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范文
时间:2023-12-22 18:02:4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作者简介:周景博,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环境经济系统分析。
基金项目:中澳水环境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项目(编号:ACEDPP0037)。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2;2.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要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一个有效的适应行动机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形成基础。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两个层次进行讨论,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和需求,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社会公众和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基础均已基本形成,但公众的认知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认知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对于适应政策的需求,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而决策层的适应策略是多方位的,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
关键词 气候变化;适应;认知;政策评价;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0
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类主要措施,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选择[1-2]。全球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2007年的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是无可避免的,将超出目前的应对能力,因此,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来适应这些影响和变化[3-4]。
认知是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前提。科学有效的适应战略需要社区、地方、区域、部门、国家等各个层面的广泛参与和共同行动。参与和行动的基础是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只有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普通公众都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才有可能将气候变化融入政策、规划、项目和日常活动中,使全社会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进程之中[5-6]。适应策略的制定受决策者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同样,适应策略的执行效果和绩效评价也会受到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因此,作为决策重要参与者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自1990年代以来,公众已经开始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已有的大量气候变化意识调查的主要对象也是公众,这些调查主要关注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认知,以及怎样调整行为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7-10]。决策层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研究还相对缺乏,更缺少决策层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银川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研究案例,从政府部门和公众两个层次讨论和比较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对适应措施的评价,以期对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认知基础研究提供依据。选择地方案例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但其对各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地区适应策略也有明显不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适应均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区域性的适应研究有更好的针对性。
1 研究背景
银川阅海湿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部,由湖泊、沼泽、草甸组成,总面积2 013 hm2,其中水域面积1 200 hm2。阅海湿地是银川市面积最大、原始地貌保存最完整的一块自然湿地,是银川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我国温带干旱荒漠地区水生野生动植物保存物种最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阅海湿地正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在宁夏地区已有明显表现,近50年来,宁夏气温总趋势在波动中上升,年平均气温以0.37 ℃/10年的线性速率递增,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则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气候变化对阅海湿地所在的水文水资源系统也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在流域层面,近年来黄河流域气温明显升高,降水有所减少,河源区径流量锐减,断流天数增多;在地区层面,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宁夏水资源分布的变化,秋季降水明显下降,暴雨日数增加,降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更加不均。
阅海湿地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相比湿润地区的湿地生态系统,其脆弱性更显著;同时,阅海湿地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区内,相比离城市较远的湖泊湿地更容易受到城市发展建设等人为因素的干扰,更难以维持原生态。此外,尽管宁夏银川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快速稳定,但仍属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湿地保护的资金、设施、人员、管理等能力相对薄弱,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比发达地区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减轻这些不利影响和适应气候变化是阅海湿地面临的重要挑战。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分别针对银川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公众进行调查,了解地方政府部门和公众对目前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对阅海湿地影响的认知、适应措施和对适应的需求情况。政府部门调查和公众调查在调查内容上的相同点是都包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以及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的调查,但在适应策略方面的调查中,政府部门调查侧重于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公众调查侧重于政策需求。
政府部门调查在2010年6月-2010年7月进行,采取自填式问卷调查方式对宁夏自治区环保厅、银川市气象局、水利局、旅游局、建设局、发改委及湿地管理办公室、环境宣传教育(信息)中心、宁夏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宁夏环境监测中心、宁夏大学、银川市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政府部门、相关研究单位和阅海开发经营单位等对适应策略的制定有重要影响的利益相关部门管理阶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样本数量为45人。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已采取的阅海湿地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与实施效果;③对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对部门责任分担、政策实施主要影响因素、适应能力提升的关键方面以及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需求等。
公众调查在2010年7月进行,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进行现场面访,调查样本86个,其中96.3%的被访者居住在银川市(包括银川郊区),男性被访者占57.3%,女性被访者占42.7%,年龄范围为20-60岁,其中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较多,职业分布广泛。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包括什么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起因、气候变化对中国和本地(银川以及阅海湿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减排政策;②公众对阅海湿地公园及银川水环境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评价和需求;③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需求。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适应气候变化首先需要感知和认知气候变化的存在,并且对其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社会公众与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情况如表 1所示,并采用方差分析法比较了二者的感知和认知差异。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工作人员,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气候变化的确已经发生,并主要意味着极端气候事件增加,且造成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社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存在差异:政府工作人员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关注度显著高于公众;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程度的严重性上,公众对严重性的认识要显著低于政府公众人员;在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承诺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公众的信息掌握程度也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可见,无论在公众还是决策层,适应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基础都已基本形成,但对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以及中国应对方案和政策行动的认知,公众的意识基础还弱于政府工作人员。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如表 2所示。除了温升、降水和干旱情况外,其他方面二者的感知没有显著差异。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多数都认为区域气候变化越来越没有规律,这从对气候变化具体表现回答的分散性也可见一斑:除了多数人都认为平均气温上升外,针对降水、干旱、暴雨、低温等其他具体的气候变化表现问题,被访者的回答都很分散,无法归结出区域气候变化的规律性。根据当地历史气象资料,有两个气候变化的客观证据,一是当地气温的总变化趋势在波动中上升,一是年降水量在波动中减少(直接导致干旱有加重的趋势)。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感知差异恰好表现在平均温升和年降水量这两个指标上,不过,公众对两指标的正确感知程度都要显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员。
总的来看,在适应的环境意识基础――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方面,公众和决策层都有共识,这是制定适应
表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1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政策和实施适应措施的良好基础,但也可以看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正确感知和认知程度还显著低于决策层。
3.2 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面对气候变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阅海湿地的扰动,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政府制定了多项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保护阅海湿地水环境,例如出台了《银川市湖泊湿地保护办法》、《银川市湿地保护与利用规划(2006-2010)》等法规和规划性措施;积极采取工程型措施,打通艾依河水系,连通阅海,从而大大增加了阅海湿地的面积,提高了湿地水量,增强了阅海自净能力,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阅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对于连通阅海工程的实施效果,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见表3。可以看到,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普遍认为,阅海连通工程的开展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和城市景观、增加城市休闲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并未造成交通不便和生态环境破坏,即总体看对阅海连通这一适应性工程措施是持肯定态度的,且意见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异是对改善城市小气候的作用上,公众持否定态度的超过半数,而政府工作人员持肯
表2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区域气候变化的感知和认知
Tab.2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local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表3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Tab.3 Adaptation measures evaluation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定态度的超过半数;其他评价方面,决策层与公众的主要差异也表现在决策层对自己制定措施的实施效果的认可度更高。
3.3 适应措施的需求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进一步需求的调查结果如表 4所示。可以看到,公众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是改善水质、生态环境和增加水量,都是涉及改善湿地公共服务的措施,位列最后的3项是限制垂钓者、游船和游客数量,都是与自身娱乐息息相关的措施。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最重要的3项适应措施有两项与公众相同,不同的是多了增加娱乐设施、而改善生态环境则被置于很靠后的位置。
表4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适应措施的需求
Tab.4 Adaptation policy needs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1%。
