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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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针刺；离心运动；骨骼肌；热休克蛋白70

中图分类号：G8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8-0044-04

The Changes of HSP70 in Skeletal Muscle after an Exhaustive Eccentric Exercise and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LI Jun-ping1，MA Yan-chao2，ZHANG Wei3

（1.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P.E.Dept.，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Luoyang 471022，Henan China；

3.P.E.Dept.，Baotou Normal University，Baotou 041030，Neimonggu China）

Abstract: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HSP70 expression in rat gastrocnemius muscle after an exhaustive eccentric exercise，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on HSP70 expression in skeletal muscle after exercise. Method：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control group， non-acupuncture group and acupuncture group after an exhaustive eccentricexercise. The rats of non-acupuncture and acupuncture group were carried out an exhaustive eccentric exercise. After the exercise， the rats of acupuncture group were handled acupuncture on the gastrocnemius vertically from the further side （the angle of the needle was 30 degree） and through the belly of gastrocnemius where the needle stayed for 5 minutes.Then the gastrocnemius was obtained from rats of different groups.The expression of HSP70 of gastrocnemius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histochemical method.Results:1）The expression of HSP70 of gastrocnemius in non-acupuncture group were increased markedly immediately，12 hours and 24 hours after exhaustive eccentric exercise（P

Key words: acupuncture； eccentric exercise； skeletal muscle； HSP70

投稿日期：2010-09-17

基金项目：北京体育大学校管课题“一次力竭离心运动后大鼠骨骼肌热休克蛋白的变化及针刺对其影响”（课题号：2009A017）。

作者简介：李俊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运动的骨骼肌反应与适应。热休克蛋白（HSP）是生物体在各种刺激作用下激活HSP基因，产生的一组在结构上高度保守的多肽。很多研究证实，骨骼肌在运动与缺氧的情况下热休克蛋白的表达会有所增加。热休克蛋白赋予细胞保护作用，从而使细胞免遭高热、缺氧、缺血再灌注、自由基等损伤。

超过习惯性负荷的肌肉运动能够造成人和动物的延迟性肌肉损伤，主要表现为肌节缩短；Z带扭曲、增宽、部分或全部消失；M线模糊、扭曲或消失；肌丝排列改变，粗细肌丝相互位置紊乱，部分肌丝断裂或消失等。研究发现，针刺能促进大负荷运动后骨骼肌超微结构的恢复［1，2］。

本研究拟探讨针刺是否导致大鼠离心运动后骨骼肌HSP70含量及在细胞中分布的变化，为针刺促进肌肉损伤恢复提供理论基础。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分组与处理 雄性SD大鼠，8周龄，SPF级，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大鼠分为安静对照组，单纯运动组（运动后即刻、12 h、24 h），运动加针刺组（运动加针刺即刻、12 h、24 h）。每组6只大鼠。

运动组大鼠进行适应性训练3 d后，在跑台上进行持续性下坡跑，跑台坡度为-16°，速度为16 m/min，持续运动直至力竭。在运动后即刻，将针刺组大鼠用针灸针沿腓肠肌的纵向，从远端斜刺（进针角度为30°）穿过腓肠肌肌腹，并留针5 min。

1.2 大鼠骨骼肌样本的采集与处理 大鼠称完体重后，用2%戊巴比妥钠（0.25 mL/100 g）腹腔注射麻醉，注射器腹主动脉取血后，速取右侧腓肠肌，分装后，投入液氮中冻存备用。

用于冷冻切片的腓肠肌，按要求剪取小块，用OCT包埋后，投入异戊烷（固液混合）中速冻，锡纸包好入液氮保存备用。

1.3 骨骼肌HSP70 免疫印迹 准确称取0.2 g组织，加1.8 mL裂解液（150 mMsodium chloride，1.0% Triton X-100，1.0% NP-40，1.0% sodium deoxycholate ，0.1% SDS，50 Mm Tris（pH8.0），1.0mMEDTA，1.0 mM PMSF，1.0 mM NaF），剪碎，匀浆，1 2000转/min离心20 min，取上清。

匀浆液蛋白浓度测定使用Bradford法。调整匀浆液蛋白浓度后，20 μL样品中加入5倍的上样缓冲液5 μL，沸水中煮5 min，－20℃冰箱保存待测。

电泳使用8%的分离胶和5%的浓缩胶。每孔上样量为10 μL（40 μg蛋白）。使用双垂直电泳槽进行凝胶电泳。初始电压为60V，溴酚蓝进入分离胶后电压改为90V，电泳大约2 h停止电泳。在转移槽中倒入预冷的转移缓冲液，300mA恒流，转膜1 h40 min。

将膜在5%PBST奶粉中封闭2 h。PBST洗膜3次，每次10 min。加入一抗： HSP70（1:200, 武汉博士德）、β-tubulin（1:1000, santa cruz）。4℃振摇过夜。PBST洗膜3次，每次10 min。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羊抗鼠IgG（1：2000，Santa cruz），室温振摇40 min。PBST洗膜3次，每次10 min。

在暗室中使用Kodak胶片曝光，曝光时间为2 min。显影至有条带后用定影液定影，自来水冲洗胶片终止反应。Image J处理条带；ImageQuant TL计算Integrated Optical Density值。

1.4 骨骼肌HSP70免疫组化检测 冷冻样本在恒冷切片机内进行切片，厚度为8 μm，按照如下免疫荧光染色流程进行免疫荧光染色：1）冰冻切片吹风机吹干，4℃丙酮固定10 min，PBS漂洗5 min×3次；2）10%正常山羊血清室温孵育10 min，倾去血清，勿洗；3）滴加一抗（1:2 000，武汉博士德）4℃过夜；4）复温30 min，PBS漂洗5 min×3次；5）滴加FITC 标记二抗（1:200，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37℃孵育1 h，PBS漂洗5 min×3；6）60%的缓冲甘油封片。使用荧光显微镜采集免疫荧光图像，每张切片随机选取骨骼肌横断面视野5个，将数字化图像储存于计算机。

1.5 数据统计方法 数值均用平均值±标准差形式表示，用统计学分析软件SPSS 11.5 for windows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性水平为P

2 结 果

2.1 Western blotting测定HSP70蛋白表达结果 一次性力竭离心运动后即刻、12 h、24 h组腓肠肌HSP70蛋白表达水平均增高，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

一次性力竭离心运动后对腓肠肌进行针刺，仅12 h组HSP70蛋白表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表1 腓肠肌HSP70含量的变化

对照组1.00±0.00运动后即刻

运动后12 h

运动后24 h1.57±0.04*

1.27±0.13*

1.17±0.05*1.04±0.10

1.25±0.14*

0.96±0.06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与相同时间非针刺组相比，P＜0.05。

2.2 免疫组化测定HSP70蛋白表达结果 将所得照片用IPP-6.0软件分析，获取每组图片不同部位HSP70的平均光密度值。结果显示：一次力竭离心运动后，非针刺组HSP70蛋白在细胞胞质内广泛表达，针刺后即刻HSP70蛋白主要在细胞膜和细胞核表达，随后逐渐分布到细胞质。

3 分析讨论

3.1 一次性力竭运动对大鼠腓肠肌HSP70蛋白表达的影响 HSP的主要功能是细胞保护功能和分子伴侣作用。其中HSP70的分子伴侣作用就是与新生、未折叠、错折叠或聚集的蛋白质相结合，使某些蛋白质聚集物解离，加速正确的肽链折叠和重折叠；维持某些肽链的伸展状态以利其跨膜转位，在线粒体、内质网等不同的区域内发挥作用；同时还促进某些变性蛋白的降解和清除；重新激活某些酶的作用，以维护细胞的功能和生存。

很多研究证明运动可以刺激动物和人体骨骼肌内HSP70的表达。有研究发现无氧阈运动30 min后的4 min、30 min、3 h，股四头肌HSP70 mRNA 浓度分别增加4倍、5倍和3.5倍,而运动后3 h内HSP70含量并没有显著变化。提示一次固定负荷运动可能增加HSP70 mRNA表达,但不足以使HSP70蛋白含量显著增加［3］。让没有训练经验的受试者上肢做大强度离心收缩48 h后，肱二头肌HSP70蛋白含量显著增加的同时,其mRNA水平也有显著增加［4］。受试者进行自行车运动45 min后（70%最大摄氧量）, 分别在1 d、2 d、3 d和6 d取股外侧肌检测，发现HSP70含量直到第6 d平才显著增加，提示运动诱导的骨骼肌HSP 70表达与肌肉损伤的修复和肌肉损伤修复后骨骼肌细胞的重塑有关［5］。让10名优秀划船运动员进行4周的无氧阈训练（乳酸4 mmol/L）,发现各周股外侧肌HSP70含量分别增加181%、405%、456%和363%［6］。骨骼肌HSP70的表达与肌肉募集方式, 肌肉负荷以及运动强度有关［7］。

大鼠进行跑台运动时，腓肠肌中的红肌（RV）HSP70含量在24 m/min的速度时升高，但白肌（WV）HSP70含量达到27 m/min的速度时才升高，比目鱼肌（Sol）HSP 70含量在速度15 m/min时就有升高,而到最高速度33 m/min时反而下降。RV、WV和Sol三者的肌纤维类型和募集方式都不同［8,9］,因此,实验推断HSP70的表达可能与肌肉类型有关。另有研究现实，大鼠经过长期大负荷训练, 腓肠肌白肌HSP表达最高, 腓肠肌红肌次之, 比目鱼肌表达最低, 与其基础表达量呈反比［10］。

