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体系主要内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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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行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3-00-01
一、食品行业与社会责任
诚信经营是企业立足之本,而食品企业的诚信经营主要表现食品的质量安全。无法保障食品安全的食品企业,无论再强大,都可能一夕之间破产同时导致整个行业走入寒冬。
民以食为天,2012年2月的《2011年中国家庭消费状况及2012消费预期》报告显示,食品安全以72.4%的比例当选为消费者最为担心的安全问题。正由于经营者急迫的追求短期利益引发的不良行径,食品质量问题引起了社会公众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企业忽视对社会责任各个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导致人民逐渐对我国食品失去信任。食品饮料业产业链较长、社会带动效应显著,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也社会也无法从国家行政层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进行规范,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标准,也就无法运用理论来指导企业的实践。因此,处于转型时期的经济现实正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情境,食品行业作为人们关心的热点行业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解读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颠覆了“股东至上”论,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著名学者Carroll在1979年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其后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内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他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是多元的,包括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成份。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不断发展,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框架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其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本文在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社会责任履行评价指标完整涵盖了食品行业所涉及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将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区分为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会、环境资源等八个方面,以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独特的背景为依托,构建专门用于评价食品行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评价指标体系。
三、食品行业社会责任体系
李立清、李燕凌(2005)所著《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里,构建了一个评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指标体系,从雇员权益、人权保障、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商业道德、社会公益行为五个方面构建了38个指标并设置指标权重。该指标体系涵盖了目前理论界较为流行的SA8000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但此指标体系主要侧重企业对员工的责任,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方面涉及不多。
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尝试性的建立了一套评价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8项,二级指标11项。
1.对消费者责任的衡量。(1)销售增长率。食品行业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履行情况可以通过销售额直接体现。指标值越高,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认可度越高,间接反映了企业已较好地履行了对消费者的责任。(2)媒体曝光率。该指标用于反映企业每年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因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遭媒体特别爆光的次数,媒体曝光率越高表明企业的食品安全越有可能存在问题,即越有可能存在威胁消费者身心利益的行为。
2.对股东责任的衡量。(1)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是指可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与流通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的比率,该指标越高,企业对股东利益的保障程度越高,即企业对股东责任履行的越好。(2)净资产收益率,指净利润与股东权益的比率,反映企业总体盈利水平,该指标越高,则股东投入企业的自有资本获取净收益的能力越强,企业对股东责任的履行越好。
3.对债权人责任的衡量。流动比率。流动比率是企业全部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是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对于债权人来说,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越强,企业所面临的短期流动风险也就越小,即债权的安全程度越高。
4.对员工责任的衡量。(1)工资支付率。即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对员工工资的支付越积极,反映企业对员工责任的履行越好。(2)人均年教育经费。该指标反映企业对员工素质的提升和未来发展所承担的责任。该指标值越大,反映企业对员工教育和素质提升的重视程度越高,即企业对员工责任的履行越好。
5.对供应商责任的衡量。应付账款周转率,是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净额与平均应付账款余额的比值,反映企业占用供应商资金的时间长短,食品行业的下游产业一般是第一产业,农林牧渔,对农民,农贸市场等供应商责任的履行通过还款时间体现。
6.对政府责任的衡量。资产纳税率。该指标反映企业每一单位资产缴纳的税收比例,可以间接反映企业的纳税水平以及对国家的贡献程度。
7.对社会责任的衡量。捐款支出比率。捐款支出是指企业对社区建设、希望工程、社会灾难以及弱势群体等的捐助,反映企业作为法人公民对社会的关注和贡献,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件的参与程度越高,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就越好。
8.对环境责任的衡量。环保费用占收入比例。环保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反映企业在环保设施运营等方面的费用与其年收入的比值。环保费用主要包括企业在购进和维护环保设施、治理污染和绿化环境等方面的费用以及在环境管理与科技方面的投入,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越高,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感越强。
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假设所有相关的需求信息都可以满足。鉴于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多方面内容,收集的11项评价指标虽然己经能够比较全面的度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但在社会责任衡量体系建立后,对食品行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具体评判还需要进一步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工作。
参考文献:
[1]Carroll A.B.1979: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4:497-505.
[2]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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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任的凸显及其界定
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逐步组织化的过程与信任形态的变化相伴随。如卢曼所言,“从历史上看,而且从实质上看,信任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在古代社会系统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于在文明社会系统它具有的特征。”[2](p.125)这一观点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能忽视信任类型转化中的一个基本的趋势,那就是,在社会发展及其信任形态变化的过程中,有一种信任类型,即公共信任,总是与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相伴随。从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的层面而言,不管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期待、公民对执政党社会责任的期待、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基本功能的期待都是存在的,这种以期待为基础的信任类型是一种客观的力量,是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王朝或者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有效整合与和谐运行的基础。毫无疑问,缺乏公共信任的任何统治者或者管理者都缺乏社会基础,即使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这种信任也起着关键作用。在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体系及统治关系中,臣民对统治体系和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认可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最原始的基础,这种认可来源于臣民对拟神化的统治者发展农业生产、优良教化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等社会责任的期待。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身份的认可以及实现这些社会责任的尽心期待是这种信任形成和产生的社会基础。尽管,在统治者看来,统治的逻辑不一定如此,而是“君权神授”的应该如此。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前者才是其合法统治的基础。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的“水”,一般意义上都理解为被统治者,即老百姓,但从信任的角度来看,更合适的理解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功能和责任的一种信任,无论是“载”或者是“覆”,都与这种信任有关。进一步分析,从农业社会统治行政体系中信任建构的角度来理解,统治者一般通过祭祀神的方式去自然地获得一种基于神的人格的“共同信任”,并因此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这是农业社会的统治者获得“共同信任”或者“公共信任”最为快捷的最基本的途径,也是农业社会的统治技巧和方法。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在战争或和平时期,王朝总是要祭祀神和统治者的先祖,这既可以理解为对“君权神授”的一种社会阐释和呈现,更是统治者因此获得被统治者信任的基本途径。这种信任是链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合法性关系的纽带。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信任还不完全是统治行政体系形成的基础。因为,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体系主要是通过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来建立信任的,从而,在体系内部,维护其行政体系基础的信任形态主要是人际信任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公共信任”或者“共同信任”。但是,从构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基础来看,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公共信任”密切相关,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合法性的不认可乃至暴力的反抗,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好发展农业生产、优良教化社会和稳定秩序等社会责任,这些责任的丧失所导致的“公共信任”的丧失,是统治者失去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原因。到了工业社会,启蒙思想家使人们逐渐脱离了对神的精神依赖以及对伦理生活的依赖;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随着个体生活的社会化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建立在个体知识能力基础上的职业专业化与个体对组织的依赖密不可分,失业问题就是个体对组织依赖的典型说明。在工业社会,社会组织不仅成为了社会运行和社会管理的载体,而且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个体生活无可脱离的环境,并形成了一股主导公共生活的力量。特别是在专业分工细密的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深陷于无法回避的社会组织的包围和牵制之中,因此,很多社会学学者把组织类型作为社会结构划分的基础。从行政学的视角来看,在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公民和社会组织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系是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在民族国家成长为行政国家后,尽管个体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但在公共服务层面,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处于政府的管制之中,社会生活对组织的依赖完全体现为公民对政府的依赖,政府在国家行政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公共生活的中心,公共领域或者公共生活中的责任就是政府的责任。从公共信任关系来看,相应地,政府信任也就处于信任体系的核心。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地位成为政府信任凸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公民对政府的集中依赖淡化了其他组织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从公共信任形成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在工业社会的信任体系中,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化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是一种治理现实。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公共信任作为一种新的信任类型将逐渐凸显出来。在《道德的市场》中,鲍曼指出,“影响行为人的因素主要在于他人的行为。而此类社会依存的情形下存在着参与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其以他人过去的、现在的或预计未来采取的行为为取向。”[3](p.46)根据这一社会依存理论来理解,我们认为,公共信任的凸显与后工业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类型的公共责任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第一,公共信任的凸显与群体间的依存度增加有关。如果说工业化过程是个体对政府组织依赖的过程,那么,后工业化过程则是不同社会组织之间互依性增加的过程。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个体进一步群体化,群体进一步组织化,在社会互依性增加的过程中,社会构成的群体性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组织性,一方面使群体的生活形式演变为群体间组织的依赖;另一方面,在公共生活中,除了政府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外,组织规模日益扩大而且社会管理技能日益增加的其他社会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相应地得以增加。无论我们把后工业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还是虚拟社会,其实这个社会还是群体组织的社会。群体的形成、群体对组织的依赖和群体间的互依是这个社会的普遍特征。这种组织间的互依性关系是当今社会合作潮流形成的原因,也是公共信任凸显的重要原因。第二,公共信任的凸显与各类社会组织公共性的重叠相关。有研究者指出,“在今日的社会条件下,公共性是一个‘重叠式’结构:经济形态—资本(商品与货币是资本的两个重要环节);政治形态—行政权力与制度;文化—精神形态: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4](p.115)在后工业化过程的公共生活中,公共性的重叠或日趋整体化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公共责任不只是政府等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的“特权”,而是参与和形成公共生活的所有社会组织的基本责任。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对公共生活中的公共责任的共同担负,成为公共信任凸显的重要原因。相应地,公共信任也成为了公共生活有序运行的基础,是各种社会组织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并承认其参与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第三,公共信任的凸显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间合作性互动关系的形成有关。在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被赋予或者主动承担了增加社会福利、维护社会安全和促进社会公平等社会责任的功能与使命后,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主体结构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一种管制性结构,而转变为治理过程中的一种合作性互动结构。尽管这种合作性互动结构目前还比较薄弱,而且,很多社会组织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比如,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是政府对其促进的结果,但不可否认,这种促进及其有效互动的基础是信任而不只是支配性的权力。由于互动基础的改变,这种因为合作性关系而形成的信任不是人际信任,也不是组织信任,而是公共生活中一种以社会责任为基础的信任,即公共信任。