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增加水量、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娱乐设施和限制垂钓者数量几项适应措施的需求上表现出显著差异。调查中的访谈可以解释这些差异。阅海连通显著增大了湿地水面面积,公众对此持非常支持和满意态度,因此对于是否增加水量,公众的进一步需求就表现得比较低;生态环境的改善是长期的过程,公众看到水量增大却没有看到生态环境的同幅度改善,因此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政策需求要显著高于政府工作人员。从决策层看,垂钓(主要是鱼饵的高蛋白富营养性)对阅海水质的影响相当大,但对公众而言,垂钓是银川市民一项非常普及的休闲活动,所以两个群体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支持程度的差异。增加娱乐设施严格说不是一项适应措施,而是阅海湿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一个平衡,有意思的是,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这种开发的支持度并不高,从调查中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市民对阅海湿地的需求主要是景观休闲和垂钓,并没有更多的水上游乐的需求,因为水上游乐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花销。
4 结论与启示
适应与减缓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但对地方而言,面对减缓结果的不确定性,主动的适应更为重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战略的调整,适应研究日益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适应涉及社会各层面,必须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要求从政府决策部门到公众,都认知气候变化,对适应气候变化有需求,并且能够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有正确的评价,这样才能推进适应机制的建立,提高适应能力。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决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在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代表的决策层面,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会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以及保证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效果;就普通公众而言,认知与否和认知程度决定了其是否理解适应措施的制定和如何评价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银川阅海湿地案例主要集中于普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气候变化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和政策需求,调查结果表明:
(1)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都已有感知和认知,适应的意识基础已经基本形成,但公众的基础要弱于决策层,并且在感受气候客观变化的准确程度上低于决策层。一方面,这种情况体现了决策层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决策层积极、主动地制定适应政策,引导公众的适应行为;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普通公众从公共部门获得气候变化相关信息的渠道亟待完善,这种客观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正确理解和评价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效果。
(2)公众和决策层对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实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但决策层的评价普遍显著高于公众。同样地,这里面有信息获得程度差异的影响,决策层对城市环境、小气候、景观的改善与否、改善程度往往有定量的评价基础,环境部门、科研部门的定期观测和不定期的项目研究都提供各方面的数据来辅助决策层的评价,但公众则缺少这些信息来源,即使环境信息公开,但也不是每个公众都会去有目的地跟踪了解,所以多数公众主要还是用主观感受替代客观事实来评价,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仅通过主观感受来评价会有很大偏差。另一方面,公众和决策层的评价差异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公众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度并不如决策层自认的那样高,毕竟,政策实施效果也是在评价决策层的工作质量,这样的自我评价总是有高估的倾向。
(3)对于适应政策行动的需求,公众与决策层既有共识,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公众与决策层都希望增加水量、改善水质,以便更多地利用环境所提供的舒适,所以都不太赞成限制游船和游客数量。公众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方面,可以看到,公众普遍已具备基本的环境意识,并且意识到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因此倾向于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环境服务。同时也可以看到,公众更希望获得“免费的”环境服务,只有不到20%的公众认为应当限制垂钓,说明尽管公众认为个人的活动因为公共利益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愿意被限制太多。决策层的政策需求既包括提供公共服务,也包括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获得公共利益,但显然后者不太受公众的欢迎。
从阅海湿地案例可以获得的启示是,要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适应行动机制,一方面必须要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和信息沟通工作,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和认知能力,特别是要提供如何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选择,这样,当需要通过限制个人行为来提高适应能力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公众理解。决策层在制定适应战略时,一方面要更主动地去了解公众的环境诉求,了解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感受和适应方式,使适应战略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公众的环境需求,也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政府也应更主要地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做政府分内的和擅长的事。总之,认知和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的基础,建立共识和有效沟通是适应行动机制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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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Its Policy Evaluation
ZHOU Jing-bo1 FENG Xiang-zhao2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of the MEP, Beijing 100029,China)
篇2
园林设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既包括自然的因素,也包括人文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气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如美国风景园林教育家约翰•西蒙兹(JohnO.Simonds)在他的著作《景观设计学》中写道“如果规划的中心目的是为人或人们创造一个满足其需要的环境,那就必须首先考虑气候[1]”。气候因素常常与地理因素混合在一起,例如气温、湿度、日照、风向和降雨,以及气候因素所造成的植被、水文、地貌方面的特征,甚至气候因素所造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特征。气候对于园林设计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气候影响着景观(地理概念的景观)的自然与人文特征,而这些特征对于园林的风格与形式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园林设计不断适应气候,通过改善微气候来解决气候的舒适性问题,使气候与园林设计紧密结合。从古到今,包含在地理因素之中的气候因素影响着园林设计的形式,这种影响在许多国家的园林中均有所体现。在湿润炎热的两河流域,古巴比伦人在庭院的连廊上修建屋顶花园,以遮蔽阳光和暴雨。在炎热干燥的阿拉伯地区,庭园多围以高树为人庇荫,用细小的喷泉或水渠增加空气的湿度,而凉亭四面围合的隔栅,既可以产生丰富的阴影变化,又可以在遮蔽阳光的同时保持通风。法国气候温和晴朗,才会使勒•诺特尔式园林的明丽效果在晴空之下更加突出。英国阴雨连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自然风景式园林由田园牧歌风格转变为以怀旧风格为特征。在日本,京都潮湿的气候使得苔藓成为禅宗园林重要的特色和标志。在中国,气候因素对于园林设计同样有所影响。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经常将山设在西北,以减少西北风之侵害,在背山面水之处设置景点,以获得良好的阳光。气候差异在中国南北方园林中也有所体现,北方园林建筑色彩艳丽,用以弥补冬季园林色彩单一的不足;南方园林建筑则色彩素朴,掩映于红花绿叶之中。气候对园林设计的影响遍及各个国家的各个园林形式之中。由于以往气候只是缓慢地发生着变化,基本表现为一种稳定的状态,因此使得园林设计应对气候所形成的特征呈现出稳定的面貌。气候(climate)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Klima”,指的是地球相对于太阳的倾角。希腊人认识到气候主要是太阳角度(纬度)的函数,他们将地球划分为热带、温带和寒带。气候的概念一般是指一地多年天气的综合表现,包括该地区多年的天气平均状态和极端状态。因此,气候是由两种参量来表征的:一种是表示气候平均状态的“恒量”,另一种是表示气候在极端状态之间波动幅度的“变量”。对于不同地区而言,由于各地所处的纬度位置不同,所接受的太阳辐射的多少不同,受海陆影响的程度和大气环流系统的配置不同,各地的气候就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一定区域的气候,取决于若干种气候要素的变化特征以及它们的组合情况。就四季的划分来看,中国气候的大陆特征远比西欧显著,中国的四季都比欧洲前移一个半月左右。虽然气候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工业革命之后气候变化的过程正在加速,气候变化正在由一个过程演变成一场危机。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很可能(90%)是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造成,这是目前所公认的。人类活动破坏了自然界的碳循环,使得蓄积在土壤和生物中的“碳”在短短的百年内大量进入大气圈,从而导致了现在的全球变暖和气候异常。据估计,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了30%。气候变化主要表现在全球变暖、降雨变化、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的其他影响正在出现,例如植被的变化、物种灭绝、粮食减产等。更为严重的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难以逆转的。因此,气候变化将会改变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气候变化将会影响植被的生物周期甚至威胁它们的生存;全球变暖将会加剧城市的缺水问题,对城市水景和绿地系统产生影响;降雨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则会导致水文和滨水区域景观的变化;气候变化还将对人的生活方式带来影响。
1.1气候变化对园林设计形式的影响
气候剧变导致的环境变化,特别是重要园林元素的变化,会使原有的园林设计形式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例如,过去多水的地区现在由于缺水而不得不放弃设计大面积的水体;瞬时暴雨的增加使得园林需要解决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影响;温带地区植物的季相变化随着气温升高而消失,以及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园林所需特色植物的消失。
1.2气候变化对园林设计内涵的影响
在以往,园林设计主要是与美学、文化、艺术相关联,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生态、环境在园林设计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将纳入园林设计的内涵。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环境,园林设计需要考虑如何适应它;面对气候变化给城市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园林设计需要考虑如何防止和缩减这些灾难造成的损失EDAW的詹姆士•赛普斯(JamesSipes)和安妮•罗琳斯(AnneRollings)分析了卡特琳娜飓风的灾难性后果、对人口的变化影响和重建的原则,并为重建提供了一个可持续性的分析模型。这与以往园林设计师的工作相比有了明显的差异。另外,过去园林设计对气候的作用只局限于对微气候的调节和改善,但现在园林设计将需要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既是地方性又是全球性的问题。
1.3气候变化对园林设计理念的影响
随着人类在技术方面的不断发展,人们似乎越来越具有和自然抗衡的能力。气候变化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大自然的力量。天人合一,设计结合自然,这些理念将得到重新评价。很多违背场地条件、忽视自然影响和气候变化、破坏环境的景观模式也将被限制和摒弃。园林设计将更加注重保护原生自然资源、减少开发对自然状况的影响和恢复场地的自然机能。
2.园林设计应对气候变化
园林设计具有积极的生态效益。这些生态效益包括降低温度、增加空气湿度和吸收二氧化碳等,能够起到改善和调节微气候的作用。面对气候变化,这些生态功能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园林设计还需要针对气候变化的特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特殊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大体分为两个主要的方面:减缓和适应。减缓是指针对形成气候变化的机制采取措施,从而使气候变化得到抑制,或使其可能性缩减到最小。适应主要是针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后果,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开始呈现,而且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即使导致气候变化的因素立刻停止,气候在短时间内也将会持续变化并可能有加强的趋势,所以适应气候变化也是当务之急。园林设计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体现。首先,园林设计要减缓气候变化。目前减缓气候变化的首要任务是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量,包括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有回收和储存二氧化碳。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园林设计可以发挥间接的作用。例如园林设计要素,包括植物、屋顶花园、绿墙、地形和水体等的巧妙设计可以起到改善建筑热效能的作用,从而减少建筑保暖和制冷所需要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其次,在园林选材方面,选择可回收的材料和低碳消耗的材料也将会有益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回收和储存二氧化碳方面,园林设计则可以发挥直接的作用。研究表明,海洋、土壤和森林都具有良好的碳储存潜力,甚至超出大气的储存能力。土壤的碳储存量是大气的3.3倍,陆地生物库的4.5倍。另外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发现多种多年生草类混合种植地土壤的碳和氮储量比相同种类单一种植地的平均值要高出5-6倍。而且,暖季型草和豆类植物的加入可以使土壤的碳收集增加193%和522%。战胜气候花园(ClimateVictoryGarden)就是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将不同根系种类、根系深度和生长速度的植物搭配在一起,从而将园林绿化的固碳功效最大化的一种设计。以固碳为导向的园林设计将会对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园林设计要适应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后果。针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地方水文变化,园林设计能够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例如在荷兰,受到海平面上升和极端降雨增多的影响,许多城市面临洪涝的威胁。为了避免灾难,蓄容更多的雨水,城市中设置更多的水体或者蓄水设施,河道被拓宽或者增加辅助河道。在澳大利亚,气温升高和降雨量减少使干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炎热干燥气候,为了维护城市水文环境,水敏性城市设计(WaterSensitivUrbanDesign,WSUD)理念在园林设计中开始实行,雨水经过收集、过滤、净化和储存并最终得到再利用,如园林灌溉。圣保罗根据气候变化合理地改变了雨水管理方式,从而创造一系列雨水花园。总之,由于气候的复杂性,目前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仍然无法准确预测气候变化将来的趋势和程度及其后果。但是,无法确定并不等于无从适应。防气候(Climate-proof)设计就是一种保证城市和园林设计免受一定气候影响的设计。如何应对不稳定的气候已经被融入设计过程中,从而使得设计成果具有一定的气候适应能力。
