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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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DF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6.06

在以往的商业实践中，公司往往逃避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主要是因为公司追求成本最小而利润最大的经营目标。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虽然可以得到社会声誉等无形价值，但却不可避免地产生成本。对于股东来说，为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买单并不是其设立公司的目的。上述理念在商业公司出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占据主流地位，之后被学者归结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它认为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的管理者应该对股东承担一种受托责任，至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消费者和公众等等，法律不应该要求公司对他们承担义务。如果公司认为需要对利益相关者承担一定的义务，那么公司作出这种决策也应该是以股东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公司治理理念。

一、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实践的发展总在不断地修正人们的观念和认识，公司发展的实践也不例外。作为现代社会商业活动的主体，公司行为对社会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逐渐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一些公司规模之大足以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而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就更是如此。生态环境和消费者权益首先受到来自公司的威胁和损害。然而，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一样，公司经营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最终将使其自食苦果。公司股东和经营者们也逐渐认识到，竭泽而渔的做法并不可取。对公司长远利益的考虑能给公司带来难以估量的财富和价值，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利益，并在商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与股东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也紧密相关。这一理念逐渐发展成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司治理理念的发展。

在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众多学者争论中，伯利（Adolf A・Berle, Jr.）和多德（E・Merrick Dodd Jr.）的讨论最为激烈突出。多德认为商业公司既有营利功能也有社会服务功能。伯利教授则认为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赚钱。随着公司实践的不断发展，社会责任理论也在争论中不断完善。最终，多德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包括伯利教授在内的普遍肯定和接受，并形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即在公司治理中公司的管理者不仅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还应当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1］。这一理论以社会契约论为其理论依据之一，将现代公司视为“一组契约的联结点”，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契约只是利益相关者与管理者之间契约的一种［2］。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对传统“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极大挑战，因为它“弱化”了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表面上来看“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以股东为中心，强调股东的利益即为公司的利益，公司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服从并服务于股东利益。而后者则认为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当纳入公司决策考量，甚至应当与股东利益平分秋色。然而，进一步分析上述两个理论，它们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公司在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同时，也间接地为社会创造着财富。特别是在规模较大，股东人数较多的公众公司。其次，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公司得以存续和发展的要素。因为，“利益相关者”被界定为那些离开了他们的支持公司组织将不复存在的群体。［2］149两种利益实现的共同前提是：良好的公司业绩和运营。确实，只有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才有能力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也才能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和兼顾相关者利益。概言之，公司社会责任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创造财富的经济责任和兼顾公平的法律责任。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主次有别还是平分秋色？

从理论上来说，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公司完全有可能同时达到在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只是要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并非易事。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核心问题在于公司管理者如何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从现有的理论和实际出发，本文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要件：首先，停留在“股东利益最大还是利益相关者利益优先”的争论上没有意义，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都存在明显的瑕疵，必须加以修正，以使之更加符合实践的要求和更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应在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中，将修正后的理念作为构建的理论基础之一，灌注到现有公司治理模式的各个方面。

二、传统理论的演进：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追溯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与公司社会责任出现了全面的融合［3］，并对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该理论的影响下，传统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缺陷遭到了进一步的批判，加之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在公司兼并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忽视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做法受到广泛的指责。面对备受指责的困境，公司的管理者们必须采取措施。由此，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浮出水面，主张利益相关者可以与公司股东一样参与公司的管理，并享有选举与罢免董事的权利，有权监督公司的内部事务［4］。

支持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结构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他们认为这是用一种公司内部控制的有力手段保证了社会责任的实现，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观点的瑕疵在于：动机正确，方法欠妥。正如“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代表人物詹森（Jensen）所指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有着固有的缺陷。首先，利益相关者的多重价值最大化目标模糊了企业的经营目标，无法给企业的管理者提供一个完全明确的目标函数，而没有这类目标函数，势必导致管理上的混乱、冲突、无效率甚至完全失败；其次，这一理论本身没有包含如何在各类相关利益者之间进行权衡的概念框架。因此，即使认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要，也无从在多重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第三，该理论无法对管理者进行根本性的评价，反倒让管理者和董事会无法善尽他们对公司资源所应承担的责任，从而使管理者可以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提高了经济生活中的成本［2］175。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十分广泛，其所代表的利益也各不相同，要整合各个利益团体的不同利益是十分困难的。况且，“利益相关者”本身是一个没有精确外延的概念，如何选出利益相关者团体之代表进入公司，对于雇员来说尚且可行，但对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其工作之巨可想而知［4］134。可见，这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中的障碍，如果仅仅是出于对社会责任的重视而认为需要用该模式来改造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将造成公司内部管理的混乱和成本的增加。

在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加以批判的基础上，詹森（Jensen）进一步提出了“改良的价值最大化理论”。这一理论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绝大部分分析框架，但将价值最大化作为权衡公司各个相关利益者利益的标准。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改良的价值最大化理论”同时也可以看作“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侧重于满足公司所有重要成员的需求，同时明确将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给管理者指出一条如何在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思考和决策的清晰思路，致力于解决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因多重目标所产生的难题。同时告诉管理者如果不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企业将无法创造价值。这一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于如果忽视或践踏了与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任何关系，将无法最大化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5］。可见“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公司的目标确定为公司长期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它不再将股东看作凌驾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上的特殊成员，允许管理者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而股票的长期市场价值被看作公司价值的一项重要标准［6］。国内学者也指出，“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仅应注意实现营利的目的，还应注意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能不顾及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公司毕竟是‘扩大了的个人，而不是缩小了的社会’，它的法利益目标仍是股东长期的最大利益。”［7］并且，“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更科学。它要求

通过公司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成本最低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公司总价值达到最大。其基本思想是将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摆在首位，强调在公司价值增长中满足各方利益关系。”［8］通过分析上述观点，不难看出“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肯定了股东利益在多种利益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并纳入公司价值体系；3.为公司的管理者进行价值判断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这也使管理者的行动有了评判的依据。申言之，“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既不是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它在上述两个理论之间实现了优势互补，应该成为构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将股东利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公司价值统合在一个综合的价值评价体系之下，使之在有所区别的前提下又相互关联，并为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种普适价值，防止了公司管理者在利益权衡时的左右摇摆，是我们在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并且也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对于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该理论应该成为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我们需要根据该理论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局部调整，从而在公司内部形成一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氛围和机制，使得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股东的利益、公司的利益从长远来看趋于一致。

三、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前提下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路径

公司治理制度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就如同一棵树，最初在哪里生根也就会在哪里成长，即使经过嫁接之后会结出不一样的果实，但是最初生长的地方却不会改变。不过路径依赖并不是影响公司治理特性的唯一力量。如果现有制度无法与其他类型的制度相竞争，那么，最终它们将无法幸存。选择机制促进了更有效率的结构的功能趋同和形式趋同。并且，功能趋同首先出现，而形式趋同将最后出现。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几种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出现形式趋同，仅仅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功能趋同，例如在对公司高级经理人的监管方面［9］。公司治理将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作出不断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发展。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在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前提下，应该强调公司治理的功能性调整而不是形式调整。

美国公司治理的历史是一个围绕“股东利益”而发展的历程。其公司治理结构在建立之初即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为基础，产生了美国“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单层公司治理结构。即股东通过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选任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负责选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董事会的监督，同时其经营业绩也受到证券市场以及股东的评价。然而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期间，美国已经有48个州通过明确支持注册公司可以不通过特别章程条款来资助慈善事业的法案；1983年，宾夕法尼亚州开“其他利益相关者条款”之先河，率先立法授权公司董事作出决策时可以考虑股东以外团体的利益［10］。其他州也开始修改公司法，允许公司管理者为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拒绝“恶意收购”。

在欧洲，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有愈来愈多的压力，促使员工参与公司董事会，促进员工在公司经营上扮演更积极、更重要的角色。刘连煜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16以德国为例，公司治理采用双层结构模式，股东会产生监事会，监事会选举理事会来负责公司的经营，职工与股东一起共同参加公司重大决策，在进入监事会和董事会时与股东有同样的机会与权利。这样的公司治理模式被认为是“为保护相关人士的利益”而设计［4］118。这种体现了劳资双方公平待遇的做法与德国工会力量的强大有关，在市场经济国家是较为典型的立法范例。

对比上述两种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采董事会与监事会并列的双层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关，监事会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与董事会相互独立，各司其职，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受到股东会的监督。在社会责任的立法方面，《公司法》首先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加以肯定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其次还规定了工会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议事规则，允许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设置职工董事，要求监事会中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对国有性质的公司，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则有着更加严格的规定：要求在国有参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中设置职工董事，并且这一类公司或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并对出资人负责。《国有资产管理法》第17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接受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的管理和监督，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对出资人负责。2008年出台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中央级的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乃至主要内容与措施等方面都做了规定。通过上述三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在社会责任方面立法的比较，可以看出美国法律并没有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作出明显的强制，即使有，其范围也十分有限。社会责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董事会的价值判断和决策。美国公司治理的结构也没有因为社会责任发展的深入而产生改弦更张之念。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德国的职工共同决策模式过于激进，不适于美国［11］。概言之，美国主要是通过确认董事的责任体系并结合外部控制机制来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问题。在“改良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引下，董事的价值判断将以公司的长期市场价值作为标准。市场成为利益平衡的重要媒介。也可以说，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正在渗透到公司实践的各个方面。对于该理论的发源地美国而言，这种渗透更加彻底深入。德国以劳资平等的思想构造企业机关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现了对人力资本和作为公司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劳动者的尊重，与公司社会责任的要求是相符合的［12］。职工参与管理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股东利益至上，在督促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德国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消费者与主要债权人）的保护并没有比别的国家走得更远。同样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没有因为利益相关者理念的深入而发生深入改变。但是针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国法律在规范的全面和强制的力度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立法。这或许可以从经济伦理学者那里找到答案：中国的私人性和公众性公司治理体系是一种轻度的包容性管理体系。这种模式对非国家的大股东们可以强力限制，以预防这些人伤害国家、利益相关者们和社会的利益［13］。这一特点对中国的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我国《宪法》确立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使中国的公司治理在保护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时更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立法要求国有性质的公司，特别是大型的国有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可见，在全球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发展潮流的推动下，对于那些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并未十分深厚的国家，其本国内长久存在的制度环境弥补了现有理论发展的不足。这不仅体现了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而且说明在外国理论的影响下也会衍生适合本国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这体现为一种功能性的调整。

