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文化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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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文化；职校；创新改革；策略

中图分类号：G40-014；G71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08-0045-01

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颁布，要求大力改革美育教育教学，统筹整合学校与社会美育资源，保障学校美育健康发展。在教育部召开的加强改进学校美育工作座谈会上，江苏省教育厅长沈健说：“促进美育，一是打开校园，吸引和整合社会优质美育资源进校园，二是打通课程，打通区域，打通课内课外和校内校外，让学校美育渠道更加畅通。三是打动情感，传承民族优秀文化，认同世界经典文化，培养‘中国人’，培育‘中国心’，培植‘中国情’。”这与学校的非遗文化引进初衷不谋而合。

一、引进非遗文化――剪纸艺术

早在几年前，学校就根据学生学业特点，结合地方文化，因势利导，引进了非遗文化――剪纸艺术。为什么选择剪纸？就因为取材方便，用料简单，只要剪刀、刻刀和纸张；地方特色，底蕴丰厚，有利于师资培训；魅力无穷，千变万化，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来自民俗，容易接受，这个是决定性的，无论是欣赏还是剪裁，都比较大众化，其间渗透的美育为大多数人接受。这样，剪纸活动走进职校，成为每周一次的社团活动之一。

二、引进之初遭遇的尴尬

就像大多新生事物一样，刚播下种子，等待艰难的发芽。一是条件艰苦。没有空调，冬冷夏热，冬天的手几乎到了僵硬的地步，再也做不出精细的动作。家徒四壁，没有剪纸艺术的氛围；教室局促，作品没有地方张贴展示，只好灰头土脸地叠放在储藏间里。二是师资力量薄弱，没有专业的剪纸教师，暂时由有点文艺气质的教师临时代课，赶鸭子上架，边摸索边教学，就是这样的教师，也少得可怜，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走得艰辛。三是学生不适应，学校主要是机械机电类的工科生，可以说头脑都是方的，要让开机器、烧电炉的手拿起小剪刀做些精细的活，他们自己心里都没有底。加上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中学，有的美育底子薄，缺乏艺术气质。一开始，拿到剪刀什么都剪，剪指甲、剪塑料，手中能拿到什么就剪什么，甚至像飞镖一样直接扎在课桌上。剪纸用的是专用剪刀，灵魂之处就在于刀尖，又尖，又锋利，又脆弱，一阵子下来，剪刀报废了好几把。

三、非遗文化传承策略

经过几年的摸索，课题组看到，要想剪纸社团乃至其他非遗文化在职校校园内具有生命力，不至于昙花一现，需要在多方面考虑。

（1）社团招生方式的改革。整班式向个性式转变，变原来的整班式，即整个班级一个社团，没有个体的选择，为现在的打破班级限制，在全校一盘棋的大招生市场上自由投递志愿，虽然管理上有些难度，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一段时间下来，学生觉得不理想，还可以二次调整。经过半年的磨合，社员会基本稳定下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的一群人走到一起，力量是无穷的。他们齐心协力，出谋划策，社团才有生命力，才能发展壮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教育的公平不只意味着平等，还意味着差异受到尊重，此举相当于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选班走读。依托这种招生方式，我们剪纸社团选到了优秀的社员。

（2）师资培训与教学方法的摸索。再完美的课程也需要精良的教师队伍去落实，作为学生的先行者，教师无疑是将课程坚定继续下去的支柱。几年的学习培训、拜师学艺、脱产研修，已经有一批教师成长起来，不仅能胜任地方文化项目的辅导和培训，有的还成为该项目的带头人。在教学方法上，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认识水平，开始采用临摹教学法，在临摹的过程中学习掌握最基本的剪纸知识，包括基本符号、纹样的认识、装饰网的认识及剪纸基本特征的掌握，如锯齿纹、月牙条、柳叶纹，知道常用的几种装饰网，如棱形网、麦穗网、龟裂网等。临摹的多了，剪纸的镂空和连接这个原理就渐渐浮现出来。镂空与连接是剪纸艺术最本质的特征，两者互为因果，蕴含着道学的审美，掌握了这个特征，为设计创作奠定了基础。另外，聘请地方剪纸名师培训教师并定期到校与学生见面，现场指导。聘请校外名师不仅是为了指导技术，他们专注坚守、精益求精、敬畏入魂的精神品质，也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们。

（3）与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相融合。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与社会的高度融合，如今的职校生可不能小看，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新潮，个性鲜明，善于接受新事物，剪纸内容远远不能满足于坐在炕头上的花鸟虫鱼。课业相对宽松，正好可以在业余爱好上大显身手。教师可以指导他们利用在计算机课上学到的信息技术，为剪纸的设计服务。如用photoshop软件处理一些图片，或者学习些专业的软件，如P2A视软人像设计软件等，或设计自己的形象，或改造亲友的图片。这样饶有趣味，二者互相促进，一举两得。

（4）开阔视野，以交流促发展。在校内举办小型活动，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文稿征集、手工文稿征集、剪纸创作现场会等，启迪创作灵感；让剪纸艺术平台成为学校宣传教育的主阵地，以重大节日、纪念日为契机，以主题展览促进创作，寓教于乐；走出校园，多参加社会性比赛，近年学校参加全国法治主题传统艺术大赛、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比赛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以比赛开阔视野，以比赛刺激创作，是我们一贯的宗旨。市教育系统内普职沟通活动，就是一个促进交流学习的好平台，在这里，向专业的美术老师学到了不少技巧。美的作品是让人欣赏的，不能窝在手里自己存着，走出去，任人评说，展现的不仅是作品，更是那份从容和自信。

（5）重视美育的软实力。剪纸活动通过欣赏、临摹、观察、对比、创作、设计等，学会学习欣赏和评述，提高审美能力，创作美术作品，多角度欣赏作品。高中年龄段的学生，随着视野的开阔和知识的积累，思考越来越深入，部分人已经初步在欣赏中批判，在批判中吸收，在吸收中成长，美的享受贯穿于整个过程。从教材和理论的角度学习美育，是枯燥无味的，但把美学的一些理论融入到具体的作品中去，就显得自然而然，潜移默化。人的性情的陶冶和情感的净化，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是春风化雨般地逐渐沁入人心，所以切不可急功近利。美，是在体验、浸润、熏染中才获得意义的更新，“文艺范儿”的气质将受益无穷，伴随终生。

四、结束语

经过几年的发展，剪纸已经成为学校的一个教育品牌，剪纸社团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精品社团和精品校本课程。学校投资建设的剪纸体验馆，四季如春，环境古韵优雅，学生优秀作品装饰，入内心静气宁，神思悠远。学生在设计、技法、装裱等方面均有突破性进展，虽然设计里仍显稚嫩，手法上确有粗糙，装裱中尚不细致，但耐心细致的作风进步是明显的，更可贵的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一脸投入的表情骗不了人。日积月累，跬步小流，作品质量在提高，回过头来看看刚开始的作品，已经觉得“惨不忍睹”。而且高质量的作品数量在快速增多，件件都凝聚着师生的心血。多年后，他们或许仍然能享受到“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美育的文化，放慢脚步，耐心品味，别让这青春好年华辜负了中国传统美文化。

参考文献：

[1]杨荣，冯长宏.非遗文化怎样融入课程[J].人民教育，2015（24）.