篇3
气候变暖使我国年平均气温上升、积温增加、生长期延长,从而导致种植区成片北移。当年平均温度增加1℃时,大于或等于10℃积温的持续日数全国平均可延长约15d。气候变暖还将使我国作物种植制度发生较大的变化。据计算,到2050年,气候变暖将使目前大部分两熟制地区被不同组合的三熟制取代,三熟制的北界将北移500km之多,从长江流域移至黄河流域;而两熟制地区将北移至目前一熟制地区的中部,一熟制地区的面积将减少23.1%。
2气候变暖对作物品种布局的影响
随着气候变暖,华北目前推广的冬小麦品种(强冬性)将因冬季无法经历足够的寒冷期以满足春化作用对低温的要求而不得不被其他类型的冬小麦品种(如半冬性)所取代;比较耐高温的水稻品种将在南方占主导地位,而且还将逐渐向北方稻区发展;东北地区玉米的早熟品种将逐渐被中、晚熟品种取代。如果不考虑水分的影响,那么在未来热量资源较为丰富的情况下,若仍维持目前的品种和生产状况,不但不能充分利用这种丰富的热量资源,而且还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减产。
3气候变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气候变暖对我国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在有些地区是正效应,而在另—些地区是负效应。利用3种大气环流模式预测的气候情景,推测出我国主要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产量可能变化趋势。
3.1水稻产量的变化。在不考虑水分的影响下,早稻、晚稻、单季稻均呈现不同幅度的减产,其中早稻减产幅度较小,晚稻和单季稻减产幅度较大。另从空间分布看,单季稻由北向南减产幅度逐渐增加,在华北中北部产量下降最大(约为17%),黄河中下游和西北地区产量下降较少(10~15%),江淮地区和四川盆地产量下降最少(6~10%);早稻则是长江以南的南方中部稻区产量下降最少(在2%以下),而其周边地区特另提西部地区,产量下降较多(一般在2~5%,部分在6%以上);南方稻区长江以南地区的西北部,晚稻产量下降较多(10~15%),其东南部产量下降较少(7~10%)
3.2小麦产量的变化。气候变暖对春小麦产量的影响大于冬小麦;对灌溉小麦的影响小于雨养小麦,也就是说灌溉能减小气候变化对小麦产量的不利影响。但是对水资源比较缺乏咖C方麦区而言,灌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适当改变种植方式,选育抗旱、耐高温的品种等也许是更为合理有效的对策。气候变暖将使春玉米减产2~7%,夏玉米减产5~7%,灌溉玉米减产2~6%,无灌溉玉米减产6~7%。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将使我国的玉米总产量平均减产3~6%,灌溉条件下减产的幅度比无灌溉的要小。总体来说,气候变化对我国玉米生产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期缩短和生育期高温的不利影响。
4气候变暖对农业用水的影响
4.1江河径流发生流量变化。气候变暖后,我国7个流域的年径流量的变化有3种结果:一种是全国主要江河年径流量都减少;一种是北方径流量减少,南方径流量增加;一种是北方径流量增加,南方径流量减少。进—步的模拟研究表明,长江及其以南地区气候变化导致的年径流量变幅较小,为-8~8%;淮河及其以北地区气候变化导致的年径流量变幅最大,其中淮河减少15%,海滦河流域的京津唐地区减少16%,辽河增幅最大,为17%,黄河上游增幅次之,为15%,松花江增幅最小12%。径流量减幅可达降水减幅的4倍以上。这些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4.2水资源的供需状况的变化。4种全球大气环流模式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产生的缺水量小于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引起的缺水量;但中等早年及特枯水年,气候变化产生的缺水量将大大加剧海滦河流域、京津唐地区、黄河流域及淮河流域的缺水,并对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对农业经济影响重大。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对农业灌溉用水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影响,尤其是在降水趋于减少或蒸发的增加大于降水增加的地区。
4.3水质的变化。气候变暖后,—些地区由于蒸发量加大,河水流量趋于减少,可能会加重河流原有的污染程度,特别是在枯水季节。同时,河水温度的上升,也会促进河流里污染物沉积、废弃物分解,从而使水质下降。当然,年平均流量明显增力n的河流,水质可能会有所好转。
4.4旱涝灾害。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增加全球水文循环,使全球平均降水量趋于增加,但降水变率可能随着平均降水量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蒸发量也会因全球平均温度增加而增大,这可能意味着未来旱涝等灾害的出现频率会增加。这表明在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上,极端降水事件表现得更加明显。华北地区近43年来年平均干湿指数的主要演变特征是以旱为主,而且存在非常强的干旱化趋势,其旱涝变化有64~72个月的周期;华北干旱主要以夏、秋旱为主,而且多两季连续干旱,自1999年起的连续干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篇4
林业资源与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尤其是近30年来的全球明显变暖,区域气候特征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研究表明[9],天水地区近50年(1961-2006年)来气温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降水量表现出下降趋势。而最近30年气候变化也是类似的特征[7],其中20世纪的70-80年代主要气象要素变化不是很明显。但90年代以来,气候骤变,干暖气候演变趋势明显加快,平均气温较70-80年代值偏高。最高和最低气温增高趋势也极为明显。降水量20世纪70~80年代变化不是很大;而90年代以来,降水量明显偏少,较上一时段平均值偏少13%~20%[7]。总之,近30年气候变化表现为总体上的暖干趋势,以20世纪90年代为转折发生突出变化。小陇山林业资源变化显著[7]:林地总面积1985-1994年呈增加趋势,平均年增量0.091万hm2;1994年以后显著减少,至2000年年平均减少林地面积0.297万hm2。林业用地面积1994年61.93万hm2,较1985年增加1.15万hm2;1994年后亦呈显著减少趋势,到2000年减少林业用地1.77万hm2。这可能与90年代的气温升高,降水减少有密切关系。在本研究中,主成分分析获得的气候变化对林业资源变化的贡献率Vi为56%。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是,气温升高,植物蒸腾量增加,而降水减少,使得降水成为林业生长的限制因素,林业面积也会发生一定的减少,反映了气候变化对林业资源的影响[7]。总体上,小陇山林业资源面积呈减少趋势。总面积、林业用地面积在20世纪90年代均呈减少趋势,特别是1994年以来显著减少。已有研究对天水市除了小陇山之外的国有林区森林资源变化分析[10],天水市辖区内国有林区有林地面积、林分结构质量等资源变化与小陇山林区基本一致。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森林资源的显著减少与全球气候变暖造成区内气候向暖干趋势演变关系极大。综上分析表明,气候变化与林业资源变化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反映了较长时间尺度上,气候变化是林业资源变化的主导作用。
林业资源与人类活动和政策变化
本研究中,人工种植对林业资源变化的贡献率Vi为18%,乱砍滥伐的贡献率Vi为33%,二者共构成了15%的贡献率,即人类活动破坏造成了森林资源减少较为明显。政策变化作用的贡献率Vi为7%。总体上,近期实施的天保工程对林业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区域环境起到了经济的作用,减缓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林业资源过度开发的趋势。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基础上,对林业资源产生重要作用的另一因素。
篇5
关键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公众认知;中美比较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科学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的趋势主要是气候变暖。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3℃~O.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厘米。而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化石燃料的燃烧、大规模的工业污染、森林砍伐以及土地用途改变等种种人类活动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富国是否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负有特殊的义务,发达国家是否对很大比例的历史排放负有责任,排放所产生的成本是否已经不成比例地降临在穷国?世界各国应如何公平地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正成为热议的话题和争论的焦点。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根据目前的国际谈判情况,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在于转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美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则在于转变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中国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如何,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是否积极有力,对于国际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两国政府的态度与应对措施对国内民众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有着极大地影响,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应对行动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与实施效果。因此,比较中美两个碳减排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分析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为两国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有利于促使两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国策的比较分析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各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以及气候变暖的现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国策。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两个碳排放大国,这两个国家碳排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着整个世界碳排放的趋势,而两国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也有所不同。
1.1 摇摆、消极的美国气候变化国策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法律与政策实体。政策制定的主体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制定气候国策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减排与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比较中选择经济发展优先于应对气候变暖的战略。具体表现为:①早年美国在推进全球气候问题的对策研究上相当积极,1992年美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成员国,并且成为第四个批准该框架公约的国家。②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瑞德一海格尔决议,标志着美国进入气候变化政策的消极时期。该协议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将拒绝签署任何与《公约》有关的协议。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自1997-年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鲜有法律或政策的行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总体上处于最消极时期。③2005年,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美国感受到了来自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同年的卡特丽娜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也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推出《气候安全法》,其目标是2005年的排放量作为2012年的总量的控制目标并逐年减少。④奥巴马政府就职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中仅次于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的优先议程。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表明美国的气候政策迈出了积极一步。
1.2 持续、积极的中国气候变化国策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总量第一的国家。中国碳排放国策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减排对于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在减排国策的制定上一直持积极的态度。①1993年1月5日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推动了中国各职能部门间政策协调的发展。自《公约》于1994年生效后,中国政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履行在《公约》下做出的承诺。2002年8月,中国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生效后,中国又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领导和管理体制。中国专家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相关报告的编写作出了贡献。②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中国提出了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到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的能源密集度。③2008年6月9日,中国央行公布的国内排放贸易计划,包括从温室气体排放到水污染的每一项,加快国家对“绿色”推动增长的初步轮廓。“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显示,中国“十二五”时期将着力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中国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积极参与支持国际合作,在国内组织筹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机构,并主动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应对气候变暖。2中美两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差异性比较分析
