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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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立基础不同:社会保险建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上,只要形成了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必须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商业保险自愿投保,以合同契约形式确立双方权利义务关系。

    3、管理体制不同:社会保险由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商业保险由企业性质的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4、对象不同:参加社会保险的对象是劳动者,其范围由法律规定,受资格条件的限制;商业保险的对象是自然人,投保人一般不受限制,只要自愿投保并愿意履行合同条款即可。

    5、保障范围不同:社会保险解决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保障;商业保险只解决一部分投保人的问题。

    6、资金来源不同:社会保险的资金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分担;商业保险的资金只有投保人保费的单一来源。

    7、待遇计发不同:社会保险的待遇给付原则是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险待遇一般采取按月支付形式,并随社会平均工资增长每年调整;商业保险则按“多头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的原则确定理赔标准。

篇2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由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过渡到了第三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经济社会变化在人口领域的反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可以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窥探出经济社会结构的状况。而经济社会发展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要素的保险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在寿险领域，人口结构变化和寿险发展更是具有直接联系。所以，人口结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保险发展如何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现实与趋势，不仅关涉到保险发展的前景，也涉及到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实现。基于此，厘清人口结构与保险发展的关系，分析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现实与趋势，为我国保险发展建言献策，无疑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作为概念而言，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保险发展，不同的划分标准，内涵不同。另外，不同的具体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对相关概念进行范围界定十分必要。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通常按人口生物学、人口社会学特征和人口居住地域状况将人口结构划分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人口自然结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语言结构、宗教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人口地域结构主要有人口的自然地理结构、人口的行政区域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和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来看，语言结构、宗教结构等的作用非常微小，没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但是仅从职业、部门等结构中仍然难以全面了解人们的经济状况，难以直接地从这些结构中分析出其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所以，这里主要分析对保险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相关人口结构，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行政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为便于说明，仍按原分类进行归类分析。根据提供保险的目的不同，保险可以分为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是以赢利为目的，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保险双方自愿建立经济契约关系，通过市场实施，当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予被保险人补偿的一种保险制度，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政策性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政策性保险包括社会政策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两大类型，狭义的政策性保险指经济政策保险，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存款保险等，经济政策保险属于财产保险范畴。社会政策保险不按商业模式操作，不受《保险法》的调整和约束①，其发展情况不受现行保险经营和监管的影响，因而对保险的研究无实质影响和实际意义。经济政策保险虽然有财政上的补助，且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操作模式与商业保险区别不大，且保险公司符合条件的仍可以经营经济政策保险。因而本文的保险包含商业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主要是商业保险。

二、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源于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领域及其广度，决定了保险市场的领域与广度。分析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就是分析不同人口结构面临风险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保险的需求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不同保险产品的市场规模，同时，催生新的保险产品诞生。下面，我们按通常的人口结构分类对其进行分析。

1．人口自然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根据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在得益条件下，男性比女性偏好风险;在损失条件下，女性比男性偏好风险。女性为了避免损失更愿意冒风险，男性为了获得确定利益更愿意冒风险(何贵兵等，2002)。保险主要功能是对损失的弥补而非利益的获取，从这个意义上，女性对保险的需求强于男性。在现实中，女性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都比男性高，但是女性退休早，且有生育耽误，导致社会整体上出现就业的男性偏好，使得平均而言女性经济状况弱于男性，导致女性对未来的不安感高于男性，客观上也使得保险需求上女性强于男性。另外，根据《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②显示，女性在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小于男性，女性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也小于男性，女性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低于男性。男女生理差异和生活习惯差异会导致患特定重大疾病机率的差异，自然影响到特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费率和投保率的差异。寿命差异使得不同的寿险品种和商业养老保险预期回报率也出现男女差异，直接影响到寿险多个险种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率和销售。根据大数定理，如果性别差异明显，那么潜在的保险需求差异将凸显出来。从年龄结构看，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效果。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这样的结构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称为“人口红利”(UNFPA，1998)。“人口红利”从理论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如果利用得当，将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比重偏小，两头比重偏大，表明社会的抚养负担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③，经济发展后续力量不足，将导致经济发展趋缓。如前所说，经济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必须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变化。另外，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则老龄化④问题严重，老龄化不仅迟滞经济发展，还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比例而对保险发展产生作用(孙秀清，2004)。在商业养老保险和人寿保险方面，人口年龄状况更是具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如果老年抚养比高，对储蓄类保险产品需求增加，对纯粹死亡类保险产品的需求将会更少(郭金龙等，2005)。另外，根据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率与人身保险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张连增等，2011)。

