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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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综述

【中图分类号】 D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169-1

“以人为本”哲学理念的首次应用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近年来，“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融入各行各业，在司法领域也颇有研究成果。

一、“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概念与内涵

“以人为本”司法理念概念研究：“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实质是司法改革应当一切为了人。以武汉大学李龙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以人为本”等同于“人本主义”，并提出“人本法律观”。这一观点的提出，表明了人是法律之本的客观事实。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概念。“以人为本”产生根源是历史唯物主义，其中所指的“人”是在社会历史中生活具体的人。“人本主义”的产生根源是历史唯心主义，所指的“人”是抽象的个人，它所引领的司法理念易走向极端化自私化。

“以人为本”司法理念强调司法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具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追求。制度和程序的设计上，以维护人的尊严为出发点；具体运作中，坚持法的原则基础上，兼顾人的内心感受。

二、“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提出，是党纵观社会主义司法观全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第一，从中国化的哲学视角提出，“以人为本”司法理念是马克思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成果。吕世伦、蔡宝刚认为，马克思法学价值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是法律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司法建设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司法建设。张奎良教授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是马克思人学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司法建设中应时刻遵从以人的人性、自由、权利为本。

第二，“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春秋时期管仲曾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充分体现出古代思想家认为“以人为本”理念对成就霸业具有主导性作用。李龙教授在一次学术论坛中提到，春秋时期，孔夫子明确地提到“仁”。后来孟子对“仁”作了解释，即“仁者爱人”。经过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它是今天我们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理念的理论渊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重要特性之一。

第三，“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确立，是对西方“人民论”、“人道主义论”、“刑罚宽和论”等法治思想吸收借鉴的成果。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它的提出意味着哲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转变，逐渐由自然转向了人，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如杨奕华教授所讲:“法之生成与消亡，系于人、因于人、由于人。”

可见，法律是以人为本源的。“以人为本”发展理念逐渐受到重视并得到肯定。

三、“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价值

关于“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价值，学者们分别从理论价值、实际价值，宏观等方面对其进行阐述。

裴桂清认为，“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宗旨是充分发挥人的自觉性，来调节控制司法活动中的各种人事矛盾，以达到提高司法组织效率，协调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的目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价值导向作用。

公丕祥教授提出，“以人为本”司法理念可以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法的现象的本体基础；更好地理解建设法治国家的价值准则；更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所以提出“以人为本”意义重大，为我们的法理学研究，包括整个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本文认为，第一，“以人为本”法律思想有利于法律从统治工具回归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第二，有利于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制度核心准则，从而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情和动力。第三，有利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使之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第四，对改善法制环节，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四、“以人为本”司法理念的践行

以人为本，就是运用司法手段帮助人民掌握，并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司法援助。为此，我们要在司法实践中融入“以人为本”司法理念。

吕世伦、任岳鹏在一文中提到，不同的法部门保护不同的人，不同的法部门中人的权利也不同，法的发展应该以这种不同的人为本，以这种不同的人的不同权利为本。只有以这种不同的人的不同权利作为法律发展的价值取向，才能把法律的终极价值“以人为本”具体化。

有学者认为，增强司法能力，主要靠的是“以人为本”和“求真务实”。首先，提高审判执行工作水平，做到无上诉、无改判、无投诉，争取“零存案”。其次，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做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工作。最后，以提高司法保障水平为目标，加强司法行政管理。

李晓慧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一是提高司法公正能力；二是积极开展法律救助。法官要树立正确的纠纷解决意识，使法律正义的价值惠及每一个平等本体。

张金锁认为，检察监督作为司法的重要环节，理应以“以人为本”的理性本质为核心，包括体制和制度的设计、建立、完善、运作等，都应贯彻“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司法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全新历史时期，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形成独具特色的、高层次的“以人为本”司法理念，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李光灿，吕世伦.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张奎良.马克思视域中的以人为本[J].与现实，2004，(3)：4-11.

[4]李龙.人本法律观简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4，(6):198-206.