2007年,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促进委员会(AAAS)以及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工作组撰写的报告《气候素养:气候科学的必要原则》中正式提出“气候素养”这一概念,即指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对气候的理解,该理解包括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气候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个具有气候素养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理解地球气候系统的主要规律原则;知道如何科学的评估哪些关于气候的信息是正确的;有目的的了解并与其他人交流有关气候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对于有可能影响气候的问题,能够做出有效和
负责的决定。国民气候素养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教育的实施,另一方面决定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态度及大众媒体的导向。
如上节所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国策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在两国民众的气候素养上是否有所体现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一些调查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美国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与耶鲁大学的联合小组(以下简称“联合小组”)和皮尤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问卷调查。“联合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至2011年5月12日在美国做了关于气候素养状况调查。调查涉及101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30日至2009年10月4日开展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150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于2011年3月18日至2011年4月20日对网民、大学生以及县域居民开展了调查。对于网民与大学生采取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于县域居民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调查的网民为3599人,问卷总有效率为96.97%;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6750人,问卷调查的总有效率为98.15%;参与调查的县域居民为1513人,收回有效问卷763份。
2.1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同度极其相似
有关气候变暖的问题最早出现在文献中是19世纪末。对于气候变暖的问题,科学界争论不断,两国公众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调查结果见表1。中美两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惊人的相似。中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5%,美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4%。持否定观点的民众比例差距较大,中国公众认为气候没有变暖的比例为8%,而美国公众持否定观点的比例为18%。
2.2 科学结论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影响更大
2.2.1 科学家的结论对美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
应对环境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决策者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向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寻求建议。调查结果见表2。美国公众非常相信科学家确认全球变暖的比例为21%,中国公众非常相信的比例为10%,美国公众相信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公众。由此可知,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确切认知主要来自于科学家的结论。原因是:一方面美国政府较早以前就非常重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权威性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为了推行其保守的气候政策,采取有目的系统性行动操纵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及结果,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使得美国公众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科学研究的信息。
2.2.2 欧美严寒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有所影响
自2009年末到2010年初,欧美各国先后出现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这是继2009年11月中下旬出现严寒天气之后,西欧部分地区和美国东部又出现降温天气。这种极端天气现象的出现对于气候变暖的观念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调查结果见表3。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非常怀疑态度的要高于中国公众10个百分点。可见切身感受会影响人们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但我们还要看到,尽管经历了严寒,仍有23%的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比例高于中国公众13个百分点。说明美国公众对于科学结论的信任程度非常高。
2.3 中国公众对于碳减排政策的支持比例远高于美国公众
有关对碳排放政策的支持情况调查,结果见表4。美国公众支持实施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50%,反对的比例为38%,不知道或者中立的占12%。而中国公众支持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76%,远高于美国公众。选择反对的比例为3%,远低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碳减排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公众的支持,政策制定的空间比较大,而美国政策制定受到的阻力则会比较大。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碳减排政策的出台将会是个漫长且困难重重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虽然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要想通过参议院达到2020年削减以1990年为基础的碳排放量4%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2.4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在问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时,中美两国公众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见表5和表6。我国公众中有27%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造成的,73%的人认为是由于人为活动带来的,其中36%的受访者选择了温室气体排放,有24%的人选择大气污染物增多,13%的人选择了城市化。美国公众中47%的受访者认为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个比例远远小于我国。而有35%的人认为是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
2.5 中国公众对于重要的气候政策更为了解
为了考察公众对国家气候政策了解程度,我们设计了“您知道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吗?”这一题目对我国公众进行测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我国在国际社会进行气候谈判时中国维护本国利益的一个基准点,是我国国际谈判的基础。相对应的,美国在碳减排方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我们用“您知道什么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吗?”这一题目测试美国公众的政策了解程度,结果见表7。美国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气候政策“总量控制与交易”表示不知道的比例达到55%,而中国公众中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表示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人仅为17%。有46%的中国公众对于这个原则表示知道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在对国家气候国策的了解程度要远高于美国公众。
3、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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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 城市生态系统 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正在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201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份评估报告称,自20世纪以来,地球的气温已经上升了0.89℃,全球海平面上升19厘米。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生物种及生态系统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未来这些变化还将继续,预计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还将上升0.28-0.98m,数以亿计的人将会受到沿海洪水的影响[1]。城市生态系统是最脆弱但又与人类生产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一个生态系统,城市中的物质和能量流通量大、运转快、高度开放;而且城市生态系统的食物链简单,营养关系倒置,自动调节能力弱,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本文综合以往相关研究,将从人体健康、社会经济和城市生态服务三个方面归纳总结一下气候变化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
1.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1.1死亡率和发病率增加。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主要的直接影响是极端高温产生的热效应,它将在更大范围内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广泛。气候变暖、热浪冲击频繁导致死亡率及某些疾病特别是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增加[2]。2016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有科学家预言在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3-4℃,澳大利亚的“危险高温”天气数将从2016年的每年5天上升为2070年的每年45天。从2003年开始欧洲遭受热浪侵袭,每年夏天都至少引起70000人的死亡,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高温和热浪发生的频度均有所增加,有研究发现,死亡率和温度增加有关。人们对气候变暖与死亡率变化趋势的做了多方面研究,最后提出了“界限温度”的概念,指出当地居民对气候舒适的“感觉上限”。当气温升高超过超过“界限温度”时,死亡率会显著增加。
1.2传染病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的研究转到与传染病年际变化相关的自然气候变化影响上。气候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极端高温、极端降雨或干旱等和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直接导致死亡、伤害和疾病,间接影响表现为热带的边界会扩大到亚热带,温带部分地区会变成亚热带。Gould等[3]认为由于热带是细菌性传染病、寄生虫病、病毒性传染病最主要的发源地,而随着温带地区的变暖,造成这些疾病的扩散。如疟疾只分布在冬季最低气温16℃以上的区域,而由于气候变暖,疟疾将向拉丁美洲、非洲、亚洲以及中东等高纬度地区扩散;气候变化导致一些传染病媒介向高海拔扩散现象,登革热以前只在海拔 1000 m 以下的地区发生,而现在哥伦比亚海拔超过 2000 m 的地区发现了登革热和黄热病的媒介昆虫。李国栋等人从疟疾、登革热、霍乱、流行性乙型脑炎、流感、SARS、肠道传染病、鼠疫、吸血虫病等详细介绍了气候变化对各类传染病的影响[4]。据PIM疟疾传播模型估计,如全球平均温度升高3℃,媒介按蚊虫的分布区域扩大,将导致世界人口受疟疾影响的比例将可能由现在45%增加至60%,每年新增5000-8000万疟疾病例。据测算,全球的登革热病例在过去的50年里增加了30倍,郑学礼等[5]指出气温是影响登革热传播的重要因素,当气温升高时,病毒在蚊虫体内的潜伏期缩短,蚊虫叮咬人群的频率加快,传播登革热病毒的蚊虫分布区域也可能扩大。
1.3极端气候事件。干旱、水灾、暴风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可能使死亡率、伤残率和传染病的发病率上升,并增加社会的心里压力,极端气候事件也会直接间接的影响人类的健康。2016年6月,据中国网报道,全国14个省(市、区)遭遇暴雨,共573个县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口近900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800多万亩,直接经济损失138亿元。洪灾的直接影响是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期影响就是导致传染病的增加,危害人体健康;长期影响是由于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和生命财产损失而导致的精神压抑。干旱也会通过影响粮食生产而影响人类健康,其影响主要包括营养不良和水资源短缺而造成的一些传染性疾病的增加,许多研究表明,在水资源短缺时,未经过卫生处理的水常常用于煮饭,使得疾病的风险增加,因此流行性疾病的爆发很可能在干旱期发生。全球气候变暖使暴风雨、飓风、干旱、洪灾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更加频繁,整体来说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增加,除了直接造成死亡率、伤残率上升外,还可间接使传染病发病率增加,影响生态系统稳定,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破坏,增加社会心理压力。
2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1气候变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越来越严重,给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交通行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敏感的行业之一。影响的途径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的增加。这些极端的天气包括高温、热浪、干旱、海平面上升,强降雨、暴雪、冰冻、强热带风暴、雷暴以及沙尘暴等。极端的天气导致洪水、滑坡、泥石流、雪崩等对公路、铁路、航海和航空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影响,对交通运输的设备、地面设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2008年初,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极端灾害天气给交通运输造成巨大影响,部分地区交通运输全面瘫痪,最多时21条国道近 4 万公里路段通行不畅,上万车辆和人员被困。再次,强热带风暴是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交通运输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气候变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同时还体现在道路的勘察设计、施工和投入运行等各个阶段。例如,陆路交通x线时要考虑到沿线的雪情、泥石流、滑坡及塌方等风险;在高原冻土地区,铁路建设要考虑到气候变化对高原冻土层消融的影响;在水路运输方面,台风会影响航速、航向、使船舶产生漂移;地面风、低云、降雨、雷暴等都会对航空运输有十分严重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战略课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迫切要求交通运输实施绿色、低碳的发展战略,明确气候变化对我国交通运输的深远影响,有效采取相应的工程、生物等防治措施,减少因气候变化造成的交通运输经济损失及人身伤亡事故。(下转275页)
