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动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经济的动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美国 制造业 经济波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美国新的经济增长机制，从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持续整整十年的增长，将美国经济带入了战后最长的繁荣期，许多人用“新经济”来反映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出色表现。而2001年3月份以后开始的经济衰退，又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新经济”的重新审视，虽然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均不绝于耳，但美国产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却是少有争议的。

不论是在经济扩张期还是在经济衰退和调整期，本轮经济波动反映了美国微观运行机制、中观产业结构和宏观管理方式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变化更为直接地反映了行业运行、就业结构以及消费模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深层原因。制造业是美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在美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美国制造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奠定了美国新经济成长的重要基础，而且也使新经济的衰退和调整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一、美国新经济波动的主要特点

这一轮美国经济波动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波动的幅度减弱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从经济繁荣期来看，与战后其他较长的经济扩张期相比，在90年代这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中，GDP年度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小；而在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GDP增长率下降的幅度和累计持续的时间也低于以前（陈继勇，2003）。

具体来看，90年代经济繁荣期的特点集中于“一稳三低”，即经济稳定增长伴以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低财政赤字；而21世纪初期的经济衰退程度虽然减弱但复苏过程缓慢，生产率的持续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企业投资不振与个人消费的强劲共存，出口波动幅度加大与贸易赤字增长同步。

总之，无论是经济繁荣期还是衰退和调整期，美国经济的运行和波动都逐渐显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美国经济结构的实质性变化正是这一新趋势的深层基础，而制造业作为美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其持续的结构性调整是新经济波动呈现不同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制造业的贡献与经济波动

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产业。半个世纪以来，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然而，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却与产出的高速增长相伴，并以90年代的表现最为突出。用于衡量制造业实际产出的制造业生产指数（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在1990到2000年年均增长4.6%，比同期实际GDP的增长高出1个百分点以上，而相比之下，1950到2000年间该指数年均3.8%的增长仅比实际GDP年均3.4%的增长高出0.1个百分点（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ent，2004）。相应地，1990到2000年间由制造业创造的GDP以年均4.52%的增长超过了服务生产部门3.65%的平均速度，这使得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下降趋于减缓，十年间仅下降了1.8个百分点。但在2000-2003年期间的经济衰退和调整中，制造业创造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0.37%，而在2000-2005年期间，其平均增长率仅为0.58%，这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5年内就下降了2.5个百分点。虽然目前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例仅为12.0%，但其近两年来的健康发展仍然是推动美国经济再次快速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2004和2005年制造业所创造的实际GDP分别以4.80%和3.96%增长，而同期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高达4.22%和3.52%，均高于90年代的平均水平（见表1）。即在90年代以来的经济波动中，美国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步伐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而在经济衰退之后的缓慢恢复，也正是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制造业内部构成来看，90年代以来的增长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70年代以来，耐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一直下降的，从60年代平均的15.6%一路下滑到90年代平均的9.07%，而同期非耐用品制造业下降的幅度则要缓和得多，60年代平均10.08%，而90年代平均为6.57%。然而从90年代开始，耐用品的生产出现较快增长，其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9.0%左右。尤其是在走出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之后，耐用品制造业平均对GDP的贡献远远高于非耐用品制造业，其中在1993到2000年间，耐用品制造业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平均为0.76个百分点，接近整个制造业同期0.84%的贡献度，而1998年耐用品制造业更是拉动美国GDP增长了1.10%，创造了90年代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新水平。

耐用品制造业的兴起对美国经济的繁荣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耐用品制造业的衰落促成了美国新世纪初期的衰退，其根源在于耐用品的价格弹性随收入水平和供给能力的提高而趋于下降。耐用品的使用是有一定周期的，尽管这种周期随着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所缩短，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和大幅提高使得耐用品的生产周期快速缩短，因此必然将面临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而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通过创造需求的方式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信息技术正使得创新的周期缩短、新产品层出不穷，但过快的产品更新也正使原有产品过快地面对供过于求的处境。这是耐用品价格弹性趋于降低的根本原因，也是技术先进国对耐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根本原因。然而，2000年的美国开始面临创新停滞所带来的问题，即互联网在技术上的局限性以及半导体芯片行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固有的“4年循环规律”的制约，使美国出现了信息技术创新的停滞（陈漓高，2004），而一系列的经济调整也随期而至。

国内需求的有限性，加上创新成本的不断提高和新技术扩散时间的缩短，使得企业必须借助于不断扩大的市场来快速收回成本和获取利润，这就决定了制造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将日益加深（庄宗明、孔瑞，2006）。这不仅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市场之于美国制造业越来越重要，同时也反映了美国与那些贸易往来发展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突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

