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西安710100；2.西安体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8）

摘要：我国地域广阔，南北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差异很大，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地域孕育出了风格迥异的民间文化，这些特色鲜明的风俗、文化和情感表达方式凸显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的独特个性。本文主要阐述了如何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开发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4.068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4—0145—02

基金项目：1.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课题，课题编号：14P34，课题名称：西安体育文化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体育产业影响及对策研究。2.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课题，课题编号：2014QNRS094，课题名称：西安体育文化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及对策研究。

收稿日期：2014—11—12

作者简介：王继康（1980— ），男，陕西汉中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人事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体育文化。

程娟（1980— ），女，陕西咸阳人。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体科学。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回族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青海、新疆、河北、河南、山东、云南等省区。回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武术、抱小腰、掰手腕、扭担、掼牛、斗牛、赶羊跑、木球、踏脚等。

蒙古族主要聚居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甘肃、青海等省区，在宁夏、四川、云南等地也有散居。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赛马、摔跤、马术、赛骆驼、射箭、套马、布木格、沙塔拉、打布鲁等。

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射箭、摔跤、马上技巧、骑射、赛马、马球、达瓦孜、夏合麻特、叼羊、武术等。

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还有少数居住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和甘肃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其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赛马、姑娘追、摔跤等。

土族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聚居在青海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和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土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轮子秋、拉棍、拔腰等。

保安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少数散居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循化县。保安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射箭、赛马、打五枪、抹旗、抱腰、甩抛尕等。

二、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与旅游资源的开发

（一）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因

在历史延续中经过选择性传承所形成的体育文化体系被称为传统体育文化。一个民族从事的体育运动、交往、习俗等活动就是这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其浓缩着民族习俗的特有内涵，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过去，例如：我国民间的端午赛龙舟、火把节斗牛等习俗都具有极为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传统的产物，其内容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心理特征。体育文化是“现代”和“文明”的代名词，是展示一个民族特色和综合实力的有效载体，也是能使一个民族富强、强大的工具。传统体育文化是展现一切体育现象和体育生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谋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

（二）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众多，其体育文化和旅游资源尤为丰富，这些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文景观和民族自然景观，为我们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内容、形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都对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的发展和更新起到了促进作用。少数民族地区山清水秀、植被丰富，风景迷人，在这些地区开展传统的体育文化活动，其吸引力、观赏性和娱乐性都很强。通过开展少数民族特有的武术、赛马、射箭、毽球、摔跤、龙舟、叼羊、抢花炮、秋千等体育项目，参赛者和旅游者既能体验到体育运动项目带来的乐趣，又能感受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民族体育项目优点较多，可以满足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参与者的各种身心需要，起到缓解工作压力、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锻炼身体的功效。在湖光山色迷人、民俗风情浓厚、令人流连忘返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结合自然风光开发传统体育文化产业非常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可以让体育文化活动和旅游的效果倍增。

（三）加快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利用民族体育这一文化遗产，对其进行开发、保护和利用，可以带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在节日期间开展民族体育项目，吸引大批游客参加节日庆典，并游览地区历史名胜古迹。在藏族沐浴节、赛马节时，布达拉宫接待了不少游客，凡到拉萨的人，没有不去参观布达拉宫的。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民族体育是其旅游业中颇具代表性的民族特色文化。

（四）稳定是实现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和体育产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少数民族在整个西北地区都有分布，而且人数较多，如藏、回、蒙、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集中分布在西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布呈现明显的“大杂散、小聚居”的状态，整个西北地区都有少数民族的活动，因此，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宗教氛围浓郁，该地区的社会安全稳定与宗教因素、民族因素相交织，同时，也成为影响全国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社会不稳定现象多发生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与该区域内的民族构成、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关。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社会的不稳定大多是由社会阶层的剥削制度引起的，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体育文化导致的。由于各民族之间都存在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社会不稳定现象。而该地区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发生必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保持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的社会稳定有利于国家的团结、稳定和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实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发展。

总之，“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分布的少数民族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体育资源，浓厚的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和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具有地域性、主体性、广布性，并且还具备了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人文地理资源与民族体育资源良好的配置结构和合理组合。因此，应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示民族风采，使民族体育资源向产业规模化、系统化发展；同时，促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经济性、探险性、健身性、娱乐性、观赏性、竞技性联动效应发展。这是民族地区优势文化经济资源新的增长点。

［

参考文献］

［1］杨芳.陕西农村体育与新农村建设和谐发展之研究［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3（11）.

［2］黄梓东.新形势下海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2（4）.

［3］陈振勇.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热点问题分析与展望［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1）.

［4］袁音，任莲香，杨天庆.甘肃省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特征及其变迁［J］.西北民族研究，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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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丝绸之路 文化资源 中国动画 艺术融合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6.010

丝绸之路汇聚了众多的民族文化、独特的地理文化和丰富的宗教文化，加之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和整合，从而使丝绸之路成为多种文化冲突的焦点和融合的平台。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扬起了一面面色彩绚丽、富有民族个性的精神文化旗帜。这一文化资源不仅具有经过漫长的历史而沉淀下来的深厚内涵，而且还在审美情趣上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性特质，蕴涵着中国动画创作者可以直接开发利用的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为中国动画美学风格的形成提供向导。

一、丝路文化资源对中国动画创作形式的影响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有一段极富见地的话：“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自成影响而又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没有第五个了，诚然这个文化交汇之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文化，文化交流与融合频繁，正是这种文化迁徙与交流，给丝路文化艺术创新带来了契机，使丝路文化呈现出兼收并蓄的恢弘气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精美绝伦的艺术形式。丝路文化艺术不仅具有经过漫长的历史而沉淀下来的深厚内涵，而且还在整体上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性特质，蕴涵着中国动画创作者可以直接开发利用的丰富的素材。这些文化素材凝聚着千年的人文精神，蕴涵着中国人朴素的哲学观念和美学思想，同时也兼容了西方文化的豪放与求实，成为后来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创作题材宝库。丝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务实探索、融汇贯通、自成一家的内核也跨越时光，绵延至今成为对当下时代极具指导性意义的“新丝路”文化精神。