[5]吕世伦，任岳鹏.“以人为本”的法体系研究[J].法学家，2006，(1):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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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三角；政府职能；政府与市场

中图分类号：D625(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82－0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全国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固然有体制、区域及市场基础等方面的原因，但也与长三角各区域的政府能够顺应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不断调整与改善政府职能息息相关。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长三角的苏南地区、温州地区以及后来的上海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异军突起，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从经济发展的模式来看，长三角区域内有三个各具特色的成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是江苏的“苏南模式”，其本质特征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二是浙江的“温州模式”，其本质特征是市场化和民营化，三是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开发与开放所引致的经济腾飞，其本质是经济的国际化和要素市场的高度发展。上述三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在长三角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当中，地方政府一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的推动力量，当前长三角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与区域内各地方政府的职能履行的滞后与不适度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未来长三角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仍然取决于区域内地方政府顺应内外经济竞争环境的变化，实现自身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创新。

二、苏南模式中的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

如果将苏南政府与“苏南模式”置于我国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中去考察，我们认为，“苏南模式”的特色不仅仅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更加不可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与控制，即便在“新苏南模式”逐渐成型的今天，苏南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力仍然很强。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与控制确实带来了苏南经济的振兴，苏南的市场化和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兴起及发展得益于当时苏南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边界内的引导和推动，因为在改革初期，“苏南基层政权(乡镇和村)，更多的是作为乡镇企业的总代表而行事的，已经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事实上，在当时的体制背景和买方市场状态下，由地方政府(主要是村级组织与乡镇政府)牵头发展工业化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个“合理性”不仅表现在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体制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还因为地方政府的作用适应了社区农民与政府自身的目标诉求，即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社区农民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苏南模式”的经验也表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离不开政府对经济生活的领导与参与。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从“苏南模式”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发展历程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府控制与市场化的博弈”历程，表现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由于政府控制和参与经济生活所引致的一些体制弊端制约着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市场化的推进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更新。“苏南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求苏南各地方政府对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进行转变和规范，目标是适应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如当苏南乡镇企业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如产权模糊、政企不分、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等问题暴露出来时，苏南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了以明晰企业产权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制，从而保证了“苏南模式”的创新与进一步发展。当然，从当前苏南的经济发展现实来看，苏南各级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领域，主要表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苏南地区，一些重要的本应由市场来配置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贷款、能源等仍然操控在政府的手中，在追求政绩的冲动下，这些生产要素有时会按照政府的偏好而不是市场的需求去配置，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樊纲和张泓俊通过实证研究长三角与珠三角的体制改革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越彻底，市场化指数越高，对经济的发展越有利，人均GDP也越高”。实际上，这个结论映射出了苏南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现状。二是苏南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所提供的制度与文化建设不足，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固然需要良好的交通、通讯和环境等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区域创新水平尤其是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政府制定配套的政策、规章并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如在支持风险投资的适度发展、合理建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苏南各级地方政府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三是苏南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区域间的协调和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上行动迟缓，在产业结构、城市发展、市场培育方面的错位与互补意识不强，在各行政区内存在着“保护落后、限制竞争、地区分割、重复投资等市场分割现象”。如“在经济分工关系和产业定位上，苏、锡、常、镇、宁五座城市存在着严重的同构现象。五个城市产值在前10位的行业基本相同”。四是苏南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实践努力落后于对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视。在苏南地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状况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相称，如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太湖流域的水质已经严重恶化，严重影响了本地和周边城市的用水安全。因而，苏南各地方政府必须以科学的眼光顺应市场化的发展对自身的职能进行清理和规范，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与创新，否则，以经济的外向化、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全面达到小康水平为内涵目标的“新苏南模式”在新世纪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区域竞争力将会显得困难重重。很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忧虑，如夏永祥认为，“经济发展到今天，‘苏南模式’中的‘强政府、弱市场’格局仍未得到改变，而是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果不对这一格局进行改变，“苏南模式”很难获得新生”。朱文晖在分析长三角区域内的政府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时指出，“包括苏南模式在内的长三角各地方政府在构筑地区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政府替代还有很大的空间，不过，政府替代的绩效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苏南经济发展的现实，苏南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与创新势在必行。当然需要明确的一个认识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型与创新不是削弱或放弃苏南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效率。苏南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与创新应着重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政府职能转型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

调发展纳入组织、引导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中，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结合点。二是放手让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到今天，苏南的市场发育程度已经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此时，政府应主动地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收缩与调整经济管理职能，政府应围绕产业政策的选择、市场法制的建设、市场渠道的疏通、良好商业与经营环境等方面改善与加强自身的经济管理职能。