(上接281)2.2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能源需求,另一方面是能源供给。气候变化对能源需求影响主要考虑随着气候变化,为达到人类生存舒适而所需要借助的能源,例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冬季更为舒适而夏季更为炎热,进而导致电力取暖需求降低,而制夏季冷需求增加。气候变化对能源供给的影响,主要研究由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能源资源禀赋以及上产能力的改变,普通化石能源是有限的,并且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倾向于开发可再生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受气候影响波动会比较大。Pasicko等研究了气候变化对克罗地亚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的影响,得出结论:气候变化对克罗地亚沿海及濒临区域可再生能源的影响最大,其中第一阶段风速预计增加20%,将使风力发电增产一倍,对光伏发电的影响为中性,2050年以后水电生产预计将减产10%。
2.3气候变化对人居环境的影响
人居环境,即人们生活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在城市生态系统中,气候变化主要从三方面对人居环境产生影响。首先是气候变化会对最基本的生产生生活物资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极端气候会导致粮食蔬菜的产量减产。其次,气候变化会对能源输送系统、建筑物、城市设施及工农业、旅游业及医疗服务等方面产生影响,气候变化导致水资源及其他能源短缺、垃圾处理复杂及交通瘫痪等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人居环境的舒适健康。最后,严重的气候变化不仅会造成很多生活上的不便,更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使得人们不得不进行人口迁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3 结论
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候事件,对城市生产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甚至给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高度复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城城市生态系统的食物链简单,营养关系倒置,自动调节能力弱,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本文从极端高温、极端气候事件、传染病三方面综述了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交通运输、能源、人居环境三方面综述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时由于气候变化使得能源供需也发生变化,从而不得不改变能源供需策略,及时作出各种节能减排措施以应对能源变化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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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地处北纬36?21′~37?12′、东经99?38′~ 100? 45′。流域总面积约29661km2,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封闭湖, 湖面面积近4473km2。由于其处于我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高寒区的交汇地带,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属于生态系统典型脆弱地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是典型的高原半干旱高寒气候,具有常年干寒、少雨、多风、太阳辐射强、气温日差较大的特点。多年平均降水量为268.6~415.8mm,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受全球变暖和高原季风趋强的共同影响,1961~2010年青海湖流域气候变化表现出气温升高、降水增多的暖湿化趋势,这一变化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年平均气温在以0.40℃/10a的速率递增,50年间上升了1.8℃;年降水量增幅为8.1mm/10a,夏季降水量增加尤为显著。
目前,众多学者对青海湖流域近40a或47a来降水和温度的变化和土壤水变化进行了研究, 认识到年降水量呈略微增加趋势且年际变化较大, 平均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 1980s为暖湿期, 1990s为暖干期, 春季降水和冬季温度有增加趋势。也有学者研究了青海湖流域气候变化及其对湖水位的影响、气候变化对荒漠化的影响、气候变化特点及水文生态响应等。但是, 流域内年降水量增加和流域地区气温和降水变化有何关系,流域内的降水增加来自哪个方向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缺少研究。因此,本文针对这一问题,通过流域地区近50年年气温资料分析气候变化特征和周期变化研究。
二、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青海湖流域地区西宁、贵德、兴海、都兰、德令哈、门源、祁连共7个气象观测站1961~2010年50年的气温资料, 采用逐年平均值,5年滑动曲线分析、气候倾向率分析、Mexhat小波分析,对青海湖地区气候变化趋势及周期变化进行研究。
三、结果与讨论
(一)青海湖流域地区近50年气温变化趋势
根据西宁、贵德、兴海、都兰、德令哈、门源、祁连7县1961~2010年平均气温绘制出近50年气温变化曲线(图1)。近50年气温变化曲线表明,青海湖流域各地区50年气温变化(图1)均呈波动上升趋势,根据线性拟合,流域西宁、贵德、兴海、都兰、德令哈、门源、祁连的年平均气温分别以0.01℃/a、0.02℃/a、0.03℃/a、0.03℃/a、0.05℃/a、0.04℃/a、0.03℃/a 的速率增加。其中以德令哈和门源两地区增幅最为明显,与全国平均气温增长率0.03℃/a相比,青海湖流域东部增幅最小其它地区增幅接近或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这可能与青藏高原对全球变化反应敏感有关。由多项式拟合结果可知,流域各地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趋势线在平均值以下,年平均气温多为负距平,为温度较低阶段,80年代后期气温开始转暖。这与有关专家的研究认为1987年是西北地区西中部气候转向暖湿型的突变年是一致的。
(二)青海湖流域地区近50年气温变化周期
气温变化存在一定的时间尺度和周期性。图2为青海湖流域地区1961-2010年年平均气温距平的Morlet小波变换图和小波方差图,图2(a)中虚线为负等值线,代表气温偏低,实线为正等值线,代表气温偏高。由图2(a)可知,研究区气温在5a以下尺度上周期震荡剧烈,表现为无明显的规律。随着时间尺度的增加,周期震荡趋于平缓,规律比较清晰。在靠近7a的尺度上,经历了低―高的7个循环交替。在29a尺度上,经历了低―高的1个交替,且到2010年气温增高等值线仍未闭合,表明气温增高的趋势有可能还将继续。从图2(b)中可以得出,2个小波方差峰值为7和 29年尺度。说明青海湖地区的气温变化以7a的周期为最强,是第1主周期,第2主周期为29a。
四、结论
本文以气候要素气温主要研究对象, 对青海湖地区近50年的气候变化趋势特征和周期变化进行了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一)青海湖流域年平均气温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流域西部的德令哈和北部的门源两地区增幅最为明显,分别以0.05℃/a、0.04℃/a的速率增加, 青海湖流域东部增幅最小其它地区增幅接近或明显高于全国气温平均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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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 水文水资源 适应性对策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6-0280-01
引言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公众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气温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相关数据给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具体量化数值。1906-2005年全球地表温度平均上升0.74°C,温度上升的数值几乎是过去100年温度升高数值的2倍之多。相关数据表明,1961年到2003年海平面平均上涨1.8mm,但是近年来海平面的上升趋势明显加快,1991年到2003年平均每年的增高量高达3.1mm。同时,由于全球变暖而导致的水文地质灾害的出现率也显著增长。1991-2000年受到水文地质灾害的人员数量平均每年达到2亿之多,是战争伤亡人数的7倍,由水文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财产的损失程度也是以往几十年平均水平的数十倍。气候变化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全球性的显著特点。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的水循环,对水资源进行了重分配,造成了一些列的水资源问题,因此,必须将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视为治理全球环境的首要课题。
1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现状
世界气象组织(WH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等国际组织率先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了针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虽然气候变暖会影响生态和人类的健康已经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可,但是,针对治理方面各国之间如何做到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涉及到了国际政治经济、能源环境等诸多问题,因而依旧存在很大的分歧。关于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研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步引起国际水文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得到了国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逐步增多。国内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开展了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
2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2.1 对降水量的影响
通过20世纪全球陆地面上的降水观测资料可以发现,虽然全球陆地总降水量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各个区域内的降水量将不再保持原有的平衡。北半球中高纬度的陆地降水量显著增加,30°N-80°N降水量的平均增幅高达7-12%,而低纬度地带的降水量却明显减少,10°N-30°N的降水量减少了3%,南美沙漠地带和非洲北部的降水量减少幅度更大。分析我国近年来的降水量可以发现,我国近100年的年降水量呈现不太明显的年际和年代振荡趋势。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东北部、华北中南部、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等地区的降水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1950-2000年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淮河流域平均年降水量减少量为50-120mm。而东北北部、西北地区、西南西部以及长江下游等地区降水均出现增长趋势。
2.2 对海平面高度的影响
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海水热膨胀,冰川不断消融,使得我国沿海海平面呈现整体上升趋势。1961-2003年全球每年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约为1.8mm/年,1993-2003年却高达3.1mm/年。上述数据表明,近年来海平面上升的趋势明显加快。由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海岸线内移、潮位升高等现象至极导致了沿海地区淡水的盐化和土地盐渍化。同时,海平面上涨使得海浪强度也呈现明显增强的趋势。
2.3 对冰川、径流和水质的影响
地球上有94.47%的水是咸水,而淡水资源还有68.7%是以极地冰川的形式存在的。气候变暖使得冰川急剧退缩,冰川径流发生变化,引起海平面上涨。自1550-1770年小冰期时代以来,退缩成为了冰川最主要的变化趋势。全球范围内冰川面积迅速消减,以阿尔卑斯1850-1975年冰川面积为例,其缩减比例高达35%,到2000年,缩减比例达到50%。
3 针对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适应性对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下,研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是极其有必要的。世界范围内对水资源的规划当中普遍忽略了对气候变化动态影响的考虑。为了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第一,节约利用水资源。目前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已然存在用水严重浪费的现状。培养节水意识,不仅可以有效保护水资源的质和量,还可以减少废水、污水的排放量,对于建设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二,以人水和谐为指导原则,积极防治水旱灾害。全球范围内水文循环过程的加快使得极端降水和干旱出现的频率显著变大,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原则,加强人与水的协调,完善洪旱治理和减灾的规划,加强对突发水灾的应急预案处理。第三,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相应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建立可持续发展型的水资源管理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都可以有效避免水资源的浪费。
4 结束语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我们应该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做到对水资源的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并且应该不断探索新的更有效的对策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颖,韩正茂,王凤.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进展.《黑龙江科学》.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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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印度 政策 气候变化
印度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列第二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欧盟不作为整体进行排序,印度的排放量则是世界第三位。根据预测,发展中国家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比重将从2001年的44%上升到2025年的53%。而印度在全球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将从4%上升到6%,年均增长率2.9%。面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现实和印度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激增,印度政府不得不在审慎判断形势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回应。
