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关系的核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法律关系的核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比较

根据循证医学，阿司匹林预防心肌梗死、脑卒中和血栓性疾病，应使用最佳剂量，即阿司匹林75-100mg/d，每晚一次口服可有效预防此类疾病的发病风险和死亡率，因此阿司匹林被推荐为此类疾病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首选药物。而硫酸氢氯吡格雷片虽然在预防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和阿司匹林无显著差异，但价格昂贵，因此不提倡用作一级和二级预防［1］。

1临床资料

所选病例698人为2005年5月至2010年7月来本院门诊就诊和住院的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史和心绞痛发作史以及暂时性脑缺血发作史的患者，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血压、血糖、血脂、发病时间、经济状况等把患者分成两组，治疗组（368人）单独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75～100mg/d，1次/d，晚饭后用温水送服，因此药为肠溶片要嘱咐患者整片吞服不能掰碎。对照组（330人）则服用硫酸氢氯吡格雷片75mg，1次/d，单独口服也可与食物同服。

2结果

治疗组患者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史的复发率为2.5%，心绞痛发作史的复发率为2.8%，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的复发率为2.5%，平均复发率为2.44%，对照组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史的复发率为2.4%，心绞痛发作史的复发率为2.5%，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的复发率为2.3%，平均复发率为2.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未出现血小板减少、凝血酶原时间及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等症状。而对照组出现严重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占2.8%，治疗组则为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阿司匹林肠溶片在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级和二级预防中均显示出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2］，特别是对心脑血管危险因素越多以及未来冠心病风险越大的人群，其预防作用更为显著，因此2008年的ACCP第8版抗栓和溶栓治疗循证临床实用指南推荐阿司匹林用于高危人群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在已发病患者的二级预防中建议终身服用［3］。而我国在使用阿司匹林肠溶片进行风险预防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不能长期连续服药以及用药剂量不准确（用量过高或过低），使用率低（在心血管系统疾病的预防中使用率14.38%，脑血管系统疾病的预防中不足14%）等现象。

参考文献

［1］纪宝华.关注80岁以上老人的抗栓治疗.医学论坛报，2008，34（6）：C6.

篇2

论文高校师生；和谐；民事法律关系；法律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民主法治的不断发展，借助道德维系的高校传统师生关系无法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需要，并且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日益暴露出不和谐的因素。文章认为教师和学生只有按照相关法律，规范自身行为，才能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和谐的高校师生关系。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心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设计，其总的要求是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大的背景下，高校不仅本身应是和谐的，且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其特有的功能。而高校和谐最核心就体现在教育的主体——师生关系和谐，它也是高校众多关系的基础和核心。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转变，转型期的价值观多元化使当前师生双方都陷入了惘然、焦虑、尴尬的境地，师生关系领域同样面临“失范”的境地。因为，以传统的“尊敬师长”“师徒如父子”为主要内容的调整准则显然和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布满活力、安宁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总要求的和谐社会不相符合，于是在现代法治发展中已经趋于崩溃，而新的师生关系还没有成型。

一、高校师生法律关系的非凡性

随着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师生关系必然由传统的道德维系向法律调整为主转换。但是高校师生法律关系极为复杂，有人提出存在合同关系、消费关系、行政管理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等。尤其是消费关系观念极大地影响到高校师生关系的建立。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交费上大学，所以非常轻易导致这样一种观念的产生。即学生出钱消费，学校或老师提供服务的类似普通的消费关系。既然如此，学生作为消费者就有权选老师、选课程、有权不来上课、有权要求学校提供工作机会，否则就可以因为服务质量新问题提讼。这种观念在有些老师中也是存在的，如老师常说摘要：学生交了钱，他不来上课是他的权利，我怎么管呢！

我认为，这种把师生关系看成是消费关系是说不通的，也会极大损害到正常师生关系的建立。高校师生法律关系的性质还有待大家进一步的探究和探索，但是我们可以从总体上看分析出师生法律关系是极为非凡的。

所以在分析高校师生法律关系时，必须明确这种法律关系主体双重身分的非凡性。

因此，为了构建和谐的高校师生关系必须理顺师生的管理教育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

二、相互尊重，维护师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和谐

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一个显著区别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地位是平等的，意志上是自由的。现代高校师生关系的转变首先要求在思想上应转变观念。我国先前传统的师生关系理念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传统的观念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和非科学的色彩，轻易导致师生均有“师重生轻”的意识，学校和教师漠视和剥夺学生权利、贬损学生人格，而学生自甘歧视，不敢抗争；强调高校师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和谐，关键是要在法律原则的统领下，建立和维护师生关系的一种权利义务相互一致的平等关系，双方的人格独立、定位明确。因此，学校和教师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尊重对方人格；学生也必须正当行使自身权利，尊师重教，同时要摒弃弱者观念，强化主体意识，敢于抗争违法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新型的师生法律关系应该具有平等的法律色彩。

三、管理教育法律关系要坚持“依法”原则，促进师生和谐

在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德观念，使得师生关系极为不平等。教师高高在上，对学生随意指使，对学生权利随意践踏。学生及家长从自身利益考虑，不敢得罪教师，使得这种违法现象在我国教育领域长期存在。勿庸置疑，师生关系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一面，且就是这种管理或教育法律关系往往成为打破师生和谐关系的罪魁祸首。因此我们必须对师生的管理关系进行重新的分析。

（一）学校或教师管理权利来自法律法规的授权

高校师生的管理法律关系类似和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进行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主体双方处于一种不平等地位。我们知道，高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具有行政管理权，但是高校为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维护正常的和谐关系，的确具有对学生管理的需要。所以为了便于教育教学管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明确将行政机关的部分教育行政管理职权授权给学校，非凡是高等学校。如根据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校对违法、违纪学生可以进行纪律处分，其中最严重的可以开除学生学籍，这种开除学籍的行为就是取消了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实为行政处罚的行为；另外高校还有授予学位的权利。

（二）法律法规赋予学校或教师依法管理的权利必须依法行使

法律法规授权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权利，目的是为了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所以一切管理，或者说对学生权利的剥夺和限制都必须建立在维护学生利益的正当目的上。这点是建立和维护高校师生和谐关系的核心。所以授权本身并不会必然导致学生权利侵害。如高校对学生退学的处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7条规定摘要：“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的应予退学。”第10条规定摘要：“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其它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家庭困难的可申请贷款或其他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那么对没有按时交费的学生该不该退学呢？高校也应该遵循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否则就有可能引发学校的不稳定因素。如在2005年9月以前高校对大学生同居或结婚行为采取的劝其退学或开除处理明显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即使要对学生不当行为处理，也应该遵循法定的程序，保障学生正当的权利，这样才能维护师生关系的和谐，促进学校的和谐。

（三）完善学生权利救济途径

在学校管理学生过程中，学校作为强势的一方必须依法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管理权利，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由于学校和学生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出现利益不一致是难免的。而学生的权益往往成为最后的牺牲品，造成学校和师生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必须加强高校学生维权机制的建立。

篇3

[关键词]教育体制改革；法律；公平；法治

我国教育法律关系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正发生着“嬗变”，从“齐玉苓案”中有关公民受教育权性质的大讨论，到海南数千名考生抗议高考移民的公共教育事件的发生，近年来频发的教育争讼与法治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这些问题已关涉中国当下法治方略与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亟待研究解决。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走向：基于教育

关系和教育法律关系的向度分析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的市场化趋势，一方面，以教育资源国家所有、决策和管理高度集中、政府直接控制为特征的传统教育体制正面临解构；另一方面，现代教育体制赖以形成的一系列基础性要素尚未发育成熟。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教育关系和教育法律关系的变化与适应。从法理上看，教育关系属于教育法的主要调整对象的范畴，是指一切参与教育活动的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教育法律关系则属于教育法调整结果的范畴，是指受教育法调整的教育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教育关系作为一种事实关系而存在，教育法律关系则作为一种价值关系而存在。在逻辑上，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二者具有直接的相关度。

