村信息员、大学生村官的作用，让他们成为普及气候变化科普知识的有生力量。

孩子们是未来参与低碳社会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生力量，重视针对学生们的气候变化科普知识宣传关乎民族的未来和国家希望。为此，气象部门为同学们量身打造了“校园气象站”，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将应对气候变化等相关气象知识送进校园，送到每一个孩子身边。相关部门今后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搭建更多类似的科普传播平台，将气象科技实践作为强化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同时注重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工子女的科普教育问题，加大社会科普教育力度，拓宽气候变化知识宣讲渠道，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接触到气候变化知识。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全球气候变化不仅带来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也给生态环境、农业产生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因此在推动气候变化科普宣传时，还需牢牢守住广大农村这个重要阵地。针对农民朋友的科普宣讲要讲求实用性，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要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让村民朋友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并依照各地实际情况，提出一些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农技措施，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此外，要注重改变农村居民的旧思想老观念，引导他们逐步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鼓励大家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购买和使用绿色环保的新技术、新产品。

3.2 新形势下探索新渠道新举措，打造气候变化科普品牌

目前，公众对气候变化在认知上仍有不足，还缺少一套系统全面的气候变化宣传战略。为此，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丰富媒体手段，以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些科研机构可以建立科技创新能力专项，强化科普产品的设计研发，组织相关部门与国内外科普工作者开展深入的交流合作，打造富有特色、广受欢迎的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科普品牌。如气象部门的《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宣传片已成为我国对内和对外宣传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科普品牌。

如今好多新兴媒体异军突起，在舆论传播领域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要利用好新媒体的优势，拓宽科普知识传播渠道。以关注度颇高的微博为例，一些热门的微博网站可以发起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热点话题讨论，以问答的方式，为网友提供一个学习气候变化知识和互动交流的良好平台。通过微博交流得到的公众反馈信息，还可以为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的后续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同样的科普读物，很多欧美国家不单注重对内容的精心推敲，还善于依靠市场运作，精心打造包装，华丽的“变身”往往能够帮助科普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这一点正是我国科普产品研发者容易忽视或不善于“花心思”改进的地方。我们应该V泛吸取经验，全方位多角度对科普产品进行“升级”，为科普宣传产品带来更大提升空间。

另外，我们还可以学习参考国外的科普宣传大篷车，尝试通过多种渠道，让移动的科普知识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让气候变化知识传播“无死角”。

3.3 贴近大众生活，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现如今我们并不缺少各种宣传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知识的电视节目或科普读物，在网上输入“气候变化”关键字，相关文章、图片和视频的链接层出不穷。但如何让科普知识通过更加生动的视听语言表现出来，化深奥的科学知识为老百姓的“家常话”，真正引起基层群众的兴趣和关心，是深入推进普宣传过程中又一值得探讨的问题。

想让百姓“留心”气候变化，就需要让科普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将知识性与趣味性巧妙结合，让科普内容既生动活泼，又兼具较高的“含金量”。宣传人员可以尝试改变以往死板教条的程式化用语，多用打比方或举例子的方式将气象学上的专业语言“本土化”地展示给公众，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气候变化科学与公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让老百姓容易掌握。

在日常生活中，科普工作者要注重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宣传新知识、新理念，让更多的群众积极、主动地接受气候变化科普教育，逐步认识到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难以逃避的；遇到极端天气情况，一边要及时传递气象信息，一边还要详细告诉公众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安排生产生活，做好防灾减灾应对准备。

此外，气候变化科普宣传想要“接地气”，还必须注意结合流行文化或社会热点，迎合大众口味。美国灾难大片《2012》描述了“伴随着火山爆发、强烈地震、海啸，地球走向毁灭……”，在全球取得了高票房。虽然影片里不乏科幻创作，但震撼的画面还是引起了公众对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的思考，也不乏为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科普宣传有效手段。

4 结论

气候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此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开展的宣传工作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取得明显成效。我国应加快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宣传的总体战略规划，建立健全防灾减灾知识传播网，让有关科普教育宣传工作常态化。未来，如何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工作，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增强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唤起公众关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来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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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候变化；气候风险；气候移民；现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4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8

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导致的各种气候风险所引发的现实或潜在的大量气候移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现阶段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气候变化问题日趋复杂的情势之下，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现象及气候移民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难民潮、地区冲突等问题正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关注。自莱文斯坦将“不适宜的气候”视为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之一[1]，关涉气候移民的研究历经波折，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性的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对人类的威胁越发严重，Myers等有关气候移民规模的预测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2]。但由于Myers，等关于气候移民的研究偏重于以未来为导向的警示性预测，集中于对气候移民称谓、类型、规模及迁移动因的探讨[3]；对与之相关的问题与对策的探讨则主要见诸于一些新闻报端之中略显羸弱[4]。随着气候变化、气候移民问题的日益严重与复杂，施国庆等17位国内外专家指出现阶段我们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导致的严重的人口迁移问题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移民却是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如何从开发项目导致的移民安置（DFDR）活动中学习和借鉴，响应潜在的气候移民问题，就需要我们对实施气候移民的政策、途径以及进行有组织的移民做出探索[5]。如何以已有研究为基础，突破社会文化交叉法、经济视角的牵绊[6]，提升人们对气候风险导致气候移民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对关涉气候移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索与梳理，剖析造成气候移民问题的制约性因素，已是一个摆在世人面前不容回避的现实性、迫切性的重要议题，深刻认识把握这一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提出因应气候移民问题的对策与建议，方有助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