它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支撑力量。这样一来,工业社会以政府信任为中心的信任体系结构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种以多元合作治理主体共同建构的公共信任体系结构。对于理论研究而言,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公共信任作为一种成熟的信任类型凸显并逐渐成为影响公共生活和社会秩序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后,我们必须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并指出其内在特征。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相对于私人信任而言的,是与公共生活及公共交往相联系的信任,是现代社会尤其是民主制度下的新型信任。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对社会成员的一般信任、对社会角色的信任、对社会制度及运行机制的信任、对民主社会的一般价值观的信任。[5](p.56)我们认为,如果把信任一分为二地类型化为公共信任和私人信任过于简单,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信任确实与公共生活有关,与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重叠和公共责任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的逐渐分散有关。思考公共信任不但要思考它产生的基础,而且只有结合公共性来思考,只有立足于公共生活和公共性来思考,才能归纳、揭示公共信任这一概念。在综合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公共信任是社会公众对于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共同维护公共生活有序运行的社会责任的系统化的有限期待,是维持公共生活良性运行的一种客观整合力量。在公共信任度高的社会,社会公众与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一种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公众的合理期待协调发展。反之,存在公共信任问题的社会则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最有力的社会整合力量,这一社会整合力量的消失是致使社会整体失信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社会整体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作为公共生活中的一种信任形式,公共信任有如下特点:第一,公共信任的系统性。公共信任的系统性表现为非营利性组织中的公益信任、私人领域中的企业信任和公共领域中的政府信任之间是相关的,因此体现了公共信任系统化的特征,公共信任体系中的各要素是互动的。因此,有时候政府不被信任,不是因为政府本身信任度不高,而是政府没有管理好其他组织的公共信任。现阶段,由于政府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政府对其他类型组织的公共信任有管理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在规划中国公共诚信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从学者到民众都认为首先要从政府诚信抓起。这是符合公共信任及其管理的特点的。由于公共信任的体系性,社会管理过程中如果只重视政府信任,而忽视对其他承担公共责任的组织的信任度的管理,照样会产生公共信任危机。第二,公共信任体系的层次性。尽管不同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的性质是相同的,但它们公共责任的大小是有层次性的。在一般意义上,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度与它们对公共生活的影响程度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大小密切相关。例如,尽管社会责任的性质一样,但一个跨国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一个个体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一个大公司的社会责任缺失所引发的信任问题及其导致的社会影响也是巨大的。在社会组织的合作性治理结构的形成和成熟过程中,不同组织社会责任的大小与政府的责任相比依然相差很大。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政府信任还是公共信任体系结构中的主要要素。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公共信任体系中这一主要要素的存在,就去否认其他组织对公共生活所负有的责任,去否认它们在公共信任凸显过程中的作用。第三,公共信任关系的模糊性。在公共信任体系所呈现的信任主体关系中,一方是与社会责任相联系的社会组织,另一方是社会公众,这就形成了公共信任关系中一对多的关系,尽管这种一对多的关系不是严格数学意义上的,但正是这种关系导致了公共信任关系的模糊性。例如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表面看起来是食品生产企业的问题,但实质上,因为食品安全对公共生活的重大影响,这一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的公共信任问题。也正是由于公共信任的体系性和政府在社会中的主体性角色,社会公众很容易把系统化的公共信任等同于碎片化的政府信任,也很容易忽视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共信任中的作用。不可否认,公共信任的这一特征也是很多学者视之若有若无,不给予足够重视的关键原因。第四,公共信任关系的压力性。公共信任关系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由于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和社会公众对公共生活的依赖,从而,在公共信任度低的环境中,公共信任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压力性关系。这种压力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的空间关系是狭小的。如同一个孩子无法选择其父母一样,一个国家的公民也无法随意选择其所在的国家;社会公众在公共生活过程中不得不接受不同社会组织的产品、服务和管理。这恰恰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基础,但在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可回避的压力性关系。例如我们要购买食品、药品等生活用品,尽管它们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但是谁也无法完全知道更无法完全回避这些风险,因为我们要依赖它们生活;同样,公民要接受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根据权力和规则的管理或服务。在一个政府的阶段性统治时期内,社会公众必须给予这些组织以信任支持,这是难以回避的客观事实。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个人无从选择的。其表现为选择空间的狭小和高成本的退出机制。”“表现为信息、影响力与承受力的非均衡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信任的非相互性,从而使作为信任方的公民处于不利的地位”。[6](p.8)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公共信任却因此成为了一种客观事实和客观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信任的破裂则对公共机构和公民的影响是破坏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6](p.8)第五,公共信任关系的脆弱性。“正如我们看到的,信任和不信任是符号传播的泛化的态度,它们并不随明确的具体客观原因而变化,而是主观过程控制的,经验借此过程得到处理并且简单化。”[2](p.99)因此,与真理或法律相比,“信任机制的相对下级的,相对低的‘技术水平’,除了别的以外,在于比较难于转化为对立面:信任转化为不信任比不信任转化为信任容易”。[2](pp.118~119)这表明了公共信任的脆弱性。尽管公共信任关系是一种压力性关系,但这种关系是脆弱的。如果一个社会不对公共信任进行有效的管理,这种信任关系会变得更加脆弱。在一个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会,一个负面的谣言就可以将整个政府或者社会的诚信系统框架击垮。如果我们正确认识了公共信任在当代社会的凸显,我们就能够对公共信任进行有效的管理,其客观事实的一面就会呈现出来,并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客观力量,从而减少社会交往成本,稳定社会心态。
公共信任问题及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
在界定了公共信任的形成阶段、概念和特征后,公共信任管理成为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要提出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首先要考察公共信任问题产生的逻辑及其社会影响。第一,公共信任问题起因于“公共质疑”。“公共质疑”是社会公众对负有公共责任的某一类社会组织的负面性事实的失望与反对,是对这一类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责任的不认同。例如,如果社会公众共同质疑企业产品的安全性、共同质疑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或者公民共同质疑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行为的公平和正义……对某一类型的组织的公共质疑就形成了。公共质疑会导致对某一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公共不信任”,“公共不信任”的发展可以逐步累积成公共信任问题。当“公共不信任”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的公共信任问题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社会诚信危机就产生了,因为社会公众对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都给予了“公共不信任”。如果一个社会产生了诚信危机,这就意味着“公共不信任”在公共生活中起了质的变化。第二,公共信任问题导致公众对负有公共责任的社会组织的公共生活功能整体性的负期待。在目前的社会,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对社会的有效运行都有一份责任,公众对这些组织的功能和责任也有一种期待。比如,任何人都期待企业的产品是安全的,它们的服务是公平、公正的;任何人都期待社会公益组织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是帮助弱势群体的;任何人都期待政府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如果说公共质疑起因于某一事件的结果与公众对这一类型组织功能的原有期待整体不符(比如,三鹿集团的三聚氰胺事件引起了公众对三鹿奶粉甚至整个奶粉行业产品安全的质疑),那么,这种公共质疑若任其发展,某一类型的组织的公共信任问题就产生了。如果这种公共信任问题不再局限于某类型组织,而是社会整体层面的各个组织,就会动摇整个社会公共信任体系的基础。第三,公共信任问题可以导致公共生活的混乱和社会的诚信危机。“没有信任,只有非常简单的当场互动的人类合作形式是可能的;没有信任,超过当下确保的环节,即便个人行动也对破裂极为敏感以致无法做出计划。”[2](p.117)由于公共信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石,一旦私人组织或者非营利性组织的公共质疑没有被政府或者引起这一问题的组织有效化解;社会公众对这一类型的组织就会产生整体性失望,形成对某一类型组织的“公共不信任”。再任其发展,由于公共信任是体系性的,具有“上诉性”,最终将连带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公共信任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对有序的社会交往、运行及其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其一,社会尊重缺乏,社会依附性产生。由于社会公众失去了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公共生活就碎片化了,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尊重也逐渐淡化,并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仇视;这样一来,私人信任慢慢成为支持社会运行的主因,这样运行的社会也就成为了一个“关系型”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共信任,公共权力组织的许多功能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社会公众不得不依附于非公共权力或者非公共性权力的庇护,形成社会的依附性。其二,社会合作缺失,社会恶性竞争产生。由于社会公众公共信任的缺乏,特别是公民对公共权力组织的信任缺乏,公众和社会组织之间应有的合作便慢慢消失。如果任其发展,公众、政府及其它社会组织之间就会慢慢形成一种恶性的竞争和对抗关系,并最终造成社会关系的不可调和。其三,社会资本流失,与信任有关的经济资本流失。显然,公共信任是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本,公共信任缺乏意味着最容易整合社会秩序的公共信任资本的流失;与此同时,基于信任而形成的经济资本,比如民众基于对公司信任而购买的股票,会因为公司的一个失信事件而大量抛弃,公司的经济资本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损失。其四,社会整体失信,社会整体的道德危机产生。由于公共信任是体系性的,因此,公共信任的缺失将导致社会的整体失信,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的道德危机。由于公共信任问题是引起社会信任危机的关键因素,对公共信任进行有效管理便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其实,学者们对信任管理的思考由来已久。传统的观点认为,在一个简单封闭的社会,对信任的管理是可行的,但在一个开放分化的社会,信任管理是很困难的。卢曼就指出,“信任和法律只是在非常简单的社会系统中彼此相等,那些社会系统几乎没有任何结构问题,小到足以使所有系统成员彼此熟识。在这种系统中,信任受到期待,不信任成为公开侮辱,成为一种对集体生活的规则从而对该系统法律的冒犯……”[2](p.44)“相反,在所有比较分化了的,比较复杂的社会体系中,法律和信任不可避免的以此方式相分离。”由于“信任又是太普遍、太分散的一种社会要求”,“法律和信任在他们的动机形态的基础上也彼此分离。”[2](p.45)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观点看来,在复杂社会体系中,由于信任的普遍化、情景性、分散化与法律的刚性不一致,信任管理是很难的事情。很显然,公共信任的管理也是很困难的,但在目前的社会阶段,公共信任的凸显以及它对当前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已成为社会管理不可回避的问题。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旧道德观念的维持和新道德的生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生态,很多学者提出信任管理问题。一些社会学学者建议“执政者可以引入社会‘诚信工程’来推进社会道德建设”[8]。我们认为,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整体性的社会危机,最终都体现为公共信任的危机。很多学者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实后工业化过程中最大的风险是公共信任问题所产生的风险,因此,更需要对公共信任进行有效的管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但每一个社会个体和组织要对自身的信任进行管理,而且,如果我们要提高社会的整体信任度,就必须明确公共信任的特征,充分理解公共信任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制定有效管理公共信任的措施。这既是一个可操作的方法又是一个解决社会整体失信的关键环节。对于社会管理而言,公共信任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挑战性的新问题,本文只对这一问题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提出一个宏观的思路。首先,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对隐性的公共信任进行显性管理。有效的社会管理不只是要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等显性要素进行管理,更为关键的是,还要对公共信任等隐性要素进行管理。由于“公共不信任”导致的公共信任问题是社会整体失信的关键,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要解决社会整体的信任危机,就不能只使公共信任成为一种期待、信赖关系或是一种社会信心,而要通过社会管理使其演变为体系化的、治理社会的系统性力量;特别是要通过公开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度,即将公共信任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显性指标,以此来督促社会组织,同时提示社会公众对这些组织的公共信任度进行监督。这样一来,公共信任就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力量。其次,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容,将公共信任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公共信任本身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管理要素,把公共信任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管理任务。要对一般意义上的、负有公共责任的各种组织的公共信任进行管理,特别重要的是,要及时评测政府体系中各个部门和机构的公共信任度,及时提醒各级机构根据公共信任度来纠正自己的行为,这也是提高地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在后工业化及其后工业社会,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以后,合作治理将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流,以公共信任度来衡量合作主体的合法性将是政府引导合作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社会管理还需要对合作治理主体间的公共信任度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要促进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要使合作治理有效的运行,社会公众和政府就有必要以公共信任度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在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对于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组织,不能给予它们参与管理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而对于公共信任度高的社会组织,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机会,以此作为一种社会激励措施。再次,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对公共信任管理进行硬法和软法方面的设计。罗豪才指出,“公共领域的现实、我们所追求的治理目标和软硬法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公共领域应当采取一种软硬结合的混合法治理模式”。[9](p.5)对于公共信任的管理而言,与法律作为一种造就强制性秩序的规范不同,公共信任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造就非强制性秩序的管理方式。因此,公共信任管理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的强制性硬法式的管理,而必须用一种硬法强制与软法治理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对于政府而言,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要把加强对自身和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管理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并采取对公共信任管理进行立法的方式,使公共信任管理制度化,有法可依,实现对公共信任的“硬法”管理。此外,由于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需要通过兑现其公共承诺来实现,因此,公共承诺是公共信任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有了有效的公共承诺,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观察社会组织公共承诺的实现程度来考察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从而观测、了解和评价社会组织的公共信任度。因此,在社会管理层面,需要以公共承诺为核心环节,对公共信任管理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设计,实现在“软法”方面的管理。