中国动画电影从诞生之初在艺术形式上就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从经典动画《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到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中国动画不仅增添了独特的民族审美愉悦感，而且不断地带给全世界观众一个又一个惊喜，并且奠定了中国动画电影的艺术地位。中国动画自诞生发展至今，在内容上大多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故事等，总量之中接近半数之多为古典题材，显现出国人对历史文化的欣然接受与积极崇尚。在这些文化资源中，丝路文化显然是最为丰富和独特的。首先是丝路民族神话、传说故事对中国动画创作的滋养。无论是改编自古典浪漫主义名著《西游记》的《大闹天宫》还是集成原作敦煌壁画的《九色鹿》，都是丝路文化资源精华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丝路民族英雄史诗、民间叙事长诗、民族民歌、谚语等，更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等待着人们的挖掘与利用，为中国动画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二、丝路文化资源对中国动画审美情趣的影响

动画艺术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它的本意为“赋予生命”。动画在诞生之初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不论儿童还是成年人都被动画世界里那色彩斑斓场景、栩栩如生的动画角色、惟妙惟肖的动作、简单纯真的故事所深深吸引。然而一部优秀的动画片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题材、角色、场景、是动画的血肉，那么蕴涵在其中的文化元素和艺术精神才是动画片内在灵魂，才是动画片打动观众的重要原因。

审美情趣也叫做审美趣味，是人类对审美对象的价值判断能力。任何个人或民族、社会群体的审美情绪都是由地理生态和人文地理环境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风格特征都是由它所生存的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审美活动以及民间文艺创作都融合着当地人民的情感因素。他们通过诗歌演唱、表演故事、歌舞弹唱把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并使观者产生心理与情感的共鸣。他们所塑造的人物都渗透着本民族的强烈情感，也寄托着本民族的理想追求，体现了民族传统的精神和品格。作为丝绸之路民间艺术形象的代表，阿凡提这位身着新疆民族特色服装，骑着毛驴周游四方的长须老者已经日益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艺术形象，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已经成为丝绸之路各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构成了丝绸之路文化最具特色最富有光彩的一页。由此可见，动画片仅凭外在的形式美是不足以打动人的，更重要的是能在精神情感上给予观众内心共鸣。

在丝路美学精神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动画在创作实践中开始使用写意手法，结合动画艺术的假定性特点，创造出了独具匠心的意韵，用一点一线、一招一式来表现出描述对象的神、形、气，以求得画面的形式之外的意境美，这一点在享誉世界的水墨动画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如在《小蝌蚪找妈妈》中，幽静的荷塘小景，小蝌蚪随着悠扬的古琴和琵琶乐曲摆动，艺术大师用简单淳朴的线条勾勒出小蝌蚪的游动姿态，向观众传达角色丰富的情感语言。再比如在水墨动画片《牧笛》中，影片造型借鉴国画大师李可染简练而绕有墨趣的绘画特点塑造牧童和水牛的形态，尽管全片没有对白，但是影片有意淡化情节，放慢影片叙事节奏，通过牧童“失牛、找牛、得牛”的情节，表达了“艺术高于自然”的主题。影片配以南方民乐，用音乐引导剧情，暗示人物心理情感，优美动听的乐曲将观众带入田园世界。在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中，艺术家们有意识地将花果山描绘得生机勃勃、阳光普照；而把天庭、龙宫设计得阴森肃杀、死气沉沉，以景寄情，表达出影片对花果山的褒扬以及对天庭、龙宫万丈深渊的暗示。在人物造型上，不仅将中国京剧的脸谱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还在线条的使用上，充分利用敦煌壁画流畅、飘逸的主要绘画风格，兼具写意与写实之美，使其媲美西方动画却又更胜一筹。丝路文化孕育培养出国产动画电影所特有的民族风格，它经过历史的沉淀、时代的提炼与升华后逐步走向成熟，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民族艺术殿堂中的一块瑰宝。

三、让传统文化艺术做坚强的后盾

动画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是绘画、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多种艺术的综合表现；动画又是一项复杂的生产活动，是许多人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动画更是一种文化，代表和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丝绸之路独特的文化造就了鲜明的艺术风格，我们在动画创作中不是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简单继承，而是思考掌握它的艺术规律。无论动画剧本如何发挥创意，如何进行创新，都需要文化做基石，否则只会成为“空洞”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中国传统，注重文化艺术知识积淀，厚积薄发，从优秀文化资源中挖掘、深化素材再进行艺术处理，并且要与现代节奏相融合。

我国动画的受众主要为青少年儿童，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接班人，如何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动画作品的方式感染和影响他们，是当前我国艺术创作与研究者必须重视的问题。基于这一思考，努力探求一条以动画片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增强其民族自豪感与历史文化知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基金项目

陕西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动画探索与丝绸之路文化的渊源研究”（项目编号：ZX10-40）；陕西科技大学创新教育项目“丝绸之路文明与中国动画选材”（立项号：CX/091-9-06）

参考文献

[1] 李竟成，雷茂奎．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2] 仲高．丝绸之路艺术研究[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3] 颜慧，索亚斌．中国动画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4] 米高峰，刘晶莹．丝绸之路文化中的本土动画创作资源研究[J]．电影评介，2011（17）

作者简介

篇3

1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大运河”。但正式命名其为“丝绸之路”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将古代中国从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即德语“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译成英文版本后，“丝绸之路”(TheSilkRoad)这一代称被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国学大师饶宗颐［2］提及。

在汉语中，“丝绸”一词是“由含蚕丝纤维织成的纺织品的总称”，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及最后的“蚕丝面料制成品”。作为商品或者流通货币的“silk”(丝绸纺织品)，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的运输、交换、行销之后，大多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最终成为穿在人身上的服饰，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们从物质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广义的“服饰”意指装扮身体所用具体可见物品的总称，包含穿衣服、佩戴饰品、美容化妆等。丝路沿线各国的服饰艺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艺术借鉴，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动因，体现出一定区域族群内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集中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史置于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发现:正是由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收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使中国服饰在形制、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中国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由于以往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服装史多注重对本土服装的断代研究、民族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普遍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已成显学，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建设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度直线攀升，学界也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与新热潮。