2．人口社会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从理性上分析的人们的保险需求和现实中实现的保险需求并不一致，就是说人们有保险需求，但是人们不一定购买保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保险的认识并非完全理性。很多人对保险产品的排斥不在于其不需要保险产品，而在于其对自身需求和对相关保险产品的非科学性的判断和认识。文化教育水平高低无疑影响着人们对自身保险需求和相关保险产品的认识，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人们把理性分析的保险需求转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从而助推保险业的发展。在经济状况方面，事实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收入水平又是影响人们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无疑还会提升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提升文化教育本身方面，提升文化教育无疑延长了自身被抚养的时间，增加了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而且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未来收入预期，会促进本人对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郭金龙等，2005)。另外，在一个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各种教育机构层出不穷，教育风险增大，教育本身也成为保险的对象，为教育保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婚姻家庭结构方面，现阶段，我国保险需求更多的还是靠城市家庭推动，城市家庭的数量和状况将影响到保险市场的规模和保险产品的种类。就风险承受力而言，不同类型的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不同，大家庭优于小型家庭，小型家庭优于单身家庭。如果家庭趋于小型化，由于个体家庭遭遇风险的因素加大，将扩大家庭的保险需求，社会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小型化趋势而扩大。对于单身家庭而言，相对的个体封闭会使得其具有某些相对特殊的保险需求，单身家庭的增多将影响家庭保险产品的种类发生变化，刺激新的保险产品的开发。家庭的稳定状况也将影响相关保险产品的市场，人们对婚姻稳定性的渴望将促使相关的婚姻保险产品的需求。另外，由于现代社会风险的增加，独生子女的安全和抚养已成家庭的重要问题，一般的家庭在抚养和照顾孩子方面皆愿意做出最大的付出，与孩子有关的保险产品市场前景可观。可以说，家庭变化的方方面面都对保险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3．人口地域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在中国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很多经济发展政策是以行政区划为界，不同的行政区域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具体政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现实和常态。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导致不同的保险发展水平，这是其一。其二，不同区域的政策不同，特别是对保险发展的政策差异也是影响区域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是现实与常态，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人口状况，人口状况的差异对潜在的保险市场规模，特别是寿险市场规模有着直接的影响。人口城乡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人口对保险的观念差异;二是人口聚集程度对保险网点布局的影响;三是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导致的保险整体需求上升。这里无意贬低农村人口的素质，但是，从对保险的认识上看，整体上城市人口对保险的认识远远强于农村人口，这不仅和城市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相关，也与城市生活环境风险系数高于农村相关。无疑，城市人口的多少影响着保险市场的规模。另外，农村人口居住地常常处于分散状况，而保险网点通常布局在一定的人口聚集区，人口太过分散，布局保险网点的成本将提高，而保险网点的布局情况又直接和当地保险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布局相应的保险网点，才便于把当地理性分析的保险需要变成现实的保险业绩。城乡结构的另一影响在于，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将成为常态，而人口流动自然带来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同时，人口流动也会让流动人口的保险意识增强。所以，从人口生活于农村的静态看和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动态看，保险需求差异巨大。

三、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现状与趋势

如前所说，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多个方面。下面我们按类别进行分析。

1．人口自然结构表1显示，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0～19岁人口中男性远远高于女性，而65岁以上人口中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特别是70岁以上人口，随着年龄的提高，女性比例越来越大。表2反映了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同时，少儿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表明未来我国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不足①和老龄化严重的问题。根据学者的预测(图1，王金营等，2011)，未来三十多年，我国少儿人口变化不大，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变化呈明显的相反趋势。从上面的资料可以得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趋势，但是从抚养负担的角度，未来二十年我国的总体抚养负担还属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抚养负担，之后，人口负担的压力逐步增大。从性别比来看，我国未来的婚姻挤压现象将更加严重。“在今后二十年里，比例会明显提高，很可能会从现在的1．05增加到1．1，偏远地区可能比例更高。青壮年劳动力二十年里将从现在的42．6%下降到31．3%左右(高圣国，2011)。”性别失衡(出生性别男多女少和老年性别女多男少)、老龄化、婚姻挤压、劳动年龄人口短缺，将成为我国未来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趋势。基于这种趋势，未来家庭模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也必将发生一定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市场的发展。

2．人口社会结构一方面，如前所说，人口性别失衡客观上将造成婚姻挤压现象，大量单身男性无法找到伴侣，同时，对婚姻观念的认识差异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也使得一部分人，特别是“三高女性”(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主观上难以步入婚姻殿堂，社会上单身家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价值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和人们交往面的扩大，婚姻风险增加，“闪婚闪离”已成司空见惯。据婚姻登记部门统计，2009年全国共有230．5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北京有25872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其中五分之一的婚姻维持不到3年，三分之一婚姻维持不到5年(博文，2010)。婚姻问题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一大社会问题。另外，家庭小型化和独生子女现象也不容忽视。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家庭户均人口呈下降趋势，2000年“五普”显示为3．44人，2005年人口抽样数据显示为3．13人，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为3．10人。户均人口逐年下降反映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如前所说，小型家庭与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完全不同，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继续小型化而增加。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给家庭的最大变化，在城市，大多数“80后”人口都是独生子女。在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家庭还将处于独生子女和少子女状况，如前所说，这种状况将为与孩子相关保险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提供广阔市场。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的发展十分明显，图2①显示了五年来中国中等以上教育的发展现状，表3显示了十年来中国整体教育发展情况。图2、表3显示:近年来中国各级学校的招生人数数量庞大，特别是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逐年上升，表明中国的中、高等教育已经向普及化方向迈进。从每十万人中的受教育情况来看，十年来，文盲率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加。这种趋势还将持续，未来中国人口教育结构将逐步趋向优化。文化教育素质提升必将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源，同时提升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保险发展的大环境将趋于优化。