[2]任国平.在“知识传授系统”之外，学校还可以做什么？[J].人民教育，2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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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大众传媒在非遗传承中的积极作用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并非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单靠行政手段也不能解决其中的所有问题，它应该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和参与。这就需要大众传媒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事实证明，大众媒介以它广泛的受众面、先进的技术手段，能使文化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一）大众传媒促进了非遗的记录和再现一般来说，非遗首先是一个活动过程，然后形成物态化的结果，如剪纸。但也有一些形式，诸如鼓乐、高跷表演等，都是即时而现，活动过程即结果。无论哪一种情形，将其记录下来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过程”转瞬即逝，不可复制。在电子媒介不够发达的时代，要完成这一点很不容易。但在电子传媒技术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切都成了历史。多年来，省市县各级媒体运用多种形式对鞍山非遗进行过大量报道，包括文字、图片、影像等各种形式。岫岩剪纸于2008年被确立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又于201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成为世界级非遗项目。（二）大众传媒促进了非遗的再创造除了对非遗活动进行记录保留外，通过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再度创造也是大众媒介的一种功能。当然，影视艺术作品有其独立内容，不容随意“插播”其他东西。但非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它本身即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一特点使其有机会融入影视作品中，在构成作品内容的同时也显示自身。例如，电影《耳朵大有福》中对海城高跷的展现，电视剧《刘老根》中对剪纸技艺的展现，就是这方面的鲜明例证。这种再创造必须忠实于非遗母本，凸显其原汁原味，而不能肆意进行“拔高”，做一些所谓的“现代化”处理。（三）大众传媒引发人们对非遗的关注和重视大众媒介常常设置议事程序，通过安排议事进入公众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可以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用舆论力量代表受众，督促相关部门对非遗的保护加以重视，解决非遗保护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因此，媒体通过宣传、报道、评论等方式，引发公众和有关部门对非遗进行关注和重视，其力量不可小觑。值得一提的是，自2006年起，我国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在每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大众媒体都会加大对非遗的报道力度，做到宣传和督促双向并举。

二、非遗大众媒体传播策略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昨非今是，这就带来了非遗生存的问题。对此我们应对其进行分类保护，该养的养起来，该进博物馆的进博物馆，可以市场化的市场化。为迎接数字时代和“互联网+”的大趋势，大众媒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尝试：（一）利用传媒技术优势，客观真实记录为保证非遗项目的本真性以及不时之需，有必要为其验明正身备份留用。而这正是大众媒介义不容辞的责任。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传媒技术在对非遗的录写上，具有精确、细腻、真实和客观的优势，能摆脱口传身授中人的主观性干扰和失误。由此，针对鞍山琳琅满目的非遗文化，应充分发挥信息时代数字技术高效快捷的优势，通过拍摄高清晰度图片、保真录音录像、数字媒体制作成影像等方式来记录和保存这些非遗文化。（二）建立网络博物馆，线上线下对接博物馆是典藏自然和人文遗产的机构，但博物馆的储存空间毕竟有限，还要受到开馆时间等限制，难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因此，建立鞍山非遗的线上网络博物馆就很有必要。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依托互联网技术，或图文并茂，或插入视频，或加入录音广播等形式，对非遗项目的全貌加以呈现；还可以在网页上通过外链的方式，链接一些具有观赏性的非遗制作工艺。线上和线下博物馆的对接，能够弥补线下博物馆的不足，最大限度地促进鞍山非遗的保护和传播。（三）融合数字技术，开通自媒体平台“数字技术，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一种科学技术，它是借助一定的设备将信息转换为二进制数字‘0’和‘1’加工存储的技术。”［1］在数字技术、媒介融合成为主流的时代，对鞍山非遗的传播也可以开通“两微一端”平台，利用网络媒介的技术和手段，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整合传播，打破单一化的传播手段。当然，在必要的技术条件下，还可以实现跨国界传播，把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外国人也能看到岫岩满族民间剪纸、欣赏海城高跷队的表演、聆听气势磅礴的东北大鼓。（四）利用可移媒体、3D影像传播不仅可以开发手机APP客户端，提供与鞍山非遗相关的网络游戏和应用软件，还可以利用3D技术完整记录鞍山非遗的创作，拉近受众与民间艺术活动的距离，使其有身临其境之感。儿童喜欢动漫，因此将一些非遗项目动漫化，能够从小培养他们的兴趣。根据第三人效果原理，如果老年人陪同孩子一起观看，适时点拨解惑，无疑效果会更好。另外，通过公共场所常出现的可移式媒体也可以提升非遗的传播效果。当然，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统一行动、规划并加以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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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郭氏家酿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系指各种能够被社区、群体及个人视为传统文化构成的观念表达、技能、知识、表现形式、文化场所甚至是社会实践等，而与之相关的艺术品、辅助器具、文件等，也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而言，伴随悠久历史沉淀下来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之重要性也就愈加凸显。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聊城，因其交融于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且是燕赵文化与齐鲁文化碰撞之处，故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聊城沙镇黄屯的郭氏佳酿，便是聊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郭氏家酿可追溯至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时期。据史书记载，被唐肃宗皇帝封为 “汾阳郡王”的郭子仪，每逢打胜仗，总要设宴犒赏三军将士。而“汾阳郡王”设宴所用之酒，则是其通过设置酿酒作坊，精选民间酿酒工匠，采用独特的酿制技艺酿造而成，取名“郭府家酒”。至明初，郭子仪后代郭城响应朝政，自山西汾阳迁至东昌府沙镇屯（今沙镇），秉承祖上的传统白酒制作工艺，依靠沙镇优良的地下水资源和特有的酿酒微生物群，开始酿制郭氏米酒，凭借酿酒工艺独特，酿出的白酒甘洌醇厚，口感独特，酒香四溢，极为当地百姓所称道。后经历代演变，便成为今日之“郭氏家酿”。如今，聊城沙镇黄屯依然矗立着一座立于1900的家族碑，碑碣楹联：“子孙振振远绍汾阳传一脉，岁月悠悠当论伏生恰同年”，记录了郭氏家族变迁及其与郭氏家酿的传承。

2010年10月，郭氏家酿代表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参加了全国文博会，具有悠久历史的郭氏家酿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尽管如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郭氏家酿之价值依然有待开发，其生产性保护更应引起关注。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保护形势。[1]

二、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重要性：

我国的非遗保护已走过了十几年，作为手工技艺的郭氏家酿是以人为本的精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发挥，这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生产性保护”尤为重要。

（一）自然环境优越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郭氏家酿，之所以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得以完整保存，与其精湛的质量和独特的风格不无关系。聊城市著名的酿造专家张怀申，在郭氏家酿原产地所做的多项考察和多次试验，得出构成郭氏家酿独特风格的关键所在，在于原产地绿色无污染的酿酒生态，其空气和土壤有利于郭氏家酿所需的多种微生物的生长，经过多年的选择，繁衍、淘汰，形成了一个独有的“郭氏家酿生物体系”―水是酒的血液，曲是酒的骨架，郭氏家酿原产地地下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锶、钙、钼、锌、铁、镁等，非常利于酿酒。现有的老窖池七口，窖池深度为三米，宽两米，长3米，略微呈倒梯形，利于微生物充分发酵。下为青砖和条石铺就，中间留有黄水坑，黄水坑建在中间以30CMX60CM为标准，黄水坑以一厘米厚的桐木板覆盖，窖池的四壁同样以青砖和条石所砌，底部和四周采用郭氏自家配制窖泥均匀涂抹，底部铺设厚度达5，涂抹窖泥时，泥板按照顺时针方向，表面光滑无明显凸起。窖池下面土质为粘土质，窖池上方采用高约1.5米左右的缓坡性遮雨棚，这样发酵过程中有效地保留了郭氏家酿特有的香味物质。凉堂钧采用当地特有的粘土烧制的红砖铺就，中间采用酒糟灌缝，充分利用了沙镇黄屯特有的气候环境和土质特点。