本文作者:谢新水工作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篇3
【关键词】高校体育 大学生 消费市场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6-0213-01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改变,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供给体制的改革,要求人们自觉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高校体育工作,把供需规律、竞争机制引入其内部各个环节。要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高校体育消费市场,必须要从高校自身的体育优势出发,搞好体育市场开发,发展体育事业,开辟以场馆为主要阵地,集“服务、技术、文化”为一体的高校体育消费市场,贯彻体育事业“依托社会,以场养场,以体壮体,自我发展”的指导思想,积极引导人们建立良好的健康消费意识,促进高校体育产业化的发展。
一、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基本特征
(一)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概念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用于体育活动方面的消费支出,包括体育用品、体育场馆设施的使用、体育服装、观看体育比赛甚至参加体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被纳入市场体系与进程之中,从而催生出体育产业,构筑了体育市场,这是一种自主的货币化选择行为。当前高校的大学生群体是现今开展体育活动的主群体之一,必将成为未来城市生活的主要成员和体育消费的主流,因此他们的体育消费特征会影响体育消费行为的取向,直接关系到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演替进程。
(二)体育消费市场的特点
体育消费品与其他生存需要的必需的实物消费品不同,其主要特点有:
1.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的同时性,即生产消费品的同时,其使用对象同时在利用、消耗这种消费品。
2.体育消费品不是以实物形式而是以非特质形式存在,是无形的,潜在的。
3.体育消费品使用价值具有后效性,即其效用是长期的,而不是“一次性”的。
4.体育消费品价值不易衡量,不像其他实物形式的产品那样能够按成本定价,而常常以服务质量、服务数量与社会上相类似的其他服务行业进行比较、定价,故其定价一般具有动态性。
5.体育消费品不能贮存和继承。
6.体育消费品的价值与社会需求数量、紧缺程度密切相关。
(三)体育消费的产业化和社会化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已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化,随着都市化的生活方式的形成,余暇时间的增多,现代人健康长寿意识的增强和精神需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必将导致社会对体育消费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四)体育消费品的商品化特征
体育消费品能满足人们身体健康和享受的需要,就有使用价值。在这种特殊消费品中凝结着生产者们的劳动,必然有其价值的属性,当社会需要者与提供这种需要者双方相结合时,劳动交换就成为可能,因此这种特殊消费品也有其商品的特性,可根据价值规律实行价值交换。当然体育消费品的效益不能纯粹用金钱来衡量,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方面的数量、质量及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上。
二、当前高校体育消费现状
(一)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消费普遍存在体育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与产业开发能力低下的矛盾。
(二)高校体育消费内容、动机及影响因素。
三、开辟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开辟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必要性
1.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对高校体育提出的客观要求。
2.有利于培养高校体育教育工作者的竞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有利于增强高校体育教师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开辟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可行性
1.消费对象的广泛性、服务区域的相对集中性和无限扩大的体育消费需求趋势有利于高校形成大众健身娱乐的中心场所。
2.高校体育教师智能优势是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的。他们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各有专长,信息灵通,吃苦耐劳,是开辟体育消费品市场的生力军,同时离退休人员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3.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在数量上、规模上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弥补了社会体育场所设施的不足,而且体育场馆地域分布、项目分布相对修路,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在保证教学、训练的前提下,相当多的时间处于半闲置状态,具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优势。
4.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在时空自由度方面具有较大优势。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合理安排和调整,做到统筹兼顾,扬长分流,为社会提供体育服务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四、结论与建议
(一)高校体育消费品市场体系的建立。学校管理者就转变观念、更新意识,以市场为主导,科学合理的规划高校资源的配置,挖掘现有的体育资源,突出整体优势,形成良性循环。高校体育消费品市场的开辟必须从实际出发,以体育学科优势为依托,面对社会,扬长避短,量力而行。高校体育消费品市场体系主要包括服务市场、技术市场、文化市场和开发市场几个方面,它们互相渗透,相互支持,相得益彰(见下图)。
图 高校体育消费品市场体系
(二)体育作为文化范畴,其发展不能孤立来看,应充分联系和调动相关的文化产业,大打文化牌,同进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减少体育消费的盲目性和攀比炫耀,培养良好体育消费习惯与意识,充分运用互联网、校园广播传播信息和科学体育锻炼,培养体育消费健康发展意识,掀起大学生健身热潮,使大学生体育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以期待最终实现产业供需平衡,互相促进的的“共赢”发展局面。
(三)高校要积极加大高校体育市场资源的投资和开发力度,多渠道筹措资金,开拓思路,面向市场,增强高校体育产业造血功能,加大体育设施的资金投入,改善场地场馆条件,充分利用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对学生进行体育消费指导和开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培训指导学生的体育实践。与社会体育的发展要相协调,建立市场配置的优化机制,达到资源的“社会共享,合理获利”,从而推动高校体育市场的开发。
参考文献:
[1]鲍明晓.国外体育产业形成与发展[[Jl.体育科研,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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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聋校 职业教育内容 职业教育模式
1 问题的提出
对聋校学生进行职业教育是残疾人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残疾人教育中要着重发展的部分。我国《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三条规定:“残疾人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重点的方针,着重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学前教育,逐步发展高级中等以上教育。”《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使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普遍得到职业教育,并对相应的师资、教材、形式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划和说明。
但由于我国残疾儿童(包括聋童)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残疾人职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聋校的职业教育也是如此。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聋校职业教育的认识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并得到了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聋校职业教育的方针和政策未得到真正落实,存在走过场和形式主义现象,使得聋校职业教育没有真正纳入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聋校没有形成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内容体系,没有构建出自己的职业教育模式。
本课题通过聋校职业教育内容与模式的研究,建立聋校职业教育的内容体系和职业教育模式。通过此研究,一方面可以完善聋校职业教育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以指导聋校职业教育工作,解决聋校职业教育中面临的问题。因此,聋校职业教育内容与模式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值得研究。
2 聋校职业教育内容
职业教育内容主要是为从事特定职业所必备的相关知识、技术与技能、职业道德与态度,同时也还包括必要的普通基础知识等。根据职业知识分类理论和聋生的身心特点,聋校职业教育内容可以划分为生活教育、劳动和劳动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
2.1 生活教育的内容
广义的生活教育是指为人准备生活的教育。残疾人首先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生存,其次才是作为一个劳动者,从事某种职业劳动,既为社会创造财富,又为自己的生活提供经济来源。这里谈的生活教育主要指涉及日常生活自理、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因此,生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技术实践性知识,它们在残疾人就业中具有辅助作用。
2.2 劳动和劳动技术教育
劳动和劳动技术教育主要是指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儿童进行劳动技能的训练,其目的在于为残疾儿童提供活动(或作业)和日常生活的技能,为以后的就业和成人生活奠定必要的基础。研究劳动和劳动技术教育时,要从劳动技术规则、劳动技术情境和劳动技术判断知识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确定在未来教育中具有基础作用的要素,从课程和活动两个角度来分析和提炼这些要素,并通过劳动技术课程和相关课程加强对这些要素的训练,为以后的职业训练奠定基础。
2.3 职业技术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可以分为职业陶冶和职业训练两个部分。不同的职业教育模式对这两部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支持式职业教育模式为例。职业陶冶部分没有明显的定向性,主要是通过职业陶冶为学生提供职业认识,了解学生的职业兴趣、职业潜能,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个性。职业训练则要通过确定工作机会,对聋生的特点进行分析,并进行职业诊断,使职业要求与聋生的个性特征得到较好的匹配,同时确定出需要训练的内容或改变的条件,再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因此,发展支持式职业训练课程的关键是确定一种课程生成模式,即包括环境分析、职业诊断、教学目标制订、课程编制等流程和技术,以便教师能够在确定工作机会以后,为学生编制出相应的个别化课程。
2.4 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培养聋生的职业道德素养,改变他们的就业观念、生活方式,提高工作与生活的质量。当然,职业道德教育也常常体现在生活教育中。这里更强调其科学性与系统性。首先,要帮助聋生养成科学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如:科学的作息时间、充分的睡眠、合理的饮食习惯、个人的卫生习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以及保持心情愉快等;其次,是帮助聋生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监督,互相帮助等;再次,是培养聋生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通过自我反省、自我评价、自我监督来净化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最后,是树立服务意识。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核心,聋生从小就要养成服务的意识与习惯。
3 聋校职业教育模式
世界职业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以法国、中国为代表的学校模式,又叫官僚模式,其特点就是职业培训在学校内进行,由国家说了算,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职业教育,优点是理论丰富;第二种,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市场模式,又叫自由模式,其特点是按照企业的需要,由企业自己进行职业培训,学生有点类似店里的学徒,优点就是实践机会多;第三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模式,又称为国家控制的市场模式,其特点是以企业为主,制定计划、投资等,而国家制定基本的政策来控制,优点就是理论与实践同时学习。这种模式要求学生在进行培训之前必须与企业签订合同,培训时,在企业与在学校的时间基本相当,而放假则是按照企业而不是按照学校;第四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混合模式,就是上面三种模式的综合。上述这四种模式是从宏观上对职业教育模式的概括,也适用于聋人的职业教育。但是聋人除了具备一般人的共性之外,他们还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具体到聋校职业教育模式来说,也应该有特殊性的一面。通过对聋校职业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聋校职业教育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3.1 “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模式
教育部《聋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教基[2007]1号)明确提出聋校课程采取综合课程和分科课程相结合的原则。其中,综合课程包括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科学课,生活指导课,劳动技术课以及职业技术课等。各门课程都应重视学科知识、社会生活和聋生自身经验的整合,加强学科渗透,帮助聋生逐步形成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因此,根据我国聋校教育的实际,聋校职业教育的实施,可重点考虑在义务教育阶段适度渗透职业教育,即“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模式。
“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模式中的“义务教育”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即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模式中的“职业教育”是针对聋校中聋生开展的,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进行的以生活指导、劳动技术和职业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或者在各学科中渗透的职业教育内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模式中的“+”号是指在聋校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基础教育课程与职业教育课程的有机结合。下面主要谈“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模式中的“职业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模式中的职业教育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基础教育课程+生活指导课程”。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低年级(1~3年级),职业教育内容主要通过基础教育课程和生活指导课程来开展,即“基础教育课程+生活指导课程”模式。基础教育课程中的各学科通过渗透职业教育内容来对聋生进行职业教育,例如在数学课程中,聋生学习计算利润和损失,学习毛利等经济词汇,记录销售过程与排列定货单等;在语文课程中,聋生学习工作的日常用语、问候的礼节,以及书写职业申请书和面试的技巧。生活指导课程是一门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课程,其内容主要由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学校的实际和地方的生产生活情况来确定,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生活,逐步适应社会。
第二阶段:“基础教育课程+劳动技术课程”。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中年级(4~6年级),职业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课程和劳动技术课程来开展,即“基础教育课程+劳动技术课程”模式。这里的基础教育课程同样要通过各学科向聋生渗透职业教育内容。劳动技术是一门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有:(1)劳动知识和技能的训练;(2)培养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3)遵守劳动纪律教育;(4)在劳动生产中与人交往的训练;(5)安全知识和文明生产教育,为将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基本劳动素质的准备。主要通过聋生自我服务、家务、公益劳动、手工制作和参加简单的生产劳动等手段对学生进行劳动技术教育。另外,还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个别化教学的原则,有针对性的对聋生进行生活指导和劳动技术指导。