3．人口地域结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各地在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巨大差异。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①，广东、山东等地的人口是、宁夏等地人口的几十倍，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6省常住人口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33．25%。人均GDP方面，上海、北京、天津超过7万元，江苏、浙江超过5万元，而贵州、甘肃、云南、等地才1万多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各地的人口年龄结构等也不一样，等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老龄化比例不高，而四川、北京、上海等地则老龄化比例偏高。人口数量和经济状况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是决定一个地区保险市场容量的重要参数，各地人口结构状况是各地不同保险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行政区域结构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出现明显变化，保险发展必须考虑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差异。人口地域结构另一变化是中国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图3，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绘制)。城市化过程是产业结构优化、要素配置优化、集聚发展的过程。以2008年数据为基准预测点，可以估算出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带动最终消费新增加2160亿元。到2015年，全国人口的54%将居住在城市(陈玉和等，2010)。可以预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带动的消费将持续增加，保险需求和购买能力将增加。同时，中国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产业风险将发生改变，保险市场必须应对这样的变化。另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的是人口流动现象。根据“六普”资料，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六普”公报，2010)。人口流动将成常态，人口流动带来保险风险的增加和保险意识的增强，保险需求将扩大。四、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下的保险发展对策不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影响虽然有区别，但是也有联系，有些影响是具体的、个别性的，有些影响是共同的、综合性的、甚至交叉的。

因而除了根据三类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提出对策外，也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1．应对人口自然结构转变的对策从性别比失衡来讲，单身家庭增多不可避免，由于一切靠自己，单身人士对自身的健康问题和将来的养老问题具有本能的关注。性别比失衡原因之一是“养儿防老”观念，在“养儿防老”观念还难根除的现实下，女孩家庭父母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同样具有本能的担忧。从老龄化的影响来讲，未来抚养负担的加重将让现在的年轻人担心未来自己的生活状况，同样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有所担忧。而社会保险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基本保障，难以满足人们期望老年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商业保险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作为社会保险重要补充功能的商业保险，成为了转嫁老龄风险的第三个有效途径(张连增等，2011)。各保险公司应从长远谋划的角度，分析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分析单身人士、女孩家庭父母和一般年轻人不同的担忧，推出适应不同人士需要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应对市场所需。从老龄化的现实来看，由于老年人具有特殊的需求，如何应对未来老年人特殊需求这个广阔市场，需要各保险公司针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推出相应的老年关爱型保险产品，这方面目前还比较薄弱。从男女预期寿命来看，平均寿命差异对寿险市场有重要影响。一是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会降低对纯粹死亡保险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男女寿命差异，女性对生存保险的潜在需强于男性，男性对死亡保险的潜在需求强于女性。老年人中女性比例明显偏高，生存保险市场前景光明。目前生存保险囿于道德因素等，主要集中于一些消费型的重疾险和意外残疾型，保险公司可以尝试开发新的产品。

2．应对人口社会结构转变的对策婚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为“爱情保险”提供了广阔市场，“爱情保险”产品曾陆续出现，比如“红玫瑰”、“世纪同祥”、“百年好合”、“爱家之约”等产品。这里的“爱情保险”并不一定能保障爱情，但是由于通常是男方给女方购买，受益人为女性，保障了离婚后女方能获取一定的利益。在“闪婚闪离”常见的今天，“爱情保险”不仅对婚姻寄予了一种美好期待，同时可以让女方心理感觉一丝温暖。保险公司应抓住新时代青年人追求浪漫同时冀望稳定的心态，做大“爱情保险”这一市场。对于家庭内部来说，独生子女和少子女时代，孩子是家庭的重心。虽然学校有各种保险，但是重大疾病和教育仍然是家庭担忧的问题，所以针对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和教育保险仍有广阔的市场。另外，小型家庭和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和面临风险的种类等也不同，保险公司应该重点研究家庭小型化带来的保险需求变化，从而制定出对策，开发相应的产品。针对教育结构而言，教育文化素养的提高为保险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各保险公司应采取主动出击，利用教育结构改变的有利条件完成人们保险意识的提升和发掘人们的保险需求，适时推出教育培训风险保障、教育期意外保障等有关保险产品。在提升保险意识方面，教育从娃娃抓起，保险至少要从大学生抓起。可以定期到各高校进行保险宣传，一来提升未来社会主力人群的保险意识，二来培养潜在的保险人才。同时，保险进社区也是今后保险宣传的方向，把普通百姓潜在的保险需求激发出来，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

