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垃圾治理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洋垃圾治理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海洋垃圾； 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信托基金； 国际合作

海洋垃圾来自多重原因，有陆地来源的，也有海上来源的。在一些特定的海上活动中，如捕鱼、货运、娱乐活动和客运等，将产生相当数量的海洋垃圾。其中，基于海上活动来源的诸如被抛弃的渔网、电线、绳索和塑料袋将可能存在于海底、海水中和漂浮在海面上。这些垃圾也可随洋流或海风输送到其它地方，所以也可在海滩上、海岸边看到这些垃圾。近年来，我国附近海域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日益严重，加之受到环太平洋洋流的影响，大量垃圾沿着中、韩、日三国海岸沿线任意飘散，由此造成一系列国际环境纠纷。日本向韩国索要海洋垃圾处理费，而韩国则以“有很多垃圾都是从中国漂来的”为由拒绝，并称“只有当中国支付韩国垃圾处理费的时候，韩国才能支付日本这一费用”①。从法律角度来看，中日韩三国之间关于收取海洋垃圾处理费的纠纷本质上是跨界海洋环境污染的国际争端问题。

一、海洋垃圾污染的国际法定位

海洋的地理属性决定了海洋是一个互相贯通的整体，虽然国家管辖或控制的位置和范围是固定的，但其海洋水体是流动的，一国在其范围内的活动常常会对其管控范围之外的别国海域造成影响②。根据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对跨界损害所作的定义是：“跨界损害”是指在起源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它地方造成的损害，不论有关各国是否有共同的边界③。根据这一草案，国际法上的“跨界损害”有以下特征：

第一、损害必须是人类的行为所致，且其后果是物质的、数量的或是有形的。损害必须对一些方面有实际的破坏作用，如造成其他国家的国民健康、工业、财产、环境或农业的破坏。这些破坏作用必须能以实际和客观的标准衡量。国际法委员会在《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条中就强调了“跨界损害”的“有形后果”联合国大会第51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1/10）《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工作报告》，1996年，第208页。。

第二、行为的有形后果所造成的损害有重大性。国际法上的损害，不仅包括对人、财产和环境的损害，还包括为遏制或尽量减少跨界损害而采取的防范措施的费用以及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任何进一步损害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第42届会议工作报告》，1987年，第226页第2条。。在何种程度上禁止跨界损害，国际法律文书和法律意见大多倾向于“严重损害标准”。如，国际法协会在1966年《赫尔辛基国际水法规则》的注释中明确表示，所谓“损害”，其程度应当是严重的国际法协会：《国际法协会第52次会议记录》，1966年，第500页。。此外，《管制南极矿产资源活动公约》、《关于评估跨界性环境影响的公约》、《关于跨界内陆水域意外污染的行为准则》等一些公约也都使用了“重大”、“严重”或者“显著”。关于“重大”的含义，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可以看到所谓的“重大”是指严重程度超过“察觉”，但不必达到“严重”或“显著”的程度《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2001年，第388页。。这种损害必须导致对其他国家诸如人的健康、公约、财产、环境或农业的真实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必须能够按照事实和客观的标准加以衡量。国家间的地理边界与政治上的边界不对应。各国在其境内开展合法活动的时候，会相互产生影响。这些相互影响只要尚未达到“重大”的水平，则被认为是可容忍的，不在该原则草案的范围之内。

第三、行为的有形后果具有明显的跨界性。即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有形后果已经超越行为所在国国界，给行为所在国领土以外的区域造成损害的情况李晓阳、刘一粟：《国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新秩序》，《社会科学》1992年第10期。。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和韩国、日本之间关于海洋垃圾污染的纠纷虽然符合“跨界性”特点，但却不满足跨界责任的其他标准：

首先，无法确认责任主体。虽然韩国国土海洋部对仁川、江华等20个沿海地方的海洋垃圾情况进行了调查取样分析，但仅凭塑料袋和塑料瓶上的商标不能认定污染者的身份。按照洋流运动的规律，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漂过来的垃圾也有可能到达韩国。因此，污染者（责任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韩国向中国索赔从根本上无法得到支持。

其次，承担责任的比例也不能确定。即便随洋流和季风漂浮到韩国的海洋垃圾中有来自中国的部分，但依据目前的垃圾分类和检测技术也不能确定中国垃圾所占的比例，即承担多少责任无法确定。

最后，海洋垃圾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并非是有形且可确定的，无法衡量海洋垃圾污染带来的有形损失。

总之，中日韩之间海洋垃圾纠纷无法通过追究国际法上的跨界损害责任来解决。因此，中国不应接受韩国对海洋垃圾处理费的索赔。

二、中日韩海洋垃圾纠纷解决应遵循的原则

海洋垃圾严重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物最终将进入食物链，从而危害到人类健康。此外，海洋垃圾还可能威胁航行安全。废弃塑料会缠住船只的螺旋桨，特别是各种塑料瓶，它们会毫不留情地损坏船身和机器，引起事故和停驶，给航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海洋垃圾已经成为主要的海洋污染物之一，它将损害海洋和沿岸地区的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虽然中日韩之间的海洋垃圾纠纷无法通过跨界损害赔偿解决，但海洋垃圾确实造成诸多环境问题，而且各国应该遵守海洋保护义务，即不管从实然层面还是应然层面，都应遵循国际海洋环境义务的要求，根据以下原则解决中日韩间海洋垃圾纠纷问题。

1．善邻原则和限制滥用权利原则

善邻原则和限制滥用权利原则是国家环境义务的重要依据。善邻原则(principle of good neighborhood）即“善意使用自己的财产”Dupuy,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of States for Damages Caused by Transfrontier Pollution, in OECD, Legal Aspects of Transfrontier Pollution 345, 1977, p350 。任何国家都需要对其境内的活动所造成的跨国界环境危害以及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承担防治或预防的责任。联合国《关于国家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声明》和《联合国》第74条充分考虑“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和商业利益和秩序”以及“各国、企业以及个人应当尊重其他主体享有的共同权利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中体现了该项原则。但是，该项原则在国际纠纷中还不能独立的作为判断国际不法行为是否成立的准则，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