三、温州模式中的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的特色是私营经济的发展，与“苏南模式”一样，“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温州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成功创造。温州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无为而治”，即放手让私人力量与市场机制来推动地方经济运行和发展，与“苏南模式”中的“强政府”相反，“温州模式”中的政府是一个“小政府”。李成亮和黄嘉年两位学者将“温州模式”中政府的作用归结为“降低民营经济风险的‘无为’和营造外部环境的‘有为’”两个方面。温州市政府不仅为温州民营经济在改革初期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且还顺应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努力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软硬件环境，在改革初期，温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者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如中国首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温州商品的质量低劣问题而使温州的形象和声誉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温州市政府毫不手软地加强工商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全面整顿市场，并加强质量管理，使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走上了正轨，保证了温州产品的市场开拓能力在全国范围的稳健扩展。经济发展的事实也证明，“温州模式”的发展使人们充分感受到了私人力量与市场力量在创造财富方面的巨大能量。但是“温州模式”中政府的“无为而治”也客观形成了“藏富于民间”的现实状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使得政府变成了‘弱政府’，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踟蹰不前”。学者王华兵指出，“温州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速度放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诸如城市化、高等教育、地方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等‘公共产品’在温州都极其短缺和落后，因此导致了地方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以温州市政府为代表的浙江各级政府在观念和政策上重视和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外资的引入一度重视不够，致使浙江经济在融入国际产业分工，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方面滞后于江苏的苏南地区。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温州的多数私营企业从事的仍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制度还是以家族制为主，市场交易的非人格化程度还没有达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不能不说是温州地方政府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和市场业态提升方面的服务功能欠缺。吴敬琏2004年考察浙江经济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促进浙江产业升级和提升浙江经济形态的关键在于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认为在“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初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无为而治”适应了当时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对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激发私人力量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起了相当大的动力作用。但遗憾的是温州地方政府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自觉和不自觉地“淡化”或放松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应有”职能。

四、上海的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

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崛起主要归功于中央政府的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同时，上海深厚的市场经济渊源和文化底蕴也是其经济迅速成长的重要基础。上海市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表现为对中央政策的积极呼应和有力的实践创新。如为了呼应中央振兴上海和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上海市政府在城市功能的定位、产业选择、市场化的推进、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规划与实践，表现出了富有成效的管理效率，为上海的开发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里仅以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市场化的推进为例进行分析。在城市功能定位的把握上，上海市政府立意高远，提出不仅要把上海建设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还要建设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和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中心，这样的城市功能定位使得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建立在了很高的平台之上，因此，从上海的城市面貌、基础设施、人才高地、司法体系、政府行政效率、服务业的发展等维度进行考察，上海的城市竞争力是全国其他很多经济发达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至于市场化的推进，上海市政府更是功不可没。尽管上海是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地区，但是上海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制，市场化进程也稳步快速推进，这显然是上海市政府“行政推动”结果。

当然，上海市政府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存在着一些有待克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着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虽然上海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比较发达，但近些年来，上海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的是房地产和外资的支撑是有目共睹的，有人形象地将上海经济增长模式比喻为“脚手架经济”和“起吊机经济”是不无道理的，由于城市的土地资源有限，一旦城市土地吃紧，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同时，受地价、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的影响，“从2002年开始，不少外资已迁离上海，连索尼、英特尔、中芯国际、现代汽车等属于上海支柱产业范畴的企业也都将近期的投资重点定位于上海之外的区域”。这无疑会制约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海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上海市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存在着认识与实践上的偏差。二是尽管上海经济很发达，城市化率很高，城市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也属上乘，但房价很高，普通百姓买房难、城市农民工的生活境遇与市民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说明上海市政府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上落后于对于经济增长的热衷。三是面临全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长三角内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上海市政府促进高级服务业的发展显得信心不足，在产业发展方面没能与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2008年，从工业行业完成产值情况来看，排在前六位的主要是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等六个重点发展的工业行业，其中能够代表服务业发展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占全年行业总产值的25.2％、生物医药制造业占全年行业总产值的1.8％，两者之和占全部工业产值只有27％。”

由此可见，要把上海建成未来中国的经济门户城市并较好地发挥其对长三角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还面临着很多挑战。为了巩固上海在长三角和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并较好地发挥其经济辐射与带动作用，上海市各级政府需要注意的是进一步提升管理社会经济的水平，

力求在宏观经济指导能力与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上有所作为。就宏观经济指导能力这方面来说，政府应着重在产业发展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按照既定的目标坚定地促进以金融、商贸、研发、中介、广告等行业主要内容的现代服务业在上海的发展，将一些目前尽管能创造产值的制造业诸如石化、机械等产业果断地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尽快推动上海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为此，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符合国际竞争潮流的产业发展目标和相关产业信息理应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是上海市政府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职能，中科院院士陆大道认为：“城市化不是盲目扩张城市边缘，高楼林立并不必然等于城市化，城市化的真正涵义不是在于空间城市化而在于经济城市化。”据此，追求经济城市化、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该成为政府一项重要的施政目标，诸如老百姓的住房问题、看病贵问题，使城市农民工真正地变成城市市民等民生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J]，宏观经济研究，2002,(10)，

[2]樊纲，张泓俊，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比较研究[J]，学术研究，2005,(4)，

[3]洪银兴，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和地方政府的转型[J]，经济研究参考，2005,(72)，

[4]张斌，新苏南模式藏隐患[J]，上海经济,2005,(1)，

[5]夏永祥，强市场与弱政府：“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J]，苏南科技开发，2004,(17).