3．应对人口地域结构转变的对策保险的发展离不开各地的人口和经济状况，从数据上看，以四川为例，2010年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占整个保险业保费收入的74．99%，在财产保险中，车险业务占比75．31%，①而机动车辆的车主以中年人居多，而购车能力显然和当地人口的经济收入相关，可以看出，人口和经济状况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极为明显。保险公司应分析各地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状况，分析各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测度出各地大致保险需求总量，确定不同地区差异化的保险发展战略，配备相应的保险资源，避免重点地区资源不足，非重点地区资源浪费。在这个过程中，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获取地方政府对保险发展的支持十分重要。为顺应城市化的发展，保险网点应迅速覆盖新的人口聚集地区。银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固然和银行本身功能有关，但是商业银行网点相对分布较广也是重要原因，目前保险公司和银行在网点布局上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是常见普通百姓主动上银行的门，而罕见普通百姓主动上保险公司的门，人们对保险和银行的认识也差之千里。既然保险从功能上讲应该为普通百姓所需，为什么保险公司不可以学习银行网点的布局经验，让客户由被动变主动呢?城市化的另一现象是人口流动。流动人口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意外伤害保障需求强烈，其生存现状决定了对医疗保证需求也很迫切。同时，养老保障方面，流动人口整体保障水平也较低。尽管如此，70%的流动人口不愿意为未来生活和未知风险购买保险保障，其中和商业保险机构主动提供配套服务意识不强，用工单位对用工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等不无关系(杨济时等，2010)。如何把庞大的流动人口的潜在保险需求变现，无疑需要各保险公司认真思考。变被动为主动，和政府沟通，和企业联系，让企业明白为员工提供一份他们所需的商业保险，价钱不多，但是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关爱，同时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爱心，从长远看，对企业发展利大于弊。保险人员不仅仅需要一定的推销技巧，更需要一定的讲解能力。把政府说通，把企业说通，和企业与政府合作，定期进企业，主动出击，必将为保险公司带来丰厚回报。另外，与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相伴随的乡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安全，外出之后家庭财产的安全，庄稼的安全等也是广大外出农民工的心病，“人口流动时代”农村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无论是风险概率、保险需求，还是保险产品类别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很多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这块业务，认为风险大，效益低。但是这毕竟是一块巨大的市场，如果保险公司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做出努力，必将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丰收。

篇3

目前，在深化保险改革的背景下，农业保险的试验因为缺乏明确的业务定位和足够的政策法规支持，其业务大大萎缩，这场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的农业保险试验即将走到尽头，迹象表明，农业保险试验的主力人保公司在紧锣密鼓的“股改”筹备中，有可能撤出这块“试验田”，另一家从事农业保险试验并有不俗表现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CUPI1986年成立的时候叫“新疆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虽然由地方性公司变成全国性公司，但并没有在全国推展农业保险的意思。农业保险试验前景不容乐观，但这两家公司从事农业保险试验的成就和功绩是应当肯定的，它留给我国保险业界和学术界诸多宝贵财富，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我们需要在21年试验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和思考，探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的道路。

8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农业保险实验的成就

1.农业保险试验范围遍及全国，先后试验和开发了60多个保险险种。

PICC的农业保险实验是在全国除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展开的，只是各地试验的规模不大。在缺乏损失经验和经营技术的困难条件下，PICC根据全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风险环境先后开发和试验过60多个农业保险险种，涉及各地的主要农作物小麦、水稻、玉米、棉花、烤烟、油菜、花生、瓜果、大棚蔬菜等，主要家畜奶牛、耕牛、生猪、兔，主要家禽鸡、鸭，各种淡水和海水养殖项目鱼、虾等，还试验过一些特种养殖动物的保险，例如梅花鹿、鸵鸟、水獭养殖保险等。这些试验有多重风险保险，有特种风险保险，承保的具体风险事故包括农业的主要自然灾害旱灾、水涝、台风、冰雹、畜禽的各种疫病和意外事故导致的死亡。

2.农业保险在提供风险保障的同时，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对农业进行现代风险管理的启蒙教育。

