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研究范文

时间:2023-12-22 18: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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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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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轻重缓急优先保障社会救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救助、医疗保险、灾害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内容,分别实现不同的保障功能。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安全网”首先是针对贫困所建立的社会保障,消灭绝对贫困现象是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分轻重缓急。其中,包括低保、五保在内的社会救助是保障农民以及特殊人群基本生存权利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应当优先予以考虑。同时,当前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相对突出。“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针对这种现象则要给予医疗保障足够的优先地位,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三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控制医疗成本,提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当前,农民就医的费用和成本较高。有效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是保证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农村基层卫生网络的建设是保障成本控制的方面。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改善基层卫生服务设施,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合理引导农民就医选择,减轻不必要的医疗负担;探索有效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有效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医疗机构诱导需求和过度供给问题;引进竞争机制,建立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消除定点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考核、管理体系建设,采取综合措施有效约束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规范新农合药品目录、制定诊疗规范,限制就诊价格、加强处方监管,促进合理用药、合理诊疗;推行信息化建设,实施网络监控、动态跟踪和预警控制,提高管理能力和内部运行效率,有效降低筹资、运营和管理成本。

四要提高统筹层次,增强互济功能,推进农村大病医疗保险,降低农民因大病致贫风险。现在农民最怕的就是大病,大病对农民的医疗压力最大。《2008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住院病人平均医疗费用为4,973.8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140.4元。大病的风险最大,据专家研究,农民医疗费用如到个人年收入的70%,就可能因病致贫。推进大病统筹体现了农村合作医疗的互助共济特性,增强了农村居民应对巨大疾病风险的能力,有效化解因病致贫风险。推进大病统筹,提高保障水平,大病的省级统筹最关键。提高统筹层次,可以分散风险、增强互济功能,提高保障水平;有利于加大基金调剂,减少区域差异,促进社会公平;可以减少管理环节,降低管理风险。在推行省级统筹的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市县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责任分担机制。

五要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区别对待,让完全市民化了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居民社保体系,率先实现农民工社保的城乡一体化。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经济的体制之外,城市“取而不予”,企业“用而不养”。为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这一群体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第一,对完全市民化或城市归属意愿强烈或有正规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直接纳入城市社保体系。比如那些已经成为城镇私营业主的农民工,他们早已熟悉城市生活,融入城镇已经相当容易,市民化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成本较小;新生代农民工淡化了对乡土的认同,并尝试去认同城市社会,并且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不再适应农村生活,具有十分强烈的城市归属感。第二,对回流性强的农民工,要保障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在以较低标准和流动账户来实现回乡后的保险转换。例如,对老一代农民工,其进城务工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且他们的观念仍然是典型的传统农民思维方式: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土地是最根本的保障,因而回流性很强。第三,对一般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可设计“便携式”个人账户,降低参保门槛,建立社会统筹部分随个人账户转移的制度,提高参保积极性。

六要理顺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探索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与融合。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分属多个政府部门管理,存在职能的交叉,形成了“多龙治水”的格局。比如,低保、五保等社会救助工作归属民政部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归属卫生部门管理,社会养老保险则又归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此外,农业、扶贫部门也分管不同保障制度。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医疗保险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因而,这种多头管理、多种制度框架的格局,不利于保障资金统一管理和使用,而且还会形成重复参保与低效率的现象。在分治格局下,在外务工农民工、在外的农村学生不仅要参加当地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而且还有可能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就造成了重复,甚至还会形成部门间争夺参保对象的现象。在医疗保障方面,涉及到人保部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卫生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民政部的医疗救助。当前大部分农民工被纳入到农民新型合作医疗的制度框架下,按照“原籍参合、原籍报销”的办法,农民工有可能成新农合普惠的盲区。如何实现部门问的协调、制度间的衔接显得十分重要。这里,要加强部门之间在财源、信息和管理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探索制度问的衔接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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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用工需求的扩张,社会化用工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用工方式。如何管理企业社会化用工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文章通过对企业社会化用工现状的讨论出发,研究企业社会化用工的社会保障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以A公司实际为基础,对于解决企业社会化用工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

社会化用工;社会保障;社会保险

1企业社会化用工的研究背景

社会化用工,就是在法律保障下的社会性就业。具体就是派遣公司将本公司的具有某种技能的签约员工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从事劳动工作,并受其命令,指挥。这些社会化用工团体已成为企业生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化用工在我国企业中十分常见。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出台以来,社会化用工比例更是出现了大幅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社会化用工概念初次引入中国,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社会化用工的引用为企业降低了用人管理成本,同时刺激了就业,使就业渠道变得更为灵活,符合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在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化用工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社会化用工的理论与实际研究不论是在深度或者广度上都存在着不足。目前我国社会化用工方面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仅仅在《劳动合同法》的部分章节中对其有相关规定。所以,进行企业社会化用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社会化用工的社会保障现状入手,结合A公司现状及调查数据,深入分析我国社会化用工中普遍存在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2企业社会化用工的社会保障现状

社会化用工中存在三方主体:派遣公司、用工单位(企业)、社会化用工个体。因此,其中存在着多个劳动关系。同时劳动者的雇佣与使用相分离,这种“雇用分离”是社会化用工最主要的特征。社会化用工的存在与发展其独特的理由。首先,对于劳动者来说,可以享有正常的社会保险待遇;其次,对于用工单位来说,社会化用工改变了传统的人才管理方式,使用专门的机构进行人才的雇佣,管理,节省了企业人力成本,从而使企业有更多的精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与员工的人事劳动纠纷。在此以A公司为例,介绍一下A公司的社会化用工现状。A公司为股份制公司。社会化用工个体中,劳动者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差异大,从事不同工种,一般从事机械操作等工作,因而多数并不了解社会化用工,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了解程度不尽相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沟通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由于部分派遣劳动者文化程度不高,对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知识了解不够充分,对于辞职转岗的规则不清晰,导致员工去向不明,使正常工作进度拖延,企业的部分生产不能按照计划进行,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多个派遣公司签订了合同,时间多为短期的,约在年初派遣公司会到企业与社会化用工个体集体签订劳务合同。A公司的用工体制以自雇员工为主,社会化用工个体为辅,所占比例在11.5%左右,以不同工种的不同绩效方式计算工资,在基本的保险制度一致的前提下,社会化用工个体在福利待遇,企业年金等方面较自雇员工有所不同。

3企业社会化用工的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化用工中存在的问题:在宏观方面。第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灵活性不足。社会化用工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其来源、动向、技能都不相同,流动性也较强,而且其法律意识也较欠缺,有鉴于此,建立长久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困难。故而很难要求企业做到“同工同酬”;第二,社会立法不够完善,导致权责不明确,劳动者难以维权。在微观方面。第一,对企业来说,很难保证同工同酬。用人流动性较大,不利于企业稳定,并且管理一般都比较不明确,法律主体不明;第二,对派遣单位来说,由于我国关于派遣行业监管力度缺乏等原因,派遣单位往往少缴纳或者不缴纳社会保险,这样不利于劳动者正当权益的维护。对于劳动合同解除时的劳动纠纷,大多数的派遣单位也很难调解;第三,对劳动者来说,文化程度不同,法律意识模糊。发生纠纷时,无力处置,迫于被解雇的压力,多数不了了之,维权道路艰难。同时,社会化用工个体入工会率低,参与工会可以获得较为专业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劳动的正当权利。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归纳而言就是: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行业发展不规范;社会保险的宣传力度不足;维权制度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