一、气候变化对印度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的直观表现
气候变化对印度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印度地表温度明显上升。根据印度最新的地区气候模拟系统(RCM)预测,印度年均地表气温到本世纪末将升高3―5摄氏度(在A2预设条件下)或2.5-4摄氏度(在B2预设条件下),尤其在印度北方地区变暖趋势更为明显;而且高温和低温极值范围显著扩大,这种现象在西海岸和中西部地区将更为突出。二是季风变化明显影响降水分布。印度西海岸、西北地区和安得拉邦北部的季风季节降水量较100年前增加了10%-12%,而东北地区、中央邦的东部、古吉拉特邦和喀拉拉邦部分地区在季风季节的降水量则同比减少了6%-8%。三是极端气候现象逐渐增多,尤其是季风季节降水量的过度集中形成暴雨,常常引发严重的洪灾。沿海热带风暴的发生频率也在逐年增加,并且主要集中在西孟加拉邦和古吉拉特邦。近20年来,印度更加频繁地遭受热浪(极端高温、高湿天气)袭击,以印度北部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四是海平面上升。印度专家称2004-2008年间,印度海平面高度累计上升了9毫米,上升速度几乎达到每年2.5毫米,而且近年来海平面上升速度还在不断加快。五是冰川的快速消融,威胁印度的淡水储备资源。1999年,国际冰雪委员会(ICSI)喜马拉雅冰川工作组在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冰川消融的速度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这些冰川将在2035年彻底消失。”
(二)气候变化的深层次影响
气候变化使印度水资源面临危机。印度科学家利用气候模型对2041年到2060年的气候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印度境内的河流径流量、土壤湿度和蒸散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气温升高、降水分布发生改变、地表蒸散量提高的情况下,尽管境内一些主要河流流域的降水量有所增加,但有些河流的径流量反而下降。
气候变化使农业出现减产。印度农业研究所(IARI)的研究结果显示,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印度粮食产量就会减少400万-500万吨。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克莱恩通过研究发现,如果对于气候变化的预测在2080年变为现实,那么全球农业生产力将比现在降低3%-16%,而印度农业生产力将会降低29%-38%。气温和紫外线的变化也会影响农作物单产量,例如拉贾斯坦邦的高温天气常使水稻、小麦、高粱等粮食作物产量明显下降,2007年袭击印度北方的热浪曾经使旁遮普邦的棉花大幅减产。
气候变化对公众健康的不利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到目前为止,世界十大最致命的热浪袭击事件中有两起发生在印度。1998年和2003年的这两次高温灾害共致4441人丧生。气候变化还影响了热带疾病的扩散趋势、传播范围及其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携带热带病毒的昆虫随着气温升高,逐渐开始向高海拔山区和高纬度地区扩散,造成疟疾等传染病在更广泛的地区肆虐。有研究显示,如果气温升高3.8摄氏度,相对湿度提高7%,那么蚊虫就可以全年在印度9个邦传染热带疾病。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发。根据联合国1994年灾害报告,印度是世界上灾害发生密度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一。印度沿海各邦,特别是东海岸的古吉拉特邦极易遭受风灾;12%的国土易发生水灾;28%的土地容易受旱。气候变化使这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例如,降水强度和降水量增加可能诱发更多洪水灾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01年指出,南亚地区极端降水的强度可能会提高,而印度洋海水升温则可能导致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奥里萨邦、古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发生更多的旱灾。
二、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目前,印度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尚未系统化,相关的政策规定散见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某些法案和法规中,如《印度环境法》、《印度能源法》、《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等。这些法规和指导意见在把遏制和扭转气候变暖趋势作为目标的同时,更加重视保障印度的社会公平、扶贫问题和经济发展权利。在印度政府看来,唯有通过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才能增强国家和民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因此,印度气候变化政策是在经济和环境压力共同作用下的妥协产物。总的说来,印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时倾向于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强调责任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以牺牲自身发展利益为代价达成有关国际协议。在此笔者归纳总结出印度关于气候变化的十项基本政策,内容如下:
(一)印度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承担相应的国家义务
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排放水平所致,而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排放积累形成的历史问题。因此,联合国气候公约规定发达国家必须大幅降低排放水平。依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给附件B国家制定了不同的减排目标,即综合减排目标是较其1990年水平降低5%。而且,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减排目标本身没有约束性。印度认为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印度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和上限,只能保证其人均排放量不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上,不能只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注重点放在削减排放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样也是其确保印度国民福裕的主要义务。
(二)制定减排目标的基础是遵循公平正义原则
尽管联合国气候公约强调了公平与正义,但是这还没有对以后的谈判和磋商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该原则涉及气候权利的划分和区别责任的承担。但是印度政府认为,《京都议定书》签订后的国际磋商与谈判偏离了公平正义的主线,仅仅是在纠缠短期减排目标、实施方案、指导原则和运行机制上。毫无疑问,制定减排目标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现实性,但是这个目标必须建立
在公平分担的基础上。而且印度政府还认为,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必须跳出数字游戏的局限,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约束性中期减排目标作为长期规划的考量因素,这才能使公平正义原则得到真正的体现。
(三)不接受任何约束性减排目标
印度决不接受欧盟、日本和美国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应承担20%-30%约束性减排任务的要求。印度深信约束性减排目标将会伤害其经济增长,削弱国家的扶贫能力。拒绝约束性减排目标并不意味着印度不做任何形式的减排努力,印度会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规划确立适当的减排方案。印度环境部长在2009年9月明确表示,印度准备给自己设定一个非约束性的减排目标。事实上,印度目前对外公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的确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中国宣布40%-45%的减排目标的双重影响下,印度已经宣布到2020年将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25%,但是该声明实质上并没有撼动其非约束性排放目标的立场底线。印度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条底线。
(四)发达国家必须忠实并切实地履行气候公约规定的相关责任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印度向来对发达国家承担的书面义务和实际履行的责任都感到非常不满。其理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京都议定书》签订后许多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兑现减排承诺,而且排放量不降反升,例如美国在1992。2007年间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20%(美国未加入《京都议定书》),日本增加了11%,加拿大在1990-2004年间排放增加了27%,澳大利亚增加了25%。因此,印度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前同中国、巴西和南非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草案,呼吁发达国家在2020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40%。二是发达国家至今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在印度看来,温室气体减排、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四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彼此不可分离。所以,缺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是片面而失衡的。印度对支持的提供方式也有进一步要求,即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应当是单纯和额外的,既不能被当作援助加以对待,也不能采取市场机制的手段来实现。如果没有满足上述条件,印度便不会认可发达国家忠实并切实地履行了公约责任,自然印度也不存在做出更大让步的空间。
(五)制定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避免贫穷者和弱势群体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贫困是导致部分民众对气候变化异常敏感的根本原因。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经济和技术资源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极端气候现象、相关自然灾害已经对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例如,近年来在印度高温事件中丧生的大多数都是穷人和老人。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一方面将包括穷人、农业人口、低种姓人群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进一步推向社会边缘,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印度政府的扶贫压力,拖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印度新的发展战略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底层民众,将提高其生活水平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六)加快利用可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
不管是通过发展替代能源,还是减少使用化石燃料时的碳排放,技术都将成为降低排放的一种主要途径。尽管先进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已经获得公认,但基于可行性、经济性和专利限制等方面的考虑,这些主要来自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技术还无法在印度得到普遍应用。不过,印度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替代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在中央政府非常规能源部的组织下,印度风能、小水电、生物质能和热电以及光伏技术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甚至在风力发电方面超越了中国,装机容量达8696兆瓦,居世界第四位。风电装机容量到2012年将新增6000兆瓦,占印度全国装机总容量的6%。按照印度政府的计划,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到2013年将达到1000兆瓦。
(七)研发具备生态可持续性的高效率、低成本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向发达国家引进低碳技术遭遇种种障碍的情况下,印度政府格外重视本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些技术不片面追求高精尖,重在实用、高效和低成本。在印度能源效率部和科技部的综合协调下,诸如印度技术研究所、印度科学研究所在内的各研究机构、实验室和大学纷纷建立和开展低碳技术的研发项目。节能照明设备、用于灌溉和发电的低速风轮机、电动汽车、摩托车和三轮车用四冲程发动机、生物燃料、垃圾发电、煤层气以及煤变油的多级加氢等各项技术,都能达到高效、低成本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的,所以也成为印度科研部门当前的研究重点。
(八)建立新型市场机制,促进可持续发展
世界资源研究所最近的报告称,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到2030年印度的能源需求将翻番。如果在提高能效方面进行适当的投资,如100亿美元,每年将可以节约1835亿度电,印度经济因此将获益无穷。基于这样的预测。印度的节能产业将形成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商机,建立相应的市场机制以指导和规范投资成为必要。此外,《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实际上也是一种市场化运作形式,允许发达国家以向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来冲销其排放配额。自从1996年碳市场建立以来,全世界碳市场的交易规模和市值迅速膨胀,到2007年已经达到64亿美元。虽然印度反对以市场化机制实现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但这并不妨碍其采取务实的做法。截至目前,印度在争取到的全世界32.83%的CDM项目的同时,其碳市场的发展速度也快得惊人,增速甚至超过了IT行业,不仅吸引了6.5万亿卢比的投资,而且到2012年便可创造20亿美元的收入。
(九)调动市民社会、地方政府、公私经济在内的所有力量参与实施国家气候变化政策
首先,印度政府采取措施引导社会进行低碳消费。如从2010年开始强制实施能效评级,先期对部分家电和照明设备的能耗进行标示认证,并在半年后将几乎所有电气设备纳入评级管理。印度能效局(BEE)此举的目的在于提醒、指导和调动包括消费者、企业、商业机构在内的全社会选择更有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绿色设备,提高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其次,印度还通过立法方式强制某些机构和企业采取节能措施。例如2001年《节能法》规定,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须在某些情况下宣告某些机构和企业为高耗能单位,并可要求其委任专人负责节能管理、公布能耗信息及采取节能措施、遵守能耗标准等。此外,政府还有权禁止生产、销售、购买和进口不符合节能标准的设备。再次,印度政府通过信息技术、教育、培训的方式提升全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印度于1982年建立了公开的环境信息系统,向决策者、议员、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普通公众提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各种信息资源。各个政府部门则组织相关的培训和教育项目,如农业部负责向农民传授合理处理人畜粪便以及如何借助简易设备(如太阳灶)来利用清洁能