农业保险的实验是在我国农业和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这个重要历史时期进行的，它对支持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也对推广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不过，实事求是地讲，PICC的农险试验，其保障范围不广、保障水平不高，即使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1992年），农业保险承保面不过占可保面的约5％，其中，承保的粮食作物面积1120万公顷，占其当年播种面积的11％，承保经济作物233万公顷，占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18％，承保森林800万公顷，占森林面积的7％；承保水产养殖2.6万公顷，占水产养殖总面积的14％。就农作物保险和家畜家禽保险来说，其保障水平最高不超过70％，有的低于50％。对那些参加保险并且遭受灾害的农民来说，他们所得到的保险保障是具体的实在的。不过参加保险的农民太少，从总体上来说1992年全年8.7亿元（包括PICC和CUPI的赔款总额）的补偿对全国数百亿上千亿的农业灾害损失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刚刚独立面对市场从事市场化和产业化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说，持续的农业保险试验所进行的补偿，却是对农民进行了最实际的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启蒙教育。

3.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人才。

农业保险的试验对于经营保险历史不长的中国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当时保险公司不仅缺乏农作物的损失经验和完整的气候、地理和各种饲养动物的疫病资料，甚至对于农业保险标的和农业生产的特点都不大了解，直到1987年以前，各地进行农作物和饲养动物保险还是采用全国统一的费率，这种费率的制定甚至不是以损失经验而是以农民交费能力作为重要依据，也没有比较规范的保单。在防灾防损以及防范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也缺乏经验，据我们1993年在某些地区的调查，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超过30％。据统计，1995年以前，PICC农业保险试验经营的累积赔付率（基于净保费计算）高达109.26％，加上管理费（假人按30％计算，实际上没有具体规定或准确的核算资料），累计赔付率是139.26％。但是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他们因地制宜地开发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的险种，制定了一系列保单范本，在统一规范保单主要条款内容的前提下，根据各地风险的差异实行了差别费率，并积累了不同地区的损失经验，也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程序，有效防止道德风险。

在21年农业保险的实验中，PICC和CUPI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据了解，PICC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员工最多的时候有8千多人，占PICC全体业务员工的13％。尽管目前这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转做其他保险业务，但无论如何这支队伍是从事农业保险的骨干，他们从事农业保险的热情和积累的业务经验是宝贵的财富。

4.进行了组织经营制度的多种尝试。

在农业保险的实验中，保险公司为了寻求符合农业保险特殊性的能使农业保险摆脱亏损困境的组织经营形式和制度。先后在各地进行了多种尝试。政府部门也在一定范围参与了政策性经营，根据笔者所做的调查和概括，出现过或现存的组织经营模式大约有以下几种：

（1）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商业性经营。

商业性保险公司的准商业性经营是PICC在近20多年农业保险试验过程中采用的主要经营模式，具体来说，就是由PICC的各所属营业机构直接向农户或农业企业出售农业保险单。农业保险至今也没有正式被命名为政策性保险，它一直是被当作准商业性（或准政策性）业务来对待的。考虑到人保公司整体的经济效益和政府对农业保险这一块有一点政策支持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农险实行内部单独核算。政府的支持政策主要是允许这部分业务免交营业税。

（2）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合共保进行带有一定营利性的经营。

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合进行农业保险试验经营，这是PICC根据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是道德风险防范、覆盖面扩大、成本控制、理赔难度等），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政府的支持下就开始探索的新模式。开始是依靠县（市）政府组织展业，保险公司办理具体业务，后来逐步发展为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合共保，实行“政府组织推动，人保公司具体办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舟共济”。例如，湖南省1991年在全省11个县试点，当年联合共保业务收保险费941万元，支付赔款333万元，平均赔付率35％，积累农业保险风险基金420万元。1992年在全省53个县、市推广。这一模式将县以下的种植业险、养殖业险、农村家财险、拖拉机险、乡镇企财险和农村短期人身险捆在一起，实行单独立账、独立核算，责任按五五分担。当年的保费收入减去赔款支出、税金和按规定提取业务管理费用后，结余部分当地政府与人保公司各占50％，由人保公司统一专户储存，留作地方专项保险基金，如发生亏损，也五五分担。

这种模式把地方政府和人保公司和投保农户三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以农村保险业务的结余来弥补农业保险的亏损，使业务一度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一两年的经营状况并不能说明问题。1993年，湖南遭受大水灾，一些县把两年积累的农业保险基金全赔光，仍无法全部兑现赔款，县政府拿不出资金来承担应付的赔款，只好由县人保公司向省公司拆借。问题显现出来：县政府可以共盈，但无法共亏。这一模式不久夭折。

（3）由地方政府或其部门所进行的政策性经营。

这种模式是由不同的部门和地方政府试验的，有多种外在组织形式。

其一是民政部门选择了若干个县经营过10年的农村救灾保险。试点县的初始资本金是由民政部一次性拨给的，每县50万元。有条件的地方，县财政也给予适当的资助和补贴。所以这实际上是政策性保险。为了应付大灾之后超过一县赔付能力的巨额赔款，每个试点县，也提取15％的保险费收入上缴省民政厅和民政部，以便进一步建立省和中央两级保险基金，从而能形成不尽规范的再保险网络。农村救灾保险承保的业务范围除农业保险外，还包括农民的房屋和人身。救灾保险比较强调“救灾”，所以保障水平较低，原则上只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和简单再生产。