1 气候变化的表现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已对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严峻挑战，已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总体看来，现阶段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两个方面：

1.1 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

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产生的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现已导致了约2 600万气候移民，在未来40年，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主的气候变化将使全球10%的人口，约5亿到6亿人，面临沦为“气候难民”的风险，其中将有约2亿的气候移民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孟加拉国政府最新出炉的一份报告称，该国有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已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移民，度假天堂马尔代夫也已开始为40万国民另觅栖身之所[7]。

全球气候在持续暖化恶化的同时也导致冰川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面积融化，使冰川和积雪的储水量减少。据一些科学家预测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全球海平面将上升约70 m[8]。而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客观现实却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区（如纽约、伦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势必将导致世界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

此外，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还表现在臭氧层破坏、酸雨危害加剧等方面。

1.2 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全球气候变暖致使近半个世纪以来极端突变性气候风险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热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出现飓风、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气候灾害的可能性加大，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极端突变性气候变化使得沿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如亚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岛屿。

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催生大批“气候移民”，他们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

2 气候风险与人口迁移的历史与现实机理

2.1 气候风险与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关联分析

气候移民是指由于气候的突然或缓慢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或生存条件产生不利影响，在相关气候政策或气候工程的影响下，而被迫或主动、暂时或永久离开其家园进行迁移的人或人群，他们既可以是国内迁移，也可以是国际迁移[8]。从我国浩繁的史料记载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历史时期上因气候变化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变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气候风险致因下人口迁移路径图大致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风险气候灾害环境变迁人口迁移人口分布变化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变更”的总体轮廓。

中国的气候类型是典型的季风气候。由于最近几千年来，中国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因气候干旱化和荒漠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因为年平均温度降低1 ℃-2 ℃，等温线即要向南推移200-300 km，气温变化直接影响着农牧业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9]。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以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为主，其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受自然灾害影响明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末期和元代初中期，是我国北方气候偏寒偏干，旱灾、沙尘暴和冬季雷暴出现频繁，湖泊退缩，土地沙漠化强烈和黄河决溢频率减小的时期，同时也是中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时期[10]。强烈的气候变化导致了畜牧业的严重减产，使其产量已不能维持秦汉、隋唐湿润时期已增长起来的人口的需求而发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动，并多次导致了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迁移。在13世纪40年代蒙古地区由于连年干旱，“野草自燃，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定宗纪》）；加之冬季暴风雪的侵袭，气候风险导致北方地区环境严重恶化，引起元代内、外蒙地区蒙古族牧民的大量南迁，因灾害而“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11]。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不仅诱发了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南迁，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汉族内部的人口迁移并导致了社会加速变迁。类似的现象也见诸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历史时期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导致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的人口迁移；干冷时期的干旱迫使中亚地区的人口向欧洲迁移，中亚游牧民族大规模的向西、向欧洲迁移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12]。

2.2 气候风险与现代人口迁移的关联分析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条件的加速持续恶化导致了气候风险加剧与环境剧烈变迁进一步催生了气候移民。目前，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已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风险生态失衡环境变迁气候政策出台气候工程实施气候移民局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重建”的趋势。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称现在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纪30年代，持续干旱和土地过度开垦导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风暴”，曾使北美数百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许多城镇被一度弃为空城。

气候变化、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在过去20年增加了1倍以上。特别是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工程建设等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震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已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以中国陕西为例，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应对辖域内南部山区频繁多发的多种自然、地质灾害，不得不从2011年年末开始计划并着手实施一项为期10年、投资约1 280亿元人民币、搬迁约279.2万人的宏大移民规划。这其中因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避让49.16万人，洪涝灾害避险搬迁32万人。如何将深受极端气候风险影响和难以快速有效脱贫的居住生活在陕南地区的民众向陕西其他地区进行迁移安置成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气候变化及由其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压力，将导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

3 气候移民现状及其演变趋势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注意到移民问题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模式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频发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使得“气候移民”成为了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点，气候移民及与之关联的问题逐渐进入了国际相关组织、政府部门与研究者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

3.1 气候移民的人口数量不断攀升

受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气温显著上升、降雨方式改变、季风变化加大、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干旱、洪涝灾害、更强烈的热带气旋、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直接导致了气候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和人数激增，气候变化成为了21世纪人口移民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4月的报告，在1998-2007年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 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8]。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亚太地区的迁徙》的报告称，仅2010-2011年，亚太地区因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人数就已达4 200万以上。