与善邻原则紧密联系的是限制滥用权利原则，善邻原则可看作是限制滥用权利原则的说明，后者可认为是前者的补充。限制滥用权利原则的法律有效性更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刘璐、缪宇：《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与举证责任的分配——第8章“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与适用》，《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96年的《国际法未加禁止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3条中提到了对国家活动进行限制的问题，“国家在其领土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区域内实施活动或许可进行活动的自由不是无限的。它服从于预防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或将其减至最小程度的一般义务”。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第21条也规定：“按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并且有责任保证在它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除上述国际环境文件中体现了该原则外，一些国际法案例也确认和重申了该原则。如，在“特雷尔冶炼厂案”中，仲裁庭指出：“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责任防止在其管辖下的人的损害行为侵害别的国家”。在此案的最终裁决中，法庭进一步得出结论：“根据国际法以及美国法律的原则，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这样地利用或允许利用其领土，以致让其烟雾在他国领土或对他国领土上的财产或生命造成损害”陈致中：《国际法案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2．预防和减轻海洋环境损害的义务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7也表明：“各国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防止海洋受到那些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损害生物资源和破坏海洋生物舒适环境的或妨害对海洋进行其他合法利用的物质的污染。”国家对下列其领土外发生的行为负有预防污染的义务：国家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行为；国家所属船舶或飞行器上的行为；本国国民的行为蔡守秋、何卫东：《当代海洋环境资源法》，煤炭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国家除了采取预防措施方式跨界海洋环境损害外，当跨界海洋环境损害发生后，还有义务采取迅速、完全和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减轻跨界海洋环境损害。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公约》第15条规定：“无论突发事件的起因如何，各缔约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处理区域的突发污染事件，并防止、减少、控制污染或由此产生污染的威胁。为此目的，各缔约方应发展促进旨在对区域内偶发事故引起的污染及其威胁做出反应的单独或联合应急计划；当任何缔约方意识到在任何事件中，区域正被污染或已被污染时，它应立即通报可能受到该污染影响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三、中日韩海洋垃圾纠纷解决的法律依据

（一）有关海洋垃圾管理的国际公约

现有的关于海洋垃圾问题的国际公约有三个：《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1978年议定书》、《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这三个公约又分别被简称为《防污公约》、《伦敦倾废公约》和《巴塞尔公约》。

《防污公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规定船舶向海洋倾倒废物的种类和数量来控制船舶对海洋的污染。其附件5关于“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在1988年生效。根据该附件，“垃圾”（garbage）是指产生于船舶通常的营运期间并要不断地或定期的予以处理的各种食品的、日常用品的和工作用品的废弃物（不包括鲜鱼及其各部分）。一切塑料制品（包括但不限于合成缆绳、合成渔网及塑料垃圾袋）均不得处理入海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Annex v, Regulation 1 and 3。在离岸25海里以内禁止抛扔漂浮垃圾，食品废弃物和其他垃圾必须在离岸12海里以外倾倒，但若经粉碎后能通过筛孔不大于25毫的网筛，则允许在离岸3海里外处理入海。海上固定平台或浮动平台，以及泊岸平台或在距离平台500米以内的船舶只有在离岸12海里以外，并且经过粉碎能通过筛孔25毫米的筛网的食品废物才可以处理入海。各缔约国港口和装卸站还应设置足够的垃圾接收设施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Annex v, Regulation 6。国际海事组织（IMO）一直积极地鼓励各国政府改善垃圾接收设备。附件5的修正案正在接受国际海洋组织的审核，预计今年7月份将通过。

《伦敦倾废公约》的内容也涵盖了对产生于陆地的垃圾倾倒入海洋的控制。《伦敦倾废公约》把废弃物分为三类：即一类为“黑名单” 、二类为“灰名单”、三类为“白名单”废弃物。“黑名单”的内容包括含汞、镉和有机氯化合物的废弃物，强放射性废弃物，原油和石油产品，具有持久性的固体塑料以及其他不可进行生物降解的物质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s, Annex 1。这一类是严格禁止向海洋倾倒的物质。此外，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了国际海洋法律框架，在海洋中的所有活动都必须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其中，公约的第12部分（192条-237条）特别关注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规定各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陆地来源，包括河流、河口、管道和排水口对海洋环境的污染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s, Article 207。

《巴塞尔公约》于1989年订于瑞士巴塞尔，1992年该公约生效，是世界上最全面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环境协定。公约还制定了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环境无害管理”准则。任何来自陆地的危险海洋垃圾就属于该公约的范围，一些非危险海洋垃圾可被视为需要特别考虑的废物。

中国、韩国、日本都是《伦敦倾废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污公约》和《巴塞尔公约》的签字国。然而，尽管上述公约规定了限制倾倒废物的种类和倾倒距离，但是海洋垃圾的污染仍在继续。这些公约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公约的执行力和强制力还有待加强。

（二）区域文件——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联合国环境署于1974年发起区域海洋计划（RSP）。区域海洋计划旨在通过对海洋和海岸的可持续管理与利用，防止全球海洋及海岸生态环境的急剧退化，使海域相邻国家共同参与综合及专项行动以保护其共享的海洋环境。迄今为止，已有140多个国家参加了联合国环境署支持的13个区域海洋计划。另外5个伙伴计划也成为了区域海洋计划的成员。为此，区域海洋计划已成为覆盖全球18个海区的最广泛的保护海洋和海岸环境的倡议。“西北太平洋海洋和沿岸地区环境保护、管理和开发的行动计划”（The Action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Region），简称为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项目（UNEP Regional Seas Program）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由四个成员国组成：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组成，四国于1994年通过了该计划。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实施主要由成员国的捐款支持。政府间会议（IGM）是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高层议事机制，它提供政策指导和决策。政府间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由各国高级别代表参加。

目前，直接涉及中日韩附近海域海洋垃圾问题的国际性文件就是“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子项目——“海洋垃圾行动计划（MALITA）”。该子项目成立于2005年11月，由第十一次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政府间会议通过。西北太平洋海洋垃圾行动计划是联合国环境署关于海洋垃圾全球倡议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10个独立的区域性海洋方案。海洋垃圾行动计划（MALITA）的主要成果有：（1）2006年建立NOWPAP海洋垃圾数据库；（2）关于海洋垃圾的区域概况；（3）出台关于沙滩和海岸线和海底的海洋垃圾的监测指南；（4）编制海洋垃圾管理行业指南（捕鱼、商业航运、娱乐活动、客运船舶、旅游），以及港口垃圾接收设施的指南；（5）通过制作海洋塑料垃圾回收宣传册、传单和海报等方式提高公众对海洋垃圾污染问题的关注；（6）开展一系列海洋垃圾行动研讨会，促进成员国间海洋垃圾数据信息的交流并且促使各国在海洋垃圾处理问题上达成共识；（7）在四个成员国间开展海洋垃圾清理活动（ICC）；（8）在第12次政府间会议上提出实施海洋垃圾项目的第二阶段——海洋垃圾区域行动计划（RAP MALI）。经四个成员国同意后，RAP MALI从2008年3月开始实施，该行动包含三项重要任务：第一、防止垃圾输入到海洋和沿海环境；第二、监测海洋垃圾的数量和分布；第三、清理和处置现有的海洋垃圾。从2008年到2011年，该计划已经进行了多次国际海岸清洁活动（ICC）2008年9月在中国大连和俄罗斯的海参崴，2010年3月在日本平户，2010年10月在韩国济州。 和海洋垃圾管理专题研讨会。

