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金融经济与数字经济，同是与符号打交道，具有虚拟化特征，但在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上，方向却相反：前者关系日益迂回，日益疏离；后者关系日益直接，日益趋近。站在数字经济立场反思这场金融危机，也许会得出这样一个不同于传统立场的独特判断：信息市场将成为金融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数字经济将成为金融经济的有力竞争者。

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

如果高度概括眼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可以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或者说，货币是多的，信息是少的。

货币是假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货币市场(含金融市场)没有真实反映实体市场，没有优化配置实体资源，背离了真实世界。第二层含义是，货币市场占用的交易费用，相对于它节省的交易费用，多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果把实体市场视为委托人，货币市场视为人，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人背离委托人，手段背离目的，自我膨胀，发生异化。这是典型的工业病，是传统工业化局限的大暴露。

按照正常情况，实体市场“委托”货币市场，通过货币形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应该是：市场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不应超过委托市场自己配置资源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也就是说，有金融市场，应该比没有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消耗的交易费用少。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货币市场，在帮助实体市场配置资源时，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手段(如衍生金融工具)，这些手段开始父生子，子生孙，无限繁衍，到后来背离了目标的初衷，最后“忘记”了自身作为工具的身份，把手段的利益当作了目的的利益，实体市场这个委托人，反而成了华尔街发财致富的手段。不是华尔街为真实世界服务，而成了真实世界为华尔街服务。华尔街的钱，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费用，当这种交易费用远远超过华尔街提供的服务所给真实世界节省的交易费用时，危机爆发了。

所谓的假，就是指异化。就是对于目的来说，手段变假了，变得不真实了，也就是说，不再以真实符合目的作为手段的本份了。

信息是真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从两房贷款开始，来自真实世界的供求信息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衍生工具的复杂化为转移。第二层含义是指这种真实世界的信息，又是不透明的，因此真实的信息又是少的。

真实信息少，只是现象。本质是没有形成真实信息的产业化，特别是没有形成信息配置资源的统一市场。信息被掌握在了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真实信息一旦产业化，将对利益集团不利。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利益集团会以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均衡为行为目标，但实际是华尔街只不过是一个利益集团。

货币市场的竞争者正在出现

中间人无限膨胀，是王业社会不可克眼的局限。仅在中间人内部调控，不能解决中间人体制自身造成的问题。如果考虑到中间人已形成利益集团，要维护既得利益，情况就更是如此。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工业化不能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要求。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国国家利益集团为代表的中间人势力恶性膨胀，代表了全球性的工业病。

根本性的问题是货币市场本身存在合理性受到了挑战。当前，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用信息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与货币配置资源的方式相竞争。

电子商务交易市场，正在发展成为独立于货币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信息市场。在电子商务形成的信息市场中，人们通过信息交换，匹配供求，撮合交易，实现了不通过一般等价物的、直接基于使用价值和具体价值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

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许多全球化公司和跨国公司配置资源的时候，首先依靠的，不是上市公司在股市上获得的经常是扭曲过时的价格信号，而是直接利用供应链和社会网络，进行复杂系统条件下一对一的实蓟跷锖头务的信息匹配。只有需要进行宏观判断和长期判断时，才会优先考虑货币市场的信号。一个集团企业的老板，如果在下午3点前，就可以把公司当天所有的资源变化情况、市场变化情况搞清楚，他为什么还要绕弯到华尔街去求证该怎么进行响应市场的决策呢?

我们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如果信息是假的怎么办?可以援引第一条，“信息是真的”来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用信息配置资源时，任何一条具体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假的。但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与货币市场相比，谁更加真实――更符合真实世界――呢?

当我们说信息是真的时，意思并不是指每一条信息必定是真实的，而是指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比货币市场更加接近真实世界；是指信息的机制。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市场要经过一般等价物的迂回，不仅流通速度慢，而且会造成系统性的信号失真；而信息市场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条件下，可以进行高速复杂的信息匹配。另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更低。因此信息市场在总体上来说，可以比货币市场更有效地配置实体资源。

货币市场与信息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等价的迂回调节，后者是个性化的直接调节，这也反映了两种虚拟经济的本质不同。

两化融合下虚拟经济的新选择

篇2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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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数字经济；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费模式的服务化、销售市场的分散化与智慧物流的普及化带来了复杂结构的物流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物流各项指标随着大数据产业发展呈现翻倍增长态势，同时，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充分应用，物流路线、选址及仓储等，都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而达到即时服务的终极目标。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的一个新业态，已经成为新旧动能转换中非常重要的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改变着工作和职业的性质，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数字技术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会减少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可能有多达2.2亿中国工人需要换工作，占中国总劳动力的30%，而物流一直被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这样的冲击，势必需要快速的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由此可见，传统的教学空间布局、教学组织模式、教学方法与技术等已经无法适应工业4.0背景下物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1.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1物流管理专业教育模式创新体系缺乏系统性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总体思想要求突出培养相应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新文科建设要求通过跨专业、跨学科、跨界甚至跨域整合突破界限壁垒，运用“新”（新经济、新技术）、“融”（嵌入式、交融感）、“通”（跨学科、跨领域）、“特”（有特色、很特别）的新文科思维，创新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产学合作协同优化、创新设计新时代文科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体系、教育教学方法、科教融合模式和教学评价机制等，推动跨学科深入交叉互渗、跨领域深度融合贯通。这与物流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不谋而合，因此融合新文科建设思路是深化物流管理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物流观看了创新教育需要将改革策略及具体举措集成在一个系统的、立体的、全面的适应性体系建设上，只是通过增加课程的实践环节无法形成一体化的课程计划；单纯运用一些类似翻转课堂、课堂APP等授课技巧也只是旧有教学模式的完善。

1.2物流管理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与社会发展趋势没有保持一致

需求的刺激、市场结构优化和技术变革等改变促进了中国物流业的快速增长，“互联网+”促进了传统物流产业的变革升级，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的结合，正在让物流行业发生一场效率革命，这些都带来了复合型专业人才的紧缺，从而制约了物流产业链的迭代更新。而物流管理教学的目标更多是旧有知识的输出，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更加关注课程的设置与质量，培养物流管理人才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竞争力、领导力、新技术开发能力及社会责任等素养。

1.3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对课程研究较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较少

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物流课程”的中心性最高，围绕该关键词，出现了“物流课程”，“国际物流”，“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等高频词，也有结合行业发展背景进行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例如徐龙闪，肖红波（2021），吕雪（2020），潘鹏（2021）等学者主要研究了在互联网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但教改领域中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相关研究较少。

1.4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的应用不够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持续深入，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层出不穷，日益创新，发展迅速。其中典型的成果是北美地区高校教学技能培训机构CaffarellaRS（2002）提出的BOPPPS教学模型，因强调激发授课对象的主动性，被全球超过100所大学和产业培训机构所推崇。因为物流同时根植于工程和管理实践的，既体现了工程与管理门类学术研究主题的综合，也体现了物流实践中工程技术与管理方法的交叉融合，因此麻省理工大学创立的CDIO工程教育理念为物流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也为我国的物流管理新文科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CDIO的核心思想在于鼓励学生以主动的、理论联系实践的、课程之间相互交融和有机联系的方式进行学习。CDIO理念与教育模式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成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界重要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改革行动之一，迄今为止，CDIO在中国的发展已逾十年，但CDIO模式多数仍局限于机械、电气、化工、土木、农业类专业，因此结合物流管理人才需求现状，我们认为“BOPPPS-CDIO”教育模式更能够有助于复合型、多元化创新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