传统教育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嬗变的表征和规律，已成为现代教育法变迁的重要依据和现实基础。

首先，市场化造就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教育关系主体的多元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教育结构相对单一，学校基本上是由政府出资举办，以公立教育机构为主，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只是风毛麟角。自1992年国家逐渐允许和鼓励私人和企业办学以来，社会办学力量空前兴起。尤其是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使得我国民办教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在我国现阶段，除独立的“民营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外，公立学校“一校两制”、独立或非独立的“二级学院”也日见增多。同时，全民所有制公办学校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依法承包后形成的以资产公有、日常经费自筹、办学资助为特征的办学体制，也使原先的公立学校办学主体通过“转制”由单一的政府主体变成了政府和学校承办者共同体，实现了所谓的“所有制不变、办学主体双元化、办学机制自主化”[“。社会变革使教育关系逐渐分化为“教育基础关系”和“教育随附关系”两大类。①而教育立法也不断地将这些新的教育关系纳入教育法的价值体系之中，使多元的事实教育关系得以转化为教育法律关系，从而使现阶段教育法的内容和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次，社会转型亦表现为教育关系客体的民事化(或称为商品化)。作为教育关系的客体，教育行为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行为，它具有公益性特征。这也是教育行为区别于其他任何民事行为的基本属性。教育行为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教育应当主要通过公共选择机制来实现其功能。但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教育运行在一个强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力量的主导性调节作用的影响，从而凸现出诸多市场化的属性。而教育一旦通过市场机制向社会提供，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就会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就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可分性和竞争性，从而使教育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具有营利性质的领域。无论我国现阶段大量出现的股份制学校，还是公立学校中普遍设立的“民营二级学院”“教学园区”以及教育集团等，都是典型的教育市场化运作模式。嘲在当前受商业文化浸润的教育体制之下，学校这种公共物品在很多情况下已被象征性地赋予了某种商品的属性。

此外，社会转型还表现为教育关系内容的复杂化。教育市场化运作模式旨在在加强政府宏观教育管理的前提下向市场和学校放权，这一趋势实际上是重塑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由于获得了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各类学校等教育机构更加注重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和实现。例如：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人口流动加剧所导致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义务教育权问题开始凸现。凡此等等。新的情况不断凸现，需要将这些颇为复杂的教育关系逐步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现代教育法的调整范围和结构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内容整合和体系重构的过程，这直接导致了教育法律关系内容的复杂化。

二现阶段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中

凸现的法律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教育体制改革导致我国现实的教育格局、环境以及各种关系发生了“嬗变”，引发或正在引发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既包括教育体制内部的各种问题，也包括制约教育体制发展的各种外部问题；既有教育立法方面的问题，也有教育执法、司法等方面的问题。诸问题构成了现阶段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路障。笔者试择其中的几个较突出的问题加以分析。1教育体制改革的功利性问题

教育关系客体的“商品化”特征，使得学校不断促使知识传播与市场相结合，赋予教育一种可以交换的性质。当改革者们普遍地将学校定位为“公司”或“企业”，这种“泛商业化”的思维模式，就会使人们常常将教育视为产业发展的一部分，把教育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为一种“投入一产出”的过程。比如：现阶段很多学校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不顾自身实际招揽生源，盲目地扩大办学规模，导致争学生、争师资和乱招生、乱收费等无序竞争和“非理性办学”现象的出现。质言之，新的教育体制改革浪潮所承载的商业化和功利性倾向实质上是以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它无疑会对教育的价值构成巨大的解构力和吞噬力，给教育法治化所蕴含的“公平”“公益”理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导致教育体制改革的困境。这亟需从法治观念上彻底地加以澄清。2教育立法的滞后性问题

鉴于我国长期以来“公办教育一统天下”的教育体制格局，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这两种办学体制，该法所规定的“学校”只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公办学校”。作为教育法律关系多元化趋势的结果，公办学校以外的各种办学形式正逐渐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的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法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法人实体?二者有哪些不同?这在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框架(主要指我国现行《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相关实施细则)中尚具有模糊性。比如：当政府以投资的方式介入民办学校实际运作并成为其股东时，是否有权参与分红?公共财政经费进入民办教育机构如何能使其保值增值?以及如何建构国有教育投资的风险保障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让人们备感疑惑，成了我国现阶段教育立法中一些十分棘手却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立法的滞后性明显地凸现。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腐败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将改变以往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和使用的做法，放松规制以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盈利性组织介入教育领域，为社会提供教育产品和服务。但与之相伴随的是教育寻租以及由此滋生的各种教育腐败现象。具体表现在：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人为了经济目的而背离教育宗旨，模糊甚至抛弃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变公共教育资源为私人资源，变公益为私益。诸如学校“买卖文凭”、负有义务教育责任的学校擅自收取高额的“择校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任意调节招生计划，学校基建工程、设备采购、干部任免调动等有关制度下的寻租行为，等等。这些表现各异的教育腐败现象，消耗了教育资源，加大了教育活动的交易成本，直接导致了教育的“异化”，从而在客观上阻碍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4公民受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单一性”和“非程序化”问题

近年来，关涉学生与学校的教育诉讼案件频频发生，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等。实践中还有如招考中替考和集体作弊，负有义务教育责任的学校没有法定依据拒绝学生入学，为追求达标和高升学率勒令学生退学等现象。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机制包括国家和各类教育机构设置的有关教育的管理、决策、监督和权利救济等各种体制的总和，其中尤以纠纷解决机制最为关键。然而，我国现行的教育纠纷解决机制较为单一，主要是申诉与诉讼，并且行政诉讼通常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诉讼方式。即便如此，现行教育法律法规有关教育申诉和诉讼的规定亦失之粗略，既没有设置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规定时效，还没有将申诉与其他救济渠道有机地联系起来，“非程序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缺少有效的法律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将是一项十分脆弱的权利。

三社会转型期教育法治对策探析

教育问题的解决手段很多，包括经济手段、伦理手段以及行政手段，等等。各种解决手段在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上各具独特的功能。在现代法治国家，运用法治手段解决教育问题，其实质就是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利用法治对策有效地规制教育活动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体制改革的应然选择。1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教育法治理念

坚持公平优先，首先应保障作为受教育者的个人和群体在教育利益和负担分配过程中能合理地获得其应得的份额。比如：国家在制订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明显的差距。此外，还应坚守社会主义教育的“公益性”，使“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与之相对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规律还表明，将市场化的公平竞争机制和自由选择机制引入教育领域有利于提高教育的“绩效”，因此，兼顾效率理应成为我国现阶段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总之，学校的目标相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多重性和外在性，它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还要实现社会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等，尤以社会公共利益最为根本。2围绕教育法的社会法属性重构教育法律体系

隶属于行政法的传统的教育法正逐渐演变为具有独立地位的“社会法”，这是国家与社会融合的结果。现代教育法作为典型的社会法，是公法与私法的兼容，是教育保护法和教声管理法的统一，是教育关系协调法和教育强执法的结合，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配套。从《教育法》的颁布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我国教育立法经历了教育体制从一元到多元的立法模式的转换，传统的教育法律体系亟待优化和重构。首先，应明确界定各类教育主体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两大办学体制的基础性法律地位；其次，应围绕“教育权”和“受教育权”这一核心内容合理设计教育法的基本体系。同时，还应区分不同的教育阶段和办学体制完善我国相应的具体教育法律制度，尤以完善义务教育法律制度最为关键。应强化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绝对保障责任，划清政府与学校、家长、适龄儿童或青少年及其他社会主体在保障义务教育方面的法律责任界限。为此，应通过修改《教育法》或《义务教育法》的相关条款来落实这一立法精神。3强化政府教育调控职能和行政执法责任

篇4

关键词：高校；学生；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2.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0－0220－02