（二）酿酒技艺独特

郭氏家酿现有酿酒技艺的形成，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它秉承并坚持着传统的手工酿酒技术，生产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较长，完整地保存了古老的酿酒工艺，独成特色，郭氏家酿从原料的选择到制曲、发酵、蒸馏都极为讲究。它以优质有机小米、高粱米为原料，糊化熟而不粘，内无生心;用小麦、豌豆制成高温曲，为保证酒曲的特色和质量所有作曲工艺均是人工，根据季节更替和温度变化，合理调整水分和发酵日期;入窖发酵低温入窖，缓慢发酵，而用曲量多于原料，用曲多，发酵期长，多次发酵;装甄稳、准、细、净，薄铺轻撒，探气撤赔，缓气蒸馏，看花摘酒。此外，郭氏家酿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采用百年固态泥池发酵，现有的老窖池七口，内为百年古窖泥所砌，古窖池中有多年形成的微生物和香味物质，酿制过程中要经过两次加生沙、八次发酵、九次蒸馏，生产周期长达八九个月，再贮存三年以上，使酒质更加和谐醇香，绵软柔和，酒体醇厚丰满，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三、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困境：

尽管郭氏家酿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优越的生产环境和独特的酿酒技艺也使得郭氏家酿重新受到关注，然而，受以下因素影响，郭氏家酿之生产性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困境。

（一）生产所需硬件设施较差

聊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散落在民间，规模较小。郭氏家酿原产地沙镇黄屯远离市区，是东昌府区，莘县，阳谷三县市交界处，郭氏家酿历史上经过几次变革，原有的酿酒作坊规模为15亩，而今变成其生产场地不足1.5亩，原有古窖池近60口，现仅存7口，现有传统蒸馏器1套，由于年代较为久远，有些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近几年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增加，加上周围民居发展较快，遇雨天，窖池周围积水不能及时排除，长此下去，会影响古窖池的原有风貌和微生物群。为保护这一古老的工艺和家族文化，郭氏后人对原有的窖池和酿酒设备在不改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维修加固，但是由于场地面积过于狭小，无法建设匹配的给排水系统，原有的一些资料无处存放，使得这一优秀的技艺无法向世人充分展示它的光辉。

（二）传承人面临断层危险

传承人没有保障性传承制度，同时缺乏社会相应的关注，致使传承人的技艺难以传承。郭氏家酿的技艺是家传技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有无数辈人的经验积累而成。生产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长，在日渐工业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郭氏家酿这一传统工艺由于缺乏社会的关注和相应的保障传承制度，失去了传承的动力，年轻人不愿学，而今老技师的平均年龄已过60岁，有较高水平的青年人才比较匮乏，中青年骨干艺人出现断层。

（三）产品商品率低，推广受阻

郭氏家酿虽具有极好的市场可开发行性，但因缺乏相应的产品市场规划，故呈现商品率较低的特点。以本地优质原粮为原料的郭氏家酿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只管保护性生产，没有专门人员对产品进行市场规划，家族式帮忙，家族式的营销，缺乏产业化的市场运作，所以知名度较低，使得这一优秀的传统工艺多年来“养在深闺人不知”，失去了良好的市场效益。

（四）地理位置成为制约郭氏家酿生产的新因素

聊城市非遗产品的不均衡制约着整体发展。有的非遗产品已经做到市场化，但是还有一些优秀的非遗产品极少被人熟知。截止到2014年，聊城市已有3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寻求经济利益目标指引下，地处市区或城市边缘地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越来越好，而远离市区以郭氏家酿为代表的非遗工艺和产品，则缺乏相应的保障，绝少有人问津。尽管郭氏家酿所处地理位置，以优越的自然环境成就了其历史地位，但在新形势下，地理位置又成为制约郭氏家酿生产发展的新因素。乡村是非遗依附的最后土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保护已成为体制外被忽略的地方。

四、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举措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复杂性。面对诸多困境，拓宽思路积极探索有效可行的“非遗”保护之路，对于推动聊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意义重大。

（一）保护性生产的基础上合理整合，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

在郭氏米酒原址基础上，建设非物质文化体验中心，将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整合入园，建立一个集民俗旅游、绿色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以此来推动整个聊城非遗文化产业向大规模、高层次、高品位的方向发展，形成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有的风格。

（二）建立与时代相符的郭氏家酿传承、推广机制

建立与郭氏家酿陈列室，普查、搜集、抢救整理和展示相关资料，建立档案，数据库建设，编辑出版图书、画册，录制音配像，组织开展理论研讨，进行专家咨询等，维修和购置传承工具、设备、材料，整理资料及带徒授艺的等。借助郭氏家酿的图片和相关实证资料，向世人展示非遗文化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工艺家族的传承。

（三）成立郭氏家酿非遗文化发展基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引导是关键，2014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进入立法程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保护，郭氏家酿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产业化，合理利用，带动旅游，产生经济效益的潜力是巨大的，必将吸引广大农村老百姓投身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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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2、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3、研究主要内容

3.1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批代表作名录》公布的分类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归为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里有17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河南占有5项，分别为“禅拳合一的少林功夫”、“缠绕螺旋的陈氏太极拳”、“形气合一的苌家拳”。还有广泛流传于河南境内的“勇猛短毒、急狠快利、拳功一体”的心意六合拳、“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月山八极拳[1]。河南省的传统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拳种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民间传统文化，充分展现了河南省武术之乡的本色，体现了中原大地积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

3.2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当代意义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杰出的价值、突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生存的濒危性，因此，我们推动其在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发展，肩负了更多的责任，赋予了更神圣的意义。

3.2.1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就个体而言，意味着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义，以及我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自我感觉和认识并因此做出的适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集体思维方式的整体化，同时也孕育这相互依存的自我，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和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联系[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生产实践、交往对话和艺术表现的载体，称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就群体而言，意味着一种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即同一地区众多文化的共同体，都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观，它与政治紧密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对外争取文化承认，获得文化认同，并重建文化自觉的路径。文化认同与个体自我和文化自我的本真性有极大的关联。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别人的承认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传承人和共享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民众认同。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强烈的娱乐性、趣味性、民族性、实用的世俗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研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即是要河南民众乃至世界各地的受众了解中原文化历史并引以为傲，自觉、自主继承、创新并传播。

3.2.2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

3.2.2.1形成中原文化的品牌“标签”，建立文化特色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中原河洛、三商文化源远流长，汉字文化、姓氏文化、跟亲文化、诗词文化等博大精深[3]。在文化自觉和国学复兴的大前提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能够扩大中原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普及程度。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得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由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焦作太极拳年会已经举办6届，来自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云集河南，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共同促进武术的发扬与传播。少林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率团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多元文化周活动，少林功夫表演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扩大了中原文化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河南省的体育文化遗产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集会中心”，是文化源发地的“文化地标”，称为河南省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种符号。

3.2.2.2融入商业推广，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器物层面，推动经济发展

登封本地的武校林立、习练者数万，少林的相关产业年收益达十亿元，大大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器物层面的文化成果大大丰富，提供了更多的手工艺、建筑、丝织等行业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率，大大推动了当地旅游、商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2.2.3为民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健身养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功能，是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防止“现代文明病”，缓解医疗经济压力；在技击的实用化方面，能够使练习者掌握防身、制敌的本领，锻练人的胆魄，提高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同时还为部分民众提供了就业的技能。同时，它们都普遍具有极高的观赏娱乐价值，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丰富多变、多层次的健身活动可以促和谐，建文明，改善民众的总体生活质量。

3.3制衡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因素

3.3.1民众的文化自觉程度

西方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理念，“竞争、平等、拼搏”的人格特点，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追求快速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注重技击能力的竞技时代，体育非遗文化一边萌动着西化意识，一边依托着民族情感，交织着文化错位、心态失衡的情绪焦虑，感受着价值分裂、认同丧失的本体痛楚，承受着无可回避的理想冲突与意义失落的精神迷茫[4]。体育非遗文化认识的深度缺失，禁锢了民众对武术健身、养生、修心等价值的全面认识，对自己的非遗文化产生了文化自卑，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非遗文化发展的阻碍和民众对非遗文化认同度的下降[5]。人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经过亲身体验才能领悟地域武术的真正文化内涵，才会对民族文化的竞争有充分的识别力，才能加强民族精神教育。

