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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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23803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

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1］金泽良雄，满达人译. 经济法概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2］漆多俊. 经济法基础理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3］吴弘. 市场监管法的基本理论问题［J］. 经济法论丛, 2006,(5): 29.

［4］丹尼尔•史普博. 管制与市场［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9.

［5］金泽良雄,满达人译. 经济法概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6］王俊豪. 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7］卢炯星. 经济法中的市场监管法若干理论研究［J］. 经济法论丛, 2006, (5):2830.

［8］现代汉语词典［K］.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篇2

1、不同学校对于金融专业的课程设置并不相同，但大体上有以下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公司理财、金融市场学、期权、期货及衍生品、商业银行学、中央银行学、国际金融学、证券投资学、投资学、风险管理等。

2、金融学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它不仅限于金融理论方面的研究，还包括金融史、金融学说史、当代东西方各派金融学说，以及对各国金融体制、金融政策的分别研究和比较研究，信托、保险等理论也在金融学的研究范围内。

3、在金融理论方面主要研究课题有：货币的本质、职能及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信用的形式、银行的职能以及它们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利息的性质和作用；在现代银行信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通过货币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控制的理论等等。

4、就业方向：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金融机构、银行等。可从事基金绩效评估、风险控制、资产配置、理财产品设计、债券市场操作、公司债券市场产品设计、抵押支持债券产品设计等工作。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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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性及其对国债价格的影响

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与国债所拥有的独特流动性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首先需要了解国债的流动性及其对国债价格的影响。

（一）流动性内涵

资产流动性反映了资产以预期价格转换为现金的速度、便利性以及确定性。流动性强的资产可以较低的成本和接近预期价格或等于预期价格迅速转换为现金。除了现金之外，国债是最富流动性的资产。国债的交易费用最低，且无任何信用风险。而其它金融资产，如股票或金融债券，虽然它们也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交易，但由于它们具有某些信用或市场风险，所以与国债相比，其价格波动性较大。

（二）关于流动性影响国债价格的实证分析

1965年EugeneF.Fama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已包括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由于金融市场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任何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应等于其净现值。而金融资产的净现值又等于其所产生的所有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之和，其贴现利率是反映相关现金流的风险利率。

尽管净现值在解释资产价格时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概念，但是净现值不能解释金融资产市场价格的某些特例。例如，国债的市场价格通常就要比单纯以净现值判断的结果要高。为解释这一反常现象，YakovAmihud和HaimMendelson（1986）提出了流动性溢价理论，即资产价格为其资产净现值与其流动性溢价之和。

Amihud和Mendelson观察了资产出价和询价之间的价差，以此来测度资产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越高，其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就越小。在假定投资者要以较高的预期收益来补偿其所拥有的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下，Amihud和Mendelson在检验了1961—1980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出价和询价价差及预期回报率以后发现：（1）若出价与询价之间价差增大，则平均回报率上升；（2）收益一价差关系的斜率随价差增大而下降。他们的结论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1991）又检验了短期国债和剩余期限小于或等于6个月的中期国债的收益率。若不存在流动性溢价，这些短期和中期国债的收益率应该是一致的。然而，现实中收益率却存在差异，这再次证实了流动性溢价的理论。Amihud和Men—delson也曾对1987年4—11月的489对相互匹配的短期和中期国债进行检验并发现：（1）中期债券的出价与询价之间的价差约为短期债券的4倍，这表明了中期债券的流动性较低；（2）中期债券的收益率要高于到期期限相同的短期债券收益率，其平均值AY＝o.428％，其标准差为0.021.

其他经济学家也研究了流动性溢价理论，DavidBeim（1992）检验了1987—1990年的长期国债，用出价和询价的价差来测度长期国债流动性后发现，在发行后的最初两年里流动性减少了1／3.自第二个年度后，流动性减速开始放缓，但在随后的年份中，减速又加快了。研究同时显示，尽管流动性与国债余额规模二者之间并非同比例变动，但有一定的相关性。Beim认为，倘若长期债券的价格等于其现金流现值的期限结构理论有误差，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流动性对国债定价有影响。

AvrahamKamara（1994）扩展了Amihud和Mendelson（1991）的研究，他将即期风险（im—mediacyRisk），即交易所实现的价格与当前报价不同的风险，融入了流动性溢价分析之中。通过检验1977年1月到1984年7月大约还有14周到期的短期和中期国债，Kamara发现，在这些具有同样剩余期限的中期与短期国债之间存在收益率差异，其中包含了即期风险的因素。

FrancisA.Longstaff（1995）检验了市场交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机理。Longstaff发现，对市场交易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股票价格，其降低值等于流动性减额。这一结论与流动性溢价理论相一致。

Longstaff（2001）同样还比较了长期零息票国债和长期零息票REFCORP（ResolutionFundingCorporation）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揭示了国债的流动性溢价。针对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的情形，19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行法案》（FIRREA）。FIRREA建立了REFCORP作为解决这些破产企业的融资机构。REFCORP债券的本金由长期国债担保，而REFCORP债券的利息由政府支付。由于REFCORP长期债券与长期国债在风险与税收方面相一致，故可比较的REFCORP长期零息票债券与长期国债之间的价格与收益率差异就可反映出流动性溢价的差异。通过比较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期间3个月到30年期的国债和零息票债券的收益率，发现平均收益率差异范围为9.35至16.28个基点（100个基点为l％），这些收益率差异意味着在两种零息票债券之间的平均价格差异从3月期的0.035％到30年期的5.05％不等。

二、国债的微观经济功能

（一）国债在金融市场上的功能

尽管国债一直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有效手段，但是国债还具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金融功能。

1.基准定价

作为基准定价的有效工具，国债必须具有一条真实的收益率曲线。在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上，国债具有构造一条“真实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特性：（1）市场参与者认为国债是无风险的；（2）国债按预期数量有规律地发行，其发行期限绝大部分应为4周到10年；（3）国债供给量充足；（4）国债市场具有很好的统一性、流动性，在任何到期日其价格均不会出现异常波动。鉴于上述这些特征，市场参与者可利用所观察到的国债收益率绘制一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并且可以利用这条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来评价其他具有风险的债券价格。