英国学者帕金说：“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 就是不研究它们自己。”[1]由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法律缺位与断层，致使高校管理的实践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旧法制观念的碰撞和权利冲突；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权益之间的碰撞冲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试图借助高校与学生这个有利的载体，进而剖析二者之间权益关系，力图提出规范和协调高校管理与学生权益之间关系的路径。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律纠纷的根源

（一）教育体制与教育法制的缺陷是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关于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定位非常模糊；现行法律对高校的法律地位缺乏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高校的主体地位难以确定，特别是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往往只能根据中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认为高等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因而对学生实施具有行政性质的行为，学生可以将这种行为视为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这样，高校才作为行政诉讼适合的被告主体，被纳入行政诉讼制度的监督范围。在一些诉讼中，法院可能会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以主体不适合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原告的。实际上，中国现在教育领域大多沿用行政法规和规章，至今仍缺少对作为行政关系内部相对人的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而已有的《高等教育法》对于高校招生、学籍管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及违反这些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应承当的法律责任等则无具体的操作细则，这是导致近年来高校与学生间法律纠纷凸显的根本原因。

（二）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不明确是重要诱因

按照《民法通则》理解，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而这种民法上的称谓，却把高校与学生管理纠纷纳入民事诉讼而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对于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中国深受“特别权利关系”理论影响，并据此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哪些行为具有可诉性，一直争议颇多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于侵犯学生权益的案件有的受理并作出判决，有的却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出现了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现象。

（三）学生法制观念的增强是纠纷产生的催化剂

学生法制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强。现在，学生已将自己与校方摆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学生不再认为使命问题都是自己的思想问题，而是学校与学生双方可能存在的违法问题。依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学生在与学校有了纠纷后首先想到的是学校有无过错，应承当怎样的法律后果。因此上述诉讼案件最终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如何做到依法管理，高校在处理学生各类事件中必须站在法律的高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一）中国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定义选择

中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颁布后,高校作为独立的教育机构法人,依法获得了“自主管理”的权利。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学生因其权益受到损害而与高校对簿公堂的现象,反映了在高校与学生在管理过程中合法权益间的碰撞和冲突。

1.从高校是一种教育机构、学生是受教育者来看,高校与学生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中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高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作了规定。

2.从高校是一种组织系统,学生是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区别来看,高校与学生之间又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即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一般由高等学校的章程和规则加以规范,法律规定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

（二）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容

法律关系即受法律调整而在当事人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容核心便是其权利和义务。高校作为公务法人,它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其内容表现如下：

1.高校对学生的权利。中国目前高校权利主要有《教育法》第21 条规定的授予高校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权利《学位条例》第8条、第11条、第17条规定的授予高校学位评定、授予权等；《教育法》第28 条规定的按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其他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及奖励或处分等权利。

2.高校对学生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高校对学生的义务就是学生对高校的权利，如《高教法》第59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等。

3.学生对高校的权利。高校为寻求效率和建立权威,也会形成自身利益,为防止这种倾向超越合理限度,必须对学生权利加以明确,高校学生主要享有学习自由权、参与学校管理权、申诉权、权、物质帮助权、隐私权、获得资格评定权、教育教学活动参与权等。

4.学生对高校的义务。它表现为高校学生接受教育所必须履行的超越基本公民义务以外之义务部分，其履行是为了保障大学生学业的完成和高尚人格的塑造。如《教育法》第43条规定:受教育者应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遵守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等。

三、高校学生管理应遵循的法治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目前，高校学生管理立法严重缺位, 只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学位条例、职业教育法等五部法律、十几部法规。因此大量的“校规校纪”由高校自行制定, 甚至有的高校将“校规校纪”下放到具体工作部门。而高校创设的许多规章制度与上位法或法律的精神相抵触, 对一些重大事项, 如关乎教育权的不予录取、开除学籍、不颁发毕业证和不授予学位等应由法律规定的事项, 也没有遵循高校规章制度不得创设, 应遵循法律保留的原则。

（二）合理性原则

在高校学生管理中遵循合理性原则, 即在制定学校规章制度及对学生处理时, 要客观、适度、合乎理性,必须在合理的自由裁量的权限和幅度范围内，不要一味站在自己角度, 只寻求管理便捷, 而应同时站在学生立场角度上, 注重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2]。但目前国内众多高校学生管理制度过于严格、死板，不求灵活变通，麻木采取一刀切，从重处罚,缺乏人文关怀。因此高校在制定规章制度时, 要充分考虑本校的实际情况, 制定出合乎理性校规校纪制度, 依法行使裁量权限。

（三）正当程序原则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即一定的时限、顺序、步骤、方式等的要求。法律规定的程序是保证行政行为正确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方面。正当程序是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要件之一。1999 年7 月，北京大学1996届博士毕业生刘燕文经过近三年的奔走终于将母校北京大学诉上法庭，理由是北大滥用行政管理权，不颁发毕业证书、拒绝授予博士学位，违反法律正当程序原则，侵犯了他的合法权利[4]。因此，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引人正当程序原则，不但可以增强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透明度, 限制教育管理者主观臆断和姿意骄横, 还可以为学生在受到侵害前主动制约权力提供救济保障。

四、规制高校管理与学生权益之间关系的路径

（一）建立健全高校规章制度

高校规章制度是高校为了组织和管理各项行政工作，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在全校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条例，规定动作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高校规章制度是有关法律法规的延伸，是中国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补充, 因此,高校管理部门在起草规章制度前，应就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在起草过程中，起草部门应广泛听取或征求有关部门、教职员工、学生各方面的意见, 在规章制度的审查阶段，要严格遵循法制统一的原则上，保证规章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精神相一致，不得与法律或国家的有关规定相抵触。

（二）完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救济机制

“无救济则无权利”是一句古老的格言。单凭司法救济途径无法充分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国外许多高校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生申诉制度及具体的操作规范, 并把学生申诉制度纳入学校管理体系当中。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学生申诉制度与司法救济互动的良性机制。为学生的申诉表达，创造一个更加全面、完善、及时和人性化的法律救济平台, 而学校层面对学生的申诉表达要充分重视, 以便有效地调解校方与学生的纠纷。

（三）提升高校校管理者的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

依法治校首先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树立依法治教，依法管理的思想，完成从“权力本位”的转变，真正把教育，管理学生和维护广大学生的正当权益结合起来，所以，高校学生管理者必须熟悉与学生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高校应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学生管理工作者法律知识的培训和法律意识的培养，真正做到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权利，有效地防止高校教育纠纷的发生。确保高校和学生之间和谐的发展, 真正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5]。

（四）规范高校法制程序

要切实组织师生员工认真学习国家宪法及其他重要法律，加强法制教育，并将法制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序列化和系统化。高校尤其要着力提高党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这是推进高校依法加强学生管理的保证，也是高校能否建立依法治校良好环境的关键所在。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宣传舆论手段，大力加强法制教育，力图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是“依法治校”深入人心，创设良好的遵章守法舆论氛围，为积极推进依法加强学生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参考文献：

[1]湛中乐.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2.

[2]张凤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5.