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于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节日有着同样的热衷，但传统节日中民俗的祭祀仪式、服饰、风物游艺等这些蕴含着民众精神传统和信仰的活动，越来越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已然淡忘，致使年轻人对民俗文化的渊源、技艺、内涵等逐渐淡漠，在多样纷杂的现代文化冲击中，淡化了本土文化精神和信仰的传承。在祭祀和纪念日活动中，展示和观看传统的技艺和技能能够使民众倾注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传播武术技艺的同时，博大精深的医学、养生学、美学、佛家、道家、儒家文化及哲学思想更能展示中原多元文化魅力。只有将每个纪念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搞的生动、直观、鲜活、丰富，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才能不需政府的命令，也不需要社团的组织，自发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才能将其植根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6]。

3.3.2政府管理体系的亟待完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保障上，河南省根据国际和国家的相关法规，在政策、法规也有一部分的指导意见，并在河南省文化厅专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但有限的工作人员不足以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要求。管理机构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细节工作不到位都直接影响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发展。城市建设失去了民间特有的韵味和特色，使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的民俗空间遭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资金作支撑，需要耗费人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和河南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实在是杯水车薪，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自然消亡的危机。

政府是河南省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承载者和实践者，地方文化政策和立法保护等的相关措施和分级保护机构的设立，是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坚强后盾，亟待进一步完善。

3.3.3对传承人及团队的建立及保护不足，与时代对接的能力有待提高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武术技艺，其呈现方式和传承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与人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和环境有密切关系[7]。冯骥才指出：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它存在与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的记忆中，随着大量的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习俗、礼仪及民间技艺也濒临消亡；政府对传承人和传承团体的生活及社会保障已经给予高度的重视，但杯水车薪，使他们因生存压力而无法专注于研修和传播文化技艺和精神精髓。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交流和再创造。体育非遗文化对现有文化的挖掘、整理、理解都是历史的，但文化本身是动态的，活的文化，能否快速的发展取决于它与当下的社会语境、当代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土壤和价值取向等因素紧密结合程度，与时代对接的能力。传承人及团队的创造力、想象力、信息吸纳和整合的能力是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一般是个人行为缺乏有力的支撑，传承团体较分散且受到门第观念影响缺乏相互交流；主要传承人相对学历水平较低，文字描述的准确性、完整性等能力有待加强，在信息化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对网络、大众媒体的驾驭能力禁锢了非遗文化的畅通传播；传承人与传承团体缺乏必要的统计、逻辑分析等科研能力，缺乏对非遗文化进行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文化发展的进程；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基本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农村，不能及时了解文化源发地以外的广大民众对生活方式及健身方式的需求，缺乏针对性的创编思路。综上所述，主要传承人和传承团体与时代链接的渠道和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建立一个以主要传承人和团体为中心的研究、研修、传播、工业、旅游业、产业一体化的传承团队，通过强大的支撑团队定期的信息交流，合力推动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3.3.4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的片面性

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术，历史上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较少，导致其固守本土民俗体育文化，体育研究的文化视野狭窄，使武术类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失去动力，至今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功法、技法和理论体系，阻碍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现实步伐，使其发展陷入了低层次、封闭、无序的窘境。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内容上缺乏系统、全面的整合，主要以武术技艺为主，但只模仿招数，不明就理，传形而不传神，且套路古板单调，缺乏创新，使练习的过程单调乏味，形成“喜欢武术却不练武术”的尴尬局面；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逐渐深入民心，河南全民健身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对于日益提升的健身要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技法传授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并没有足够多的针对某一人群的习练套路得以传承和推广，表现出重竞技轻养生，使武术的养生功效流失或浅效；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的梳理和整合内容也多半束之高阁，进入博物馆、寺院、研究会等的展厅里，无法与普通民众进行身心上的密切交流，无形中切断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原子女的情感共鸣，使现有的文本、音像、道具等使用率不高，民众反映较为平淡；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层梳理，对文化内涵的传播，缺乏对武学知识、佛教、道教等文化的熏陶，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道德修为、行为操守；体育非遗文化的器物层较为贫乏，缺乏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文字、视频、建筑、工艺品等有形的影响力，专业的设计人员和采编人员的匮乏造成非遗文化传承内容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3.3.5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的利用有效性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途径上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并硕果累累，民俗空间的不断完善、旅游行业的兴起、武校的林立、多层次培训机构的建立、大型表演团队、竞赛、文化节系列活动的开展、太极学院或研究会的成立、社区文化广场的开展、学者的非物质文化研究论文会议等都在推动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但也存在着各种制衡发展的因素，如：传播方式单一，渠道建设不通畅、传播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源发地的人文建筑、旅游业开发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器物层面的成果设计与开发缺乏专业人员的组织与设计，商业推广缺乏计划性；信息化程度较低，缺乏专业的网络板块管理人员；大众媒体的宣传力度比较薄弱，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的使用频率及有效性无从考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的接触较单薄而片面，针对大众的传播渠道较匮乏，难于组织；教育传播的方式相对比较滞后，且教育层次性不强，学校教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单一；学术层面的传播与交流相对滞后于非遗文化的发展，缺乏对非遗文化的直接推动力等情况。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需要更广泛的畅通，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在生活中体会非遗文化的元素，参与其中，形成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建构和谐、文明、动力十足的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参考文献：

[1]薛良磊，河南省国家级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5。

[2]王天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与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4）：25-27。

[3]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河南概况[EB/OL].http：//。

[4]李吉远，谢业雷.困惑与征途：对21世纪中国传统武术发展定位的思考[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8（2）。

[5]张祝平、冯艳，文化自觉视域审视太极文化的勃兴，河南省教育厅科研论文二等奖，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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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甘孜州 音乐 遗产 保护 现状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格萨尔王的故里、嘉绒文化中心、茶马古道中枢、康定情歌的故乡，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甘孜州也是中国第二大藏区，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0余项。其中，国家级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目，国家级舞蹈类3项，国家级传统戏剧类3项，省级民间音乐、舞蹈类55项，传统戏剧8项，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地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甘孜州也于2013年8月1日执行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充分发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

（一）遗产的地理位置及分布状况

甘孜州面积有15.3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四川面积的三分之一，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本土藏族人口占78.4%，汉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25个民族，均以大范围聚居与小范围杂居的形式，分布在全州。甘孜州1市与17县中，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交通仍然不便利。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利的康定、九龙、甘孜、巴塘、德格、色达、道孚等地区。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有第一批申报国家级非遗产项目的巴塘弦子、玛达咪山歌和川族山歌。第二批申报成功的甘孜州得荣学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增加的甘孜锅庄、马奈锅庄。传统戏剧包含有德格格萨尔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省级项目中，甘孜有顶毪衫歌、康定溜溜调、扎坝嘛呢舞、热巴舞、甘孜踢踏、真达锅庄、木雅锅庄、丹巴阿克日翁（兔儿锅庄）、乡城恰热（疯装锅庄）、新龙锅庄、德格卓且、岚安锅庄、理塘锅庄、木雅藏戏、理塘藏戏，以及甘孜州色达文化旅游局申报的骨笛。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绩

1.《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和实施

2013年，甘孜州通过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标志着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也充分体现了甘孜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支持。该条例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性文件，为保护的规划实施等做了详尽的指导。比如拟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立非遗档案与数据库，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准确采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对濒危遗产进行重点保护。该条例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如：民俗、传统手工艺、传统民间医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同时，条例对保护内容、经费支持、科研、保护团体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甘孜州采取多样的形式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甘孜州政府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甘孜州各市、县均设有文化局、文化馆，部分地区设置有非遗传习所。州各级政府部门在非遗项目申报，认定非遗项目传承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比重大。同时，甘孜州还打造藏彝走廊民歌大赛、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等活动，加大了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活动。尤其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设立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展示、开发、利用的平台。2009年5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是本地优秀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坐落在跑马山脚的博物馆共三层，第一、二层分别陈列藏民族服饰、农耕系列、唐卡艺术、经版印刷、藏医药类，展厅的三层为民族歌舞视听大厅，参观人员能在博物馆里感受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同时，这也是非遗重要的保护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诠释了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项目，也意味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加了博物馆保护的模式。