4解决企业社会化用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相关建议

针对解决企业社会化用工的建议,以下将从宏观及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宏观方面。第一,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促进派遣公司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优化行业结构,促进行业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第二,完善薪酬制度,加大对于企业同工同酬问题的监督力度;第三,加强对社会保障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与维权意识。在微观方面。第一,对于用工单位来说,企业应当选择正确的用工方式,实现“同工同酬”。从社会整体来看,用工单位应当选择有资质,有规模的派遣公司,对建立了合作关系的派遣企业,用工单位要以合同履行管理为基础,与之加强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并相互监督,树立保障社会化用工群体合法权益为底线的“三方共赢”理念。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劳动纠纷。并且要制定正确的用工体制,定岗定薪,针对不同工种计算不同的绩效,进行工资结算。减小在福利待遇上的差异,降低企业内部矛盾,企业可以达到降低劳动成本的目的,增强企业灵活性,保障社会化用工个体同工同酬权益的实现;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从社会整体来看,企业应当转变经营者管理理念,营造公平环境,消除不平等,陈旧的观念,营造和谐,公平公正的企业文化,使社会化用工个体得到应有的尊重与认可。对于增强企业凝聚力,缔造良好的企业口碑,获得良好的企业忠诚度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对于派遣公司来说,应当提高行业内部的自律性,明确权责关系,提升行业水平;加强与劳动者的沟通,进行全过程的管理,时刻关注劳动者的工作,心理情况,及时做出调整;并在产生劳动纠纷的时候,为劳动者提供专业的指导,为劳动者谋取更多利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第三,对劳动者来说,应积极参与专业化知识培训,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及人力资源基本知识讲座等活动,提高自身的素质,增强维权意识,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积极参与企业工会组织,在遇到纠纷时,要理智应对,选择正确的维权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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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距离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在大部分地区尚有差距,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国家社会安全网残缺、贫困人群大量存在。许多亚洲国家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如儿童津贴、老年和残疾津贴等。在世界最贫困人口中,亚洲仍占2/3,2009年以前,亚太地区“极度贫困”人口数量达到9亿。很多国家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等关键社会指标多年来几乎未有改善。尽管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了新的财富与经济机会,但收入与非收入指标不平等程度加剧,这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尤为突出。二是社会保险覆盖面普遍较窄、水平较低、公平性较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称,调查显示,亚洲大约有20%的人口无法享受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像印度、印尼这样一些人口较多的国家,其社会保险覆盖面都不足50%。保障给付标准整体较低,且有失公允。如在印尼,人们在政府部门或军事机构服务35年后,退休金相当高,是原工资的100%。相反,普通公民的退休金较低。泰国普通人在服务了35年以后,养老金是最后就业5年中月平均工资的40%。公务人员和军人的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70%~100%。三是政府财政支出偏低,影响社会福利总水平。除日本外,大部分亚洲国家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偏低,这影响了社会福利项目设置和水平。据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份对亚洲各国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比较研究报告《社会保护指数》显示,亚洲各国用于社会福利的平均开支低于GDP的5%,给予失业人口、老人、穷人和残疾人的财政资助平均水平仅达到联合国规定的35%。许多亚洲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则低于此平均水平,这当中包括印度(3.9%)、巴基斯坦(0.03%)、泰国(1.6%)等,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例为6.14%,和韩国、伊朗等亚洲国家基本相当,但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二、工会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推动社会保障提高标准的重要经验

实际上,发达国家工会参与社会保障的一些经验可以为亚洲各国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提供一定的借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已推行到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各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存在很大差异,但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社会保障管理监督中社会伙伴参与的权利,各国工会均作为国家社会保险监督管理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与其他成员共同就社会保险问题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和表决,而这也成为推动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的重要措施,通过法律保障工会以多种方式介入社会保险监管。目前来看,国外工会介入社保管理的经验方式主要为五种:一是工会与政府、资方共同管理。如俄罗斯独立工联,一位书记处书记作为国家社会保险基金会的成员直接参与社保基金管理,一位副主席作为国家强制医疗保险基金董事会成员参与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二是实行工会和雇主的自治管理,通常双方享有平等的共决权。如德国和法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理事会实行“均等制”,即工会与雇主代表人数相同,权利平等。三是以工会为主实施部分社保管理。如丹麦和瑞典工会具体负责失业保险金的管理,包括失业金的征收、发放和失业金领取的人员、数额、时间等情况的确认。四是工会参与社保监督。一般来说,工会都是国家社保监督和评估的重要参与者。如德国通过对等数量的工会和雇主投票参与监督社保机构的资金管理和服务。俄罗斯工会依法监督雇主按时足额缴纳强制退休保险费、按时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提交职工个人登记文件并每月向职工通报社保缴费比例;监督企业在年度结算、解雇员工、员工申请退休、关闭或改组企业等情况下,提供职工缴费证明。五是建立社保专业队伍。多数国家工会都非常重视本系统社会保险专业队伍建设。乌拉圭工会为提高工会的参与能力,充分利用社会上的专家资源,建立了一支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律师、精算师等在内的高水平工会社保专家团队。由于专家们对社保制度的运行了解透彻,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及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大大提高了工会在社保领域中的影响力。

三、几点启发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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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述评

农民工正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使工人队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农民工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还正视不足,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还关注不够。比较分析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现有研究中在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有进行总结的现实需要。鉴于此,笔者采用内容分析的文献研究方法,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滞后的隐患和原因

通过整理分析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征,这集中显现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紧迫性。

第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有人研究发现,只有很小部分农民工有一至两项非均衡的、水平极低的社会保障,而且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其中社会保险各险种的参保率都在10%以下,其余75.2%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1].还有人分析指出,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之外,尤其在失业救助、医疗看病等方面农民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保障待遇和保障机制[2].另有人认为农民工虽然进城创造了财富,但大量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3].

第二,某些地区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做了一定的规范,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但政策执行和实施效果不佳。有人分析指出,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4].另外有人调研后指出,面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位及其对工伤、医疗保险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尝试和制定了一些面向农民工的参保办法,但问题是效果难如人意[5].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这种滞后现状,会导致一系列的隐患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农民工绝大部分处于中低层职业,还面临着失业风险,所以在陷入生活困境时容易铤而走险,从而积蕴社会不安定因素[6].其次,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已推进到逐步将城市户口各类劳动者涵盖于其中,是否能进一步将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包括进来,关系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能否最终形成;再次,不利于实际推进我国城乡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城农民工如不能为相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就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由此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第四,不利于推进城乡居民实质平等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7].第五,不符合市场分配的基本原理。农民工在市场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在再分配中应得到适当补偿,但城市再分配却基本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没有被考虑到[8].