四、结语

对我国的公司发展而言，在审视公司社会责任实现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尽管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引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同，但是，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仍需要深入。在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仍处在它的婴儿阶段。大多数公司尚未充分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中的潜在贡献［14］。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还要尽量避免回到以往“企业办社会”的老路上去。总之，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不是宣誓性的法律条文就能使之实现的。现有的法律规范在一定层面上能起到监督和制裁作用，社会的道德评价和舆论导向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对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问题的更有效的做法是让那些有实践价值的法律规范得到贯彻和执行。简单地说，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不是靠我们怎么说，而是靠我们怎么做。在我国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中，需要通过治理结构的功能性调整让公司的独立董事、职工董事、监事、职工监事以及监事会有效地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保障监督职责的履行。并且，为了保障监督功能的实现，可以尝试在上述监督主体中适当安排利益相关者代表参与监督。J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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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保树.是采用经营集中理念，还是采用制衡理念［G］//王保树.商法的改革与变动的经济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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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Balancing of Fulfill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U Yun

(Law School,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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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治理 利益相关者理论 融合方式

一、企业社会责任观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一）两者的理论基础同源且最终目标相同

企业社会责任有许多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契约理论、企业公民理论、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但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既指明了对谁的责任也包含了责任的内容，因此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上的CSR 观逐渐为多数学者及国内外相关组织所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求企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履行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

从公司目标体系的层次性来看，公司治理的目标应该服从于公司的整体目标，而公司的整体目标又由公司的本质决定。关于企业的本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论”、“团队生产”理论、“委托”理论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都赞同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公司治理机制的直接目标是为股东服务，但最终目标还是要利于企业契约的稳定，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间利益的平衡。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承认“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连接”，但是它认为契约关系人不但有显性的利益相关者还有隐性的利益相关者，不同意主流企业理论将契约关系人范围缩少化的做法。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作如下总结：第一，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观的最终理论基础是“企业社会契约论”，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股东至上理论只不过是人们根据企业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及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对企业契约各方力量进行对比之后，对谁应该是企业为之直接负责的对象的两种不同的判断。第二，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观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持企业契约的稳定：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间利益的平衡。

（二）企业社会责任观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正确的行为导向

企业社会责任观是一种行为理念，它的内涵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与企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在实务中究竟要对哪些利益相关者负责任，对他们的哪些方面利益负责任以及这些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排序情况都会受到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过程：从“创造利润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Friedman，1962）”的旧理念发展到“企业公民说”、“社会契约理论”、“相关利益人说”、“慈善投资理论”等一系列新理念，就是社会责任观内涵具有动态性和层次性的实证。

公司治理是为了保证企业人按照委托人意志行事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只有在正确确定委托人是谁的情况下，才可能保证公司治理提供的服务是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和所处企业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特点，科学地对委托人是谁、他们对企业的预期内容以及各自的优先顺序都进行了界定，因此为公司治理指明了正确的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而传统的委托理论将委托人固化为股东，将股东作为公司治理的唯一服务对象是不科学的，它违背了公司治理的服务对象会随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力量的动态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三）企业社会责任观可以提高治理机制的效率与效果

企业社会责任观与治理机制的融合，会在治理机制中增加价值观等文化控制，使现有治理的手段更全面，同时具备文化控制手段、市场控制手段和制度控制手段。文化控制手段在单独使用或与其他两种手段的融合使用都会为治理带来正义色彩，使各种控制手段更具说服力，从而提高治理机制的效率与效果。另外，企业社会责任观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融入可使公司治理兼顾直接目标与最终目标，更好地解决现有公司治理完全按直接服务目标（股东至上）设计而导致的不利于最终目标实现的问题。

（四）公司治理为企业社会责任观的贯彻落实提供制度保障

企业社会责任观是一种理念，它可以通过影响人的思想来影响人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内外的制度来直接规范人的行为。前一种方法因为缺少强制性与行为指导性，而对人的行为影响效率较慢，但是它的影响却带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且一旦被人接受，则时时都能对行为产生影响，人们会主动遵守。后者对行为的影响见效快，但可能因为没有被接受而在没有规则约束时就不会遵守。在当前急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下，应该以后一种途径为主，前一种为辅。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相互融合的方式

两者的融合要求社会责任观融入公司治理的有关机制和制度中，成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意识形态、精神灵魂，而公司治理机制应成为社会责任观的物质基础、运行载体，从而实现两者共同的目标：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间利益的平衡，以维持企业契约的稳定。

（一）协调好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股东至上理论的关系

在理论上要用企业社会契约论协调好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股东至上理论的关系，用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与利益平衡取代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提供理论支持。

（二）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宣传

要使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明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使企业的股东与管理层相信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股东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三）加强法制建设，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规范

将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间利益的平衡作为公司的目标，要求各公司写进公司章程，对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权力机构中的话语权进行规定，如规定企业董事中应设立多少社会责任董事，他们在哪些事项中有什么样的表决权，从而为企业中设置社会责任机构及其责任与权力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四）在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中融入企业社会责任观

在经理市场治理机制中，为职业经理人建立社会责任业绩档案并向社会公开，同时将经理的社会责任业绩作为市场准入门槛。在资本市场治理机制中，为社会责任履行好的公司提供优先融资、低息融资；要求企业公布社会责任履行计划及履行情况的信息，以作为社会责任价值投资者的投资参考，促进社会资金低成本、高效率地向社会责任履行良好的企业配置。在产品市场治理机制中，为企业产品与服务质量建立诚信档案并可以公开查询，为消费者维权提供法律服务。除此以外，政府还要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费用，并为其他利益相关者维权提供制度保障。

（五）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融入社会责任观

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观点，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由核心利益相关者共享，在企业中股东与其他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日常治理。第二种思路依然将企业委托给股东进行日常治理，其他核心利益相关者只采取相机治理。在两种思路中，非核心利益相关者都通过外部治理来促使企业管理者对其委托责任的履行。

第一种思路的具体做法：一是将企业的股东大会改成“企业利益相关者大会”。二是在企业中设立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管理。包括在董事中设立社会责任董事，它是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事项的最高决策层，负责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战略进行决策，并在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人员招聘、考评、薪酬、晋升及解聘等重大人事工作中有权根据其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在社会责任董事下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它负责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企业社会责任中长期目标与计划，与公司内部其他制度制定者一起，将社会责任理念与公司内部治理的相关制度结合起来，负责对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与宣传教育工作，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共关系管理。例如，如何将总经理受托的社会责任完成情况的衡量指标与总经理受托的经济责任完成情况的衡量指标一起构成总经理业绩评价体系。再如，在企业投资决策程序中加入生态环境投资决策审查制度。

第二种思路的具体做法：只在企业设立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它是企业外部的社会责任机构如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环保协会、工会、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机构等在企业内部的人员安排。该机构负责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对企业每年对外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内部审计。机构工作人员部分由这些协会聘请，部分由社会审计机构聘请。他们的工资来自于国家规定的企业每年社会责任内部监督与审计费用。当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发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重大的社会责任问题或隐患时，应马上向董事会提出抗议，同时上报企业外部的有关协会。这些协会要马上介入调查，根据问题后果严重性大小要求企业交纳社会责任风险基金。当没有发现社会责任问题时，则不得干涉企业的经营。这种方案只是在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中加入了一条独立运营的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机制，它不需要强制性的对现有的公司治理制度作太多的修改，当然企业会因为这一治理机构的存在而自觉地在经营活动中考虑其对社会责任影响的大小，而且管理层由于依然只需要根据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个单一目标进行经营决策，因而易于决策与执行。

总之，社会责任理念的贯彻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有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又要有推动这一理念执行的制度与环境，需要有国家、企业与社会公众的相互配合，需要采取法律、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手段对企业的思想与行为施加压力，使其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李卫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制的构建与实施[J].江西社会科学，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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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SR；员工感知；组织公民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2-0100-02

1研究背景

本土企业在CSR的理念和行动上十分滞后，CSR缺失现象严重。在国内主流媒体上，“地沟油”、“毒胶囊”等字眼触目惊心。在当前危机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公众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企业在CSR理念和行动上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相对而言，企业对员工重要性的认识要远远超过对CSR的认识。本研究以企业员工为切入点，揭示CSR对企业内部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希望通过企业对员工的重视，进而重视CSR的履行，从而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实证支持，同时为促进更多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提出新的建议。这对于强化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增加社会整体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理论基础

21社会交换理论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Blau（1964）的研究表明，除了物质交换之外，个体还会在社会生活中进行非物质资源的交换（如情感、声誉等）。组织对待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方式、态度会深深地影响员工的心理感知，从而决定其态度与行为付出。研究发现，员工更愿意留在有着良好CSR表现的企业，并愿意为之付诸情感和角色外的行为。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交换着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资源，并考虑以何种手段获得更多的社会交换收益。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群体间以及个体间因平等交换关系而结成相互依赖关系，这样，社会交换理论也就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员工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社会交换理论为解释员工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2组织伦理气氛理论