第三阶段:“基础教育课程+职业技术课程”。这一阶段主要是指高年级(7~9年级),职业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课程和职业技术课程来开展,即“基础教育课程+职业技术课程”模式。在这里,基础教育课程中的各学科也要通过渗透职业教育内容来对聋生进行职业教育。这里的“职业技术课程”主要内容有:(1)专业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2)生产常用的设备、工具的性能、使用和保养方法,生产工艺和生产过程,接受生产班组管理,会检验产品质量;(3)农村或乡镇聋校还要对学生进行农业生产知识教育,如科学种田及养殖业、服务业、商业、木工、农机使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4)职业认知、职业准备、职业心理和职业定向教育;(5)计算机知识。
3.2 “生活中心”模式
生活中心模式是布若林(D.E.Brolin)和考卡斯克(C.J.Kokask)在1979年提出来的。这种模式强调生活调节与个人对社会的职业适应。这种职业教育模式的特点是把职业教育的目的归纳为22种能力和102种亚能力的培养。而这些错综复杂的能力又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日常生活能力,二是个人与社会交往能力,三是职业指导和准备的能力。具体课程就围绕这三方面的内容来设计:(1)培养日常生活能力的课程有:管理家庭财务、修理增添家具和设备、计划安排个人的需要、抚养小孩、计划与购买衣物、参加市民活动、妥善安排业余生活、参加社区的活动;(2)培养个人与社会交往能力的课程有:对成就的自我意识、社会责任感、人际关系的能力、成功的独立性、决策与解决问题、恰当的交往;(3)职业指导与职业准备的课程:就业可能性的探讨、职业选择与决定、必要的手工技巧、销售能力、满意工作的寻找与保持。
日常生活能力的职业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参与家庭生活的能力,这对聋生来讲尤为重要。个人与社会交往能力的职业教育项目是帮助聋生建立正确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在现代社会,要学会充分利用各种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的工具,如QQ、发传真、发电子信息、购买车票、查看报纸广告获得求职信息等。职业指导和准备的课程包括培养聋生正确的职业意识,进行职业探索,获得必要的就业知识和技能技巧等与职业选择密切相关的内容。
3.3 经验中心模式
经验中心这种模式与职业教育实习相似,即通过学徒下到工厂、车间来掌握一定的劳动技术,体验劳动生活。经验中心模式可适用于正常儿童、聋哑儿童、轻度障碍儿童等。这是一种个别化与普通教育结合得最紧密的职业教育模式。这种职业教育模式安排儿童用2~3周,每天安排1~2个小时深入工厂、车间、银行、商店、医院、旅行社等单位从事某项实践性的劳动。劳动的内容是实施运用已学的知识。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体现了共同的职业基础知识;体现了不同职业个别特征;无报酬性的义务劳动;着重于探讨各种职业劳动的性质和普遍性的经验,而不是某种专门的技术;重视基础知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聋校职业教育方面,要充分地考虑到聋生的身心条件,帮助他们选择从事某项最适合其身心特点的工作,例如,培养聋童学习绘画、舞蹈、缝纫等。
3.4 支持式模式
支持式职业教育模式是指根据市场需要,首先开拓就业机会,再根据工作条件和聋生自身特点的匹配程度,为他们提供密集型训练、现场辅导和跟踪支持。其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在竞争性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支持帮助聋生就业。由于支持式职业教育自身的特点,在课程方面,要求采取综合性开放课程。这种课程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点:首先,是社会生态性。支持性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与所获得的工作机会必须相适应,因此,训练的内容除了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就业要求,更要体现每项工作机会所表现出的社会生态特征,如环境条件和社会特性等;其次,是个别化。课程内容需要反映聋生在从事某项工作时的特殊要求,即适合个体差异。每个教学环节都要有的放矢,因人而异。
4 结语
总之,由于我国残疾人基数很大,城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聋校和聋生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聋校职业教育内容的安排要注意考虑聋生的身心特点与个体差异,不同的学习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职业教育内容,应该建立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各学科中渗透职业教育内容;同时,各地出现的聋校职业教育模式也远远不止上述几种,不同聋校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职业教育模式,所以,对一所聋校来说,不可能有现成的职业教育模式照搬照抄,而是应当学习借鉴,勇于创新,努力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具有各自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顾明远主编.职业教育[M].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10):14.
[2]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5.
[3]许家成.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准备式和支持式模式[J].中国特殊教育,1998,(2):33.
[4]远远.世界各种职业教育模式[J].职业技术,2007(11):63.
篇5
论文关键词:创新能力;港口物流;实践教学体系;保证措施
一、创新型港口物流人才是港口持续、高效发展的关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作为交通运输枢纽的港口,在交通运输网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代化的港口不仅具有使货物增值的功能,而且已经开始向“国际物流中心”转型,具有综合物流服务功能。
港口物流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仅体现在港口本身,而且体现在对港口城市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上。它是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对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港口物流虽然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在科技和创新方面落后于世界著名港口,港口物流专业人才缺乏,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创新能力不强。要促进我国港口物流持续、高效的发展,培养创新型港口物流人才是关键。
二、我国高职院校港口物流专业的特点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类型,肩负着培养大批量技术应用性人才和高素质技能性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教育体系本身就有很强的创新力,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企业的重视。发达国家政府对职业教育也十分重视,不仅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而且以立法和制定政策法规的方式来保证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
高职院校港口物流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国际物流、港口管理供应链管理、国际贸易等理论知识,熟悉国际物流、国际贸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国内外先进的物流技术与技能,英语水平高、动手能力强、综合素质好、有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港口物流专业人才不仅需要课堂教学的培养,更需要加强对于港口物流操作能力、管理能力的实践教学培养。因此,培养创新型港口物流人才,就要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高职院校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三、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高职院校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的具体目标和内容体系
(一)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的具体目标
1.培养港口物流专业的基本技能。高职院校港口物流专业的基本技能掌握是国际物流、报关报检、港口管理等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熟练应用办公自动化软件及相关业务软件;英语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能够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能够较快适应和融入到企业的工作岗位中,有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具有一定团队合作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等。
2.培养港口物流专业的职业技能。港口物流专业的职业技能分为港口物流基础业务能力和国际物流业务能力。基础业务能力是掌握港口物流企业的工作流程,熟悉运输、仓储等所需的工作技能,解决在企业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国际物流业务能力是在国际物流背景下,要求学生能够应用英语与国外客户进行沟通联系,能进行国际货物报关、报检、单据制作、国际集装箱运输等业务操作。
为培养学生在工作岗位中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要求毕业生参加报关员、报检员或助理物流师等考试,并至少取得一向证书。为适应港口物流和国际贸易发展要求,要求学生有选择的考出国际物流方向的国际商务单证员证书、跟单员证书、国际货代员证书等。
3.培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具有良好人际交往能力,具备较强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掌握创新思维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具备就一定主题进行市场调研能力,并能应用专业知识,进行市场分析。
(二)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置是以专业技能应用为主线,兼顾综合素质、外向业务拓展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实践教学体系划分为四大部分,即课堂实训、专业技能实训、第二课堂、毕业实训等4个环节。
课堂实训内容的设计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和主体,以能力培养为主线,注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改革与研究。把理论教学转化为生动的实践教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专业技能课程实训是针对一些实务性强的课程实行的单设实训,即课程学完后,在计算机房或者场景实训室用一周或两周时间集中来完成整门课程的实训教学,对整门课的内容加以运用和融会贯通,以达到巩固已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专业技能综合实训是根据工作岗位的要求设置,综合相关几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使其在毕业后能够很快适应相应的工作,并能在工作中实现创新。专业技能课程实训和专业技能综合实训的内容设置与学生要考取的职业资格证相结合,通过实训帮助他们复习考证需要的相关知识,提高考证的通过率。
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可以经常邀请企业有一定资历的专家给学生开设专题讲座,组织学生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良好的锻炼,提高工作能力、思想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可以举办各种文体活动,把教育寓于活动,在活动中深化教育。
社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参观交流、专题调研、假期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等。安排教师带队到企业参观交流或进行专题调研,或者利用假期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在第六学期,学生到校外实训基地或者自行落实的单位进行毕业实习。
四、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保证措施
(一)提高指导教师的实践能力
教师的实践能力的高低是实践教学效果好坏的重要保证,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要求具有"双师"资格。既要有较高的港口物流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最好是有在港口物流企业实际工作的经验。学校要不定期的派教师到相关企业挂职锻炼,使教师了解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同时还要聘请港口物流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来进行实践教学指导,补充实践教学的教师资源。
(二)注重课堂环节的实践教学,内容和形式应多样化
不同的课程,知识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异,课堂实践教学,在时总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要抓好实践教学的质量,课内实践教学的形式允许而且应当多样化,要突出特色。
1.案例教学法。课程教学方法由传统的学习国际物流基本知识、掌握物流基本技能的方式转变为通过解决企业实际问题来总结出需要的国际物流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教师在案例分析中启发、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培养创新能力。通过学习,学生们可对物流行业的情况有总体上的认识,使他们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并培养其洞察和判断能力。
2.归纳教学法。教师根据课程的内容,设计问题,并安排学生进行理论问题的讨论,然后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适当的点评和统一讲解,把学生感性的、零乱的知识系统化,分析总结出实训的结论,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3.小组项目法。教师在专业课程的设计,如对港口物流企业流程设计、仓储配送优化等内容中,把学生分组,布置一组人员共同参与某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项目。要求每一个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实际情况完成各自分配的任务,然后将大家的结果汇总,项目小组负责人整合提交设计方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得不同性格、不同爱好和不同基础的学生在合作的氛围中得到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
4.模块化课程。有些课程可以按照工作流程和岗位能力的需要重新构建课程体系,如:《国际集装箱运输》课程可以打破常规的章节划分,按照集装箱运输的流程将课程分成以下课程模块:集装箱运输中外贸部门的工作、货代部门的工作、仓储配送工作、集装箱堆场作业、报关与报检工作、运输协调管理等。通过模块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所学的知识是在何种情况下应用的,并应用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以企业环境为背景,建设高起点、高标准的校内实训项目
校内实训项目的规划,要根据我国港口物流业的新理念和模式,对现有的实训项目进行整合与优化,剔除重复和过时的实验项目,补充反映港口物流发展前沿知识的新实训,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校内实训项目可以在计算机房进行,以专业的教学软件为基础,让学生根据教学软件的内容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完成实训项目。这就要求软件的设计要高水平、高起点,可以采用学校、软件开发公司和国际物流企业专家共同讨论研究、设计实训模块的形式,使教学软件与当前港口物流企业使用的主流软件一致,但要更加适合教学和学生练习。硬件环境可以采用当前企业使用的或者尺寸按比例缩小的真实设备。
校内实训项目还可以在场景实训室进行,场景实训室是把实训室设计成企业办公的环境,以实际工作的流程为基础来设计实训模块,以港口物流企业不同部门、不同工作岗位来分角色,让学生置身于模拟的工作角色中来进行现场的工作岗位演练。每个岗位都具有相应的责、权、利,学生既要独立完成各自的任务,又要各部门之间紧密配合,通过相互协作来完成整项“工作任务”。场景实训可以让学生熟悉物流企业中各部门的工作职能,明晰物流企业业务的处理流程,全面提高物流实训者的工作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培养创新型技能人才
港口物流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参观交流、专题调研、社会调查、毕业实习等大多必须在现场进行,实现这些实践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建立共赢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是彰显高职高专教育特色、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应用人才的基本途径。
校企合作模式首先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建立校外实习基地,聘请企业的专家、技术骨干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提高实践操作能力,熟悉企业的工作环境,把港口物流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
其次是采用“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学生的培养,学生毕业后直接到企业就业。通过这种模式可以为企业“量身打造”符合企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对于学校来讲,可以了解和把握行业最新人才需求、研发动向及技术需求,培养学生专业综合素质、专业核心能力和创新精神。在深化校企合作模式上要特别注重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活动质量保障体系。
(五)丰富第二课堂,建立创新人才评价机制
篇6
【关键词】内部控制规范;单位层面内部控制;业务层面内部控制
一、《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颁布的背景及必要性
2008年6月,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等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2010年4月印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号—组织架构》等18项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一起构成了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加强和规范了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能够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
但该体系主要适用于企业,至2012年11月29日前,我国没有正式出台一套完善的科学的内部控制规范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内控工作进行指导。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有130多万家,数量众多,机构众多,这些单位管理的国有资产的规模巨大。政府绩效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规范(试行)》的出台对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提高政府绩效而言意义重大。