2.利用国债回购进行融资

回购协议可视为以可靠的流动性为担保的短期贷款。投资于长期国债的管理人可通过国债回购市场保留其长期持仓量。回购市场规模大且主要依赖于国债作为其基础债券。据美联储统计，在2001年上半年，一级交易商日均未清偿回购总额为2.95万亿美元。政府证券清算公司（GSCC）按产品类型跟踪观察了通过其清算的回购交易，在2001年上半年，GSCC处理了超过98.1万亿美元的回购交易，日均处理7845亿美元，其中国债占78万亿美元（为所有回购交易的81.5％）。

（二）国债有助于降低投资者融资成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购买公司所发行的债券时，一般会再选择购买国债或其衍生产品对债券利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若国债市场发育不健全，债券购买者就要使用成本更高的套期保值手段，则债券购买者的边际套期保值量将会减少，其面临的利率风险也会增加。为弥补债券购买者所面临的较高的边际利率风险，必须提高债券的预期收益率。因而，债券购买者利用国债及其衍生产品能有效地规避利率风险，同时可降低企业发行债券必须支付的利率水平。这样，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可在两个方面降低绝大多数投资者的费用：承销及债券发行。

（三）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提供了流动性

为分析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能对金融市场发挥增强流动性的功能，BengtHolmstr？m和JeanTirole（1998）以美国经济为例，构建了一个在不稳定环境下，众多企业在房地产业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取收益的模型。在Holmstr？m—Tirole模型中，在0期，每家企业采用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

由于每位企业家受激励性所驱动必须至少保留一小部分企业预期净现值，因此每家企业的全部预期净现值一定大于其外部债权和股权的预期净现值。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企业家楔（entrepreneurialwedge）。在1期，企业项目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这称之为流动性振荡（liquidityshocks）。相应地，其投资的预期净现值同样会增加或减少。此时，每家企业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或终止投资。若企业终止投资，则原所有的投资都将损失；若企业继续投资，它在2期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有可能高于也有可能低于其预期收益。

Holmstr？m和Tirole利用该模型首先分析了经济扩张时期特定企业的随机流动性振荡特征。为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只要预期净现值保持正值，企业就应该在1期继续投资。然而，在企业所有的净现值和外部净现值之间的企业家楔的作用，限制了企业再向投资者发行新债券和新股票的能力。因此，流动性振荡会迫使某些具有的预期净现值的企业终止投资，并由此降低了总体经济利益。若1期流动性振荡为正向的企业将剩余资金贷给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虽然能阻止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减少投资，但能增加总体经济利益。然而，由于搜寻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因此拥有剩余资金的企业向资金短缺企业的贷款变得不切实际，而诸如商业银行之类的专门金融中介得以发展，他们聚集企业的剩余资金并将它们贷给资金不足的企业。除了贷款，流动性振荡为负向的企业还可能抽出其银行储蓄或出售在。期所获得的债券或其他企业的股票来清算其有价证券组合，以满足其在1期的融资需求。那么，在0期要求企业购入金融资产，还要进行初始投入，这就有可能降低企业的预期收益率。

其次，Holmstr？m和Tirole分析了非随机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例如，非预期性增税提高了所有企业在1期进行投资的成本。这类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具有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特征。上述企业获得的流动性来源——发行新债券或股票，以及从金融中介借款或清算其金融资产——均是内生的，即模型中的所有流动性均由私人企业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由于这些流动性是内生的，所以不能满足整个经济对流动性的总需求。假定某些企业抽出存款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金融中介将不能满足来自于其他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若某些企业卖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市场价格将会下降，较低的债券和股票价格将会阻止其他企业通过发行新债券和股票来募集资金。由于企业不能满足整个经济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因此在发生危机时某些受流动性约束且预期净现值为正值的企业仍会终止投资，这种行为将降低总体经济利益。

最后，Holmstr？m和Tirole提出了国债的作用。国债与私人债券所提供的流动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是外生的；二是国债的流动性基于政府强制性税收，而私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则取决于特定企业和影响企业获利能力的经济环境。

在Holmstr？m和Tirole的模型中，没有将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作为可供选择的流动性来源。尽管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可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而国债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提供的流动性有很大的差异。

现实中，个人和企业可以主动利用国债的流动性。HolmstrOm和Tirole指出，面对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流动性振荡，“政府债券提供了自我保险的工具”；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所发挥的流动性则依赖于政府的决策和行动。

因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替代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仅是对国债所提供的流动性的补充。Holmstr？m和Tirole通过以上分析，论证了国债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所提供的经济功能，即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活跃的国债市场能减缓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期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的紧缩。

（四）国债能增加私人投资和实际GDP的增长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MichaelWoodford（1991）认为，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释国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构建了流动性约束模型。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假定存在完善的金融中介，即个人和企业可以竞争性利率和未来收益为依据方便地获得融资。而流动性溢价的存在表明，金融中介是不完善的。正是金融中介的不完善性导致某些个人和企业会受到流动性的约束，即他们不能以未来收益为依据获得融资。且当现金流波动时，流动性约束还会迫使某些个人和企业放弃效益较高的项目，最终流动性约束会导致私人投资达不到最佳水平。

Woodford还强调，持续的国家预算赤字可使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获得高度非流动性的未来收益权（未来税收）去换取高流动性的资产（国债）。因此，无论增加国家净债务（发行国债）是否会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有助于受流动性约束的个人和企业稳定其投资水平。另外，与传统模型和李嘉图均衡模型结论不同的是，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对经济的影响并非是中性的。不断增加的国家净债务给与私人部门额外的流动性，减少了先前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放弃的可获利投资项目，从长期而言加速了GDP的增长。Woodford的研究还进一步证实，流动性约束模型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表现相一致。

然而，国债供给并非是在私人流动性约束不再存在时才达到最佳水平。其原因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资金来源于征税，而税负过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发行国债以减缓流动性约束的宏观收益与征税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五）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佐证：我国香港特区财政和新加坡的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香港特区财政一直出现盈余，特区政府不必因赤字而发行债券。然而，特区政府决定建立政府债券市场并授权特区货币管理局发行债券。截至2000年底特区政府债券发行余额已达到1090亿港币，占特区GDP的8.6％。