源的知识,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生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十)在联合国气候公约(UNFCCC)机制下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促进科技研发、资金支持、技术转让领域的国际合作
印度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抵制发达国家向其强加约束性的减排要求,保护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权利。联合国气候公约认为,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必须首先承认“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印度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增进交流和理解,强化上述共识,集体应对和处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矛盾和对立。2009年11月28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与77国集团代表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夕达成一致协议,反对由发达国家提出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性减排目标。二是积极敦促发达国家承担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公约义务。2002年第八次成员国会议的《德里宣言》再次重申了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当然,CDM为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提供了市场化运作模式,但这与印度的期望值还有很远的距离。通过项目合作与能力建设来实现直接的、不附加条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才是印度与发达国家开展气候领域合作的根本目的。
三、印度的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
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落实,并确保经济发展的促进措施能给气候变化带来正面影响,印度总理委员会于2007年制定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印度气候变化政策中一份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其重要性在于从国家层面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促进经济发展两项任务结合起来,以相容共生的态度处理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矛盾。不过,这项计划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主要反映在计划本身只将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而对减排目标这样的实质性内容却只字不提。
(一)选择低碳化道路
《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政府希望就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该计划确定的八项国家使命分别涉及太阳能利用、提高能效、可持续的人居环境、水资源、可持续的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绿色印度、可持续的农业以及有关气候变化的战略知识。完成这些使命可以看做是印度整个气候变化政策所设定的中期目标,其实现不仅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从本质上讲还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答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使命大致可划分为积极应对措施和消极适应措施两大类。前者包括太阳能、能源效率和可持续人居等三项,是国家行动计划中反映印度选择低碳化道路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1.太阳能利用:太阳能不单是作为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一个子项,更被赋予了一定的扩展性,即促进并整合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综合利用,例如生物质能和风能。印度打算通过热能发电和光伏发电两种方式利用太阳能,并在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渐形成规模,在城市、工业和商业设施的覆盖率达到60%-80%。这项雄心勃勃的使命意在使印度用20-25年时间把太阳能发展成有相当竞争力的能源产业,商业效益要足以抗衡化石燃料的影响。
2.提高工业能效:工业是印度最大的能源用户,占总消耗量的42%,同时它还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来源,占总排放的31%。2001年颁行的《节能法》为改进能效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规定对九种高耗能产业实行定期考核,敦促其遵守相关能耗标准。政府也通过调整补贴的办法来引导部分企业主动实施节能改造,如化肥行业等。此外,通过改用液化天然气、技术升级换代的办法也可提高能效。估计到2031年,工业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因此减少6.05亿吨。
3.建立可持续的人居环境:交通运输、商业以及住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相当惊人,成为印度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因此,这项国家使命将通过在居家和商业机构推广节能、处理固体废物和鼓励城市公共交通等方法来确保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性,降低碳排放。一方面,政府要着力进行节能公共宣传;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开发包括节能建筑、材料、设备、照明在内的各种产品。如果按照印度《节能建筑规范》的要求,建筑能效将可提高50%。对于城市固体垃圾,印度政府将进一步提高其回收利用率,这样也能达到降低碳排放的效果。鼓励城市公共交通是解决现代城市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而导致出行量提高的最好途径。此外,印度政府还打算采取扩大生物柴油、压缩天然气使用范围、报废老旧车辆、推行更严格的车辆排放标准等综合措施。
4.其他措施:毫无疑问,上述三项国家使命将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和逆转气候变化趋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它们涵盖的范围和所起的作用仍不够全面,因为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首要来源的电力行业必须被纳入国家行动计划。目前,印度发电行业所用能源中有66%是化石燃料,而且这其中又有55%是有效利用率极低的煤炭。在这种局面未来50年内可能都无法改观的情况下,利用高新技术和替代能源改造电力行业显然更切合实际。这些措施包括:推广能提高煤炭燃烧效率的超临界技术和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建设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电厂;为核电项目开发快中子增殖和钍为燃料的热核反应堆;降低输变电损耗率;发展水电;开发其他可再生能源。
(二)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适应性措施、策略和政策可以帮助减轻无法逆转的气候变化带来的许多影响。据相关统计数据,印度目前用于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开支超过GDP的2.6%,主要用于农业、水资源、卫生保健、海岸基础设施和极端气候现象等领域。国家行动计划在选择低碳化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该计划确定了五项国家使命,分别为水资源利用、可持续的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绿色印度、可持续的农业以及有关气候变化的战略知识,均与提高印度国家和民众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直接相关。具体而言,提高水资源管理能力能够帮助印度抵御强降水和干旱造成的影响;维持喜马拉雅生态系统、防止冰川过快融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能为印度提供稳定的淡水资源和生物资源;提高森林覆盖率、保护雨林的生物多样性,逐渐改变人们把森林作为燃料来源的习惯;加大对旱地农业、风险管理、信息共享和生物技术的关注力度,提高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积累,建立和完善印度气候数据信息库,开发气候模型,以便准确预测气候变化趋势和极端气候现象。
印度政府为了提高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还针对极端气候加强了灾害应急管理措施。例如,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把灾害应急管理的重点放在防灾、减灾和备灾工作上。采取三项具体措施确保防灾、减灾和备灾工作的实际效果,即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设计中提高抗灾设计等级、加强灾害应急通讯网络的建设、强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灾害应急管理中的责任分工。原本主要由政府承担的灾害应急管理职责现在已经分配给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民众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政府把灾害教育提到战略高度,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意识和抗灾能力。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还通过法制和能力建设来推进灾
害应急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中国与印度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探讨
中国与印度具备气候合作的良好基础。中国与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而且代表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利益。这决定了中国与印度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根本立场是相同的。正如印度学者苏迪尔・切拉・拉扬博士所说,印度完全支持77国集团和中国的立场:《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的国家应履行它们在《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行动计划》中的承诺,提出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同时向非附件一的国家提供技术和财务援助,帮助它们降低碳排放量。不仅如此,中印两国在气候变化中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包括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需求旺盛、能源结构不合理、高度依赖石油进口以及煤炭等低品质能源所占比重偏高等。这种同命运、共患难的局面为两国合作寻求解决办法提供了前提和强大的动力。
中国与印度目前开展的气候合作总体上积极而健康,而且取得了实际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印在气候公约框架内为汇聚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做出了表率。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共同提交了一份草案,反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这种同呼吸、共进退的统一战线是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最好武器,同时也能帮助发达国家清醒地认识到在气候问题上不存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单边格局。二是两国在2009年10月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达成了广泛协议,包括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转让、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资源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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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内工作;启示;建议
中图分类号 P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014-05
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Loss and Damage)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每年夺去近40万人的生命,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也已经造成每年超过1.2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全球GDP的1.6%[1]。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多边治理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进程进展缓慢,因此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与危害急需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案[2]。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造成的损失与危害十分严重,为维护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推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下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鸣[3]。我国部分区域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加之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带给我国的损失与危害也逐年加剧,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内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背景与内涵,尤其是梳理出这种国际机制对于国内相关工作的启示,对于推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1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背景与涵义
1.1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由来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是在《公约》下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议题谈判中逐步形成和演变而来。2007年,巴厘行动计划要求缔约方考虑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与危害的方法与策略[4]。2008年在波兹南会议(COP14)上,小岛国联盟首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多窗口机制[5]。2010年第十六届缔约方大会(COP16)的《坎昆协议》中决定建立一项旨在考虑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与危害方法的工作计划[6]。2011年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COP17)的《德班协议》中提出缔约方之间开展讨论以加深对损失与危害问题的认识[7]。2012年,由于IPCC《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的推动[8],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急于关闭巴厘路线图授权的有利机遇,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损失危害问题上提高要价、寻求突破,使损失与危害问题突然升温,在多哈举行的第十八届缔约方大会(COP18)上,成为影响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议题之一。最终,《多哈协议》决定在第缔约方大会(COP19)上建立应对损失与危害的机构安排[9]。