[3]张学亮.法学视野中的高校学生申诉制度[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篇5

1．学科是什么

“学科是什么”，中外学者见解不一，众说纷纭。美国的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是科学知识的分支以及围绕这些知识而建立起来的组织。法国的米歇尔•福柯认为：学科是一种社会规范，是在社会监控、规训大众的实践中产生的专门研究领域，同时，学科的研究结果又可以强化和改进该领域的社会规训。德国学者黑克豪森认为：学科是对同类问题进行专门化的科学研究，以实现知识的新旧更替和系统化。伯顿•克拉克是从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角度来阐述学科的内涵。米歇尔•福柯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强调了学科的社会效应。黑克豪森从社会活动的角度，主张从动态的社会层面来把握学科。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学科进行了界定，比如，孔寒冰认为，学科包括三层涵义：教学的科目、学问的分支及学术的组织。杨天平认为，学科包涵四个要义：一定科学领域的分支、按照学问性质划分的门类、学校教学的科目及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孔寒冰是从传递与生产知识、学术研究与组织的角度来理解学科的内涵。杨天平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概括了学科的原初义和发展义。综合中外学者观点，学科的蕴涵可归纳为：一是知识分支与教学科目；二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学术组织；三是知识与知识者遵循的制度性机制。

2．学科建设指什么

对于学科建设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学术领域和高等学校这两个层面上。从学术领域层面看：学科建设就是建构学术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建立该领域的学术规范制度，使其制度化。从高校层面看：一方面，是指优化高校的学科结构和学科布局，使其形成一流学科或有影响力的学科群，包括高校的学科定位、学科规划、学位点设置、学科门类及其交叉学科等；另一方面，是指一级学科建设，通过学科划分、学科设置，不断增多其分支学科，不断扩大其社会建制，不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从而对现存的一级学科进行深化、充实、调整、改造，以提高学科质量和增加学科数量；同时，是指二级学科建设，通过提炼学科方向、培养学术研究团队、遴选学科带头人、构筑学科创新平台等措施提高学科建设水平，集学科方向、梯队、基地及项目等建设于一体。学科建设的几个层面是密切相关，互为影响，有机统一的。就学术领域而言，学科建设就是对该领域的概念、性质、研究对象及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规范，使之成为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并加以制度化。就高校而言，学科建设是指高校为优化学科结构与学科布局，通过学科划分、学科设置等充实并调整现有学科，创造新兴学科，围绕学科方向、师资队伍、学科基地、合作交流等展开的各项工作。

二、中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的现状

1．教育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教育法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逐步发展、深入完善几个阶段。1979－1984年是萌芽期，这一时期，教育法学理论水平较低，就学科建设而言，还没有真正开始。1985－1995年是形成期，有关的专著和教材开始出版，学科建设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对教育法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范畴等进行了深入讨论。1995－2005年是发展期，教育法学研究进入，对教育法学基本理论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争鸣；专门的研究机构成立，专业的研究刊物问世。至此，教育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2006年至今是完善期，教育法学研究进一步体系化、深入化。一方面，教育法学基本理论问题探讨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研究者对教育教学实践中产生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同时，教育法学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始展开。

2．教育法学的学科概念

中国学术界对教育法学的概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将教育法学视为法律科学。比如，“教育法学是以教育法律规范和教育法制现象为研究对象，并揭示其规律的法学分支学科。”二是将教育法学归为交叉边缘科学。比如，“教育法学是运用法学理论研究和解释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交叉学科。”上述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有的是把教育法律规范和教育法制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有的则是把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教育法学不仅仅研究教育法律问题，还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行为等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教育法学是运用法学、教育学理论研究和阐释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并与教育法律思想、教育法律制度、教育法律行为等密切联系的法学分支学科。

3．教育法学的学科性质

教育法学的学科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法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法学是法学的分支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法学是法学和教育学共同的分支学科。其中，第二种观点又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教育法学隶属于行政法学；另一种看法认为，教育法学是法学的独立分支学科。第一种观点是不妥的。教育学旨在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教育法学是研究教育法律现象及其规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差异较大。第二种观点，基本正确，但有偏差。第三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来看，教育法学更宜划入法学的分支学科。本文认为，教育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不隶属于行政法学，而是与行政法学并列的二级学科。

4．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教育法学研究教育法律规范本身的内容和教育政策、教育道德、教育规律、教育史及其相互的联系。二是主张教育法学研究教育活动过程存在的法律现象以及教育现象与外部事物相联系产生的各种关系。三是主张教育法学研究教育法制现象及其规律。第一种主张不够全面，忽略了教育立法、教育法的实施、教育法律文化等方面。第二种主张不正确，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法律现象并不都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对象，比如教育活动中的犯罪及其刑罚就不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对象。另外，教育法学只研究教育法调整的那部分教育法律关系，并非所有的教育关系。第三种主张也不完全正确，教育法制是教育法学研究的重点，但不是研究的全部。本文认为，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过程中的教育法律现象及其规律，包括教育法律关系、教育法律规范、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

5．教育法学的研究方法

从中国教育法学研究发展历程来看，在萌芽和初步形成阶段，注重思辨性研究，侧重教育立法成果的阐释和说明；在逐步发展和深入完善阶段，研究由思辨转入实践层面，关注实然权利的获取、保障以及救济。鉴于教育法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案例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分析比较法等都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借鉴了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方法。比如，刘献君、许晓东和赵炬明等学者提出将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如组织分析、计划与决策研究、成本效益分析等引入到教育法学研究之中。

三、中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1．基本理论研究不完善

一是教育法学的学科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观点，有些术语的使用不够严谨，随意性、经验性较大，缺乏学科内部的统一性。比如，对“受教育权”的界定就有很多种解释。二是学科性质存在分歧，迄今为止尚无定论。三是研究对象不够明确，学术界多种观点争鸣，尚待进一步明确和澄清。四是研究方法不成体系，多是直接借用法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亟待整合。五是学科理论体系创新性不足，从已出版的教育法学教材和专著来看，多是以中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教育法学的体系，缺乏教育法学的独特性视角，原创性成果不多。

2．学科地位不明确

教育法学在中国学科专业目录中缺乏应有的地位。《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没有将教育法学作为法学或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设立。目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将教育法学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特设的二级学科，其他高校大多是将教育法学在教育经济与管理、高等教育学等学科之下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还有一些高校自主设置了教育法学二级学科。这样就形成了各个高校教育法学人才培养差异较大的局面，缺乏统一的引导和规范。

3．研究方向应用性不强

学科方向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中国教育法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学术性探讨，实践指导作用不强，偏重于基本理论研究和教育法学的比较研究与案例研究，应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教育法学研究缺乏对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推进教育依法行政过程中基本法律问题的引领作用。教育法学研究者需要深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去发现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从而推进学校依法治校，提高办学水平。目前，教育法学研究者较关注教育热点问题和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这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教育立法问题的关注度不高。

4．师资队伍建设不足

中国教育法学学科建设长期积弱，设有教育法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点屈指可数，这方面的导师更是少之甚少。目前，中国高校教育法学师资队伍中，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大师、领军人才相对匮乏，高水平中青年教育法学学科带头人数量不多。比如，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招收教育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有3人，其一为兼职导师；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招收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也仅有4人。这两所学校是国内较早设置教育法学方向博士点的高校，窥一斑而知全貌，其他高校教育法学博士点的导师数量也大致如此。

5．学科基地与平台建设不健全

中国教育法学学科基地，主要是建在高校内设有教育法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点的研究所（中心），大多从事理论方面的研究，而一线的实践、实训基地却很少。教育法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培养博士、硕士的实际应用能力，一线的实践、实训基地是非常必要、必不可少的。专业的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是研究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国性的学术机构有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法制专业委员会，但是省一级的专业委员会不多。专业期刊仅有《中国教育法制评论》一种。

四、教育法学学科建设的策略建议

1．加强理论研究，确立二级学科地位

加强教育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在学科性质、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方面需进一步研究。理论研究要立足建设法治中国的实际，弘扬法治理念，服务教育治理实践。确立中国教育法学的二级学科地位。一方面，要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教育法学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来设立；另一方面，设置教育法学博士、硕士学位点。目前只有部分高校设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法学研究方向，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进行招生。同时，将教育法学作为法学、教育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特别是师范类的专业要将其列入必修课。

2．聚焦教育治理，提炼学科研究方向

教育法学学科建设要有自己明晰的思路，要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聚焦教育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围绕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炼学科发展方向。加强对教育法律制度体系的研究，重视教育立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要关注尚未纳入立法机关视野的教育法律以及今后的教育立法趋势。强化对教育经费投入、教师编制、教育质量和专业教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研究，为依法治校提供规范化治理依据。深化对教育治理指标体系的研究，形成依法办学的考评标准和考评办法，为政府、社会、家长监督与评价学校办学行为和管理水平提供支撑。同时，还要对教师申诉和学生申诉制度进行研究，为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护提供法理依据。