与我国香港相类似，新加坡政府同样有持续的财政盈余，也没有发行政府债券的财政需求。但新加坡政府授权货币管理局（MAS）于1998年发行了新加坡政府债券（SGS）。截至2000年底，SGS余额达到432亿新加坡元，占新加坡GDP的27.2％。MAS认为，新加坡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的目的是：（1）供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短期无违约风险或违约风险很小的投资选择；（2）建立一个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作为公司债券市场的基准；（3）鼓励发展与固定收益债券相关的技术及扩大新加坡可提供金融服务的领域。

不过，理论界至今尚未对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实践进行实证性研究，以定量确定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发行政府债券的绩效。然而，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均认为，建立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是发展有效资本市场的前提条件。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在没有预算赤字的情况下，仍建立起活跃的政府债券市场的实践同样说明该市场具有一定的微观经济功能。

三、启示

上述关于国债微观经济功能的分析对处于国债市场建设阶段的我国具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由于国债在经济和金融运行方面具有的基础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微观经济功能，特别是国债有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就业、投资和生产规模收缩。因而对于我国来说，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债市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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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风险预警;反身性理论;羊群行为

本文为河北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0903052)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先后遭受重创,中国面对经济衰退,也被迫采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衰退。是什么原因导致金融风险不断加剧?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不能对金融危机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本文试图从市场参与者心理和行为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和行为可以加剧金融风险

(一)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偏误。人们常用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可以分为算法和启发法。所谓算法,是指解决问题的一套规则,它精确地指明解题的步骤和方法。人们在解决规范的、确定性的问题,尤其是就封闭性任务做出决策时往往采取算法思维。但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问题都能依靠算法来解决,特别是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各种信息使市场参与者不可能通过算法做出判断。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的、缺乏现成算法的问题时采取的是启发式的决策方式进行决策。这种方式会导致人们形成一些经验规则,使人们处理问题有一些相对迅速、简单的方法和标准。例如,人们可能只是看到了H1NI甲型流感的新闻,就可能随便找一只医药股重仓买入,而不去考虑该公司是不是生产和销售防治甲流的药品;当看到银行门口排起了取款的长龙时,很多存款人也会认为这家银行出了问题而迫不及待地去提款。

(二)市场参与者的羊群行为助长了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通常情况下,投资者对股票、大宗商品未来价格既有看多的,又有看空的,因此表现为资产价格波动幅度较小。但当遇到突发事件时,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甚至出现羊群行为,即广大投资者的预期和行动完全一致。例如,2008年上半年的一些小金融机构的破产,世界各国政府和投资者普遍认为只不过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次小波动,但到了2008年9月份,当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收购和美国政府注资救助AIG和“两房”时,广大投资者才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纷纷抛售手中的金融资产,致使全球股票大跌和商品暴跌。

二、市场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金融风险如果不断积聚,则有可能暴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以分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或混合型危机。但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的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期间,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将对金融风险扩散有一定的影响。

(一)银行非自愿持有超额准备金有可能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学术界一般认为,在货币当局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向银行体系注入或回笼准备金,调控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数量,以引导其贷款和投资债券行为,进而实现货币供应量、贷款总量和市场利率等市场中介的过程中,银行在非自愿持有超额准备金、贷款与债券之间的资产组合行为具有不确定性而难以预测。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当银行非自愿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数量随经济周期而变化时,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非线性特征,也就会发现,随着经济运行在流动性过剩与短缺状态之间转换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将表现出流动性区制依赖特征而非一致性。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银行对货币政策将做出何种反应?如果银行的反应与央行预期相反,货币政策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及时防范金融风险的希望就化成了泡影。

(二)程序化套利交易和组合保险导致1987年10月股市崩溃。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崩溃主要是由程序化指数套利和组合保险这两类交易在股票指数期货和现货市场相继推动而造成的。为了避免股票下跌的风险,几家大机构交易商在期货市场卖出股票指数期货合约进行组合保险,导致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下跌。由于期货价格下跌,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偏离了正常的比价关系,于是指数套利者入市,买入期货同时在股票市场抛出股票,导致股票现货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下跌刺激了更多的组合保险交易,又引起 新一轮股票指数期货抛盘,如此循环最终导致股市崩溃。可见,指数套利者和组合保险交易者的行为导致股市风险迅速扩散,加速了股市的崩溃。

三、政府决策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一)政府决策将影响金融风险是否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认为,参与者的思维和所参与的情境之间的联系可以分解为两个函数关系,参与者理解情境的努力称之为认识函数,投资者的思维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称之参与函数。在认识函数中,参与者的认识依赖于情境;在参与函数中,情境受参与者认知的影响。而政府作为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政府的决策通过改变其他微观经济主体的认知和参与函数将对金融危机爆发与否及其严重程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政府能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及时发现金融风险的苗头,采取各种措施化解金融风险,则可以避免金融风险以金融危机的形式暴发。例如,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暴跌,美联储果断决定向各大商业银行无限制地提供流动性支持,从而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2009年9月,美国政府没有出手相救雷曼兄弟,雷曼兄弟倒闭后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性抛售各种资产,导致股票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试想,如果在2008年4月时,美国政府能及时采取措施,避免贝尔斯登倒闭,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会不会小一些?当然,等到金融危机即将暴发再采取措施,未免有点为时过晚,政府在制定各种政策时,由于各种政策一般有一个时滞,一定要考虑政策的各种影响,避免政策带来的潜在风险。

(二)政府救助的短期和长期影响。Antonia Furtado(2008)构建了一个银行模型研究信用紧缩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当银行遇到一个小冲击时,银行采用平滑机制避免扰动。当遇到一次性,非序列相关的大冲击时,就可能引发持久的信用紧缩。此时从政策制定者角度看,动用公众资金注资银行被证明是合理的行为。政府动用公用资金的数量是多少?动用资金的程序、介入银行的程度、偿还方式等都会影响危机未来的发展,政府的干预如何在成本最小化前提下实现银行体系的稳定?如何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等等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专门研究政府救助的当前和长远影响。