1.2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涵义
学术界尚未对损失与危害问题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基本认同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是人类通过减缓或适应未能避免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10],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政治决策与行动迟缓、资金技术缺乏等限制导致减缓或适应行动不能完全消除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存在“残余的损失与危害”;二是某些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当前人类无法采取适应行动的,如海洋酸化;三是按照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成本-效益”的原则,采取行动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放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形成的损失与危害。由于当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现状决定了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已不可避免,因此建立专门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就成为必然选择。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多窗口国际机制主要通过保险、恢复与赔偿、风险管理应对损失与危害:保险部分支持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创新性的保险工具,帮助管理、传播、对冲、减少和转移与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经济风险。恢复与赔偿部分用于应对渐变事件的不利影响,比如海平面上升、温升、海洋酸化。由发达国家出资建立“国际保险基金”补偿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因渐变事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风险管理部分通过发展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工具,加强减少风险措施的实施,增加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减少与气候变化极端事件和渐变事件相关的风险[5]。
2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工作的现状
目前,我国没有建立针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应对机制。但现有的自然灾害应对机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提供了基础,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二是社会捐助制度,三是自然灾害保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与服务,不仅是现代国家在民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国家政权及其财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稳定器的功能,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自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补助主要用于特大自然灾害的救济费用。如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 000亿元,财政部、民政部下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300亿元。同时,通过地方政府对口支援建设的形式,实质上形成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11]。
社会捐助是慈善的一种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我国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重要资金和物资来源机制,汶川地震灾区接受的社会直接捐助超过100亿元。目前,我国的社会捐助制度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性的社会捐助制度正在建设。
逐步由一种零散被动的行动演变为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活动,创新型的社会捐助制度
正在建设。目前已经建立运行的是经常性社会捐助公示制度。但与先进国家对比,仍存在捐
赠与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社会捐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捐助来源单一,缺乏相应的激励机
制等问题。在进一步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捐助中的作用,明确社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社会
捐助违法行动的法律责任,提高捐赠款、捐物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等方面仍待提高
[12]。
自然灾害保险是运用市场机制,增强社会和个人对自然灾害承受能力的良好做法。在市场机制发展较好的国家普遍应用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自然灾害损失与危害的风险转移。
减轻政府救济和居民自救压力。我国习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灾害管理和救助,但政府在重大
自然灾害补偿中的比例不高,大约在3.5%左右,居民自我负担比例约为90%以上。同时,
尽管社会存在对自然灾害保险的强烈需求,但国内保险市场的自然灾害保险产品极度匮乏。
一般保险公司不提供巨灾保险,财产险均将洪水等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款,被保险人无法从
保险公司获得相应赔偿。如汶川地震后获得保险业的赔付只占全部经济损失的0.21%。因此,
进一步加强和推广自然灾害保险,建立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市场化应对机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
损失与危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宜兴、苏州等地区正在开展农业自然灾害保险的试点,
尝试适应农业自然灾害不平衡发生的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功能,在补偿灾害损
失、恢复生产、保障灾民生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为全国自然灾害
保险机制的建立积累经验[13]。
3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对国内相关工作的启示及建议
3.1 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框架系统
我国气候灾害涉及面很广,受灾程度较深,仅依靠个人、家庭和企业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若借鉴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建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系统将可能极大的推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借鉴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框架,将气候灾害损失与危害通过商业模式、政府分担和社会力量援助等形式,损失与危害实行分级、分层分担,有助于受灾人群和地区的快速重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尚未成形,建议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索:一是适度调整政府过度承担的灾后重建模式,将财政转移支付由灾后应急的、临时的和随机的模式转向灾前系统的、稳定的、长期的灾害防治机制;二是探索制度化、规范化的灾害捐助制度,加强捐助过程的公开、透明、高效和公平,引导社会资源有效的参与到自然灾害的重建和恢复过程;三是逐步建立和扩大自然灾害的保险制度,通过公共和私营资金的合作,减少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冲击,最大化的减少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与危害。最终,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救灾捐赠体系和农业灾害保险等的整合机制。
3.2 充分利用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中的保险工具
保险工具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损失与危害机制的核心作用点,在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设计中充分突出保险作用的创新性模式,给国内保险相关领域潜力开发带来启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的保险部分包括无法采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行动来应对的中等或很高气候变化风险,分为两条线:对中等频度和低影响程度的气候风险,气候保险援助机制通过公共或私人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脆弱的地区。比如,对农业的宏观保险、国家的风险基金。对低频度高影响程度的气候风险,提供金融安全网来应对[14]。国内气候保险、特别是农业灾害险已经初具规模,在近年气候灾害的应对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面临机制创新不足、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参与程度有限等问题。国内应该通过借鉴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创新的保险机制,如加勒比海地区飓风灾害基金、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等[15],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气候灾害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我国气候保险在应对灾害、维护农民生计、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作用。建议针对气候灾害的特点,重点发展巨灾类保险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在现有农业灾害险、财产险的基础上,发展气象灾害保险/再保险,建立完善的保险产品体系系统设置,适度增加政府的引导和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扩大气候灾害保险的覆盖度和受益度。
3.3 加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的气候变化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可有效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危害,启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需要加强风险管理以更高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风险管理模块主要通过发展风险评估和管理工具,加强减少风险措施的实施,增加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减少风险。如英国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洪水风险的泰伍士河大坝、荷兰综合管理洪水灾害风险和淡水供给的三角州地区治理机制、欧盟的城市地区综合应对热浪、洪水和水资源短缺风险的组合行动等,均有效减少气候变化对区域和领域的风险[16]。国内农业、水资源、林业等领域,城市、海岸带等区域面临较高的气候变化风险,通过风险减少措施,特别是增加技术和资金投入,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领域气候变化风险的管理。建议加强重点区域气候灾害风险管理,对城市、海岸带等气候灾害高风险区域加强管理,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预估、灾前预警、灾中救助和灾后恢复等机制,有效降低重点区域的气候灾害风险,维护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
3.4 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的科学基础研究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存在科学不确定性,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相关科学基础也急需加强。首先,由于《公约》下气候变化的定义是狭义的,特指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直接或间接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改变地球的大气组成导致的气候变化,不包含气候的自然变率。现有科学认识无法准确的区分气候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在遭受的损失与危害中的贡献[17]。其次,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危害的空间范围巨大,涉及的类型和种类多样,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危害,广义上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文化和社会传统等[18]。国内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也需要加强损失与危害的定义和范围等基础理论研究。第三,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需要坚实的数据基础。同样,国内也需要建立具有共识的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科学评估方法,还需要收集、获得全国范围内准确的损失与危害的数据开展评估。建议系统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应对机制的研究,探索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归因,深入分析损失与危害问题的内涵,加强损失与危害评估理论、方法和数据获取等方面的研究,增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问题的科学基础。
3.5 警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带来的出资压力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仍在设计与谈判过程中,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存在为损失与危害补偿方面出资的压力。虽然,《公约》第4.3条中关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责任认定是非常明确的,发达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17]。但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竭力逃避和转嫁自身责任,强调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都是脆弱的,在国家驱动的原则下,损失与危害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应该由各国对自身的损失与危害负责[19]。同时,发达国家向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施压,让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在损失与危害补偿方面出资,承担出资义务[20]。小岛国联盟在损失与危害机制中提出“污染者付费”原则,也不符合《公约》由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宗旨,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的风险。建议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谈判工作需要早做准备,明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能承担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责任,并制定损失与危害机制谈判中“污染者付费”责任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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