3．跟踪学科前沿，汇聚学术研究团队

教育法学学科建设要跟踪学科前沿，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动态。通过国内外学科门户网站和检索工具来了解教育法学研究的核心主题、核心出版物、核心机构、核心作者，从而把握其学科前沿。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科队伍建设，必须汇聚一流的学术研究团队。有条件的高校发挥已有资源优势，培养教育法学学科带头人，组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团队。没有教育法学学科建设基础的高校，应加大投入，重点引进教育法学专家，还可以将一些教育法学教学或研究人员派到国内外相关高校进修、深造，以提升研究水平。同时，还要改善教育法学学术研究团队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等，注重学术研究团队的层次性、稳定性和学术性。

4．建立实践基地，培养实际应用能力

教育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博士、硕士应直接接触和参与一些教育法律纠纷的处理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与有关机构建立教育法学实践能力培养基地。一是与教育行政机关的政策法规部门建立培养基地。让博士、硕士在其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直接参与到这些部门的工作中，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申诉、行政复议等案件的处理，提高实务能力，还可以参与这些部门的一些与教育法相关的课题研究，提升理论水平。二是在高校的教务处、学工处等部门建立培养基地。让博士、硕士协助其工作人员参与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提高博士、硕士实际应用相关政策法规的能力。三是与人民法院或者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联合培养基地。

5．构筑学科平台，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篇6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权利保护；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4-0020-02

一、现代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综述

（一）法治化管理的概念与管理内涵

1.法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有多重的含义：①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强调人权、平等、文明、理性、秩序和合法性，其最终目标就是自由和人权。②国家法律一经公布实施，就必须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法治。③依法办事是法治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保障自由与人权方面。④国家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的社会制度都应该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⑤国家司法独立。

2.法治化管理的内涵。法治化管理一般指高校在教学、管理和服务等三方面的管理行为。学校管理者应严格执行《教师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为大学生提供充分、有效的服务。

新形势下，高校管理的范围一般分为内部管理与外部管理两方面。内部管理主要是指学校在教学、科研以及对大学生在校内的管理等事务。外部管理主要是指学校与国内、国外各方面的交往与合作；对学校周边环境（包括学生家长、其他社会相关对象）的管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要建立规范有序的高校校园秩序，作为高校的主体，学生管理法治化是最为重要的工作。

（二）法制化管理的意义

首先，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保证学校对大学生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人权与自由的保障，更是高校顺应时展，建立现代化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高校实施学生管理法治化，明确定位了高校学生管理与学生权利的法律关系，确定了大学生的权利范围以及大学生的法律保障，这是高校管理的一大进步。教育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法治、权利、民主是当前的时代主题。在高校管理中确定了大学生的法律权利，是高校管理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二、当前高校管理中大学生权益的现状分析

（一）学校单方面制定霸王条例，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在高等教育阶段，作为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我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现在全国各地都存在招生地区差异的问题，有的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对学生实行性别歧视，只招男生，不招女生；有的学校将患病学生或残疾学生拒之门外；有的高校强行规定专业考级要求，对未通过的学生，不予颁发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直接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

（二）学校法律责任不明确，侵犯学生的健康权以及财产权

1.侵犯学生的健康权。当前高校的安全工作无论在观念上、制度上还是行动上，都存在非常大的隐患，大学生受伤害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对大学生保护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学校对在校大学生的事故防范意识以及处理能力都偏低，以至于学生受伤害的事故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相对应的善后处理工作、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有效的法律赔偿途径等，都未能得到很好的开展，学生的健康权未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2.侵犯学生的财产权。一是乱收费。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许多高校自行设立收取所谓的辅修费、旁听费，还有的超标准、超范围地强行收取学费以及住宿费。二是乱罚款。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机关或组织权利的实施行为，除此之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力实施处罚。但许多高校都违反国家法规，私自制定一系列的罚款条例。三是大学生的财产安全无保障。有些高校对学生公寓的管理不重视，学生公寓的盗窃案件经常发生。

（三）制度制定存在随意性，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大学生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是大学生依法享有的权利，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但是，在我国的高校，经常发生对大学生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侵犯事例。现行高校内部的学生管理制度，在制定上和执行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有的甚至有悖于国家的法律。有的教师在上课时，随意用语言嘲笑和侮辱学生；有的学校将成绩较差的学生公之于众，而高校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更是习以为常。这一切都已经构成了对学生的名誉权以及隐私权的严重侵犯。

三、高校对学生管理侵权行为的主要原因

（一）高校的法制化管理体制尚不完善

目前我国高校现行的许多规章制度，大都是高校单方面硬性制定的，有一些规定甚至与国家法律相抵触，这就难免存在对学生权益有侵害性质的规定。从目前高校的规章制度内容上看，制度的制定更重视的是学校的权力，而轻视或忽视了对学生权利的保护，对学生更多的是约束和控制。从制度上体现了高校管理对学生的法律权利性规范以及义务性规范严重失衡，双方的法律关系的不对等，学生的法律地位得不到重视。

（二）高校管理者的法治观念比较淡薄

高校管理者的法治观念淡薄一方面表现在，“人治高于法治，权力大于权利”。管理者习惯于高高在上的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教育学生，在管理过程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以管代教，以罚代教的不规范管理手段非常突出，有些高校管理者在法律认识上偏差严重或片面理解。

我国教育传统一直习惯于突出教师的主导地位，教师习惯于对学生实行“家长式”的施教方法，教师对学生拥有近乎无所不管的权力，学生成了教师管束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的权利完全被忽视。

（三）政府在行政上对高校管理行为监督缺失

当前，我国的教育法律监督体系存在着监督不力、实效性差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我国现行法律监督体系还不够完备，而教育法还不够完善，致使教育法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二是我国教育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与责任不明，没有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三是目前我国对违反教育法律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还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得法律监督制度如同虚设，根本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

目前高校普遍存在乱收费行为，还有高校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冲突的失当行为，但是却很少有政府和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出来行使监管权，由此可见我国高校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督和恰当的制约。

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保护大学生权利的保障

（一）明确确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大学生被高校录取并入学报到，学生与高校之间就形成了教育服务关系。学生向学校缴费，获得学习权力，而高校对学生实行教学，并为其发证，是教育服务合同的最主要条款，也是高校与学生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学生在校期间，高校必须履行对学生的管理职能，同时还要承担着为其提供各种服务的功能。由此可见，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第一，双方是自愿达成的“教与被教”的知识教育合同关系；第二，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第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实施学生管理法制化建设，是高校管理的需要，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

篇7

【关 键 词】教育法；价值；冲突；消解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2-0010-03

著名法理学家佩雷尔曼认为：“法律基本上是关于各种价值的讨论，所有其他都是技术问题”。可见，法律价值层面的问题应该是比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基础、更重要。我国目前关于教育法的研究大都是技术层面的，较多关注对教育法文本的解读，对其价值层面的深入探讨还较少。教育法在执行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学者针对教育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的诸多建议，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教育法的目的期待与企求、价值判断和评价上的差异。

一、教育法价值冲突的表现及原因

教育法价值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教育法所体现的道德尺度的差异，以及建立于一定道德尺度之上的教育法的价值判断。教育法的价值冲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价值准则的矛盾，这是由教育法自身固有的属性决定的

从法的价值准则来看，法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自由与秩序的冲突、秩序与正义的冲突、正义与效益的冲突、秩序与效益的冲突等等。教育法的自身性质决定了其价值的多元化，从而形成了多维的价值体系，它们既相互整合又相互冲突。