四、参与者行为的不确定性使金融危机难以预测

金融危机之所以对经济有巨大的杀伤力,是由于人们不能够准确地预测出金融危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下面我们从参与者行为的角度探讨为何金融危机难以预测。

(一)投资者的行为影响金融资产价格。通过各种指标只能表明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但金融风险何时爆发却很难预测。例如,荷兰令人难以置信的郁金香球茎狂潮、英国南海公司泡沫、法国密西西比河地产泡沫、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溃、2000年全球互联网泡沫、2007年10月中国A股泡沫,在这些事件中,尽管理性的投资者可能早已意识到泡沫的存在,但很难预测泡沫何时破灭。

在金融市场中,基本趋势通过认识函数影响参与者的认知,认知所引起的变化又通过参与函数影响金融资产价格,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又反过来对参与者的偏向和基本趋势同时施加影响。当股票价格已远远高于其内在价值时,如果投资者预期股票价格会更高,在投资者的疯狂抢购中股票价格叠创新高,泡沫会越吹越大。

(二)难以准确预测金融危机。只有掌控主流资金的机构投资者的预期发生变化或某些突发事件出现时,泡沫才可能破灭,金融危机才最终暴发。但能否预测出金融危机呢?《逆向思考的艺术》作者汉弗莱・B・尼尔认为,通过客观谨慎的分析得出与大众观点相反的结论尽管有助于投资者清醒地认识金融市场,但却不能提供适宜的进出市场的时机。尽管有许多预警指标提示金融风险,但金融风险未必爆发,或者不知道何时会爆发。例如,美联储在2001年“9.11”后采取降息政策,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但过低的利率促使房价上升,并在金融衍生工具的助推下,使金融风险不断加聚。但该风险是否以破坏性的形式爆发、何时爆发,其影响仅限于美国,还是会波及到其他国家?由于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的相互影响,这些问题在当时都难以预测。

五、小结

由于人类认知存在的偏误和在投资活动中的羊群行为使金融风险不断积聚,银行、政府和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又可能加速金融风险的扩散,但泡沫破灭的具体时点则取决于参与者和市场的相互作用。尽管准确预测金融危机暴发的时点非常困难,但及时进行金融风险预警,果断采取有效措施,将风险化解于萌芽之中,避免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巨大破坏作用。

(作者单位:1.河北大学图书馆;2.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杨荣海.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危机预警系统的探讨[J].昆明大学学报,200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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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目前我国的县级政府普遍存在着经济管理有余、社会服务不足，微观经济管理有余、宏观指导不足，审批有余、服务不足的问题，公共服务职责体系建设比较落后。为此，需要我们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县级政府职责体系转型，削减县级政府的涉及微观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责，将县级政府的主要职责界定为公共服务，强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体系建设。

一、削减县级政府微观经济管理职责

当前，在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政绩观主导下，县级政府的职责运行中过于重视推动经济发展，盲目追求GDP，尤其是各种投资性项目，没有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政府部门承担了大量本来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行为责任。例如，山东省中部某县级市发改局的主要职责体系有13条。除去兜底的最后一条外，剩下12条中涉及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责占据多数。主要的如：

一是提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规划重大项目的布局；指导监督政策性贷款的使用方向；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权限，申报、审批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安排市级财政性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市级重大建设项目；负责政府出资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

二是指导和协调全市招投标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我市招投标的规划、办法和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具体范围、规模标准以及不适宜进行招标的项目；对政府出资重大建设项目的工程招投标进行监督检查。

三是研究提出全市利用外资的发展战略和结构优化的目标、措施；负责全市外债的总量控制和监测；安排重大外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

又如另外一个县级市发改局职责有一条：“负责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和重点项目管理工作。研究提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编制重大项目建设规划，建立重点建设项目库；按规定办理建设项目开工立项报告；指导全市招标投标工作；调度全市千万元以上投资项目。”

以上这些职责条目显示出县级政府抓经济太多，在经济管理中，微观管理又太重。尤其是项目审批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人力。针对这些问题，要出台政策，削减县级政府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建议由中央编制部门拟定相关政策，推进县级政府职责体系的转型，将县级政府的主要职责界定为公共服务的职责。要削减县级政府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责，发展改革部门要将工作重点落实在为市场和社会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上。

二、强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

目前，很多县级政府仍然还处于管制型政府的行政理念中，公共服务职责体系建设比较滞后，在公共服务问题上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这导致一系列层出不穷的社会保障问题。比如：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隔的二元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农村人口在享受政府公共服务上较城市人口相差甚远，尤其在就业服务、医疗保险、养老等问题上，农村人口能获得的政府的公共服务很少。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村社会矛盾不断，社会危机严重。例如，在去年年末的“袁厉害事件”中，就集中反映出县政府民政局在社会救济方面严重失职。

对此，一要重点加大社会保障部门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救助的职责。县级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尤其是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部门，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就业服务部门等是广大农民和低收入群体进行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诉求直接针对部门，责任重大。应该加大相关部门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方面的职责，全面面向民众（尤其是低收入农民）服务，要坚决摒弃推脱政府责任的思想和做法。二要抓好社会严重关注的事项。如，针对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展开持续有效的社会救助；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展开持续调查执法，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和部门进行严厉打击；健全农村公共卫生整治建设；继续提高农村新农合保障水平；全面普及完成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等。三要适量增加公共服务部门的人员编制，使其人员可以满足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要在“控制总量、盘活存量”的原则下，将编制资源更多地向公共服务部门倾斜。

三、增加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城乡一体化职责

党的十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目前，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抓手。在发展中小城市过程中，要尤其重视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对此，一是要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在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城市乡村共同推动的原则，重点向贫困地区的农村倾斜，并将此项内容写入发展改革部门的职责范围内，由发展改革部门承担牵头把总的责任。要推动社会资源和资金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实现城乡资源均衡流动，建构城乡一体的要素平等交换体系。在户籍改革方面，要以更大的改革勇气来破除城乡人民在户籍上的二元差异，确保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城乡人民享受一样的公共服务。在公共教育方面，要推动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同工同酬，避免二元化工资差异。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使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享受一样的教育环境。在医疗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公共医疗的投入，加强乡村医生培训，提高待遇，吸引人才，让基层医院成为农民看病的首选。要提高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和异地结算同步改革，促进医疗资源向农村下沉。二是要将公共服务职能体系建设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城镇化不应该是简单的城镇城市面积扩张和工业项目上马，更重要的是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平等的发展机遇和社会保障服务，避免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出现。要加快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将公共服务职能实现情况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切实督促县级政府下大力气来推进公共服务发展。