其二是CUPI所经营的农业保险，尽管该公司是商业性保险公司，但其农业保险业务是政策性的。该公司的初始资本金主要是由财政逐年拨给的6000万元，兵团也逐年补充一部分。到1990年总准备金就积累到8900多万元。作为政府的另一种政策支持，农业保险业务享受免税待遇。CUPI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另一些特点包括他们对兵团种植的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牲畜和农业机械实行强制保险（长期全面统保），其他农场上的保险标的允许自愿投保。在内部组织经营中，实行公司与场、团（兵团的独立核算单位）“受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办法，即种植、养殖业保费扣除必要的业务管理费之后，各得50％，出险后各负50％的赔偿责任，以加强生产者的经营管理责任心，同时调动场、团的积极性，解决理赔的困难。

其三是上海市政府委托农委与人保上海分公司合作经营的农业保险。这种模式是从1991年开始试点的。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市政府成立了单独的机构“上海农业风险基金委员会”（目前名为“上海市推进农业保险委员会”）。政府组织推动，人保公司办理。将原来商业性的农村建房保险划归农业保险范畴，以农村建房保险的节余来补种养两业险。农业保险实行单独立账，独立核算，由地方政府组织推动，实行区域性“统保”（带有行政性的强制色彩）。市、区（县）给予部分险种一定的保费补贴。财政部门对纳入农业保险经营范围的险种（农作物、饲养动物和农民建住房险）免征一切税赋。13年来，上海的农业保险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和人保上海分公司的支持下，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业务规模不断拓展（例如2002年，水稻的承保面积达到种植面积的84％，生猪承保比重达到50％），有效地分散了农业生产风险，对稳定农村经济、调整农业结构和推广农业新科技，乃至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积累了农业保险风险基金1.7亿元，可以应付全市一场相当规模的农业自然灾害。上海的农业保险改革是全国近20年农业保险试验中比较成功的范例之一。

其四是PICC新疆分公司创造的单独立账、单独核算，结余留在当地保险公司作为当地的农业保险基金的模式，一种在商业保险公司内部“切块”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形式。这种新模式是从1991年根据人保总公司的要求开始试办就开始策划和操作的。鉴于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的不可行，也鉴于新疆农业保险的空间十分广阔，他们创造出如下制度性的框架：①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主要是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行内叫“两业险”）单独立账，单独核算，并合理划分综合费用；②建立省、地、县（但以县为主）的三级农村专项保险基金，灾害损失的补偿实行超赔分保；③经营两业险的年度结余不作为保险公司的利润留成，而主要留给县上，大部分进入县级风险基金，少部分给地方政府和县支公司用于防灾投入和基础建设；④为防止逆选择，扩大保险覆盖面，依靠县、乡政府实行以县为单位的统保，县政府适当补贴保费；⑤自治区政府不仅从行政上支持农业保险的开展，而且给予部分税赋免征的优惠。新疆的农业保险业务保费规模连续多年超过1亿元，约占PICC系统农险保费收入的四分之一，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生产的稳定发展功不可没，对“少、边、穷”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疆的农业保险改革试验也是比较成功的范例之一。

（4）农村保险相互会社的非营利性经营。

1990年，河南省通过在该省新郑县试点，创建了中国的保险相互会社——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并很快在全省推广。保险相互会社是一种被保险人自己组织，共同出资，相互保险，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组织。河南的互助会是依靠县、乡、村力量的帮助建立起来的相互保险组织，实行“独立核算，资金留存，以丰补歉，结余留会”的经营原则。经营的险种除农作物和牲畜外，还经营农户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人身保险等险种。考虑到经营技术和人力方面的困难，互助会的业务由县的人保支公司代办。同时将30％的保险责任以成数再保险的方式向人保支公司分保。地方政府对其试验免除营业税、所得税和利润调节税等全部税赋。这种制度形式只坚持了六、七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步停办了。

（5）农村保险合作社带有营利性的经营。

合作社是世界各国保险事业的一种重要和有效的形式。尽管我国《保险法》上所列的保险公司形式只有国有独资和股份制保险公司，但保险合作社在我国实际上是存在的。农村保险合作社（实际上是股份合作）是农民集资入股（也有其他单位包括保险公司入股）组织保险资本，经营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企业。保险经营的地理范围一般是农民所在的乡、村。业务范围除农业保险外，也经营一些财产和人身保险。就笔者所了解，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太原北郊的农业保险合作社是其中之一。该合作社成立时的股本，农民占20万元（每产5元），区财政占20万元，乡镇企业占25万元，人保公司占60万元。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如果当年有结余，社内进行分配，除扩大保险基金外，还拿出一部分作为股息分红。为了分散风险，减小责任，合作社还向当地人保公司寻求再保险，分出30％的保险责任。广东省广州市1989年也曾在郊区的万顷沙镇试办过一个类似的受到政府支持的农村保险合作社。