有些学者对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现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比如有人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流动性、雇主的不自觉以及农民工自身权益保护意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9],还有人认为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有社会地位方面、认识方面、资金方面和操作方面的原因[10],另有人提出农民工社会保障迟迟没有大的进展主要是因为研究视角和工作方式还没有从制度和用人单位转移到需求和个体上[11].鉴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原因与本文将要在第三部分中仔细予以介绍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障碍因素有着互相交融的特征,故在此对其只是点到为止。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理论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已有广泛共识,虽然有人存在异议,但认为有必要注重并加紧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和探索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具有其政治意义:(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城市居民同时要为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提供应有的保障[12].(2)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政府着眼长远的要求。如果因农民工的流动性与劳动关系不稳定而不考虑其保险问题,那么今后再解决比现在就应对成本要大得多[13].(3)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公民权的需要[14].

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表现在:(1)发展农民工社会保障事业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社会顺利转型的客观需要[15].(2)是城市化战略推进的需要。合理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难题,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要给农民工相应的社会保障[16].(3)农民工得失悬殊、进退两难的处境使社会主义的公平机制没有得到应有体现,亟待为其建立相应社会保障机制,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17].(4)是新时期社会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责任使得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对其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极有可能导致因伤、因病而致贫甚至于返贫[18].

第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意义。(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有利于引导农民工放弃兼业型转移、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从而可以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2)为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必须建立一个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盖所有劳动者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要求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19].(3)可以引导农民工对劳动力流动的投资。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减少了他们流动的心理成本,增加了流动的间接收益和净收益现值,从而有利于农民工的流动投资[20].(4)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21].(5)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有利于维护雇佣农民工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的发展与长期利益最大化[22].

第四,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具有积极意义。(1)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一定时期弥补国有企业职工可能出现的保险金支付不足,有利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23].(2)农民工虽然持农村户口,但他们已与城镇职工一样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体现其公平性[24].(3)农民工作为社会边缘人,他们应有社会保障制度来维护自身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25].(4)从长远来看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既能减少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又不会扭曲社会保障一元化目标,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26].

第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农民工自身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数量众多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与他们为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完全不对称,这是绝对不合理的;(2)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苦、累、脏、险的工种,受工伤、疾病困扰可能性非常大,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实现基本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关爱和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人群的需要,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更为迫切;(4)有利于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引导,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兼顾其长远利益[27].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可行性与障碍因素

有效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事业和制度建设,需要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状况和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解。这就要求在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作用与意义有充分认识的同时深刻剖析该制度安排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要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阻碍因素,也需要对其有利条件进行必要把握,在辨证分析中探索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弊端

有人认为在我国真正建立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需要相当长的路要走,如果盲目推行城乡接轨,很可能会增加企业和农民工的负担,国家也将付出太大的监督成本[28].

另外有人表示反对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因为对农民工来说现在首要任务是增加即期收入而非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二是近年来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都没搞好,而且农民工流动性很大;三是让农民工加入社会保障体系会增加企业成本[29].还有人认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负效应表现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对我国城市化会产生负面影响,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有不利影响,也不利于农民工的就业[30].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

有学者指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二十年,国家财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强。而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中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过分强调国家财力不足和过高估计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代价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应分类分层对农民工进行保障[31].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一是具备相应的政治条件,二是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三是经济条件也已基本具备[32].

还有学者认为,建立初步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政府应该着手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机制,更好地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道主义精神[33].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障碍因素

首先存在主观方面的因素:(1)农民工没有得到基本的身份认同,一部分人单纯站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忽视农民工自身的基本权益;(2)大部分的农民工雇主缺乏自觉保护农民工的意识,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农民工的保护;(3)农民工自身由于主客观原因不敢或还没有意识到需要维护自己应有的基本权益,维权意识缺乏[34].(4)城市居民对对于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较强的抵触心理,担心会引来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35].(5)一些地方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往往是按照上级政府规定的扩面指标层层向企业进行安排,也不管农民工是不是真正需要,这种行政强制的工作开展方式让农民工心生反感[36].

其次是体制方面的因素:(1)现有制度安排的障碍。主要是国家为保证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制定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37].(2)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相应的立法,使相应的的社会保障工作难以实现强制性原则;(3)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甚至是缺失。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远未形成,与城市社会保障存在严重脱节,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38].(4)农民工虽然人数众多却由于其弱势地位和较低的组织程度使得其争取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的能力不足,他们的诉求和意愿难以引起决策层的应有重视[39].

再次有客观方面的因素:(1)农民工表现出的极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反映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也表现在职业及单位之间[40].(2)作为保障对象的农民工规模巨大且构成复杂。我国农民工数量非常庞大且还不断增长,而且层次不一、构成复杂,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别[41].(3)农民工经济收入上的障碍。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和收入很不稳定,这种状况使其难以取得进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格[42].(4)社保资金的障碍。近年来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状况使得维持原社会保障体系尚力不从心,如果再把农民工纳入其中将会不堪重负[43].

四、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框架体系与基本思路

前文中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等问题的论述,最终还需归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框架体系与基本思路上,这也是化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落脚点。

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框架体系构成上,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分析。从横向构成看,主要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应包括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个基本组成部分[44],另一种观点是将农民工社会保障基本等价于当前的城镇社会保险,即包含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生育保险等五大部分[45],较第一种观点增加了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

从纵向构成看,大多观点认为当前由于主客观方面条件的制约,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不宜也不可能求大求全、齐头并进,而应坚持分类分层分阶段逐步推进的策略和基本原则,依次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尤其是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失业和生育保险制度,积极而有效地逐步维护和实现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权益[46].尤其绝大多数观点都指出工伤保险问题的解决尤显必要和迫切,应该首先建立针对农民工的以普遍性为原则的工伤保险制度,解决好关联农民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及其全家幸福的工伤问题。

另外有人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还应包括其他保障项目。有人提出农民工的无保障状况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在大城市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社会救助体制[47].还有人认为应该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并通过职业福利和社区服务等方式建立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48].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没能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更没有能为大家基本接受的成熟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农民工纳入到现有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有人提出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应将农民工纳入其中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但鉴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多元化要求只能适时地分层分类将农民工纳入[49].还有人认为应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可供选择的两条途径是通过户籍改革将其变成城镇居民进而纳入镇社会保障体系或者通过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扩面将农民工直接纳入[50].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对农民工实行相对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人认为仍将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既不现实也不可靠,但对农民工一开始即推出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缺乏财源及其他资源,因此现阶段应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51].另有人指出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要求必须建立有利于城乡衔接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其勾勒了一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架构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并从该制度的保障对象、保障项目、基金筹集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52].