[6]朱文晖，地区竞争优势与政府的作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比较[J]，开放导报,2003,(9)，

[7]李成亮，黄嘉年，“温州模式”中政府的作用[J]，领导科学，2002(23).

[8]宗永建，苏州、温州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作用的对比与反思[J]，特区经济，2005,(9)，

[9]王华兵，温州模式演化与发展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纵横,2005,(2)，

[10]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11]陶冬，严侃，刘凌云，经济房地产化，热钱涌入，产业流出，上海失乐园[J]，新财富，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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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经济法学研究框架

所谓研究框架，就是人们在研究活动中形成的比较定型的思维体系，包括切入点的选择、话语形式的认同、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等。它表明一个学科在研究问题时惯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逻辑、从什么角度、依据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顺序来分析问题。它属于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范畴，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法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已探索出许多研究框架，如以“主体-客体-内容-法律事实”为要素的法律关系研究框架，以“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为要素的主体资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论证了诸多法律问题。同时，这些研究框架一直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之中。经济法学作为新兴学科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学研究框架，同时还应当产生能对传统法学提出批评、进行挑战、突破其给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决传统法学没有提出或解决的问题。法学界尽管对经济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争议，但对经济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却无人质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诸多研究框架。然而，人们对经济法学进行回顾和总结时，只重视各种观点、学说的综述，对其研究框架却缺乏必要的关注[1].本文拟从经济法学文献中梳理出对传统法学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学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

经济法学比传统法学更加重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这种研究是围绕经济现象、经济学、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

（一）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与法律的关系，首先是经济现象与法律的关系。经济现象最直观地反映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从经济现象中得到最直观的评价。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从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来探求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规律。当前，应当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秩序、经济波动、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具有跨世代性、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的发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国所选择。这一重大现象给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从全新角度、更大范围、更长远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理论课题。在研究中，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能对法律起决定作用、需要由法律来着重规范的经济现象，是常态而非短暂、定型而非临时的现象，是由深层原因而表层原因所导致的现象。经济法学只应研究这些经济现象，并依据以这类现象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二）经济学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需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原地位。无论是抽象的经济法基础理论，还是具体的经济法中制度，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法学的交融。（1）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越来越重视吸收经济学的理论营养，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论证经济法的存在依据、基本假设、调整范围、宗旨（或价值取向）、主体等基本问题。如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理论中，得出经济法为弥补“双重失灵”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之法的本质。又如从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中，得出经济法所确认的国家干预应当与经济民主相伴同的适度干预。[2]（2）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中，经济学的渗透甚为普遍。①经济立法中的许多概念，是转用原来为了把握经济事实而形成的概念或经济学上的概念[3]，如公开市场操作、预算、垄断、经营机制、产权、私营企业。阐释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应的经济学原理。②许多经济法律制度建立和变迁的合理性及其内容，都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如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都能够从信息不对称理论中找到依据；又如金融立法对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或混业经营体制的选择，也可以从当时的金融风险理论中找到解释。③经济法体系设计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运用经济理论来论证。如有学者依据国家针对市场三缺陷（市场障碍、市场机制唯利性和市场被动性、滞后性）采取三调节（强制、参与和促导）的理论，将经济法体系设计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三大块[4].而笔者根据国有投资经营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经济学原理，将国有投资经营法列入宏观调控法之中。④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可以运用经济理论来评价。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对经济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行为之法，运用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所得的结论来检视经济法律制度，以判断其是否达到目的，更能客观评价其优劣。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预测能力的学科，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行或将要制订的经济法律法规，既可以对经济法的实施效果作超前预测，又可以增强经济立法的超前性。应注意的是，经济学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门经济学与部门经济法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直接和明显。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5].经济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媒介的。对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思考：（1）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界限。主要是研究两者在表现形式、调整范围、稳定程度、实施机制等方面的区别，从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别和职能分工。（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主要是研究经济政策法律化的范围和途径。就范围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一般说来，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长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的政策则不宜法律化。就途径而言，一般指经济政策的目标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体化，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为法律所吸收；当改革中出现立法空白领域时，某些经济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必要通过执法和司法系统而直接适用。但这种“以政策代法”的现象必须从严控制。如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任何税收政策想在转化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指导和拘束人们行为的规范。（3）经济法律的政策化。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①经济法中的不确定性规范需要由相应的经济政策增强其确定性，给当事人展示一种明确的预期，这在反垄断法域尤为突出[6].②经济法的执行力度受到经济政策的严重影响，如美国反垄断法在20世纪60年代因风行中小企业保护政策而执行非常严格，70年代却因政策变化其执行由严厉走向宽松。③经济法中存在着许多政策性语言，这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确定性和约束力，以致出现了所谓的“软法”现象。这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尤为明显。为解决此问题，需要从立法技术层面研究“使软法硬化”的对策。