组织伦理气氛指组织成员对于什么是符合伦理的行为，如何解决伦理困境或问题的共同体验和认知，这种认知会影响个体对待伦理问题的态度和行为倾向，最终影响到员工和整个组织的伦理行为。无论是强调效率、社会责任还是法律和职业规范都可以纳入到CSR的广义内涵中来。组织伦理气氛与个体心理与行为变量有着密切关系。Wimbush（1994）和 Victor（1988）的研究发现，组织伦理气氛与个体伦理行为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组织伦理气氛的推动，员工在理念上与组织的契合程度较高，相应的满意度也较高。Linda、Trevino等人（1998）研究发现，对于强调员工、顾客和公共利益的公司，员工会更容易认可公司的价值观。基于以上分析，组织伦理气氛理论为解释员工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3社会认同理论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员工自我概念受所在的社会组织影响，而其工作的企业是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员工凭借CSR所形成的积极社会认同感来提升自我概念，并将自己所在内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形成有利感知，认为自己所在群体优于其他群体，并形成积极的社会认同。作为企业的一员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在感知CSR和评价企业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员工的自我概念和组织认同感。Herpen、Penngs & Meulenberg 将CSR看做社会所期待和希望企业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活动，社会成员将通过对CSR的感知来形成对企业的认同或否定态度。Bhattacharya、Sen & Dan el认为员工对CSR的感知与评价会形成认同，并对其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析，社会认同理论为解释员工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研究方法

31量表设计

本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变量（除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外）的测量均采用5点Likert量表，依据程度的不同划分为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的评价尺度。

（1）员工感知的CSR。本研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界定，即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等利益主体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包括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等各个层次。根据研究思路，本研究对这一概念从员工感知的角度去衡量，因此称为“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简称“员工感知的CSR”。

目前，理论界并没有权威的针对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体系，只有少数学者对此展开过研究（吕英，2008；龚博，2009）。因此，本研究在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先设立通用的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测量体系，再结合问卷法来针对员工进行调查，确定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测量表。在前人研究成果梳理及总结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供应商和商业伙伴六个维度作为企业社会责任通用测量体系的构成变量，对各个变量的具体指标内容则借鉴了学者吕英（2008）在结合中国的实际背景建立起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指标。

（2）组织公民行为。本研究采用Bateman 和Organ于1983年提出的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的定义，该定义很好地把握了组织公民行为的实质。即OCB 是一种有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和姿态，既非正式角色所强调的，也不是劳动报酬合同所引出的，而是由一系列非正式的合作行为所构成的。

本研究以樊景立（2004）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编制的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表为基础，同时借鉴国内其他学者对樊景立测量表进一步修正完善的研究成果。选取在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已经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的题目作为测量量表的题项，主要选取了皮永华（2006）、曾秀芹（2008）及周蕾蕾（2010）等学者在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中的一些有较高借鉴价值的题项。

（3）控制变量。考虑到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将员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员工所在企业性质及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2数据收集及样本描述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取数据，调研分为两个过程：首先进行预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正；然后选取公司基层员工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正式调研，调查样本覆盖多个行业和工作种类。本研究的问卷调查阶段从2013 年8月到2012 年11 月，共持续三个月，共发放问卷360份。考虑到问卷的填答质量，调查者亲临企业现场对问卷调查进行现场指导。本次调查共收到310份问卷，问卷的有效回收率是861%。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研究者将回收的问卷剔除缺失值超过 3个、连续极端值超过5个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03份。通过对问卷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男性占569%；员工年龄跨度范围由 18 岁到 54岁不等，21～30岁所占比例最高为781%；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学历占到了883%，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到668%；工作年限，跨度范围从不到半年到 33 年不等，3年及以下占到了763%；企业性质，国有企业所占比例最高为537%，其次是民营企业332%，三资企业占131%；企业规模，大型企业所占比例最高为449%，其次是中型企业占360%，小型企业占191%。

4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

41研究结论

通过Amos 190软件对构建的模型进行直接效应分析。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指由原因变量（可以是外生变量或内生变量）到结果变量（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用原因变量到结果变量的路径系数来衡量直接效应。分析显示，员工感知的CSR到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效应是057。这意味着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员工感知的CSR”潜在变量每提升1个单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潜在变量将直接提升057个单位。因此，员工感知的CSR直接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和理念会被员工所感知，促使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

42管理启示

（1）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项新的员工激励手段。企业管理者应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项新的员工激励手段来看待，通过积极履行各项责任（主要有员工责任、消费者责任和环境责任）一方面可以提高组织在社会中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员工产生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和提升组织绩效的组织公民行为。

（2）在招聘和培训中突出企业“负责任”的形象。在人力资源招聘过程中，企业要尽量甄选与企业“志同道合”的员工，避免员工因“水土不服”而中途离职，降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在员工培训过程中，企业应积极对员工进行企业价值观培训、创造机会使员工了解并参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突出企业“负责任”的形象。这些措施可以使员工真切地感知到企业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帮助员工将自我概念与企业特征相联系，强化员工对企业的认同。

参考文献：

[1]Bhattacharya，CB，Sen，S，Korschum，DUs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Win the War for Talent[J].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08，49（2）：36-44

[2]Cropanzano，R& Mitchell，MS，Social Exchange Theory，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5，31（6）：874-900

[3]Maignan，I，Ferrell，OC& Hult，GTM，Corporate Citizenship：Cultural Antecedents and Business Benefits[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1999，27（4）：455-469

[4]张爱卿，吕昆鹏，钱振波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J].经济管理，2010（8）：86-87

[5]张喆，万迪防，贾明组织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6）：255-260

[6]张小林，戚振江组织公民行为理论及其应用研究[J].心理学动态，2001（9）.

篇4

【关键词】 循环经济; 环境成本; 成本控制

一、循环经济与环境成本控制的理论基础研究

回顾以往有关循环经济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是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发展循环经济理论基础的研究显得极其重要。

朱谊辉、腾剑仑(2007)从进行成本控制的必要性出发,从循环经济对象的复杂性、过程的多样性、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和谐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进行成本控制的必然性。

王守安(2005)指出,生态经济学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牧童经济”,即假定生态环境中资源是无限和无偿的,而生态经济学认为“宇宙飞船经济”才是一种以良好状态维持有限生态资源和有限环境容量的经济,它是以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为研究对象,即研究再生产过程中,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和价值增值规律及其应用的学科。所以,“宇宙飞船经济”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

焦建玲、徐一民(2007)指出,环境的污染问题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特征,从成本角度进行分析,外部不经济性是一种企业成本的社会化。20世纪庇古提出通过征税使企业成本社会化向内部转移,但这是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循环经济正是要采用闭环流动式发展的方式,将污染排放问题在自身循环中解决掉,使环境影响降到最低,所以要控制企业的环境成本。因此,笔者认为,污染问题的外部不经济理论是循环经济视角下进行环境成本控制的理论基础。

二、环境成本的概念、识别与分类研究

(一)关于环境成本的概念

联合国统计署1993年指出环境成本的概念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因为资源数量消耗和质量减退造成的自然资源价值的减少;二是环保方面的实际支出,即为了防止环境污染、改善环境、恢复自然资源的数量或质量而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定义为:为管理企业活动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的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企业因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

王爱华等人(2001)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环境成本应是环境资源配置、生成、服务、勘探、开发、再生、保护、恢复、替代等环节所耗费的需要补偿的价值,即环境成本应主要由配置成本、生成成本、服务成本、勘探成本、开发成本、再生成本、保护成本、恢复成本、替代成本等构成。祝立宏(2001)认为,环境成本按与环境资产的关系可以分为: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生态资源保护费用和生态资源降级费用。王晓燕(2009)认为,环境成本的界定,应以传统会计对成本的界定为基础。环境成本是企业因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而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以及由此而承担的各种损失。

在上述定义中,联合国统计署的定义应该说最全面,它的出发点是将整个资源和有关环保的一切支出都囊括其中。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定义与王晓燕的定义都是以企业的核算为出发点,偏重于与会计核算相结合。王爱华等人是通过确立环境成本核算的范围来定义。

(二)环境成本的识别与分类

1.产品生命周期视角

传统的成本管理从狭义的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进行。主要侧重于购、产、销三个阶段,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实施。循环经济要求从广义的视角开展环境成本管理。广义的视角拓展了环境成本控制的环节,从产品的研发、制造、营销、用户使用直到产品被弃置,因而成本控制的范围也贯穿了以上所有过程,环境成本被视为不仅包括生产者和用户承担的成本,还包括由其他社会成员所承担的环境成本。具有代表性的是王晓燕(2009)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的视角提出了在产品设计阶段进行产品生态设计,评价环境成本控制最佳方案;在生产过程中,控制采购总成本、清洁生产方式控制环境成本、包装材料的循环利用控制成本、事后废弃物及产品的回收再利用控制成本。这种视角以产品生命周期为出发点,环境成本包含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概括起来分为以下三类:预防性环境成本、评估性环境成本、失败性环境成本。

2.以环境本身为出发点

不同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视角,以环境本身为出发点,关注的主线即为环境,以环境自身为出发点,环境成本划分为四种:(1)由于环境恶化而追加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投入;(2)因重大责任事故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赔偿损失、环境治理费用和罚款;(3)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投资项目造成的罚款和相应的工程建设支出;(4)环境治理无效率情况下的投资损失和浪费。

3.社会责任视角

岳彦芳、袁晋芳(2005)将环境成本纳入到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中去,认为社会责任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社区公益成本和其他责任成本六个组成部分。同时指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经营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支出,以及企业因执行环境要求而发生的其他成本;资源成本是因其对资源的开采和使用而向资源所有者支付的资源使用费。这种观点比较符合循环经济下广义环境成本的要求。

三、循环经济环境成本控制的主体与驱动力研究

目前很少有研究者关注环境成本的控制主体问题。循环经济的物质闭环流动分为三个层次,在企业内部完成、在一组企业中完成、在一定区域内完成。而企业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同时,企业却是实现循环经济的主体。也就是说三种效益的统一都要靠企业去完成,那么企业进行环境成本控制的动力在何处?