第三种观点认为可将农民工纳入到一种“低门槛、开放式与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新计划”中,搭建中国社会保障新平台。其认为近年部分城市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的做法可能剥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是一种短视甚至是歧视,但如果把农民工纳入到这种社会保障新计划实行全国统筹则不会发生这种问题,而且这种做法具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53].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将农民工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其认为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参照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两种模式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具备可行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应把农民工纳入到应加快改革和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最终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过渡[54].

除了以上的四种观点,有的解决思路中没有明确提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归口问题。有人认为农民工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具有客观、正当而迫切的社会保障诉求,应采取分类分层保障的办法依次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55].还有人基于现实权衡考虑提出了“低起点、多层次、土地换保障”的农民工社会保障设想和解决办法[56].

五、结语

现有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除了本文论及的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些从其他视角进行了探讨,鉴于其研究比较稀薄以及本文构思和篇幅的考虑,在此不再赘述。

综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已有研究尤其是专业性的论文,可以看到该问题已逐步受到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去年以来论文数量有了较大增加,认识也日渐由感性走向理性、走向深入,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展,这必将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化解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笔者觉得研究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有待今后注意或改进。

首先,研究在总体上还很不深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由来已久,但从对其研究的数量上看,笔者搜集到的该方面文章不过三十余篇,其中比较正规的专门性研究就更为稀少;从研究的拓展情况来看,现有研究大部分着眼点还很笼统,分化和展开不够;从研究的氛围来看,虽然有过一些论争,但总体还很薄弱,离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这样的重大社会政策确立还不相称。

其次,研究的实证性有待加强。已有的研究基本限于纯理论和经验研究范畴,实证成分稀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以及相关情况的调研不足和缺乏第一手调研资料使得对现实状况的把握不够精确、肯定和深入,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尤其是构建方案的可行性与说服力不强。

第三,研究中存在一些偏颇。首先表现在研究中的结构性偏差,即对作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重要部分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很少涉及,尤其是对后者忽于关注。另外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分析不够,重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阻碍因素探讨而轻有利条件分析。

第四,研究设定的解决方案还比较粗糙,系统性和实践性不足。究其缘由,固然有研究历时不长的客观原因,但上面提到的问题尤其是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基本问题的分析认识不够全面深入而产生的一种脱离制度安排的基础性工作即直奔具体方案设计的不合理取向难免使设定方案的有效性打了折扣。

第五,研究的国际视野与经验借鉴有待重视。我国的改革发展与赶超战略要求有充分合理借鉴他国经验教训的意识,在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上亦应如此。然而现有研究中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举措的引进与参考还明显不足,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种倾向也一定程度存在于当前农民工问题的总体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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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杨立雄。“进城”,还是“回乡”?——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路径选择。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2)。

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管理;研究

0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我国已经开始逐步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当前的老年人数量已经超过一亿,所以我国的养老体制面临着严峻考验。我国已于2011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将社会保障系统作为电子领域的重点建设系统,推行社会保障卡“一卡通”,为我国在“十二五”末建设电子化社会保障系统铺平道路。但是随着社会保障卡的不断发放,其在应用中也开始逐渐呈现出一些问题,尤其在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管理方面,其所产生的问题对于人们的个人信息安全产生一定影响。

1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管理的方式

1.1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的采集

信息采集是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管理的基础,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的采集是符合领取社会保障卡的个人以通过电话预约或者到服务站领取社会保障卡的时候进行登记的方式完成信息的采集。社会保障卡领取人须在服务站填写《社会保障卡申请领取表》,通过相关人信息内容的填写完成信息的收集。

1.2社会保障卡信息存储

对社会保障卡进行信息存储能够延长保障卡的使用时间和使用寿命,还能够对其管理产生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社会保障卡信息存储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管理环节,在实际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之前对社会保障卡所进行的信息收集都是建立在纸质资料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对其进行信息存储能够实现其电子化、联网化,为其信息查询提供方便。

1.3社会保障卡信息开发

社会保障卡在经过信息的采集、组织、存储之后,应当对其应用开发给予一定的关注,让其信息资源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应用,能够满足信息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社会对于社会保障卡所给予的应用包括就医、办理保险、申领失业保险金、参加就业培训等。但是,这些功用远远没有发挥出保障卡的作用和价值。对其信息进行开发,是社会保障卡的重要发展。

2社保卡个人信息管理的对策建议

2.1保障信息的安全性

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对于个人信息的泄露一直是人们所担忧的重要问题,个人信息的泄露不仅会对个人造成无法预计的财产损失,还会给社会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在进行社会保障卡个人信息管理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当对个人信息的安全性给予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

2.2加强防护机制构建

社会保障卡在人们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保障实现途径,而其密码是实现人们生活需要的唯一保障。持卡人应当具有增强保护个人社会保障卡信息的意识,不可以将其信息随意泄露给他人,对于废弃不用的社保卡也要做好相应的销毁工作;政府要对公民社会保障卡密码管理的手段、方式进行高频率的宣传,并对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予以严厉打击。

2.3适度公开个人信息

社会保障卡的个人信息虽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其依然不应当成为完全封闭、不公开的内容。相关部门对于个人信息的管理应当采用适度公开的策略,一方面保证信息在使用的时候,能够切实发挥其功能和效用;另一方面也要保证社会保障卡持有人的信息能够在安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使用。

2.4加快立法进程

任何事物的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和制约。只有将社会保障卡纳入到法律管辖的范畴,其功效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国家对于社会保障卡的法律监管还处于空白的尴尬境地中,这给个人信息的管理带来隐患。

3结语

社会保障卡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加强每个人的信息管理也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工作。但是,相关部门要对个人信息的管理予以重视,采用更加有效的方法进行不断实践,在让社会保障卡的个人信息得到保护的同时,实现其应用的便捷性,让社会保障卡早日发挥其保障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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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帮文,张婉.社会保障卡研究文献综述[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3(14):158-159.

篇7

[关键词]住房社保 社会福利 经济适用房 廉租房

住房社会保障是一个关乎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社会保障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课题,受到国家政治、经济、人口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国内对住房保障的主要内容即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运营情况的研究,尚停留在相关措施的具体操作层面,没有综合多种因素提出多视角的理论成果,为制度的设计寻找理论依据和原则基础,最终对于住房社会保障的研究还没有成形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相对于住房保障研究时日来说,目前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是对住房社会保障发展历程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看,以来有两个视角来划分住房保障发展历程。一个以童星、汪洁、杨玲等为代表,认为住房保障是从1949年建国初的住房福利发展而来,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转型时期和市场时期,从高补贴、低房租的住房职工福利逐渐转为了针对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现在中国国内大多数研究者持这种观点。另一个以冯宪容为代表认为住房社会保障经历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是实施住房改革的伴生物。他认为住房保障制度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一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居住权”被认识到重要性被普遍认可并得以保护后,才有保护弱势群体的住房权利保障的住房之说;二是由于市场机制在住房资源配置中其主导作用导致市场上总有一部分人处于劣势地位,成为收入有限、生活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住房的需求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解决。

因此需要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修正市场的运作偏差。因此他认为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是在1998年中国实行住房货币化、市场化分配出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后才出现了住房社会保障问题。