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丝绸之路各类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24781条(1972—2018);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条(1985—2018);丝绸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条;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193条(1981—2018，1981年前未见);丝绸之路纺织研究成果81条(1997—2018);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10条(1997—2018);而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相关研究成果仅有5条(2011—2018)。尽管以上统计存在一定误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研究成果虽多，而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

2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饰”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内容可知，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个两个阶段。1)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铺垫阶段，其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对丝绸之路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鲜有发表;②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丝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出现了更多断代史类研究和专题、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量开始持续上升，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开始被学界注意，比较性研究类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2)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崛起阶段，其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了全新的学术契机，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2．1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来，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陆续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着丝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早期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的研究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为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进行了铺垫。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丝绸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发掘中亚腹地地理历史的探险热。RICHTHOFENFV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先对“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特别是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地理历史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自19世纪末开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甘肃等进行了4次考古探险考察，重点研究了丝绸之路葱岭古道一线，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详细记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图记》［3］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发现藏经洞绘画、刺绣、织物等的详细记录;第24章记录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的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年开始前往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和石窟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发现了大批健陀罗艺术品及古梵文、龟兹文写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珍贵绘画3000多卷，还有大量纺织刺绣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注》《伯希和考古文献》等，即便是对当下学者开展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和前岛信次联合编写了《丝绸之路事典》，是亚洲学术史上较早的丝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国学界也陆续出版了多部丝绸之路古代资料汇编类文献，例如张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往来互动的珍贵文献史料，并对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实加以详述考释，书里汇集了诸多介绍域外国度服饰风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吴丰培编纂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牟实库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均收录了与服饰相关的资料。

早期“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的专题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对研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信息。向达［5］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6］编辑出版的图集有详细的文物介绍，图版质量较好;冯作民［7］对罗马与东方进行纺织服饰贸易交流的详情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8］对日本古典服用狩狮纹的丝路源流展开详述考证;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线路的形成及变迁，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了解丝路贸易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常任侠［10］介绍了香料和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写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等，均有论述中外服饰交流背景、轨迹及艺术表现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古代遗物所见大陆文化的输入》、陈竺同的《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之比较》等，对体现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案例进行了论证分析。

1987年以前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范畴。1987年为了强调中西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激发了全世界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随即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庄为玑等［12］、姜培玉［13］、吴家诗［14］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5］、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6］等学者和单位出版的专著，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路径及情况展开概述性、整体性的研究。

2．2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其所体现的文化对外交流、设计创新等都与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30年来，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2．2．1通论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建设推动了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都远超其本意。近30年来，学界有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饰文化的部分。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梳理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道的历史文献记述，以及各个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情况，对研究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径提供参考［17］。李明伟［18］从丝路贸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和多向交流的相关史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以及由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带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素材。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其专著中介绍了部分丝路沿线服饰史料的相关历史记载情况。例如:杨蕤［19］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中外历史文献所载中国五代、宋、辽时期诸蕃的朝贡情况和朝廷的回赐情况，对唐、五代、宋时期丝路所贡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统计及对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饰品;薛爱华［20］引据古代汉文典籍，列举了唐代舶来服装及纺织材料、用以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和化妆颜彩。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设和逻辑推演的纯理论研究，它是以具体服饰品对象为物质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样、多层次交互的外延之上，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视域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对此，刘瑜［21］指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宜分作3个层次进行推进:①从服饰的物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具体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工艺等特点;②研究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服饰穿着体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表现和规训等;③从服饰的社会性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各种体现服饰艺术交融的服饰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艺术审美等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这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丝路沿线的异质服饰文化之间具有相互理解、吸纳、互鉴、衍生及创造发展的可能性。开展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探求丝绸之路视域下，服饰装扮这一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如何通过这条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条件下相互交流和影响;及“服饰”这一具体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所涉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2．2．2专题性研究。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饰交流通过款式互仿、纹样互鉴、工艺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无，生成了一系列缤纷且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体现在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敦煌服饰艺术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是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分支。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敦煌服饰”，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达405条。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原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自古就是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和文化集散地，历史上此地居民和往来人员的国别及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敦煌本地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十分明显。

敦煌莫高窟拥有从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珍宝，其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服饰图像和文字史料。卢秀文等［22-23］对敦煌壁画中体现文化交流的服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郑炳林等［24］从少数民族服饰角度对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过敦煌的少数民族和在敦煌营建过石窟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整理的服饰图像及资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6个少数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总计26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其中第23卷“服饰画卷”按照供养人服饰、世俗人服饰、佛国人物服饰3大类，对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类书籍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谭禅雪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7—14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针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热点较多。7—8世纪，是中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异域风潮推动了中原服饰审美及款式结构等的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服饰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王若诗［26］从《全唐诗》的角度切入，通过研读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发生的诸如胡服盛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吸收、异域舞蹈服饰的流行及民间服饰潮流变迁、新服装材料的引入等服饰新变。马勒JG［27］在其著作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发现的具有所谓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结合绘画以及文献记载，对塑像的类型、特征、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了大量胡人服饰信息，对于研究唐时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形象有较高参考价值。

10—14世纪，宋元服饰对胡服元素进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饰体系的新样式。张飚雪［28］认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渐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还成为朝廷官服的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饰设计之中;宋代服饰之中的上领、靴鞋、幞头、銙带均为经过宋人吸收创新之后形成的汉化胡服。李咏［29］针对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演变产生的影响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金文淑［30］论述了高丽时期服装中的蒙元元素，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当今韩国常服的影响。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纪中叶的服饰和丝织品，兹维思达纳·道蒂［31］对这一地区出土的服饰品、纺织品进行了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所出土的织物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认为其代表了蒙古时期较高级的丝织工艺水平。

当某种服饰符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其会逐渐升级成一种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服饰现象又可以被分解为具体实物、行为表现。学界对丝路沿线所出现的服饰现象也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对希腊化时期丝路服饰流行“希腊风”现象的专题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断受到希腊风格东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独特希腊风艺术，并在纺织服饰品、壁画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体现。艺术史家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希腊化时期”，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文明沿着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和西亚广泛传播。李京泽［32］指出，“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年来的缠斗划上句号，但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王蕴锦［33］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饰配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属于希腊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体现了中国、波斯、西亚、中亚草原等的多元艺术要素，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和审美，并反映出深层次的传统民族文化信仰之间的交流。