除此以外，甘孜州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以拓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途径。甘孜州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与西南民族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签署协议，甘孜州将为西南民族大学提供研发基地及教育培训实践基地等支持，而西南民大方面将则为对方提供培养、培训各类相关人才，中国音乐学院与甘孜州共同建设民族音乐研究教学实践基地。同时，甘孜州本土民族高校也专门设立了康巴歌舞音乐研究所，康巴文献馆等机构，力图在加强非物质文化学术研究的同时，能够为藏区培养后备队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平台。

3.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甘孜州学者们对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极为重视，在涌现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批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颇有研究的专家和学术研究团队。

杨嘉铭、林俊华、赵勇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杨嘉铭在《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亮点―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几个常识性概念》一文中，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提出宝贵的指导。林俊华主要从事四川藏区历史、文化、音乐研究，其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并获奖。其中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康巴藏族民间歌舞艺术的调查与研究》，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采录、整理详尽，同时对遗产的保护，也起到重要作用。赵勇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其发表的《甘孜州音乐舞蹈类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述略》《川族民歌类型及特征述略在遗产的特点》等均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彭绍文、蔡川、王博等研究人员，开始对当地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初步研究，涌现部分研究成果，如：《甘孜藏区不同锅庄艺术风格异同研究》《川西康巴高原的明珠――“新龙锅庄”述略》《民族高校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化遗产优势述略》《民族院校音乐欣赏教学启示――保护、传承与发展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态音乐艺术》等。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即使甘孜州政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还有许多的难题。

1.生活与劳作方式的改变使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变质

在甘孜州调研与采访过程中发现，即使身处在高原地区的人们受到信息、交通等问题的阻挠，也挡不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当地生活习俗与劳作方式的冲击。往内地与城市迁徙，是大趋势。除去老人们熟知当地传统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青年一代，普遍不会演唱与表演，更谈不上对遗产的保护。

2.母语环境及文化的缺失与传承人老龄化增加了保护和传承的难度

甘孜藏区母语环境有其特殊性。州内有接近十种独立的语言，大多具有唯一性。多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歌，都具有母语文化特点，在音乐文化保护的同时，因为母语文化的消逝，音乐文化保护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如国家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玛达咪山歌由纳木日语歌唱，但其主要传承地甘孜州九龙县子耳乡会说纳木日语言的不足30人。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正能够参与的人数，在全国仅仅几十人。母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将是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大难题。同时，在年龄结构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绝大部分传承人均为老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

3.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缺乏专业类人才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对人才的专业性有较高的要求。目前，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极少，能够完成文字记录、整理、采录等的传承人更是微乎其微。部分国家认定的传承人除在非遗传习所教习，接受研究人员、文化部分采录演唱或者展示，其余时间主要务农或者经商，没有成为专职人员。传承人在的文化水平和音乐素养极度缺乏，也缺乏这方面的培训。

同时，甘孜州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部分文化部门，几乎没有正规军，主要从舞蹈、歌唱者中吸纳，提拔部分文艺干部，缺乏音乐专业人才，更缺乏音乐类非遗保护专家。因此，如何解决传承和保护的人才缺口，提高传承和保护的意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四、结语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各部门需要更多的思考，不仅仅是政策法规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憾保护的实施程度。本土高校则可以在加强传承人和学生的保护意识培训，进一步开发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和教材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随着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其努力，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必然能够迈向新的台阶。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年度四川省“高校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川教函【2011】659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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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10年8月，重庆剪纸和其他地方剪纸作为中国剪纸联合申请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本文介绍重庆剪纸的概况，通过对其产业化经营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并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重要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教育价值，提出了推进重庆剪纸产业化经营的对策。

关键词：重庆剪纸 非物质文化遗产 产业化经营

2010年8月，重庆剪纸与河北、陕西等地剪纸一起作为中国剪纸联合申请项目，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批，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重庆市继大足石刻、武隆喀斯特后又一项世界遗产。

重庆剪纸概况

剪纸，又叫刻纸、窗花或剪画，是一种镂空艺术，在创作时，有的用剪子，有的用刻刀，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其载体可以是纸张、金银箔、树皮、树叶、布、皮、革等片状材料。剪纸是中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重庆剪纸以剪、刻为主，内容主要以重庆本土的山水、人物、民居、传说及民俗活动等为题材，已有1500多年的发展历史。重庆剪纸主要以北碚剪纸和堰兴剪纸为代表。北碚剪纸秀丽柔美，图案精巧，技法写实，画面丰富饱满；堰兴剪纸则吸收了国画、版画、烙画、布贴、工艺品等诸多表现手法，造型设计疏密有致，刀工细致入微，点染绚丽多彩。重庆剪纸既传承了中国剪纸艺术深厚的文化积淀，又突出了巴渝文化独特的民族民俗民间特色，作为拥有丰富内涵的巴渝文化的载体，重庆剪纸经过千余年的不断改进，成为了中国南派剪纸的代表。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的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对其进行产业化经营是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之一。产业化过程实际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产力”作为商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文化经济化”的过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经营具有巨大的文化、经济、教育和社会价值。

（一）文化价值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其消亡速度逐年递增。在发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许多困境，如艺人“老龄化”、传人“稀有化”、技艺“衰退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活态的文化表现形式，对其进行产业化经营，不仅可以使无形的文化遗产依附在产品上得以继续存活下去，还可以使其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以产品的形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二）经济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文化产业，对其进行产业化经营，一是有利于带动其相关的旅游、服饰、教育、传媒等行业的发展，形成新的行业，延长产业链，使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整产业结构；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密集型产业，其产业化经营对劳动者的要求较低，只需掌握一定的手艺即可，可以吸纳大量的无业人员、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又扩大了就业；三是文化产业能耗低、污染少，是典型的环保产业，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经营也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三）教育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的见证，也是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传承象征，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对其进行产业化经营不仅具有物质层面的经济价值，还具有精神层面的审美及教育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人类精神性消费的对象，它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不仅带给大众美的享受，还能促进社会意识形态、良好社会风尚、正确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完善，无形中加强了国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

（四）社会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的，它不仅记录了某一特定区域人民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这一特定区域的特定社会生产生活的艺术化表现，从这些保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生活情感态度、科学发达程度、风俗信仰禁忌等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重庆剪纸产业化经营现状及存在问题

重庆剪纸在自身千余年的发展中，不断探索，基本上克服了大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困境，发展态势良好。在目前的产业化经营道路的探索和尝试中，重庆剪纸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其健康、有序、高效地发展。

（一）重庆剪纸产业化经营现状

“三无”运营模式，节约资本。比如据堰兴剪纸艺术中心负责人介绍，他们采取的是“无厂房、无资金浪费、无货物积压”的“三无”运营模式。中心面向全市招收学员进行免费培训，待学员掌握基本剪纸工艺后，就交一些订单给学员，让他们回家完成作品，中心再对优秀的作品进行出资回收。这种经营模式，不需要固定的厂房、时间和资金，节约了成本，降低了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避免了货物积压，免去了资金浪费。

定位准确，开辟高端市场。重庆剪纸定位为旅游商品，主要面向政府采购市场，开辟出了一条高端路线。2004年8月，堰兴剪纸作品册《中国少数民族人物》成为重庆市“海归博士研讨会”的会议礼物；2006年，堰兴剪纸被列为重庆市30个创意产业项目之一，被确定为重庆市政府的外宣礼品；同年亚太市长峰会期间，堰兴剪纸亮相三峡博物馆，成为赠送给前来参会的全世界各市长的礼物；2009年，堰兴剪纸被确定为“首届重庆台湾周”指定礼品。同时，北碚剪纸也声名鹊起，走俏海外，不仅在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参加过民间工艺展示交流，法国国家歌剧院、蓬皮杜艺术中心还收藏了北碚剪纸精品。重庆剪纸凭借精良的制作和优美的构图，受到了中外来宾的高度赞誉，国内外的订单也纷至沓来，成为了难得的旅游纪念品和馈赠珍品。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重庆剪纸是从社区中发展起来的，其产业化发展开发了社区文化中的生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不仅解决了部分无业人员、农民工的就业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还利用社区文化平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重庆剪纸产业化经营存在的问题