朱谊辉、腾剑仑(2007)从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出发,指出了环境成本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王晓燕(2009)指出,过去的环境成本控制方法的缺陷在于缺乏环境污染的防范意识,从而导致环境失败成本的失控,最终导致企业因环境支出巨大而陷入财务危机。梁淑香(2007)从战略成本的角度指出,进行环境成本控制,从长期来看可以降低企业的总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然而,大多数的研究只是从宏观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却没有深入地探讨企业的驱动因素这一问题。同时,如果站在整个社会环境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单个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行为之间是否存在非合作博弈问题,如何解决某个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以其他企业的环境损失为代价,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四、环境成本的核算与披露研究

(一)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研究

针对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多数研究者的观点趋于一致:尽量使循环经济下环境成本控制的核算与传统成本核算相结合者相对应。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方面过去的核算方法并非完全不能反映环境成本控制中的资源要素及成本费用情况;另一方面,使产品生产成本能够更加完整地反映环境成本的因素,避免虚增利润。

在环境成本的列支问题上,王杰(2004)、田丽开和孙淑华(2008)的意见大致相同,对于单纯环境成本,金额可直接计入相关环境成本科目。对于复合环境成本,可根据环境成本的权重进行计算后列支。当复合成本主要有环境成本构成时,可全额计入环境成本。当复合成本中环境成本占很小部分时,可将环境成本以零计。值得注意的是,田丽开、孙淑华(2008)在解决循环经济下企业环境成本核算问题时,直接将环境会计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此。

岳彦芳、袁晋芳(2005)从社会责任成本的角度研究环境成本问题。他们的研究都没有重新考虑在循环经济的视角下资源的闭环流动对于传统核算方法的挑战。在循环经济视角下研究环境成本控制问题,应该以“循环”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资源的流动可能超出了单个企业或本区域的范围才能完成循环,这就拉长了资源循环的时间和空间,循环周期的拉长使得成本核算的周期与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周期差距加大,是否需要将环境成本进行单独核算值得考虑。同时,环境成本的核算需要具备环保专业知识和更广阔的视野,企业会计可能无法胜任。笔者认为,随着循环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和对环境成本核算信息要求的不断提高,有可能会实现独立核算与服务外包。

(二)环境成本的披露问题研究

在已有的文献研究中,对于循环经济下环境成本的披露问题的专门研究较少,原因是没有相对成熟的核算机制,披露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岳彦芳、袁晋芳(2005)提出披露社会责任的三张表:“社会责任资产表”、“社会责任负债表”和“社会责任权益表”,用来反映:1.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2.本会计期内企业已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以及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对财务状况产生影响的情况;3.影响社会责任完成情况的相关因素。对于环境成本,是否可以借鉴这样的披露方式,在把环境成本核算外包的基础上,企业按照规定定期披露其环境成本控制、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从实质上将环境成本作为关注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将环境成本作为准确反映企业财务利润的考虑因素。

五、环境成本控制评价体系的研究

王晓燕(2009)以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法进行环境成本控制评价,就是以产品在各个生命周期产生的环境影响为依据,评价环境成本控制的成效。田丽开、孙淑华(2008)认为只有恰当地评估出生产过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才能更好地进行环境成本管理。可以通过设立近期目标(“三废”的治理和排污等指标)、中远期目标(企业竞争力和形象改善程度等)来进行评估。朱谊辉、腾剑仑(2007)认为要形成行之有效的控制体系,首先应建立相关的指标评价体系。他们指出评价体系应该包括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生态环境系统指标。同时,从宏观、区域和企业三个层面进行考察,模型指出该评价体系应该遵循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即至少在改进成本控制体系后,人类社会的产出和生活状况不会变得更差。

建立环境成本评价体系的前提,是要建立适合循环经济下的环境成本核算方法,只有客观准确的计量结果,才能真正反映环境成本控制的情况。如果采用传统的核算方法得出计量结果,却套用循环经济下的评价标准,存在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单一的环境效益不是追求的目标。所以,在制定环境成本控制评价体系时,一定要兼顾到三种效益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田丽开,孙淑华.循环经济下工业企业环境成本管理[J].科技与经济,2008(1):124-126.

[2] 王杰.循环经济型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探析[J].财会研究,2004(11):47-49.

[3] 王守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解释[J].当代经济研究,2005(4):35-39.

篇5

一、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基础创新发展

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之父”戴维・F・利诺维斯对社会责任会计的定义是：运用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会计学，它将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内容，还将涉及国家收入，社会项目的评估，会计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社会审计等问题，其目的就是对社会费用和社会收益进行确认、计量和揭示。该定义不仅将社会责任会计的历史使命进行了透彻的阐述，同时告诉我们，社会责任会计在产生之初，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会计理论，而是会计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的融合。

传统的会计理论有着经济现实的基础，但却很难找到经济理论的支持。而在社会责任会计所应用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经济学却始终处于中心地位。1819年西斯蒙弟首次提出“社会成本”概念后，克拉克在1923年建议用社会成本保全来核算社会责任，制度经济学代表W.卡普在20世纪五十年代试图以货币为手段对社会问题进行揭示，而福利经济学也极为强调社会责任。

传统会计理论下的企业仅仅是一种经济存在。而社会学的发展使得人们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问题，人们发现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存在，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只有以这些社会关系为基础，企业才可能生存、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其经济性目标；也只有如此，企业才能与社会、公众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因而社会学提供的理论基础告诉人们，企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谋求与社会利益相协调一致，并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这一基础上，传统会计必然会延伸到社会责任会计。

传统会计的作用是维护产权利益、反映产权关系、明确产权责任，是受产权主体之托而存在和发展的，受托责任的涵义包括了资源受托和社会受托。而社会责任实质上也是一种产权责任，也需要计量和确认。这种受托责任的扩展就是社会责任会计产生的会计学基础。所以，会计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程度也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

二、社会责任会计目标创新发展

传统会计的具体目标是对企业内外利害关系人提供会计信息，其投入产出的信息中并不包括对社会的责任。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会计计量和报告目标显得过于狭窄，它并不能反映各社会团体的利益以及为其他有关方面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而社会责任会计则要求企业控制与调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关系，并把实现三者同步最优发展作为会计的目标，要求为相关客体揭示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成本信息，从而扩大传统会计的职能，改变了财务会计目标过于狭窄的不合理现状。其直接目的是通过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向政府及公民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便于了解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它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整体效益，实现社会净贡献最大化。

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会计目标的定位还仅限于围绕微观经济效益这一狭隘功能，而忽略了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我们应该用经济手段计量和约束企业的社会义务，缓解和协调企业与社会之间在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矛盾。必须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会计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确定，并建立起独立的对企业社会效益考核的指标体系。

三、社会责任会计假设创新发展

会计主体假设、会计分期假设、持续经营假设、货币计量假设以及权责发生制假设是构建传统会计理论结构的基本前提。在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下，在传统会计假设的基础上，内涵与外延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传统会计的会计主体假设，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是独立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制约了企业的核算空间。在这种会计模式下，一个会计主体只以其本身的经济利益作为经营的目的，根本不考虑不同会计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平问题。而社会责任会计计量和揭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它是站在全社会角度来核算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因此，社会责任会计已经突破了单一的企业经营空间，站在全社会角度来核算企业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按照这一主体确定方法，会计的处理范围将得到扩大，可将游离于传统会计核算范围外的不经济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实体的界限就能包括一些环境性活动。

传统货币计量假设下，会计核算、计量都要应用货币作为计量尺度，会计系统所能向外传递的信息也是货币化的信息。而在社会责任会计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多种多样，很多社会效益很难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而且大量的社会责任是以非经济形态存在的，这也动摇了货币计量假设的基础。传统企业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不能适应社会责任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不能像传统会计那样单纯地使用货币计量单位。由于有的社会责任是不能用货币来计量的，如顾客满意度，因此，社会责任会计在履行反映职能时要引入多重计量属性，即在社会责任会计中同时采取货币和非货币两类计量形式，并在必要时引进价值判断。

四、社会责任会计原则创新发展

目前，按照新会计准则，传统企业会计原则有客观性、重要性、可比性、及时性、清晰性、谨慎性等八条。而社会责任会计除传统企业会计的八条原则同样适应以外，强调的原则还有：

（一）社会性原则。它要求企业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而不是自身的角度来反映经济活动，对企业进行考评，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争取双赢。

（二）政策性原则。会计活动应遵循国家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并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要有所反映。

（三）强制和自愿相结合原则。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一些企业不惜牺牲社会效益来获取经济效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做出明确地强制性规定。对主动披露尽可能多的社会信息的企业，社会公众和政策应予于支持和鼓励。当然企业也应主动提供在环境保护和社区建设方面自己所做出的贡献。

（四）灵活性原则。社会责任会计核算的内容很多，因此要对不同企业、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核算内容和方法。在充分借鉴西方较成熟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过程中，结合我国实际，可以采用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环境机会成本等计价方法，并不断完善，逐步进行推广。

（五）预警性原则。传统会计的会计主体只局限于自身而忽视整个社会，结果容易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社会责任会计在讲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提高社会效益，使得经济、环境和社会能够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五、社会责任会计要素概念创新发展

传统会计理论的六大会计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在社会责任会计体系中得到了演化和创新，形成了社会责任会计独立存在的概念体系。社会责任会计不是从微观经济角度计量和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计量和反映企业社会目标的执行情况。为适应社会责任会计的要求，其所应用的会计概念不同于传统会计的会计概念，会计确认的内涵得以扩大，现有会计报表要素需要重新界定、拓展，以提供正确的社会责任信息并对其进行有效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一）社会资产是指企业为实现社会目的而投入的资源和已获得的成果，是可在将来为社会提供经济利益或贡献的各项资源，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和计价形式。资产类要素中应包括自然资源，将其归入到企业价值运动的核算之中，有利于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负债类要素中应包括社会负债。社会负债指企业由于现行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或破坏，是一种已经形成的由企业负担的经济责任，需要企业在将来用资产或劳务来偿还。它不同于财务负债，因为它是由于现在生产对社会所造成的、要在将来用自己的收入偿还的一种损失，应包括应付工资以及企业对社会和环境造成损害所应赔付的费用。

（三）所有者权益类要素应包括社会产权。它是指各社会团体在企业中所拥有的要求权，这种要求权不是法定的。因此，它与传统会计的股东产权的性质是不同的。但通过建立社会团体产权账户就可以确认各社会团体在企业中所拥有的权益，通过社会团体产权的计量，可以为社会目标的制定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确定一个必要的依据。