被希腊化的西亚人给印度西北部一小块边界地区带来了希腊式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许多服饰都留存有模仿希腊罗马式样的痕迹。希腊文化随犍陀罗艺术继续向东传播，最远一直传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诸国，且在同时期的中国佛教壁画、雕塑中也有体现。早在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就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格壁画和艺术品。陈晓露［34］、赵艳［35］、满盈盈［36］等对“丝绸之路佛教服饰的希腊化”这一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流行“中国风”的现象，当时的欧洲服饰艺术表达呈现出对于中国文化极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纳［37］针对这一现象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王洪斌［38］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东方奢侈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为切入点，对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王洪斌认为来自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输进入英国市场，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改变了英国人的服饰观念，由此掀起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纺织和服装制造等行业。IMPEYO［39］认为“中国风产生于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对相关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对美的关注”。迈克尔·苏利文［40］指出:“对18世纪欧洲艺术品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时欧洲人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对这一服饰现象以及体现当时中国风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融合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服饰表面装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表达，但缺乏对这些元素的深层研究。

透过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够深切感受到丝路服饰艺术互联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从服饰品的物质性角度切入，结合文献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考察并分析某一具体服饰品上所体现的丝路文化互动。

韩香［42］以波斯锦与锁子甲为例，指出这两样物品均产自西亚波斯一带，是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展开，传播并且影响到内地的服饰文化。陈习刚［43］以唐代胡腾舞者“葡萄长带”的服饰装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路源流及与宗教间的关系等。赵胤宰［44］通过高句丽的“鸟羽冠”捕捉其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冠饰材料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中多有发现，赵胤宰认为高句丽的“鸟羽冠”为研究服饰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线索，“鸟羽冠”作为证明当时朝鲜半岛和丝绸之路之间联系的证据，透过它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和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况。茅惠伟等［45］针对丝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多次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从形制与类别、材质与技艺、起源与蕴意、流变与兼容4个方面，对丝路沿线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种百衲织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百衲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下产生的，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丝路沿线各文明有了复杂联系，各自独立的百纳织物共同朝着形式美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丝路织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过对拉萨大昭寺藏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认为其是吐蕃王朝时期(但在松赞干布统治期之后)藏族艺术家融合西亚、中亚及唐朝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看似细小琐碎、零星四散、相互独立，但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就能够发现其产生、流行与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验性探索，提供了多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体例，为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打开了新的视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服装史论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丝绸之路”上“silk”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蚕丝原材料”和“丝绸纺织品”上，而对“丝绸服饰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弱，基础研究呈现出“重纺织、轻服饰”的现象;同时，较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陆上丝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远超海上丝绸之路，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鲜见，基础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

如文中第2节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或者穿插在其他学科研究论著的间隙被提及、带过。这些成果为开展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体例，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暂付阙如。丝路沿线许多国家可以用于服饰研究的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珍贵资料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许多独具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路径和交融历程等尚且眉目不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科类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热点，这一领域未来或将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而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经国和现代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建设的发起国，有望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开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领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未来学界对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纵深方向拓展的趋势。例如以图文互鉴的方式重新发现历史信息间的有机联系并对其进行服装学学理阐释，开展以图像、图解和图示的方式补充国内外现有文字和实物资料的图志研究等。通过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图、文及实物资料，发掘体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各类服饰品与服饰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及剖析，加强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起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资料数据库，逐步开展按照服饰艺术门类进行的系统化比较研究，逐步勾画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图志。

4结语

篇4

古丝绸之路曾是连接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四大文化体系的纽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散落在绿洲的历史遗迹和埋藏在黄沙之下的故国文明，以及众多的文化遗存，无不向我们诉说着它的博大精深和兼收并蓄。在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中，我们听到了喀喇汗王朝的故事；在哈萨克人的阿肯弹唱中，我们寻觅着古乌孙人的纵马驰骋；在塔吉克的翩翩鹰舞中，我们追寻着太阳部落对自由的向往；在蒙古人那达慕上的角力中，我们找寻着东归传人的英雄气概；在《玛纳斯》英雄史诗的传唱中，我们领略了柯尔克孜人对先祖功绩的的追怀。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丝绸、铜镜、陶瓷、火药、珠宝、植物、毛皮运输的通道，还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的通道，佛教就是从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和内地的。佛教从印度传入西域后，先后形成了于阗、龟兹、吐鲁番三大佛教中心，并由西域传向敦煌、长安和中原地区。在出土的尼雅织锦上，我们可读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样近似于预言的文辞；在发现的楼兰木简上，我们会惊诧地目睹世界上已经消失的衣尬模辉诠曜确鸸，鸠摩罗什的诵经仿佛仍在群山中回荡；在吐鲁番的千佛洞，飞天伎乐把游者带入佛天圣地……

新疆是祖国的一块宝地，这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还有迷人的歌舞、飘香的美食。南疆的刀郎舞，让你欣赏到姑娘的美丽、小伙的粗犷；传统的十二木卡姆和欢快的麦西来甫，使你痴迷于西域风情的意境之中；诱人的手抓肉、喷香的烤馕、酥嫩的烤全羊，让你尽享西域美食；名扬中外的哈密瓜、吐鲁番葡萄、库尔勒香梨吃到嘴里让你终生难忘；还有和田美玉、戈壁奇石和精美的民族饰品，更是馈赠亲友和家人的佳品和最好的珍藏……

新疆超乎寻常的美，在于资源的丰富和独特，在于集各种美的因素为一体，所有这一切，留给人的是无穷的体验和回味。在这片占中国国土面积1/6的大地上，祖国版图的雄鸡正在高高扬起花冠，独展无穷的魅力。

随着新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各民族更加团结和谐，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得到进一步开发，打造出了新特的旅游精品，神山圣湖――喀纳斯、天池、赛里木湖、博斯腾湖、卡拉库勒湖，中国西部文化展示圈――喀什、吐鲁番、库车，中国四大文明交汇圣地――哈密、巴音郭楞、阿克苏、和田，丝绸之路之旅――庭州之旅、龟兹之旅、环阿勒泰之旅、玉石之路之旅、西域昆仑文化之旅，还有新疆户外徒步、自驾车、摩托车野外活动等旅游项目，融合了新特的民族、民俗风情，尽展新疆旅游的魅力。