首先，秩序与自由的冲突。秩序是法的基础价值，自由是法的终极价值。两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自由强调的是主体个性的发挥，是个体追求权利的体现，而秩序强调的是有序状态，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两者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冲突却在所难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自由，维持平衡的规定性，自由也有可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打破秩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就是教育法秩序价值的体现，在追求教育教学秩序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是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自由的限制。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对于教师和学生两种主体权利保障的取舍。

秩序与教育法的其他价值也存在着重要联系。秩序与自由、秩序与正义、秩序与公平的关系，都应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美国法理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把正义与秩序关系就概括为“正义的社会秩序”。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上，要视具体情况确定其价值取向。

其次，效益与正义的冲突。教育法的效益价值和正义价值并不是截然割裂的，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甚至互相包容的。例如，教育法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造成损害的，应由教师所在学校给予赔偿。从正义的角度看，致人损害理应赔偿，而且教师的侵权行为应归属于“职务侵权”（所谓职务侵权，是指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过程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从效益的角度看，致学生损害的教师和学校承担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可以规范教育教学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因此，教育法的这一规定既体现正义标准, 又符合效益要求。正义始终是教育法的核心价值，背离正义而实现的效益，必然使教育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效益的提高往往能够实现更高层次的正义，没有效益的教育制度规范，也不可能促进教育正义的实现。因此，效益需要以合理的、健全的教育法律制度作为条件，而正义则需要效益的帮助才能发挥它的一些基本作用。

以上教育法的价值诉求可以概括为教育法的内在价值（正义、自由、平等）与教育法的外在价值（秩序、效益、效率）两个维度。内在价值是核心、是终极关怀，外在价值是保障、是实现途径。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价值又有两重含义：功用价值和内在价值。能满足一定的需要是功用价值，更深一层含义是本身具有的优异特性，这是内在价值。这是对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的理论的批判”。

（二）不同的教育价值主体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上的相互对立，这是由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性所决定的

教育法律主体自身的价值观念以及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化都会导致不同的价值认识和价值诉求。教育法的价值始终是一个理解各异、众说纷纭的学术范畴，它体现了教育法所具有的主体意义, 以及满足教育法律关系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首先，当今社会生活的广泛和复杂构成了教育法的价值冲突的先决条件。处于不同社会阶层、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对教育法价值的认识、要求、判断必然迥然相异。人是有阶级、民族、职业等划分的。不同的人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对教育法的需要和由教育法带来的利益也不相同，进而呈现出教育法价值的多维性。例如，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问题，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观点。多数人从社会正义、教育公平、教育机会均等的角度批判择校现象；有的人则从经济学、社会学、制度理论等角度分析，认为择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其次，教育法的价值冲突还体现在教育法的运行中，体现在立法、执法、守法和监督等各个环节上，受到立法制度、执法水平、守法意识、监督机制的复杂影响，这里主要还是制度和文化等原因。就教育立法而言，法律仅以最低道德底线为标准对人的行为进行调整，立法者必须要作价值上的选择，明确教育法制定是为了保护哪些人的利益；执法者拥有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就是在坚持不违法尺度上的一种价值判断；有时公民的守法意识更多来自于法律之外的一种道德判断。例如，有些人认为不送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是父母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再如，有些人认为老师打骂学生是教育学生，是天经地义的；监督机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也会暴露出价值冲突。

再次，教育法的价值还受教育自身发展的影响，在教育法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中就体现了教育法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冲突。有的学者列表法的价值体系：法的总价值是正义、公共幸福、人类进步。其中包括法对个人的价值――安全、自由、平等；法对社会的价值――和平、秩序、文明。教育法一直以来被视为“软法”，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过多关注教育法的社会秩序价值，而忽视受教育者的个人自由价值。《教育法》在确认受教育者的某些教育权利的存在及其范围的时候，不但“设定很狭窄, 仅涉及一般性教育权利，而对学生入学、收费、就业、受教育内容的选择、自我管理等基本权利的规定要么没有，要么太简单”，同时也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的相关规定。

最后，还存在着教育法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两种法律规范的价值冲突。两者都以权利、义务为要素，都体现了立法者所希冀的价值理想和目标，即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是对人的教育需要的满足。虽然整体来讲它们有共同的价值要求，但是由于二者所规定的内容不同，我们通过分析会发现它们有不同的价值侧重，甚至是冲突。例如，教育法的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实体法赋予学生申诉的权利，但是对于申诉的程序和时限都没有明确规定。主要原因还在于实体法侧重人的教育自由价值，而程序法的价值取向偏重于社会管理层面的秩序价值。“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在程序方面的规定都比较简略和粗糙，且偏重于管理而忽略相对方的权利救济”。

二、教育法价值冲突的消解

既然教育法的价值冲突是客观必然的，最重要是要把这些价值的冲突消解到最低限度，以更好地实现教育法的功能和作用，使教育法在各个层面上都尽可能地达到“良法”的目标。人类的法律发展总是以不断消解法的价值冲突作为过程和手段。一次又一次法的价值冲突消解的累加，就为法律的发展进步奠定了现实基础，或者是提高了法的理论水准，或者是促进了立法发展，或者是推动了法的实施进程。

篇8

关键词：大学生；权利意识；教育

随着大学生与高校发生的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国家教育部、教育理论界以及各高校的管理层都感到根据原有的教育法律法规，对当前校生关系中的权界问题很难作出明确的判定，于是，一系列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内的变革正在逐步实施。2005年，教育部对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一直适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更注重学生的权利维护和救济；2007年8月，教育部、公安部和人口计生委联合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计划生育问题的意见，在2005年明确大学生结婚权不得侵犯的基础上，更明确了大学生的合法生育权同样不能侵犯。近两年，教育部已组织专家实施“五修四立”计划，对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和学位条例五部法律提出修改建议稿；起草学校法、教育考试法、教育投入法和终身教育法四部法律的建议稿。除完善高教系统内的法律体系外，2006年，作为05新课程方案的首开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全国新生中普遍开设，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内容之一，充满了对公民权利教育和法律修养的重视。

由此看到，一场高教法律体系变革正在进行，关注大学生权利意识教育的行动方案正在展开。相对而言，法律的变革往往是被动的，仅仅依靠明晰的法律条文，并不能天然有效地使当代大学生具备合格的公民素质，增强意识以及培养出正确的权利意识，关键还在于寻找到符合当前大学生心理发展阶段的权利意识的教育方法，05方案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一个是否合乎大学生实际，达到充分使用教材并实施有效教育的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对当代大学生的权利意识面貌要有一个初步的调查和了解，从而才能谈及对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和如何实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一、当代大学生权利意识状况描述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中国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改革开放成果突显，时代精神充分展现的历史阶段。他们意气风发，他们身处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时代，由于背负着几代人的大学梦，客观上受教育的时间相对父辈们而言大大延长了。他们没有生产劳动的任何经历，缺乏经济独立性，因此更缺乏人格上的自我经济独立要求。而且，父辈们对孩子过度呵护，往往替代其责任、“剥夺”其义务，这又削弱了当代大学生独立与成熟的进程。对权利义务知识的掌握和实践，他们更多是通过接受“应该”和“不准”式的行为命令而获得，这种教育模式注重灌输，讲究行为的奖励和惩罚，缺乏对权利义务知识的思辨解释系统。因此，这不能引发大学生们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思考。

在以上客观背景下，已经年满18岁的大学生，心理社会化进程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的大学生，发展缓慢，他们既显示出对权利要求的迫切性，又无法摆脱对父母的依恋，因此，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由谁来支付学费的问题上，大学生们把义务推给了父母，在遇到损害自身权益的事情面前，他们会让家长出面解决问题，在遇到不满的情况下，他们也许会一下子就诉诸法律，但明显行使权利不当”。当他们希望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之时，他们并没有从思想深处理解权利和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对于那些和自身密切联系、能够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律，诸如《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却又并不熟悉。

当代大学生的权利意识来自于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活，他们更希望和当下的社会特质流行的事物产生同化，那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诸如平等、民主、契约等概念，更是深入人心。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担心的，“市场经济无法提供社会公共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社会’所需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一种缺乏公共品质的平等、民主和利益契约必然是狭隘的。这也是当代大学生为何既具有强烈的权利诉求，而行为却恰恰又体现了某种短视的私利驱动性。真正的权利，是一种伦理精神，它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以及稳定的获得性都必须以公共精神品质为其内涵基础。如何培养这种具有公共品质的权利意识呢?