（四）收入类要素应包括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指企业实现社会经济业务所增加的资源或为社会带来的收入，主要衡量企业的生产经营给社会带来的正效应。具体包括质量效益、环境效益、充分就业效益、社会保险及教育效益、外援效益及其他效益。

篇6

耿建新，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审计学会学术委员、中国资产评估学会理事、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会计研究》、《金融论坛》、《对外经贸财会》等特约审稿人。研究领域：会计理论与方法，上市公司会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审计理论与方法。

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是一门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兴会计学科，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企业单纯追逐自身利润最大化而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纳入会计核算和考核体系己经成了未来会计学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同时，社会责任会计的出现也极大地推动了企业从微观利益目标向宏观利益目标转移，这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和实际业务体系。因此，本文仅拟就我国企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究。

一、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一词最早出自于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斯的论文中，这一概念的提出，揭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序幕。同其他会计学的分支学科一样，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也是经济学，其中，福利经济学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福利经济学研究如何增进现代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它的发展是社会责任会计产生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探寻，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在1819年，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蒂最早提出“社会成本”的概念；在此之后，1923年约翰•莫里斯•克拉克提出了建立“社会成本簿记”的思想并详尽地阐述了其中的“社会价值”，即：社会价值应包括私人消费的效用以及由私人负担的社会成本两部分。在此之后，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应代表各社会集团的利益，而不仅代表某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企业的管理者应当对职工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要求、消费者对降低商品价格和提高商品质量的要求、以及业主或股东对资本增值的要求，做出合理的协调和抉择。由以上所述可推论，为了实现上述各项社会目标，企业所获得的利益必须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但是，从企业本身来看，其取得收益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并不是目标本身，因此也就产生了要求企业在客观上解释对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社会动机。

社会责任会计所依据的正是上述福利经济学派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因此我们可将福利经济学视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按照福利经济学派的要求，社会责任会计应当从宏观角度计量和反映企业目标的执行情况，即与社会责任相关的社会经济业务、社会成本、社会效益、社会产权、社会资产和社会资产净额等。

二、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享受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工业化的种种弊端：环境污染和经营中伤亡事故频频发生，企业不仅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企业职工的抵制。为此，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快了实施社会责任会计的步伐，其核心在于对社会披露相关信息。

受宏观经济导向和社会福利主义的影响，法国是世界上较早对企业提出社会责任披露要求的国家。1977年7月，法国通过一项法令，要求所有职工人数达到或超过300人的企业都必须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即“社会报告”。该报告的内容涵盖雇员人数、工资及福利、健康安全保护、雇员培训等，各项指标都较为详尽，为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美国社会责任披露内容比较广泛，虽无法定要求，但证券市场将其作为判断公司业绩的一项标准，旨在提高企业相关事业活动的透明度和凸显企业的社会责任，其涵盖内容涉及教育、职工雇佣培训、职工劳动保护、医疗、对政府的影响等。英国对受托责任的关注是最普遍的，在公司提供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涵盖增值表、雇员报告、弹性信息等。此外，德国、荷兰、瑞典等国的政府或会计职业团体也就此做出了一些规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UNCTC）所属的国际会计与报告准则专家工作组于1982年在《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草案》中，对社会责任的披露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建议。1997年新经济基金出版了西蒙等三人编著的《构建公司受托责任》一书，以企业实施社会报告程序的案例形式介绍了社会和道德会计、审计与报告的理论与实务，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和道德报告的五步骤模型。

就相关社会责任的披露方式来讲，目前西方国家主流的披露方式有两种：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会计基础型即传统财务报表型，它用会计特有的程序和方法来反映企业活动的社会责任，并规定了相应的资产负债项目和收益项目。它可以不单列社会责任会计科目，在现有报表内披露；也可以在现有财务报表内披露并单列社会责任会计科目，或者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财务报表。而非会计基础型则主要以文字表述的方法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加以说明和评价。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进展较慢，在执行中也存在较多问题。具体来说，财政部早期公布的评价国有企业效益指标中仅有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两个从经济角度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指标，没有涉及企业人力资源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评价内容；2005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颁布的《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仍只处于行业范围内推广阶段；深圳市虽于2006年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讨论稿），也处于广泛征求意见，准备推行阶段。尽管国家电网公司也于2006年3月正式对外了我国中央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国家电网公司2005 年社会责任报告》，但与西方国家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格式上都不够完善，处于探索阶段。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会计基础型处于次要地位，而非会计基础型居主导地位。比如，许多公司在其会计信息披露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字叙述性地介绍保护环境对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和作用，几乎没有运用会计的数据加以说明。这种现状客观地体现出目前我国社会责任会计还处于起步阶段。

2．在会计核算中并没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会计科目。有一些企业对社会责任中的部分项目采用了会计基础型的披露模式。但是，这部分被披露的内容是以现有会计科目进行加列而表现的。例如，将企业的“排污费”纳入“管理费用”会计科目内列示和披露；将“在建社会责任工程”项目计入“在建工程”进行披露。这样，我们并不能从“管理费用”的数字中看出“排污费”所占的具体数额或是比例，也不能从“在建工程”的科目中直接看出其中“在建社会责任工程”的成分。因此，这样的会计信息处理方式并不能使我们将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与一般会计的内容明显地区分开来。

3．缺乏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独立报告的意识。所谓披露工具是指会计信息披露的载体。目前主流的披露工具有：①招股说明书；②上市公告书；③基本财务报告，如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临时报告等；④公司网站；⑤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许多公司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采用着多种形式，比如在公司网站上进行披露、或是在基本财务报告中采用附注等形式进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覆盖面远比传统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覆盖面要广，并且，他们更关心和要求精炼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给信息使用者提供庞杂的会计信息，然后让其进行“大海捞针”式的筛选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发展方向探讨

如前所述，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较早。各国虽在会计的披露方式上略有差异，但也形成了基本上完整的体系。我国则不然，表现为，在理论上相关学者还没有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内容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CSR）主要是一些文字表述，甚或空洞的口号，与需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相差甚远。我们认为，面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现阶段企业需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内容既不能局限于法国的福利主义倾向，也不能倾向于其他一些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而应该全面地反映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各方面的综合信息。

首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方式应当向以下两方面转化：

（1）会计基础型与非会计基础型并举，并尽可能地使用会计方法进行披露。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会计数据有其特定的含义，比如已经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已实现效益和潜在效益；对这样的数据加以综合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得出很多富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综合性信息不能单独体现的。所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中可以用具体的数据进行计量的项目，我们应优先考虑会计基础型的计量方法。但是，企业社会责任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有些社会责任项目是无法进行可靠计量的，而这些信息又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对于实在无法以数据计量的内容我们仍需采用文字的方式进行披露。

（2）社会责任科目尽量单列，且科目的设置尽可能与传统的科目相对应。只有当科目被单列出来，才能够将非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与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相区别；同时，信息使用者要求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清晰、明了，将社会责任科目单列，符合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比如，在“固定资产”科目下相应地设置“社会责任固定资产”、“环境固定资产”、“职工责任固定资产”、“消费者责任固定资产”等科目，并从披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数据归整，就既可以满足传统的会计实务操作，又能提供出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

其次，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应当披露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信息。由于现行会计规范的缺陷，企业在追求微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为代价的生产经营模式。因此，在信息的披露中，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和有关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信息，是对传统信息披露的有效补充。

（2）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情况。随着管理学，尤其是人力资源学科的发展，人的作用被充分认识，这也是社会责任会计必须反映的重要内容。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使用，SA8000：2001（Social Accountability8000，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道德责任标准，已作为第三方认证的准则，与本文相关的内容包括禁止使用童工、禁止强迫劳工和歧视、惩罚性措施，职工应拥有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以及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具有较高国际认同性，我们应予以关注。

（3）产品或服务的性能与安全方面的信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同质产品的竞争不断加强，许多企业为降低成本，常常以牺牲产品质量或安全性为代价。因此，在信息披露中强化产品的服务性能与安全指标，将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企业的信息。

（4）企业对社会福利贡献方面的信息。企业是微观经济的主体，应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积极为社会福利做贡献，比如支援灾区，扶贫助学等。这既是企业的责任，同时也是企业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

最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要素的构成及其特征应表现为以下几点：

（1）社会责任资产。指企业由于承担社会责任或参与社会责任活动所形成的、目前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资产必须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或参与社会责任活动而产生的，这是企业社会责任资产区别于其他类型资产的显著特征。社会责任资产主要包括：环境资产、自然资源资产、人力资源培训资产、社会责任在建工程以及无形资产等等。

（2）社会责任负债。指企业在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中，因承担社会责任成本而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它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责任负债主要由企业在环境保护、职工权益、消费者权益以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方面的责任所构成。

（3）社会责任权益。指企业所有者在企业社会责任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企业社会责任权益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投资者对企业实际投入的社会责任资本，例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某种自然资源向企业投资入股，其他股东可能以污染治理设备或技术等向企业投资；二是社会责任资本的盘盈或溢价，实际上是一种储备形式的社会责任成本。

（4）社会责任收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可能直接或间接产生某种经济收益，包括国家对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的奖金、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的税收优惠而形成的收益等。

（5）社会责任费用。指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因直接或间接承担社会责任而发生的各项耗费，亦即企业因承担社会责任而付出或耗用资产的转化形式。对于不同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费用的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类型有：环境恢复治理成本，资源保护性利用费用，环境补偿、赔款或罚款。

（6）社会责任利润。指本会计期内企业的社会责任收益与社会责任费用比较所得，即社会责任利润等于社会责任收益减去社会责任费用。由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和享有的社会责任收益不一定是相匹配的，因此它反映的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盈亏情况。

基于以上六个社会责任会计要素和会计信息应反映内容，我们认为，在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上，可以选择以三大传统报表为基础、辅以企业社会责任报表的方式进行。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报表可按照“社会责任资产负债表”、“社会责任收益表”和“社会责任现金流量表”的形式进行披露；除上述三大财务报表以外，企业可以编制“社会影响报告表”、“增值表”和各类比较报表（如“目标完成情况比较报表”、“发展趋势比较报表”）等辅助报表；要以这样的报表体系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披露。