1.5提高管理管理课程群教学效果的需要

物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物流行业的应用型人才需求和教学效果并不匹配。目前整个教学环节与实践中存在着重传授理论知识、缺乏系统化的学生能力培养，理论实践相互脱节、学生兴趣不浓的现象，教学模式难以匹配学生数学素养参差不齐等问题。

2.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管理创新人才的新需求

2.1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就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DonTapscoti在20世纪末提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年）》中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造成了物流管理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很多新模式和新业态，例如尤其在消费市场创造了大量物流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特点，物流业中重复性、机械性劳动更容易被机器和软件替代，此类岗位大幅减少，一线工人的工作日也将因自动化而重新配置。

2.2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管理专业人才的要求

我国非常重视物流产业人才培育，截至2018年，全国开设物流管理专业的高校就达396所，而物流智能化，物流平台，物流资本化，物流新零售等创新经济所需要的物流人才培养规模过小。从物流行业细分领域人才需求表（见表1）不难看出，数字经济时代对创新型物流专业人才的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逻辑思维能力强、具备数字化思维和能力。二是熟悉物流服务行业的业务模式及流程。三是能通过数字的牵引，具备整合管理、业务和技术的能力。

3.数字经济时代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3.1基于数字经济背景建立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分层教学模式

3.1.1融合数字经济设定层次化培养目标通过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调研走访，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管理人才需求，对物流管理就业状况的数据收集分析整理，同时整理物流领域需要的数字技能，建立通用的数字技能分类，例如物流数字化开发类，物流数字化运营类等，根据技能分类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指导，制定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在教学目标上，融合数字经济设定层次化培养目标，促进知识、能力、素养的有机结合，按照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建立分层次教学体系，确定培养目标和知识能力体系，对学生进行基础层、应用层、创新层分层次分阶段教学的培养。通过层次化培养目标解决学生基础差异，教学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将课程理论内容相互衔接与融合，形成较完整的解决问题的理论体系与思路。教学计划上，拟定培养高水平管理人才的教学计划，使课程的教学计划能够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企业实际需求实现良好的对接。

3.1.2提升教师数字经济和专业知识水平当今的物流业很难避免数字化竞争，现代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区块链，流程自动化RPA等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迫切需要提升高校教师的数字经济相关知识和技能，因此，通过让教师参加数字经济及相关技术的培训、学习、讲座和研讨等方式，并通过校企合作项目，让教师进入相关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提升教师的数字经济素养。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建立双导师制度，引进企业教师，充分发挥丰富实践经验的优势，企业教师不限于物流行业，互联网、新零售、电子支付等高科技行业，这些导师一方面能弥补高校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能够生动还原企业营运环境。在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建立专业教师、企业导师、职业指导三重师资队伍结构，进行通识教育，物流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培养教学，着力培养既具备物流知识技能又具备计算机、大数据知识技能的高素质物流人才。

3.1.3丰富物流数字经济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上，坚持理论与需求、经济、技术、产业链等环境变化以及物流与金融，IT，工程学，建筑等其他学科的有效融合，增加物流数字化运营管理的知识体系与发展动态知识学习内容，保持知识结构的前沿性和时代性。在课程设置方面，应在设置经济、管理、工程等一般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针对不断更新迭代的细分领域，例如物流与金融学科的融合产生出的仓管质押、代收支付、货车信贷等细分领域；物流与IT的融合产生出的车货匹配、智慧物联网等领域；物流与工程学的融合产生出的AGV、无人机、自动化仓储分拣等领域，合理设置区块链、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智慧物流营销与管理、互联网金融与管理等课程方向，将物流与供应链的知识进行深度融合，突出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的发展特色。

3.2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多渠道学习和教学

一是加强数据资源建设，搭建“数字技术+物流”教育平台，平台教程和案例数字资源库由教师和企业共同参与、设计和完成；运用“BOPPPS有效教学模组”作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基本架构”，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在线课程，智慧课堂、学习通等方式丰富教学过程，并合理利用这些平台对学生学情等数据进行分析，营造参与式教学氛围，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实践上，持续丰富实践教学内容，达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效契合，增加物流仿真实验等实践项目、企业实地研究和实习机会，激发学生对实用技能的兴趣，培养学生考虑数字经济背景下解决复杂物流管理问题的综合能力与高级思维；二是强化实践教学体系，丰富和完善教学实践。通过构建实验教学平台、学科交融讨论平台和课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实现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强化实验教学。结合理论讲解和案例教学，认真开展实验教学。教师充分应用实训场地、设备、软件指导学生在实验课堂上动手完成各项模拟业务操作，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竞赛活动。每年由学生组建团队，参加全国各项物流大赛，学生主动参与，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合作意识。用“课程+兴趣+社会”的教学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鼓励学生观察家乡或者身边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物流成本、管理学、微观经济学等物流管理等文科知识提出解决方案。增加校企实习实践考核力度。企业实习不局限于熟悉物流日常操作，建立学校和企业双向沟通渠道，教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同学物流实习，鼓励企业问题进课堂，课堂理论企业应用，利用APP，QQ，微信，腾讯课堂等数字手段，进行现场讨论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

3.3多维度考核评价机制，解决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

实行过程性考核与多形式考核的有效契合，提高考核的全面性、实践性。构建多维度教学效果评价体系，重视学生参与度和过程考核，课程考核包括试卷考核，线上答题，线下调研，成果汇报等多种形式。评分采用试卷评分，课堂和线上讨论评分，同学互评等方式。优化评价方式。加大线上考核比例。线上考核内容应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进行权重设计，比如线上考勤，学情考核，课堂APP讨论等，提高学生主动性，鼓励学生观察身边现象，自发拟定讨论话题。线下学习布置进阶式任务，提高可操作性，增强学生物流方案设计能力。优化实践环节评分体系。除了考核学生现场实习表现，同时要求学生针对企业问题提出独立的方案，在最后的评选环节，由学校教师，企业导师和同学组成的评分组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综合得分。该分数是小组间横向评比、集体评议的结果，能更加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实际水平。

4.结语

篇4

业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开发建设单位：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业务管理平台/共享协同平台

一、业务需求背景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管理和应用实践，有关的信息系统在北京市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法院“公正与效率”、“司法为民”的工作主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快和法院综合应用要求的提高，已有的应用系统在功能扩展、数据类型、数据综合利用等方面与法院业务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审判系统重“流程”而轻“实体”，无法满足当今音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在审判信息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2）信息共享与数据综合应用能力相对较低；

（3）审判过程和审判信息不够公开透明；

（4）审理难度加大，尤其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案件审理难度加大；

（5）领导决策的信息不对称，体现在决策依据少，信息不及时、不准确、不全面；

（6）案件增长速度太快，审判业务人员数量的增长大大小于案件数量的增长；

（7）审判效率不高。

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案件审理严重超期。通过信息技术，可以为法院实际审判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提供技术手段，解决如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实现流程与实体相结合的管理手段，也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数字法院”系统（以下简称“数字法院”）的建设目标。

二、项目设计

“数字法院”是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建设首都法院的信息化基础环境，并结合法院业务构建审判业务支持平台，为法院内部的院领导、审判业务人员、行政办公人员提供“全数字化”的办公环境，包括数字法庭、数字审委会、实体信息管理、内部网站、无线办公等，以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司法公正、体现司法为民。