四、中日韩之间海洋垃圾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探索

由于无法确认责任主体和责任分担比例，韩国向中国索要垃圾处理费是于法无据的，中国政府不应负担这项费用。然而，海洋垃圾严重污染中日韩三国附近的海域，危及海洋生物的生存繁衍，并且威胁船舶的航行安全，因此着实有必要处理这一国际纠纷。笔者认为，治理海洋垃圾应该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建立一个致力于海洋垃圾处理的共同基金，由基金按照各国的经济能力和可能造成的污染比例拨付资金，从而真正解决海洋垃圾纠纷问题。目前，在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下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信托基金（NOWPAP Trust Fund），该基金成立于1999年NOWPAP第四次政府间会议，主要为保护、管理和开发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和沿岸环境提供资金支持。基金的管理应遵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其资金来源于四个成员国的捐赠，基金的支出由NOWPAP政府间会议决定，并应当接受联合国内部审计服务。联合国环境署的执行主任应向NOWPAP政府间会议报告该信托基金的使用状况ACTION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REGION,§43。

（一）对现行的海洋垃圾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客观来讲，不论是第一阶段的海洋垃圾行动计划（MALITA）还是第二阶段的海洋垃圾区域行动计划（RAP MALI）在中日韩三国海洋垃圾处理问题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 不可否认，也存在诸多实际操作问题亟待解决。2011年4月韩国向中国主张海洋垃圾处理费就暴露出了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关于海洋垃圾管理的不足之处：

1．经费不足

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会议（IGM），下设四个活动中心（中国北京、韩国大田、日本富山、俄罗斯海参崴），两个区域协调处（日本富山、韩国釜山）。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各项活动由NOWPAP信托基金支持，基金来源于成员国的贡献。根据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第10次政府间会议通过的2006-2007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报告，可以看到用于MALITA的预算为70,000美元，占总经费的59%Report of the Tenth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Action Plan, Annex 1, Resolution 1, Japan, 2005, p24 ；第12次政府间会议通过的2008-2009年度和预算报告表明用于RAP MALI的预算为50000美元，占总经费的5%Report of the Twelfth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Action Plan, Annex 1, Resolution 1, China, 2007, p28；第14次政府间会议通过的2010-2011年度和预算报告中用于RAP MALI的预算为40000美元，占总经费的51%Report of the Fourteenth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Action Plan Annex 1, Resolution 1, Japan, 2009, pp17-18。可见，总的来说NOWPAP用于海洋垃圾的经费比例不高，且费用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然而治理海洋垃圾需要的费用却没有逐年减少。以韩国为例，每年漂流到韩国新安郡内1004个岛屿的垃圾有5000吨之多。然而，由于韩国每年分配给新安郡用于处理海洋垃圾的预算不到2亿韩元（约185202美元），这笔钱只够清理500-700吨垃圾，导致海洋垃圾清理工作面临难题。

2．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如上文所述，NOWPAP信托基金的资金来源于四个成员国，政府间会议只能起到督促作用，成员国能否如期足额缴纳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如俄罗斯2010-2011年度就曾拖欠125000美元，影响了NOWPAP的正常工作安排。

3．缺乏争议解决机制

在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作为联合国环境署的海洋计划的组成部分，其中并未有独立的成员国争端解决机制。

（二）完善海洋垃圾纠纷机制

笔者认为，处理中日韩之间海洋垃圾污染的国际纠纷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是解决环境争端的根本保障；其次，要建构成员国间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从而保证成员国在国际法架构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完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信托基金

第一，加大成员国的资金投入力度。海洋垃圾问题急需解决，尤其是在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的情况下，为避免各国互相推诿承担环境责任，应当由基金对受到污染的成员按一定比例提供补偿。从中、日、韩三国的海洋垃圾处理费纠纷来看，显然基金用于海洋垃圾处理的支出是不足的，因此，应该加大成员国对这一领域的资金投入。除了事后清除海洋垃圾的费用外，该基金还要增加海洋环保的宣传资金支出，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使人们认识到海洋垃圾这一国际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消除海洋垃圾的产生源头。

第二，拓展其他资金来源。除了成员国出资外，还可以寻找外部资金渠道：其一，向全球环境基金的执行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寻求资金支持；其二，向国际环保组织和NGO寻求捐款；其三，成员国可以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号召各种营利组织向基金捐赠。

第三，完善NOWPAP信托基金的监督机制。为督促各成员国按时、足额地缴纳资金和保证基金的年度预算得到切实地贯彻，应当加强对该信托基金的监督。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领导机构是政府间会议，而该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主要提供政策指导和决策，且会期短，无法真正起到监督信托基金的缴纳和落实的作用。两个区域协调处分别设在韩国和日本，是NOWPAP活动的协调中枢，区域协调处的主要作用是促进NOWPAP的对外联络，并全面负责实施NOWPAP成员国针对落实行动计划所做出的各项决议，因此，从理论上讲，区域协调处可以作为基金的监督机构。然而，虽然两个区域协调处在成立之初，即第7次政府间会议上就富山和釜山办公室工作职责分工成达一致，但是机构和人员安排上不免有重叠之处。在第15次政府间会议上，韩国代表多次提出建议“精简RCU人员、改变RCU现状、合并两个区域协调处”。笔者认为，由于资金的有限性，可以通过开源和节流两个方向解决这一问题，而将两个区域协调处合并不仅可以起到“节流”作用，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合并之后的RCU可以承担监督NOWPAP信托基金的缴纳以及实施的职责。

对于不按时足额缴纳资金义务的成员国还应预先设定制裁机制，以保证信托基金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来源。笔者认为当成员国迟延缴纳资金时，应向区域协调处提交书面的解释报告，由协调处审议。报告通过时可以给予一定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如果仍不能足额缴纳，则按一定比例收取滞纳金。如还不能解决，则提交NOWPAP纠纷解决机构处理。海洋生态环境系统脆弱，其生态风险涉及范围广泛、后果发生间隔性强、技术性高，对海洋生态风险和危机的防范和补救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和很长时间，因此必须将制裁机制程序化和法定化才能保证NOWPAP信托基金真正落实。