近年来,随着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部门预算、政府采购等相关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合规合法性总体上得到不断提升。但是,有些单位仍存在管理制度设计不完善,实际执行不到位,监督走过场等问题,财务管理混乱,缺乏内部控制,造成资产损失浪费的现象还非常普遍。有些单位利用虚假发票或掩盖不合规支出,或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更有甚者采用“白条抵库”、虚构业务等方式贪污挪用财政资金;此外,出借银行账户、违规处置国有资产、未经批准擅自对外签订经济合同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适合行政事业单位特点和管理模式的内部控制制度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主要内容解读
为了进一步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水平,规范内部控制,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财政部于2012年11月29日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这个文件的出台,将弥补多年来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的空缺,更有利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建设,一改借鉴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尴尬。
该规范分为总则、风险评估和控制方法、单位层面内部控制、业务层面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附则6章65条。
(一)提出了行政事业单位进行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
1.全面性原则,要求单位的内部控制贯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覆盖单位的各种经济业务和事项,实现全过程、全员性控制、不存在内部控制的空白点。
2.重要性原则,内部控制在兼顾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应该重点关注单位的重要经济业务事项及高风险领域,对这些重要事项要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确保不存在重大缺陷。这需要单位从业务事项的性质和金额两个方面来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实行重点控制。
3.制衡性原则,内部控制应当在单位的内部部门管理、职责分工、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这一原则要求单位在完成某项工作时必须经过互不相隶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岗位和环节,同时还要求内部控制的监督部门或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独立性。
4.适应性原则,单位的内部控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的规定和单位的实际情况,与所涉及的经济业务的范围和风险水平相适应。这一原则要求单位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应当具有前瞻性,适时地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评估,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补救。随着单位外部环境的变化、单位经济活动的调整和管理要求的提高,单位的内部控制应该不断修订和完善。
(二)提出了行政事业单位进行内部控制要达到的目标
《规范》(试行)中规定,单位内部控制的目标主要包括:合理保证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和使用有效、财务信息真实完整,有效防范舞弊和预防腐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1)合理保证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和使用有效、财务信息真实完整。国家法律法规是经济活动的依据,是社会良好经济次序的保障。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从事经济活动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规范本单位的经济行为,确保单位经济行为的合法合规。内部控制就是要规范单位的经济行为,行政事业单位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者,内部控制规范要求单位要如实记录单位资产的使用状况,资产的购买、入库、使用、维护、报废都要有相应的记录,把责任分配到具体的部门及人员,同时财务人员对资产相关收支做相应的记录,规范的执行应该能够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流失。企业会计原则的底线是净利润或每股收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原则是建立一个受托责任报告模式,重点关注资产和支出。而保证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则是对任一会计主体的共同要求。
(2)有效防范舞弊和预防腐败。舞弊和腐败的根源在于单位内部控制的不完善,单位的管理存在漏洞,给腐败留下了可趁之机。《规范》(试行)要求单位从单位层面、业务层面以及评价和监督等方面建立全面的内部控制体系,把单位的各项风险降到最低,铲除舞弊和腐败的根源。
(3)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行政事业单位不以盈利为宗旨,在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下,行政事业单位的经济行为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满足公共效益为目标。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是行政事业单位为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总体目标而规避和应对风险的自我约束和规范的过程。
(三)新提法--单位层面内控
在《规范(试行)》中,把单位层面内部控制列为单独一章,与业务层面内部控制相对应。单位层面内控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规范要求,应当单独设置内部控制职能部门或者确定内部控制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内部控制工作。这种新的要求对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减少和杜绝舞弊,会起到好的效果。同时,财政部还强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其工作岗位相适应的资格和能力。并且,单位应当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强内部控制。对信息系统建设实施归口管理,将经济活动及其内部控制流程嵌入单位信息系统中,减少或消除人为操纵因素,保护信息安全。
(四)业务层面内部控制重点关注的六项业务
《规范》中对单位经济活动的具体控制的要求,与企业内部控制关注组织架构、资金活动等18项业务相比,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在业务层面关注的重点大大减少,仅为6项:预算业务控制、收支业务控制、政府采购业务控制资产控制、建设项目控制、合同控制六个,涵盖了行政事业单位最主要的经济活动。
(五)内外部相结合加强评价与监督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建设的评价和监督,财政部也进行了规范。要求内部监督应与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应保持相对独立,内部审计部门或岗位应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执行情况,对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效果及其实施的有效程度作出评价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努力做到制度健全、核算合规。此外单位还应接受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内部与外部监督和评价相结合,才能最终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使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三、贯彻《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几点思考
本规范作为指导性的文件,对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水平,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范行政事业单位的重大经济活动风险。《规范》(试行)在第六章附则中规定,本规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在2013年内,各级财政部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好《规范》(试行)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正式实施打好基础。
(1)增强单位管理人员的内控意识,将内部控责任落实到实处。各单位要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单位领导在宣传中要其带头作用,营造一种注重风险防范、强化责任意识、崇尚诚实守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内控文化,为全面贯彻实施行《规范(试行)》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单位领导要明确其在内控体系之中的主导性地位,认识到其在单位日常工作和财务工作中责任人的地位,对单位财务报告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合理性负责。
(2)做好单位内部组织工作,各单位要注重强化单位负责人内部控制责任主体意识,牢牢把握内控规范实施的契机,筹划设置内部控制职能部门,按照规范的要求,健全风险评估机制,梳理风险管控流程,完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优化内部信息系统,建立内控责任与单位人员绩效考评相挂钩的机制,为按时有效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做好基础准备。设置合理的内部控制岗位,配备能够胜任工作需要的人员,使之能够适应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由单位领导组织成立由专业人员组成的重大经济决策小组,对未来的重大经济决策进行讨论验证,降低单位面临的经济风险。
(3)做好对《规范》(试行)的培训工作。实施全方位的内控规范培训,强化培训是确保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培训方案要尽可能具体细致,并依培训对象不同而有所调整。培训范围要力争做到“全覆盖”,既涉及单位领导又面向相关业务的操作人员。培训工作要常抓不懈,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形成制度。各单位要充分利用2013年这一年的准备期,采取集中研修、内部研讨、专题讲座、业务竞赛、专家咨询等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进一步抓好针对行政事业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内部控制宣传培训工作。让全单位工作人员熟悉内部控制制度,掌握和了解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业务流程、主要风险和管控措施等,让全体工作人员参与内部控制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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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乌江镇 存在的问题 对策
论文摘要:统筹城乡就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是确保“两个率先”目标早日实现的重要举措。乌江镇现行的各种保障制度在规范化程度、覆盖率、保障水平以及实际发挥的作用上差异较大,就此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适用于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统筹城乡就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是确保“两个率先”目标早日实现的重要举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乌江镇2005年,实现农民参保率在85%以上;2007年,实现农民参保率在90%以上。近两年来,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制度比较成熟规范,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在这一条件下,周文青、陆晓和我等人利用业余时间对乌江镇农场社会保障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收集了一些资料,获得了大量真实、有价值的数据,通过对所获取的信息材料及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为乌江镇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一、调查内容简介
1.调查时间和地点
南京市浦口区乌江镇,是当代草圣林散之的故乡,素有“金陵门户”之美誉,地处南京市长江北岸,与南京老城隔江相望,位于东经118.37,北纬 30.23,总面积57平方公里。乌江镇目前总人口数为22000人,农业人口14000人,占总人口的64%。其中已参加农保人数7300人,其他社会保险人数约2000人,参加农保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此次调查自2010年4月份开始,至5月中旬结束,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对乌江镇进行了集中调查。
2.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为具有本镇户籍,男年满18周岁不满60周岁、女年满18周岁不满55周岁,当期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各类农村居民(不含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人员)。为了更全面、真实地了解问题,我们还对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乌江镇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就业局的负责人以及当地的企业主管进行了专门的走访调查。
3.调查方法
在团队出发前的准备阶段,我们设计了相关的调查问卷。我们全队共分为两个小组,每组两个人。其中一个小组着重对五一村的农村社会保障情况进行调查,填写调查问卷。另外一个组对武家嘴造船厂进行了调查,调阅其所掌握的统计数据及相关政策文件以作参考。
二、调查成果综述
1.乌江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总体评价
乌江镇现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五保’制度、扶贫救济及优抚安置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成。但各种保障制度在规范化程度、覆盖率、保障水平以及实际发挥的作用上差异较大。南京市政府正式出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意见》,有关部门制定了实施细则,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制度比较成熟规范,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全国正在试点,乌江镇与南京市同步,全面推进,但目前在实际操作中筹资困难较大,报销水平偏低,规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民养老仍以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为主,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状况相同,存在制度上的不稳定性,保障效果不尽理想。另外,各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普遍缺乏立法支持。总的来说,在目前城乡经济快速发展所能提供的基础条件上,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相对滞后,全市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水平亚待提高。
2.乌江镇的农村社会保障具体情况分析: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保障对象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乌江镇于2007年开始实行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已初现成效。
(1)初步建立了农村生活保障体系。一是实施农村五保制度,保障老人安度晚年。按照“应保尽保、分类施保”的原则,对农村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纳人救助的五保户。目前,五保户共有127户,其中集中到敬老院供养为63人,占五保户总数的49.6%。二是建立农村低保补助制度。按照“特困重保,阳光操作”的原则,乌江镇自19%年起,对农村中因残、因病等因素导致的贫困户建立低保补助制度。目前,已年有275户农村贫困户纳人了农村低保补助范围,涉及1100人,占总人口的5%,根据社会生活指数和农民平均收人每户每月260-360元不等的标准进行补助。启动了农村低收人纯农户增收工程,对人均纯收人在2000元以下的农村纯农户在“增收项目”“多免多补”等方面给予全方位地资金补助,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村低收人群体的收人。
(2)着力推行农村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保障。一是不断增加社会养老保险参保面,同时实行村干部农保进城保制度,现已将在职的50余名村干部由农村养老保险转纳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从而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二是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生活。对被征地农民长远生活通过养老保险渠道进行解决,从土地征偿费中切出一块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改变以往将土地征用的各种补偿一次性发放到失地农民的做法,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三是着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全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达到21560人,占应参保人口的98。四是推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近几年浦口区财政持续增加投人,建立疾病防控中心,壮大了乌江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善配套了医疗设施,村村建有卫生室,形成了以区为中心,以镇为纽带,以村为基础的疾病防控体系。
(3)逐步健全农村教育保障体系。加大贫困学生的教育费用减免幅度。自1996年开始已对农村中小学生减免部分学杂费,对特困生发放助学券,免费提供基本学习用品,同时积极争取社会资助,利用社会资源解决贫困生的上学问题。
(4)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保障农民生命安全。自19%年开始实施危房改造,截止到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在改造过程中,政府按每户6000元的标准补贴,镇政府和农户各筹一半,浦口区联合乌江镇共投人200.6万元,其中农民自筹占总额的一半,对农村家庭危房进行了改造,保障了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乌江镇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1.群众参与养老、医疗保险意识不强,缺乏主动性
乌江“十里造船带”,劳动力就业的途径多数是到周边船厂务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造船企业也面临较大困难,开工不足,用工减少。春节后已有so余人离开船厂回家,农民就业压力增大,农民增收的压力逐渐显现。在收人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农民连温饱都得不到保障,更何谈参保呢?此外,还有部分乌江镇的群众错误地认为保险的资金应由政府负担,不愿意自己出钱。这些种种原因使得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面不广。