农业保险试验的困惑与矛盾

21年的试验中，各级政府、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群众，都参与其间，上面介绍的各种组织经营制度，大部分都消失了。PICC保留下来的只有准商业性经营和PICC上海、新疆分公司与当地政府合作的政策性经营。而仅存的经营模式以及试验业务正面临着危机。因为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农业保险的试验，遇到了一系列困惑和矛盾。

1.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

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自然灾害的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使得其风险损失率较高，加之农产的分散，展业不便，成本很高，使得农业保险比起其他财产保险（例如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价格高得多。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切险农作物保险的费率在2—15％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损失率（1％。左右）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而农业保险面对的是收入较低的投保人。特别是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一般来讲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这种特殊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收入较低并不是农业保险参与率不高的唯一原因。研究表明，即使农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如果按照农作物的损失率厘定保险费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自愿投保积极性也都不高，所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费补贴。墨西哥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保险费补贴低于2／3，大多数农民不会自愿投保。

2.农业和农业保险的较低预期收入与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的矛盾。

在我国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或中西部的城市郊区，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但这些地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我们曾经在广东地区做过调查，当地的保险公司出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的，积极开发难能为公司赚钱的农业保险险种，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农业，非常支持农业保险，有的还补贴部分保费。但是由于对于从事大田作物的农产来说，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其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亩水稻就是产500—700公斤水稻，毛收入也不过几百元。部分农民甚至将农田无偿转让给他人种植。而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一般不会超过当地前几年平均产量的70％，连农作物收成本身都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投保农业保险的热情了。

3.农业保险利益的外在性与保险双方长远利益的矛盾。

理论分析表明，农业保险的利益从长远来讲是外在的。因为农业保险能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使其解除后顾之忧，即使在风险较高的地区，农民会因保险而不回避农业风险，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日本在战后通过立法（《农业灾害保障法》）强制土地面积超过一定面积的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自然条件较差，农业风险较大的北海道等地区的农民，也种植当时国内极缺的水稻等农作物，加上其他条件，使其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稳定了国内粮食价格。如果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价格下跌，使农产品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在一定时期内虽然会因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会减少。因此，农民购买保险，保险双方当事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得益。换言之农业保险的最终受益者是农产品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制度下，农业保险不能成立的经济学原因。（参见《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p97—9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4.在较大范围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与范围试验狭小的矛盾。

保险的数理原理就是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有大量风险单位投保才可能分散风险。农业保险的风险单位比较大，而大多数农业灾害，例如水灾、旱灾，一个风险单位有时包括数县以致几省，要在空间上分散风险，必须在较大地域甚至全国建立这种保险制度。台湾逢甲大学著名保险学教授方明川先生，曾经否定了台湾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一个议案，其主要理由就是台湾地域狭小，就一个风险单位，一次台风全岛都会受灾，在这一个风险单位里，承保的农户越多，风险越集中，保险的分散风险的机制完全不能发挥。这也正是我国有的地方仅仅一乡一村或一县进行农业保险试验，赔付率极高的主要原因。

5.在较长时间里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与农业保险实验在一个地区不连续的矛盾。

局部地区的农业保险试验由于风险的相对集中造成的高赔付率，使进行试验的商业保险机构不得不在继续亏损经营与放弃试验之间选择后者，从商业性保险公司追求利润的角度，放弃非效益险种无可非议。但农业保险在各地断断续续地进行试验，从另一个角度又违背了风险分散的原理。因为农业风险的周期性，要求农业保险实验必须连续多年进行，以便农业保险风险能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进行分散，同时完整记录和积累风险损失的经验资料，为科学正确厘定费率创造条件，美国的农业保险的实验从1939年起持续进行了41年才正式在全国推行，试验期间尽管也因经营亏损严重，几度被国会要求停止试验，但最终的坚持为其整个农业风险管理的现代化发展积累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6.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质与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的矛盾。

从世界上不同国家所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来看，都是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来推行的，尽管这种政策目标有差别。对发达国家来说，农业保险是其社会福利政策的组成部分，通过农业保险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农户收入保险，来减少农户收入的波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要通过农业保险，使农业生产在遭受自然灾害后能迅速恢复再生产，保障农业的持续和稳定增长，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农产品。我国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但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试验的目的主要是后者，同时还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在农业保险风险高费率高，而农业生产和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户的相对低收入，以及农业保险的投保人较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观念的条件下，上述政策目标与商业性保险公司的性质的尖锐冲突就不可避免，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商业保险公司打算退出农业保险的实验经营也就不难理解。