笔者分析:福利和保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从适用范围看,住房福利的适用范围一直受到单位性质局限,国营单位的职工享受住房福利的情况比较普遍,规格也比较高。非公有制单位的职工或者福利有限或者根本享受不到福利措施买住房能力之间的差距为分类标准,不以单位为区分标准来划分的。其次,历史演变看,住房福利只能算是中国在特定时期的一种住房政策,与当时的时代特征相联系,显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并且后来越来越不适应刺激消费投资、繁荣商品经济的时代要求。而社会保障以公平为原则,力争泽被到每一个需要的人民身上,是“以人为本”原则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反映。“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即是指社会应当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每一位社会成员。一般而言,社会是否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成员的收益分配与生活状况等方面,并在客观上作为评价每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状况的标志”。故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包括住房保障在内时日尚浅,是在中国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之后,为了缓冲市场机制下自由竞争、天然地追求效率引起的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一部分人却贫困的并发症而确立的公平价值取向。应该视为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产物。

其次,是对构建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措施研究。从中国住房保障的实施情况来看,构建住房保障的思路大致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以及公积金制度、住房金融制度和住房补贴制度这几个方面。但从已有的研究看,研究者们对住房保障的实施对象和实施方式仍存在异议,部分学者如王修志、童星、杨玲、孙爱龙等认为住房保障的供应体系主要是针对中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最低收入者租住廉租房,通过住房公积金和房租补贴支持中低收入者购、租住房,这一观点正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中国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廉租房研讨会上的讲话也认为住房保障制度包括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并鼓励那些申请廉租房条件不符,又没有购买经济适用房能力的家庭采用合作建房、集资建房的形式解决居住问题。冯宗容也认为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包括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两个层次,但应以构建廉租房运行管理机制为主。

可见上述分歧的焦点在于经济适用房的性质以及中等收入者是否应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中。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适用房是保障房不是商品房;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区分中低收入者,不应将大多数的中等收入者视为保障的对象,那些针对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房,其性质不是保障房而应是商品房。

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低收入群体占多数的“金字塔型”,离欧美国家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之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如果将大部分的中低收入者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的话,则不仅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可以设计出缓解中等收入者购房压力的经济政策,鼓励其在市场上解决住房问题。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者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和优惠以及在区位安排和规模构造等方面受政府的宏观调控,因而给人一种属于保障房的感觉。但是其开发建设和售卖具有一定的市场性,购买者可以在市场上调查行情、考察地理区位、货比三家自由选择,又有一种商品房的性质。故笔者以为,经济适用房性质的双重性可以作为它的优点来发挥:对于广大的中等收入者来说,单单依靠自身在市场上购买纯粹商品住房的能力显然不足,完全依靠政府的话又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需要政府另辟渠道,社会群体和政府共同承担使资金来源多元化方式等适当经济措施来帮助其购买形成过程中商品性质偏强的经济适用房房;对于低收入和最低收入阶层来说,依据中国现在的国情和政府承受力,能够建立起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保制度。尽量帮助低收入者购买保障性强的经济适用房、符合条件的最低收入者住上廉租房,这应是中国建立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现状,可以由政府提出经济适用房的建造总标准,房地产商提出的建造计划由政府审批后向社会公开,由全社会来监督建造标准和成本,建成后的房子可以采用公开摇号的方式公布房主的信息,归于社会监督。这样经济适用房的保障性逐渐减少,商品性逐渐增加,逐渐划入市场的轨道。对经济适用房的保障措施和条件应逐渐减弱减少,对廉租房的关注度和倚重度可逐渐增加。当然任何政策措施的实施都要以形式的发展为依据以实践的结果来评价,中国要建立完善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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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筹资渠道

[DOI]10.13939/ki.zgsc.2017.08.081

1政支持对农村社会保障的作用

1.1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收入再分配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日渐加大,从而导致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愈加缺乏;另外,财政的一大功能便是调节收入分配,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它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2以政府财政手段弥补市场失效

由于社会保障的提供具有很大程度的社会公共性和福利性,如果让私人市场来调节,势必会存在着逆向选择、信息不对称、由于缺乏充分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而达不到投资门槛等弊端,此时市场调节社会保障的提供便会失效。因此,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仍旧需要借助政府的财政手段来推动。

1.3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水平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农民的整体素质相对落后,其对于社会保障产品的需求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因此,由财政来进行供给可以在数量和质量上更快地提高这些产品的供给水平,从而更有效地满足这些需求。

另外,由于某些农村社会保障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该类产品的市场会出现供给不足、市场拥挤等情形。此时,政府财政的投入和支持可以缓解这些情形,并且引导和带动私人市场调整其不足,共同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水平。

1.4全方位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首先,如前所述,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是其发挥调节收入再分配功能的一个具体手段,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实际上也是一个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其次,加强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有助于缓解农民在养老、卫生医疗等条件上落后等问题,减少农民在生活条件上的忧虑,推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转移,从而提高城镇化率,推动城市人口对农产品需求的提高,增加农民的务农性收入。

最后,通过财政手段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样可以减少农民在消费和支出上的忧虑,优化农民的消费结构,推动其消费更多地向文化、教育产品、投资非农业生产等方面倾斜,更长远和稳定地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

2我国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2.1财政支持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差距较大

我国农村当前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等经济要素上,还是在社会保障的惠及范围、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和福利水平上都远落后于城市,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二元分离结构。而由于这种二元分离结构将在长期上客观存在,因此当前无法迅速地要求在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和政策上实现城乡的统一,因此更加需要政府通过财政的倾斜,更大程度地予以投入和扶持。

2.2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亟待与社会保障体系有机结合

当前,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公共卫生投入仍然不足,使得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结构上不合理,农村本身的公共卫生体系也未健全。尤其是,当前的卫生扶贫问题仍未完全纳入社会保障的体系,无法与社会保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能真正得到扶持和救助。

2.3当前地方财政负担较重,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力度不足

我国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仍较不合理,由于地方政府承担着更多的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而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稳定性又由于近年来的财政改革受到影响,存在“入不敷出”的困境,而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关系仍未建立起来,因此使得部分农村地区财政承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风险在不断地提高。

2.4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渠道较为单一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及养老账户的收入来源主要长期依赖着财政收入的支持,而我国当前的财政收入赤字已不小,且政府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因此单一地依靠财政资金的支持无法长期有效地维持这个体系的建设;但我国当前并未探索出更多元的、充足、可持续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3对我国改善这些问题的改革建议

3.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在GDP和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针对上述我国财政支持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差距较大的问题,政府应当基于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GDP和财政支出中比例这一整体举措,在其中进一步对农村社会保障作较大程度的倾斜,以逐渐缩小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总水平和人均水平。

并且,在政府的支出结构中,应当尽量减少过多的行政管理支出和过度的经济建设投资,控制经常性支出,为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速提供更为充足的财政资金保障。

3.2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水平要适度,从重点项目入手,逐步增加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支持的深度和广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接轨