3.2 气候移民的波及区域持续扩大

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改变，造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已不适合人类生存与居住（如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没入水底），按照气候风险的预期发展演变模式地球上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临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风险。气候移民不得不在高压的气候风险之下奔波在不同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现阶段气候移民波及区域明显呈持续扩大的态势。世界银行、国际移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根据全球遭遇的主要气候风险，预测未来20-50年全球气候移民的热点地区，主要包括东亚、南亚、东非、中非、中美洲等地区的沿海低洼地带、河口三角洲、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小岛国、半干旱或不太湿润的区域，这些地域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气候移民的重灾区[13]。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中，常住人口不超过40万的亚洲岛国——马尔代夫，正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无独有偶，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已经与新西兰签订协议，全国国民将陆续“搬迁”到新西兰，现在已有5 000多名图瓦卢人在新西兰安了家[8]。人口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所罗门群岛、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及肯尼亚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气候移民。

3.3 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

气候移民正在或将要经历短暂临时性迁移向永久移民的艰难过渡。气候移民主要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由于缺乏迁移的资源，在遭遇台风、暴雨、洪涝、干旱、泥石流或突发疫病侵袭时，人们一般是暂时性的避难迁移，不过随着气候风险在某一区域的持续化常态化，临时迁移已不能解决问题，而永久性的迁移成为无奈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西海固地区，由于这一地区“十年九旱”的趋势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已养活不了一方人”，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干旱的气候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得不将中部干旱地区、南部山区约76万人进行永久异地转移安置，安置到扬黄灌区或水源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在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导致一些低洼地区被淹没，不少国家和地区正开始进行永久性气候移民。如孟加拉国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的移民，度假天堂马尔代夫近40万国民不得不另觅栖身之所[4，6]。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永久性改变和生产居住环境条件的恶化，已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永久性气候移民成为了现实气候移民的典型类型。

3.4 多种因素叠加交织致使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的极端气候事件，未来几十年间，气候风险引致“气候移民”的过程还会加速，气候移民问题更趋复杂。首先，气候移民将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国内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紧张局势。气候风险引发的自然灾害会迫使一些受灾民众暂时涌进大城市，而有些大城市的生活资源本来就很紧张，一旦这些移民涌入，大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陡然加大，就有可能恶化现有局势、加剧紧张关系和不稳定因素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次，气候移民除了会造成国内的社会矛盾外，更为严重的是，气候移民问题将威胁到脆弱的、濒临冲突边缘的国家与地区间的沉重关系，威胁有关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在气候移民集中地区及其边界区域出现气候变化环境衰败气候移民社会冲突的恶性循环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由此将导致一些局势脆弱国家加速崩溃、种族问题与宗教冲突激化、政治激进主义抬头，致使世界部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第三，气候移民的贫困问题与环境恶化交织叠加在一起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气候移民肇始区域一般是贫困与自然资源条件的严重恶化的区域，本就脆弱生态环境加之持续恶化的气候变化状况，在导致不同区域气候移民的形成与汇聚的同时，极易引发“气候贫困”产生的次生灾害风险。

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影响，使得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

4 应对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对策思考

由于各国眼下主要将精力放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关涉气候移民的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现阶段还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及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风险，将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基于对全球日益紧迫的气候移民问题之社会现实的关照与因应，易受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加快努力，实施更广泛的应对气候移民的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以应对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4.1 改进现有国际性法律条款关于“难民”权利的相关规定，制定应对国际气候移民法

鉴于目前非自愿气候移民还没有被纳入国际难民和移民政策之中，气候移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尚未得到国际相关法律的明确认可[14]，趋于紧迫的现实气候移民问题与相应法律规范严重脱节，气候移民在国际社会上还未甚至不能得到合法的保护，这就需要尽快修改1951年的《难民协定》（Refugee Convention）或单独起草气候移民法律协定，以适应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气候移民问题，为气候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机制。同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制定出台应对国际气候移民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部门在涉及气候移民工作中的职责，明确应对气候移民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构建应对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国内协调两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部门在应对气候移民中的主导作用，以法律为准绳规范预测气候移民的科学评估报告，及时解决处理相关的气候移民问题。同时，在气候风险导致的环境退化和极端突发性灾害发生时，将人权不驳回的原则纳入国际法的考虑范畴。

4.2 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地区间协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协力促进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

气候移民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领域都可能对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它事关各方利益、地区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应对，加强应对能力建设，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首先，要将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人口迁移纳入到各国政府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计划之中，使其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建立各相关成员国官员、专家相互交流经验的对话机制，推动在气候移民方面的国际智囊合作。其次，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偿接纳气候移民的伦理道德责任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并倡导国际社会直接为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导致的移民进行捐赠、救助和投资。第三，完善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为主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比如南南合作，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气候风险和气候移民的潜在压力[4]。

4.3 在国际社会建立灵活应对气候移民迁移的政策、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

从目前气候移民遭遇的现实境况来看，无论是对迁出地还是迁入地而言，气候移民都尚未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国际社会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从速召集国际社会移民研究的权威机构和组织，尽快形成世界公认的关于气候移民定义的权威性论述，明确国际移民组织（IMO）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权责内容，使气候移民摆脱成为游离的中间人角色，制定相应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机构、组织制度与治理机制，已是当务之急。首先，可在国际社会构建起一套灵活应对气候移民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包括在认识和分析气候移民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基础之上，探寻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以使气候移民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建立气候移民预测预警系统，完善预防和减少气候移民问题的社会管理体系，以有效降低与规避气候移民给社会良性运行带来的原生冲突次生风险。其次，要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预报预警机制建设，建立地区主要气候灾害的历史信息库和数据共享平台；进一步加强气候移民救助体系建设，建立高效完善的救助体系，在法律、政策、组织、制度等层面强化救助体系制度建设；同时，加强移民管理及国际经验交流和高效的气候移民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推进应对气候移民相关问题的社会文化适应机制建设。第三，基于预防胜于治理的认识，加强对气候移民的监测和评估。