三、制造业对价格指数的贡献与价格波动

在90年代，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突出影响还表现在价格方面，制造业价格指数的持续下降为经济运行创造了良好的低通胀环境。从1990年开始，制造业的生产价格指数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并在1996年以后一直是负增长，于2000年达到-2.26%的谷底。随着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的不断下降，商品生产部门的价格指数也一直处在低位运行，从而有力地拉动GDP价格指数在1%到3%之间徘徊。虽然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物价水平的持续走低与大量的相对低廉的日用消费品和资源性商品的进口有关，但进口对限制美国国内物价上涨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国产业本身对于保持价格的低位运行的作用则要重要得多（庄宗明、孔瑞，2006）。

制造业的这一贡献主要来自于耐用品制造业，并且更直接地来自于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自1991年开始，耐用品制造业的GDP价格指数即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自1995年之后就一直是负数，2000年谷底时其GDP价格指数下降了5.47%，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在2005年仍为负值。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GDP价格指数就持续下降。自1995至今，该指数每年下降的幅度都超过12%，下降幅度最大的1998年达到26.03%，即使近几年降幅有所缓和，但2004年比2003年仍下降了12.80%，为持续低通货膨胀做出了持续而突出的贡献。

计算机行业价格的降低与其日益降低的成本和高速增长的产量有关。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位居制造业榜首，如果以工业生产指数来衡量，1997年的产量是1990年的4倍，而2000年的产量则扩大到了1997年的两倍多。继2003年的反弹之后，2005年的生产指数已经从2002年的222.2增长到346.5，表明在经济恢复中其生产更加平稳也更有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行业中的高精尖技术产品产值持久而强劲的增长更为引人注目。1990年高精尖技术产品仅为1997年产值的14.5%，经过90年代后期的高速增长之后，2000年的产值已经达到1997年的2.8倍。在2001和2002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高精尖产品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并于2003年又开始大幅增长，2004和2005年该指数分别达到408.1和495.7，是1997年产值的4倍和5倍。

计算机行业价格指数的下降一方面为其他行业的投入提供了日趋降低的成本，从而间接地支持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价格指数的持续大幅下降，埋下了经济强制性调整的隐患。价格的持续下降说明技术的普及和扩散速度在加快，而原创新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也正在消失，随着重大的技术创新趋于枯竭，剩下的只是有限的增量创新，新经济正在快速地步入到成熟技术的成本竞争阶段（华民，2002）。在全球化条件下，IT产业技术的扩散也是全球性的，因此美国IT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面临着世界供给能力快速提高与生产成本快速下降的双重威胁。但美国并不具备成本优势，生产率的提高和工资水平的稳定越来越满足不了降低成本的要求，而一旦新产品开发的速度放慢，IT产业唯一的出路就是保留高端产品环节而把成熟产品的生产放在国外甚至完全放弃生产而转向外包，而这无疑将对国内的生产和就业产生重大影响。从2000年左右的调整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影响，而经过调整之后的计算机产业也显示出明显的效果，其价格指数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回升，基本接近1994年的水平，并带动制造业价格指数显著回升。

四、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与就业波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占美国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就一直在下降，从1960年的28.4%下降到2004年的11%，44年中下降了17个百分点。

而在绝对就业人数方面，80年代以前制造业的雇员总数波动幅度比较大，但总体上是不断增长的，80年代的就业总量已经趋于平稳，其中1984-1990年雇员平均达到1778万人。在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中，制造业就业再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1993年雇员人数比1990年减少了92.1万人，但从1994年开始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稳步上升趋势，到1998年达到90年代最高的1756万人，虽然低于80年代中期后的平均水平，但已经比1993年净增了78.6万人。而自2000年以后，制造业的就业出现了战后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并集中于2001至2003年，这三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比2000年总计减少了275.3万人，使制造业占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在短短的3年间就下降了1.9个百分点。2005年比2000年减少了298.4万人而仅仅有1428万人，比战后最低的1946年1470万人更少(《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1995年数据，P324)。

90年代制造业就业超常的稳定性与同期美国失业率的稳步下降，和2001年以来制造业的大规模裁员与同期美国失业率的节节攀升，都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美国新经济波动中制造业与就业的深刻联系的必然反映。

交通工具与设备制造业是制造业中最大的行业，80年代末该行业创造的GDP占经济总量的2.4%，而90年代以来该行业显示了更为旺盛的生命力，2003年创造的实际GDP比1990年增长了18%；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是90年代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从1990年到2000年该产业创造的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7.40%，其中1995-2000年间的增长速度平均高达37.35%。2000年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创造了1856亿美元的GDP ，占制造业总量的13%，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9%，均位居制造业之首。由此，选取这两个行业进行制造业内部的分析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能够从总体上反映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交通工具与设备制造业在90年代的表现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产业内部分工的加强，最突出地反映是，2000年从事机动车零部件生产的职员比1990年增长了28.6%，占全行业就业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30.6%上升到2000年的40.9%，虽然在之后的4年里就业下降了18.0%，但其占全行业的比例仍达到39.1%；二是军用工业加速民用化进程，其表现是，2000年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的就业比1990年减少了38.5%，之后的4年又继续下降14.1%，其占全行业就业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39.4%下降到2000年的25.1%和2005年的25.2%（见表2）。