2009年，新疆旅游将唱响“四季歌”。

春季――“烂漫新疆・绝色天香”。新疆将推出以踏春赏花为主体的春季旅游活动，南疆看果花，北疆赏春花，包括塔城裕民山花节、五家渠郁金香节、伊犁杏花节、克孜勒苏无花果节、喀纳斯山花节、那拉提野花节、喀什桑花节、库尔勒梨花节等。在此基础上，整体打包策划推出“新疆国际山花节”。

夏季――“舞动新疆・瓜果飘香”。新疆将集中推荐各地独具韵味的民俗之旅，包括中国新疆国际旅游节、喀什达瓦孜节、莎车十二木卡姆节、阿克苏龟兹文化艺术节、吐鲁番葡萄节、克拉玛依水节、那达慕大会、和田玉石文化节、楼兰文化艺术节、乌苏啤酒节、石河子军垦旅游节、环塔汽车拉力赛等。

秋季――“金色新疆・畅游天堂”。新疆将强力打造“中国・新疆国际胡杨节”，每年9~11月秋草黄时最有韵味，也是胡杨最美的时刻。推出塔里木河流生态观光与科考探险等，以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摄影节、塔克拉玛干沙漠狂欢节、环赛里木湖自行车赛等活动。

冬季――“雪域新疆・冰雪圣域”。新疆将举办新疆冰雪旅游节、新疆冬季旅游博览会、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冰雪风情旅游节、阿勒泰冰雪旅游节、喀纳斯冰雪摄影节、巴里坤冰雪旅游节、天山天池冰雪风情节、塔城民族文化冰雪旅游节、石河子冰雪节等。

每一项旅游活动、每一个旅游节会都是新疆旅游业推出的大餐。

相关链接

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主办、承办的19个重点旅游节会：

塔城山花节

新疆风情万里行――第五届新疆国际旅游节

南疆喀什旅游节

伊犁中亚文化旅游节

阿克苏龟兹文化旅游节

克州玛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

石河子军垦文化旅游节

博州那达慕大会

巴州胡杨旅游节

克拉玛依水节

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

哈密哈密瓜节

吐鲁番葡萄节

昌吉庭州美食文化旅游节

新疆首届国际胡杨节

喀纳斯国际冰雪摄影节

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冰雪风情节

篇5

本次论坛是第七届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重要的活动之一，由临潼国家度假区管委会承办，紧扣本届文博会“合作、共享、改革、创新”的主题，突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特点，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背景，汇聚了国内外旅游业人士，共同探讨西安旅游业的未来发展，为西安旅游业的提档升级和做大做强建言献策。

丝路旅游产业助推西安建设

西安，作为国内外旅游热点城市，近年来文化旅游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2013年，全市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同比增长27%。以文化和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曲江新区，接待游客达5146万人次。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西安城墙景区、大明宫遗址公园、楼观道文化展示区、临潼国家度假区等逐渐成为西安市文化旅游的新热点和新品牌，带动了全市旅游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4年，预计全市全年将接待海内外游客达到1.2亿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950亿元以上。

在本次论坛上，来自詹姆斯库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旅游报、卓越旅游与酒店管理教育国际中心及西安临潼悦椿温泉酒店的专家和管理者，分别以“当代遗产旅游的发展趋势”、“旅游与遗产的挑战：西安与世界”、“西安在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旅游业发展”、“各大洲的文化旅游”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特色酒店”等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为当前西安深化文化旅游改革，加快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建设步伐，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共享了可供借鉴参考和研究探讨的新思路和新方向。

西安临潼文商旅产业互融发展

篇6

西安作为文化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不仅作为中国重要的文明古都，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西安、罗马、开罗、雅典）之一。

从地域上来说，西安地处中国陆地版图中心，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通往西北和西南的门户城市与重要交通枢纽，西安北濒渭河，南依秦岭，八水环绕（渭、泾、沣、涝、、椤骸㈠保，自古以来，就有“八水绕长安”之说。西安市包括9个管辖区，分别是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阎良区、临潼区和长安区。

从历史上来看，西安有三千一百年的建城史，并且有着一千一百多年的建都史，它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都城。悠久的历史留给了西安宝贵的财富，三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为西安留下众多宝贵的物质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9年6月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西安被列为继北京、上海之后，我国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2013年 9月7日上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希望同中亚国家深入合作，加强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早已出现，但由国家元首在公开的国际场合正式提出，尚属首次。而西安就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一旦该经济带建设推进，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和国际间人员的往来将倍增，毫无疑问，这将为西安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无论是将西安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复兴，都离不开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将会有力的推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进程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复兴，而与此同时，新的历史语境也将刺激整个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

同样，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需要冷静客观的考察整个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充分分析出其先天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其发展期间所取得的进步以及所遇到的瓶颈，通过全面、客观的分析出西安当下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最终得到针对切实可行的文化方案和对策。

首先应当看到，西安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曾经有周、秦、汉、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历史悠久，于是便有了“长安无处不遗址”的说法。目前，西安市境内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处，省级54处，市级230处，各类博物馆、纪念馆20余座，古遗址、陵墓4000多处，出土文物12万余件，被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天然历史博物馆”。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安市因地制宜，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积极稳步推进自身的城市文化的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安市将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城市建设紧紧结合。具体到西安下属的各大辖区，西安曲江新区、西安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西安经济技术开区、哄鄙态区、城墙景区、临潼和秦岭北麓文化旅游带等七个文化产业板块已初具规模。培育了广播影视业、文化娱乐业、新闻出版业、文化旅游业、文物及文化保护业、广告业为发展重点的“六大行业”，并规划实施了西安城墙景区工程、大唐不夜城项目、大明宫遗址公园等十二个重大项目，建立相对健全的立体化文化产业格局。这些项目有机的将西安文化艺术资源的娱乐性和市场性调动起来，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具备强大的消费性。通过这一有效地转换，使得西安的历史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然而在文化产业与市场化相结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西安的文化艺术资源并没得到最为充分的利用，整个文化产业的仍旧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加强文化艺术输入和输出。由于闭塞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西安文化产业对外交流及推广形式相对欠缺。其次需要整合宣传渠道，加强宣传力度。从古至今西安都作为沟通东西南北的重要的纽带，它的文化艺术也应该起到横贯东西文明，贯通南北文化的效果，但是由于沟通不通畅有碍于西安文化艺术产业发展一直停留在本土，没有更好的展现及发扬出去。同时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同样也会形成一个刺激，也会更好的推进本土文化的发展。西安不仅要在“走出去”方面下大力气，而且也要更好的做到“引进来”。这样才会在接下来的西安文化产业发展形势中有所突破和提高。