五、完善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

首先，加强立法工作，用法律来规定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该加强环境标准和环境法规的制定，加强劳动法和劳动标准的制定，加大企业的社会责任心，建立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形式约束、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结合具体会计工作，我们认为，相关部门应当制定有关的会计法规，强制要求企业提供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进而，通过市场、社会对披露信息的反馈效应，促使企业经营理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变被动地履行社会责任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使企业行为得到调整。

其次，加大宣传力度，促社会责任会计的有效实施。从现在的情况看，只有使广大企业会计人员、管理人员、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深刻了解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作用，才能发挥其在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尤其是要加强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的技术水平。这是因为，要使我国企业能够正确地实施社会责任会计，恰当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就必然要求会计人员具备社会责任会计相关的理论和实务技能，而社会责任会计的实施，将对企业的财会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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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内涵 演变 管理学 经济学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种行动承诺，反映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公众对企业的期望，狭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既包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也包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承担着股东、消费者、社区等在内的社会责任；广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包括经济、法律及中观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涉及对社会应该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对社会合乎道德的一切行为（杨晓智，2009）。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从古典的企业要依照所有者或股东的期望管理公司，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旧理念发展到 “企业公民说”、“社会契约理论”、“相关利益人说”等一系列新理念。新理念要求企业的行为既要合乎法人道德―对股东负责，还要对雇员、社区、政府负责，要尽到一个法人公民的社会责任等（黄志坚等，2009）。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复杂性及类型的差异性，客观上加大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的难度，也决定了学者视角的不同，从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本文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其演进的过程。

管理学理论视角

管理学理论的分析基础是人性理论假设，在不同的人性理论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激励理论，进而形成不同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从人性理论的发展来看，主要经历了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梅奥的霍桑实验提出的社会人理论、管理丛林所形成的复杂人理论以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认为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金钱，其理论基础是：人是经济人，而社会人理论认为劳动者工作除了金钱外，还有社会需求和归属要求，而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需要，每个人都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在这些人性理论的指导下，影响企业管理效益的因素也形成不同的理论，如归因理论、双因素理论（保健因素、激励因素）、和谐理论等，不同理论指导下的企业会产生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

事实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随管理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从认为企业作为社会中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运用各种竞争和市场的手段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和财富，企业除了遵纪守法和照章纳税外，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经营目标，要求企业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是不合理到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过程中，可以看到其管理思想是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复杂人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历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其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管理和发展而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保障社会公正，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对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企业管理而言，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前提，企业正确处理以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的非市场战略和市场战略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形象，改善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使企业与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从消费者角度而言，消费者的社会意识正在逐步加强，他们在购买产品时不仅注重产品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购买因素，更关心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杨晓智，2009）。

企业管理的实质就是如何解决利益的处置和分配，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实质反映企业归属权观念的变化，即如何回答“企业是谁”的这一问题。企业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股东至上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只应对股东负责，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管理者的中心任务；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内部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经营者、生产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的利益结合体，企业所有者在分享利润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三是企业公民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于一个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要求把企业当作社会公民来对待， 企业在通过其核心业务为社会提供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其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社会投资，遵守法律，努力创造利润，对社区、合作者、环境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

经济学理论视角

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沿革的梳理，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随着社会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公众对企业的社会期望是不同的。其内涵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激化，以及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和公司给公众的体验之间的落差则是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丰富的根本动因。

正如科斯在论述企业存在的理由时所说的，当企业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时确定了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和边界。企业从成立起就决定必须进行成本利润分析，当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实现利润最大化、保持竞争优势是其发展的唯一选择，因此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唯一目标；当企业规模逐渐壮大时，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工伤、职业病、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企业发展而引起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面对利益相关者增多和国际劳工运动、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蓬勃发展时，企业必须认真分析上述问题，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有义务回报社会和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所作的每个决定、每个行为都必须基于社会责任的视角。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提高，而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样具备创造企业财富的作用，因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在发展战略制定时，会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企业是一个受市场结构与社会结构共同约束的社会行动主体，它不仅嵌于市场结构，更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因而，企业是一个社会资本和非社会资本的关系集合体。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创造财富的特殊资本（石军伟，2008）。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其积累和获得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从企业内部来看，富有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蕴涵在其中的潜在资源、企业成员之间建立的人际信任的关系网络，正是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基础。从企业外部来看，企业承担外部社会责任会在外部利益相关者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能够获得消费者、股东、政府和社区等的更多关注和支持，这种关系会促进企业销售量的增长、公司市场的扩张和竞争地位的巩固，从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企业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并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更好地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有助于企业更有力地汲取各种稀缺资源，而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即不断积累自己的外部社会资本（黄志坚等，2009）。

因此，从经济学的成本利润分析角度来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的变迁是在单个行为主体为谋求在现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即外在利润）而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所引发的，是权利和利益转移的再分配，即权利的重新界定。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政府以法规命令和人大制定法律等形式引入，由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来实现的（林毅夫，2003）。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特定时期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良的期望而形成的一组行为约束或规范、规则，其实质是企业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本身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迁演化过程，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范围也有一个逐步演变和扩展的历史。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形成、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制度的变迁。

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演变一般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是以消费者、劳动者、环保主义者等为初级行动团体，推动着社会责任运动不断向前，要求企业对社会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受到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政府制定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强化已有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最终得以实现（李双龙，2009），因此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形成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必须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宪法秩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度环境决定的，因此国内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就显得很不主动，从而导致许多严重背离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发生。

结论

制度就是一国政治和经济等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形成根源于一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还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制度环境和一系列配套制度的缺乏或不协调等问题，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不足，努力制定规章制度，培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言任重道远。

政府在制定管理办法时不应超越经济发展水平，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必须一方面积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企业具体实际情况的规范化、全方位的企业社会信用和道德评价体系，促使企业改变以往的经营方式和责任意识，形成能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经济核算与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标化，融入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引导企业经营者把追求经济效益与履行社会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吴健辉，2009）。

参考文献：

1.杨晓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运动与实践―基于历史演进视角的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6）

2.黄志坚，吴健辉，童冬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资本关系研究[J].江苏商论，2009（7）

3.石军伟.社会资本与企业行为选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致性制度变迁[A].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李双龙.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9（23）

6.吴健辉，黄志坚.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及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述评[J].江苏商论，2009（2）

7.李晏墅，周卿.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模型―基于演化轨迹及机理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8）

8.于光平，杨艺.企业社会责任:国外理论演进及最新文献述评[J].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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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财务评价　学科基础

一、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概述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暴露出工业化的一些弊端，突出的是环境污染事故和职工伤亡事故时有发生，一味追求高额利润的企业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而且受到企业职工的抵制。这种情况导致社会对企业经营所造成的影响日益关注，企业管理当局在决策时对企业社会形象的重视。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企业责任得到许多西方国家政府、民间组织、政治力量和公众舆论的支持，并且在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中得到充分反映，社会责任会计应运而生。

1968年，美国会计学者戴维・F・科林诺维斯首次提出“社会责任会计”概念，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意味着会计在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这一概念反映社会责任会计不同于财务会计的一个侧面，承认会计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应用，同时也意味着会计学只有将其作为理论基础才能得以扩展；但并没有涉及社会责任会计反映的具体内容和基本职能。1970年美国会计学教授Sylil C.Mobley更为全面地阐述了社会责任会计，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整理(Ordering)、衡量(Measuring)和分析(Analysis)政府及企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该定义明确了社会责任会计的职能，并说明了社会责任会计是对传统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国民收入会计的总括和扩充。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属的“特鲁布罗德委员会”(Trueblood Committee)在1973年提出的财务报表目标中也规定，财务报表的目标之一是要报告能确定、描述并计量能影响社会的企业活动。报告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对于说明该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是重要的。英国会计准则指导委员会(ASB)在1976年论述了企业经营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经营的社会责任产生于企业对社会的受托责任。提出了新的年度报表，如增值表(Statement of value added)和雇员(就业)报告(Employment report)等，并特别强调要研究“社会会计”，尽可能揭示企业经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1984年Ahmed Belkaon提出，社会责任会计是测定和报告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一般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时，防止和处理这些消极因素并加以恢复和补偿的有关事宜。该观点揭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特征，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主体、内容和任务及其所使用的方法。日本《新版会计学大辞典》定义“社会责任会计是指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的计量和报告，包括对环境、职工和社区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随着企业与外部的联系日益紧密，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问题。1990年常勋教授首次将“社会责任会计”引入我国，并指出社会责任会计是企业经济活动对于社会所带来影响的计量和报告。宋献中教授(1996)认为：传统会计只为微观服务，只注重投资人和会计主体的经济利益，因而可以说是“狭隘”的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则将人们从“狭隘”的利益中解放出来――放眼社会。企业与社会存在各种联系，企业应对其为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承担责任。所以，社会责任会计是走向21世纪的现代会计。还有学者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结构、计量方法和报告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从研究内容和方向上看，基本涵盖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理论、报表模式、比较研究等内容。肖振东(2005)认为，社会责任会计可以计量和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　社会责任会计反映的内容应包括：一是企业收益方面的贡献。任何企业组织首先要获得财务上的盈余，才可持续生存下去，才有可能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收益目标是企业效率和素质的全面检验，既是财务目标，又是社会目标，因而应在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加以反映。二是人力资源方面的贡献。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人力投资不仅对提高职工素质有重要意义，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招募录用员工、技术培训、改善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等，举措都应在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得到反映。三是对所在社区的贡献。由于企业享受着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也应该对本地区作出应有的贡献，包括依法纳税，提供就业机会，对本社区公益事业提供财力、人力支持等。这些行为对于提高企业形象、促进企业未来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应当在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予以反映。四是改善生态环境的贡献。企业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企业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对环境的保护，如财务上所反映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支出及实际取得的成效，都应成为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的重要内容。五是反映提品和维修服务的贡献。在社会责任会计报表中，除前述内容外，还需要反映企业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如产品的使用效能、耐用期限、安全性等，顾客的满意度、广告的真实程度也应在报表中加以反映。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和作用。