运动强度［5,6,11］，运动时间或周期［12,13］，运动形式［3,4］，肌肉类型［23］，刺激方式［4,14］，恢复时间长短［15］等对HSP70基因与蛋白表达的影响都是不同的。本研究设计一次性力竭离心运动模型中，结果显示大鼠腓肠肌HSP70蛋白表达在运动后即刻即增加至最高，运动后12 h和24 h虽有所降低，但仍高于对照组，提示一次力竭运动可导致骨骼肌HSP70增加。有人研究发现，进行长时间功率自行车运动，在疲劳前40 min、疲劳时刻人体骨骼肌中的HSP70 mRNA含量增加［16］。因此推测一次性力竭运动过程中HSP70基因表达的增加，可能是运动后HSP70蛋白增加的原因。HSP70蛋白含量的增加，可对运动导致的细胞损伤发挥保护作用。运动后12 h组和24 h组腓肠肌HSP70的高表达，提示HSP70可能在促进损伤细胞的恢复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2 针刺对一次性力竭运动后大鼠腓肠肌HSP70蛋白表达的影响 研究发现，针刺能促进大负荷运动后骨骼肌超微结构的恢复。屈竹青［17］发现大负荷斜蹲后，针刺腿股外肌肌丝变化显著缓解，肌原纤维排列整齐，明暗带界限清楚，A带长度均匀；粗丝完整，排列有序。徐玉明［18］的研究也发现针刺可以促进大负荷后骨骼肌静息膜电位的恢复。针刺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使膜内外的各种离子的浓度梯度重新建立起来，特别是促进了K+内流，使细胞膜电位得到恢复。屈竹青［19］还发现，电刺激腓肠肌至力竭后3～6 h，肌浆钙持续上升，延迟6 h肌浆钙已比对照组增加一倍以上。力竭的肌肉经针刺处理，胞浆钙变化明显减轻，针刺后3～6 h，胞浆钙与对照组之间已无显著性差异，而离体实验表明针刺的降钙作用在针后10 min便完成。故屈竹青认为针刺加速损伤肌恢复的机制在于：针刺损伤肌通过某种途径促进了Na+-Ca2+交换过程，使损伤肌细胞内钙超载得以缓解；胞浆钙恢复正常将抑制损伤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促进了异常结构的恢复的加速。

有研究显示，针刺能够增加HSP70在脑组织中的表达是针刺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一个重要机制［20］；针刺不同穴位可抑制多发梗塞性痴呆模型大鼠脑细胞凋亡并且诱导多发梗塞性痴呆模型大鼠各脑区HSP70的表达，并且有穴位特异性［21］。提示针刺能增加HSP70的表达并对机体细胞进行保护和促进恢复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针刺组大鼠腓肠肌HSP70蛋白含量在运动后即刻和运动后24 h，与对照组无差异，并且均低于相应时间的运动组；仅在运动后12 h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但与相同时间的单纯运动组没有差异，但针刺可以使广泛分布在胞质的HSP70聚集在细胞膜或细胞核表达。正常情况下，HSP70位于细胞浆内，当细胞遭受应激作用时，HSP70迅速移入细胞核内包围核仁，细胞浆内只有少量存在。而应激消除后细胞处于恢复阶段时，细胞核内的HSP70又返回胞浆，在细胞浆内呈低水平表达，再次应激又重新返回细胞核［22］。本研究结果提示针刺对于运动后骨骼肌的保护和修复作用，可能是由于针刺改变了HSP70在细胞内的分布，使HSP70聚集到细胞膜和细胞核，从而发挥其细胞保护及修复作用。

4 结 论

1） 一次力竭离心运动后即刻即可诱导大鼠腓肠肌HSP70蛋白高表达，随恢复时间的延长HSP70蛋白表达下降。提示运动后增多的HSP70可能在保护和促进细胞恢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针刺可使一次力竭离心运动后骨骼肌HSP70从胞质聚集到细胞膜和细胞核，发挥其细胞保护和修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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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 一)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方法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着力点，需要借助于逻辑严密的立法目的要素所构筑的目的体系，来实现对特定立法目的内容的文本表达。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法的目的条款制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予以归纳提炼，形成独具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模式。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规范化表达的形式逻辑背后，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价值理念的平衡与协调。对于立法目的构成要素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有关立法目的的不同理论解说。这是因为立法目的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来彰显立法的价值诉求，发挥立法在调整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多元利益冲突的调整功能。在气候正义观的影响下，气候变化法得以发挥调整应对气候变化中广泛的社会关系，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

法律目的研究作为现代法学研究中一种因应法制变革要求的研究方法，调和了以功利主义价值理念诉求为中心的目的论式的自然法学与秩序构建为中心的实证分析法学二元对立的格局，以修正法律制度的体系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开放性、适应性的回应型法，将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统合在制度之中，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其意义在于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探究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的准则( 价值) 。如果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那么就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虽然一项规则可能带有官方权威的烙印即通过了法律效力的血统检验但它却被认为是可以按照它对那些利害攸关的价值影响的重新评估。

( 二)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层次逻辑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降低社会发展的碳依赖和减少生态稀缺性是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直接目的，在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体系中处于最低的位阶，这一初级目的使其与其他环境立法、气象灾害防御立法以及能源立法相区别，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正当性，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在逐步揭示全球气候暖化的客观事实。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类不得不思索重塑价值观念，改变原有的价值判断，在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应对中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中，形成密切的关联。从《京都议定书》的艰难破茧到《巴厘岛路线图》的共识达成，从《哥本哈根协议》的减排责任分担搁置到《坎昆协议》的适应性问题重视，从《德班决议》的风云骤变到里约+20 峰会的《我们憧憬的未来》的绿色发展曙光，这一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折射出事实与规范之间围绕着求真的知识增量和向善的伦理关怀之间的逻辑进路而展开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格局。气候变化在短期难以表现其危害的滞后效应，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宁愿关心当下所真正感受到的种种风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摆脱贫困的现实发展问题，加之气候变化是伪命题的怀疑论所形成的主体背景观念，往往将人们引入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误区，形成了所谓的吉登斯悖论。

所以，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便承担了破解吉登斯悖论，通过伦理、技术、经济、政治、社会等综合回应，实现价值的重塑与制度的更新，使全社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从国家、集体、个人三重维度展开，重新调整行为活动，以适应未来利益格局的社会变迁。实现以多中心、社会利益本位的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凸显了气候变化应对需要根据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形成的包括地方政府、私营部门、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围绕着气候资源这一公用物的产权配置，灵活运用市场激励机制、行政管制机制和社会调节机制进行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过程中，作为多元利益的协调者和引导者，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的科学情景预测信息和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确立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的动态目标模式，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运用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碳税、自愿协议、公私合作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不断完善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管理标准体系，并进行气候政策分析的绩效评估，持续动态地调整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管理的方法和内容，以回应区域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规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中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行为。同时，在未知中所进行的综合决策难以确保有效回应气候变化风险，应当通过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程序作出科学民主决策，并坚持无悔的原则，通过气候灾害的社会化填补机制和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有效预防和填补因气候变化影响所带来的多种损害，不能因气候变化损害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短期局部恶化而追究决策者的法律责任，需要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这一过程性正义的实现就是体现气候变化立法本质特征的中级目的。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权益，维系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这一根本目的折射了气候变化立法的法学方法论意义，既划清了气候变化法学与气候伦理学、气候政治学、气候经济学、气候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界限，又阐释了气候变化法横跨公法、社会法、私法三大法域的气候变化法学研究范式。其中，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法益、权利、义务和责任，成为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律表达的核心话语概念逻辑。而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气候安全价值选择，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的秩序价值，围绕着秩序价值的应然规则设计，以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为表征的义务本位论成为气候变化立法的规则逻辑起点。

为了保障气候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损害，义务和责任的配置，从根本上保障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多元利益和权利。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之间的交互复杂的作用涉及广泛的领域，气候变化立法在分配义务和责任的同时，必须重视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当局在内的公共行政部门、包含企业、行业协会在内的私营部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媒体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特殊贫困弱势群体在内的公民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所享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法益和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包括劳动就业权、环境权、健康权在内的集体性的社会权及包括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在内的自由权。其中法益包含了权利之外，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体现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气候变化法益的广泛性离不开社会法与公法的共治互动，同时私法作为有益的补充，服务于利益的协调与共进。

二、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条款的目的论解析

立法者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文本中，对立法目的条款的技术表达，反映了立法者所采取的立法目的理论。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在于，以1990 年为基准，到2050 年，通过国内及国外的行动，使温室气体减排80%; 到2020 年，使温室气体减排34%; 建立每五年为一时段的碳预算体系，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首次制定的三期碳排放预算为20082012，20132017，20182022，2009年5 月前必须制定完成。政府必须向议会报告完成预算的政策和计划; 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为政府提供碳预算标准的建议，向英国议会提供目标进展、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政府必须给予反馈，以确保每一年度预算完成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借助市场激励机制限制排放或鼓励排放实体进行减排; 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条款; 通过财政激励机制减少国内废物产生并使废物再回收;促使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 修改2004 年《能源法》关于可再生运输燃料义务的条款以及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其他条款。从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实践中来分析其立法目的条款的实证法目标定位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为英国在中长期减排行动方面设定可行性的并量化的具体减排目标，履行英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国际法律义务; 二是通过构筑气候变化国家体制，明确议会、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具体责任和义务; 三是为国内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确立了综合性的制度框架，使得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立法能够在综合法的体系内不断完善; 四是重视通过综合立法实现对相关气候变化领域立法的清理和完善，采取包裹性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对气候变化应对的动态调整。