第二，宏观着眼，西安文化艺术市场需要建立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品牌永远是文化艺术市场得以持久健康的重要保证。虽然西安文化产业市场一直在做类似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诸如纺织城、文艺路、大唐西市打造了一个文化艺术社区，可当前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就全国范围来看，能形成独特风格、别具特色的，并且铸有“西安”的品牌相对来说略有不足。虽然也推出了“梦回长安”、“长恨歌”等品牌，就全国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来看，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待提高。

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平台丰富，资源众多，但是没有形成合力。文化资源需要形成合力才能据有竞争优势。整个西安文化艺术资源产业总量有待提高，整体结构有待完善。当前，文化市场的主体竞争力不是很强，企业投、融资渠道较单一。西安文化艺术发展有待加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作为动力支撑，一定程度会制约其快速高效的发展。

第四，政府方面要加强引导。近几年来，西安市政府积极推进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承办了各大项目，因地制宜，目标是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这意味着文化产业将成为西安市的支柱型产业。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便充分整合了传统人文资源和现代人文资源，同时注入了生态、低碳、绿色等大环境理念，构建了“培育三大街区、建设四大园区（基地）、打造五大特色产业带、培育六大重点行业，形成多层次、多主题、多元化的文化产业”的新格局。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西安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面临一些问题。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引导有关文化艺术部门进行主动的适应市场，逐步转变以政府主导的投入方式，通过政府严格招标、集中高效采购、变换奖励机制、社会多方面合作等多种方式，提高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激活文化精品生产，以此激发文化单位发展活力。在有效组织和引导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享受财政基本投入的前提下，提高服务质量，努力扩大公共文化服务共享的覆盖面。同时，从挖掘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入手，着力发展有特色、有潜力、有优势的文化品牌项目，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从而使得全市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因此，为了更好的整合西安文化艺术资源，为了更好地了解整个西安文化发展情况，我们需要进行实地的考察，西安文化艺术资源的发展做成调研报告。通过对西安的文化艺术资源进行透彻的实地考察与科学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把制约西安文化艺术发展的瓶颈抓出来，从而能更深入而不流于表面的考察整个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这样思考出来的对策也会更贴近西安的实际情况，使得相应的对策更落到实处。

（第一、第二、第四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第三作者单位：西安思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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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东盟已连续多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统计显示，2015年1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155.1亿元，增长18.4%，占同期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的59%，其中出口137.1亿元，增长51.1%，占同期广西出口总值的八成。

随着区内产业配套能力逐渐增强，物流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广西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大。广西迎来了推动与东盟贸易合作升级的发展机遇。合浦位于广西南陲，濒临北部湾，处于我国与东盟市场的中心位置，是我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合浦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因为在西汉时合浦已能造楼船，在北部湾（又称交趾洋）有海上通道之便，它和陆路丝绸之路的开辟时期不相上下，都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代。县内铁山、沙田、营盘等港口，可直达全国沿海各城市和东南亚各国，其地理位置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二、广西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

（一）合浦的海上丝绸之路记载

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西突厥史料》中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此后法国学者让・菲利奥扎首次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由此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谓。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秦汉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海上贸易得到了较快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武帝灭南越国后海路贸易规模扩大，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发展。“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

由此可知早在两汉时期，古代中国的使者就以船只为交通工具从广东徐闻及广西合浦出发，满载大量的中国丝绸、黄金、陶器等物品运往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洋海域开展贸易，并将沿途各国的水晶、玛瑙、玻璃、香料等奇珍异宝来回中国。如今合浦汉墓群出土的大量舶来品就是中外贸易交流的历史见证，同时也反映出汉代时期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二）合浦的物质文化和自然遗产

1.汉墓群。汉代的厚葬之风给合浦留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汉墓群，自70年代以来，已发掘400余座，出土文物上万件。1996年，合浦汉墓群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十一五”期间我国100处大遗址之一。汉墓群的出土文物，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艺、南北方交流、以及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2.文昌塔。合浦文昌塔位于合浦县城南约3公里处，当地人也称文昌塔为文笔锋、番塔。此塔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是广西南部宝塔之冠。据说，塔名是取自汉族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文昌帝君，祭拜文昌塔能够保佑多出文人才子。文昌塔是一座八角七层楼阁式、全塔由底向上呈锥状逐层收缩的砖塔，其独特的建筑构造对研究古代文化艺术和建筑力学都有较大的价值。

3.大士阁。大士阁因曾供奉观音大士而得名，位于合浦县城东南85公里的山口镇永安村内。该阁始建于明初，是中国近海最古老的建筑之一。1988年，大士阁因其精湛的建筑技艺和悠久的历史，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大士阁在建筑手法上保留了宋、元时期的遗风，全阁梁柱均由榫卯连接，无一钉一铁，但却是一个优美稳固的统一体。据志书记载，明清时期合浦地区曾多次遭受风暴或地震等自然灾害，附近的民房建筑都受到严重损坏，但大士阁仍然屹立至今。此外，大士阁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栩栩如生的神话人物、麟龙鹤凤等雕塑或图案分布在大士阁的各个角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是研究南方古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

4.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前身为合浦县博物馆，是广西唯一以汉文化展示为主的遗址类博物馆，是岭南地区最有特色的遗址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种类丰富，其中以合浦汉墓出土的各类文物为主，馆藏文物多达5200余件。博物馆藏品历史悠久，文物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至当代，而反映了汉代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汉墓出土的带酒铜提梁壶、玉带钩、紫水晶长串穿珠等珍稀文物闻名于世。博物馆主要有三个展区组成，分别是：秦汉青铜・古郡遗风、古风陶韵・南越增辉及碧海丝路・璀璨明珠。由于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地位，2012年获批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三）合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合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非常丰富，除了广为人知的民间传说《珠还合浦》及角雕技艺外，还有《文昌塔的传说》、民间小戏剧种《廉州山歌剧》、合浦县廉州镇区《赛龙舟》、李家拳及南蛇过垌、合浦公馆木鱼等，本文简要介绍其中两种