2．实施海洋污染生态保险

生态保险是运用保险的机制和性能将个人的或群体的生态风险以保险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予以分散，稀释某一生态风险带来的损失，并对被保险人予以补偿。这一形式对中日韩海洋生态保护既有很好的风险防范作用，又能够实现对该区域生态的救济UNESCO, Financial Regulat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Fund。

目前，国际法范围内对生态责任保险进行明确规定的条约主要有：《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在缔约国登记的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船舶所有人，必须进行保险或取得其财务保证，如银行保证或国际赔偿基金出具的证书等。保证数据按第5条第1款中规定的责任限度决定，以便按本公约规定承担其对油污损害所应付的责任。、《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1997维也纳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了对污染海洋环境造成的一切损害保证迅速而适当地给予补偿，各国应进行合作，以便就估量和补偿损害的责任以及解决有关的争端，实施现行国际法和进一步发展国际法，并在适当的情形下，拟定诸如强制保险或补偿基金等关于给付适当补偿的标准和程序。。在学理上，生态保险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生态自然险和生态责任保险制度。前者是对由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补偿，目的在于将对大规模的自然生态破坏或危机带来的损失和救济的成本分散到国际社会；后者是指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而应承担的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由于现行的保险法律将保险当事人限定为自然人而不包括生态，生态自然险的设定在法律上尚须时日。因此，笔者认为中日韩之间的区域海洋垃圾污染问题可以通过生态责任保险得到有效的解决。

3．组建常设机构处理成员国之间的环境纠纷

在完善基金机制和实施生态保险的基础上，还应建构成员国间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国际环境争端的解决方法包括谈判、斡旋、调停、和解、国际调查、国际仲裁、国际司法《联合国》第33条第1款。。前五种是外交方法，后两种是法律方法。笔者认为，在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框架下应该由一个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成员国的海洋环境污染争端。而该机构的作用在于为成员国提供一个协商的平台，即通过外交方法来解决争端，并且作为法律解决途径的前置程序。

构建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外交途径解决国际环境争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不必限于严格的规则，并且可以对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有利于争端的迅速解决；另一方面，法律解决方法不论是国际仲裁还是国际司法都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而且已经存在独立的仲裁庭（如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和海洋法庭（如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没有必要在区域范围内再行设立。

如上文所述，区域协调处是NOWPAP常设的联络机构，其工作任务不仅包括与其它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还包括与四个区域活动中心（RACs）保持紧密联系并对其提供工作支持。因此，可以让改组之后的区域协调处承担调解成员国之间环境纠纷的职能，并成立专门的调解委员会，当调解失败时，再由委员会提交政府间会议或者由成员国依据国际法提讼或者仲裁。调解委员会应由四个成员国和联合国环境署的代表组成。

通过整合区域协调处的机构设置和工作职责，使其不仅成为NOWPAP信托基金的监督机构，同时也承担起调解成员国海洋环境争端的职能，从而既有利于提高纠纷处理的效率，又可以发挥信托基金对西北太平洋地区海洋环境的维护作用。

篇2

一、 绿色贸易及其性质

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我国产品的出口状况不难看出: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已开始转变 ，以保护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主要特征的绿色贸易已初现雏形;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已经由传统贸易壁垒转向新兴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 ，即绿色国际贸易 ，又称可持续性的国际贸易 ，其核心是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从绿色经济的角度可以把绿色贸易定义为:产品和原材料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基本上对环境没有影响 ，或者影响程度很小 ，地球生态系统足以自我净化的国际贸易方式。

一般来讲 ，绿色贸易的产品必须是绿色产品 ，包装一定是绿色包装 ，运输方式也是绿色无污染的。

绿色贸易是绿色经济的一环 ，上承清洁生产 ，下接绿色消费 ，而且还包括了废物的回收再利用。

(一)绿色贸易与绿色壁垒的关系

绿色壁垒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 ，以限制进口为目的 ，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境法规、 条例 ，建立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 ，设立繁琐的检验、 认证和审批程序 ，实施环境标志制度 ，以及课征环境税等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绿色壁垒相对于传统的贸易壁垒规定了更严厉的环保标准 ，实行更严格的检验检疫程序 ，处以更严厉的处罚 ，这将促使出口国改进生产工艺 ，提高生产技术 ，淘汰陈旧设备 ，从事清洁生产 ，从而减少出口国对环境的污染 ，促进绿色贸易的发展。当然 ，这里仅仅是阐述绿色壁垒的进步作用 ，而不是鼓励和肯定绿色壁垒。

虽然绿色壁垒客观上对绿色贸易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绿色壁垒毕竟不同于绿色贸易:

首先 ，绿色贸易和绿色壁垒的根本目的不同。

绿色贸易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 ，最终实现全球经济的绿化 ，即实现绿色经济;而绿色壁垒的出发点及根本目的却是限制别国商品进口以达到保护国内产品和国内市场的目的。前者是进步的 ，后者则阻碍着自由贸易的实现。

其次 ，绿色贸易和绿色壁垒的实施标准不同。

绿色贸易的实施标准指的是对环境和人类不产生危害的环保标准和贸易条件。

目前全球范围内并没有一致的实施标准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而绿色壁垒的实施标准则是实施者恶意制定和执行的并不合理的近乎苛刻的环保标准和约束条件 ，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如欧盟国家提出蜂蜜中的氯霉素不能超过 0. 1PPB (即 10 万吨蜂蜜里不能含有 1 克氯霉素) ，这个标准甚至低于空气中的氯霉素含量 ，显然这个标准是相当苛刻的 ，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是一种绿色壁垒。

(二)绿色贸易的性质

关于绿色贸易的性质 ，国内有多种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是绿色贸易是一种新兴的技术壁垒 ，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 ，是历史的倒退。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把绿色贸易与绿色壁垒等同起来 ，认为一切环境方面的要求都是绿色壁垒 ，或者至少是衍生绿色壁垒的温床。

但绿色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方式 ，必将取代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 ，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

从本质上说 ，绿色贸易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必然归属 ，是推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了 ，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 ，人类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包括数倍于农业文明的物质财富和辉煌的精神财富 ，但是也使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遭到了极的破坏。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具体计算绿色贸易对于地球生态环境保护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但可以肯定绿色贸易是一种崭新的国际贸易方式 ，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随着人类社会迈向新的生态文明 ，绿色贸易必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 ，并通过贸易的杠杆作用引导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向更快、 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 绿色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绿色贸易条件的现状

迄今为止 ，国际社会尚无明文规定的绿色贸易条件 ，而是散见于各种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中。WTO有多个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作出了规定。