实践表明，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多数险种来说，纯商业化经营的路是走不通的。这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得出的与国际农业保险界同行相同的结论。由于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低，对于多数的农业保险险种来说（当然，也有少数险种，如农作物雹灾保险、火灾保险以及一些某些商品型较高的设施农业项目的保险等），并不存在着一个完全的农业保险市场。它表现在，一方面，农户的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低收益、甚至负收益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总之，想仅仅通过商业保险来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目标，看来是不可能的。必须另辟蹊径，重塑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新制度。这种新制度包含的内容之一，就是政府量人为出，通过对农业保险的某些险种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同时提供法律支持和行政支持，使农业保险的某些险种成为一个比较完全的市场，将农业保险变成为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工具之一。

建立中国农业政策保险的制度模式选择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下述两种经营模式也许是较好的选择：

1.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格局就像社会保险，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成立专业性的隶属于中央政府或其某部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它既可以经营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保险，也可以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它财产保险，其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亏损可以通过农村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得到弥补。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建立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支公司及其人组织办理，并以县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一切险保险和（或）多重风险保险。

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也允许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各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组织机构都必须由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各自业务范围应依法规范。

成立专业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政府、整个保险业、单个的保险公司和农民四方受益的举措，对政府来说，农业救灾的压力可以减轻，农业生产风险在全国的分散可以保持地方农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对于保险业来说，农村这块潜力巨大的市场尚未开发，由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着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利；其它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可以选择进入农村市场，与农业保险公司合作或竞争，也可以选择暂时不进入农村市场，等农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垦荒”完毕的一个恰当时机，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农村市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维持国家农业生产稳定；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愿意经营农业保险的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所以这是一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由于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参加了保险的人，因而也就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在这里，国家是通过差额调节来保证农业保险发展。

第三，根据有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保险基金通过多种渠道（政府、消费者、销售者、加工者和生产者）和方式（除收缴保费外，还可征收专项税、费，如广东那样）筹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做到“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离”，避免渗漏。

第四，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宜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凡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此外，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者都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分担部分保险费。保费补贴和分担可因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

第五，农业保险的经营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政府拨付。政府还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免征一切税赋的优惠，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第六，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如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的险种（如农房、人身意外伤害等）的税赋电可适当减免。使其可用这些险种的盈余补贴农业保险。

第七，除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外，也可以允许其他经审批的商业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包括外国再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以便使一地的风险能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长的时间内分散，减少农业保险直接保险人的风险责任，提高直接保险人的承保能力。

第八，农业保险的举办需要各有关行政、事业部门的支持与配合。进行农业保险区划、厘定保险费率以及各种扶持政策的落实都不是农业保险公司一家所能办到的。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的开办，如展业签约、查勘定损、理赔兑现等工作也都需要县、乡行政部门的组织、协助和推动。

第九，为保证上述各项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必须先制定和颁布有关法规，因此，《农业保险法》的制定是当务之急。

鉴于各地情况的较大差异，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可以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类似加拿大那样。举办农业保险与否，成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迟早，由省、市、自治区依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自成体系，自求财务平衡。在统一的经营体制框架和总的原则下，各公司经营范围、强制和自愿保险的标的、保障水平、补贴水平等允许有差异。在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决策、独立经营的体制下，中央农业保险公司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主要经营全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或者就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并通过全国再保险公司给予举办农业保险的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资金扶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这种灵活的体制，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上海市试验的政府推动、以险养险、保险公司具体经办的模式，就是我国地方政府办农业保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2.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试验经营农业保险已有不短的历史，美国近10年农作物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由商业保险公司在政府政策性保险经营的框架下来经营农业保险也并不是一条无效之途。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就是在我国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下，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具体设想是：

第一，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险管理公司”，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财政部或农业部等）的事业性机构，不直接经营（或少量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其经费由财政拨款。该公司主要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改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接受和审查有意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并根据各商业公司每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向保险公司提供经营补贴；向各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对经核准的商业保险公司依法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情况施行监督。

第二，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政府的补贴可分为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补贴比例和（或）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有异。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下管理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规定的农业保险业务，除补贴外不承担其它责任。

第三，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计的基本险种，采用规定的费率规章，也可以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但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需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审查和批准后，才可以出售。保险展业、核保、理赔均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人进行。

第四，这种制度下的农业保险项目要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和畜禽的一切现货多重风险保险项目，有必要实行法定保险，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便于风险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上分散。其它作物和畜禽的多风险责任保险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项目可以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只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补贴。

第五，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还应该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对法定保险项目应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自愿保险项目也应该免除大部分税负，以利其健康经营。

第六，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要为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其它国内外商业性保险、再保险公司也可以向其提供再保险，再保险可以采取自愿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采取一定范围的法定分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