在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经济学理论向法学理论的转化问题。这主要是如何适当淡化经济学色彩、增加法学“浓度”，避免以经济理论来取代法学理论的倾向。（2）经济法学如何转换和选择经济学概念的问题。应尽可能使用在经济学界已有明确和一致含义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概念，其法学含义应同其经济学含义相通；当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种含义的经济学概念时，应当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释中明确选择其何种经济学含义。（3）合理使用法律经济学方法的问题。法律经济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以理性人、个人主义和完全竞争为假设的，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应当注意其在法学中的适用范围，不宜将其用来分析一切法律问题；效益目标应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准确定位，不宜过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不宜照搬国外的调查文献；经济分析工具应当尽可能从各种经济学科中寻找，不宜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学。（4）保持法学独立品性的问题。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容易沦为纯“政策注释学”。

二、经济法规体系框架

经济法学界所提出的由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构成的经济法规体系（或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整个法律体系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将传统法律部门中有关经济的法律规范，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进行重组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它体现了现代法以“经济性”为时代精神[7]的特征。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未能充分考虑到经济主题或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相比，它不仅是法律体系框架，而且还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从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宏观调控、社会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入的。这四个切入点较完整地反映了现代法规范经济的着力点，因而许多学者自发地利用经济法规体系框架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如运用这种框架讨论经济审判庭的存废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纠纷（即涉及经济问题的纠纷），按照这种框架来分类，更能显示出各种纠纷的特殊性，从而发现传统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分格局的局限。如市场主体法中的企业兼并与破产纠纷；市场规制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纠纷、反垄断纠纷等纠纷；宏观调控法中的政府采购纠纷、税务征管纠纷等纠纷；社会保障法中的社会保险纠纷、劳资纠纷等纠纷，一般都难以套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来解决，有的超出现行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收案范围；有的虽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渠道解决，但成本过高。因此，设置处理这类案件的专门机构（如经济审判庭、社会法庭），并制定相应的特别程序法，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必要。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撤销原经济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和交通运输审判庭，相应改建成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的机构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还可以分析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法律对策，例如西部开发、扩大内需、通货膨胀（或紧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

三、“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现代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调整对象是个复杂系统，涉及多类关系、多方主体和多种行为。在该系统中，含有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和社会组织内部等多类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属性、要件、运行规则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又相互关联和制约；任一主体都处于多维关系中，在不同关系中相对各方主体处于不同地位，实施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规制。传统的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有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经济法域中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公法关系，而且还有公私法混合关系。作为主要是对私法关系（特别是交易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法律关系框架对经济法域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如税收法律关系兼有权力关系和债权关系的双重属性，其运行过程中含有多个环节、涉及多种因素。而运用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来论述税法问题时，不仅不能实现权力关系与债权关系的有机融合，消除它们在实践运作中的冲突[8]；而且与税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对税收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税制要素分析框架实质上就是“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我们注意到，现代经济立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关系框架，而是以主体、行为和责任作为其基本要素来进行设计的。这种框架实际上对各个法律部门都通用。对经济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和结构进行研究时，也应以“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为主、法律关系框架为辅。

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中，主体理论一般应回答以下问题：（1）给主体定位。将主体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综合其在所处多维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对其进行全方位、宽口径定位，如既在实体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场规制中定位，也在宏观调控中定位；既在市场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场竞争中定位。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主体定位所受到的诸如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制约因素。（2）确定主体资格。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和方式，特定主体资格的内涵和内容构成，特定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法律主体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等等。（3）设定主体体系框架。这主要研究一定体制下主体的法律形态，并按不同标准对主体进行分类，以凸显其具体人格，并展示其对不同方位相对人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依主体的职能，主体一般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工商者业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职业介绍所、商业银行等社会中间层主体；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4）评价和选择主体立法模式。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门关于主体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现行立法体例的特点和利弊，在既定体制下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

行为理论主要是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具体行为的运行规则，其中以行为的属性、内容、形式、目标、效力等要素为重点。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域中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各种行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异质性多而同质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为则不然-尽管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种类繁多，但各类行为之间同质性多而异质性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抽象出涵盖经济法域各种行为的一般行为理论，一则难以同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或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相区别，二则可操作性不强，无助于各类行为的制度设计。因而，经济法中的行为理论，与其仿效民商法学或行政法学研究各种行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为理论（如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政府经济行为理论），倒不如着力分别研究各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为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等类行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鉴于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又具有经济行为的内容，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注意其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而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市场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相对竞争对手、交易对象等市场相对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为，另一方面是相对调控者或规制者等而言的市场对策行为[9].在研究市场行为时，既要研究其双重属性的区别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为市场对策行为的特殊性。