传承问题。虽然重庆剪纸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克服了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技艺“衰退化”问题，但仍面临着艺人“老龄化”和传人“稀有化”的困境，缺乏年轻的后继者。

制作程序缺乏规范性，产品质量有待提高。一是重庆剪纸的制作人员大多是下岗失业人员，虽经简单的培训可单独制作剪纸作品，但掌握的只是基本技巧，作品整体质量不高；二是剪纸作品几乎都在家里完成，没有统一的制作流程和工具，更没有专业的产品质量量化标准。

对市场认识不够，没有取得规模经济效益。重庆剪纸定位高端市场，对市场认识不够，目前的市场仅仅局限于政府部门，其他市场很少涉及。另一方面，销售方式单一，没有主动走出去推销；没有建立销售网络，缺乏订货和供货渠道，不能获得规模效益。

产品单一，没有形成品牌。目前重庆剪纸主要是以本土的山水、人物、民居、传说及民俗活动等为题材，没有很好的与时事热点结合起来，内容过于单调，吸引力不够。并且没有以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依托，进行相关产品的生产，延长生产链，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

推进重庆剪纸产业化经营的对策

（一）适应大众文化发展，建立新的管理模式

随着大众文化阶层的日益发展和大众精神需求的日益增长，大众文化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生活和消费的中心，意识形态管理的范围大大扩展，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模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意识形态管理模式，一方面要面向大众与市场，通过对公益文化事业的建设向社会提供私人所不能生产的公共性文化产品，并通过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推进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化产业的政策规范和监督，协调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二）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发展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切行为都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重庆剪纸的产业化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还应以科学规划总揽全局，通过科学规范，引导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进一步拓展、延伸产业价值链。重庆剪纸可以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把剪纸形状附加到刺绣、画卷、瓷器等物品上，赋予物品历史价值，积极推进剪纸文化内容的创新，提升剪纸产品的经济效益，丰富产业链，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如旅游业、服务业、教育业等）的发展。

（三）坚持政府为主，民间参与为辅

在重庆剪纸的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要坚持政府为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教育和强制职能，同时不能忽视民间资本的辅助作用。政府部门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以做到有法可依；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及人才培养系统，提高全民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保护意识；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金投入，保证重庆剪纸的产业化经营。重庆剪纸要健康有序地发展，光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还应拓宽投资渠道，政府要从财政、税收、投资环境等方面，给予民间资本优惠和保护，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领域。 （四）高、低端并举，融入百姓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来源于民间，其产业化经营也不能脱离群众生活，重庆剪纸应立足于群众，高、低端并举。如制作出与我国传统节日文化主题相符合的剪纸作品，通过宣传其文化和艺术内涵的方式，努力让剪纸进入每家每户，使剪纸不再只是作为馈赠之礼，而是成为平常百姓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在积极开辟高端市场，体现重庆剪纸经济价值的同时，使剪纸文化真正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充分发挥其文化价值。

（五）开展生产性保护，培养剪纸技术人才

重庆剪纸产业化经营应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开展生产性保护，大力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摆脱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的“后继无人”的困境。可以把剪纸制作引入中小学课堂，进行普及性教育，培养孩子对剪纸艺术的兴趣；开办剪纸培训班，吸引更多的青年参与创作；同时可以与四川美术学院等高等院校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借助高校人力资源不断创新作品，升华剪纸艺术。

（六）增强产品多元化，打造文化品牌

重庆剪纸应强化设计创作，增强设计内容与方式多样化，以新技术为依托进行创新。在题材方面，可以走出传统文化习俗的局限，创作与老百姓所关注的时事热点有关的作品，如把“扫黄打黑”、“唱红歌诵经典”等主题在作品中展现出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欲，提高产品销量；在制作工艺方面，采用现代设备规避传统剪纸易掉色、易损坏、色彩单调等缺点，进行创新创作，如立体剪纸、雕塑剪纸、彩色喷绘剪纸等。同时深刻挖掘重庆剪纸深厚的文化内涵，增强文化吸引力，以文化为载体，积极开展产品生产，使重庆剪纸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总之，重庆剪纸应以成功申遗为契机，在强调保护的前提下树立经济开发意识，为其产业化经营制定可行的开发战略，集中力量培育优势文化品牌，将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充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在开发中保护，以保护促开发，使重庆剪纸的产业化经营走上健康、有序、高效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辛儒，王释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内涵解读与策略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0

2.李向民，王晨，成乔明.文化产业管理概论[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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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立体保护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263-0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五大方面。

之所以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原因在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迅速消失或弱化。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一大课题，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民众代代相传、世代延续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并且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其存在本身亦即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最佳证明。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成为了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必由之路。

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将其纳入博物馆，而是要进行传承。正如有学者所说，“将无形文化遗产搜集并记录下来固然重要，但说到底，做成标本存入库房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真正目的是想让这些活生生的无形文化遗产像水中之鱼一样，永远畅游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生生不息，永无穷尽。”这就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于传承，在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与内涵以一定的传承制度和传承方式加以保存和延续，在代际之间的纵向传播和承续，世代相传，绵延不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源于自身存在的实际需要，一旦传承停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也随之殆亡。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它们往往无法触摸，在传承过程中难以把握，具有活态性的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表现形式——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各种知识和实践等等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无时无刻不在流动和变化，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发展的而非停滞的，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是“现在进行式”的而非“过去完成式”的。这就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被实践，而无法被复制，而且每一次实践都是不一样的版本，每一次实践都不完全相同，每一次实践都是对上一次实践的失真，这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出了挑战。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的的特点和传承的需要，我们认为，生产性方式保护是一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态和传承特点的保护方式。所谓生产性保护方式，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根据这个定义，生产性保护的核心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是消极的、僵化的博物馆式保存，而应该是在不违背、不破坏其核心价值和关键技艺的情况下，将其引入生产和流通领域。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去，适应现代人的需要，从而让现代人能享受到悠久的历史和文明遗留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得到积极的保护。从这个角度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方式保护，是一种更具生命力和延续性的保护和传承方式。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作用

（一）生产性保护能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力

不断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力，是生产性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首先是人，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贵知识和精湛技艺的承载者和传递者，只要建立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才有可能把宝贵遗产从人亡歌息、人亡艺绝的濒危绝境中抢救回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市场获得价值，才会吸引更多的传承人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行列。

（二）生产性保护能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应能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一定历史相关联的人的活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只有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才能重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这是因为，历史在变化，人的观念、取向、喜好也在发生改变，适者生存的道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传统文化技艺的保护。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上要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生态性、生长性，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过去时”、“完成时”，也不是静止的，它自身需要自我更新，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三）生产性保护能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能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它们往往无法触摸，难于把握，容易被忽略，甚至受到损坏不易觉察。而采用生产性保护有助于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变为现代产业经济资源，不断提升非遗保护传承的意识和积极性，开发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取得较好的效益。

三、推进生产性保护的经验借鉴

（一）从平面保护走向立体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对技艺、传承人的平面保护，也不能只局限于对于理论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在纵向上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生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浪潮的汹涌而至，为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在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现代化“荒漠”上仅存的“绿洲”，单纯的对“绿洲”进行维护已经很难抵御现代化“沙漠”的侵袭，只有适应现代化大气候的需要，融入现代化大气候，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更好地得以保存。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重保护、轻开发，忽视了作为一个活态文化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本身传承中，必须为社会需要才能继续存活这个现实。虽然现代化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是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转型的良好契机。借助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用更加科学、系统的方法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法、特色做完整的梳理。