2镇集体经济收入低,社会事业投入负担较重,社保工作缺乏资金支持
由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严重不足。仅2008年,村投人集体道路建设、河塘清淤、办公场所建设等项目的资金达100多万元,镇集体负债较重。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投资量大、涉及面广、情况繁杂的重要工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除了省市补助、个人出资外,县级财政补贴托底是关键,因此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做到养老、医疗保险人人惠及,乌江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社会保障管理制度不够规范
目前,乌江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还存在着体制不顺,条块分割的现实。像民政部门管社会救助,卫生部门管农村合作医疗,劳动部门管农村养老保险,这种条块分割的现实造成了政策、协调、资源共享等诸方面的矛盾,不利于社保工作的推动和开展。
4.社会保障部门人力资源有限,需要注入新鲜血液
目前,乌江镇的社会保障工作主要依靠乌江镇劳动和社会保障所开展,但是全所只有16名工作人员,他们又要照顾到各个村和各个组,可谓是一人多用,而且他们只拿标准工资,无专项经费,从中可以看出镇政府在对社会保障方面人力资源的配置缺口较大。
5.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有力的法律法规来支撑。从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状况来看,突出的表现是立法层次低、立法主体混乱、立法层级无序,乌江镇也不例外。
四、关于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按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原则,以多层次的保障方式覆盖全镇农村各类人群,将有条件的农民纳人城保,被征地农民纳人征保,纯农民纳人农保,低收人贫困农民纳人低保,同时给予生活困难补助。加快建立“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1.扩大宣传,在主要街道、路口悬挂横幅宣传,制作展板、宣传单,录制宣传磁带、光盘,利用宣传车巡回宣传。同时各村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要内容、办理手续程序在公开栏张贴,张贴到自然村,并分片召开村民代表、生产队长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员会议广泛宣传,有广播的村每天要滚动宣传和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
2.完善和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在乌江镇范围内,依靠各行政村和各生产队,开展普查,对无收人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农户,一个不漏地进行登记造册掌握实情,分类确定保障对象和标准,做到“应保尽保”。同时,要建立健全动态管理机制,对农村低保制度实行动态管理,在每一个行政村设立巡礼员,积极配合好镇政府做好社会保障动态管理工作,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使一些突发贫困户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个人账户,确保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各人享受保障基金,主要靠自己的劳动积累,国家和地方财政给予大力扶持。加强规范管理,保证社会保障资金专款专用,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流失。对社会保障资金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和监督,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完整。
3.大力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机制。建立和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有效措施之一。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把合作医疗、大病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及好处宣传到各家各户,提高农民参保率。同时县镇增加财政投入,完善医疗保障救助办法,切实解决好报销手续繁琐、报销费用偏低、农户积极性不高、资金筹集难度大总量小、医疗救助面窄等具体问题,确保村覆盖面达100% ,参保率达95 %以上。乌江镇应该在完善现有农村敬老院设备的基础上,加快农村敬老院建设,把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全部集中到敬老院供养。依靠政府补助和社会资源,解决当前本镇老年人看病难问题,依法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真正解决好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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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240-03
在当今时代,知识创新己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仍然不高,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年以上,创新性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杰出人才缺乏。
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和民族创新能力的强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主要标志。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无疑是一件特别重要而且非常迫切的事情。人才的创新性是人的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如何激励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高职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就培养新时期下创新性高职商务
人才的培养作简要阐述。
1 创新人才与高职创新性商务人才
笔者认为,创新性人才是指具有创新精神、创新人格和创新能力,并能做出创新性成果的人才。学校创新教育所培养的创新性人才,并不指那些天赋奇才或孤芳自赏的怪才,也不是称得上是科学家、发明家或创新企业家的精英,而是具有创新素质的合格人才。就高等教育而言,它所培养的创新性人才应当是具有创新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他们凭借创新精神、创新人格与创新能力可以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实践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高职创新性商务人才是指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理论够用,深度适当,特色鲜明,技能突出,具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广泛的适应能力、宽阔的面向国际和未来的视野。因此,高等商科教育必须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树立知识、创新能力、创新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观念,特别是培养学生的面向经济建设和未来发展的观念,培养一大批既懂现代信息技术,又熟悉商务运作流程和经济活动规律的从事现代商务活动的应用型商务人才,能很快适应企业工作岗位。
2 高职创新性商务人才培养方案的建立
2.1 培养目标的科学确定
培养目标是培养人才的总体要求。既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学校办学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又是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及其课程体系,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具体实践。
在充分人才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高职商务类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在面向中小企业的商务岗位,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大专业,小方向,宽基础,重特色”。在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中,要建设“两个体系”,落实二个“理念”,这就是建设科学合理的理论教学体系和切实可行的实践、实训教学体系,落实培养到企业岗位“零适应期”的“楔型”人才和具有创新理念、自主创业的教学理念。高职创新性商务人才应具备以下能力:一是学习创新能力。 商务人才必须具备较强的学习创新能力,不断学习新知识,除了行业和产品知识外,还必须具备外语、进出口业务、国际金融、商务法律等知识以及一些不断涌现的新知识,并能及时了解国内外经济贸易政策变化,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 二是调研分析和预测决策能力。 商务人员只有具备调研分析和预测能力,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商务现象,抓住本质,形成正确的决策,实现预期目标。 三是组织协调和经营管理能力。 商务活动涉及方方面面的人员、机构和环节,商务人员只有具备组织协调、经营管理能力,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商务活动中做到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四是快速反应和危机处理能力。 商务人员只有具备快速反应和危机处理能力,才能在变化万千的国际国内市场中抓住商机,在形形的市场风险中处变不惊,转危为安,稳操胜券。
2.2 人才培养基本规格准确定位
基本规格是培养人才的业务标准和基本要求。建立高职创新性商务人才的培养方案,就要在素质教育条件下做到思想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基本思路就是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对现代商务人才的要求。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从加强基础、拓宽专业知识、注重社会和企业实践、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入手,培养知识面宽、整体素质高、综合能力强、适应社会、适应未来的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在人才培养基本规格中,要具体规定学生的培养在哪些方面要体现出创新性,创新实践课程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2.3 合理课程体系的形成
在创新性人才培养方案中,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要落实到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和相应的课程体系中。
高职商务类专业在以下方面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精减学时,整合课程,优化体系,防止重复,给学生留有个性发展的时间和空间;(2)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学习;(3)在校内放宽转换专业的限制,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4)允许学生跨学科、跨院(系)甚至跨校选课、辅修。
一般认为,高职商务类的课程体系主要由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和实践教育三大模块组成。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良好个人品质、思想修养、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创新精神。学科(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教育是知识、能力与课程体系的主体。它主要指学科、专业知识教育和基本技能与综合能力的培养。这是培养学生专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专业知识的学习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基本技能的训练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创新能力的直接培养。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教学实践、生产实践、实验操作、社会实践和专业课程实习与毕业设计等。这些既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又是提高整体素质,培养技能和能力的基础。
通过提高课程实习、学期实习、寒暑假社会实践、毕业设计的质量,切实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进一步改进和丰富实践环节的内容和方法,让学生掌握和应用现代化的手段和科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业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3 如何实施高职创新性商务人才培养方案
3.1 进一步转变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
大学培养的人才应具有全面素质,它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学习的目的在于创造和应用,创新精神体现了教育所激发的人的主体精神与力量。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的更新周期愈来愈短,学生的大脑单纯作为储存知识信息的仓库的教育观已经过时,教师必须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形成建构新知识的思路框架,鼓励学生勤于思考,勇于创新。而转变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是培养创新性商务人才的先导和前提。要实施创新性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教师应首先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教师应把创新精神运用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注重对学生的创新思维的培养,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来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一方面,教师既要从事教学又要进行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用科研成果的“源”去充实、更新教学内容的“流”;另一方面,教师在科研中开发自己创造力的同时,应教给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方法,反过来,教学也能够使教师的基本理论更加严密和系统化,从而促进科研。
3.2 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要使培养的学生具有创新能力,首先是要有创新精神。注重创新精神的培养是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和灵魂。要把具有创新精神看作是大学生的必备素质,使学生建立献身科学,敢想敢干,敢于怀疑,敢于批判的科学精神。
而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来源于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大凡杰出人才,个个都是个性突出的,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没有特色。重视学生的个性,还意味着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给予鼓励,在尽可能促进全面发展的同时,不要求其各方面平均发展,以发挥其特长。
在创新能力培养时要分阶段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第一阶段:培养学生共同的行业感性认识。让学生知道目前所学商务类专业的知名公司和成功人士,了解他们的成功的历程。第二阶段:使学生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在现场教学上,进行熟悉网络环境下的商务管理和实务的运作,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在学生定岗实习上,让学生参与企业的基层工作,并安排实习单位管理人员作为带教老师,对产学研合作基地的管理机制及生产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第三阶段: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在课堂教学上,紧扣专业课;在现场教学上,对整个企业生产过程或管理过程的构成有较深刻的理解;结合企业的实际状况,制定一份改进方案书,帮助企业完成商业计划书。第四阶段:培养学生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在课堂教学上,开设相关专业的课程;在现场教学上,进行有关企业管理或生产管理改进方法或途径;在学生定岗上,安排到各个科室及管理部门进行定岗以及由校内提供的模拟实践岗位。对日常管理工作提供相应的处理方法、决策方案,协调完成一些实际的管理工作。第五阶段:培养学生创新的综合素质。在课堂教学上,完成管理学科的大型作业,组织参加高校论文竞赛,强化毕业论文环节,特别要求部分论文与上面的五个阶段的内容有机结合,学生毕业设计的综合评定是五个环节的最高阶段,并作为成绩的基本衡量指标(见下图)。
3.3 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
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落实到教学工作的全过程,特别是要加大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力度,使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改革是实施创新教育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内容要体现“精”、“新”、“实用”的特点。要精简课程内容,使课程内容具有自身特性和时代新意。如在会计专业中可将基础会计、基础会计实训两门课整合为基础会计理论与实务,将财务会计、财务会计模拟实训、成本会计、成本会计实训、审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等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整合为筹资与投资、购货与付款、生产与存货、销售与收款、对外财务报告等课程。这样,教学过程就不再是单一的学科教学过程了,而是围绕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目标的一体化过程。要增加实践性教学内容,将抽象的理论与创新性实践相结合,在教学中扩充教学信息量,将一个丰富的、富有时代感的知识世界展现给学生。
在教学方法上,应从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创新意识的角度入手,使课堂教学尽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主动地探求知识、拓展思维,促进教学过程由知识的掌握与向知识的运用与发展过渡,从而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改革教学方法,要求“精讲”与“自学”相结合。同时,大力推进教学手段现代化进程,形成现代化的教学环境,增大课堂教学信息量,为学生创造更大的时空范围,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把知识学习融入娱乐形式中,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对有些专业课的考核可参考国外先进的方式――大作业(project)制,课程大作业对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能力和创新能力很有帮助。教师列出“Project”的相关题目,学生自己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题目,自己组成2~4人的小组,自己查资料,做实验,最后写出论文并做出演讲文件,在全班及老师面前演讲。