1.合浦简称“珠乡”，民间传说《珠还合浦》已列入广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自汉代以来，合浦就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上等珍珠的最佳产地，所产珍珠被称为“南珠”，历代作为贡品进贡皇上。合浦是“南珠”的发祥地，也孕育了鲜活独特、带有北部湾地域文化特色的南珠文化。《珠还合浦》则是北海市众多民间故事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历史传统文化精品。据《后汉书・孟尝传》所载：“尝到官，革易前弊，去珠复还……”说的是东汉孟尝改革弊政，开放珠宝贸易，使“合浦珠还”美谈流传不衰，它对研究合浦的历史，特别是南珠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合浦角雕技艺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角雕技艺是指以牛、羊、鹿、犀牛的角、蹄为原材料雕刻成工艺品的传统手工艺，也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合浦角雕始于明代，以牛角为主刻画简单的图案，在民间习俗中被视为辟邪饰品。到了清代，合浦角雕技艺的艺术化进一步发展，通过充分利用牛角透明晶莹的特点使各种图案极为生动。合浦角雕具有工艺价值、实用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多重价值，是非常值得购买的旅游纪念品。但这项手工技艺的传承情况却堪忧，由于时间、技术等工作条件的限制，从事角雕生产这一行业的人屈指可数，希望可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保护好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广西合浦的旅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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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　美术地域文化　哈孜•艾买提　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　买买提•艾依提 

 

新疆地区古称西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使新疆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新疆地域辽阔，自古以来就聚居着众多的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使新疆的美术创作体现出地域性、民族性和宗教性。新疆多元开放的地域文化体系从美学理念、绘画题材和语言等方面影响着新疆的美术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 

一、新疆美术创作的地域性 

新疆地处中国西部地区，其美术创作以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为主要表现题材，体现出新疆本土固有的文化精神及地域特征。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畴内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新疆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自然景观的影响。新疆有着原生态的异域风光，沙漠中笔直的胡杨林、戈壁的冰雪景观、无边的草原绿洲、纯净的蓝天丽日，这些美景引导着人们视觉审美的同时也成为艺术家所钟爱的绘画题材。新疆风光明度高、饱和度高的颜色给画家提供了自然丰富的色彩语言，强烈的色彩对比成为新疆异于其他地区绘画形式的色彩表达方式。其次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新疆地处汉唐时期古丝绸之路的要道，曾是中原、印度等文化的交融与汇聚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克孜尔千佛洞为代表的佛教石窟艺术、遍布南北疆的岩画遗存、伊斯兰艺术等成为今天新疆地域性文化创作及美术家的文化滋养和立足点。最后是民族风情的影响。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各少数民族在生活、信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民俗文化，这种极富乡土气息、淳朴稚拙的民族生活成为画家感受与解读新疆少数民族多样生活的重要角度。 

受以上因素影响的新疆当代美术创作，涌现出一批以新疆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极富民族性、地域性和宗教情结，成为中国美术中拥有至深魅力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以新疆的民族文化生活为创作题材，体现出特有的地域性文化。 

二、新疆地域美术的代表性画家 

新疆当代卓有建树的画家中有的是新疆本土的民族画家，如哈孜•艾买提、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买买提•艾依提、早然木、阿不都西库尔等，他们对新疆民族生活及民俗文化非常熟悉。有的是成长于新疆深受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回族画家，如龚建新、王增元、舒春光、陶世莺等。这些画家群体把自己对新疆这块土地的热爱之情融入手中的画笔，表现新疆的地域美、民族情，打造了独具一格的新疆地域特色。下文选取新疆三位卓有建树的民族油画家，通过分析其绘画语言、代表作品、艺术风貌等，以探索新疆美术的地域性特征。 

（一）哈孜•艾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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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合作：建议

一、“丝绸之路路经济带”教育合作建设的现状

在九十年代末我国与中亚之间的教育合作开始逐步发展，尤其于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后，经贸往来和教育合作变得更加频繁。“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伟大战略构想提出之后，教育领域合作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迈进一个新阶段。

（一）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联盟”

亚洲教育论坛与韩国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共同组建“新丝绸之路教育联盟”，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大学成立“新丝路大学联盟”，都促进了丝路沿线区域的教育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大学联盟”是由海内外大学组织的非政府、非盈利、开放的国际教育合作平台。该合作组织有利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学之间的合作，并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及欧亚地区的发展和建设。

（二）建立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推广汉语

孔子学院是由汉办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教育的文化交流机构。截至2015年12月，亚洲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79所孔子学院，其中，中亚五国共开办孔子学院22所，仅吉尔吉斯斯坦就有孔子课堂12个。在我国新疆地区，凭借其地缘优势已主持开办孔子学院7所，并于2014年开始筹建第二批孔子学院4到6所。不仅有利于我国发展格局的向西延伸，更提升了西部地区的文化“软实力”。

（三）中亚与中国留学生教育合作发展，促进人才交流

中亚是中国的西部近邻，早在中亚各国独立之后，中国就与中亚各国高校之间已经开始进行留学生教育合作。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我国与中亚之间的高校留学生教育合作越来越密切，来中国的中亚留学生也越来越多，也有更多的地区和省份参与到了与中亚高校间的留学生教育合作。目前在华的中亚留学生中，仅哈萨克斯坦一个国家就有6千多人，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二、教育合作领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问题

从2013年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到现在历时两年时间，在教育合作领域只是提出了一些概念，单对于具体的实施和构建方案都处在摸索之中。因此，在教育合作中存在着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中亚战略