4.4 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降低气候移民被迫转移的社会风险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气候风险的数量与能量不断升级，在未来几十年内，即使做出最迫切的减缓努力，也不能避免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影响，这使得在气候移民问题上减缓和主动适应成为主要的措施或是唯一可行和适当的应对措施。虽然目前国际社会各界已经采取了一些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但仍十分有限。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不同，为应对气候移民所采取的减缓和适应措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进行实施。首先是进行事先预防。在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未雨绸缪着手建立防洪堤、建筑水库等工程以对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后果引发的大量气候移民。其次，展开知识普及教育。普及应对气候风险的相关知识，加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现象的认知了解、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灾害的措施等；在发展地方经济时融入气候变化视角的适应性项目，减少迁移的必要性助益于减少非自愿气候移民的数量。第三，进行人口迁移。迁移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应对策略，不只是在气候过程和气候风险事件发生之前组织进行的人口迁移，也包括气候灾害发生后的非自愿气候移民。考虑从区域角度合理引导人口迁移，减少人口盲目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将气候移民问题的减缓、适应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与更典型的信息和基础设施的措施一起，有助于气候移民减少脆弱性增加适应性。

4.5 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提升气候移民适应能力建设，弱化气候风险影响

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群体、甚至不同家庭的社会脆弱性差异很大。弱势或边缘群体更容易从灾难中流离失所，如果受气候风险影响地区有更多的弱势群体（这些人往往房屋损失严重），更大的建筑环境密度则飓风过后这部分人外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气候风险降低了潜在气候移民家庭的社会承受力，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从而导致移民[15]。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人类不能阻止全球气候变化的脚步，那么面对各种可能引发移民的因素，人们至少可以想办法增强社会的承受力，降低社会脆弱性，而不总是选择移民。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因为气候风险而移民总是痛苦的经历，而对全世界来讲，气候移民问题又是一个无比棘手的会引发地区政治冲突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一方面，这就要求人们在选择气候移民迁移安置区时，需要借鉴社会脆弱性理论，尽量迁往就近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以提高移民群体的社会承受能力，而不致使移民因为搬迁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为后续发展留下隐患，例如移民返流等。另一方面，完善现有的适应资金机制，建立气候移民基金或融资体系，努力突破贫困地区资金和技术匮乏的瓶颈，有助于降低高风险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此外，在气候风险形式严峻区域，进行项目扶持和产业规划设计以降低区域社会脆弱性时，要综合考虑地区的气象、地质、水文等条件，需要立足前期调研进行多方论证，以提升风险管理优化水平对症施策物尽其用，避免对有限紧缺资源的浪费，防止出现尽力不尽事的现象。

5 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及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与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由其引致的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处理解决日益趋于复杂化敏感化。对气候移民的概念进行明确指称界定既是理论研究亟需，又是有效破解这一社会难题的现实需求。气候移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既有需要迫切解决食物和栖居地的问题，还有在迁入地新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调适生计方式、实现文化及身份的认同问题。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但是，由于现阶段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关于气候移民的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现实情况可能变得更加糟糕。将气候移民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上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建立全球性的气候移民监测和评估机制，协商制定合适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制度，或将有助于气候移民的统计和预测、政策的制定和国家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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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limate Migrants’ Migration Mechanism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limate Risk

CAO Zhijie CHEN Shaojun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Resettlement of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8，China）

Abstract

篇8

关键词 气候变化；城市化；碳排放；低碳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11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19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同时也已经并正在产生着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不仅仅局限于正在频发的各种自然灾害，同时由于各国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之而产生的利益分歧及对损失的规避等一系列的行动，均可能进一步引起国家之间尖锐的经济、政治冲突。而城市既是CO2 及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又是减排的重点领域。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具有“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征，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然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能源稀缺、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等诸多全球化的挑战[1]。

纵观近两百多年的城市发展，可以看出，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危害程度上越来越严重，已从点源污染发展为目前大范围、大规模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一切引起了全球碳平衡的失调，进而抬升了全球的温度。同时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使得当前城市竞争也在日趋生态化，探求城市发展的生态之路成为新一轮城市竞争的关键。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再一次将全球的目光聚焦到CO2的排放和环境问题。中国的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基本一致，平均气温和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都在不断升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近百年来，中国的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 ℃-0.8 ℃，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2.5 mm，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这些数字都告诉了我们一个严峻的事实：全球变暖正在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城市化、碳排放、气候变化三者正以一种危险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此，研究气候变化条件下碳排放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引导城市以一种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量、最大限度地维系生态环境格局的模式来建设和发展，是唯一可行的缓解发展与生存矛盾、优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路径。

1 气候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它可能会影响到城市的生产生活、生态系统、能源供给，还可能会扰乱当地经济并使城市居民遭受生计和财产损失，甚至还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尤其是极端天气对全球各地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很多变化通过气候影响的累积效应显露出来，并且已经进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全球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篇9