该项目于2004年年初开始，建设周期将近3年，于2005年12月顺利通过专家验收。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网络环境、基础业务平台建设、应用系统数字化建设等部分。“数字法院”是“数字北京”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⒈项目的主要特点

（1）法院业务信息全面管理，如为法院内领导的领导决策分析系统、数字审委会系统，为审判法官管理的法官管理系统、数字法庭系统等，涵盖法院业务的方方面面。

（2）业务流程总体优化，系统为政法委、检察院、公安、监狱等其他相关部分预留了数据交换接口，为更大范围的业务流程优化打下基础。

（3）案件审判智能支持，包括辅助法官判案智能案件实体比对、辅助法官判案智能法规判例支持、辅助领导决策智能审判数据分析、辅助案件执行智能线索查找分析、辅助案件上诉移转智能案件移送等。

（4）审判数据综合应用，如案件评查与法官考核相互联系等。

（5）司法信息社会服务，如开庭公告、远程立案、网上立案、网上送达等。

2．项目技术创新点

（1）信息技术与审判业务的相互“融合”，包括信息整合、应用整合、案件审判智能支持、案件自动分案等。

（2）司法信息共享与协作，包括法院－法院，法院－检察院、法院－司法局之间等数据传输和交换。

（3）司法信息服务，如开庭公告、网上立案、网上送达等。

三、CIO的作用和贡献

CIO熟悉法院信息化环境，在该项目中起到很好的领导与决策作用。通过CIO的工作，推动了整个项目的开发进程，保障了“数字法院”的正常使用和推广。

1．结合多年法院信息化建设的经验，为实现“数字法院”提供了建设思路、设计思想，并对项目开发进行了有力的指导，把信息手段和技术与法院审判业务充分地进行了结合。

2．带领开发商深入挖掘业务需求，对“数字法院”流程进行合理化整合。

3．及时发现 “数字法院”设计中的问题，并积极与工程师讨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用户与开发人员之间沟通的桥梁；深入开展装备需求调研，协助完成诸如服务器、集控设备等相关硬件设备的采购。

四、项目效益评估

⒈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建设“数字法院”，部署数字音视频应用，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将庭审活动过程中的图像、声音、文字和证据资料信息经过数字化处理，通过网络将信息实时存入计算机数据库，形成电子档案。通过高速计算机网络可以对庭审信息和各种审判资料进行更迅速的调阅。自2005年12月21日“数字法院”启用后，预定法庭的案件数有147件，共开庭212次，使用“数字法院”系统进行庭审录像的有44个案件，共64次开庭。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数字法院”项目，目前实施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后期推广至全市所有法院，以独特的风格体现“数字奥运，数字北京”的内涵，作为全国应用示范推广。

整个项目既能够满足现阶段法院系统各项工作的需求，又对法院司法改革预留了丰富的开发升级接口，更重要的是为下一步全市范围建设数字法院积累了大量经验。“数字法院”在法院工作中的作用和效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⑴促进了工作模式的转变和创新

“数字法院”建设重点完成了审判信息全数字化的工作，信息采集在保留必要的手工录入的同时，增加了通过硬件设备采集音视频、图像信息的能力，更大力加强了对信息共享和重复利用的方式。目前“数字法院”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后，所有开庭的案件都进行了庭审录像的存储和当庭光盘实时刻录，这些信息已经被审委会汇报系统，法官培训系统所利用。现在软件应用系统已经是法院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干警们每天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进入软件应用系统，使用系统进行一天的工作。写报告、找资料，首先想到的就是应用软件系统中查找有关资料。法院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通过纸介质和实物进行交流和展现的汇报讨论方式，习惯了通过实时的客观数据和以多媒体形式表现的案件实体信息来了解工作情况，而且随着系统中智能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干警们的工作效率更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⑵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

“数字法院”项目还紧紧围绕影响法院各项工作质量和效率提高的问题和矛盾，开发了大量的应用软件，有效地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审判工作的公开，方便了人民群众。全市法院使用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以来，在审判人员相对没有增的情况下，人均结案数量增加3倍以上。例如，《司法文书电子签章系统》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民法庭，影响法庭案件审限的“盖章难“问题，使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庭审后不必再往返法院给裁判文书盖章，提高了当庭宣判率，当事人稍微等候即可拿到判决书，不必再次到法庭，减轻了诉讼当事人的诉累。

⑶优化了法院工作程序

“数字法院”系统最大限度地对案件审判信息进行采集和共享应用，从而优化了法院各项审判工作的流程，减少了手工劳动带来的中间环节，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各级法院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通过召开会议、手写脑记的工作方式，习惯了通过实时的客观数据来了解工作情况，指导工作进行；改变了以往上级的精神通过各种会议层层传达、层层转发文件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促进了司法公正。例如，《审判流程跟踪管理系统》，突出案件审理流程管理的审限跟踪、审限警示、超审限通报和内部监督功能，充分利用计算机管理等科技手段，对各类案件的立案、送达、开庭、结案、执行等环节跟踪督办，切实解决了少数案件超审限甚至久拖不决的问题，加强了审判监督和管理，提高了审限内结案率。《交办事项督办系统》便捷、高效的管理功能，彻底转变了以往手工劳动下信件层层批转、中间过程冗长、“石沉大海”不见回音的被动局面等等。

⒉经济效益分析

据统计，北京市法院每年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中的诉讼标的达500余亿元，巨额社会财物滞留在诉讼活动中，严重地影响社会市场经济活动的进行。法院公正及时地依法处理涉诉经济纠纷，处置涉诉资金，不仅能够使滞留在诉讼过程中的占国民生产总值近1/10的巨额财物重新进入社会经济生活中和流通领域，而且可以使各种市场主体提高遵法守法的意识，自觉地在法律范围内从事经济活动达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净化市场经济环境的目的。“数字法院”作为重要的科技手段，在北京市法院每年的案件增长速度高达20％以上、审判业务人员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对法院提高审判效率，促进了司法公正，体现司法为民提供了基础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间接产生了重大的经济效益。

篇5

“互联网+”落地一年，跑个分？

“跑个分先，”这是IT圈做产品评测时经常会使用的方法，就是将产品性能量化为分数，这样可以更加直观地显示其产品性能一那么，在“互联网+”落地一年多之后，也不妨来“量化”一下成绩单。

6月16日，“中国‘互联网+’峰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位政商精英齐聚，交流了“互联网+”在政务民生和各个行业等方面全国各地的发展情况一与此同时，腾讯研究院与京东、滴滴出行、携程等还共同了《中国“互联网+”指数（2016》报告，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过去一年，“互联网+”战略在全国的落地情况一这一指数的无疑是为各地方，各个领域的“互联网+”进展情况“跑了个分”，

报告显示：在2016中国“互联网+”总指数省级排名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分列前五位，而在全国参与调查的351个城市中，“互联网+”十大标杆城市分别是：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和福州，它们成为各地“互联网+”持续落地的参照范本。

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郭凯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该“互联网+”指数的计算指标主要有互联网发展基础、产业、创新创业、智慧城市四大板块，涵盖了零售、金融、交通物流、医疗、教育、文化娱乐、餐饮住宿、旅游、商业服务、生活服务十大行业，可以非常精准、直观地反映出过去一年“互联网+”战略在全国351个城市的落地情况。据了解，这份中国“互联网+”旨数的数据来源包括腾讯、京东、滴滴出行、新美大、携程、58、艺龙等众多合作伙伴的万亿量级单位的大数据，数据总量超过70PB，相当于800个世界最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容量。