四、加大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资金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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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范围经济；相关多元化；综述

一、范围经济的概念和计量

第一，从不同角度给出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Teece（1980）、Panzar和Willing（1981）基于产业组织学的角度指出：当两个或多个产品联合在一个企业中生产比把它们独立分散在生产单一产品的不同企业更节约时，就存在范围经济。Baumol、Panzar和Willing（1982）进一步指出，当产品生产投入是共享的或联合利用的，就会产生生产中的范围经济。Chandler（1999）将其定义为联合生产和经销经济，即利用同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在微观经济学方面，RobertS.Pendyck（2000）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表述，范围经济是指两个企业分配到相等的投入物时，单个企业的联合产出超过两个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所能达到的产量的情况。我国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也有建树。丁晓正（2005）认为范围经济是因投入要素、生产设备的联合运用或联合市场计划或共同管理，企业在生产两种以上产品时拥有的成本优势。这说明范围经济可能来自生产、销售、管理或资金使用等各个过程。

第二，计量分析。范围经济具有可度量性，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Panzar和Willing提出的范围经济程度（SC）来计量。当SC＞0时，存在范围经济；SC＜0，范围不经济。

范围经济主要的计量方法有：生产函数方法、成本函数方法、工程成本法、生存技术法。而范围经济研究的函数模型一般采用Cobb-Douglass（CD）类型成本函数、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CF）、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GTCF）、复合成本函数。

二、范围经济的形成机制

从本质上看，范围经济产生于对企业内部剩余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些剩余或称闲置资源，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内部不经济性，而通过实现范围经济，企业提高了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效率。

Chandler（1980）认为范围经济带来显著的成本减少，源于用很多相同原料和半制成材料、以及同样的中间工序来生产多种产品，在同一工厂同时生产的产品种类的增多，降低了每一产品的单位成本。Panzer和Willing（1981）认为，范围经济来源于分享的投入或者分享的准公共投入，即一种投入用于生产一种产品的同时对于其他产品的生产也有帮助。Tease（1980）认为范围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是“the common and recurrent use of proprietary know how”，包括技术上的和管理上的诀窍，Prahalad和Hamel（1990）称其为“核心竞争力”。此外，Besanko、Dranove和Shanley（1996）指出，当联合生产多种产品时，由于通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生产的技术投入成本明显节约，创造了范围经济。产品或服务的多元化可以将企业的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有利于交易成本的减少，即交易市场的内部化也可产生范围经济。

三、范围经济的应用

第一，范围经济与相关多元化。范围经济在管理学上常被用来解释企业相关多元化经营的原因，因此关于范围经济的应用研究主要围绕范围经济与相关多元化研究展开。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不仅可以基于有形资源的范围经济，也可以基于无形资产的范围经济，着重在研发、生产投入要素和营销方面。

Chandler（1980）把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和分工及生产专业化联系起来，用实证方法解释了范围经济对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起到的作用。陈章武、李朝晖（2002）从范围经济的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探讨了范围经济为企业带来的生产成本、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及抵御风险等方面优势。孙晓峰（2003）分析了多元化经营的各类模式，指出能否达到范围经济是多元化经营成败的关键。彭祖湘（2006）指出，企业多元化经营既可能产生正面效应，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第二，范围经济的实证研究。目前实证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某个行业是否存在范围经济的经验检验，其中以银行和保险业相关研究为最多。

MichelDetach（1993）通过对法国商业银行中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研究，运用了一个TCF模型来论证法国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性。具有同样结果的研究还有Meador、Ryan、Schellhorn（1998）应用TCF对美国寿险企业的研究。但其他一些学者，如Yuegert（1993）、Grace和Timme（1992）应用GTCF对美国1987年寿险业的研究则表明该行业不存在范围经济。可见，由于所选择的研究方法、所研究行业、行业所处国家不同及其他客观原因，实证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

一些国内外学者对其他行业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SumitonAssai（2006）通过运用对称广义McFadden成本方程的估计来测量日本地面广播公司的范围经济以及边际成本，确定电视和广播服务中存在着范围经济。成刚（2006）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中范围经济的研究得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是一种多产出的产业，产业经营有赖于适当的经营规模和范围，才能充分运用资源，发挥其效能。

参考文献：

1、党曼.范围经济研究[J].网络财富,2010(4).

2、王恕立,刘文武,胡宗彪.企业范围经济研究综述[J].当代经济,2010(2).

3、田苗苗.范围经济研究评述[J].市场论坛,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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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篇8

因此，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如何科学规范地划分与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进而寻求与确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运行的规范模式，是摆在我国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历史定位

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要想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权限进行明确界定，首先必须对政府在市场经济系统中的角色进行合理的历史定位。从市场经济的历史嬗变及逻辑发展来看，它主要经历了两种不同的运行模式，即传统的古典市场经济与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在传统的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普遍推崇与倡导自由放任与自由竞争，人们主张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以求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之目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政府的角色只能是充当“守夜人”和“看门人”，即所谓“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于传统的古典市场经济本身就排斥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介入，政府任何宏观调控意图与微观干预努力均无法与古典市场经济有机融合在一起。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机制与政府干预有机统一的运行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离不开政府有效的调节，由此决定了它对社会所推崇的是“管的最合适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在当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及职能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充当市场运行调节与干预主体；二是充当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力推动者。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借助自身的主动行为选择去消除客观存在的市场缺陷，并运用自身所能掌握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杠杆来降低或弱化市场自发运行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在这里，政府是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起着一种功能弥补与后果矫正的作用。