一、气候变化对农业气候资源的影响

1、气候变化对光资源的影响

中国总辐射量在20世纪60―80年代呈减少趋势，90年代后有所回升，但总体呈下降势。1956―2002年间，全国平均年日照时数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变化趋于和缓，减少趋势最明显的地区是华北和华东地区，黄土高原中东部下降也比较明显。辐射减少可能与火山喷发、城市和工矿业发展引起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有关，实际观测与数值模拟也表明气溶胶的增加导致直接辐射的降低，作物的光合有效辐射量随之减少，减少的趋势是渐缓的，冬小麦比水稻的减少趋势更明显。

2、气候变化对热量资源的影响

近50年，除四川东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气温略有下降外，全国大部地区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气温升高最显著的地区是华北、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气候生长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平均增长速率为每年0.16天。近47年，全国无霜冻期以每10年3.4天的气候倾向率延长。东北、西北积温增加明显。未来各种排放情景下，以冬季的变暖最明显。区域分布为青藏高原增温最大，东北、西北、华北次大，其余地区则由东南向西北递增分布。CO2浓度增加越多对温度的影响就越大，温度升高幅度越明显。

3、气候变化对水分资源的影响

近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变化?势不明显，但区域降水量变化波动较大，西部、华南降水呈增加趋势，华北、东北和西北东部降水呈减少趋势。华北每10年减少20～40mm，华南与西南地区每10年增加20～60mm。未来各种排放情景下降水变化分布基本一致，年降水增加显著区域为华北、西北及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沿岸及其以南地区有小幅度增加。

温度升高，导致作物需水量发生变化。利用比较宏观和简化的内岛善兵卫公式发现温度升高对蒸发率的影响夏季大于冬季，北方大于南方。CO2倍增时，1月北方月蒸发率增加约 10%，南方增加4%；7月北方增加18%，南方增加约 10%。未来温度上升，在其他气象要素保持不变的情景下，华北地区不同作物的需水量对气候变暖的响应存在差异，其中冬小麦需水量增加最大，棉花次之，夏玉米最小，业已紧张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二、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规避极端气象和气候灾害风险，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制度调整将面临一个新的课题。气象观测年序列增长、气候变化或短期气候异常也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一个地区的农业气候资源，需要修改以往利用较少年数资料得到的气候资源的农业分析和区划结果；改变以往仅考虑热量和最低温时间来确定作物种植界线的做法，进而需要考虑气候变暖和变干的趋势给气候资源带来的影响。

1、优化我国农业种植制度

优化种植制度是适应气候变化最重要的且能立竿见影的技术手段。利用我国长时间序列的加密气象观测数据，分析我国以及我国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趋势，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可能影响，分析当前气候变化和未来气候变化对光、热、水资源重新分布和农业气象灾害分布格局的影响，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热量资源增加、复种指数增加等优势，规避高温热害、干热风、干旱等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进而改进作物布局，科学的调整种植制度，趋利避害，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保证粮食生长的高产稳产。

2、调整作物种植结构（趋利避害）

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可以趋利避害，合理利用气候资源而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例如甘肃近些年玉米及马铃薯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小麦播种面积有所下降，调整了作物种植比例而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而在洪灾多发的两湖平原，通过发展早熟早稻品种与迟熟晚稻组合搭配错开洪涝高峰期，部分实现了农业避洪减灾。可见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可以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气候类型多样，应该开展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作物种植结构研究，调整种植结构，研究和探索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种植结构，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抗灾能力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开发高效灌溉和节水技术，扩大灌溉面积；强化综合防治气象灾害的工程设施建设，科学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增强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篇10

关键词：风险认知；气候变化；心理测量范式；双系统理论

分类号：B849：C91

1 引言

Start（1969）在《社会利益对科技风险》一文中对“How safe is safe enough？”这一经典问题进行了系统而确切的论述，标志着在心理学领域系统研究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的开端。自此，国内外学者对交通、经济、医疗、消费以及科技等领域的风险认知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气候变化风险由来已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过去20年中，研究者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探索大众如何理解气候变化风险（Vignola，Klinsky，Tam，&McDaniels，2013）。目前，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生活中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认识和主观感受，包括对气候变化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认知、风险结果和风险责任的认知。

气候变化风险与其他领域的风险一样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利结果的特点，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第一，风险认知对象的特殊性。气候变化兼具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的特征：在气象学意义上，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气候状态变化的渐进系统，通常涉及一系列相关现象，如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冰山融化、海洋酸化等；同时，气候变化又是人为造成的。例如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而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第二，风险认知范围的广泛性。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从时间上来说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从空间上来说囊括了全世界各个地区，甚至关系到地球上每一个人。其研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许多类型的风险认知所不能比拟的。第三，风险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研究者通常根据主体是否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将主体分为大众和专家，二者在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引起的结果和采取行动等方面都有差异（Swim，Stern，et al.，2011）。第四，风险认知与行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普遍存在，表现为人们虽然担忧气候变化，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Gifford，2011）。