二、当代大学生权利意识教育的要旨

1．注重规则意识养成的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强调教育的理性精神

权利的普遍实现有赖于所有公民共同遵守权利义务系统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中，规则意识的形成直接影响到各层面的制度安排能否有效运行。当代大学生并非全无规则意识，他们渴望人际和谐，尊重知识和理性，希望在具有规则意识的客观环境里生活，但是长期以来，依靠外在的奖励和惩罚手段进行训导，注重灌输的教育方式，这些使大学生们缺乏主体自身必须经过理性反思才能得到的解释系统的支持，而外界也没有提供这种解释系统，因此这种仅注重效率和行为结果的规则教育只可能是：其一，行为人能够遵守规则，但缺乏道德情感的基础，因此，在没有充分的解释系统支持的情况下，外界环境的任何一种变化都有可能毁坏主体的规则意识，因此，没有形成内在信念而遵守规则的行为，仅仅是害怕惩罚而已，而一旦有了逃避惩罚的可能性存在，规则将不复存在。其二，行为人缺乏主体意识，对规则的理解十分独断，缺乏变通能力，并且长期习惯外界灌人式的规则教导，往往可能出现要么绝对服从权威，要么绝对否定权威的情况。

因此，为了使大学生的规则意识能够达到自愿与自觉的统一，需要建立规则意识的解释系统，并要特别重视教育过程中对理陛精神的培养。用理性的教育意识和手段鼓励学生在怀疑中产生真诚的思考，激发其自身解决社会公共领域内问题的能力，从而内生强烈的规则需求感。

规则意识教育要具有针对性，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要求：

第一，教育手段要以人为本，在充分了解大学生心理社会化程度的基础上采取合适的教育模式。既然当代大学生由于客观的原因而具有心理社会化程度延缓的特点，那么有些对于80年代、90年代大学生无需学校教育专门培养的能力、传授的公民知识现在就必须由大学来承担，诸如人格独立性的培养，心理脆弱的克服，弱公共意识的纠正，权利义务结构的理性解释等。第二，教育手段应减少工具性、功利化，强化理性解释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教育，教育方法上要体现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平等性，教育者少摆权威架子，但教育内容要通过对其仔细的讲述，构筑其自身的权威，进而内化为大学生自己的规则意识。

回到校生关系之中，我们看到，和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诸如《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从没有以正面的形式与学生接触，其中往往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各所大学根据上位法所制定的《学生守则》。而学校在对新生进行的校纪校规的教育中，对《学生守则》也仅做大概的介绍，并施以形式化的检验，而十分见效的是，学生们很快知道了自己要遵守的规则，但是这一切，缺乏法律解释的视野。同时，大学生在学校内本需接触的最实际的法律知识，例如调节学校和学生关系的权利义务知识，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我们需要改变这样的做法，应把对《学生守则》的讲授当作新生入校的第一项权利意识教育，配之以对相关法律的解释和对上位法的介绍，这些应当成为新生进入大学的最重要的一课。2．形成区别于普教系统的权利意识教育模式。完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我们不可忽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从其对法律部分知识内容的编排可看出，它是对高校原来的法律课程讲授方法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改革以后的这门课程的法律部分更注重对于法律精神、权利意识的培养，但是，虽然教材有了很大程度的革新，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律课程过于注重法律知识中立讲授的教学惯性却仍然存在，于是，各种体验式的，注重形式上丰富的教育方式近年来成为改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良方，以此希望减少以价值中立的方式讲授道德理论和法律知识所难免产生的负面因素——缺乏核心价值观，无法激发学生求知欲。

对于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培养，需要既“博”又“精”，大学在客观上没有更多课堂时间专门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法律知识、道德修养的充分讲授，所以在“博”不能求全的现实情况下，只能以“精”为上，这个“精”主要体现为教育具有理论深度，价值导向鲜明，从而能够坚定而游刃有余地就一个问题进行论述和证明，闪现实践知识领域里真理的光芒。

注重形式丰富、旨在“便于学生接受”的实践教学固然重要，但是大学生更需要富有理论思辨深度的知识解读，对权利观念产生的复杂背景，及权力与权利的斗争历史演变的精彩讲述，而不再是把他们当儿童一样仅教授法律常识。当代大学生不缺少法律常识，他们缺少的是对于法律知识和渊源的正确理解和反思的习惯，而这些才是大学教育与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差别所在。与此同时，权利意识教育需要学校配套开设哲学、伦理、逻辑、历史等通识选修课程，以增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文化底蕴。

3．突破学生和学校之间单纯的“特别权力关系”。拓展合理的平等契约关系领域

所谓“特别权利关系”，是基于特别法律原因，为实现公法上的特定目的，行政主体在必要的范围内对相对人具有概括的支配权力，而相对人负有服从义务的行政法律关系。由于高校一直以来被视为受国家教育部委托对学生进行管理的准行政主体，为此，我国大学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公认为是“特别权力关系”。在这种观念支配，往往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高校对学生犯的错误有权进行教育和处分，并具有强制力，而且学生如果对学校管理不服，一般只能提出申诉，不能直接诉讼。在实际中，学校长期持有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很难在短时间改变，学生在长期的特别权利关系所支配的学校生活中，正确的权利诉求往往可能在程序上就被压制。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有较高权利意识的学生也会感觉到权利诉求阻力重重，容易产生对“权力”的扭曲崇拜。

为此，在坚持学校对学生具有一定管理权的基础上，必须发展合理的平等契约关系。凡是涉及到学生和学校之间基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基础上的各种平等法律关系，都将直接由民法来调整和规范，在此关系领域内，学校作为培养学生成人成才的机构，有义务通过有意识地发展平等契约关系，以创造培养学生正直、正确、自信的权利意识。特别是在形成校生关系之初，高校需要明确履行告知义务，高校进行招生宣传时，有义务公开其针对校生关系制定的管理制度，即学生管理手册。大学应该在与学生建立初步关系前，公开相关制度，以显契约精神，学生可以在不同大学之中，针对大学品牌，大学服务管理水平，尤其是大学对学生实施管理的规章制度进行综合选择。这样可以摆脱本不应该形成“特别权力关系”的地方形成“特别权力关系”，而且也能促使社会各界监督大学的规章制度合法、合理化，更多地了解大学精神和教育方针。

4．鼓励建立学生自主维权组织，疏通校内学生维权渠道

“自主维权，自律修身”是大学生自我权利意识教育的核心内容，大学生往往通过社团形式、学生会组织的形式建立自主维权组织，开展自主维权活动。这些组织和活动能够培养大学生的法治精神和独立自主的处世方式，更能培养大学生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性和对周围人的关心。但是，目前大学生自主维权组织的发展仍然还很不完善，这首先表现为学生自主维权组织的建立仍非常少，其职能也没有良好地发挥出来，在学校的影响很小，而且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因此，从权利意识教育的角度来看，原本具有很强的实践教育意义的学生自主维权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往往并没在权利意识教育上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甚至有时候，由于组织职能不能很好发挥而不断打击着学生自主维权的信心，堵塞了学生自我教育的道路。

篇9

一、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纠纷原因及分析

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纠纷成为影响学生学校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要预防和化解纠纷必须分析成因，以便有针对性采取措施，概括起来有以下原因：