如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第 2 条 ， “缔约方可以在不违反国民待遇的情况下 ，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口产品征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费” ;第 20 条 “(b)为保障人民、 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须的措施”， “(g)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 ，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有关措施” 等等。WTO 其他有关环境的协议还有: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 、 《贸易的技术壁垒协议》 、 《技术标准协定》 、 《卫生与植物检测措施协定》 、 《农业协定》 等等。

而与绿色贸易有关的国际公约却很多 ，主要有保护大气层的国际公约、 关于淡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的法规、 控制海洋污染的法规、 关于生物资源保护的法规等。

此外 ，国际社会还对危险物资和活动管理、 废弃物管理等做出了规定。其他有关的绿色贸易条件还有:一国为保护环境 ，对一些污染环境、 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 ，或者限制、 禁止其进口 ，甚至实施贸易制裁的绿色贸易条件形式的绿色关税制度。

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保护环境 ，人类动植物的卫生、 安全和健康 ，通过立法手段 ，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 ，对商品中的有害物含量制定最高的指标的绿色贸易条件的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一种产品或其包装上的图形 ，表明该产品不但质量符合标准 ，而且在生产、 使用、 消费、 处理过程中符合环保要求 ，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均无损害的绿色环境标志制度。能节约资源 ，减少废弃 ，用后易于回收再用或再生 ，易于自然分解 ，不污染环境包装的绿色包装制度。以及WTO要求使用国际标准 ，保护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健康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

(二)我国绿色贸易的现状

11 环保意识淡薄 ，环境标准过低。

整体而言 ，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停留在以消耗自然资源、 牺牲环境质量来发展经济的粗放模式上 ，环保意识不强。

我国的环境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过低 ，缺乏搭建绿色贸易平台的实力 ，更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标准。在我国已有的 19278 项国家标准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不足 50 % ，高新技术标准严重缺乏。

我国不仅自己破坏环境 ，而且是某些国家转移“洋垃圾” 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进口的 “洋垃圾” 从 1990 年的 99 万吨 ，增加到 2000 年的 1750 万吨 ，这无疑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此外 ，国外环境标准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已开始制定 ，而我国的标准制定却相对落后 ，周期也很长。

21环保法规不完善 ，且存在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初步构建了环境保护法的体系 ，但我国在引进外资、 进口产品等环节中的环境条款还不完善 ，对国外进口产品和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进入管制较为宽松。现行的经济发展政策、 会计法规未将环境资源纳入核算范围。在利益驱动下 ，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的现象随处可见 ，保护环境与恶化环境的现象并存 ，假冒伪劣行为打而不死、 禁而不绝。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绿色贸易的发展。

三、 大力推行绿色贸易 ，抓住机会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近几年我国在发展绿色贸易 ，应对绿色壁垒方面 ，取得了一些成绩。据统计 ，到 2002 年底 ，我国已与27 个国家签订了 30 多个双边环境保护协定或备忘录 ，加入了 《生物多样性公约》 、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等 20 多个国际环境公约。

另外 ，我国已确定可持续发展作为 21 世纪议程 ，在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决议》 中 ，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明确提出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为发展绿色贸易和应对绿色壁垒指明了出路。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 ，我国应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以促进我国绿色贸易的迅猛发展。

(一)加强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以法律促进贸易方式的转变

首先 ，应建立、 健全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 ，强化贸易环境执法。以预防为主 ，强化监督管理 ，对经贸活动中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要依法惩处。其次 ，建立我国环境税收体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开征污染物排放税、 环境服务税、 污染产品税、 生态环境税等税种 ，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 ，采取适当的环境贸易措施 ，严禁国外污染严重的产品和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产品向我国转移。我国应在扩大对外开放、 引进外资的同时 ，着眼于长远利益 ，严格审批 ，把环境评估作为对外国投资者投资我国的主要考虑因素。对严重污染的企业应限制其进入;对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 ，要采取一些必要的预防措施和必要的经济手段。如征收环境税、 污染收费、 污染控制协议、 可买卖许可证等方法。其目的是尽量减轻政府的压力和负担 ，力求做到谁污染谁赔偿。

第四 ，引进国外先进的环境管理方法和技术 ，以提高本国的环保水平。

(二)建设国内绿色市场 ，放开排污权交易 ，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

科斯认为 ，只有财产权利被确定 ，交易费用足够小 ，市场机制才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环境治理工程往往成本过高 ，许多乡镇企业难以承担项目的巨额费用 ，关停并转又冲击地方就业和经济形势 ，使得治理成果难以巩固;另一方面 ，已上马的治污工程因高额运转费用 ，达标企业治理能力有余也难以承担运行成本。因此 ，建立并完善我国的排污权市场 ，使有能力处理污染的企业能从巨大的投入中受益;也可以使没有实力建设自己的治污防污设施的企业通过市场找到一种双赢的解决办法 ，而不至于被迫停工。

如上海市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排污权交易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保护了环境。排污权市场的普及适合我国目前企业规模小的现实 ，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现可持续增长 ，加快绿色贸易的实现。

(三)引导企业通过 ISO14000 系列认证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境标准的要求 ，我国质量认证和环境保护部门应抓紧通过行政立法程序将 ISO14000 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 ，与 ISO14000 国际标准有关的国内配套法规亦应尽早制定。ISO14000 标准的采纳实施 ，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产品在环境标准方面达到国际要求 ，减少国际贸易摩擦 ，扩大产品出口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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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张叶.绿色经济问题初探[J ] .生态经济，2002 (3) .

[3 ] 王荣艳.绿色包装— — —我国对外贸易的又一绿色藩篱[J ] .国际贸易问题，2002 (11) .

[ 4 ] 李艳芳.绿色贸易壁垒与清洁生产立法[J ] .法学论坛，2001 (6) .

[5 ] 王树义. 从绿色壁垒的双重性看我国应当采取的对策[OL ] . rial . wu. edu. cn.

[ 6 ] 莫神星.正视 “绿色壁垒” ，实现贸易生态化[OL ] .经济.