作为“互联网+”指数的冠军城市――北京占据了“互联网+基础”“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创业创新”三个板块的第一名一比如，北京的“互联网+交通服务”应用领先全国，仅小客车摇号查询就累计使用超700万次，而教育培训方面的APP上线量也排名第一，超过其后10个城市的总和，而深圳作为智慧城市分榜单的榜首，其智慧城市人口渗透率为全国最高，总榜排名第四的上海在金融、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创业创新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比如独具本地特色的图书借阅服务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亮点一

郭凯天表示，“互联网+”指数的物理意义就是各省份、各地市在中国数字GDP总量中所占百分比，其实质上就是实体经济投射到数字中国的生产生活总值，“互联网+”指数可以描绘出一张虚拟的中国数字经济地图，它能直观反映2015年从农业工业到餐饮旅游、交通运输、零售电商、金融服务、生活020等几乎所有主要行业在移动端的数据产出和表现，“‘互联网+’指数可以视为是，数字GDP，（Gross Dig-ital Product），未来，这份，数字GDP，将可能成为反映地区信息化进程的重要指标，”郭凯天说。

鸿沟拉大，还是弯道超车？

目前来看，“互联网+”指数与各地实体经济发展现状联系紧密，甚至呈现强正相关关系，比如，“互联网+”指数高度集中于沿海省份和一线城市，其中排名前三的广东北京上海，“互联网+”指数之和为35.5，这意味着这三个省市就占去整个数字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在原本产业基础发展就十分不均衡的背景下，“互联网+”之后，会不会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如果“数字GDP”能够跑赢实体GDP，能否帮助传统经济弱势的城市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

腾讯研究院产业与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刚告诉记者，在互联网发展基础指数分和产业指数分两个维度上，确实跟实体GDP的分布呈现正相关一但是，二三线城市“互联网+”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甚至要比一线城市快30%～40%。

而在创新创业指数分和智慧城市指数分两个维度上，则有很多城市带来“惊喜”，李刚表示，在这次指数的编制过程中，中西部城市出现了很多亮点一在“互联网+双创”方面，重庆排进全国前五，成都位列第七，武汉、郑州、西安、长沙、合肥、昆明等中西部重镇都排进“互联网+双创”前20，细分行业中的黑马更多，在零售行业中，银川零售指数排名领先统计局社会零售销售总额排名100个位次；信阳的医疗指数排名领先实体医疗行业排名195个位次；渭南在教育指数排名领先根据统计局数据计算出的实体教育排名110个位次。

许多城市的“互联网+”相对发展速度跑赢了实体GDP，这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四川省德阳市为例，优秀的智慧城市建设，使其跻身“互联网+智慧城市”指数榜单第13名，从而带动其整体“互联网+”指数位列全国60强，像德阳这样市场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为移动支付、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网络约车等新经济业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从而为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提供新动能。

“移动互联时代，数字鸿沟到底是在拉大还是在缩小，是一个差异化发展的问题，”腾讯公共战略研究部总经理、腾讯研究院执行院长司晓博士告诉记者，他举例说，打车软件确实让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叫不到车，在这里数字鸿沟的确在拉大；但是，从社会总成本角度却是缩小了，因为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门槛技术门槛成本门槛都是下降的，几百元就可以买一部智能手机，几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学会操作，过去无法被互联网服务的人群，或生活在特别不发达地区的人群，现在就可以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好处。行业大佬描绘“互联网+”未来腾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CEO马化腾

如果把互联网当作一个能源来看的话，互联网不是一个无关的新经济新领域，而是一个与你息息相关的你必须去拥抱否则就会落伍的领域，“互联网+”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没有互联网企业，所有企业都是传统企业，但是他们都互联网化了。

在过去一年，在“互联网+”信息能源的巨大赋能下，通信金融零售020交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变化，如，电信行业已经逐步实现话音短信向数据消费的商业模式的转换，与“互联网+”的融合消弭了曾经的摩擦。

同时，确实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挑战，“互联网+通信”“互联网+金融”……曾经遭遇过激烈的争论，而“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正在各方角力，在“互联网+产业”的“最后一公里”是监管的问题。“互联网+”带来的业态的变化会对传统业态产生很大的冲击，比如网络约车领域，现在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匹配，还需要更多的适配调整。

美团大众点评CEO王兴

“互联网+”的“+”代表着连接，连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最终会让传统行业出现分化，由于摩尔定律的存在，大大加速了这种行业分化，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是一个很强大的风口，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连接用户。

不管怎么样变，“互联网+”到底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整个“互联网+”就是要保证企业把自己的主业通过互联网来做好――不管手机App速度多么高，还要菜好吃才是关键，我们不会去开餐厅和酒店，但是我们希望跟最好的餐厅最好的电影院最好的酒店合作，他们就可以少操心互联网的事情，我们可以服务于它，他们可以集中精力把主业做好。

当前“互联网+”还在非常初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同行间展开降价等竞争，无论对公司还是对整个产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合作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深入“互联网+”务创新上。

58集团CEO 姚劲波

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在整体经济中占比还不到50%，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去追赶欧美的话难度极大，但是通过“互联网+”，弯道超车的良机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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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银行的最初形态是直销银行。直销银行不依赖于传统零售银行的物理网点和柜台渠道，主要通过自助渠道和电子渠道为客户远程提供银行产品和服务。直销银行一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较强的独立性，超越了电子银行的渠道范畴，成为单独的业务运营主体，实现了零售银行从网点分销到线上直销的渠道变革。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直销银行比传统零售银行的产品更简单，服务更便捷，价格更优惠，因此有更好的客户服务体验。

直销银行的发展方向是数字银行，数字银行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从根本上实现商业银行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转型。目前，数字银行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经营环境、金融功能、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还没有成熟或定型，和理想的数字银行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根据金融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研究数字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银行的经营环境

数字银行是在新经济和新金融环境下运营的新型银行。新经济条件下，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个人数据成为生产资料，数据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新经济催生新金融为之服务，综合交易账户和法定数字货币是新金融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

个人数据驱动的“新经济”正式确立

“新经济”理论在美国诞生20多年来，一直伴随着质疑和批判。在当今的在线社会，由于使用成本大幅降低，便利性大幅提高，互联网在全球大规模使用并普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留下了大数据沉淀，自然沉淀的数据成为生产资料。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在云端对大数据进行计算，数据变得有价值、可利用。有了互联网这项基础设施，数据这项生产资料，计算这项公共服务，“新经济”才名副其实地得以确立。

“新经济”在数理环境下运行，依托于网络平台及其账户体系，边际交易成本趋近于零，交易效率有超过生产效率的趋势。相应地，经济活动的中心逐渐从生产转向交易，经济主体也从生产主体（企业）转向交易主体（个人或家庭）。“新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济形态，在微观上则表现为数据驱动的企业业务流程。比如，阿里、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便是以平台上沉淀下来的个人数据为核心，开展相应的电商、社交网络、搜索以及衍生场景金融服务。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个人数据――一种新资产的崛起》报告，将个人数据作为“最新的经济资源”，列为“新的资产类别”。专利、文艺品等人类高智力成果都已实现资产化，在新经济时代，个人大数据等低智力成果也会实现资产化。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资产规模呈指数级膨胀，在资产结构中逐步超越了权益性资产和实体性资产，资源稀缺性在新经济中将不再是中心议题。