另外，韩国2009 年2 月公布《气候变化对策基本法》第一条立法目的表述为: 由于地球暖化导致气候变化及对全球环境的冲击，须积极促进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关联产业能力提升等，尽量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建立气候变化之基本对策，以利社会发展，及让国民们有健康和舒适的生活。其目标是为追求人类的永续发展。英国和韩国的综合性气候变化基本法虽然在立法目的表达上各有特点，相比之下，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目的更加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的立法技术表达。但在立法目的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定位方面均体现出了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气候风险; 二是确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有关机关依法行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权力，通过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使得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在区域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中，平衡和协调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利益冲突，实现区域性的气候公共治理; 三是保护社会各主体在气候变化风险应对中的合法权益。由此，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具有三方面的目的: 通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 注重国家气候行政过程性的风险管理，调整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多元气候利益关系，实现区域气候公共治理; 保障社会、生态的集合性气候权益。结合这三个方面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并可以得出两种主要目的论的理论观点。

( 一) 一元论

这一学说直接阐明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而确立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一整套管理体制机制框架。在一元论的指引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是为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一个战略、政策规范框架。一元论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与管理目的的耦合。在应对气候变化法颁布之前，有关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是由多种不同程序、不同理念、不同政策目标、不同立法目的的法律、政策组成的。气候变化法的出台，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对已经颁布的立法和政策进行清理与整合，为整个气候变化应对提供综合的相互关联的基础。

一元论实际上属于实证法秩序建构的立法目的论。该理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为本位，重视规则的系统性和内在合理性。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为改善碳管理，促进本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和鼓励低碳商品投资提供一个长期性框架。在此种综合性立法中，明确具体的减排目标，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建立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为以后相关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所涉及的诸多领域的一揽子立法完善提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英国气候变化综合性立法重视通过立法目的的实现来促进现行相关立法的完善。其立法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元的，在一元目的之下，由众多目的要素构筑形成目的体系，目的多元论将目的要素也看做独立的目的。基于目的哲学关于一和多的关系之理解，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应定位于保障气候安全。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核心价值取向。透过可持续发展、气候正义的多元化、复杂的社会时空场域的映象，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以及应对，都是为了使得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在巨大的不可逆的气候风险和气候影响下能够得以延续，将有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予以避免或是降至最低限度。不管是主动适应，趋利避害还是减缓或避免气候变化损害，都是为了谋求气候安全这一最本源最基础的价值理念。

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就可以作为价值性目的写入立法目的条款中，成为元规则。其他工具性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性目的而存在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目的要素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附随效果而已。直接目的、中级目的和终极目的的划分使得一元目的得以从上中下三种层面梳理出来。而这一逻辑元规则正是贯穿于气候变化立法体系的精神要义和规则原点。笔者认为，尽管一元论并未否认立法目的是由价值性的目的要素所影响，但这种对气候正义的理解过于单一片面，没有详细论及在气候利益冲突之下，安全、公平、效益不同气候价值冲突的协调需要在更高的价值协调方面实现具体平衡，气候安全的片面强调会忽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篇3

关键词：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054-02

气候变化已经吸引了国际以及各国的关注，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命题，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全球化的高度来应对，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气候变化的预测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尺度、多层次的，负面和正面影响并存的。

一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是指能够识别（如采用统计检验）的气候状态的变化，即平均值变化和/或各种特性的变率，并持续较长的时间，一般可达几十年或更长时间[1]。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只是气候系统和气候要素变化的原因、幅度和区域分布迥异，且未来气候变化预测还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影响了粮食的安全。所谓粮食安全，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的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国情，根据FAO的定义，对粮食安全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例如，郭书田认为：“中国粮食安全应该包括五方面内容，即粮食自给率、粮食库存率、农民收入、生态环境、食物安全等。”[2]翟虎渠认为：“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应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3]从以上对粮食安全的定义可以看出，无论国际或者中国学者怎样定义粮食安全，其中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都要确保有足够的粮食。充足的粮食储存量是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离开这个条件谈国家安全，那国家安全就好比是空中楼阁。

二

“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如此源远流长，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农业关系至为密切。粮食是国民经济基础中的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目前，全球气候的变化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有如下的影响：

第一，气候变化影响中国粮食的充足供应。粮食的充足供应，指在数量上和市场上有粮可食，包括粮食生产、粮食储备以及外来粮食援助等。全球气候体系的异常导致中国在降水、气温、自然灾害爆发频率和分布、水资源利用、病虫害发生机制等方面出现反常，最终冲击中国粮食的生产和供应。

温度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在中国，升温对东北农业区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升温可以延长作物生长季节，而且减少低温冷害的威胁，是其有利的方面；另一方面，气候变暖会导致积温增加，从而使作物的生长期延长。但增温也有不利的一面，气候变暖，特别是冬季温度升高，将有利于害虫和病原体安全越冬，使来年的虫病源基数增大，加重危害程度。

气温升高对水分有效性也将产生影响。气温升高使蒸发量增加，导致了作物灌溉用水量大幅度增加。即使是良好的灌溉条件，也只能一定程度地缓和蒸发量增大引起的干旱，并不能完全补偿增温带来的减产效应。另一方面，土壤水分条件通过影响土壤的透气性而影响土壤固有有机碳的矿化分解和外源有机碳的降解，进而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若土壤水分充足，那么土壤空隙度就大，就促进了有机碳的矿化分解[4]，增加土壤肥力。但蒸发量变大会使得土壤水分不足，影响有机碳的矿化分解从而影响粮食单产量。

而在气温升高而降水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又将会出现中国农牧交错带向南扩展。首先，东北与内蒙古接壤地区农牧交错带的界限将南移70千米左右。其次，华北北部农牧交错带的界限将南移150千米左右。再次，西北部农牧交错带界限将南移20千米左右[5]。农牧交错带的南移使得草原面积有所增加，但同时也加大了荒漠化的可能，导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加重。

第二，气候变化影响中国粮食市场价格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气候变暖后，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这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而施肥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气候变暖可能会加剧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因此不得不增加农药和除草剂的施用量，而这将增大农业生产成本。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实际上是通过生产投入要素变动来实现的。所以当生产成本发生变化时，市场对之进行反应的可能途径就是调整价格和增加市场供求量。而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加重导致的粮食减产，使得粮食市场供不应求，粮价就会上涨。粮价上涨一方面对粮食增产起到刺激和促进作用[6]；另一方面粮价上涨又会影响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引起通货膨胀，往往会发生经济社会的震动，1993 年和 2003 年就是两次典型案例。

三

气候变化已经对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应对策略的研究，进行远期的规划和防御，发挥优势避免劣势，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科研政策对策。综合运用气候学、农学、遗传育种学、灾害学、生产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理论方法，以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切入点，以农业主产区为重点研究区域，研究并揭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系统的影响机理与适应机制，为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理清科学思绪[7]。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技术选择。采取有效得当的农业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如优质农作物品种选育及产业化技术、转基因生物技术、重大病虫草害预测预报及防御技术、高效低毒新型化学农药及生物农药的创制技术、高效低污染新型化肥农膜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破坏程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效利用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有利农业生产条件。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政策措施。国家制定相应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农业科技推广的正常运行。各地也要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推广模式或多种模式，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8]。其次，要出台一些惠农政策，实行不同作物差别农业补贴政策，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再次，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该“藏粮于国”和“藏粮于民”相结合。最后，要改变消费观念，做到节约和珍惜粮食。

总之，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和作用复杂多样，并且未来农业生产不仅受到播种面积、技术贡献程度等的影响，更系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摸清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是正确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提。及早研究、及时正确应对气候变化，可缓解、适应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国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保持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1] 郑菲，孙诚，李建平.从气候变化的新视角理解灾害风险、暴露度、脆弱性和恢复力[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2，（2）.

[2] 郭书田.中国粮食供求与国际贸易[J].中国农村观察，1997，（3）.

[3] 翟虎渠.粮食安全的三层内涵[J].t望新闻周刊，2001，（10）.

[4] 姜勇，庄秋丽，梁文举.农田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库及其影响因子[J].生态学杂志，2007，（2）.

[5] 张启慧，马庆一，刘晓雨.简议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J].农村实用科技信息，2012，（5）.

[6] 蒋乃华.价格因素对中国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1998，（5）.

篇4

中图分类号：22R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07)09－0062－01

五运六气学说是研究自然界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的影响及与发病关系的理论，其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推测每年气象特点及气候变化的周期性，论述自然界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用药等的关系，反映出病候受五运六气周期气候变化的节律性影响，该学说是从整体出发，把诸多要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并着重强调对多因素的调节，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对指导和提高中医临床诊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但是后人在应用五运六气学说时往往畏于其学说繁杂不知道如何简化之，而致此学说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就临床经验总结出一套简化此学说的方法，供同道参考。

1　抓住关键理解运气变化

一般来说五运六气要理解大运(中运、岁运)：其以一周期为五年，按照土、金、水、木、火的顺序，依次主五年中每一年的气候变化。客气：司天，主管每年上半年的客气称为司天；在泉：主管每年下半年的客气称为在泉；客主加临：每年的六气分主气、客气两种，主气用以测常，客气用以测变。客气与主气相合，称为客主加临。因为主气可以测五运六气的普遍规律，正常气候下，一般可以理解为逢土运值年，湿气较重；金运值年，燥气较重；水运值年，寒气较重；木运值年，风气较重；火运值年，暑气较重，就可以简便明了地理解。

2　区分特殊

大家知道，严重偏盛的气候变化，必然会对人体产生较大的影响。某种气候变化最剧烈的一年自然要重视之。太乙天符年：就是该年的大运与司天之气、年支的五行属性皆相同。司天之气、中运之气、岁支之气，三者会合主令，在六十年的甲子周期里。太乙天符年仅仅有4年，即戊午、乙酉、己丑、己末。只要在日历上对应查找就可以知道了。如2005年是乙酉年，就可对应为太乙天符年。

注意“金疫”：《素问遗篇・本病论》“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乙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故地不奉天也，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经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此段经文提出了“金疫”因火胜而天气变得较热，并可出现寒水来复，刑克火气。这里告诉我们只要注意近3年的运气变化就可以找到“金疫”了。如2000是庚辰年，2003年是癸未两2者相差3年。