虽然从经济发达程度方面，中亚地区无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凹地，与东端的亚太经济圈和西端的欧洲经济圈相比整体落后，但是中亚是一块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在中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地方的时候，欧美和日韩却早已涌入。目前，日韩，尤其是欧美地区，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艺术的影响远超中国。中国没有制定明确的中亚战略，对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不明晰，尤其是教育合作方面更是模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合作投入不足。由于对中亚地区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因此对该地区的重视不够，投资不足。第二，教育合作方面的宣传并不到位。中亚地区的宗教派别十分复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意识形态都竞相渗透，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教育合作仅仅依靠政府和高校的宣传策略已经很难适应当前的现状，急需开拓新的更加适应中亚地区情况的传播途径。

（二）孔子学院定位不清，制度不完善

孔子学院在与中亚教育合作、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定位不明确导致作用不明显美、英、德等国早在中亚地区独立以来，二十多年间都积极的在中亚创建语言和文化交流中心，而直到2002年中国才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第一个汉语中心。由于中国对中亚地区文化教育的关注较晚，并且没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导致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孔子学院也无法确定对中亚的策略。

2.孔子学院在中亚的制度不健全

孔子学院在中亚的交流合作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合作双方在认识和实力上存在偏差，权责不明晰，并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第二，孔子学院只是一个语言培训机构，学生学习汉语并不能得到双方国家承认的证书和学历，挫伤了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第三，没有长期教学目标，没有学大纲，师资资源奇缺。这些方面的问题都阻碍了孔子学院在中亚地区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影响力。

（三）区位制约因素，阻碍高校留学生教育合作

新疆在发展高校留学生教育合作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一方面，新疆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与内地相比相对缓慢，留学生教育也起步较晚。这就导致了新疆地区的留学生教育并不能代表国内的先进技术水平，对留学生的吸引力也会下降。

高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水平不高、能力不强，硬件、软件建设不平衡都制约了新疆地区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交流人才匮乏，新疆高校并不不具备留学生教育合作所需要各种专业的老师。这是的。与此同时，新疆地区高校行政人员培训机会少，知识技能老化，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能接触跨文化交流的相关工作，得不到专业训练，导致能够进行跨文化交流工作的专业人才极其匮乏。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合作领域建设的对策建议

从我国目前对外教育合作的状况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对于教育合作领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多层次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要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增强教育领域开放，努力在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提升国家教育合作开放水平，展开多层次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第一，充分利用现有先进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发展，搭建丝绸之路网络文化教育立体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远程和灵活的学习，加强中国与中亚地区之间的合作。第二，以文化为基础加强教育合作。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论坛以及社团等现代新媒体的作用，加大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从而激发中亚地区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从文化角度更好的促进教育合作的发展。

2.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与自由相结合的教育合作模式

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合作模式，即以政府为主导力量，体现政府意志的合作模式：而自由的教育合作模式，即教育合作主体之间可以自由的展开合作而并不受政府之间的限制，可以更好的实现共赢。对于教育合作的宏观层面及发展缓慢或者起步阶段，适用政府主导的教育合作模式。而对于具体项目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跨区域教育合作，更加适合自由结合的教育合作模式。这两种形式的教育合作模式并不冲突，可以根据具体的进程和形式进行选择，两者相互结合共同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地区教育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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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海；一带一路；开放；创新

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同年10月在出访东盟国家时又提出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的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对我国向西开放，改善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青海省经济发展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但贫富差距增大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青海省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各项建设，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各方面的努力。从2004年到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将近2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将近1倍。到2013年底城镇居民收入接近20000元，农村居民收入接近8000元，能基本满足生活需要，但城乡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明显增大。

（二）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形式

青海产业结构呈“二三一”格局，第二产业比重从2006年以后超过50%，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以农牧业为主。在总产值中，牧业占50%，农业占45%。主要养牛羊猪，种植小麦、薯类、油菜籽及各类蔬菜菌类等产品。虽然近年来青海农牧业发展较快，但由于气候环境等因素影响，又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生产力低下，产品附加值较低，农牧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使得第一产业发展受阻。第二产业主要依托于重工业。在第二产业中，工业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青海经济增长主要依托于重工业的发展，且以开采冶炼初级产品为主，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工业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阶段。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迟缓。近年来，青海旅游业和金融业快速增长，但第三产业整体不足，产品缺乏创新概念，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均低于发达省份的同行业，在竞争中不占任何优势。同时，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落后现状也极大地阻碍一、二产业的良性发展。

（三）财政收支明显提高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财政收支不断提高。2007年到2013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升幅度较小，但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上升幅度较大。其中，2013年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68.6亿元，比2012年增长15.3%。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24.4亿元，比2012年增长20.4%；2013年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251亿元。

（四）社会事业日新月异

经济事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青海省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接近100%，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也不断提高，到2013年接近100%，表明九年义务教育在青海省贯彻落实的比较彻底。青海省艺术事业从2012年到2013年机构数减少2个，从业人数减少224人，图书馆事业、文物事业、群众文化事业、艺术教育事业等等基本保持不变。报纸和杂志总数基本保持不变，但是总印刷数却在大幅度增加，需求增加，图书的种类在2013年底有1051种，总印刷数1331.1万册，读书的人越来越多，精神需求层次逐年提高。电视覆盖率从2000年的86%到2013年上升至约97%，文化艺术事业的传播途径也变得丰富。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医疗机构和医疗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五）交通运输事业快速发展

加强青海省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便是加快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只有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才能更好地与外界沟通，增加经济往来。在2001年到2013年的12年中，公路通车里程位居第一，其次是航空运输，最后是铁路运输。2013年，青海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规模达278.5亿元，较2011年增长20%，已初步形成公路、铁路、民航共同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但整体形势仍旧不容乐观。目前，铁路只有兰青和青藏两条铁路干线，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和格尔木至敦煌铁路、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还在计划开工中，衔接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铁路格尔木至库尔勒、西宁至成都、格尔木至成都等铁路尚未开工，铁路覆盖度不够。

（六）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一定成效

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一定成效。环境污染源得到进一步控制，青海省注重绿色循环经济发展。2001年到2013年，废水排放总量下降656万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下降地最快，工业污水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却在不断增加，氨氮排放量也在增加，给环境治理带来了挑战。青海省大气环境基本情况也越来越严峻，工业污染增加的同时，空气污染也在加重，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也在增加，空气质量越来越差，给人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二、青海省“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