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决定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来说，第一，将风险认知研究的领域从自然风险扩大到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相结合的气候变化领域，为全面研究风险认知奠定基础；第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助于拓展国内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视野，本文围绕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线，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在国内开辟了一条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路径。从实践上来说，第一，公众与专家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上存在众多差异，因此，专家面临着如何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信息正确传达给大众的巨大挑战（Pidgeon&Fischhoff，2011），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为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奠定了基础（Pidgeon，2012）。第二，公众既是气候变化的导致者，又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执行者（Swim，Clayton，&Howard，2011），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风险的认知。

2 心理机制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自提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在风险认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气候变化风险的特点进行研究。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既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存在，又重视个人或群体在认知客观风险过程中的主观感受。总的来讲，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心理测量范式，二是双系统理论。

2.1 心理测量范式

心理测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是阐释风险认知的主流理论。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在风险认知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Slovic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20世纪80年代Slovie首先提出用心理测量的方法评估人们的风险认知，对预测到的、并且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险事物的风险认知结构进行分析，形成了风险认知两维度结构——“可怕风险（dread risk）”维度与“未知风险（unknown risk）”维度（Slovic，1987），成为描述人们风险态度和感知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Weber（2006）尝试运用该理论进一步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在认知地图中的位置。首先，从可怕维度分析，即激发人们危机感的程度，Leiserowitz（2004）认为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人还没有将气候变化看作可怕的，即在可怕维度上得分较低。而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灾难性与可控性三个客观因素都影响着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观感受。第一，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上来看，当人们根据数据描述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分析时，加之气候变化本身的抽象性，很难激发起人们强烈的危机感；相反，如果气候变化被形象描述为如电影《后天》中迅速变化的灾难，比如龙卷风、海啸、暴风雪等巨型灾难.就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关注和强烈的危机感（Leiserowitz，2006）。第二，从气候变化风险的灾难性上来看，当面对两种死亡方式，即死于飓风或死于冰川融化，虽然这两种情况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们对前者感到更恐惧，因为由它引起的死亡方式更可怕。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Page和Howard（2010）认为人们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感知为更危险的因素。第三，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可控性上来看，由于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简单渐进的变化，比如飓风、气温升高或龙卷风等，这些风险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原则上是可控的（Weber，2010）。当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有种控制感的时候，其危险感受性就会减小。

其次，从未知维度分析，即风险的可知性程度，包括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了解与气候变化风险影响本身的特点。一方面，个体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即熟悉性，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人们更容易忽视经常接触到的并有一定经验的熟悉风险，对新风险表现出更高的警觉性。例如，在对比温室效应和冰川融化的风险时，个体对冰川融化新风险更为警觉（Li，Johnson，&Zaval，2011）。Weber（2010）也认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将减少个体的危机感。此外，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也将影响个体的控制感（Slovic，1987），进而影响其风险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延迟性，人们对一些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未知性。人们长期居住于气候变化的环境中（solomon，Plattner，Kuutti，&Friedlingstein，2009），对气候变化的信号难以察觉（Moser，2010），因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个体生活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中，感受到的是气温升高，却对其延迟的影响如冰川融化不甚了解，因此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未知性。Weber（2010）也认为当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迅速发生时，比认为气候变化是渐变时，感觉更害怕。

心理测量范式假设公众对风险的不同反应取决于风险的维度特征，但后续研究发现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结构的风险特征维度却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对风险特征维度构成的讨论成了风险认知研究的热点之一。于清源和谢晓非（2006）研究了北京公众对39个环境条目的风险认知特征，进行因素分析后，将“影响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响的持续性”、“发生的可能性”、“结果的严重性”六个维度归纳为“客观认识”与“主动作用”两个新的维度，即个体的风险认知机制涉及风险的客观情况以及个体与风险事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该模型与Slovic的两维度模型有所不同，对比二者的研究，我们认为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首先，研究对象不同，Slovic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人，而于清源和谢晓非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人，不同国家的个体由于文化、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其风险认知可能不同，因此应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跨文化研究；其次，研究条目不同，Slovic的研究是对一般社会情境的研究。包含30个社会现象，于清源和谢晓非研究的是环境条目，包括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和生活环境类，由此说明人们可能是根据不同的风险维度特征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认知。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根据气候变化条目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建立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征维度结构。

心理测量范式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其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在许多研究中问卷条目所涉及的风险问题可能是被调查者不熟悉的，这样被调查者所做的回答就不能完全代表个体的判断；第二，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心理测量范式从数据中得到的信息也仅仅代表被试对风险事件的某些认知状况，并不能反映个体实际的行为反应。尽管心理测量范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如何定位在不同风险维度上，探索了影响气候变化风险判断的风险特征。

2.2 双系统理论

过去15年来，双系统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对双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信息加工的两种方式（经验系统、分析系统）和个体获得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经验信息、分析信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之所以能得到重视是因为面对相同的信息，人们却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行动（Hertwig，Barton，Weber，&Erev，2004）。在经验系统中人们将目前现状与个人自己或他人的经验相联系，知觉过程自动、迅速，人们通过联想将环境各个方面的经验转化成各种情感，比如说害怕、恐惧、焦虑，进而影响风险认知和决策（Loewenstein，Weber，Hsee，&Welch，2001）；相反，在分析系统中人们运用数字对事实进行描述，通过逻辑分析来评定风险，其过程相对缓慢且需要意识的控制（Marx et al.，2007）。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区别在于信息呈现的方式不同：经验信息是对与个体经验有关的信息进行描述，而分析信息是指运用数字等来对信息进行描述。