3　结合实际来理解

五运六气的发病一般为：大运太过与发病：大运太过，即一气偏胜流行，导致气候异常变化和有关的疾病发生。这样一方面可引起所胜之脏发病。大运不及与发病：大运不及。一气偏衰则所不胜之气流行或出现兼病，从而导致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异常。不胜的乘和侮时，其子气以复母仇，从而出现复杂病情。平气之年与发病：五运平气之年，自然界的变化相对稳定与平和，气候与节令的迁移一致，生物的生长收藏也顺应时令季节。人体发病比较单纯，仅以与大运相应时令季节发病，其发病规律多与大运相应的内脏发病。这些理解起来比较繁杂，但如果是把其理解为：气候的变化有其季节特点，对机体的影响也就各不相同。所以每一季节，每一气候因素各有其不同的多发病或流行病。这样只要记一记每一季节的流行病就可以了。如冬春季节多发生“麻疹”、“上呼吸疾病”、“流感”，夏秋季节多发生肠道病“胃肠炎”等等。

4　应用归纳好的方药来对应六气变化

《素问・天元经大论》：“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素问・五运行大论》：“子午之上，少阴主之；丑未之上，太阴主之；寅申之上，少阳主之；卯酉之上，阳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阳主之；已亥之上。厥阴主之”。这里讲了六气(气候)变化的规律，如临床上要应用之还需合天干、地支与三阴三阳、六气、五行等等，但是如果明白这近似于《伤寒论》中六经辨证，记住相应方药就可以了。如太阳经以表寒为表现，用小青龙汤；阳明经以燥热为表现，用白虎汤等。

5　分析应用

笔者结合上面分析来议议自己在2005年下半年(6月至9月)，在昆明治疗便秘发热的体会。公元2005年，其年干支是乙酉，《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乙酉乙卯岁，上阳明金，中少商金运，下少阴火。”大意是：2005年中运少商是金运不及，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之年，金运不及，火之气来乘之，于是金兼燥化，且司天燥金与在泉君火影响下，就提示了燥热相临，这正是文中所提到的区分特殊所应注意的太乙天符年。如果是无法分析出，把症状和这一期间是热天结合《伤寒论》阳明病之提纲“阳明之病，胃家实是也。”(“胃家”当作一名词，即大肠)这里大意是这样在火燥之气候影响下，必然与肺及大肠发生关系，呈现火与燥的特点。这正是文中所提到的应用归纳好的方药来对应六气变化与结合实际来理解的方法。故可选用：柴胡、黄芩、芍药、大黄、半夏、生姜、枳实、大枣。随症加瓜萎仁、芒硝、连翘、竹叶、银花、杏仁、枇杷叶等治疗火与燥为特点的药，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篇5

关键词:气候变化;社会主体;实践

中图分类号:R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7302

1 气候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P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气候变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了。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报告以及挪威南森环境与遥感中心的监测结果都表明,2009年9月北极地区海冰面积达到至今为止最小值,为510万平方公里。

诺贝尔奖获得者R K Pachauri表示:气候变化是经科学证实的事实。降水变化、热浪、洪水、干旱等的范围和强度都在上升。尤其是这些变化对北极冰川的融化起极大的加速作用,导致海平面上升,对于珊瑚礁、大型三角洲地带(如加尔各答、达卡、上海)以及一些沿海岛国的影响十分不利。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100年,全球气温预计会上升1.1℃到6.4℃,如果真是那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全球变暖引起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量动植物灭绝、农作物产量减少、生态系统失调、沿海洪灾威胁等,还会导致人类某些疾病的分布范围扩大和传播速度加快,且因各种奇异病死亡率上升,由此引发的各种政治问题和暴力冲突也将越来越突出。

也许人类会归咎大自然的无情,其实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原因大概可分为两方面:第一,自然原因(也可称不可抗力因素)如火山爆发,地球内部活动引起的一系列运动;还有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地表温度有较大影响如耀斑爆发。另外存在着影响气候的异常现象――厄尔尼诺现象。第二,人为因素。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导致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我行我素的生产和消费观念,过度地向大自然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加之人类对森林的大肆破坏,世界人口的增加,人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是累积增加的,而自然因素是不规则的非周期性变化。

因此,虽然气候变化的大趋势难以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减缓气候变化,至少不应该加快其恶化进程。如果仅仅把人类的全面发展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全面享受,一味走“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只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有消除了。”这就是警示我们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必须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进行人类实践活动,要不然,受到伤害的还将是人类自身。

2 减缓气候变化的主体意愿及能力分析

气候本身的全球性决定了减缓气候变化必须全人类共同努力,不仅仅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某些政府或领导的事,这更是事关每个社会主体的问题,必须引起重点关注。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各国政府还积极地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甚至设立专门的机构应对气候变化,以加强防控和灾后重建工作的进行。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许多志愿团体也纷纷用自己的行动呼吁拯救地球。再者,许多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不断举行,如近日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是包括全球190多个国家在内的各国代表聚集商议减缓气候变化,旨在制定一个弥补原来各国所达协议的不足的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

然而,他们往往注重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会议的举行和磋商,或者是集中在财政和技术方面,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的行为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个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但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如果过多注重“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人类中心主义”,而不同时强调“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主义”的有机统一,即使从人的“类”的本质来说也是互相矛盾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基础的,因此,社会主体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并积极地参与利于气候的社会实践。

因此,社会主体会面临两方面问题:

第一,社会主体(社会个人)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假如通过网络或者现场的做一个问卷调查:面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严峻现状,为了人类和自然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气候环境,你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呢?相信,95%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只凭着这个问卷调查并不能充分表明他们会在具体生活中身体力行。社会主体愿意并不代表就能去实践或者说是积极地有益的实践。

那么,针对没有意愿的个体可通过宣传和教育,培养其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指公民作为社会主体所应当拥有的权利意识和义务观念,他们之所以没有意愿,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和能源,实现自己权利的同时,还必须为自己向大自然排放的各种垃圾和有害气体的行为履行义务。当然,有意愿也并不代表就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正面的贡献。

第二,社会主体是否有能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目前,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甚少,甚至现代大学生了解不够多,还有广大的农民朋友和务工人员更是“文盲”, 这就谈不上做贡献了。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滞后性导致的,为了提高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应该从中小学开始抓起,全面注重科普知识的普及。

这一点丹麦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丹麦教育部要求各类在校教师和学生在2008至2009年间加强气候方面的教育,所有教学大纲都要增加与气候相关的内容。具体方法有如建立全国性传播和宣传网;在丹麦教育系统网站上设置了专项内容;气候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相结合等等。也许学生暂时不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大的贡献,但是,经过学校教育和学习,他们会把自觉地带到家庭甚至社区,在往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在有一定的财力和人力情况下,会运用所学知识科学地进行节能减排的实践活动。对于非在校学生的社会个体,可以通过广大社会媒体(如影视、报纸、杂志)把环保知识逐渐大众化,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志愿活动,让广大个人熟知节能减排的基本技巧,彻彻底底地进行气候变化知识的“扫盲运动”。这样,才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力实践。

3 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体实践

俗话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在有意愿和有能力的情况下,还需要社会主体的亲自实践才能对减缓气候变化有所作用。

一方面,对于国家,其实践就是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探索新技术、设立相关的机构。某些国家或地区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其他国家应相互支援。尤其发达国家,同样灾害程度,他们的应变能力会比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强,可以避免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生命安全。且节能减排的措施他们完全有能力来控制,但他们为了利益却不愿意去实践。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其实践涉及到生产和生活诸方面。假如举行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考试:如夏天空调一般应该设为多少度,是否应该使用一次性产品,是否应该减少驾驶及精明驾驶,等等。相信人们的答卷一定会非常准确,但这些具体考试内容又有谁会真正落到实处。

因此,我认为,要落实行动的话,作为社会主体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树立适度的“忧患意识”。 春秋史学家左丘明曾说过:“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适度的忧患意识会给我们适当的危机感和压力,从而时刻反思自身改变世界的活动,唐君毅认为:“忧患意识使人不再从无常的天那里祈求降幅,而反省自身之修德配天,把传统宗教下的天德,转化为自觉的人德,这正是理性的运用。”由此看来,忧患意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十分重要。

第二,逐步形成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社会主体的日常行为习惯虽然难以立刻改变,但是这可以通过主体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提醒自己的细节行为。随处可见主题对减缓气候变化做的努力,例如,节约用火、热水、冷气,使用有能源效益的产品,关掉无需使用的电器,随手关闭电源,减少待电状态,减少驾驶等都是个体力所能及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现有技术和自然规律改造世界。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既然气候变化是大部分由于人类非科学地改造自然引起的,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必须重新认识现实状况,根据自然的发展变化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求和谐的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道路。

第四,一贯坚持“和谐”的天人合一观念,并实践于主体活动中。现代生活中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是大多数人的理想。这本并没有错,但是要时刻注重平衡发展,就像我国在2006年把经济发展思路由“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充分显示了把环境问题放在首位,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与自然的和谐更加重要。

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决不像统治异族人类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是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没有理由去破坏这个整体的发展。气候环境是自然界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整个自然界的恶性发展。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是有赖于自然界系统的正常运转的,如果自然界系统这个整体的运行受到破坏,又何来的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虽然难以做到先天下之乐而乐,何不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内化为自我的主导意识,这样,大家一起携手共进,相信往后和再往后的气候环境会不断地改善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5]贾峰.公众环境意识与气候变化[EB/OL].