(三)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　传统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涉及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非常少，社会各方面迫切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增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揭示。通常认为，揭示要符合三项标准，即适当(Adeguate)、公正(Fair)和充分(Full)。目前，社会责任的会计披露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各国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上存在差别，较多采用的是独立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这种社会责任报告有两种基本类型：

(1)会计基础型。该类型主要运用会计所特有的术语、语序和方法来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编制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报告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一是使用费用法(Use-expenses Method)。这种方法以一定的货币量度为单位来计量和报告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中所发生的支出。企业所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不仅要揭示企业每项社会责任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支出，而且还要分别揭示每项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支出。二是计划管理法(Planned Management Method)。采用该方法编制社会责任报告，不仅要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及相应费用，而且要对企业每项社会责任活动是否符合所制定的目标和预算作出评价，并进行差异分析，为制定纠正措施提供依据，保证企业运行在既定的计划目标上。三是损益法(Gains and Losses Method)，采用这种方法对计量的要求较高，社会责任报告需要反映企业各项社会责任活动的收益，详细计算和报告该活动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这种方法可以综合反映和比较社会投资的成本和效益，但确定有关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是相当困难的，主要是因为企业的社会经济业务并非通过市场交易，因而缺乏客观的计量标准，需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确定各项经济业务的计价标准，即成本率和收益率。

(2)非会计基础型。即直接将企业所进行的各项社会责任活动，按其性质进行分类编目列示，报告中只用文字说明，不反映这些社会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和获得收益的情况。这类报告直观明了，易为各方接受和理解。美国会计学会(AAA)在1974年所进行的一次调查，根据大多数被调查的会员意见，社会责任情况报告十分重要的，每个企业应均定期编制，且在这种报表中需要作文字叙述，而不能全部以货币金额来反映。黎精明(2004)通过选择六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案例对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披露的内容不全面，会计基础型居次要地位、而非会计基础型居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企业设置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科目，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意识。认为我国企业在日常的会计处理中，与社会责任有关的问题通常是作为常规的财务会计问题处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按环保机关交纳的排污费，直接列入企业管理费之中；企业因社会责任问题而交纳的罚款、因此而造成的停业损失或因此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赔偿等，列入营业外支出；为承担社会责任而进行新设备的投资或固定资产的购建，都作为一般的固定资产支出处理；将“在建社会工程”列入“在建工程”项目；将企业“社会责任无形资产”列入“无形资产”项目；对于矿产资源产品生产企业所交纳的矿产资源占用和补偿费，通过计提基金等方式计人各期间费用；对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事业的赞助和捐赠，列入营业外支出；利用“三废”生产产品而得到的税收减免，体现在少交纳的税款之中；因较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而得到的各种奖励和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中。1999年，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在法律意见书中要说明是否由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等原因产生侵权之债。财政部颁布的《2002年企业效绩评价标准》专门增设了“综合社会贡献”指标，主要考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企业通过会计手段准确反映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在国外简称社会审计，与我国“社会审计”的内涵和外延大不相同。由于各国所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环境不同，世界各国对社会审计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美国学者米切尔・谢勒和大卫・肯特将其定义为，强化组织社会受托责任的工具，以便组织的管理者解释、辩护其决策。日本学者片野一郎对社会审计的定义为：社会审计是有别于财务审计和管理审计的一种崭新的审计，是一种检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审计。英国学者山多技认为：社会审计是对一个组织的社会意识进行独立而客观的审查和评价，这种社会意识主要表现在企业除对业主――股东以外还应接受社会责任。陈金池教授认为：社会审计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工具，监督企业经营活动的社会后果，提出审计报告并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及管理决策。阳秋林和李冬生(2004)认为，社会责任审计是以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由专门的审计机构积极主动地接受政府、社团和社会个人的委托，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手段对企业所履行的各种社会责任进行有效审计，审查和监督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内容基本相似，主要包括是否履行了对政府的社会责任；是否履行了纳税责任；是否履行了对投资者、债权人的有关责任；是否履行了对消费者的保障责任；是否履行了对职员的健康福利及培训的责任；是否履行了对周围社区以及环境、生态的社会责任；是否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一方面市场经济给我国的各项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另一方面由于人们不具备各种社会责任观念，或者虽然知道但却忽视社会责任，导致各种违背社会责任、触犯法律法规的现象发生，严重损害了我国市场经济形象，妨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我国建立和逐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制度势在必行。李金华(2004)认为：对于公司而言，受托经营和受托责任，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和前提。公司治理目标绝不仅是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更不是追求内部人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如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环境等。背离责任的公司治理，是没有灵魂和目标的治理；而没有治理来保障的责任，责任仅是一纸空文。现实反复提示我们，承担责任应当成为公司治理的起点。能否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是现代文明社会对公司治理提出的新挑战。

三、财务评价方法及技术进步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影响

篇9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股东价值最大化;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期，早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英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一些具有理想“大同”主义色彩的企业家开始尝试进行一些社会责任运动实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一些重大环境公害事件相继出现，使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下，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实践的又处于一个高峰期。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的难点和热点。追根溯源，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对最近40年的文献进行总结，基于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理论解释是研究重点，这也是理解企业社会责行为实践的基础。本文试图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三方面对主要其社会责任理论进行梳理，并对其主要观点进行评述。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解释企业社会责任最常见的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其通常在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被提及。Ansoff （1965）认为，权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是企业的目标。Freeman （1984）提出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利益相关者概念，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组织目标过程和结果的群体，包括股东、债权人、消费者、员工、原材料供应商、政府部门、社区和特殊利益团体等。Frederikc（1988） 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股东、雇员、供应商、消费者等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特殊的社会利益团体、社会公众、政府、社区等与企业有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Clarkson（1995）则从利益的重要程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前者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能对企业持续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利益主体;后者包括环保主义者、特殊利益集团等对企业存续不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利益主体。

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Freeman（1984，1994）、 Caroll（1991）;Wood（1991）、 Clarkson（1995）等从社会契约角度论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他们认为企业是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通过显性和隐性的社会契约构成的联合体，在这一契约框架下，企业必须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即社会责任。Donaldson和Preston，（1995）、Shankman（1999）等从产权角度论述了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他们认为，利益相关者通过通过契约对企业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因此，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享有对企业的控制权、所有权、财产权和处置权，因此企业必须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非常丰富，很多学者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来研究（Donaldson和Preston，1995;Wood，1991;Harrison和Freeman，1999），甚至有学者提议用利益相关者责任取代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Freeman和Velamuri，2005）。

利益相关者理论倡导者都强调重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但这些理论家在重视程度上存在差异。Ansoff（1965）、 Shankman（1999）等认为，企业的目标是权衡和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利益相关者价值总和最大化，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企业控制权，企业社会责任则是共同参与企业治理的结果。Caroll（1991）、Porter和Kramer（2006）则认为，企业为了长远利益目标，应与利益相关者维系稳定、和谐的关系，企业通过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声誉，降低风险，也就是社会责任应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工具。

三、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在管理学领域非常盛行，也更容易被公众接受，不过主流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从股东价值最大化视角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新古典经济学家代表人物Friedman（1970）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他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赚取利润。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一些金融经济学家进一步完善了Friedman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论述。Tirole（ 2001）、Jensen（2002）等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是值得肯定的，但从现实角度来看，实现这一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让企业管理者同时考虑企业各个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目标过于分散，企业管理者很可能会无所适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很难实现。他们进一步认为，企业为了长远经济利益把企业社会责任当做战略管理的工具，这一行为与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矛盾，并不是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只是企业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工具。

Tirole（2001）、Jensen（2002）等金融经济学家主张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而不是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来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他们认为，企业目标应是在承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责任前提条件下的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目标函数仍然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仅仅是约束条件。这一约束条件与外部性有关，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企业行为通常会对雇员、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产生外部性，企业通过自觉约束负外部性活动或主动从事正外部性活动，即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在股东价值最大化框架下，一些学者采用西方经济学主流方法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Baron（2001）采用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将企业社会责任引入到企业战略管理框架中，认为在存在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情况之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巩固其竞争地位，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Baron（2003）从企业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内外两个角度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通过数理模型证明了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共同作用能提高社会责任绩效。Baron （2006）从公司治理中管理者激励角度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认为在资本市场作用下的管理者薪酬契约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Riyanto和Toolsema （2007）则研究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Cespa和Cestone（2007）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成为管理者维护自我利益的工具，在管理者以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藉口来为其差的财务绩效卸责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损害企业价值。Besley和Ghatak（2007）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给利益相关者提供好公共产品和限制坏公共产品的活动，模型结果显示，消费者偏好更好的公共产品，愿意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提供消费溢价，此类企业可以获得更动的利益。Benabou和Tirole（2010）研究了利益相关者社会偏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对企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股东、管理者、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偏好特征有关。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起于1980年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报告中系统地界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该报告第一次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要造成损害的发展。”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进一步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认为全球人类应试图改变现有的生活和消费观念、模式，与自然界和谐共处，为人类后展和生存提供空间。该会议同时通过了纲领性文件《21世纪议程》。《议程》由20章、78个方案、20余万字组成，包括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四个部分，提供了一个保障全人类未来的全球性框架。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大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研究科持续发展问题。Brown（1981）全面综合考虑全球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情况下，提出了人类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设想。Pearce（1990）从学术角度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认为可持续发展应当是经济、社会发展平等地满足人类每一代人的资源和机会需求，在保证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也保证后代人的需求。Dovers（1990）将实现可持续发政策框架划分为社会目标（第一层）;政策目标（第二层）;策略（第三层）;行动（第四层）四个层次。Elkington（1998）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三重底线模型，认为可持续发展具体内容应包括经济发展、环境治理和社会公平三方面。

微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企业财务层面上的快速、健康、持续成长，也包括企业发展与自然、人文、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和谐统一。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研究深入到企业微观层面，从企业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越来越多。据Ebner和Baumgartner（2006）统计数据显示，商业伦理学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该杂志文章主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在1998-2006以“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同时作为关键词或标题的文章就有26篇。当然，这些文章大都是从概念和逻辑上界定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有的文章将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有的则认为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是同一回事情，二者关系的结论尚未一致。世界可持续发展商务委员会（WBCSD，2006）这一组织也描述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其将社会责任定义企业通过承诺遵守道德规范，改善雇员及其社区、社会生活品质，以至于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五、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评述

利益相关者理论、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都从各自角度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各有缺陷和特点。利益相关者理论给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容易理解的解释基础，对理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和经济后果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但其缺陷是逻辑不够慎密。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把社会责任纳入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逻辑严密;但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维度较多，数理推导和数据计量复杂，用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仍亟待突破。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过去一直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比较直观，也相对容易理解，但其缺陷仍然是逻辑不够慎密。本文作者更认同Tirole（2001）的观点，一方面，把利益相关者管理纳入到企业战略――通过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形象获取长期利润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另一方面，因为目标多重和无法量化，纯粹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也很难实现。因此，本文作者倾向于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东价值最大化仍然是相容的，但需要引入利益相关者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必须在承担对利益相关者责任前提下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即企业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但必须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即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实现财务持续成长，在宏观层面与自然、人文、社会的发展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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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Tirole，J.，2001，Corporate governance[J].Econmetrica 69：1-35.