篇3

当前，我国环境资源犯罪十分严重，而且总的看还在呈加剧的趋势。我们可简略地从以下几方面得出一些印象：

1、破坏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据林业公安机关早几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危害森林资源的案件有10多万起，其中构成犯罪的有2万多起。这2万多起危害森林资源的犯罪又大多是盗伐、滥伐林木案件。[1]另据国家林业局2002年11月的通报，该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为期三个月的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斗争中，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共查处各类破坏森林资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案件3.7万起，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四五万人次，收缴木材6万平方米、野生动物150万只。在国家林业局公布的10 起盗伐、滥伐林木的大案中，被盗伐、滥伐的林木达14055. 81万立方米。[2]此类案件往往涉案数量大，涉案人员多。如2003年3月初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6名盗猎分子一次就杀死了84头藏羚羊。[3]又如，2001年4月新疆伊犁地区发生的盗伐5000亩天然林-雪岭云杉一案中，被捕的涉案人员就达20多人。[4]在有的案件中，涉案人员甚至还是一些以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己任的人，如2001年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森林公安分局查处的一起捕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只黑熊一案，1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当地的林业工人。[5]

2、破坏矿产资源。当前，破坏矿产资源的违法犯罪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采矿人通常在没有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盗采滥采；二是哄抢矿产资源；三是越界进行开采；四是有些矿山虽然取得了采矿许可证，但不按设计进行开采，而且采富弃贫，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大量的盗伐、滥伐矿产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不仅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而且带来矿区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并使矿区附近的土地遭到严重破坏，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例如，湖南省雪峰山金矿区，由于盗采、滥采，森林遭到严重破坏，良田被毁，土质恶化。许多矿区千疮百孔，采矿结束后，无人进行复垦，致使水土流失，许多地方成为荒山秃岭。在陕北能源“黑三角”地区，全国各地的开发大军蜂拥而至，仅神府油田在开发初期就毁坏耕地1万多亩，目前每月排渣22.32万吨，致使一些地方成为不毛之地。地处内蒙古和陕西交界地带的乌兰木伦河，因河床下埋藏着丰富的天然精煤，两省区的许多单位和个人争相在河床内开间露天煤矿，把大量的采矿剥离物乱弃乱堆于河道之中，严重影响了行洪能力。江西省德兴市东南部的金山金矿，在不到2公里的矿田中，仅个体碾金机就有100多台，平时采金群众有2000多人，高峰期则达到近万人。简陋的采金巷道，毫无保护措施和设备可言，巷道塌方、金农被活活闷死的恶性事故时有发生。[6]

3、环境污染。一些企业和个人或疏于管理，或惟利是图，造成大量的污染物甚至是有毒物流入江河、排入空中，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甚至是直接损害。例如1999年由四川省名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恒达化工厂非法排放污水严重污染环境一案，被告因违法排污，造成36人急性氟化物中毒，57人有摄入氟化物的反应。[7]2000年由江苏省淮阴人民法院审理的吴自柱等人非法处理氯气导致204名学生及2名教师急性中毒，127.9亩农田受损，部分庄稼和农作物绝收。[8]

4、非法进口“洋垃圾”。自1993年在南京海关首次查获“洋垃圾”入境案件之后，此类案件频频发生，仅1995年第3季度，海关查获的走私“洋垃圾”案件就达22起。[9]某些单位、个人为牟取非法利润，大肆将境外“洋垃圾”偷运入境，使得走私固体废物的违法犯罪呈蔓延之势，如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碣石镇，走私洋垃圾衫疯狂，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动1000余人次“逐家清查”，而查获的洋垃圾衫竟达1200捆、近100吨。[10]又如，1994年5月，浙江某企业从德国进口225个集装箱的废旧乙烯薄膜，经检查全是生活垃圾。[11]

二、环境资源犯罪的原因

环境资源犯罪有着复杂的原因，现从社会、犯罪分子本人和周围环境三个角度作一扼要分析。

1、从社会看，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1）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政企分开和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都由国家统管统揽的局面，使人和单位的利益直接与自己的行为挂起钩来，一些个人和单位于是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违法排污、非法捕杀珍稀动物和盗伐、滥伐林木的违法犯罪行为。开放政策的实施，为走私固体废物、走私珍稀动植物及其制品等犯罪提供了方便。这其中单位犯罪尤其引人注意，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没有或很少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但市场经济却不仅使国有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和明确的责权利，而且还出现了一大批拥有自己小集团利益的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应当承认，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这种利益驱动和竞争性是法人犯罪产生的重要经济原因。”[12]又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往矿产资源大多由部属企业独占的格局受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严重冲击，地方政府要扩大资源占有量，以壮大地方矿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乡镇和农民也迫不及待要染指这些国有大矿，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乡镇和群众无视国家法律、公然抢采国有矿产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13]（2）某些政策环节的失误。如农村实行后，在林区片面搞分林到户，一时社会上流行起“要想富，上山去砍树”的口号，致使50年代我国营造的森林在短时间内又遭到了严重破坏。[14]（3）法律的不完善。如在1997年新刑法修订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缺乏刑法上的对应规定而落入“口惠而实不至”的境地[15].新刑法修订后，仍然存在一系列的立法不足，对此，后文还将详细加以阐述。（4）执法机制的不健全。正如有的香港学者所指出：实践中符合环境资源犯罪条件的案件不少，但由于环境资源刑事执法不到位，因而判处很少，这说明中国内地环境资源刑事执法的能力和表现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环保机关的办案人员的环境刑法知识不足，对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把握不准，很多时候对那些本来构成犯罪的仍然以为不构成犯罪。二是环保机关出于部门保护主义的考虑，以罚代刑严重，对明知已构成犯罪的案件也不移交司法机关，只作出罚款了事（因为按照很多地方的做法，上缴财政的罚款可返还部分给主管单位）。[16]