篇6

一是明确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目标。研究提出我国2020年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明确2030年低碳发展主要目标和路线图。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安排部署我国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总体工作。继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完成法律草案初稿。将节能减排降碳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级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加强目标责任考核，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二是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我国水电装机、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集热面积、风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继续推进节能提高能效，加强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实施重点领域、重点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三是开展低碳发展试点示范。在6个省和36个城市开展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探索在不同地区尽快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有效路径。选择55个园区开展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在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启动14个适应气候变化试点示范工程。建立和完善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编制并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组织开展氢氟碳化物削减重大示范项目。继续推进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示范工作。

四是加快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积极探索利用市场机制节能降碳的新路子，目前已全部实现上线交易。截至2014年底，7个省市试点累计成交量约1568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近5.7亿元。印发《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加快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

五是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多边进程。认真做好联合国气候峰会相关工作，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推动达成2015年协议注入新动力。推动中美共同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国际社会反响积极。

六是开展国际交流和南南合作。推动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培训，推广绿色发展技术。搭建南南合作宣传合作平台。开展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前期筹备工作。

七是加强宣传引导和公众参与。组织举办“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系列宣传活动，鼓励全社会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低碳行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组织开展联合国气候变化利马会议“中国角”边会活动，宣传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开展“低碳中国・院士专家行”活动，为各地方低碳发展问诊把脉。

2014年，我国碳强度下降超额完成4%的年度计划目标，单位GDP能耗下降4.8%，取得“十二五”以来最好的成绩，这与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面对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新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更高的站位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努力开拓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新局面。

第一，强化节能减碳目标责任。把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完善目标责任考核及问责制度，大幅增加考核权重，强化指标约束。开展节能和碳强度目标责任完成情况现场评价考核，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快建立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及强度“双控”制度。强化能源资源节约，提高利用效率。加快碳交易和节能量交易市场建设，运用市场机制降低节能减排降碳成本。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煤炭清洁利用，提高天然气比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第三，深化试点示范。制定并完善支持试点示范的产业、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深入开展低碳省区和城市、低碳工业园区、低碳社区等试点，研究开展低碳产业园区、低碳城（镇）试点，选择典型城市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试点示范，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设规范和评价标准。逐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立法体系，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建成全国碳交易市场。

第四，推动达成2015年协议。我国将于今年上半年提出2020年后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积极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积极参加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各方加强行动、携手合作，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第五，广泛开展政策对话和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与各方对话沟通，继续加强“基础四国”和“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协调机制，加强与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对话，增进理解和互信。启动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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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协定需要接力式的努力。6月11日在德国波恩结束的2015年第二轮联合国气候谈判，达成了一项内容庞杂、许多地方含混不清的草案。但在法国气候谈判代表托比安娜看来，“波恩谈判的结果没有让我们感到失望或者受挫”。她认为照此发展下去，巴黎气候大会前应该拿出一份像样的方案。

法国外长、巴黎气候会议主席法比尤斯稍早前表示，为避免把所有难题都拖到巴黎峰会最后一刻，法国希望各方最早能在10月达成一份事前协议。而按照此前利马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协议，各国应在10月1日前提交各自的减排方案，即“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留给巴黎气候大会的时间已不多了，就目前有限的进展而言，还有三大疑问待解。 能否达成具法律效力的协议

巴黎气候大会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达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目前，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强制性量化安排的协议，只有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其第二承诺期将于2020年到期。倘若巴黎气候大会能达成一个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意味着2020年后还会存在一个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

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相关人士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个方面的原因让法国对巴黎气候会议达成协议充满信心：科学上已经证明全球气候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必须采取统一的行动；经济上看到了新技术的发展，这让所有国家都相信人类有能力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政治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拿出了减排的决心和力度。

的确，欧盟和中国、美国在减排方面都表示出了很高的意愿。在去年10月的欧盟峰会上，欧盟确立了具有约束力的减排计划―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0%，到2050年，这一目标为80%～90%。而去年11月中美就减排发表联合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这些承诺无疑给巴黎气候会议带来了很大的预期。

一项数据似乎对巴黎气候大会也是个利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各国只有不到40条与清洁能源或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或法规，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6月将汇总的各国相关法律法规达到800条左右。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

技术的进步（如碳捕捉和碳封存、清洁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大国的承诺，再加上对全球变暖的担忧，使得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看起来顺理成章。但美国中途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事实也在提醒主办方，要想达成一个适合所有缔约国、具有法律效力的气候协议，还需要解决好“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难题。 能否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去年底的利马气候大会尽管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纳入决议，要求各国在今年早些时候制定并提交2020年后的减排承诺，但各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仍存争议。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历史上大量排放了温室气体，因而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阶段排放的温室气体更多，在减排上应该做得更多。

法国总理外交顾问罗马岱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也认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在他看来，发达国家污染历史较长，发展中国家污染历史较短，理应得到区别对待。而且，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做出减排承诺，一方面进行能源转型以适应气候变化新情况，所作的努力甚至要高于发达国家。他还举例说，法国作为工业大国，其承诺当然不能和非洲相提并论，区别对待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代表都这样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持的观点是：未来所有国家将通过相同的国家自主决定的方式确定其“贡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每个国家贡献的区别只是体现在自主决定上。这显然是有意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无视经济体量的悬殊差异，导致减排量的目标也应该有所区别。

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院气候项目主任托马斯・斯邦塞对《南风窗》记者分析说，之前的协议把包括新加坡、韩国、墨西哥等比较富裕的国家和非洲一些国家同等对待，这有失公平。而且新兴国家人口多，人均碳排放量要远远低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这些都要综合考虑。

此外，各国对“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强调，“贡献”在减排之外，还应包括资金和技术的转让等。但有的发达国家只强调减排，淡化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甚至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拒绝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

尽管分歧众多，但根据法国外交系统的初步数据预测，有九成左右的国家可以在10月底之前公布自己的自主减排贡献，这大大增加了法国对会议取得成果的信心。如果啃下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这块“硬骨头”，剩下的另一大挑战就是遏制气候变化所涉的融资了。 能否兑现“绿色融资”承诺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绿色气候基金”首次被提出，按照协议，发达国家应在2010年至2012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快速启动基金，并在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然而，“绿色气候基金”启动资金仅筹得93亿美元，直到去年的利马大会期间，基金总额才勉强超过100亿美元，与协议要求相去甚远。

充裕的资金是实现低碳转型的前提条件。托马斯・斯邦塞坦言，目前巴黎气候大会的挑战主要就是融资：发达国家是否会继续提供资金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质疑发达国家筹措资金的意愿，发达国家则希望发展中国家也要出资，法国要想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督促发达国家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难度可想而知。

意识到“绿色融资”不能完全寄望于空头支票，法国希望寻找一些新的融资方式。法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相关人士告诉《南风窗》记者，巴黎气候大会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参与“绿色融资”。为此，法国已先行一步，如法国政府要求法国开发署提供的资金中至少有50%用于能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发展项目。去年，法国开发署还发行了10亿欧元的10年期“气候债券”，为气候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毫无疑问，这些融资有利于遏制气候变化。但驱动这些投资的主要因素是利润，而不是环境恶化，因而要想吸引风险投资基金加入出资行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篇8

目前，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具有强制性量化效应的只有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它的第二承诺期即将于2020年到期。

按照期望，一项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应于巴黎大会达成，成为2020年后唯一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也将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新的核心。

然而，从2012年5月开启新一轮谈判至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0多个缔约方虽然已开展10轮磋商，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有着难以消弭的分歧：它们主要表现在减排责任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等问题上。

《t望东方周刊》日前就联合国气候谈判的目标和实质、中国应对气候谈判的态度等问题，专访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这位经历多次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专家，还曾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首先是19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又有多个因素，如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农业问题、林业问题、科技问题及多种产业的问题等。如果把这些都作为变量，假如能把上述目标写成一个显式的目标函数，就可以用求极值的办法，求得一个最佳解。”他对《t望东方周刊》说。

“可惜，我们写不出这个函数来，也无法求得最佳解。”他认为，“在这样一个需要全人类面对的复杂问题上，求得共同的相对好结果，需要人类的智慧。如果人类不能表现出应有的智慧，大家都要输。”

“大家都输意味着灾难，是输不起的;一部分国家输，另一部分国家赢，也是谈不成的。国际气候谈判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合作共赢。”杜祥琬总结说。

吵完架，还得握手

《t望东方周刊》：距离巴黎大会还有不到1年时间，现在抨击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你如何看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实质？

杜祥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已开了20年，谈判有进展但无突破。人们对此表达不满是很自然的。困难在于：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主观上缺乏承担责任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大幅度减排，不仅要节能，而且要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之低碳化，这一点客观上并不容易。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困难的性质不同，但都是要花费一番力气的。

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分歧，但气候谈判却是吵而不崩、斗而不破。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共生在一个星球上，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全世界的永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的福祉。因此，大家有着现实的和潜在的共同利益，吵完架，还得握手，坚持不懈谈下去，争取达成建设性的成果。

因此，尽管有的国家缺乏诚意，但190多个国家参加的气候谈判，总体上是认真而责任重大的全球性努力，不应将其视为“闹剧”。何况也取得过有意义的阶段性成果，如定量限制发达国家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就很有建设性而且来之不易。

尽管不排除有人想以“低碳”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以减少化石能源的温室气体和污染排放为特征的低碳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是：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控制气候变化的不良发展，避免超出气候承载力范围，避免走到发生气候灾变的“临界点”。以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路径，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气候谈判的目标，在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气候制度，在公约的原则指导下，明确各缔约方的义务和责任，就这一制度的安排达成协议。

有限目标、突出重点

《t望东方周刊》：达成新协议应该有怎样的路径？

杜祥琬：气候谈判应该是一个促进各方建设性达成全球气候制度安排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如何走向良性循环呢？我们建议，关于2020年后协议的谈判要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抓住3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以增强信心，然后逐步补充和完善。