篇10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同关注焦点，其与员工工作行为的关系也得到了深入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从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两个视角来解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3)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1)05－0061－07

近年来，已经引起理论界和实业界普遍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迅速扩展到世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作为社会责任的主要履行者，企业不仅提高了自身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而且联合产业链中的合作方、供应商等各个参与者共同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来。目前，企业承担与履行社会责任，已从当初以处理劳工冲突、环保问题为主要功能，上升到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塑造“负责任”的雇主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与此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员工行为的相关研究也成为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将会促使员工产生亲社会的企业公民文化，并由此提升员工表现。但是，现阶段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阐释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机制。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来实现?基于上述疑问，本文论证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和员工工作投入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通常认为人们会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交换如情感、赞赏、信息、声誉、地位、服务等非物质资源；与此同时，人们在与他人进行社会交换时也会计算其成本与收益。如前所述，本研究的重点是在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交换着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资源，并考虑以何种手段获得更多的社会交换收益。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群体间以及个体间因平等交换关系而结成相互依赖关系，这样，社会交换理论也就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员工是企业首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社会交换理论的提出为解释员工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企业能够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及培训、晋升机会、组织文化、组织支持、组织关怀等，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员工会积极回报给予自己尊重和重视的组织，并通过努力工作和忠诚、自觉维护组织形象、利组织行为等换取组织的认同和奖赏。企业如何更好地承担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进而激励员工、换取员工的热忱回报与努力付出也是社会交换理论崭新的应用课题。在本研究中，笔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

近年来，组织公民行为日益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它对组织的有效运作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Kata和Kahn于1966年最早提出了“组织公民”这一概念，并认为组织公民需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必须被组织吸引，并愿意留任于组织之中；必须完成角色内的工作任务；必须表现出超越角色规定的主动的创新行为。之后深受理论界关注的便是Organ及其同事，他们提出了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Citizenship Behavior，OCB)的概念。Organ认为任何组织系统的设计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如果只依靠员工的角色内行为，很难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因此，必须依靠员工的角色外行为来弥补角色职责的不足，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为此，他们将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不能被组织正式的报酬系统直接、明确地确认的，但是有利于组织运作成效的个人自发行为”。此概念成为日后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基础。

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具体来说，组织公民行为涉及到员工的个体行为，且这些行为超出了员工的职责范围，但是却有利于确保组织有效运作进而提升组织效能。Organ认为，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交换理论。也就是说，组织公民行为是基于互惠原则的自发性的回报行为，该种行为一般都超出了员工的工作描述，完全出于个人意愿，既与正式奖励制度无任何联系，又非角色内所要求的行为。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组织公民行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动因：(1)公司通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以此来吸引和留住员工，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公民行为；(2)企业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互利平等的社会换模式，下属一般选择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回报。

正如Organ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交换理论在组织公民行为和其他变量的相互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组织经验的感知促使人们去评估其与组织之间究竟是社会关系还是经济关系，并以此来判断该交换关系的公平程度。有相关研究认为，组织中的个体若能感知到这种公平的社会交换关系，将会增加其对组织的忠诚度，而且增加的忠诚度将会促进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反之，若是组织中的个体感知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交换关系，将会更加倾向于减少其对组织的忠诚度，将其社会交换关系转化为经济交换关系，并相应地调整其未来的组织活动。之后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Organ的观点，认为积极的社会交换关系将会促使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也就是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个对员工、顾客、环境等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过程。如果使员工能够感知到组织的努力，这将有利于企业树立“负责任”的雇主品牌，并将有利于吸引和留住员工、形成组织认同感，从而有助于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促进其表现出更多超越工作本身的角色外行为和利组织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　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关于员工工作投入的研究，不仅深受工业心理学领域的关注，同时也是组织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心理学的重要课题。工作投入被看作是一种员工重视职业发展的积极心理学视角的工作追求。Schaufeli等人在其研究中将工作投入定义为一种以活力(vigor)、奉献(dedication)和专心(absorption)为特征的积极、持续和高成就的工作情

感、认知状态。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形象，帮助企业在拥挤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一种吸引力，促使企业吸引那些具有高技能、积极性高的员工。与此同时，成功的企业应该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采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尤其是，当员工积极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过程中来，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真正制定者时，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才是最为有效的。以往的相关研究发现，个体身份认同会影响个体在组织中的工作表现。具体来说，“本质特征”、“社会性契约”以及“道德的坚持”三者是身份认同的主要组成部分。更为确切地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一系列管理活动，用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公司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影响或是用一种满足甚至超越了法律、道德、商业和社会公众对于企业的期望的方式来运作。也就是说，企业之所以履行社会责任，是基于企业的组织文化以及其“道德的坚持”。基于上述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其中。员工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履行者，更应该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制定者，其身份与组织身份不断契合。在此基础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将会内化成员工的主动行为，并进而对员工的工作表现产生影响。Bennett和Bell在2004年的相关研究中指出，如果组织期望员工能够完成并超越组织预期的目标，就应该设法让员工对组织投入他的“心”，从而使员工不仅仅在理性上而且在感性上心甘情愿地对组织投入、对组织负责，进而通过积极主动的工作投入影响组织绩效和提高组织的工作产出。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工作投入代表着一种对工作的积极向上的态度和体验。工作投入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投入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直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工作投入可以有效促使员工产生亲社会的企业公民文化，并由此提升员工工作表现，激发员工的角色外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2。

假设2　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三)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员工的自我概念受其所在的社会组织影响，而其工作的企业是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员工凭借企业社会责任所形成的积极的社会认同感来提升自我概念，并将自己所在的内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形成有利感知，认为自己所在群体优于其他群体，并形成积极的社会认同。作为企业的一份子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在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和评价企业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员_丁的自我概念和组织认同感。Herpen，Pennings&Meulenberg将企业社会责任看作社会所期待和希望企业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活动，社会成员将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和感知来形成对企业的认同或否定态度。Bhattacharya，Sen＆Daniel认为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与评价会形成认同，并对其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Rodrigo&Arenas以智利两家建筑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质性分析(扎根理论)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声誉)对组织和社会的态度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员工会在组织层面察觉并接受组织的新角色，进而影响组织认同感，并因此而表现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3。

假设3　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西南地区五家制造型企业的员工，共计发出问卷400份，回收302份，回收率为75.5％，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256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分别来自这些企业的不同部门、不同岗位。

(二)研究工具

企业社会责任采用本文作者在前期研究中基于Turker原始量表修正后得到的企业社会责任量表。组织认同感采用Mael&Ashforth于1992年编制的组织认同感问卷。工作投入选取由Schaufeli等人于2002年编制的工作投入量表(UWES)。组织公民行为采用樊景立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编制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三)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18.0和LISREL 8.71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最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感、工作投入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结果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为判断各测量题项是否真实地测量了相应的变量，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来检验结构变量衡量的信度。本研究中各潜变量的Cronbach's仅值均大于Nunnally建议的0.7水平，表明本研究对各结构变量的衡量具有较好的信度(见表1)。同时，本研究还采用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对潜在构念一致性程度进行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的组合信度系数CR值均高于Bagozzi&Yi以及Fornell＆Larcker建议的0.6标准，表明本研究对各个变量的测量均具有较好的信度。

2、效度检验

变量衡量的效度主要是通过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分析来评价。对于内容效度来说，由于本研究对各变量的衡量都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的现有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对于结构效度，则依据Aderson和Gerbing的方法分别对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进行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7，且全部通过t检验，达到p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感、工作投入与组织公民行为四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矩阵结果表明，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进一步进行假设检验。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技术来验证假设和理论模型。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四个潜在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感、工作投入以及组织公民行为均已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证明测量模型是有效且可信的。在此前提下，本研究进一步通过结构模型分析验证假设，并检验组织认同感

和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在控制了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位层级以及岗位类型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β=0.218***，p

随后，研究通过巢模型比较，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研究首先建立一个竞争模型也就是本研究的理论模型，通过数据拟合，对其进行修正(删除不显著路径)，然后将其与部分中介模型(全模型)进行比较，最终确定一个数据拟合情况最优的优势模型(如表3所示)。模型比较旨在通过X2与df计算模型差异显著性，如果差异不显著，则认为两个模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这时选择路径最简模型；若差异显著，则认为路径较为复杂的模型优于简单模型，因此复杂模型拟合较优。根据表3并通过巢模型比较，结果发现部分中介模型(如图1)和完全中介模型(如图2)间的差异不显著(X2df=2=1.7，p=0.43>0.05)，我们认为路径更加简洁的竞争模型的拟合程度优于全模型。因此，完全中介模型被接收(X2=443.81，df=148，X2／df=2.99，RMSEA=0.92)，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如前所述，本文在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和巢模型检验等分析方法，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员工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3)员工组织认同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