责任理论一般应研究三个问题：（1）责任形式的确定。既要研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域中运用的特点，也要研究经济法域中出现的专业性制裁、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等新型责任形式。（2）责任形式的组合。既以主体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如企业、社会中间层主体、政府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也以行为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即分别研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等制度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3）立法模式的选择。既要研究经济法律法规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规定经济法域中的法律责任，也要研究经济法体系内各部门如何就法律责任进行立法分工和协调。

特别指出的是，许多经济法学著作将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这种套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变种只适宜于象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简单的法律关系，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却显得过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论中由于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不便适用。鉴于法理学界已有以权利与权力为核心建立新框架的尝试[10]，我们建议在经济法学中尝试采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因为其中的主体、行为、责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体的制度设计。

四、“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

我国法学界近年来盛行着“政府-市场”（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研究框架。这体现在如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权力与权利等方面。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都处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状态，市场“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场“越位”就是政府“缺位”。但是运用这种框架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律问题时，普适性受到局限。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互动。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其在政府与市场互动构架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担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完全弥补的“市场缺陷”和市场未能弥补的“政府缺陷”，已成为“小政府-大社会”格局中“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政府-市场”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这种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是对“政府-市场”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场”相关联的研究优势，又引导人们在宏观大背景下把握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11].这种框架已在现行立法有较多体现。如《证券法》（1998年）中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和经营者”框架；《产品质量法》（1993年）中的“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质量管理协会、消费者协会-消费者、用户、生产商、销售商”框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公司和国有企业（这里指尚未改造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框架；《劳动法》（1994年）、《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2001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劳动行政部门-职业介绍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框架；《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框架。总之，在这种经济法主体体系框架中，政府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机构，社会中间层主体[12]包括社团类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等）、交易中介类主体（如产权交易所、拍卖行等）、经济鉴证类主体（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和经济调节类主体（如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

运用该框架进行研究，至少应注意：（1）研究框架的适用范围。这种框架不一定适用于任一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但对主体研究具有优势。其适用重点应置于主体的制度设计。（2）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缺陷。社会中间层主体同政府一样，具有内部性，存在缺陷。我们既要研究社会中间层主体缺陷的表现和原因，也要研究弥补这种缺陷的对策，如研究政府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适度监管，以及市场主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制约。（3）不同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市场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主体有多种类型，各自职能和任务以及与政府、市场主体的关系不尽相同。在探讨这种互动关系的共性的同时，必须分别研究各种互动关系的个性。（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过渡。我国现阶段社会中间层主体缺位、错位、越位状态并存，不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我们应当以“三元框架”为目标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时，研究如何培育社会中间层主体及其与“二元框架”的衔接，探讨“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过渡的路径。

五、法益主体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的利益。各个法律部门都基于一定范围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利益为己任，而这种协调须以明晰法益主体为前提。经济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复杂的利益结构，明晰其法益主体，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框架。其中下述几种更有特殊意义：