账户与货币革命推动形成新金融

新经济必然有新金融为之服务，金融根植于货币，新的账户和货币形态是新金融的标志。新经济时代，网络账户是用户连接互联网的通行证，是包含用户信息价值和货币价值等个人数据的综合载体。网络账户集成了用户货币资产和金融资产，不仅能够集成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还能提供内生于网络交易的一站式集成金融服务，成为用户货币活动的大本营。中国的网络账户服务于网络交易，并衍生出支付结算和理财等金融功能。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交易的支付结算主要由信用卡承担，并未衍生出大规模的银行账户之外的网络支付账户。目前，我国的银行账户依托于银行柜台开立，没有网络交易的基因或场景。银行账户与网络支付账户一样，都有向综合交易账户发展的趋势。

账户与货币具有天然的联系，账户革命必然伴随着货币革命。货币形态由纸币演化到电子货币之后，不同层次的货币实现了快速、低成本相互转化，现金、活期存款等预防性货币需求大幅减少。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姆斯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各种类型的资产都将有可能用来结账，成为货币。货币与金融资产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金融产品（或投资品）逐渐具有类似传统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即金融产品货币化。比如，在中国引发互联网金融热潮的余额宝等“宝宝类”货币市场基金，实际上就是基金货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互联网支付和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分布式记账技术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实现了价值的点对点传输，进一步弱化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强化了其价值尺度职能。数字货币是新经济中的账户货币，未来的数字货币就是一种价值符号、一个精密的记账系统。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将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申请到数字货币后，提供货币流通与应用生态体系构建服务。

数字银行的金融功能

现代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系统具有六项基本功能，即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提供价格信息，以及储备资源和所有权分割，创造激励机制。数字银行不仅发挥信用中介功能，还将以市场信用和信息中介功能为主，朝综合化方向发展。

从信用中介到信息中介

信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商业银行凭借长期积累的信用优势、信息优势和资产转换能力，承担着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风险管理和货币创造等金融中介功能。其中，信用中介最能反映其经营活动特征，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职能。这是因为银行经营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降低了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及其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大幅提升了交易的可能性。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确立后，数字技术削弱了银行信用中介职能赖以生存的基础，拥有丰富账户数据的网络平台已经在一些领域替代了这一职能。银行的存款资金被大量分流，支付中介和融资中介职能受到冲击和挑战，而这些冲击的实质是信息和数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逐步弱化，而信息中介职能逐步强化。商业银行要巩固和发展中介功能，需要从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升级。最终的理想状态是，数字银行提供交易撮合和风险管理等信息服务，不再需要资本来充当风险缓冲，从而，基于信用中介的利差收入下降，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务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在数字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由信用中介转型为信息中介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主要依靠电子渠道和自助渠道提供投资理财服务的直销银行。直销银行是数字银行的初期形态，银行的资金端实现了从线下向线上的迁移，更加安全便捷地满足了长尾客户长期被压抑的投资需求。第二阶段，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基于数据获取资产的数字银行产生了，银行的资产端实现了移动化、数字化转型，为客户提供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嵌入式场景金融服务，融资的成本降低了，流程简化了，风险透明了，如中国的微众银行、美国的Simple定位为平台中介，连接借贷双方，提供风险管理和贷款管理服务，就是信息中介的雏形。第三阶段，当远程开户得以实现，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推广，社会征信体系发展完善，数字银行也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将突破信用中介模式下风险偏好、资本约束和运营模式等约束，主要作为信息中介连接资金端和资产端，双方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直接借贷和收益权转让两种模式。数字银行将通过融合了各类金融账户和生活场景账户的统一综合账户，为客户提供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财富管理）和价格信息。

从银行信用到市场信用

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市场信用相继出现，至今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银行信用通过存贷款机制延伸出货币创造功能，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几乎成为唯一的信用机制。新金融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突破了银行信用，展现了市场信用的巨大魅力。这是因为，互联网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效率，拓展了交易可能性边界，改变了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本身就可以定义为“金融市场”，并趋向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中介或市场情形。所以，新金融是资本市场对银行信用“脱媒”以来的第二次“脱媒”，第一次脱媒主要在传统银行的资源配置即融资功能方面，第二次脱媒则在支付结算、风险管理和价格信息提供职能方面。数字银行作为新金融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承担了中介和市场职能。一方面，突破了传统银行信用对财务报表的依赖，侧重于观测和计算在线交易行为数据，更加依赖于数据驱动的“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数字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等传统影子银行模式开展货币转移型信用活动，通过交易资产、同业资产、投资资产等资产负债表中的“银行影子”模式开展货币创造型信用活动，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市场信用。数字银行的市场信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资产（含数字货币）和债权类资产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价格信息。一是个人数据资产交易。如前所述，新经济的资产结构中，数据资产将超越权益性资产。当前，个人数据产权不清，谁采集谁拥有，数据管理分散、混乱，数据开放、流通困难。个人数据资产与货币资产都是个人财产，当法律明确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归属于个人后，底忠行便能解决交易规则和定价等问题，通过建立个人大数据资产管理与运营系统，提供数据确权、汇聚、管理、交易与增值服务。二是债权类资产交易。在我国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公司和企业债券、地方政府债券等将发挥直接融资工具的作用，直接向企业和居民销售。数字银行的发展方向则是进行债券的发行销售、信息披露、市场询价和债券交易等。同时，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外的场外债权资本市场，大量信用评级在2A以下的企业有融资需求，数字银行将承担这类非标准债权资产及其证券化工具（含理财业务）的发行、交易和流转，成为多层级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环节。三是提供价格信息。这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功能，展现了信息中介和市场信用的交易中介职能。数字银行提供资金价格和资产价格，并为交易双方提供最优的基于完全竞争的竞价机制。这种价格形成机制解决了传统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约束问题，丰富和完善了传统金融的“价格信息提供”功能。

结语

数字银行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而兴起，是直销银行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实现了零售银行从网点分销到线上直销的渠道变革，而且应用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新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从企业这个生产主体转向个人或家庭这个交易主体，个人数据实现资产化，数据资产超越权益性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数据成为生产资料。当前，承载个人大数据的网络综合交易账户逐渐孕育成熟，当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发行、推广的时候，新金融格局便最终成型。

数字银行是在新经济、新金融环境下运营的新型银行形态，将从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转型，从银行信用向市场信用发展。一方面，数字银行将承担信息中介功能，主要提供交易撮合和风险管理等信息服务，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务收入将贡献大部分利润。向信息中介转型将经历三个阶段，包括资金端线上化的直销银行阶段、资产端线上化的数字银行初期以及完全成为信用中介的数字银行成熟期。另一方面，数字银行将发挥市场信用功能，依赖于互联网上沉淀的个人大数据进行信用评估，并通过资产证券化、同业和投资资产等模式开展市场信用活动，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资产和债权类资产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价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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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早已不限于地理学研究和应用的领域，目前已与各行各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它的应用领域还在不断扩大，甚至可伸及企业信息化的过程中。

一、GIS及其简史

GIS是计算机科学、地理学、测量学和地图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它是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适时提供多种空间的和动态的地理信息，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的计算机技术系统。