2、从犯罪分子本人看，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就主观原因而言：（1）唯利是图的犯罪动机是很多犯罪分子走上环境资源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环境资源犯罪分子很少是为危害环境而危害环境的，他们大多是为了从危害环境资源的犯罪活动中牟取暴利。有的犯罪分子正是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公然置国家法律、法令于不顾，大肆从事破坏环境和污染环境的犯罪活动。特别是在那些盗伐滥伐森林、非法捕杀珍稀动物等破环自然资源的案件中，更是如此，如建国以来我国首例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喻明李、郭发平等人非法猎杀大熊猫、倒卖大熊猫皮一案，犯罪分子明知大熊猫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珍稀动物，但因打听到大熊猫皮可以卖高价赚大钱，遂无视法律的规定，互相勾结，共同策划，从枪杀、剥皮、窝藏、验货到运输，形成一个锁链式的犯罪团伙。[17]（2）玩忽职守、严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是导政许多污染环境的刑事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如1981年7月2日，湖南省邵阳市合成洗涤厂供销科仓库保管员朱世斌，在负责烷基苯注入四号和一号贮藏的过程中，由于工作责任心不强，卸完后未按操作规则将四号贮藏的底阀关闭即下班回家，致使四号罐的烷基苯流入一号罐后溢出。事故发生后，朱世斌并未吸取教训，于同年7月14日再一次负责卸烷基苯注入四号罐和一号罐，事前只对贮罐内的原剩余烷基苯量做了粗略估计，就开始卸料，致使烷基苯从四号罐顶部溢出。以上两次泄漏事故共流失烷基苯12.5吨，发现后从泡花碱下水道回收流出的烷基苯3.6吨，实际流失8.8吨，价值人民币13500余元。流失的烷基苯严重污染了邵水河。后朱世斌被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个别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漠，或不严肃执法，也是导致或纵容环境资源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江西省某村村委会主任俞某以村委会名义向镇政府申请砍伐林木500立方米，而时任该镇党委书记的梅某由于法律意识淡漠，擅自在报告上越权批示，导致了1997年1月至3月923.677立方米天然阔叶林被滥伐，2月20日当俞某知道公安机关将调查此案后，向镇政府提出采伐800立方米的申请，以掩盖其滥伐林木的行为。梅某在明知这是违法的情况下，为包庇犯罪，擅自签批了该申请，并把签批时间提前到1996年12月30日。后梅某、俞某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逮捕起诉。[18]又如，2000年四川省蒲江县大兴镇党委镇副书记兼治安室主任宁某、副主任熊某、林业站长叶某等在查处非法毁林案中多次将构成盗伐林木罪的案件不向司法机关移交，而是以罚代刑，擅自罚款了事，甚至有时因为熟人关系罚款也省了，致使该镇盗伐林木之风盛行。后宁某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19]

就客观原因而言，国家有关环境资源犯罪的法律宣传不够，致使一些犯罪分子触犯了刑律还不知道。例如，笔者曾在某县人民法院收集了两个案例：一个是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一个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前者的基本案情是：一个山村中的老人用粘有桐油的竹签围成一圈，以活老鼠为诱饵，猎捕鹰五只，公安机关查获后，经送往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鉴定，这五只鹰属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后者的基本案情是：一农民收购了一些蛙类准备去外地出售，但被公安机关查获，经送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鉴定，其中有不少属虎纹蛙，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司法机关据此分别对二被告定罪判刑。在庭审中，二被告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但觉得冤的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动物属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可不，如果连办案人员都要送有关专门机构鉴定才能判断是否是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对那些常年居住在深山里的农民，要他们准确地知道何为可猎捕可收购之动物，何为国家保护的不可猎捕不可收购之动物，也确实为难他们了。又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实施的《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滥伐林木罪的对象也包括农民自己栽种的成片林木，而实际上由于对此规定宣传不够，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此规定，因而走上犯罪道路。如马某在荒坡上自行开荒，种了三亩火炬松，由于这片树林经常被人偷砍、盗伐，又不能给家里增加收入，马某一怒之下砍了这片幼林。由于马某擅自采伐林木没有达到该罪“数量较大”的标准，所以才没有以滥伐林木罪论处，只由当地的林业局作了行政处罚。[20]

3、从周围环境看，有这样一些因素值得考虑：首先是周围整个环境都缺乏法律意识，从而助长了环境资源的犯罪。这里，不妨引用一个《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1日报道的案例，文章的题目叫“从捕蝶到被捕”，说的是曾被新闻媒介誉为“中国十大收藏家”之一的刘敬槐竟是一个大肆非法捕杀并走私珍稀昆虫的犯罪分子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现年58岁的刘敬槐原系武汉某织布厂工作，1981年退体后，他迷恋上蝴蝶标本的采集收藏，便自费到四川、云南、贵州省等地山林大量捕杀珍贵蝶种，继而捕杀各类昆虫。至1989年，他和他的徒弟、汉西车站货物临时工湛安明非法捕杀近万只，品种达300余种，其中不少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昆虫。不久，刘、湛由收藏、交换发展到在国内大量非法出售，同时向国外、港台走私珍贵昆虫标本。经初步查实：1988年至1993年3月，他俩共捕杀各类蝴蝶2000余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虎凤蝶1100余只，含国家重点保护在内的各类昆虫2354只。自1988年始刘敬槐以邮寄的方式13次向某国标本商人走私蝴蝶标本1378只，其中属国家二级保护的393只；走私昆虫标本2354只，共非法获利3.9万余元。如此大量非法捕杀并走私珍贵野生动物，严重破坏野生资源，致使生物资源外流的案件，实属罕见。问题是，此种犯罪为何能持续10年并愈演愈烈？主要就是法律意识差的原因。刘敬槐本人只知道“到处都在捕杀、出售，我为什么不能搞呢？”同时，刘的采集收藏以及对某珍贵蝶种的首次发现，引起了一些新闻单位的极大兴趣，1987年至1993年6月，数家报刊、电视台先后对刘进行宣传报道，直到案发调查时，文章作者、编辑才知道这“捉虫子”也犯法。正是这些报道“招蜂惹蝶”，交换者、收购者、走私者也纷至沓来，使刘敬槐越陷越深。刘敬槐多次举办过个人收藏及蝶画展览，各展次均有人观瞻，但谁也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早有规定，即使出于展览目的而捕杀也要取得“特许猎捕证”，就是对非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猎捕也要取得“狩猎证”并限量才合法。另外，对刘的行为，有关专家和主管部门从无人过问。据刘交待，有的专家从报上得知或看过展览，还来信鼓励，或要求交换，或寄钱收购，他第一次出售标本就是因某专家的介绍。刘敬槐曾向海关去信询问昆虫标本出口手续，海关复函竟称“信中所谈事项不属海关范围。”而《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并规定了动植物标本属禁止出口之列。然而，几年来刘敬槐写明“昆虫标本”，大量邮寄昆虫标本出境，竟无一被截获。《野生动物保护法》还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应当进行监督管理，“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但事实上有些标本公司的各种单据上公然写着国家重点保护昆虫名称，却从来无人过问，难怪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进出畅通无阻。难怪刘敬槐数年走私乐此不疲，并发展到完全按国外标本商人要求的季节、地点、品种捕杀。可见，刘敬槐走到这一步，与他周围的环境亦不无关系，如果早有人提醒他一下或早被查处，他也不至于陷得如此之深。

其次，特定的生存环境和饮食文化也滋生环境资源犯罪。如在有的矿区和山区，地理环境恶劣，交通运输不便，不具备发展副业的条件，又随着人口的过快增长，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因此，盗采、滥采、抢采矿产资源和盗伐、滥伐森林资源等违法犯罪活动就十分严重。又如，在一些地区，盛行吃野生动物，认为那是大补，从而为非法捕杀、贩卖、收购野生动物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最后，执法不严也给周围传播了一些错误的信息。如在不少地方，吃野生动物一条街，饭店门口招徕顾客的广告上公然写着某些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单，但就是无人查处，久而久之，就给人形成了一种好像这根本不是犯法的印象。又如某国家级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品种齐全，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山上山下建起了不少饭店和招待所，它们都推出了野味菜，而出售的都是附近山民偷猎捕杀的珍贵野生动物，多年来却无人查处。