（一）归属主体-代表（或实现，下同）主体框架。其要点包括：（1）法益主体可以分法益归属主体与法益代表主体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主体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换言之，归属主体的利益有时由自己代表，有时由他人代表。如个人利益，其归属主体是个人，一般由个人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一般由政府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个人或非政府公共组织来代表。（2）归属主体有单个归属主体和共同归属主体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东权益和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权益都可以作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区分。（3）代表主体有一元代表主体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体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诉讼中，只有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者提讼的案件中，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都是代表主体。（4）关于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的关系，存在着两者统一的自我代表模式、两者不统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与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诉讼中的自诉；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诉讼中的公诉，在这里公诉既实现受害人利益，也实现公众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诉“富平春”酒厂案中，王英作为原告提出人身伤害赔偿和在产品标签上作警示标注两项诉讼请求，前项请求是实现自我利益，后项请求是实现公众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还可以分为形式代表模式和实质代表模式。如在国有公司中，董事长在法律上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但这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代表；只有当其行为符合国有资产利益时才是实质上的国有资产代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国有资产代表实施的违背国有资产利益的行为，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产权虚置”、“产权不明晰”之说。可见，要使形式代表转化为实质代表，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二）当事人-相关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同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和异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后者包括强弱当事人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行业与区域间的关系、市场主体与特定行业或区域间的关系等等。（2）相关人依不同标准，可分别作出特定相关人和不特定相关人（公众）、直接相关人与间接相关人、显性相关人与隐性相关人、当代相关人与后代相关人、相当个人与相关组织（行业、区域）等分类。（3）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处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主体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共生理念的体现。因而，法律在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不能只是关注内部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应当考虑到当事人与相关人间的利益配置。如在考虑股东利益时，至少还应当考虑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甚至还应当考虑供应商、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相关人。（4）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划分是相对的。例如，在构成同业竞争的甲、乙两个企业与消费之间，就竞争关系而言，甲、乙企业为当事人，消费者则为相关人；就消费购买关系而言，消费者与其中某企业为当事人，另一企业则为相关人。相关人一般可以划分为自然人、法人和社会公众，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当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5）当事人与相关人的相互影响有大小、正负和主客观之分。如果影响微小，可以忽略不计，无须考虑相关人问题。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对这种正负影响的最好说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创造发明，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这种外部效应既可能是主观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观形成的。（6）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利益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有补偿和限制两方面。补偿即针对当事人与相关人之间的正负影响而采取相应的利益弥补措施，对产生负面影响者增加其负担，如征收排污费、收取容器或包装物回收押金；对产生正面影响者增加其收益，如贷款扶持、财政补贴。限制即对产生负面影响者的行为自由给予适当限制，如颁布许可证、监督检查。就协调方式而言，有协商（如劳资集体谈判）、参与（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垄断企业的价格听证）、诉讼（如赋予职业团体对职业者的支持权）、政府干预（如征税、市场准入）等多种方式。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对主观制造负面影响者实行过错责任（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或严格责任（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对客观形成负面影响者（如环境污染损害者）实行无过错责任。

（三）当代人-后代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代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当人类社会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发展模式时，代际利益配置的重要意义才凸显出来。（2）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位差别，当代人的优势在于拥有后代人“缺位”时对资源的垄断和先占。因而，具有“经济人”属性的当代人会损害后代利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当代人对后代人必须承担不损害后展而为后展创造条件的责任。这也决定了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要创新，不仅要“治于已然”，更要着重“防于未然”，法律调整的功能必须向前、向未来延伸，以保障跨世代的可持续竞争力。（3）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责任的实现方式。“经济人”属性会对当代人向后代人主动（或自觉）承担责任造成障碍，而后代人又处于“缺位”状态。这就需要当代人中有人充当后代利益代表，构建代际利益协调机制。实践表明，由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来充当后代利益代表较为理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由个人来充当这种代表。政府应将后代利益纳入其目标体系，组织和动员当代各种资源，为后展创造条件；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给予禁止、限制和惩罚；对有利于后展的行为给予鼓励和支持。政府还应支持民间成立各种代表后代利益的非政府公共组织；赋予各种非政府公共机构以保障后代利益的社会责任；等等。当然，民间主体作为后代利益代表，需要有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作保障。但依我国现行立法，当代主体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在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时无权提讼。而有些国家已有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特例，如菲律宾最高法院1993年在一个判决中承认42名儿童代表他们自己和未来世代对损害健康环境者的资格。[14]因此，我国立法也应赋予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资格，而不论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与者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

六、比较框架

比较研究对于面向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法和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来说十分重要。其目的是通过“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评价优劣利弊，综合衡量解决问题和制度设计的各种方案，并结合本国的实际作出抉择。基于此，运用比较研究框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经济法是现代兴起的法律部门。对其进行定位时，首先应处理好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通过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因此，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的联系与区别，一直是经济法学的研究热点。这在其他法学领域是不多见的。但这种比较，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应当克服的缺陷。

（二）经济法的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在经济法比较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重视国际比较而忽视了中国的区际（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比较。在一国四法域的中国，大陆有着中华法系、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有着大陆法系的传统，香港地区有着英美法系的传统；并且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具有经济发达、市场经济成熟的特点。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这种区际比较既包含了世界各大法系的比较，也包含了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成熟市场经济与欠成熟市场经济在法律制度上的比较，还包含了外国法在中国不同区域本土化的比较；既体现了世界性，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所以，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应当并重。在国际比较中，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来选择可比性较强的国家进行比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大国的、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有东方文化背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选择发展中国家、大国、体制转型国家、东方国家作为比较对象，更能借重他国既有的法制经验、学说与判例，以其相通的法理部分作为问题探讨的理论基础，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法律对策。在加入WTO后，中国法律变迁面临着既要与WTO规则接轨，又要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的双重任务。鉴于WTO规则受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成事实，应当重视与英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法制作比较研究，从中寻求我国经济法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接轨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小这种接轨所带来的负效应，还应当重视与WTO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法制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在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寻求我国如何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WTO以及为何充分利用WTO中有利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则的路径。