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政策实践,财政支持不仅应当从规模和力度上入手,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一定的差异化战略。

农村社会保障项目诸多,不同的项目的公共性、自足性、需求量等特征都各异,因此财政需要考虑到各种要素特征的差异,对农村社会保障项目提供分类支持。其中,农村的五保供养制度、救济救灾制度便具有很强的福利性和社会公共性,因此财政应当为其提供十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较于前者,公共性稍弱,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私人或市场的作用,并且面对的目标群体十分广泛、实施的规模也较大,则需要在保证政府政策对其提供支持的前提下,分阶段稳步地推进。

3.3加大对贫困地区公共卫生的扶持力度,调整卫生资源在城乡的分配结构,完善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

针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的问题,财政应当加大扶持力度,调整全卫生资源的分配结构,将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并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将公共卫生投入和扶贫投入结合起来,即“卫生扶贫”,从经济层面上解决好农村公共卫生水平低下的问题;二是将公共卫生投入与社会保障体系结合起来,在整个社会保障的大框架下、借助政策和组织动力最大限度发挥投入的效用。

3.4借鉴国外经验为财政支持拓宽筹资渠道,使这项制度得到持续发展,为农村脱贫攻坚克难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体系,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也十分重要。例如,在前述谈及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筹资渠道较为单一的问题上,便有许多国家针对这一问题,开拓了各具特色的筹资方式:巴西通过对农产品的消费者开征农业产品税,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进行补足;法国则采取了行业转移补贴的方式。这些筹资的途径虽未必完全符合我国国情,但其得以在其他国家发挥积极效应,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我国仍然可以提取其中符合国情,且合理性较强的部分,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进行借鉴。

笔者认为,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筹资渠道这一角度,我们还应当关注到两个问题:一是虽然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仍然对财政收入有极强的依赖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长期保持这种强依赖状态,当前体系规模的扩大和各政策的推进已经使得财政负担越来越大,因此农村社会保障也应当逐步确立好自身的资金来源,同时进行“增收节支”,确保自身可平衡、可持续。二是在这种单一的渠道之下,地方政府面对“入不敷出”的困境,不应一直依靠增加土地出让收入等不可持续的方式来增收,而应当着眼于财政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的整体,进行体制性的改善。

参考文献:

[1]王文素.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支持的长效机制探讨[J].地方财政研究,2010(11):15-21.

[2]王勇,黄新建.财政支持农村生活保障的综合效应研究[J].求实,2010(6):84-87.

[3]李放,韩艳翠.试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财政支持[J].农民收入、消费及社会保障研究,2005(6):551-556.

篇9

关键词: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失独老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三十余年,取得的成果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也产生了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目前我国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关怀不足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低下,导致失独家庭生活贫困、精神痛苦等问题突出。2001年以来,专家学者们围绕“失独家庭”这一特殊群体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者们分别从法律援助、经济困境、精神保障等多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存在对“农村失独家庭”的社会关怀度不够、社会保障措施不到位、专门针对失独群体的法律缺乏、农村失独老人的社会保障水平低等问题,因此建议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方式,完善“农村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来帮助“失独家庭”成员走出困境,让失独者能够幸福生活。

一、研究文献样本分析

笔者以2001-2015年为时间段,在中国知网(CNKI)分别以“独生子女死亡家庭”“计划生育无后家庭”“失独家庭”“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农村失独家庭社会保障”五个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分别检索出种18774、3647、2899、2283、1554种结果。可以推测2012年以前关于“失独家庭”的研究都是围绕“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和“计划生育无后家庭”开展的。具体统计分析见表1。根据表1和图1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失独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研究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2012年以来,关于失独家庭的研究数量成倍增长。通过图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1-2015年这个时间段内,关于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的研究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折线图中2008年是一个研究数量的峰值,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认为该峰值的产生可能是由于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这一自然灾害导致独生子女意外死亡数量增加,产生了更多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形成了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从图1中我们可以得出,2012-2014年间关于失独家庭方面的研究也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所以,失独家庭问题仍然是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同时在2012-2014年间关于农村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的文献研究数量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农村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

二、研究成果述评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和总结,对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的述评主要从失独家庭内涵及规模、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的政策依据、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原因分析和对策分析五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关于失独家庭内涵及规模的研究

关于“失独家庭”的内涵,学者们已形成基本的共识。谢勇才、黄万丁、王茂福(2013)[1]等认为,“失独家庭”指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和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失独者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上,基本已经失去再生育能力。穆光宗(2011)[2]等人曾经提出“计划生育无后家庭”的概念,是指按照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生育但孩子夭亡的家庭,一般是指母亲超过49周岁,退出了生育期的家庭。关于失独家庭规模的研究,首先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现有独生子女2.18亿,15-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平均每10万人中有40人死亡,每年的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有7.6万人[3]。因此,每年增加约7.6万个失独家庭[4]。另外,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08)[5]测算指出,2010年中国失独家庭达100万,如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到2050年中国累计死亡独生子女超过1100万人。易富贤(2012)[6]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失独老人的规模进行了推算,2.18亿独生子女在1975-2010年期间诞生,这就意味着将有1009万独生子女会在这期间死亡,会产生至少1000万的失独家庭。这么庞大的失独群体,给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了社会治理的难题。

(二)失独家庭社会保障政策依据研究

2007年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对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对象做了明确规定[7],政府将向他们发放扶助金并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2008年11月28日,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正式更名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该项扶助制度[8]。从2009年1月1日起,提高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奖励扶助标准。扶助标准从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20元。这是最早关于扶助金标准的国家政策[9]。经国务院同意,根据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将符合规定的“半边户”农村居民一方纳入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通知》(人口政法﹝2011﹞53号)规定,从2011年开始,将“半边户”纳入农村奖励扶助制度。2013年12月26日,国家卫计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从经济救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关怀等多方面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给予帮扶。并自2014年起,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70元,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10]。

(三)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研究

关于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主要存在养老保障不足、精神保障缺失和医疗保障不健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1.养老保障不足

在社会救助方面,学者洪娜(2011)[11]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扶助制度存在严重不足。首先,2001年12月份出台的《中国计划生育条例》第27条规定:独生子女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政府应给予必要的帮助。针对这个必要的帮助,许佳(2014)[12]等很多学者提出了质疑,到底什么是必要的帮助,标准是多少,“必要的帮助”这一概念过于模糊。其次,2010年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全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对独生子女伤残家庭发放每人每年不低于720元的扶助金。学者张必春、江立华(2012)[13]认为这一扶助标准甚至赶不上“低保金”。最后,2013年12月26日国家卫计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规定自2014年起,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70元,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学者张艳丹(2013)[14]认为这样的补助标准相对于当前的物价水平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失独老人基本养老需求。学者陆杰华和冯镱峰(2014)[15]则认为,这些社会扶助制度本身就存在定位缺陷和扶助效果缺失的问题。社会保险方面,刘岚(2008)[16]认为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失独群体的专项保险制度,现有的社会保险无法满足失独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周璇、吴翠萍(2015)[17]认为我国城乡社会保险“碎片化”,仍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养老金不统筹的问题。城镇失独老人有退休工资和社会保险,而农村失独老人没有社会保险,只有年满60周岁才会有“新农保”,农村失独老人仅仅依靠“新农保”的补助金是无法满足基本养老需求的。对于“新农保”,学者邓大松、刘远风(2011)[18]指出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远远低于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过低的替代率直接导致农村居民养老金偏低的问题。养老机构方面,学者金珑嘉(2013)[19]提出目前我国缺乏专门针对失独老人的养老机构,同时存在养老机构服务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学者张祺乐(2013)[20]指出我国养老机构普遍存在入院门槛过高的问题,同时目前我国缺少对失独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相关优惠政策。学者张艳丹(2013)[14]认为机构养老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甚至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