（二）从消极保护走向积极发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期阶段，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抢救即将消亡的一些技艺，是不可避免的，但抢救之后，必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上下更大的工夫。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性，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式。某种程度上，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推广的所有方式，如建立品牌、形成规模、扩大影响等都是可行的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积极性无疑是最重要的，只有充分调动了传承人的积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发展才有可能。对传承人的保护，所注重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资助，更要重视精神上的关怀，最重要的是要在尊重老艺人的前提下，督促和帮助他们完成对自身技艺的整理和再发掘，让他们不但靠手艺吃饭，更能把手艺发扬光大。而这就需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就是要通过运用市场经济的动力，依靠自身产生的效益来保障其传承，无视社会发展趋势的保护方法是无法长久的。从沧浪区的实践可以看出，这就意味着要杜绝急功近利的摧毁式“挖掘”，而是将现代企业方式和理念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邀请懂经营、会管理的经营人才、策划人才和传承人共同探讨研究，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汇集人才，发挥各自优势，在具体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内搭建分享经验、知识和实践的平台。如此，才能找出一条比较容易成功的发展方式，才能让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现代化。

（三）从单纯保护走向融入生活

德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德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最隐秘体现，是民族特性的根本。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文化中实现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构成了自己的幸福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来自历史、来自传统，对它的保护和挖掘过程，是维护本民族精神生活与文化传承工作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对中华民族民众精神的挖掘，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精神依托的过程，就是民族文化自我觉醒的过程。因此，我们进行非物质文化保护，通过各种手段提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潜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生活中存活，其最终目的还是让它回到民间，回到养育它的社会环境之中，因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才是非物质文化发展的根本和前进的动力，只有人民群众自发的遵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化为现代人生活的内容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才真正获得了长久存在的可能。在沧浪区的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成为了人们日常的谋生方式、娱乐手段，在当代人们的生活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理想。从单纯保护走向融入生活，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才拥有一片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45.

[2] 苑利，顾军.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所应秉承的原则[G]//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5.

篇8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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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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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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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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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社会；女性；消费异化

一、女性消费异化的表现

（一）女性同商品相异化

1.女性的消费需要被商品所创造。马克思说：“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求的满足。”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以奴役人为目的异己存在物的王国也在不断充实壮大。今天，商品社会不断发展，商家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努力创造着不同的新的需求来刺激人们的消费。女性由于社会地位和自身性格的弱点，成为了消费战争中最主要的受害者。在当今的消费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相信她们的美丽是可以购买的，同时商家用各种各样的广告对女性美进行定义，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循着定义进行消费，女性对美的需要被商家利用，逐步变成减肥药、化妆品等的消费主体。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存在物的特性就是通过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世界表现出来的。但是，大多数女性在商家的操控下逐渐失去创造力和实践能力，女性的消费就在这样的交易过程中逐渐被异化了。2.在消费中更多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鲍德里亚认为，正是由于符号中介，消费社会中的物、物与人及人与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符码中隐藏着严谨的社会逻辑。他认为，在交换行为中存在着一种“符号价值”。符号整合着整个消费体制，消费社会的本质集中体现为符号消费和符号价值的确立。女性同商品本身相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炫耀性消费和文化性消费。（1）炫耀性消费。女性的炫耀性消费主要表现为奢侈品类的消费。目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一些白领阶层甚至蓝领阶层的女性为了购买一个包包或者一条围巾不惜成为“卡奴”。（2）过度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还体现在追求商品的文化性消费上。品牌文化是一个令女性无法抗拒的符号价值。很多女性青睐某一种品牌，其实她们真正喜欢的是商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理念，因此她们心甘情愿地花高价来购买该品牌产品。这样的结果就使商品的使用价值被商品的符号价值所取代。

（二）消费社会中女性的商品化

对于美的本质，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学的定义下，美仅仅是一种没有功利性的感性的状态。但是，在如今的消费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变成了另一种可以吸引财富的工具，进而女性的身体成为一种可以消费的商品。当今社会整形手术种类繁多，尤其是痛苦较小的微整形技术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整形大军中来，这说明女性的身体可以直接用来消费。“一针除皱”、“一针瘦脸”这样的广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女性身体的美丽是可以花钱购买的。由此可见，当代社会女性的身体逐渐与女性本身分裂开来，逐步成为控制女性自身的一种工具。这样一来，女性自身作为主体被忽略了，使女性之间相互联系的不再是女性本身而是可以交换的商品，这是女性消费异化的又一重要表现。

（三）女性的消费由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类消费的目的在于通过满足各种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命存在，实现自我完善。然而，如今的消费社会，购买取代了对商品本身的使用，购买成为人们的乐趣，消费目的发生了严重的异化。女性感性的特征使其更容易被更新更好的商品所迷惑，甚至被自己的情绪左右，购买和消费往往被体内多巴胺所控制，其目标是非理性的。女性通过消费来舒缓自己的情绪，通过消费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对于一些女性来说消费就是目的，而不是获得商品使用价值。

二、女性消费异化的原因

（一）经济原因

女性消费异化的经济原因主要是，资本逻辑推动消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他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已特有的社会性质。”由此可见，资本的本质就是资本所有者用来剥削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达到增值。当代社会资本的目的是卖出更多的商品，获得最高的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摒弃了消费的需要，不断地去进行商品的生产，并且通过消费来操纵人类的需要以实现资本积累和扩张。由于女性性格的特点，她们成为资本最容易操纵的人群之一。

（二）社会原因

1.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在倡导男女平等的当代社会，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受几千年来“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当今男女社会地位存在显著差异。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一名女性，无论你有多高的学历，如果30岁不结婚，就会被人戏称为“剩女”。相比之下，那些貌美如花的女神们虽然没有高学历，但是依然可以获得有钱的“成功男人”的青睐。因此，一些女性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拼命去减肥、化妆甚至整形，使减肥药护肤品成为生活必需品。2.对现代异化劳动的补偿心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指出，在异化劳动过程中，原本应该属于人的天生的自然的劳动需要，变成一种“异于自己的存在物，从而使工人自身被控制”。在现代社会，女性肩负着工作和家庭的重任，异化劳动成为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女性如果想从家庭和工作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为了弥补这种压抑，她们消费着一切可消费商品，精神的、物质的，希望从各式各样的商品中得到快乐的体验，这也是女逛商场的原因。

（三）文化因素

正如马克思所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是一个主要的文化因素。西方消费主义文化追求新奇的奢侈性，炫耀性消费，最易受到文化产品影响的女性们，最先丧失了批判的精神，她们变得拜金，变得追逐所谓的流行。可见，消费主义文化的广泛传播，正是女性消费异化的思想根源。此外，广告作为物品的论述话语，以物品作为现实指涉，构成了物体系的意识形态。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不断地将人们说服。鲍德里亚曾指出，广告可以呈现出物体系的全体。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符号，各种各样的女性产品由广告进行宣传推出，不断地说服女性去购买，使女性产生“虚假需求”。

三、女性消费异化的影响

（一）女性精神方面的影响

女性消费异化对女性精神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使女性逐渐形成不正确的消费价值观。例如，西方消费主义思想使许多女性盲目迷信金钱和崇拜物质，有些女性甚至为了一件奢侈品就出卖自己的肉体和人格。在消费社会，女性的遭到更深层次压迫的原因是其不正确的消费观念，例如，好逸恶劳和铺张浪费。女性丧失精神追求的罪魁祸首就是好逸恶劳，这样的消费观念在一方面增强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另一方面女性也逐渐与自己的本质产生异化。女性生活上的拮据往往是由于其铺张浪费，这样的消费观念是女性丧失独立性的根源。