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府角色的差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日趋强化，现代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与调节。但是，这种干预与调节至少必须具备两个前提：㈩这里的政府是高质量的、由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质的人组成的精干高效的权威政府。(2)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政府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与适时适度的干预协调，而不是盲目地随机性的干预与调节。这也是保证现代市场经济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界定

从理论上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划分应以它们各自范围内对各种社会经济事务的把握程度为基准。一般而言，中央政府应拥有宏观方面的决策权和管理权，而地方政府则拥有相对独立的自。但是，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以及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职能划分及结合方式又会呈现出显著的制度特征。因此，在处理地方与中央关系方面，中央应合理划分和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建立合符市场经济和中国国情的分层调控体系。

1　合理划分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事权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应该是：“既要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国家宏观调控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根据这一要求和中国国情，依据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层次性、外部性相规模经济差异性等特征，参照国际经验，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应作如下划分：

中央政府主要责任：制定经济、民族、宗教、民政、计划生育、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及国土整治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和全国发展目标及规划；制定上述公共服务的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负责全国性电网、铁路网、电信通信网、邮政网、航空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标准的制定：负责和援助跨区域，具有规模效益、受益广泛的重大规模工程，负责制定全国社会保障、专业保险、医疗保险的收费或纳税标准与支出标准，并承担全社会范围的再分配职能等。

地方政府主要责任：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负责本地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负责地方性公共投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交通通讯设施、地方公共建筑与庭院、地方电力供应、煤气供应、自来水供应等事物；负责本地区内调节收入水平、社会财富差距等。

事权和责任划分清楚后，还要进行严格规范，要用制度法规取代政策调整。所谓政策调整，是指依据政策评价的结果，对实施中的实行政策采取补充、修正和终止的动态过程。对于经验欠缺、信息不充分、未来不确定性较强的责权领域，行政性分权应主要通过政策调整和中央地方、政府于社会的关系。但对于经验比较丰富、理论准备比较充裕、国标经验可资借鉴的一般性的责权领域，必须用法律规范的形式加以确定。

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的财税制度。目前实际的分税制原则上是符合市场经济取向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就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划分来说，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决策权、管理权的划分和调整，都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规范，以减少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随意性。就事权和财权的平衡来说、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负担增加，而财权相对缩小要解决这一矛盾，要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应该要与事权平衡，有了科学的事权划分，财权划分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为解决地方财政亏空问题，增强地方政府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实力，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所长张汉亚撰文主张积极探索发行地方债券的可能性。

转移支付制度需进一步完善规范。首先，要采用规范的转移支付方式。在制度规范化方面，要改变财政包干制遗留的“一对一谈判”的不规范性。其次，要规范转移支付的标准。税收返还采用传统的基数法，不利于财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公平合理分配，需尽快建立以国际通行的因素法为特征的科学转移支付制度。在此基础上，根据国际上通用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定义，计算出该地区标准化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能力之间的差额，并以此作为支付标准。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间转移支付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财政补助的透明度，有利于地区间财政的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最后，强化转移支付的监督。中央要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公共物品的提供状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串计系统，对转移支付的资金要及时准确地掌握信息，追控其使用流程和使用效果。

3　正确处理地方政府与市场和国有企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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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法人；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1）-0062-05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对危机处置中存款保险制度的表现、作用、机制功能等不断评估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应赋予或加强存款保险制度中的早期纠正机制，风险的预测和预防要比危机的事后处理更为有效和经济。本文结合工作实际，对宁夏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机制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证分析，实现对问题机构的早期纠正，对金融风险做到了“早预警”、“早处置”，对于维护辖区金融稳定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想

（一）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的构成

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的预警过程是通过输入预警指标，系统对指标进行处理，输出真实、有效的预警信号，对未来一定时间银行的健康状况进行预测，以便决策者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图1描述了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的预警过程。

（二）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对象

区域法人金融机构是具有区域系统重要性影响的风险媒介，一般情况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较国有商业银行弱，其经营好坏将直接关系到辖区金融稳定。同时，也为与投保机构存款保险的缴纳工作相一致，我们将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的对象设计为宁夏辖区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县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村镇银行。

（三）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

1.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框架

目前，我国维护金融稳定框架要求对宏观经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环境5大方面进行分析和监测。因此，本文所构建的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也要能够全面体现这些方面的情况。同时，根据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可考虑设立宏观经济金融风险指标、中观经济金融风险指标和微观经济金融风险指标三大类，其中，宏观经济金融风险指标和中观经济金融风险指标预示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微观经济金融风险指标预示非系统性金融风险。此外，为解决重大风险事件发生时，量化预警方法灵敏度不足的问题，本文尝试建立了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调整机制。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结构图如下：

2.定性指标。在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中加入定性指标，目前科学性难实现。其中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国际上仅有极少数国家考虑定性信息并将其量化，可参考性不强；二是宁夏辖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成熟度还不高，股东结构、内部控制、管理层素质等都难以准确评估，再加之风险评估预警的监管人员经验判断也容易导致偏差等。因此，在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的初始阶段急于加入定性指标是不严谨的。随着相关不利因素的消除和客观形势的发展，定性指标的加入和经验判断的作用发挥，在未来将被合理考虑。

3.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设计的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由3大风险预警层次，8种风险类型，共23项预警指标构成，详见表1。

4.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区间与权重空间

（1）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区间的划分

根据综合评分的高低将金融机构的评估预警结果分为A、B、C、D、E、F等六个等级，以判断各个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好坏。其中A级代表安全，表示营运状况健全；B级代表基本安全，表示营运状况尚健全；C级代表轻度风险，表示营运状况稍弱，业务经营存有缺陷；D级代表风险，表示业务操作有缺陷，须进行改善；E级代表严重风险，表示业务经营有重大缺陷，业务状况须及时调整；F级代表危机，表示各指标均处于危机状态，银行面临倒闭风险，详见表2。

（2）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临界值与权重空间

在指标体系形成后，下一步是确定各预警指标的预警区间临界值以及权重赋值。预警区间临界值的选取主要基于业界公认标准和专家意见，对没有公认标准且专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本文针对辖区经济金融发展特点采取历史数据比较法确定该指标的预警区间临界值。预警指标权重体系的确定主要借鉴了层次分析法（AHP）思想，对风险类型及预警指标3个层次均采用了专家赋值法。各预警指标权重、预警区间详见表3。