从表现形式来看，GIS表现为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其核心是管理、计算、分析地理坐标位置信息及相关位置上属性信息的数据库系统。它表达的是空间位置及所有与位置相关的信息，所以，GIS又是地球空间实体的再现和综合，其信息的基本表达形式是各种二维或三维电子地图。因此，GIS也可简单定义为“ 用于采集、模拟、处理、检索、分析和表达地理空间数据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GIS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要把地图变成数字形式的地图，便于计算机处理分析”这样的目的。1963年，加拿大测量学家R.F Tomlinson首先提出了GIS这一术语，并建成世界上第一个GIS(加拿大地理信息系统CGIS)，用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和规划。那时的GIS注重于空间数据的地学处理。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水平的提高，以及政府部门在自然资源管理、规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的需求，GIS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GIS的应用领域迅速扩大，商业化的软件开始进入市场，其应用从基础信息管理与规划转向空间决策支持分析，地理信息产业的雏形开始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GIS的应用也日趋深化和广泛，在国土资源、农业、气象、环境、城市规划等领域成为常备的工作系统。尤其是1998年前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以来，GIS在全球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GIS的最新发展

1.日趋与计算机信息技术融合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GIS技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更广泛应用，并日趋与主流IT技术融合，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2.动态、多源、多维化

最新GIS技术将逐渐摆脱先前的主要处理静态的、二维的、数字式的地图技术的约束，而从传统的静态地图、电子地图发展到能对空间信息进行可视化和动态分析、动态模拟，支持动态的、可视化的、交互的环境来处理、分析、显示多维和多源地理空间数据。

其中，可视化仿真技术，能使人们在三维图形世界中直接对具有形态的信息进行实时交互操作；虚拟现实技术以三维图形为主，结合网络、多媒体、立体视觉、新型传感技术，能创造一个让人身临其境的虚拟的数字地球或数字城市。

先进的对地观测技术、互操作技术、海量数据存储和压缩技术、网络技术、分布式技术、面向对象技术、空间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等技术的发展都为GIS的发展和创新创造了新的手段。

3．第4代GIS技术

随着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高以及面向对象、网络和数据挖掘等主流IT技术的发展，在科技部有关部门的倡导下，目前国内学术界又提出了第4代GIS技术的概念。第4代GIS技术将主要有如下特点。

支持“数字地球”或“数字城市”概念的实现，从二维向多维发展，从静态数据处理向动态发展，具有时序数据处理能力。

基于网络的分布式数据管理及计算、Web-GIS和B/S体系结构，用户可以实现远程空间数据调用、检索、查询、分析，具有联机事务管理(OLTP)和联机分析(OLAP)管理能力。

面向空间实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数据组织和融合，具有矢量和遥感影像数据互动等多源数据的装载与融合能力，多尺度比例尺数据无缝融合、互动。

三、GIS的应用及趋势

1.GIS的应用范围

人类的信息中有80％与地理位置和空间分布有关，所以GIS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目前，GIS已经比较成熟地应用于军事、自然资源管理、土地和城市管理、电力、电信、石油和天然气、城市规划、交通运输、环境监测和保护、110和120快速反应系统等。

今后，GIS的应用将在市场分析、企业客户关系管理、银行、保险、人口统计、房地产开发、个人位置服务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些领域将是GIS产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实际上，GIS的应用将加速度地深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地理信息在人类生活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GIS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成为IT高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

2.GIS与数字城市

GIS、RS（Remote Sensing，遥感）和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技术构成了空间信息技术的主要部分，即通常所说的3S技术，其中GIS技术是核心技术。

数字城市建设包括4部分内容，即基础设施、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及公众信息服务。而GIS应用贯穿上述4个部分和各个层面，从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到政府空间数据共享、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以及基于网络的公众地理信息服务，GIS都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从具体的应用来说，GIS已经广泛应用于构成数字城市的众多行业，如城市规划、城市地下管网、电力、电信、公安、消防、急救等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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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是信息技术与现代管理体制的融合，其本质是以网络为工具，以用户为中心，以利用为灵魂，以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公众提供实用的信息服务为目的的档案管理模式，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在最大范围内的充分共享。档案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有效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创造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档案信息资源的网络服务与共享是使档案的价值更好地转化为社会和公民的使用价值。

学者孟雪梅，金红霞认为，档案信息共享建设是信息社会化的内在要求，是档案工作进一步开展的必然要求。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应该具备一定的条件，并指出了四方面的具体条件：（1）信息网络环境。是信息资源共享建设的硬件基础，随着国家骨干网络的建设和成熟，档案网站的发展，网络信息系统以及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稳定的硬件支持。（2）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核心。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规模化，网络化开发档案信息资源。（3）信息管理标准化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保证，包括档案信息标准化体系的构建和档案信息标准、规范的一体化。（4）培养档案信息人才是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关键所在。

而学者张锐，丁莉则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实现的基础包括以下几方面：（1）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与发展取向；（2）政务信息环境的初步形成；（3）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4）数字化、网络化、传输方式等现代信息技术条件的逐步成熟；（5）档案的信息资源属性与共享原则的适应；（6）国家的法制环境与相关法律规定的出台。

从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涵义及原则分析可知，档案信息资源共享须具备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或基础。随着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政务信息环境的形成，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出台，数字化、网络化、传输方式等现代信息技术条件的逐步成熟，档案的信息资源属性与共享原则的适应等，使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具备了基本的条件。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将是档案事业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必然趋势。

2.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档案信息化建设自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自90年代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的指导下，计算机档案管理系统从微机单机版的辅助目录管理发展到海量光盘存储系统版、网络版管理以及公文、档案一体化管理，经历了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信息数字化和数字档案信息资源上网等渐进发展的过程。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初具规模。但就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状况，应该说还远远落后于社会信息化的要求。

2.1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2.1.1 资金制约使档案信息资源网络共享难以形成规模

学者杜岩松认为，档案信息共享是一项高投入的事业，不仅是信息化项目的启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还是在因特网的运作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而档案部门用于信息化的资金还十分有限，经费不仅需要前期在硬件系统方面的投入，也需要后期日常维持及其正常运行的费用。资金虽然不是万能的，可资金的投入可使知识经济时代的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有强有力的经济保障。而争取大资金投入对于一般档案机构来说是难上加难，除非是借助于政府宏观调控下的财政资金项目，否则难以成行。

2.1.2 信息内容匮乏、信息资源陈旧

金红霞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受资金、电子文件现行阶段及档案信息开放程度的影响而信息资源开发程度滞后且共享程度较低。从目前运行的网上档案馆来看，大多是将目录信息数据库送上网络，信息量十分有限而且信息质量不高。加之历史原因，档案馆的文本数据资源原本就不足，也就难以在短时间内补充信息资源，完善资源共享。

2.1.3 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发展状况不平衡

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与系统、规格较高的单位具有技术、资金、人力等优势，档案信息化建设搞得热火朝天，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既无充足的资金，又无能从事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技术人才，要搞信息化建设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浏览档案网站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差距显得十分突出。

2.1.4 共享工具落后、检索途径促狭

闫小红学者认为，由于客观上档案信息的存在和分布是多行业、多部门、多地域的，档案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和存储也就是分布式的，所以形成资源分散、搜寻不易的问题。而目前各档案信息资源网站缺少工具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导航，检索和定位，即缺少先进的信息分类检索与导航系统及信息传播与利用的平台。检索软件落后，档案信息分类较粗，缺乏多角度反映档案卷宗内容和多种逻辑组合信息检索方式，影响用户查阅效率，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困难。

3.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建设的对策

学者陈山鹰认为，做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建设工作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更新馆藏观念，树立开放意识；（2）加强协作，联合编目，联合开发；（3）开放档案，尊重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4）要树立“大档案、大文献”意识，加强各档案馆与其他文献信息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开发信息资；（5）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现代化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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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网融合；深圳；数字音乐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ri-networks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of the original music in Shenzhen, a place with abundant capability of the industry chain of the “tri-networks integration” , meets with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In the event that Shenzhen tries first to integrate effectively the new media of the local original music, it will take the lead among those pilot cities and will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original music.