首先，就两种信息加工系统而言。Weber在2004年开始比较两种不同系统，关注两个系统中人们对气候变化不确定信息的理解差异。Weber（2010）认为科学家和大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不同归因是由于他们运用不同系统进行信息加工，84%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只有49%的大众同意这一观点。在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科学家更多地运用分析系统，而大众则更多地运用经验系统fWeber&Stem，2011）。这可能是因为，首先，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能接触到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可信赖数据；其次，由于科学家受到的教育和专业训练，他们比其他群体更倾向于运用数据分析并建立模型。而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更容易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会自动迅速地运用经验系统分析信息。当两个系统所得的结论不同时，经验系统往往要胜过分析系统，因为经验系统更快，更生动形象fWeber，2010）。Leiserowitz和Broad（2008）的研究显示英国民众更多的根据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甚至那些经济来源与气候密切相关的个体，比如说农民和渔民，当无法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中获得足够反馈时，他们也会运用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判断。类似的，在乌干达地区的雨养农业中，无论是雨水不足或过多都会导致农业受损，但是过去的研究表明在该地区的市民都将雨水预报根据个人经验转化为确定性信息，导致潜在的相关风险增加（Marx et al.，2007）。虽然经验系统能帮助个体迅速做出决策，但也可能会使个体决策产生偏差。

其次，从个体获得两种不同信息的角度来看，当呈现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时，个人经验信息更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它的影响比数据信息更值得信赖（Erev&Barron，2005）。这是因为在气候变化中，个人经验信息能激发起人们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并回忆过去相关事件（Weber，2006）。其实大多数人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和经验都是间接的，是以新闻和电影中的描述为中介，比如将格陵兰岛或南极冰川融化归因于气候变化，个人经验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Weber，2010）。此外，当目前情境不能与过去经验相匹配时，只要能激发起个体强烈的情感，也能预测个体的行为（Weber&Johnson，2009）。Stern等人（2011）的研究显示，当个体对气候变暖将导致冰川融化感到强烈的恐惧时，即使个体没有冰川融化的体验，也会更多地参与环保行动。

但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划分。Weber（2010）研究显示双系统所涉及的两种方式是相互平行又相互依存的，分析系统可以帮助个体重新分类与过去经验有关的气候变化信息，因此强烈的情感可以在分析系统中被激活。此外，两种类型的信息也可能在两种对应的系统中进行加工。Marx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具体的、与个人有关的经验信息在经验系统中被加工，并且产生一种有效激励行为；相反数据信息在分析系统中被加工，除非决策者受过一定的训练，能有意识地注意数据信息及其影响，否则其结果对行为只有较小影响。

心理测量范式和双系统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心理测量范式侧重于分析人们是如何形成风险认知的地图，探索风险认知特征在其中的作用；双系统理论从经验、分析两种认知途径和信息类型出发，侧重于分析人们如何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的过程。两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释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3 影响因素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多研究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知识、个体经历、情感和世界观。

3.1 性别

Lazo.Kinnell和Fisher（2000）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众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父母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Rowe和Wright（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大。在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女性比男性经历了更强烈的情感体验（Loewenstein et al.，2001），女性比男性更担心气候变化（Eva-Lotta，Anders，&Tommy，2007）。彭黎明（2011）进一步细化研究了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分别对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源、风险事件、风险后果与风险责任的认知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对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整体认知上，男性的分值整体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显著；而在风险后果的认知上，女性的认知程度要高于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更关注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3.2 年龄

年龄对个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重要影响。Loewenstein等人（2001）认为风险认知的年龄差异是由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和生动的想象，所以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此外，Lazo等人（2000）认为相比年长者，年轻人没有深刻体验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后果，对气候变化过程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年轻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程度不高。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年龄与个体对气候变化的知识相关，研究显示作为年轻人的大学生具有更多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知识，更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的起源与后果，表示愿意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Sundblad，Biel，&Gfirling，2007）。以上研究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选取被试的差异，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强对大学生的气候变化风险教育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为产生一定作用。

3.3 知识

目前研究表明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包括气候变化的现状、起因和结果（sundblad et al.，2007）。知识的横向和纵向结构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都有影响。从知识的纵向结构上来说，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并且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决定因素（sjoberg，2000）。从知识的横向结构上来说，Bord，O’Connor和Fisher（2000）的研究显示个体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越多，越愿意去采取行动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彭黎明（2叭1）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后果的认知程度也就越高。Lazo等人（2000）的研究显示一方面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能诱发出一种控制感并降低风险认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与气候变化后果的认知没有太大关联，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是对风险认知判断的影响。