2.精神保障不完善

关于精神保障,学者张艳丹(2013)[14]、李永兰、王秀银(2008)[21]认为目前我国存在尚未建立关于失独家庭的情感关怀机制的问题,缺乏针对失独群体的情感支持网络。同时,学者李晓兰、巩文彧(2014)[22]认为目前我国存在对失独家庭的社区关爱网络建设缺乏的问题,并且指出失独家庭精神关爱机制不健全。江雅琴、刘雪兰(2013)[23]两位学者认为政府现有的失独群体社会保障体系中缺乏对失独老人的社会关怀,很少建立专门的心理疏导机构来满足失独老人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广大农村地区关于失独家庭的心理疏导几乎一片空白。

3.医疗保障不健全

对于医疗保障方面,学者秦秋红(2014)[24]认为当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存在设计不合理的问题,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在进行手术和特殊检查时,必须有直系家属签字。中国计生协会党组副书记杨玉学(2015)[25]提出我国缺乏针对失独家庭的国家政策性保险,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这一特殊群体的医疗保险制度。学者王文华、周丽英、陈秀玲、王建国认为目前“新农合”的患者受益水平不高,与城镇医疗保险相比,在住院时农民需要先垫付全部医药费,这是“新农合”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所以,农村失独家庭的医疗保障状况更加严峻。

(四)农村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

关于农村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的产生,学者们认为是国家政策、经济原因和社区功能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将对以上三方面原因进行宏观分析。

1.国家政策原因

国家政策层面,郑功成(2007)[26]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养老制度的不健全都对失独老人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造成了影响。首先,桑宗艳(2013)[27]、周沛、周进萍(2012)[28]等人都认为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才产生了失独家庭。其次,学者张必春、江立华(2012)[13]都认为国家针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过低。所以国家的补助标准低是社会救济不足的原因之一。再次,李贞怡(2014)[29]认为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新农保”无法保障农村失独老人的医疗需要。最后,陈鑫婕(2014)[30]认为国家没有关于失独老人的特殊养老保障制度,而且我国现行的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存在很大差异,农村失独老人的生活更为贫困。

2.经济原因

吉林大学李世佳(2014)[31]认为目前虽然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帮扶失独家庭的经济补助措施,但是各地的补助标准高低不统一,政策的范围参差不齐。王国军(2009)[32]认为在计生家庭扶助的标准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特别是城乡差异。通过学者罗丹(2013)[33]整理的我国各省市对失独家庭的补助标准来看,各地区因为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补助标准也不尽相同,例如北京市对失独家庭一次性补助5000元,而山西省则是每月200元。穆光宗(2011)[34]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家庭,我国传统的养老观念是养儿防老。张怡静(2014)[35]认为失独老人的自我保障不足,失去了独生子女之后,缺少了来自子女的经济供给。学者王辉(2014)[36]指出农村失独老人没有退休金,大部分经济来源于自己年轻时的储蓄,失去了子女的经济供给,很容易导致生活贫困。钟宇菲和张莹(2013)[37]认为我国养老金的替代率普遍偏低,特别是农村失独老人,在没有退休金的情况下又失去子女的经济供给,仅仅靠“新农保”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3.社区功能原因

胡亚光(2015)[38]认为目前我国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社区养老的经验,但是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社区中也缺乏专业的服务团队。顾立(2010)[39]指出我国目前的社区养老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仍然存在资金不足等问题。汤雯雯(2014)[40]指出社区缺乏针对失独老人的帮扶机制,缺乏专业的心理辅导机构、必要的娱乐设施,这些都导致了社区的服务功能缺失。

(五)关于解决农村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

1.国家政策方面

第一,失独家庭很大程度上是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所以,穆光宗认为国家要适时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减少独生子女家庭的数量,这是从根源上解决失独家庭产生的途径。第二,王国军(2009)[33]认为国家要设立独生子女死亡、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的政策性保险,来抵御养老风险。第三,赵新军、吴晓静、周玮玮(2014)[41]等学者认为要加快完善失独老人的养老保障机制,并加强立法工作,为养老服务提供法律依据。第四,机构养老方面,孙炜红(2012)[42]等学者认为应建立单独针对失独老人的养老机构,同时王海涛(2015)[43]认为还要通过修正现有的养老院入住制度,建立失独老人优先入住养老院的机制,让老年人老有所依。

2.经济保障方面

王秀银、穆光宗、周沛、周进萍等多位学者都普遍认为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要提高社会保障救济金的水平,并建议建立养老金动态增长机制,通过扩大融资渠道来获得更多的救济金以帮助失独家庭。学者高(2013)[44]建议国家应设立失独家庭专项扶助金来应对失独老人的养老和医疗方面的问题。学者周伟和米红(2013)[45]建议国家设定统一的失独家庭扶助标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各地区可以适当提高本地区的保障水平。孙炜红(2012)[42]认为,要通过建立对农村失独家庭的帮扶机制,来提高农村失独家庭的自我保障能力。

3.社区功能方面

社区要构建完善的关怀和精神干预机制,对失独老人进行心理疏导(金燕燕,2012)[46]。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引进专业的心理辅导人才,建立心理辅导站、爱心服务站,通过心理疏导改变传统观念对农村失独老人的束缚(赵新军等,2014)[41]。各地对失独家庭的救助大部分体现在经济救助方面,所以,韦艳、姜全保(2014)[47]建议在社区工作中,在加强对失独老人的心理干预和心理慰藉的同时更要考虑不同家庭的特殊性。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工作者、农村社区的独特作用,对失独老人进行心理疏导、生活照料(张艳丹)[14]。赵仲杰(2009)[48]强调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作用,以社区为依托,构建农村失独家庭社区自助体系。

三、研究成果的简要评价与展望

纵观2001-2015年的文献,从研究数量上看,关于该主题的总量约有29157篇,但是关于农村失独家庭社会保障这一主题的仅有1554篇,约占文献总量的5.33%,所以,关于农村失独家庭社会保障这一主题的研究数量还相对较少;从研究视角上看,由单一的人口学逐渐转向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门学科交叉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在精读的50篇文献中,定量分析的仅有8篇,约占16%,定性分析的为42篇,约占84%,所以,目前该主题定性研究的数量偏多,定量研究的数量较少;从论文的水平与档次来看,作者精读的50篇文献中,其中CSSCI论文有10篇,约占总量的20%,所以,目前关于该主题研究的高水平论文的数量还不多。虽然研究失独家庭的文献总量较多,但是研究农村失独家庭的数量较少,仅占文献总量的5.33%;在研究对象中,研究失独家庭生活困境的多,综合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的少,特别是针对农村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更少。所以,在未来的失独家庭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可以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更多地关注农村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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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将符合规定的“半边户”农村居民一方纳入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通知(人口政法〔2011〕53号)[Z].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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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洪娜.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家庭特征对完善计生工作的启示——以苏州市吴中区为例.[J]南方人口,2011(1).