首先，先发达国家率先作出积极的绝对量减排承诺。世界上有一批国家在经济、社会、福利、科技、教育等方面先发达了，他们也是碳排放的首先贡献者，“先发达国家”这个概念是客观成立的。为了启动良性循环，由他们作出率先的表现，作出大幅度绝对量减排承诺是公平合理的。

其次，发展中国家也根据各自的能力和发展阶段，在2020年前行动的基础上，采取强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包括中国在内。这样的相互响应、相互看到诚意，就会增加信任，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资金和技术问题上，发达国家要做点实事，这既是发达国家应有的责任和贡献，又可能做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赢。实际上，由发达国家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并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给予”，也有“收益”的一面，它可以促进发达国家自身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点，只要作出适当的安排，也会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更何况这还会增加互信和强化国际合作的基础。因此，在资金和技术的问题上，发达国家要有诚心诚意的作为，有一种站得更高的宏观战略观念。

如果关于2020年后的协议能聚焦以上3点，取得进展作出安排，就会使气候谈判往积极方向发展。而在2015年也有可能锁定一些“早期收获”，达成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尽快向国际社会传递积极信号。

当然，各国作出的总贡献，有可能与控制气候变化（环境完整性）的全球目标有差距。这就需要有一种对各国的“贡献”进行“调整”的机制，例如，各缔约方对各国的承诺和“贡献”进行“审评”，以评估措施实施的充分性。

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按照公约的原则，确定审评的安排和规则，对做得差的提出批评，要求它作出“调整”。关于审评规则细节的谈判，可在上述三项安排确定后进一步细化，在后续的谈判中完成。这种“审评”和“调整”无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还是道义约束力都是有意义的。

对气候谈判路径的上述理解，体现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也体现了既积极又现实的态度。先在有限方面达成结果，再进一步细化、落实、改进和推动，达到合作共赢。这不仅对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对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美国的发展方式无法复制无法推广

《t望东方周刊》：现在国内也有声音认为，我们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上的态度还不够强硬，你如何看中国参与这个谈判的原因和动力？

杜祥琬：我曾参加中国专家与美国智库的一次对话，提过一个观点：如果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年人均能耗都像美国人那样，就需要四个多地球才能满足，所以美国的发展方式是无法复制、无法推广的，美国应该降低人均能耗。美国专家对此表示认可，但制度的制约，使他们难以操作。

基于对发达国家发展数据的分析，我们还得到一个概念：发达国家大致上可分为两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可看作是一类;欧洲和日本是第二类。这两类国家的人均能耗、人均电力、人均排放都相差一倍以上。

中国怎么走？跟美国的路子走显然是走不通的。中国提出了必须转变发展模式，这种转变的压力首先不是来自于国际，而是来自于中国科学发展的需求。中国有限的环境容量、气候容量警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中国能与美国比人均多少汽车、人均多少能源、人均多少电力吗？不能比，这样比中国受不了。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前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主动出台2020年前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强度等三项行动目标的内因。

同时，中国的实际发展阶段表明，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几个大城市的靓丽，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国情，也无法掩盖中国还有一亿多贫困人口的现实。因而，在注重发展质量的前提下，经济总量仍必须继续增长。

为此，即使努力节能和提高能效，总的能源消耗也还会有所增长，而中国能源的天然秉赋是以煤为主，尽管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但要让煤炭消耗量见顶并开始下降，还需要时间。因此，中国要实现2020年前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强度等三项目标，是需要付出非凡努力的。我们需要让世人理解中国节能减排的诚意和迫切感，也要让人们理解现阶段的实际困难。只有克服这些困难，实现经济-环境双赢，中国才能健康发展并迈向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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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 原因 影响

导致气候发生变化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地球系统的自然变化规律，即周期性的冷暖干湿变化，从季节尺度到几十万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变化；另一个是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最近50年的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而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非常巨大，它可以改变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威胁，从而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也引起了政治家和公众的关注。所以，全球变暖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公众和科技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但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如果把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那么我们的认识就过于简单化了。我认为，气候变化不仅是科学问题，也不仅是技术问题，同时也是经济、社会、政治、外交，乃至于国家安全问题，十分复杂。

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温室气体和土地利用状况的改变。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有六类，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和其他一些氢氟碳化物等。其中，二氧化碳的增温效应占温室气体总效应的六成左右。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方工业革命。中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由于二氧化碳一旦排放到大气中，具有长达50年—200年的生命期。目前的全球变暖，是二氧化碳累计排放作用所导致的。据统计，1750—195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总量的95％；1950－2002年，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累计排放量的77％。发达国家在其20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地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承担主要义务；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量少，当前人均排放量低，属于生存排放，其首要任务仍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

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组织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相继开展了四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今年2月正式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对气候变化成因问题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系统的变暖是不争的事实。气候变暖的证据，不仅来自大气圈，即近百年来全球地表温度上升了0.74℃，而且也来自水圈和冰冻圈，海平面也在上升，北半球的积雪面积在急剧减少。

我国气候与环境变化

2006年是我国自1951年以来最暖的一年。从1986－1987年冬季开始，我国已连续经历了21个“暖冬”。同全球平均一样，最近100年以来，我国的气温也是上升的，平均上升了0.5℃—0.8℃。

我们再看一看我国降水量的变化。整体说来，我国的西部和华南的降水是增加的，华北、东北大部降水呈减少趋势。华北大部地区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华南与西南地区每10年增加20－60毫米。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的一部分地区，干旱趋势非常明显。2006年夏季，重庆遭遇了百年一遇特大伏旱，四川出现1951年以来最严重伏旱。6月1日－8月21日，重庆、四川平均降水量为345.9毫米，是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小值。除了温度和降水之外，强台风发生的频率增加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登陆我国的强台风出现频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不到20％，增加到21世纪初的35％左右，几乎翻了一番。2006年8月10日，超强台风“桑美”(SAOMAI)在浙江苍南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7级(60米／秒)，为百年一遇，是建国以来登陆我国大陆最强的一个台风，比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登陆美国时中心最大风力还强。

本世纪以来，我国北方的沙尘暴也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2006年春季共出现了18次沙尘暴，其中强沙尘暴过程5次，为2001年以来最多。今年春天北方沙尘暴比较少。我要特别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科学看待沙尘暴的问题。我认为，沙尘暴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现象。中国是一个受季风气候影响的国家。什么叫季风影响呢？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夏天的盛行风由海洋刮向大陆，为大陆送来了丰沛的水汽和热量，带来了降水。冬天，冷干空气从北方，从西伯利亚向南推进，狂风卷起了沙尘，带来了沙尘暴。这历史至少有1200万年。大约距今七八百万年前，青藏高原迅速隆起，我国西北地区变成了干旱地区。打开地图看，南北纬30度都是沙漠，但是我们江南这块地方，由于季风的作用，变成了一片沃土。那么反过来，到了冬季，冷空气(冬季风)过来，带来大量的沙尘，重颗粒沉降，沉降到黄土高原，面积将近70～80万平方公里，厚度最厚达到1000米，时间跨1200万年。细粒物质继续向海洋方向输送，很细的物质到了高空5千、6千、8千米的地方，在太平洋上空形成了云凝结核。其中的矿物质沉降到海洋里，成为浮游生物的饵料，经过从浮游生物、小鱼、虾、大鱼的食物链过程，最终变成我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这个自然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你我都无力改变这个科学事实。所以，沙尘暴的形成源于自然过程，不可能根除沙尘暴，人类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改善环境，局部优化环境，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沙则沙，这就是我的观点。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优化环境，一方面要理解沙尘暴形成的原因，以及大自然固有的规律，切莫逞强蛮干，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

篇10

关键词：气候融资；管理体制；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X196

一、气候融资的内涵和范围

因气候融资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首先我们应明确气候融资的根源及其定义。

（一）国际公约和谈判进程是气候融资的基础

气候融资的确切定义和治理机制在国际社会仍然处于讨论、探索和演变之中，给确切界定中国气候融资的范围和讨论资金管理的体制带来一定困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及其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和成果是建立国际气候融资和资金治理框架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在公共融资方面（见表1），1992 年通过的《公约》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融资机制建立了重要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议定的增量成本”（《公约》条文4.3），以帮助后者从一个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轨迹过渡到一个低排放的、气候适应型的经济发展轨迹；作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金机制，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有力地支持了公约的实施。

在市场融资方面，1997 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和随后的多次缔约国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COP）达成的一系列共识和决定成为建立气候融资基金机制的基础。《公约》规定了附件一国家的减排义务，这些目标大部分成为《议定书》下确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1]。2008 年各缔约方向《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AWG-LCA）提交了履约资金应该是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之外的额外资金的意见，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的承认。根据 2009 年《哥本哈根协议》，发达国家承诺2010-2012 年提供300 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并在2020 年实现每年10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目标。2010 年坎昆会议不仅确定了这些内容，还决定建立“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公约》资金机制之一，管理这些资金的应用。截至目前，“绿色气候基金”已经决定落地韩国，其管理和治理架构正在建设当中，随着管理体制的建立和资金的逐步到位，该基金将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最主要的国际气候融资平台。

在过去的几年里，气候融资的渠道和数量在不断增加，这同时也增加了受援国使用这些资金的一些具体挑战。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工具和体制去监督报告资金来源、使用及使用效果，给未来相关资金的筹集带来不利影响。随着许多现行基金和资金机制将会出现新的变化，绿色气候基金框架的建立及其治理体系正成为国际气候融资问题关注的焦点。

（二）中国气候融资和资金需求的定义

结合《公约》和扩大的气候融资定义，考虑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采取的一些实际行动，本文所讨论的气候融资界定为应用于减缓和适应项目并直接产生减排和适应成果的资金。从来源上看，它应该包括国家公共资金、国际合作资金和广泛的资本市场。