3.4 经历

气候变化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现象，比如说冰川融化、温室效应、洪涝灾害、干旱、飓风等，个人经历主要是指对上述现象有过亲身体验。Spence，Poortinga，Butler和Pidgeon（2011）研究发现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多的担忧，更多地看到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并且更相信他们的行动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由此，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更可能采取节约能源等措施去缓解气候变化。但是，Whitmarsh（2008）在关于洪水经历和空气污染经历是否影响个体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洪灾灾民与其他个体差异很小，但是否具有空气污染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和行为。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洪水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一旦离开这个地方，人们受到洪水的影响将变小，而空气污染则是一个缓慢、渐进变化的系统，人们将更长久、深刻地体验到空气污染带来的后果。在研究过程中，Whitmarsh（2008）引入了环境价值观的概念，认为有空气污染经历的人们有更高的环境价值观，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更可能把气候变化看成显著的风险并采取行动。

3.5 情感

情感作为态度的组成因素，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之一。Leiserowitz（2006）调查显示关于气候变暖的消极情感，比如担忧、危机感、焦虑等。比人口学变量、价值观等因素能更好的预测个体对公共风险的态度和政策偏好。Maibach，Roser-Renouf和Leiserowitz（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的高忧虑组比低忧虑组具有更强烈的恐惧、焦虑等相关情感反应，并有更强烈的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动机。而Weber（2010）认为形象、具体的气候变化结果能激发起个体更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增加气候变化信息的形象性可以促进个体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诸多研究表明增加对气候变化风险不良后果的担忧，能提高个体的风险认知（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Combs，1978），并且忧虑也可以促进个体参与缓解气候变化风险行为（Weber，2010；Marx et al.，2007），因此，加强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和焦虑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动产生作用。此外，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一个渐进、可控的过程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意识就会降低；相反，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生活中不可逃离的危险事物时，其风险意识就会增强（Weber，2010）。总之，情感与风险认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焦虑等情感能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意识，反之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理解也将影响其情感强度。

3.6 世界观

文化理论起源于Douglas，强调社会文化对风险判断的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决定了风险的内涵及个体对特定风险的认知和判断。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中，文化理论根据人际关系模式将人分成四种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等级主义者（hierarchists）、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ic）、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和宿命论者（fatalistic）（Douglas&Wildavsky，1982）。不同世界观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不同的观点（Gifford，2011），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会选择性地注意一些风险，而忽略另外一些风险（Weber，2006）。比如说等级主义者更信赖专家，倾向于将科技看作机会而更少看成风险；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都怀疑专家的知识，他们认为现在的气候变化已经非常严重，并觉得现在的新技术和对自然的污染将对后代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个人主义者更看重个人的自由和收益，面对气候变化风险，他们认为自然能够自我保护，没有必要过多关注气候变化；宿命论者对个人无力改变的气候变化问题宁愿选择视而不见（Weber&Morris，2010）。

虽然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不同世界观对人们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但是由于对文化概念本身的争议，文化理论的操作化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仍有待实施。

4 研究展望

综合以往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学科对风险认知的不同领域都有所研究，但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的交叉领域来分析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在国内是一个开端，因此需要后续的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对以往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深入探寻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

尽管风险认知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分别从测量、认知、情感等各个角度对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但在心理学领域迄今还没有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独立整合理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进行探讨。首先，对相关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验证。过去风险认知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自然风险研究的基础上，由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许多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适用性和解释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以便全面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其次，对比分析不同领域的风险认知结果。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和医疗领域，人们的风险认知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Weber&Stern，2011），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是风险类型的差异还是个体对不同风险有不同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从而为建立专门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理论奠定基础。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殊性，进一步探索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目前各个理论均从各自的角度对风险认知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各自的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心理测量范式很好地分析了风险本身的特征，却没有关注风险认知主体的特点；双系统理论研究个体内部信息加工过程，对群体分析却很少。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因此，我们应该尝试各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并试图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综合的理论框架。

4.2 进一步探索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

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目前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虽然已有研究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找到一些变量，比如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感等，但是还有一些变量没有得到验证，比如Feygina，Jost和Goldsmith（2010）的研究发现保守的政治态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影响；Li等人（2011）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还受到当地气候的影响；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个体的风险认知，还会受到心理、社会、文化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次，研究者并没有对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研究者发现情感与风险认知之间存在中间变量。比如Whitmarsh（2008）的调查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在气候变化经历和行动中充当着中介的作用。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媒体和社会交流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作用（Weber&Stem，2011；Reser&Swim，2011；Doherty&Clayton，2011），个人经验也是通过媒体影响个体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而非直接发挥作用（Reser，2010；Stokols，Misra，Runnerstrom，&Hipp，2009）。Leiserowitz（2006）的研究发现信息的形象性影响人们的情感，从而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这些间接影响因素还没有得到进一步验证。基于此，我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采用多元化的数据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证据不充分的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他可能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二，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之间的中介变量加以关注，为建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奠定基础。

4.3 加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群体研究

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个体和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所区别。比如Pidgeon和Butler（2009）在风险放大研究中发现：当面对具体的情感体验信息时，群体比个人有更大的动力去采取保护行动；Marx等人（2007）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也发现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受到经验信息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层面对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未对群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作详尽研究。此外，群体中包含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世界观的个体，个体与群体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上产生差异的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对个体研究结果在群体中进行验证，并对人们在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表现进行比较，找到联系与区别，分析其原因并分别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制定相关策略。

4.4 拓展气候变化中风险认知的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