[12]许佳.失独家庭帮扶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D]苏州大学,2014(3).

[13]张必春,江立华.丧失独生子女父母的三重困境及其辅助机制[J].人口与经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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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祺乐.论“失独者”国家的权利保护[J].现代法学,2013(3).

[21]李永兰,王秀银.重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的精神慰藉需求[J].人口与发展,2008(6).

[22]李晓兰,巩文.失独家庭精神关爱问题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7).

[23]江雅琴,刘学兰.失独者心理问题与对策[J].中国民政,2013(6).[24]秦秋红.“银潮”下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研究——兼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J].北京社会科学,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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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郑功成.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J].理论视野,2007(6):9.

篇10

随着日益更新的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电子档案的使用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电子档案的使用可以十分明显的提高档案利用率,减少业务人员的工作量,成为实际工作中受欢迎的档案形式。

1 社会保障中电子档案的必要性

电子档案就是将有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及相应的支持软件、参数和其他相关数据归档之后形成的数字档案[1],具有智能化、网络化等特征。电子档案的使用可以提高档案利用率,符合日益更新的信息社会发展趋势。

社会保障电子档案就是将档案文件电子化的民生档案,这种档案关乎公众一生的利益,其管理过程主要是基于社会保障行业档案管理业务平台,由社会保障业务经办人员利用计算机、系统软件、网络平台及其他外围设备,进行社会保障行业档案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更新和维护等操作。社会保障电子档案的使用可以提高社会保障业务档案利用效率。

我国参保劳动者的增加、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对社会保障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保障中电子档案的使用为实现异地查保、缴纳、发放等提供技术支持,为参保劳动者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因此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2 目前社会保障中电子档案的现状

国际上关于电子档案的研究和应用集中在图书馆、医疗等方面,我国则由于档案学与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的相对分离致使电子档案研究相对滞后。近年来国家各级档案机构也积累了一定的电子档案馆建设以及文献遗产保护方面的实践经验,但是在其他需要电子档案的部门和领域,比如公共服务领域、社会保障领域中电子档案的研究与使用尚且不足。

2.1 社保电子档案发展不均衡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电子档案的建设和使用在不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即使在电子档案建设和使用较发达的地区,也大多只是电子形式的简单存储,其资源库与业务平台没有关联,没有达到不同地区的统一标准和互动共享。不同县市、不同保障种类间数据库不能共享,同一人员在不同数据库中存在重复基础信息,这种各自独立的状态影响了社保的整合,成为了参保劳动者的进行缴纳、查询信息的障碍,更是造成了资源的重复开发建设和人力财力的浪费。

2.2 电子信息本身特质阻碍了社保电子档案的推广

电子档案的数字化与网络、智能化,导致了电子档案的不稳定性。电子档案修改痕迹容易隐藏,降低了电子档案的准确性。电子信息内容存储依赖的载体对存储条件要求较纸质高、受技术限制使用寿命较纸质短等因素也是电子档案推广缓慢的原因。

另外,电子档案的管理范围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对于电子档案的认识的局限性、专业的电子档案管理人才缺乏、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存在缺陷等也成为阻碍电子档案推广的不利因素[2]。

3 业务经办人员在使用中的体验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行业档案管理业务中的实际需求和办事流程,可以发现,使用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对电子档案进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作量,在部分业务方面达到了更加高效、便捷的为公众服务的效果。尤其是使用查询系统,在严格遵守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及档案管理规范的前提下,可以极为快速的为前来办理业务人员查询所需信息,当场解决了部分社保档案查询方面的问题,这种实时性、在线性的档案查询方式极大的节省了时间,使参保劳动者非常满意。但社会保障中电子档案的管理与使用仍有其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完善。

3.1 社保电子档案管理缺乏共享性

社会保障电子档案的管理工作主要是使用平台中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完成档案的输入、审查、复核、待遇发放、统计、汇总以及查询等业务。

但目前没有全国统一操作平台,统一数据库。现购商业平台不能实现数据共享,接口通用等功能,其可扩展性、可移植性、可维护性以及稳定性都有待改进。社会保障电子档案管理系统需要继续改进,加强人机交互性、达到公共资源共享的功能,为异地查保、缴纳等业务提供技术支持。

3.2 社保电子档案的使用有局限性

近年来,电子档案的使用已经能够实现为参保查询劳动者基础信息、保险缴纳记录,待遇领取核准等功能,但在实际操作中尚不能作为完全依据。部分公众对电脑记载信息不完全认可,有争议时依然以纸质档案为准。另外,由于电子档案信息库建设的年数短,没有实现档案的标准化管理,导致目前部分参保劳动者的历史待遇发放不能显示,可追溯性低。

传统思路认为档案必需实行“双轨制”,实行纸质与电子相结合的档案管理与使用方式。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认识的不足造成了资源的重复开发与建设,浪费了人力和财力,呼吁档案管理者和领导改进认识,摒弃“传统思路”。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达到完全脱离纸质档案,单独依靠电子档案完成相关业务。这种档案的信息化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技术的提高和文化的积累才能实现。

3.3 规范社保业务经办人员行为

在政府信息公开和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下,我国的档案管理趋向于向档案服务转变。依据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及档案管理规范,档案管理者需要将相关信息主动公布,并为公民依照法律申请提出的查询、拷贝等业务提供服务。部门要切实维护和实现民众的各项权益,业务经办人员要对参保劳动者的信息进行隐私保护,禁止向非其本人及授权人员透漏相关信息。

部门需要从业务实际出发,培训专业档案人员。档案管理人员需要不断学习,提高有关技术能力,成为符合社保档案管理工作要求的专业人员。社保档案管理业务人员要做到严格规范自身操作行为,如使用保密设置,禁止非业务人员本人操作电脑;不在档案管理专用电脑上随意安装不明程序;禁止使用专用电脑访问外网;不在专用电脑上轻易使用移动存储设备拷贝数据等。

3.4 完善电子档案操作系统

在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中对业务流程规范设置,档案信息的存储、修改等操作必须经过多重认定,由个人、单位、保障机构确认后,通过建档、初审、复核程序后,方可入库。并设置原始数据,在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中设置记录操作日志功能、数字签名等模块,记录业务经办人员操作历史,杜绝篡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