3.4 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
在创新能力的培养中,一定要高度重视素质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人文素质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基础,实践能力是创新能力的源泉和归宿,创造思维是基于实践始于问题的,创新能力是在不断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培养出来的,要克服目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不断改革实践教学的内容和模式,站在培养创新人才的高度研究和解决实践教学中的问题,让学生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锻炼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产学研合作教育的螺旋交替形式中学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并遵循渐进的原则。学生实践活动是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每一阶段中,学生实践花了大部分时间,但实践的过程也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初级阶段,学生处于低年级,学生主要在学习基础课,对企业的实际运作活动了解甚少,此时应由学校、企业共同制定指令性实践内容及实施计划;中级阶段,学生对专业知识已有所了解和掌握,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具体内容和细则己有所了解,此时学院主要制定实践指导内容和细则,具体内容可让学生参与确定,并由其自主实施;后期阶段,学生已学完全部课程,已经对企业的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其专业知识已能在各方面综合运用,并与其择业想结合,可采用参加企业项目形式(见上图),参加企业项目形式就是选择具有创新潜质的大三学生作为项目参与人,通过项目的工作实践来提高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除了必须运用综合知识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外,还必须与企业内各种类型的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培养团队意识,使他们在协调能力、交际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意志品德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受到较全面的训练和培养,为他们毕业后在企业界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从而达到培养高质量创新性人才的目的。
只有通过指令性、指导性、自主性三阶段渐进,使学生能顺利走向工作岗位,顺利实现就业,才能为以后在工作中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3.5 实施教学管理制度
要培养创新性人才,就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学年制教学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需要,必须实行学分制,在一定范围内让学生自主选择课程、自主选择教师、自主选择学习进程,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所学专业相结合,要让学生早期参与教师科研工作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
3.6 建立良好的育人氛围
在学校校风建设和校园环境的建设上,要提倡和鼓励创新精神,多举办学术讲座,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潜移化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意识。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创新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首先,努力完善学校物质环境的建设,改善教学条件,配备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使教学活动多样化。
其次,在精神环境上:一方面,要切实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活跃学术氛围,提高学校的文化品位,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郁的创新氛围。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创新性学生集体的建设,这是培养和发展学生创造力的有效途径。著名科学家王选院士曾在为西安交大学生所作的报告中,联系自己的成长经历,提出了“I+We =Fully1”的著名公式,告诫青年学生:个人的发展离不开集体的作用,新世纪的人才要善于与他人合作。
总之,创新教育是二十一世纪教育的主题,实施高职创新教育教学培养方案的研究和改革是当前与今后高职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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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晓艳.论文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篇9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广东省劳动关系调整结构与产业转型途径”(GD10XYJ07);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工荒背景下的劳动关系调整与产业升级对策研究(10Y52)
作者简介:顾文静(1970?), 女, 江苏常熟人, 经济学博士,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后危机时期,企业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而劳动关系状况对促进企业顺利转型、摆脱劳动力低成本竞争具有重大意义。以往劳动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为单因素描述,缺少几个因素之间的作用程度的对比分析,也很少对不同企业分类条件下的劳动关系进行差异分析。基于后危机时期的企业劳动关系状况的调查,在研究中建立了企业劳动关系影响的因子模型,区分了企业劳动关系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并通过对企业统计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和衡量了不同企业条件下各因素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后危机时期企业法定保障因素和基本福利制度对企业劳动关系至关重要;不同性质企业的劳动关系和谐度差异明显,而效益、地区等因素对劳动关系造成的差异不够显著。
关键词:后危机时期;劳动关系;珠三角;因子模型;员工责任;用工荒
中图分类号:C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008?06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领域所固有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决,而其他产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却在不断增强,世界经济进入了缓和与动荡并存的后危机时期[1]。我国企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用工荒、产业转型升级等问题的困扰。其中,企业劳动关系状况是企业产生用工荒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前提之一,必须给予恰当的认识和评价[2]。本文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通过对珠三角企业劳动关系的抽样调查来考察企业劳动关系现状并提取评价因素,以期对当前企业劳动关系的改善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对策依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于2011年7月至10月在珠三角进行的一次企业劳动关系调查,调查企业152家,涉及建筑、制造、服务、商业、物流等6个行业和私营、外资、港澳、国有、乡镇集体等5类性质企业。其中60%以上的企业为私营企业,70%的企业分布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产业,对珠三角企业特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对问卷数据的信度效度计算表明,F值为 69.26,P值小于0.000 1,信度系数为0.732,说明量表的重复度量效果较好且数据较为可信。本文主要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提炼企业员工责任履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二是不同行业、性质、地域、效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状况及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一、 企业劳动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企业劳动关系的主要内容,调查问卷共涉及工资收入、工作时间、企业福利、劳动保障和员工发展等25个项目[3](表1),为了提取当前企业劳动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7个影响因子,积累变量解释度为64%,其中KMO为0.728,Bartlett球体检验的显著概率为0.000。因子复合矩阵如表1所示。
各变量的因子负荷量基本都在0.5以上。7个公共因子的命名和解释如下:
Fl为法定员工责任履行问题,包括企业法定福利拥有率和劳动合同签订率等两大类7个因素。这是当前企业劳工责任履行中最为员工看重的因素,占到总体解释变量的20%。但目前达到劳动合同签订率100%的企业只占全部调查企业的52%,近10%的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在50%以下。13.2%的企业员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也仅有78%。
F2为工会建设问题,包括工会组建率、工会领导代表性和工会维权率等3个因素,占总体解释变量的10%左右。后危机时期,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政策调整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压力使得工会在员工责任上的作用凸显,企业有无工会以及工会作用力度对企业员工责任的实现至关重要。而当前珠三角企业的工会组建率只有39.5%,其中由员工推举的工会领导仅占33%。工会力量缺失势必导致企业员工责任履行的薄弱,调查显示,认为工会基本无效的比重高达52%。
F3和F5同为企业自主福利问题,但不同企业自主福利的重要程度不同。从因子分析的结果看, F3――企业的基本福利,即集体宿舍、膳食福利的提供率成为企业员工责任中的第三大问题,尤其在后危机时期情况下,工资增长的低期望和珠三角消费水平的高预期,使得员工对企业提供的基本吃住行等福利保障较为看重。而旅游、带薪休假、年度体检、购房补贴等较高端企业福利(F5)的影响权重只有5.1%,反映了员工对当前经济形势、就业状况和企业福利供给能力的现实认识,高端福利不能作为衡量企业员工责任的主要指标。
F4为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问题。这两类因素向来是企业员工责任中的主要问题,也是近年来产生用工荒的主导因素。从工资水平上看,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广东省已经不占据优势(表2),加上迅猛上涨的物价和其他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得珠三角企业工资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在劳动关系满意度中的工资这一指标的评分只有3.7分(5分制),对工资较为满意的比重仅为52%,说明在后危机时期,工资水平的满意与否成为决定劳动关系状态的关键因素。从调查结果看,珠三角企业一周能做到休息一天的企业占93%,95%的企业日工作时间控制在10小时以内,加班时间有所控制,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是加班收入的减少,这种收入减少情况下的工作时间缩短显然不会被外来务工人员看作是劳动关系的改善。
F6为保障劳动关系长期稳定的制度问题,包括合同期限、集体合同、工资增长机制等。“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劳动合同期限普遍存在缩减的趋势,而集体合同和工资增长机制也未在大部分企业实施,所以在对企业员工责任的评价中,上述因素还不能作为主要的评价指标。
F7包括两项――加班费给付率和工伤发生率,所占权重为5.1%左右。被调查企业中仅有2.6%的企业存在较高的工伤发生率,52%的企业能够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加班问题。
二、基于企业分类统计变量的企业
劳动关系状况的差异分析
改善企业法定福利、劳动合同、工会建设、工资、工时等问题是维护和加强企业员工责任的重要方面。但针对不同地域、性质和效益的企业,其员工责任承担状况和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在维护企业员工责任方面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是否应该从不同的方面有所加强?[4]
(一) 基于企业所处地区的企业员工责任差异分析
本次调查企业主要分布在广州、东莞、深圳、佛山及其他珠三角地区,为便于对比,另外对潮汕和粤西地区的企业也进行了少量调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各地区在劳动合同、法定福利和工会因素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分析结果如表3。
根据显著性检验,在上述各项因素中,只有生育保险、公积金、工会维权率等项目存在一定的地区间差异,而在合同签订率上、工会建设上、主要社会保险项目上均无显著的地区差别。从各地实际的参保率上看,珠三角企业的参保情况明显好于其他地区,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更受企业欢迎,参保率在各地均保持较高水平(见表4)。但总体参保率仍不尽如人意,离应保尽保的目标仍有差距。
从工会的作用力度上看,对工会维权有效性的认同率不足3%,认为有点影响的比率在45%左右。广州、深圳、东莞的工会认同度稍微高些,也只有60%左右。
其他方面的地区差异也不够显著(见表5),说明在企业员工责任的履行上,各地区面临的因素没有大的区别,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性。在集体宿舍提供上,地区差异有一定的显现,东莞和佛山企业相对较好,65%以上都提供了该项福利,广州和深圳的宿舍提供率只停留在30%左右的水平上。
(二) 基于企业性质的员工责任差异分析
本研究将企业性质划分为国有、乡镇集体、私有、港澳、外资等6个类型。其中私有企业占58.6%、港澳台及外企占22.7%、国有和乡镇企业占19.8%。从表6中可以看出,在劳动合同问题上、法定福利上和工会问题上,不同性质的企业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表7中的调查数据显示,私营企业在劳动关系的各影响因素中均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港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状况也不乐观。说明劳动关系的调控更多应着手于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尤其在后危机时期的情况下,对这些企业的劳动关系就要更加关注。
对企业自主福利和工作时间等因素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除住房补贴、加班时间在不同性质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他因素没有体现出企业性质上的差别。调查表明企业总体自主福利还不够丰富完善,在购房补贴这一项上私营企业明显落后,仅有3.4%的企业可以提供这项福利,而可提供房补的国有企业却占到了80%以上。工作时间也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处理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周工作时间长达7天的比重超过了10%。
(三)基于企业效益的企业员工责任差异分析
基于企业效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企业效益在企业工资水平、自主福利项目上有显著差异,其他方面均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这一方面说明在法定员工责任履行上,无论企业效益高低,均能得到一定的维护,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和尊严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效益好的企业在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上、合同期限的长短上、工会力量的体现上并未有突出表现,企业发展的同时,员工的发展保障力量未得到相应壮大。不过,鉴于福利项目影响因子的较大权重,效益
好的企业在员工责任承担上还是有很大优势的,经济效益在本行业排名前列的企业的劳动关系和谐度的认同率达66%,而排名靠后的企业的劳动关系和谐度的认同率不足20%。
三、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 企业员工责任的维护更多应从加强化企业法定责任、加强工会建设上着手
后危机时期,劳动者更看重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劳动合同、法定福利、工会制度、吃住等基本生活福利因素在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中得到较多认可。因此企业员工责任的承担上首先要解决企业对员工的法定责任问题,即提高社会保险和劳动合同的保障性,并加强工会建设,形成企业员工责任的有效监督机制。同时应通过工会集体谈判的力量逐步提高企业工资标准,提高珠三角企业的薪酬竞争力,防止人员的流失,防止产业的空心化。
(二) 不同企业统计变量下的劳动关系表现既存在共性,又具有一定的差异
企业劳动关系表现的地区差异不显著,劳动合同问题、工会建设问题、法定福利和企业自主福利问题在各地区都普遍存在,所以每个地区都面临着劳动关系问题的挑战,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先进与落后之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效益的企业在社会保障、劳动合同、工会建设等涉及劳动关系稳定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上也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企业效益的领先并没有带来劳动关系制度的积极发展,只是通过工资、自主福利的提高缓和了劳动关系,并未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但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劳动关系的表现上显现出显著的差异。私营企业在社会保障、自主福利、工作时间、工会建设等方面均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
(三) 后危机时期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调整必须把握好力度[5]
后危机时期,劳资双方的压力都有所增大,劳动关系管理的难度和风险也在不断加大,此时对劳动关系的任何调整、改善都一定要非常慎重,尽可能维护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而非单纯强调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尽管就全部企业而言,在劳动关系方面还有很多的缺陷与不足,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和其他性质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是这种改进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后危机时期,更要借助通达融和的粤商文化来创造企业的和谐氛围,更好发挥政府、工会等机构的沟通、规范作用,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多赢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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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袁凌, 魏佳琪. 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统计与决策, 2011(4): 34?36.