Keyword: Tri-networks Integration；Shenzhen； Digital music

2010年7月1日，北京、上海、大连、南京、厦门、青岛、深圳等共12个城市和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三网融合”的试点城市。“三网融合”技术加快了宽带的高速普及，新技术平台促使数字媒体和具有竞争实力的服务内容供应商大批涌现，国家相关部门和各大音乐出版、版权公司也纷纷在对数字音乐版权保护上做了大量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这都为数字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以深圳原创音乐为例，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流行音乐先锋城市”有着适合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丰沃土壤，曾先后创作出《夜色阑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走向复兴》等优秀的主旋律作品，也曾把《月亮之上》《彩云之南》《丁香花》《有没有人告诉你》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流行音乐作品推向全国，更有陈楚生、周笔畅、唐磊、徐千雅、凤凰传奇、姚贝娜、刘惜君等年轻歌手从深圳唱红大江南北。

在 “三网融合”的大背景下，深圳原创音乐迎来了数字化发展的良好机遇，深圳在“三网融合”方面先行一步，将为音乐迈向数字化拓展出充裕空间。在传统唱片业日渐衰落的今天，深圳数字音乐在“三网融合”的“蓝海”中将大有可为。

数字音乐的“深圳视角”

“三网融合”指的是将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与互联网融为一体，由广播电视网负责提供相同服务和内容，由电信网和互联网作为载体，实现三网互联互通、融合发展，资源共享，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这种渠道的整合将对数字音乐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音乐是以数字格式进行存储、可以在互联网和无线网络上传输的音乐。根据使用终端的区别，数字音乐划分为在线音乐和无线音乐两种，前者用户主要以PC为终端，后者则主要以手机、iPad等移动设备为终端。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与互联网都是数字音乐的传播不可或缺的主流渠道。

音乐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音乐又是当前音乐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根据国际唱片业联盟(IFPT)的数据统计，2009年，全球数字音乐销售达到43亿美元，比之前同比增长3.63亿美元，增幅达9.2%，目前，在全球唱片公司收入比例中，数字音乐收入占据25.3%。在美国，数字音乐的销售比例是43%，几乎占到了音乐销售市场的一半比例，其中苹果公司提供的iTunes占据了较大份额。

中国的数字音乐进入产业化发展是在2004年前后。用户免费、广告付费的形式为当前在线音乐服务商最为主要的营收方式。根据艾瑞数据报告，2009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达到17.9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九成以上收入来自手机的无线音乐收入，互联网在线音乐收入规模仅占7.9%，在线音乐营业收入中，80%以上来自广告。

在中国的无线音乐市场，无线音乐服务提供商的营收规模达到16.5亿元，占无线音乐服务总收入的5.3%。在原有的电信网渠道中，电信运营商音乐服务的营收占整个无线音乐市场规模(无线音乐用户为无线音乐内容提供的费用)的94.7%。由唱片公司或者音乐版权拥有者制作音乐内容，中国移动或者电信、联通提供传输通道和收费渠道，SP公司提供服务，消费者买单的模式已经成为目前较成熟的产业脉络。

中国目前有7200多家在线音乐网站，而其中提供正版音乐下载服务的不足20家。大量正版音乐被免费试听和下载，某搜索引擎网站因为长期提供免费的下载链接地址，多次被国内外的唱片公司或版权拥有组织诉诸法律。

在现行音乐数字营销环境中，运营比较稳定而且受到众多海内外版权拥有者认可的是Google提供的音乐搜索。Google中国于2009年3月投资了由姚明等人发起的巨鲸音乐网，他们和金牌大风、华纳、滚石、索尼等全球四大唱片公司，还有全球140多家独立唱片公司、国际四大词曲出版商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由Google中国提供网络搜索技术，巨鲸网提供MP3技术平台，以上所述的版权拥有者提供下载授权并提供作品。Google中国会在音乐搜索页面当中嵌入广告，广告费将以版税的形式返还给唱片公司或其他版权提供者。唱片公司或其他版权提供者也很乐于用这样的形式把自己的音乐内容用高质量的MP3格式通过google音乐免费提供给消费者，进而提升自己的市场接触度，为线下运营模式比如实体唱片、实体演唱会、实体电影等产品提供更多的市场可能性。

有业内人士认为，数字音乐网站的盈利模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媒体模式的服务，即内容免费，依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另一种是电子商务模式，即用户需要为音乐内容付费，用户只要支付少量费用，就可以获得比以往CD时代便宜得多的数字音乐产品。上述两种模式将在未来的音乐盈利模式中并存一段时间。绝大部分音乐内容会以免费形式提供给用户，但少部分高质量的音乐产品会提供给有专业需求的用户。

虽然互联网、电信网在数字音乐的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传统的广播电视渠道的强势地位依然不可小觑。三大传统渠道如果能够充分整合，进行优势互补，有望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并派生出新的运营增长点。

数字音乐的“深圳现状”

深圳是国内城市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部分信息化发展指标已达到发达国家中心城市水平。同时拥有较为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在计算机、通信、软件、电子元器件、数字娱乐及内容等领域形成了集群优势，2009年，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品产值7538亿元，软件产业产值2800亿元，产业规模均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已形成涵盖无线网、数据网、传输网、终端、核心芯片、增值业务的产业生态群。

深圳发展“三网融合”同时也具备技术和产业方面的先发优势。深圳已经聚集了华为、天威等一批产业链上下游的重量级企业，非常需要依靠三网融合的契机，形成合力，刺激带动当地产业实现可持续的创新。

深圳将依托现有的内容优势，打造全国性内容产业基地，促使深圳形成规模大、水平高、服务全、运营模式清晰、产业链完整的三网融合内容产业集群，建成符合三网融合要求的媒资中心和数字内容集成运营分发平台，开展面向全国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IPTV等多业务的内容运营。此外，还将依托“中国时刻”媒体网站，打造覆盖全国的城市台媒体联盟，实现电视、电脑、手机的三屏融合，提供立体式网络视频服务。

目前在中国数字音乐营销方面有走在前列的深圳A8电媒音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个以提供数字原创音乐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数字音乐公司，旗下的A8音乐网是中国第一音乐门户网，于2008年在香港上市。他们采用商业闭环模式，依靠自身建立的产业链完成整个运营渠道。A8通过自主研发的互联网站和举办比赛等多种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新歌，向作者一次性买断版权，并制作成彩铃通过互联网或者手机发售，通过彩铃和手机内置铃声来获得盈利。现在A8旗下已有1.6万名创作人,拥有6.5万多首原创歌曲的数字版权，每年举办一届原创音乐大赛。2009年A8音乐的收入达7.07亿元，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3.59亿元。上述数据,已超过国际四大唱片公司在中国年度收入的总和。

深圳目前比较成熟的音乐制作机构(即内容提供商)包括梅沙音乐基地、积木鱼音乐工作室、傲旗音乐公司、太阳音乐工作室。比较成熟的原创音乐推广平台主要包括深圳广电集团音乐频率《鹏城歌飞扬》节目和《深圳特区报》等媒体，但数字音乐传播平台目前有待完善，深圳原创音乐的本地数字化推广基本属于空白，这样也导致何沐阳、陈楚生、凤凰传奇等大量本地人才流失北上。