从资金用途上看，根据中国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以及目前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确立的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和目标，应该包括：

第一，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新能源发展、淘汰落后产能等减缓气候变化活动的资金投入；

第二，农业、森林、水资源、更具气候适应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人体健康等领域采取的适应气候变化活动的资金投入[2]；

第三，支持气候变化应对技术研发和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方面的资金投入；

第四，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气候变化相关国际合作的资金投入。

充足的资金投入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保障。继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的2020 年GDP 碳强度比2005 年水平下降40%～45%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后，中国政府又确定了“十二五”时期碳强度将比“十一五”末下降17%等阶段性系列目标。

为实现上述减排目标，同时增强各领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政府需要引导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指出，要实现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2010-2020 年总共需要新增投资大约10 万亿元人民币[3]。目前已有多个研究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需求进行了测算（见表2），虽然各研究对中国未来能源和经济的发展形势、以及对低碳情景的设定不尽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实现预定的碳减排目标对中国意味着大量新增的额外投资。

从这些研究机构对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近期和中期目标所需资金的估算可以看出，潜在的资金需求量巨大，各机构的估算也是差异较大；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机构，对中国目前和未来在适应方面的资金需求都没有能够做出相应的估算，一方面是由于适应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整个国际社会对适应问题的理解和界定仍然缺乏深度。事实上，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产业方面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仅就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需投资约2.7万亿元[5]。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中国政府也给予了大量资金投入。例如，为加强天然林保护，中国在过去十年间投入1078 亿元，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6]。在未来，要实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目标，需要拓展资金来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利用公共资金和市场的力量，撬动更多私营资本共同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

另外，还要对资金投入的领域和方式进行统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最适宜的资金规模实现最大程度的减排目标及增强适应能力。

二、中国气候资金管理现状和存在的挑战

本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气候融资治理体系的现状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具体内容如下：

（一）现状

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中国政府一向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制定了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并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中把应对气候变化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明确强调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要求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目前，中国气候融资资金来源主要有国际合作资金、国家公共财政资金、金融机构及私营资金、碳市场融资⑦四种主要方式。财政资金作为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是我国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资金来源。

财政预算内资金的分配去向是基于已有财政支出科目来确定的。中央财政支出科目分为三级，其中类级科目综合反映政府的职能活动，款级科目反映为完成某项职能所进行的某方面工作，项级科目反映为完成某方面工作所发生的具体支出事项。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相关规划和工作部署（见图1），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一些方面的工作，这可以在中央财政本级支出科目中得到体现（见表3）。其中，中央增加了节能监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和基本建设等支出，使得决算中的污染防治、能源节约利用科目均超额完成预算，增强了减缓行动力度。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某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安排在科目中出现了交叉，或并未在科目中有明确体现。

为补充中央财政资金的不足，国家还设立了多项政府性基金（全国政府性基金、中央政府性基金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如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南水北调工程基金和森林植被恢复费等。财政预算外资金独立于预算内资金，因而这些支出安排未在财政科目中直接体现出来。

目前，中国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主要有：通过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建立落后产能淘汰机制，支持气候变化的监测、评估、研究工作；安排财政资金对某些行业进行技术改造；通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节能减排支出为经常性支出，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财政支出手段支持节能减排项目；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支持节能减排企业和项目的发展、农业基础设施节水改造、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加强海洋气候监测等等。这些资金通过不同的分配工具，在国家财政科目下，被上述各主管部门从不同渠道分配至各个具体活动和项目，从而发挥其功能（见表4）。

中央财政近年来在气候减缓方面规划了大量预算，并保证财政投入稳步增长。从全国财政角度来看，2007-2011 年在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年增长率高于25%，大大超过GDP 的平均增速。稳定的财政投入是“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能源强度降低目标的重要保障。根据2011 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十二五”规划期第一年，全年中央财政的节能环保支出达到1623 亿元，主要用于节能减排方面，包括鼓励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重点节能工程建设，推广成熟先进节能技术；加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力度；以及推进新型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加强建筑节能改造。2012 年中央财政预算中的节能环保项预算为1800 亿元，在2011年实际投入金额1600 亿元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减缓而言，适应相关的项目带有更鲜明的公共性，财政投入所占比例更大，也更为分散。通过专项资金、财政补助、补贴和对地方转移支付各种途径，中央财政实施了多项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城市增强适应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投入量非常巨大。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长远考虑，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国家的减排和适应目标，需要建立一个能有效结合财政政策手段与市场手段的框架和长效机制。公共资金作为气候变化融资的一个主要来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来自金融市场、私营部门和碳市场的资金，作为公共资金的补充，渐渐成为气候变化融资的重要来源。

（二）存在的挑战

从中国情况看，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制造业大国、人口大国，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实现中国政府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的承诺，还面临着许多管理体制和工作措施上的挑战。

第一，缺乏统一的公共气候资金管理机制或总体协调机构。目前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各类型资金审核和管理部门分散在各个部委，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对气候融资进行统一的监测和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对口部门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气候司，作为司局级部门，与其他各部委的决策层次不同，在统筹和协调相关项目安排、调度财政拨款和外来资金、协调资金分配及使用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第二，现有资金投向领域分散，未能集中体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根据减缓相关的规划、目标、重点领域，目前财政科目对应减缓相关工作有较好的反映，适应方面仍处于相当分散的局面。整体而言，财政欠缺气候变化科目，不能直接和充分反映出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和“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的目标任务，与国家战略目标不相匹配。

第三，气候融资市场监管体制和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绿色信贷、碳排放权交易等气候融资政策及市场工具还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撬动更多私营资本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流动。目前国家缺乏对企业和项目的节能减排信息进行统计和监测，金融机构还较难将企业/项目的节能减排效益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并根据相应的信息给予项目资金和政策支持。

第四，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中的下一个角色还未清晰，相应的融资协调机制和监管统计体系尚未完善。国际合作可以带动国内更大的资金流，更多利用市场机制撬动私人资本投入；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南合作”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国际市场机遇，对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角色和制度的不明确可能会阻碍中国获得更多的市场机遇和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第五，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减缓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和资金支持方面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这与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并重的目标不符。由于适应领域很难在短期内给予投资者带来显性收益，目前大部分的气候资金都投向减缓领域。中国在适应方面的资金投入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及国际赠款，投入资金量明显不足并未能更大规模地撬动私人资本投入市场。适应气候变化的因素也还未明确纳入城乡发展蓝图，城乡发展面临的气候风险未获得充分保障。针对中国的实际，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充分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和完善气候融资管理体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增加资金供应量，拓宽对外合作的领域，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保障上，确保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取得新进展。

三、建立和完善中国气候融资管理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在借鉴国际经验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为完善中国融资管理体制和机制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中国发展气候融资管理体制机制的两个情景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着眼于改进中国气候融资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议了以下两个情景，供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和其他关键国家部门参考：

1.近期改进情景

改进情景是指在中国已经开始实施的行动及“十二五”国家规划中已经明确了的体制和机制安排基础上的进一步改善，包括：在目前现有的管理体制设置下，建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小组提出清晰的中国气候融资总体目标及规划；建议改善和优化气候资金管理及使用部门的协调机制；建议财政部设立气候变化财政科目并设其各项子科目，明确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财政资金安排，设立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建议尽快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工作；建议国家设立国家气候基金，明确财政部或国家开发银行为其管理单位，发挥国际国内气候资金的协同效应；建议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基金，安排国家发改委气候司主持和管理。

2.中长期的创新情景

创新情景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纳入政府部门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些行动，包括：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气候变化法》和完善的气候融资管理办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组织管理气候融资的相关部门及其具体职责；建议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远期规划中新增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立气候变化和能源部级机构或直属局；并设立国际发展署专门负责（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合作；建立气候资金的统计、评价和监测体系；制定有关气候变化资金的绩效评价方法和工具；在国家气候基金的基础上组建或设立专门管理气候融资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如中国绿色投资银行）并增加其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融资及投资功能，为中国绿色投资的长期发展服务；建议组建成立碳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地位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地位应结合以下两个方面：

1.顺应中国战略转型，提升气候融资的决策高度

建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加快制定完善的气候融资管理办法，加强气候融资机构的管理，设立清晰和系统性的气候融资管理和政策框架，明确气候融资的主管单位，实现资金统一监管、有效使用。

第一，改善和优化资金管理部门协调机制；出台气候变化法律以明确组织管理气候融资事宜的机构地位和具体职责，保证以事权为基础划分的机构职能和管理权限。

第二，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远期规划中，建议新增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立气候变化部级机构或直属局，履行综合管理国家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职能，负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实施、资金的统筹管理和相关方案、项目的执行。

第三，强化“碳减排”和“适应效果”在气候融资的决策、判断、监督、评估中的关键地位。把“碳减排”和“适应效果”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合作的管理体系中，在国内投资、海外投资、援助、合作过程中设立气候要素标签，作为项目选择和评估的重要依据。

2.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努力引导国际合作资金与国内气候资金相结合并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资金的协同效应和最大化资金的使用效果，是中国广泛开展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目的。建议国家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升到国家的国际战略；建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协调政策性及商业银行尽快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扩大对外宣传、疏通对外融资渠道，专门负责引进国际资本支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第一，为促进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进程，承担好气候资金的出资者和受援者的双重角色，建议设立国家气候基金。引导国际资金与国内财政资金相结合支持气候变化领域的减缓和适应项目，统一进行监测和评估，并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定期通报国际气候资金的运用情况，为国内气候融资提供参考。

第二，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远期规划中，设立国际发展署专门负责（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合作。独立的国际开发署将在协调多个政府部门、制定对外援助计划、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国家软实力、保障资源环境安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搭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建议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会商G20 集团中其他成员，参与并动员国内相关金融机构参与现有国际合作平台，例如G20 集团目前已经启动的政府—私营部门有关增加气候资金、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全球绿色增长行动联盟”。以吸引国际投资流向中国，并同时充分利用相对中性的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中国国际合作的全球战略目标，同时促进G20 成员国之间的技术互利和减排义务的分担。