（三）经济法的“法条-背景-效果”比较。法律比较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法律借鉴和移植。因而，既要对法条本身进行比较，还要对隐匿于法条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法条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比较。只有在背景大致相同，且效果良好的情况下，才可考虑是否借鉴或移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鉴或移植。否则，就难免盲目借鉴或移植，导致南桔北枳的后果。

七、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

法的可诉性是指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可由一定主体请求法律公设的机构（特别是法院和仲裁机构）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用来判断纠纷的属性。法的不可诉性则是指法律规范不具有可诉性。应当注意的是，法的可诉性不同于权利的可救济性。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但救济的途径除了诉讼、仲裁外，还有其它方式，如政府没有履行《劳动法》第10条规定的“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的职责时，失业者虽然不可能通过对政府提讼的方式获得救济，但可以从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得救济。事实上，经济法领域存在突出的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具体而言，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如依《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当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又如该法第4条虽然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法律并没有赋予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的权利。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如《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第4条虽然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经理国库，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的职责。而当中国人民银行未能完全履行这些职责时，法律没有规定能对其提讼。又如依《预算法》（1995年）第3条和第13条的规定，各级政府对实现本级预算的收支平衡负有职责，但当政府未经依法批准甚至变更预算未能实现收支平衡时，虽然该法第73条作了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规定，但没有作出对该政府提讼的规定。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既要研究可诉性规范，也要研究不可诉性规范，还要研究这两种规范的联系，避免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人为割裂。

经济法的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评估经济法可诉性的效果。即对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含仲裁制度，下同）、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在经济法域的适用效果进行分析，着重分析缺陷及其原因。（2）弥补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对策。可作两种思路的探索，一是建立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使其与一般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二是构建独立于民诉、行诉和刑诉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使其与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15].同时应当对这两种思路的制度设计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增强经济法可诉性的可行方案。（3）相关问题的探讨，如经济审判庭的存废、劳动（或社会）法院的建立；等等。

经济法的不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不可诉性的现状、成因及评价。在分析其现状时，应注意有的法律规范理论上本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16]；有的确实既不具备可诉的理论条件也不具有可诉的法定条件。对其进行评价时，既要看到不可诉性由于减弱司法保障作用而对经济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因诉讼成本的不断增加导致诉讼外救济方式日趋增多的现代趋势，从而正确认识经济法中不可诉性存在的合理性。（2）弥补不可诉性的对策。对本应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其如何向可诉性规范转化；对客观上本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如何确定其合理范围，并通过诉讼外救济方式来保障其功能的实现。

正因为经济法兼有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不能只限于审判案例研究，还应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审判案例研究虽然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来寻求和弥补法律漏洞从而有助于制度完善，但只限于可诉性规范，并且往往是在“就法论案”的基础上作出“就法论法”的建议。制度案例研究则是通过对某种具体制度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评判其利弊得失，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这种研究突破了可诉性规范的范围，将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联系起来作整体研究；并且超越“就法论法”的传统研究格局，将法律置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大系统中展开研究。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性的规范较多。经济法学应当比传统法学更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再者，在体制转型时期，制度的创新或重新设计更为频繁，强调经济法学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尤为必要。

上述框架的差异是由于人们选取的角度、坐标以及分析的侧重点不同而造成的，无所谓孰优孰劣。任何一种研究框架都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没有哪一种框架足以达到对问题的全面认识，还需要其他研究框架的配合。我们对研究框架归纳和选取受到了认知目的、知识结构、观察视野、占有文献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我们相信，这些框架来源于现代研究活动，因而具有时代意义。理论的进步需要有方法的协力。经济法学的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在于缺乏有力而严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缺少形式化且具有足够适应性的研究框架。加强对经济法学研究框架的总结和探索，有助于我国经济法学走向成熟！

注释：

[1]代表性论文有张守文的《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艳林、赵雄的《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张晓君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就、缺陷与展望》（《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

[2]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3][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4]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宏森、王全兴主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5页；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57—60页；等等。

[6]关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研究，可参见沈敏荣：《法律的不确定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德国学者海德曼（Hedemann）认为，法学研究应注意时代的精神，现代社会以“经济性”为其时代精神，“经济性”就是现代法的特征；具有这种现代法的特征，渗透着现代的经济精神的法就是经济法。海德曼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于1922年出版的《经济法的基本特征》一书中。

[8]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9]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0]参见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参见王保树主编的《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关论述。

[12]关于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研究详见王全兴、管斌：《社会中间层主体研究》，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5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3]《各方评说白酒标签案》，《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4版。

[14][美]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汪劲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