数字音乐的“深圳可能”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虽然积累了大量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具备了较好的音乐创作基础，但在音乐产业链尤其是数字音乐环节上的不足和缺失，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深圳音乐产业化的进程。

构建音乐重镇，引进行业精英。深圳要营造有利于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的软环境，在财政资金扶持、重大项目规划用地保障、高端人才的培育、引进和使用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全社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氛围。华纳唱片前中国区总裁许晓峰于2008年在盐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大梅沙海滨成立梅沙音乐基地，吸引了太合麦田等一批唱片厂牌陆续在基地设立工作室，目前，唱片制作、数字营销、音乐现场活动、唱片发行等产业链条已在基地初具规模，沙滩音乐节也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并已于日前成功升级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深圳不妨再引进一批像许晓峰这样有眼光、有能力的音乐操盘手，吸引国际著名唱片公司进驻深圳，利用他们成熟的网络、产业链条来包装、推广原创歌手，并为深圳培养出一批懂得商业模式、会运作、有远见的制作人，为深圳流行音乐储备人才。

整合硬体资源，促进深港合作。积极推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加强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强化产业集聚区的孵化功能，完善产业发展链条。在音乐产业链条的建设上，充分整合A8音乐集团、深圳广电集团、深圳音乐厅、保利剧院、深圳湾体育中心、香港演艺中心等剧场、录音棚等硬体资源，促进深圳与香港的专业交流与合作，着力补上在专辑制作、市场发行和与国际化接轨等方面的课程。整合国有文化机构，扶持有基础的民营音乐文化公司，力争做大做强几家大型音乐文化公司，形成包装推广音乐作品和音乐人的深圳本土力量，利用他们对本土的音乐市场、创作资源非常了解的优势，走上市场化之路。

加强数字音乐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和引进业高端人才。目前，深圳正在运行的音乐制作机构的经营状况都不容乐观，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并通过引入有经验的大型唱片机构和数字营销顾问，对整个音乐产业链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让更多的音乐机构、制作企业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篇10

关键词：GIS；地图；编绘技术；研究

1 首先对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地图之间呈现出来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现代地图绘制工作和GIS之间呈现出来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随着地理信息系统发展进程向前推进，我国逐渐的进入到了构建综合信息的道路之上，它不单单能够用来对数量众多的地理数据和数据源展开管理，与此同时也能够在地图绘制人员编绘地图的过程中提供强大的数据存储、评价以及分析工具，从事地图绘制工作的人员再将视觉化和GIS的特点有机的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基础上，设计出来了崭新的电子地图集。

GIS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使得资源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而得到发展的一项技术及产业，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加拿大就开始对世界范围之内的第一个地理信息系统开始研究了，随后在世界范围中又涌现出来了美国哈佛大学的SYMA以及GRID等系统，自从那个时候开始，GIS就在世界范围之内各个构架中的经济建设以及社会服务领域中得到了越发广泛的应用。现阶段世界范围之内北美、西欧以及日本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已经逐步的构建起来了国家级、洲际之间以及各种类型的专题性地理信息系统。我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开始对GIS进行研究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之后逐渐计算机辅助地图绘制等领域当中开展了数量众多的研究工作，从而也就在理论、技术以及实践经验等层面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GIS被世界范围之内各个领域中的相关研究人员当做是继文字描述和地图之后的第三代的地理学语言。有关于GIS的观点是可以被划分为地图学派、数据学派以及空间分析学派的；在这里面，地图学派中侧重的是有关于GIS制图层面上的相关工作，最初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就是McHarg开展的研究工作，这一个学派是以Berry作为代表的，在这一个学派中普遍是将GIS当做是地图处理或者显示系统的，地形图制作以及专题制图机构是支持这一个学派的发展的，并将研究工作侧重点放置在了GIS产出高质量的矢量地以及图标的能力之上。数字地图实际上是和传统的模拟地图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存储在人脑或者电脑当中的地图。

数字制图是制图技术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一定需要经历的一个途径，在数字制图技术和数字地图发展进程向前推进使得GIS出现了，从而也就在地图制作和使用领域中出现了重大的变革，各个领域中的使用者对地理空间数据的需求呈现出一种逐步增长的态势。

2 地理地图绘制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在地图数据编辑工作实际进行阶段，MAPGIS数据生成EPS文件并导入到CorelDraw中之后，所有涉及到的要素都是需要转化为曲线的，在这之后再想要修改就变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进入到CorelDraw中之前，是需要在ArcGIS，当中将有关于地图数据的编辑工作做好的，尤其是其中的点状符号位移、注释的放置位置以及有关于线要素的处理和综合面要素。在这里MAPGIS相较于CorelDraw其实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具体体现在有关于点线面开展的操作的难易程度都是比较高的，并且用户也是可以开展相关的修改工作的，不管是针对一个要素展开单独的修改，或者是在对属性和参数加以一定程度的应用的基础上开展统一修改工作。

在将地图数据的整理和分层工作做好之后，就会将地图数据整体生成EPS文件之后导入到CorelDraw当中，然后就会在其中产生数量众多的对象，不单单会使得管理工作的难度大幅度的提升，也是会使得点线面等相关的要素掺合在一起的，从而展开修编工作的难度就会显得比较高。所以为了能够使得CorelDraw领域中数据的管理和修改工作的难度有所降低，在地理地图制作工作进行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完成的就是地图数据的整理工作，在将点线面作为标准的基础上展开分类工作。其次，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各个要素相互之间展现出来的盖压顺序，在能够对盖压顺序的准确性做出一定程度的保证的基础上。再在依据点线面分类顺序的基础上将与之相对应的EPS数据导出。在这里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为了能够对导入到CorelDraw中之后，点线面各个要素之间能够准确的匹配在一起，就可以在使用GIS开展地图编辑工作的过程中为所有使用到的工程文件添加一个共同的外框。

再将地图数据的比例变换工作的基础之上开展专题地图绘制工作的时候，一般情况之下都是需要对现阶段使用到的数据展开比例变换工作的，才能够在专题地图中得以使用。在地理地图预期性准备工作进行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在将专题地图幅面大小以及其所需要展现出来的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将比例尺的缩放确定下来，依据比例尺发生的变化，就可以在GIS中针对地图数据展开与之相对应的比例变换工作了。

3 GIS空间数据在地理地图编绘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得到了怎样的应用

其所展现出来的流程的复杂程度是比较高的，首先需要将地理地图编绘工作的主体确定下来，这个主要是以用户的要求为基础确定下来的，针对技术方案是需要展开及时的编写工作的，将GIS空间数据筛选出来（其中主要包含的是基础地理数据的筛选，针对GIS空间数据展开分类工作等等），以及灵活地对地图投影进行选择，数据相互之间的转换以及制版印刷等等，详细的流程如图1所示：

针对GIS空间数据展开的筛选和地图编绘工作都是需要和主题有机的相互融合在一起，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充分的筛选。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使用到GIS软件当中提供的SQL语句开展相关的工作的，以便于能够使得空间数据达到地理地图编绘要求，尤其是对实体注释的要求。比方说在制作交通网络图的过程中，主要使用到的其实就是GIS空间数据中包含着的地理背景数据以及道路数据，在对GIS软件平台加以一定程度的用的基础上针对GIS空间数据要素展开筛选工作，在这里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遵循相关的规章制度提出要求的基础上展开筛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