篇10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 沿海 小产业集群 影响
可预测的产权、契约和独立的司法能为经济系统的持续增长提供稳定的环境。而特定区域的文化传统、价值观、社会关系等具有历史继承性的非正式制度同样会影响经济。信任、社会网络以及文化传统等各类非正式制度因素已经逐渐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的焦点。产业集群嵌入风俗、文化、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中,这种嵌入能促进集群内部企业合作的效率,从而使集群成为一种具有扩散功能的“粘性区域”。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的企业积聚形成“外部经济”,产生“集体效率”,从而成为产业集群模式的核心特征。本文将梳理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进展,剖析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的促进机制,并试图建立非正式制度变量,通过对产业集群在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的表现,来讨论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绩效的影响。
产业集群中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进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企业聚集在特定地方提高了效率,在运输途径、原料成本、加工环节等方面促进企业节约,高度合作的“产业空气”促成了相互的信任。传统的产业区理论将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归结为外部经济性(Marshal,1920)、运输成本节约(Weber,1909)以及规模经济和递增收益等(Krugman,1999)。这些联系是集群在经济学方面表现出的特征,但是对于集群内在的、无形的社会联系,却没有引起重视。新产业空间理论的代表人斯科特认为,交易费用与地理距离呈正相关,互惠的交易惯例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交易规则、社会邻近等集体制度安排可以克服市场失效。“新产业区”理论强调企业嵌入社区和社会文化的联系,指出社会关系、规则、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决策,进而影响经济行为。
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在从最原始的社会到最发达的社会中,正式制度也只是起着部分的约束作用,在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中,控制结构主要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等非制式制度来确定的(张继焦,1999)。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群集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Claudia R.Williamson(2009)检测并理解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认为非正式制度是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非正式制度并不是由政府强制设计执行的,非正式制度在各产业集群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诺斯认为,大部分非正规约束无法明确说明,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检验也极其困难,但它们却是十分重要的。
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绩效的作用机制
基于个人社会联系的非正式制度促使企业之间信任、合作。以默契的口头契约为主的非正式制度强化了产业集群关系行为的信任度,从而提升产业集群绩效。产业集群中,影响价值体系的非正式制度掺杂在有人情的关系网中,这种基本的社会结构约束改变着企业家的行为。关系成为产业集群文化的一部分,建立共享的人际信任,可以有效地进行权力配置,关系网络成为企业非正式制度的载体。通过默契的非正式制度,产业集群协调社会关系,加强人际间的互惠和信任,将个人社会利益转化在产业集群的社会关系中,形成一个以自我利益实现为中心的社会型产业群。惯例、习俗中的信任将非正式的“不言自喻”的关系状态带入到有机的世界(刘燕,2006)。形成信任合作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增加了交易者的可预期性,节省了契约的谈判成本。信任合作是产业集群绩效衡量的指标之一。
产业集群中具有共同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和历史遗留的习俗可以促进地域内的生产综合体的形成,产业区内的企业以文化、习俗为主要内容的互动可以有效地 开展专业分工。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默契的价值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合作中的利益冲突。有共同社会背景的非正式制度是企业集聚的粘合剂。非正式制度成为产业集群关系主体行为的潜意识规范,违反这种潜意识规范,将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监督。包括在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基本行为规范可以有效地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减少交易费用。
李胜兰(2008)认为产业集群集中的博弈可以通过集体惩罚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如果集群中的企业并不是短期的短视行为,群内的企业合作博弈就可能使无限重复博弈过程。如果企业违约,将面临其他企业严重的集体惩罚,该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沉淀成本”,使企业损失巨大。
假设bit代表企业i在t期的非正式制度影响的行为,企业在各阶段只有两种行为合作和违约。则xit(bt)是企业i在t期的利润,当企业合作时,每个企业的利润为x0,当一个企业违约、其他企业合作时,该企业利润为x1,当其他企业对违约企业采取惩罚时,该企业利润为x2,x2
(1)
其中,δ是贴现因子,0
(2)
即:
(3)
如果企业选择合作,则所得利润为:
(4)
比较(3)式和(4)式,因为x2
非正式制度的自我实施效应规范行为者的交换原则,逐步的内化为行为者的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在习俗的影响下惯性发展,理者重复博弈进行长期的合作,遏制了机会主义行为。非正式制度面对行为主体的利益,需要平衡重复博弈的展望,避免出现机会成本,最终达到较低的交易费用,从而延续非正式制度的目标。这种制度实施机制降低了制度成本,使复杂交易成为可能。意识形态被反复灌输形成一套价值观,从而对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非正式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并非屈从于外在的权威,非正式制度内在化制约着行为主体的策略,使博弈路径均衡、固定。
非正式制度对我国沿海产业集群的影响
企业集群内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因素,促使企业间形成一致同意和共同的价值观。本地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企业集群内的规则、秩序搭载于人际间的网络联系中,习俗促进社会自发实现秩序,反映主流价值的意识形态可以促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理性化。诺斯认为无论在外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控制结构主要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
因此,本文从三个方面测量产业集群中的非正式制度:第一部分是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如区域内的历史传统、习俗、信仰体系;第二部分是促进产业集群成长的社会网络关系,如集群中的亲缘、地缘和文化价值观等;第三部分是约束集群成员之间的治理制度,如道德、惯例、默契、承诺等。用习俗、价值观、道德、文化、信仰来衡量非正式制度,习俗、信仰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文化和道德体现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价值观体现了集群成长中的社会关系的认同度。为了衡量集群内部的绩效,本文设定商机变量,用该变量体现网络链接能力、体现促进集群内部社会关系的绩效。
通过商格里拉产业群网()提供的产业集群调查资料以及通过对各企业的联系,本文选择河北、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的产业集群作为调研对象,通过电话调查、电子邮箱发放、QQ访谈,共回收有效问卷229份。长江三角区、珠江三角区的小产业集群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企业在地域上形成的生产综合体,产业内企业间的互动由社会文化支持。我国的产业集群起源于乡镇地区,形成了纺织、制鞋、皮革、电器、金属产品等传统制造业,技术的影响不具有支配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是家族联系、社区意识、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信仰体系、风俗习惯等会对这些产业集群产生影响。
根据问卷的结果,进行问卷项赋值,得到的各产业集群的问卷分值如图1、图2所示。图1、图2横轴按照产业集群企业数量进行排队,从苏州刺绣产业集群到平安丝网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量依次增加。从各变量的赋值情况看,信仰变量的赋值在逐渐减小,说明信仰对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是反向作用,信仰在问卷中赋值数出现负值,说明不同产业集群对信仰促进产业集群的看法存在分歧,也可能不同的产业集群中对信仰的依赖程度不同。道德和文化变量总体随集群内企业数量的增加有上升的趋势。习俗变量的波动并没有体现趋势性,这说明沿海各集群的习俗背景差异不大。
为了避免各变量之间出现多重共线性的情况,需要将各变量之间与被解释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1所示。相关性分析显示信仰和商机相关性强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商机和非正式制度的习俗、价值观和道德相关性较弱。而文化和商机之间的相关性最弱,具有相关性不显著。各变量之间,习俗和文化的相关性很强,习俗和文化在衡量的量表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衡量的结果却又有很高的相关性,说明文化和习俗具有共生性。
为了体现不同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产业集群商机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四个模型,如表2所示。模型1用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信仰和习俗)和社会关系因素(价值观)作为解释变量,分析这两个因素对商机的影响。模型2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道德和文化)和社会关系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分析这两个因素对商机的影响。模型3用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和治理机制刻画集群的商机情况。模型4综合三方面的因素,考察商机受到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情况。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和社会关系因素能很好地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商机,判定系数0.455,说明回归的效果有代表性。模型1在没有治理机制因素的作用下,能很好的进行解释因变量,说明制度因素在产业集群的网络链接中占据核心地位。
模型2回归的结果并不理想,在缺少制度因素(信仰和习俗)的情况下,回归的判定系数为-0.074,说明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很难全面解释产业集群的商机。产业集群商业化的文化与非正式制度的传统文化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化变量的选项中,强调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精神理念,在企业内部强调传统文化的伦理人情,这样的选项考察当代企业的文化底蕴,问卷的选项结果赋值均值为24.38,显示产业集群较认可这些选项。而回归中文化、道德变量解释力度不强,说明与商机变量的变化并不一致。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道德和文化在不同产业集群的表现不规则,但均值偏高,说明商机的大小与道德和文化的影响联系弱化。这也反映了现代商业环境中传统文化在逐步弱化。
模型3回归的结果较理想,价值观是社会关系共同持续的基础,在缺失价值观变量的情况下,模型回归较理想,回归判定系数为0.507。价值观问卷的赋值均值为-6.92,说明各产业集群对价值观促进作用持否定态度,在缺失价值观变量的情况下,回归仍然能够有很高的拟合度,说明价值观变量并没有发挥关键的影响作用。价值观结构促进企业之间的互动往来,是企业合作的客观环境,价值观并没有不同的社会起源和政治的异质性。这样一个共性的变量很难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差异很大,所以该变量对商机的基础影响大,但是变动的影响就较小。
模型4对三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描述,回归结果较为理想,相对于模型3,回归的拟合优度下降,说明价值观变量造成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下降。模型中道德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负值,因为在设定道德变量的选项时,采用了和道德相反的测试项,集群测试的结果同传统的行业道德观和职业道德观相差不大。文化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说明文化变量的变动方向与产业集群商机的变动方向相反,文化变量并没有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反映出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在各产业集群中呈现下降的趋势。
非正式制度对集群作用的局限性
尽管非正式制度在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僵化的非正式制度同样具有阻碍集群发展的作用。例如,非正式制度难以扩展到局域网络之外时,排外的特性使交易难以匿名扩展,分工及重复博弈也难以开展。外在表现为血缘、地缘的非正式制度更加不平等的对待局域网络外的交易导致“爱有差等”。 从社会网络关系的缺陷性出发,仇保兴认为,集群最初的交易活动局限在特定空间范围,由于非正式规范的作用,集群内部不能平等对待每个人。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可以很好地促进制度绩效,但是过多的非正式制度约束妨碍关系行为的创新,反而会降低制度绩效。非正式制度可以降低关系行为的不确定性,随着非正式制度约束力的增强,关系行为的确定性在增加。习惯、惯例、默契、承诺构成了非正式制度的信任机制,约束集群的交易活动,防范机会主义发生。非正式制度是区域内成员一代代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逐渐性成并深深嵌入集群网络中,形成集群成员的共同的认知模式,集群内的非正式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对稳定性,使产业集群形成了对集群外部信息和知识传播的壁垒。当外部环境发生变迁时,非正式制度结构性嵌入会把产业集群的成长锁定在原有的产业类型和低效率的技术水平上。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可能使集群进入锁定阶段,失去了集群的嵌入性依赖,并使企业之间的创新行为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下降,导致集群进入功能性锁定和认知性锁定。
结论
本文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绩效的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沿海各产业集群内部用来收集和分配市场信息的非正式制度大量存在,这些集群的市场交换部分依赖于社会关系,以习俗为核心的变量引导产业集群形成可交易的制度框架。绩效变化的源泉是非正式制度变量中的制度因素(信仰和习俗),这样一个非正式制度框架符合诺斯的观点:如果制度制约对经济活动所确立的一系列补偿规则促进了生产性活动,经济绩效将会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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