（3）指标数据的综合度量

一是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本文已经统一设置不同风险状态及其预警区间上、下限，将每一指标根据其在不同风险预警区间上限和下限的相应位置，按照相同的比例映射到风险等级区间的对应位置。即对于任意一个指标Ui的实际值，可通过与其对应风险评判等级的A、B、C、D、E和F进行对比，从而得出该实际值对应某一风险评判等级的隶属度，从而得出每个评价指标的评价系数R，隶属函数如下：

当Ui的实际值∈A级时，R=1.00；

当Ui的实际值∈B级时，R=0.85；

当Ui的实际值∈C级时，R=0.70；

当Ui的实际值∈D级时，R=0.60；

当Ui的实际值∈E级时，R=0.40；

当Ui的实际值∈F级时，R=0.00；

二是预警值的综合度量计算。将各预警指标值映射为标准分数值后，最后一步是将各指标分数进行综合处理，得到总体预警值。计算方法如下：

总体预警值计算方法如下：总体预警值（T）=（A+B+C）*100

总体预警值（T）是取值在[0，100]之间，其值越小，风险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通过比较各预警时段（季度或半年度）该值的大小，可以监测和预警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早期风险，为区域经济政策及存款保险风险控制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4）对核心指标风险评估预警得分进行修正

一是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核心指标风险评估预警得分的修正。比照前述指标体系构建思路，我们同样把重大事件划分为2大层次，分别是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重大事件和中观经济金融风险重大事件。并把事件风险重要性划分为一般风险和严重风险两种程度。从性质上看，一般风险指事件发生后，主要冲击人们心理预期，风险基本处于可控范围，未发生实质性损失；严重风险指事件的结果已击溃人们的心理预期，风险很大程度上不可控，产生了实质性的风险损失。以20分为限根据参考指标的异常表现或超范围表现情况酌情修正扣分，扣分为α。

二是对非系统性金融风险核心指标风险评估预警得分的修正。由于指标的联动性，参考指标体现了核心指标的内部结构及主要变化。因而，在对核心指标进行风险评估预警的基础上考察参考指标的表现并对核心指标风险评估预警得分进行适度修正是必要的。如果考察的参考指标也符合风险评估预警标准，则不再对核心指标扣分。否则，则以20分为限根据参考指标的异常表现或超范围表现情况酌情修正扣分，扣分为β。

根据核心指标风险评估预警得分和参考指标表现评价情况计算最后的风险评估预警综合评价得分为：T*= T-α-β

二、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基础数据中的经济类数据来自宁夏自治区统计局，金融类数据来自人民银行及银监部门的统计报表以及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报送的报表。我们根据前文设计的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的思路计算了宁夏辖区6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2015年末的金融风险预警值。

2015年末，宁夏部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值最高为96.7分，最低为71.3分，分别处于【安全】和【轻度风险】预警区间内。从部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值的得分情况看，与人民银行对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非现场监测情况基本一致，也符合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实际稳健性状况。

三、创建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启示

从我行的实践与探索来看，我们认为“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科学规范、可操作、可应用、可复制、可推广。

（一）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更具全面性。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系统所涵盖的指标范围较为全面，涉及经济金融领域的多个方面，不仅包括银行业相关的监测指标，而且包括经济运行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指标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金融风险的变化状况，具体由3大风险预警层次，8种风险类型，共23项预警指标构成。

（二）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更具规范性。在设计出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后，本文根据层次分析法建模思路给出了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然后开展了实证分析，通过实证研究显示，本文所设计的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能够映射宁夏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实际情况，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先行性、系统性等特征C明其达到一定的预警能效，因此较好地验证了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原则。

（三）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更具可操作性。在宁夏存款保险风险评估设计预警指标体系时，充分考虑已有资料来源的限制及资料渠道的真实可靠程度，尽量选用具有标准统计规范的数据，并且保证每一项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均有数值表现，能够从广泛的统计指标数据中获取，比较容易采集。

（四）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更具借鉴性。创建适合当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特点的存款保险风险评估预警指标体系，为决策者掌握和控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金融风险提供有效的诊断依据，我行从三个方面作了创新，值得借鉴。一是设计了一套重大风险事件预警调整的方法，为未来遇见重大经济金融事件的评估做好基础。二是预警系统中更加重视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目前，风险预警系统主要是针对单体银行风险的，但宏观经济变量与银行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可忽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曾指出，对于小型银行和地方性银行，宏观经济变量对其经营表现有很大影响。三是注重评估结果的运用。依据不同的评估结果，人民银行将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包括风险提示、约见谈话等，以促进被评估机构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良性发展机制，维护辖区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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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Issues of Creating Deposit Insurance Risk

Assessment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Risk Early Warning of Ningxia’s Local Corporat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ING Jinguang XU Qiling

（Wuzhong Municipal Sub-branch PBC，751100）

篇10

关键词：保险业金融功能货币政策

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开发促销新产品，经历了“储蓄型——保障型——投资型”的演变。最初，将保险单的利率与银行存款相比，渲染保险单的储蓄回报功能。在银行利率一再下调的压力下，保险公司不得不放弃高利率的保单，重新回归保障功能。而后开始大力引进国外投资型险种，如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曾一度红火了沿海各大城市。

但是仅从防范利差损目的出发开发投资型保险产品，进而要求拓宽投资渠道；或者，仅从繁荣股市目的出发，鼓励保险资金入市及保险公司上市，都患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近视病，过多资金入市也可能引发股市过热的危险。因此，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货币政策体系入手。

货币政策的新发展

货币政策目标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实现的。但从中央银行动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中央银行为了随时掌握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必须利用一些能反映经济发展变化的金融变量，作为观察从货币政策工具到最终目标的实施过程和效果的指标。长期以来，美联储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以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主要手段。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货币政策作用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金融创新的发展，特别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一方面使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越来越困难，货币供应量渐趋失控；另一方面使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大大下降。第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融资方式的创新，使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政策意图难以见效，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功能弱化。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市场深化导致的大量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使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与产出之间的联系被打破。正是以上原因使得美联储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指标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严重限制。