（一）学生管理理念滞后，尚未完全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

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理念陈旧，尚未完全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尽管学生作为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宪法、教育法确定的，有其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律性和社会性。但其法律地位不是学生群体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并经法律承认后正式确定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强调学生义务，漠视学生权利，教育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生只能服从。但在现代社会，民主、平等、自由是人类的理想和信念，学生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学习的主体。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学生观把学生当作教育对象，没有把学生作为有意识的个体，更没有当作独立的个体和法律关系的主体，一个民主、现代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制国家。在大力推广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今天，加上持续的法制教育，民主意识、法律观念已深入人心，大学生民主法制意识增强、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增强，这从客观上导致了学生管理纠纷案件的增加，当然这是好事可以促进依法治校依法管理。

（二）教育行政规章（下位法）和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有违背法治（上位法）精神的地方

按照法制协调统一精神，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否则无效。但教育立法中从全国范围来看，依法治教却显得较为滞后，就高校学生管理而言，所依据的行政法规和自行制定的规章制度都相对滞后，下位法违背上位法，从而导致学生管理纠纷。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教育部1990年颁布实施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已被2005年9月1日实施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取代）中有的规定和提法和国家法律相冲突，如把学生的考试作弊、两性关系等行为均定性为“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用容易引起歧义的道德评价对学生进行处分，不符合法治精神；“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内容违背了《婚姻法》有关结婚的规定。实践中曾发生过牧丹江某医学院学生结婚被开除后状告学校而胜诉的案例。另外在招生中，《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规定，患有各种恶性肿瘤、血液病的高考生，不能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在各学校招生中，又扩大规定了更多疾病考生不能录取，这些缺乏公正性和道义性的规定，势必侵害这类弱势群体考生平等享有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权利。可看出这些都是引起学生管理法律纠纷的原因之一。

（三）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程序不规范导致纠纷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也在进行着深刻变革，难免发生新旧体制的冲撞。高校管理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由于缺乏法治精神的程序规范及应有的保证制约机制而出现脱节、不衔接，甚至出现某些程序的混乱、程序瑕疵。我们知道程序正当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学生基本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程序不当会导致学生合法权益的损害，导致行政行为的无效。还有，学校对违纪学生的处理时，有的程序不健全，学生救济渠道不畅，如学生申诉渠道不畅通，也可能选成对学生的侵权，这些都会引起法律纠纷，影响学生稳定。在全国有影响的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诉学校，学校败诉一案就是典型。校方认为田永考试作弊并根据学校规定对原告作出退学处理后，并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的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留在学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的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学校也依然为田永正常注册、发放津贴、安排培养环节直至最后修满学分，完成毕业设计并通过论文答辩等事实。这一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事实上从未发生应有的效力。然而临近毕业，学校有关部门却通知原告所在系，因原告已作退学处理，故不能颁布发毕业证、学位证，不能办理正常的毕业派遣手续。法院受理案件后，经过审理，判决学校败诉，就是因程序不规范而退学行政决定无效的典型，不仅可看出学校学生管理程序的混乱，也可看出程序正当原则的重要。否则就会引起法律纠纷，而影响学校稳定。

二、解决学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根本途径

（一）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实现高校管理法治化

高校学生管理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高校管理法治化了，高校学生管理才能实现法治化。高校管理法治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战线的具体实践。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已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攻坚阶段，学校作为最基本的教育主体担负着教育发展的重任，学校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理念和方略，学校必须确立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办学思路和治校方略，把包括学生管理在内的学校管理纳入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依法治校就是学校教育法律关系的各方主体都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依法享有法定权利，同时履行法定义务；只有坚持依法治校，学校的一切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才能保证学校的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各项改革及工作健康、有序、稳定、高效地发展。高校管理实现法制化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广大师生的民主法制意识，提高学校领导和决策的民主化、科?W化程度和水平，更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学校的凝聚力，促进学生管理法治化，从而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正确解决学校和学生的法律纠纷，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团结稳定繁荣的良好局面。

（二）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化解学校与学生法律纠纷

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高校学生管理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关系，用法治的原则，处理学校和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在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上追求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合法化。要充分重视对学生生命健康、财产、知识产权、隐私权和人格权等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完善法律救济渠道，保证申诉渠道的畅通。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里面，以我所在学院为例，我们已经对学生处分作了明确规定，以后处分公告里一律不再出现学生名字，以XXX代替，从而保护大学生的隐私权。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他们具有智商高、开拓欲望强烈、感情丰富、观念更新周期短的优点，但思想和言行容易偏激、社会经验欠缺，这就需要高校管理者在学生管理中要有很强的针对性，转变传统的片面强调尊师的观念，从平等、公平的观点出发，在学生管理中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和法制观念，重视学生个体权利的完善和发展。坚持依法治校、依法管理，用法治的原?t和精神，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和不断完善必要的程序和制度，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以使管理者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管理大学生，构筑化解学校管理纠纷的有效系统，规范学校秩序，实现法治状态下学校发展的稳定与和谐。

（三）完善学生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及依法规范学生管理制度

篇10

然而近年来，大学生权利诉求的不断增强给旧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提出了种种挑战，现实状况迫切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作出适时的改革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如何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来保障大学生合法权利，成为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

一、在学生管理制度中保障学生权利

（一）制定学生管理制度应遵循的原则。1.合法性原则。高校制定的学生管理制度的合法性原则，就是不得与宪法法律，以及教育部的部门规章抵触原则。要求必须主体合法，制定程序合法，制度形式合法；2.参与性原则。在制定学生管理制度的方式上，学生参与讨论制定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这样可以集思广益，使学生意见和建议能通过正当途径得以表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同时，在其实施过程中，会得到学生的尊重和支持，减少阻力，提高学生遵守的自觉性；3.民主性原则。学校要吸纳广大学生的意见，拓展文件制定过程中的学生参与渠道。还要广泛征集广大教职工特别是有关学生管理工作者的意见，不能是某个和某些人说了算；4.合理性原则。在合法的前提下，要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从育人的角度出发，以教育、警示为主，而不是为了“从严治校”方便管理而给予学生严厉的惩罚；5.规范性原则。包括制定的程序要规范，符合一般的“立法”程序;文本要规范，如高校内部的规章制度不能使用专用的“条例”等；用词表述要规范，如给予学生处分的情形，规定中的要用具体表述语言。

（二）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主体。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制定的主体是学校。由学校制定的管理制度且管理制度的效力及于全校，其他职能部门以及二级学院(系)不得另行制定涉及学生权利义务的内部管理制度。目前高校制定其内部管理制度大部分都是以学校的名义下发的。但高校内部学生管理涉及很多部门，主要有教务处、学生处、财务处、组织部、团委以及学生公寓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就代表学校起草有关管理制度，然后提交学校有关会议讨论通过，学校下发。从一个制度的最后一个条款“本规定(办法)由x?x处负责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些制度名义上是学校的，但实际上是部门制定的。这样的做法可以从使学生管理的工作中很多惯常的合理的做法上升到制度中，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管理部门起草制定的制度之间存在脱节、扯皮、矛盾等问题。

（三）全面把握学生管理制度制定的依据。高校制定内部学生管理制度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其“上位法”，与学生权利义务、高等教育、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主要有：1.宪法；2.教育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3.教育行政法规，包括《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4.教育部门规章，主要包括：《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国家教委关于印发的通知))(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5.其他相关法律，包括《行政许可法》《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等；6.其他相关法规，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8.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规定也可以作为制定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的依据。高校制定内部学生管理制度不得与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不得损害学生的合法权益。目前，最直接、最主要的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四）完善学生管理制度的内容体系。从《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的结构体系和具体内容来看，学生管理所涉领域主要有：1.学籍管理；2.校园秩序与课外活动管理；3.奖励；4.处分。高校学生管理涉及学生事务的方方面面，以上只是包括了高校学生管理的主要方面，此外还有学生学费管理、安全管理、就业管理、科研管理等。一部完整的学生管理制度，有利于学校全面的管理，更有利于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