第四，规划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建议加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战略性、前瞻性工作部署，建立清晰的指导原则，理清需求和资金的关系，确切了解达成目标的成本。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规划，出台相应配套政策和措施，设立相应协调机制，选择重点合作国家和重点合作领域，集中资源开展合作。可考虑首先重点开展与周边国家、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的“南南合作”。

（三）完善气候融资的管理监督机制

完善气候融资的管理监督机制包括，实行气候资金统计、监测及绩效评价的机制，设立气候变化国家财政专项科目和专项资金，撬动更多私营资本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积极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融资机制试点工作。

1.实行气候资金统计、监测及绩效评价的机制

国内财政资金中还未列入专项的气候变化资金，国内金融市场及私有部门投向于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也未有相应的统计制度。国际资金中目前除了来自国际碳市场的补偿资金可核证与监测外，国际金融组织的多边贷款、国外私有部门的投资等资金都未进行相关的统计，不利于我国对国际气候资金的监测、核算与管理。

国家财政对应对气候变化投入了大量资金，各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也给与了相关配套资金。要有效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衡量其对节能减排指标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就需要对资金的使用绩效进行评价。目前中央层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办法。

第一，建立气候变化资金相关的统计和监测体系，能够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并更合理地配置资金，实现各分领域的发展目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二，建议财政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框架下，制定有关气候变化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专门指导方法，建立统一明确的资金绩效评价机制。

第三，目前在节能减排和低碳产业发展方面的财政投入已经实现了快速地增长，未来应当继续优化财政资金的投向，尤其应当注重对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示范带动等方面的投入。

2.设立气候变化国家财政专项科目和专项资金

进一步强化国家财政支出对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导向功能，加大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建议财政部会同相关气候资金管理使用部门，讨论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专项科目并明确子科目，创新财政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机制，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在目前气候变化资金大多投入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对适应领域和其他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更明确的投入。

第一，建议财政部设立应对气候变化财政专项科目，并从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和海洋管理事务等财政项目中，将隶属于气候变化领域下的科目归口；适当增加对应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科目。

第二，建议财政部创新财政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机制，并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增设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考虑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要求，建议国家财政规划适当比例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用于此专项，明确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每年拨付占可支配收入3%～5%的专项资金，作为国家和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刚性支出，纳入气候变化专项基金的管理，由发改委作为气候融资主管单位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管理，加强检查和监督，并上报上级政府备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每年组织专项抽查和评价。

3.撬动更多私营资本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私营资本是气候融资的最大来源。其中，绿色信贷政策和碳市场建设是现阶段撬动金融及私营资本的两个重要工具。

银监会目前已完成绿色信贷指导目录的设计并将在近期公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积累了多年开发绿色信贷的经验，但对公共资金的放大效应却仍不明显。建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等部门提供激励政策，提高商业银行提供绿色信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刺激绿色信贷的发展。

第一，加快环境和气候风险评级标准制定，为金融机构选择项目时提供环境和气候风险评估，以及信贷管理政策指导工具，提高绿色信贷措施的可操作性。建议银监会会同发改委、环保部、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建立企业/项目节能减排信息库，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向银行提供企业节能减排信息查询服务，使得银行金融机构将节能减排效益作为授信程序中重要的考量指标。

第二，设立绿色信贷担保基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公共资金为银行的节能环保贷款提供第一损失的担保，以鼓励银行开发更多的支持节能减排的项目。

第三，建议财政部和发改委对绿色信贷的融资资金进行贴息（1%～3%）并支持其形成绿色信贷产品，提高金融机构的收益率，从而扩大绿色信贷的规模。

京都议定书确定的碳市场机制不仅推动了节能减排技术和项目的发展和实施，并为其带来了可观的资金支持。中国已基本形成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但是，目前还没有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建立碳市场的专门性法律，缺乏实施碳交易的法律保障。建议国家发改委在建立全国性碳市场的探索过程中，考虑以下几点内容：

一是加紧研究颁布明确碳排放权有偿取得和排放交易的法律，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证管理、排放权配额分配、拍卖和排放交易等法规，规范碳市场的交易行为。

二是排放权配额分配要兼顾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参考 EU-ETS 的配额分配原则，不同的地方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基础的差异应体现在排放总量的差异上。因此，各地方应具有较大的主动权设立本地区的排放控制总量和参与交易的产业、每个企业的排放配额等。受控排放源选择上应采取分阶段递进式，以确保体系建设计划的顺利进行和市场向低排放的平稳过渡。

三是开放的碳市场能带来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为所有减少的碳排放和增加的碳排放订立统一价格，有助实现以最低成本达到指定减排目标。参考EU-ETS 有效连接各国的碳市场，中国建立可互相交易的区域性碳排放市场，使中国的碳价格趋向统一。在制定国内市场机制时，交易单位应符合国际标准与规则，并采纳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与统一测量、报告、核查标准，与不同碳市场和市场机制接轨，可以为日后连接国际碳市场奠定基础。

四是国家信息通报作为一项国家履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是 MRV 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与国际MRV 机制相衔接，也将为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依据。尽快完善MRV 的技术支撑平台，包括登记注册系统、交易系统等硬性平台和排放数据监测报告核查指导手册等软规范。

4.积极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融资机制试点工作

目前，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活动和资金安排是分散在各个相关部委的，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统一部署和各部委的协同推进。因此，国家发改委目前着手制定《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和试点方案》，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总体战略部署，将形成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战略和工作方案，选择13 个省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示范试点工程，以点带面扎实推进，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工作。针对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相关建议有：

第一，建议国家发改委尽快出台《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和规划》用以指导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活动，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投入，安排主管机构并归口、筹措相应资金。

第二，建议国家发改委协调科技部、气象局等相关部委开展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与风险分析，评估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持续升温情景对各领域和区域的综合影响，并开展我国部门、行业、区域适应理论与方法学研究，开发适应决策支持系统，评估适应资金与技术需求，为开展相应工作提供技术基础。

第三，建议国家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城乡发展蓝图，在城镇和基础建设的选址、规划、设计过程中加入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考虑。在评估城市表现时，加入对气候变化抗御能力的指标。

第四，建议国家发改委尽快出台并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13 省份试点方案。方案应从符合当地实际的特点的气候变化适应具体项目入手，在涉及领域、适应方式、资金的来源和投入、适应成效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努力体现“一省一策”的个性化特点，及时总结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四）实施关键措施的一些具体建议

实施关键措施的一些具体建议是：建立国家气候基金及其主管单位，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基金以及设立碳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

1.建立国家气候基金及其主管单位

为提高筹集国际气候资金总量，统筹管理国际合作资金，引导流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并带动更多国内资本投入，应加强对相应资金的管理，建议设立国家气候基金，打破目前专款专用的形式，引导这些资金与国内财政安排的资金相结合，支持国内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统一进行监测和评估，向国际社会公布MRV 信息。建立国家气候基金，帮助筹集和分配资金，有利于统筹安排国际国内同目标的资金，发挥资金的协同效应，更经济地开展实现国家减排目标的活动。

除参考《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外，结合该基金的主要功能，考虑其管理体制设置，给出以下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在近期内，根据基金的资金来源属性，该基金可由国家财政部负责管理，或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后者具有丰富的管理国际资金和政策性项目的经验，可以融合公共、私营和来自国际的多边、双边资金共同用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项目，发挥资金的协同性。在中长期内，该基金可托管于新成立的气候融资开发性金融机构，或由后者直接融合该基金的功能。

第二，组建基金指导委员会，对该基金的管理、监督和资源分配评价负责。委员会成员可以来自政府、国家经济和政策性开发银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科学界等领域。委员会需提供年度预算提案和工作方案，并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公布；基金的金融主管单位负责资金的集中管理、分配和评估。

第三，该基金可有赠款和贷款两种形式的援助。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管理；项目赠款可以由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管理，项目也可依照机构职能经由这两个机构和其他国家部委执行。所有的项目活动将由指导委员会批准后执行。资金的接收者负责准备年度执行报告。

2.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基金

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南南合作”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战略所要求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增强了受援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为中国争取了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立场和气候变化领域相关产业的广阔市场，实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赢。建议国家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资金，逐渐扩大其融资来源和分配渠道，为充分开展相关工作、加深工作力度和广度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

该基金的来源和用途可以考虑为：

（1）资金来源。该基金的资金来源为财政预算、私营资金、费用征收和国际资金几种。2011 年，国家新设立了“南南合作”专项经费两亿元用于能力建设和节能产品赠送等项目；建议每年新增一定量的（比如5 亿）人民币的专项经费纳入到“南南合作”专项基金中。基金通过引导和鼓励多样化渠道的技术输出筹集部分资金。该基金还可以向参与项目的相关技术提供方收取一定的咨询费用用于相关技术平台的建设。最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执行的气候变化项目，还可以从国际气候融资框架中寻找一部分资金支持。

（2）资金用途。此专项基金目的在于提高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除应用于促进节能减排气候友好的技术转移外，还包含提升受援国的防灾减灾等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能力建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规划、资源调查、技术咨询等服务，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准备《国家适应行动计划》（NAPA），协助发展中国家科研界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有关工作等。“南南合作”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可主要为国别交流与合作、国际科技合作、适用技术转移、适应能力建设、人才交流与培训等。

3.设立碳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已经在 2012 年初启动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7 个地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将在“十三五”期间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碳市场。在此基础之上，建议设立中国碳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碳监会），在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监督管理全国碳交易市场，并设立地方碳交易监管部门。碳监会将主要履行以下几项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