在我国也出现类似情况，中央银行为了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连续8次下调利率，希望通过利率机制对银行储蓄分流，鼓励居民、企业贷款、消费，或进入证券市场进行投、融资，获得更大的利益，发挥资本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功能，实现中央银行刺激投资消费的货币政策的目标。然而，操作效果不尽如人意。利率政策的杠杆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券、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均难以奏效。

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不通畅或发生扭曲的因素较多，其他金融机构不受中央银行的约束、贯彻落实货币政策的意识和动力不强是原因之一。由于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在金融机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情况下，中央银行能够直接监督和调控的只有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对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等机构则难以直接调控。这些机构的行为是否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一致，中央银行无力进行直接约束，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金融创新实践证明，中央银行只控制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而忽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方面的作用，其结果是导致了大量的金融和信用失控现象，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败。为此，中央银行必须扩大货币政策调节和作用的范围，把控制的触角逐步伸展到商业银行体系以外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调控范围扩大到全部金融资产，并注意政策的均衡性。

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作用

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业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趋势，模糊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大类金融机构在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上的本质区别。随着融资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发达、支票帐户电子资金划拨系统、可转让存单、电话存款、证券化贷款等业务的逐渐完善，使得存款货币的创造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创造货币的功能。金融创新以后，在开始混业经营的国家里，货币供给由过去的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类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类主体。货币供应主体增加，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成为货币供应主体。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多层次的货币应包括有些流动性好的金融工具，如短期政府债券、储蓄债券、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单、互助基金股份等。由于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工具可以随时转化为现实的货币，即货币化，因此，一些国家也把这些近似货币计算到货币供应量之中。

货币政策制定后广泛地通过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传导。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表现在：

对利率政策的反应

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所制定的调整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政策、措施，以此引导各微观经济主体向宏观经济需要的方向从事经济活动。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利率一直是中央银行调节干预经济的工具之一。

在利率政策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保险，特别是长期寿险业务，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中央银行采用扩张货币政策，市场利率下调，在其他各因素不变的假设下，保险公司长期险（寿险）资金运用收益预期下降，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下降，寿险产品价格上升，通过价格效应，居民的保险需求下降，实物消费可能增加，最终推动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实现。这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在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可通过多渠道运用资金均衡收益，因此费率可不必依附于利率。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因为保险运行机制配套问题而发生扭曲。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为抑制通货紧缩，我国央行连续8次降息。但在名义储蓄利率大幅变动时，保险监管政策未能及时作出反应，加上寿险公司自身缺乏风险意识，假定的预定投资回报率高估，部分公司甚至渲染这种差价，造成居民对保险商品的抢购，将央行利用货币政策希望从银行“分流”的储蓄，部分重新流入了寿险公司，没能实现扩大实物消费的作用，抵消了央行货币政策效果；而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能力受限，寿险公司自身面临严重的“利差损”风险。

保险业通过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

理论上，市场利率以资金供求为基础，保险公司的同业拆借、债券买卖业务等资产业务表现的逐利性，为中央银行利率杠杆作用的发展提供了微观基础。保险公司通过从事政府债券的买卖和同业拆借活动，可以直接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交易方，完成央行吞吐货币的重要过程；也可以与其它金融机构交易，间接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在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广泛参与了整个市场利率的变动过程，即保险公司的资金供求变化带来的信贷、货币市场的资金流动，成为影响货币市场银根松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最终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同业拆借利率的形成。

根据西方金融理论，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传导至实体经济，因此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间接入市，甚至保险公司上市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本市场的资金量，并通过影响股票债券价格来影响企业居民的行为。

保险业还通过迂回的途径，间接地影响企业和居民的货币需求。由于保险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保障，他们缴纳保险费而得到预期财富效应，节省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

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

保险公司作为金融中介，其信用扩张不同于银行体系。

与银行贷款不同，保险公司的贷款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资产一增一减，并未产生派生存款。但在我国，保险公司的银行存款并不像企业存款一样计入货币供应量，因此，保险公司提供贷款时，保险公司存款的减少带来的商业银行负债方企业存款的增加就事实上增加了货币供应量，等同于派生存款。若此时中央银行仍只调控商业银行信贷，忽略了非银行的信用扩张，就可能造成过多的货币供应。如1995年《保险法》出台以前，我国的保险资金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1984-1989年，累计运用保险资金37亿元，其中投资贷款占97%，1991年才开始有所调整，应该说这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等，这又矫枉过正，杜绝了派生存款的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延长了资金的流转，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

虽然保单质押贷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贷款，事实上它是在保单现金价值内预支，并未超出保单现金价值。但这意味着保单权益的支付期限缩短，体现了保单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因此，它虽并未非派生存款，但起到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广泛地支付高比例的佣金通过人、经纪人推销产品，保险公司自身的业务费用及层层机构的收入分流就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现金漏损，也即减小了保险公司的信用扩张能力。

将保险业的宏观调控纳入货币政策体系

从中央银行来看，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只盯住基础货币，应当面对多样化的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金融资产。虽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相对于上万亿的银行存款来说，作用较小，但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壮大，保费的增加，保险单作为居民的金融资产的作用也将逐渐增大；且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增强，保险资金运用规模也将增加，成为不可忽视的金融资产。

由于各种金融资产在影响价格水平和经济过程的程度、途径不同，因而，中央银行在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时应有所侧重，划分货币层次分别控制。重点控制基础货币的同时，密切关注货币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对货币政策的效果评估应包括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及生产、消费和服务在内广义价格指数。要加强与三大金融监管当局的沟通与交流，协调相互间的政策措施。

从保险业来看，首先，应建立风险机制，积极参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引导货币政策的顺利实现。其次，制订正确的保险政策，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再次，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促进资金的快速顺利流通。保险公司不仅可作为资金的提供者，还作为资金的需求者；不仅为证券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险公司上市又从证券市场募集资金，通过保险证券化、巨灾债券在筹集资金、分散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金融资产，促进资金快速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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