第二节 环境资源犯罪的对策

1、立法对策

要从内容到形式完善打击环境资源犯罪的法律体系。就内容而言，又包括两方面：一是要完善与环境资源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如行政管理法规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环境资源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行政从属性，刑法中规定的环境资源犯罪均以违反一定的行政法规为前提和基础，因此行政法规的完善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象前面提到的非法捕杀、收购珍稀野生动物的犯罪之所以十分严重，与吃家们不无关系，正如刑法中打击拐卖人口同时也要打击收买人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打击也要打击一样，我们的法律在打击非法捕杀、收购珍稀野生动物犯罪的同时，也要对那些食用珍稀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追究适当的法律责任，初步考虑，可以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对此类行为加以规范。二是要完善现行刑事立法。1997年新刑法虽然在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如：（1）法条之间不协调，例如，按照第151条的规定，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最高刑可至死刑，但根据第341条的规定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最高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两者的刑罚不协调。（2）有些该规定为犯罪的没有规定，如施放噪音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拒不执行限期治理和停业、关闭决定以及其他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的行为，[21]还有那些违反有关环境资源法的禁止性规定，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的行为，[22]等等。（3）有些条文规定不严谨，给法的适用带来困难。如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此处“国家重点保护”和“珍贵、濒危”属同义反复，因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都是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也只有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才受国家重点保护。[23]现在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使人误解为有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不受国家重点保护的，这显然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不符。而且国家只有一个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并没有一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名录，在刑法中使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概念反而给刑法的适用带来歧义。又如，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没有区分故意排污和过失排污，将两种性质不同的排污行为规定在同一个法定刑幅度内，显然不科学。此外，在“非法采矿罪”等条文中也存在使人困惑之处。[24]

若从更广一点来看，环境资源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还涉及此类犯罪的一些刑法总则问题和刑事诉讼程序问题。如：关于刑罚，现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官对盗伐、滥伐林木的犯罪分子除判处刑罚外，还附加罚其栽树的判例，[25]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法律而言，这种判决并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因为在我国的刑罚种类中，并无此种附加刑，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也只针对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不包括国家的损失。虽然在我国的《森林法》中有此类规定，但那只是行政处罚，并不能自然适用于刑事案件。实际上，在国外，象这类附加刑是广泛存在于环境资源犯罪中的，包括履行社区劳动，清除污染物，命令暂时停业、撤消从事某项活动的执照，公开其犯罪记录，等等。[26]我们可以考虑增设一些这样的附加刑，并相应地减轻犯罪分子的主刑，这样无论从刑罚经济性还是从减少受害人包括国家的损失看都是有好处的。再如：关于环境犯罪案件的起诉人资格、举证责任分配、因果关系的确定等，也需要加以专门研究。[27]

在完善环境资源刑事立法时，还有必要谈谈立法的形式问题。我国的立法传统是不在其他行政法律中单独设罪定刑，这就造成了有的环保行政法律往往在“法律责任”中对需要犯罪化的行为来一条“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立法方式缺乏可操作性，不符合刑法明确性的要求，因此今后不宜采取这种方式，具体选择有二：一是在颁布行政法律的同时，颁布一个刑法修正案之类的刑事法律与之配套，二是直接在行政法律中设罪定刑。目前后一种方式还未曾见过，但笔者主张，这也许是一种更合适的方式，因为放在一起规定，不仅有利于与相关的法律责任相衔接，而且还有利于普及和宣传法律。也许有人会说，那样会肢解我们“统一”的刑法典，但事实证明，“统一”的刑法典只不过是某些人的幻想而已，难道修正案和决定之类的立法方式就维护了统一的刑法典了吗？

2、执法对策

法律在立法者制定出来时还只不过是一株幼苗，它的形状长成何样，它的枝头伸向何方，还得看执法者这一园丁如何栽培。这就是卡多佐所谓的“法律的成长”。在执行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时，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来保证法律得到健康的成长：

（1）提高执法质量。执法者要严肃执法、文明执法，要树立“执法的最高境界是无罪”的思想，惩罚犯罪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目的；决不能在打击犯罪中夹杂创收、报复等不正当的动机，也不能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执法要一以贯之，不能忽冷忽热，要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因时因地，抓住主要矛盾，如针对特殊区域、特定季节对相关的环境资源犯罪进行重点防治；要针对执法中发现的犯罪原因和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

（2）树立正确的刑事政策观。首先，要准确理解和遵循“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要找到平衡，不能为了打击犯罪就不择手段，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其次，要充分发挥刑事政策调节法律刚性的积极作用，在现有法制的篱笆内，尽可能地实现公平、正义。以“违法性认识”为例，由于我国刑法对此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一直实行“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但对于环境资源犯罪这类与伦理道德没有必然联系的行政犯（法定犯）而言，并不公平，特别是在我国某些还处于“前现代”的边远山区，对于那些确实不知道某种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而捕杀的，应作无罪处理，因为此时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就无所谓“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的定义）。退一步，如果司法实践还走不到这么远，至少也应对此种情况从轻处理，能缓刑的缓刑。再如，在一些环境污染受害者因问题得不到解决而采取过激措施的案件中，就要考虑到事出有因，尽量做从轻甚至无罪处理。

（3）作好司法解释工作。刑法中有关环境资源犯罪的条文中，有许多诸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情节严重”等模糊用语，司法机关应当尽快出台明确的司法解释，并公之于众，既指导和统一司法，又能让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知道行为的尺度，从而具备法治社会的“可预期性”。但时下这一工作还有很多没有完成。例如，关于什么是刑法上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目前司法实践中参照的是1987年国家环保局的《报告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暂行办法》，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暂行办法》只是一个行政规章，并不能自然地对司法机关有约束力。[28]

（4）加强环保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协作。如前所述，实践中经常存在环保机关“以罚代刑”的错误做法，这要么与环保机关的刑事法律知识不足有关，要么与本部门利益有关。针对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不移送司法机关的现象（不只环保机关，在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同样存在此种现象），国务院曾在2001年7月颁布过一个《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此应严格执行。再者，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有关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如何尽快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并建立与环保机关的协作机制，对确保此类案件的成功侦破、起诉和审判都有不可小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