（二）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系统失衡

女性消费的破坏力是十分惊人的。据统计，女性每月购买衣服化妆品的总价格超过女性月收入的一半，更多新兴女性更是沦落成为月光族。由于女性服装的更新周期短，女性衣柜中的服装最终会进入垃圾桶，因此仅仅中国一个国家每年产生的衣服垃圾就有上万吨之多。女性的化妆品更是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把一瓶化妆品用完的女性屈指可数，大部分用到一半就想换新产品了，这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四、如何解决女性消费异化问题

（一）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随着消费越来越成为女性表达自己特定身份与地位的手段，消费不平衡也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由于其发展不平衡，收入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特定的政策进行调节，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另外，提高贫困地区的消费水平，例如制定消费补贴政策。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的异化与整个社会的异化也是分不开的，她们消费的异化势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应从整个社会入手，解决女性异化问题，进而消除异化现象。

（二）减少奢侈消费的有形冲击

首先，应该严格限制身体消费类的时尚节目，如今电视台为了收视率和广告费的提高，将越来越多的时尚类节目搬上荧幕，这类节目的播出使女性对美的认识发生偏差，促使更多的女性投身于美容、减肥、护肤甚至整容手术的消费中。其次，应该减少对女性有歧视色彩的广告和一些名不符实的奢侈品的广告。例如，现在许多沐浴露或洗发水的广告仅仅专注于展现女性的身体美，还有搔首弄姿极具意味，这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因此我们要倡导在广告中展现女性的内在美，消除性别歧视的媒介暗示，从而也改变女性消费异化的现状。

（三）树立理性消费和健康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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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相关政府给出了明确的官方定义，定义中侧重于三方面描述：一是存在形态一定是非物质形式；二是内容一定与人民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传承方式一定遵照世代传承的基本方式。实际工作中，相关政府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的认定标准。相关政府表以学堂、师徒及家庭等基本形式来延续及传承的具备文化性且属于非物质形式的遗产。同时相关政府还要求传承时间必须在百年以上，传承谱系也必须明确清晰。由于非物质形态类型的文化遗产在现实中传承了文化、延续了传统又具备一定的民族意义，因而中国政府针对非物质形态类型的文化遗产构建了一套全方位的保护体系，并参照体系要求来完成保护工作。体系被分成了4个级别的保护方式，最高级是国家级保护，其次是省级保护，再次是市级保护，最后是县级保护。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一）著作权保护

所谓著作权就是人们日常所称的版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来进一步表述就是指：创作人在科学领域、艺术领域或文化领域中创造了成果，便享有对该项成果的财产权、人身权。而著作权保护则是保护这些权利。首先来论述著作权保护在现实中所涉及到的主体。主体分成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公民，指代的是创造了著作的个人。第二种是法人，指代的是：在法人推动下，单位共创的作品，其作品版权归属于法人。第三种是国家，最典型的是已故作家借助遗赠方式给予国家的作品和作者不明的古籍作品，这些典型作品的保护权则归中国政府所有。第四种是外国人，指代的是在中国范围内出版作品的外国人，同样享有著作权。其次来论述著作权保护在现实中所涉及到的客体。将客体加以归类可分成下列几种：（1）文字作品；（2）口述作品；（3）以杂技、舞蹈、音乐为代表的各类艺术作品；（4）美术作品；（5）建筑作品；（6）工程设计的模型作品；（7）电影作品；（8）文学作品；（9）计算机软件；（10）摄影作品。再次来论述著作权保护在现实中涉及到的人身权、财产权。人身权涵盖了下列几种典型权利：一是署名权；二是发表权；三是完整权；四是修改权；五是收回发表权。财产权则涵盖了下列几种典型权利：一是汇编权；二是发行权；三是展览权；四是出租权；五是表演权；六是翻译权；七是广播权；八是改编权；九是摄制权；十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十一是放映权；十二是复制权。最后来论述著作权保护在现实中涉及到的保护期限及法律追究。一般来讲，保护期限会维持在50年，特殊情况除外。而一旦个人或单位侵害了被保护人的著作权，那么相关部门将结合非物质类型文化遗产的有关法律，并依据现实状况来决定追究个人或单位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二）专利保护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来看，关于专利保护，官方所给的正式定义是：个人或单位所创造出的东西被授予了专利权之后，其它个人或单位在未征得专利人许可的情况下，不得以商业形式制造专利品、使用专利品或销售专利品，当侵害情况发生后，专利人可借助私下协商及政府干预两种方式来尽可能维护各自的专利利益。而专利保护同著作权保护类似，也有着特定期限。官方给专利保护特别设定了期限。规定为：从专利申请的当日开始，如果是发明类型的专利，期限维持20年，如果是新型专利，期限维持10年。而专利终止后则不受保护，终止条件有两类：一是自然终止，也就是专利保护所设定的期限届满；二是提前终止，这种终止类型具体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专利人没按时缴付年费而致使保护自动失效，第二种是专利人自己向相关部门提出了放弃保护的要求。

（三）商业秘密保护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来看，关于商业秘密保护，官方给出了正式的定义，内容如下：劳动者在就职于某企业期间，或从企业离职的短时间内，在未经过企业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将自身从企业中得知的商业机密告知他人，更不得以牟利方式转卖商业秘密，一经发现，企业可追究其责任，而经相关部门了解到，认为确有其事的，将依照现实情况追究其责任。从现实看来，商业秘密之所以会被泄露，归根结底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离职员工刻意泄密。尤其是企业中都会有一些骨干员工，这些员工占据企业的高层位置，了解企业的机密情况，其中有些员工受不到同行的诱惑，被高薪所吸引，个人道德意识低下，便从企业离职后将企业中的不少商业秘密透露给新企业。其次是商业间谍探秘。一些企业为了解同行企业的秘密，委派商业间谍到同行企业中，挖掘同行企业的秘密。其次是供应商泄密。供应商泄露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故意的，但其危害都可想而知。最后是企业自己泄密。某些企业为体现自身在同行中的技术地位，故意将一些技术秘密公布出来，由于被同行所共享，所以也就无法再提出商业秘密保护的申请。从现实来看，企业可有多种方式对商业秘密被泄的行为加以追究。第一种是给当地的仲裁机构打申请报告，要求以仲裁方式来解决。第二种是申请劳动仲裁。第三种是给当地的工商部门打报告，从而提出申诉。第四种是联系当地人民法院，并提出自身的民事诉讼。第五种是以刑事诉讼这种方式来维权。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只要相关部门一核实，便可马上追究主动侵害人的具体责任。

（四）商标保护

关于商标保护，官方所给出的正式定义是：以商标注册方式来确保商标所有者的各种权益，并对冒用商标者给予严惩。非物质类型的文化遗产在具体保护中也涵盖了商标保护。而商标保护又可细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凡是原住民区域内，居民借助当地的地域优势，以传统形式加工而成的各类商品，都可注册商标，并要求对申请的商标加以保护。第二种情况是：凡是原住民区域内传承下来的符号、徽章及标记等，都可注册商标，同时也可要求对这类商标加以保护。第三种情况是：传统工艺所特有的名称及招牌也可申请必要的商标保护。

（五）地理标志保护

关于地理标志保护，官方所给出的正式定义是：如果某种产品、工艺品是因为某地的地理原因而形成，地域特征较为突显，那么该产品、工艺品可纳入非物质类型的文化遗产中，并以地理标志为核心申请保护。在我国的某些特殊地域盛产药材。而这些地域的企业抓住了这一商机，研制出了适合广大群众食用的中药材，并将这些药材以商业形式进行销售，同时取得广大群众的青睐。而为了确保生产出的中药材受法律保护，这些企业陆续申请过地理标志保护。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以下几种：“宁夏自治区特有的宁夏枸杞”、“桐乡地区所特有的杭白菊”。由于申请过地理标志保护，商品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不仅表现出企业价值，也凸显了地域及民族价值。其它地域的企业不得随意冒用商标，也不得随意生产完全相似的商品。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权利保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