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内部就业的变动，则主要反映了该产业内部优势部门的集中化以及技术成熟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1990-2000期间就业增长最快的是半导体与电子元件，增长了17.8%，并吸收了计算机行业三成以上的就业，同时通信设备制造部门也略微增长了7%，而计算机与设备和电子仪器部门的就业分别下降了23.6%和17.8%；在2000-2004年期间就业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通信设备和半导体与电子元件部门，下降幅度分别达到39.2%和33.0%，其次是计算机与设备，又进一步下降了29.7%，但从结构上看半导体与电子元件部门的就业仍然占了34.2%，而计算机及外设部门的地位则大不如以前（见表2）。

综合这两个行业的分析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的广泛影响下，美国经济所体现的社会分工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制造业部门不再局限于保持最终产品上的优势，而是更多将分工深入到产品的内部，将竞争的核心集中在对技术和资本要求较高的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上，而将附加值低的产品及生产环节进行压缩，进而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无论是交通设备制造业中从事机动车零部件生产人员的快速增长，还是电子产业中半导体与电子元件的扩张和计算机与设备制造部门的委缩，无不说明当代美国制造业正在进行的产业链战略环节的转移，进而从根本上反映了9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生命力所在。而在这一过程中，军用工业的民用化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这种分工形式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制造业行业本身，实际上正是通过制造业企业内与企业外分工的重新安排以及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新经济才对美国的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生产分工的发展促使美国制造业中的非生产性工作不断独立出来，制造企业逐渐将诸如法律顾问、财务审计之类的工作外包给专业服务公司，一方面取得精简瘦身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得到信誉优良、业务训练的服务商的业务指导。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制造业绝对就业人数的下降，另一方面生产业的就业却在大幅度的增长。例如专业与商业服务业是90年代以来美国就业增长最为强劲的产业之一，其所包含的三个部门的就业增长都非常明显：1990-2000年间，“临时帮助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了约1500万，而该部门中有相当多的劳动者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活动；“专业与技术服务”和“管理与支持服务”部门在十年内就业分别增长了2100和3400万人左右，其功能基本上都承接了制造企业原有的生产，亦即源于制造业的健康增长，这些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行业也得以迅速发展。由于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中心，美国是经济全球化最为踊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因此美国受此次社会分工深化的影响最深，反映在微观改革方面，如产业链战略环节的转移、服务外包的增长和企业流程再造方面，美国制造业均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在劳动生产率、就业等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上美国也有相应的突出表现。

五、美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在9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经济波动中，制造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方面、价格系统的稳定方面还是从就业结构的转换方面，制造业结构的调整都对经济整体走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一现象不仅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制造业在服务型经济中的地位，而且对于正在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制造业分工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新经济的成长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是一致的，这是美国制造业发生变化的最大背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联结成为全球性的网络，开放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各国的国民经济不仅是国内的还是全球的，各国的国内市场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企业活动的范围也大大扩展，这为世界经济的运行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竞争是永远不变的主题。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今天，即使是经济总量如美国这样巨大的国家，即使是经济发展如美国的制造业这样成熟的部门，也难免受其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可以说全球化是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强大市场基础，是90年代美国制造业再度繁荣的重要原因，但也正是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技术扩散速度的空前提高，促成了新经济的衰退和调整的必然性。美国经济对于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远不如中国之深，2004年美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为25.15%，其中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15.17%和9.98%，而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则高达69.98%，其中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34.02%和35.97%；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也远不如中国之重，2004年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为12.7%，2004年工业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则高达46.01%。虽然入世之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陆续开放了部分国内市场，但限于开放度的不同，全球化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却比中国更为全面而深入。但随着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逐渐地全方位地溶入，中国必须重视世界市场变幻对中国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必须重视制造业在承接全球分工过程中对国民经济总体所产生的影响。

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变革不仅体现了世界技术创新的发展，还体现了国际分工性质的变化。在信息经济时代，技术创新是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得以产生和持续的根本源泉，技术创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创新的停滞同样会导致波及范围强大的经济衰退。当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远不能与美国相比，美国在充当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同时也担当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角色，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旧面临艰巨的经济追赶任务，在工业技术发展方面主要是吸收、模仿和增量创新，但正是这种追赶型地位使得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而自主创新对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地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造成了中国的产业技术整体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得多，技术创新的不足反映在产出上则是产量的快速增长与增加值率的持续偏低并存，科技支撑能力低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大力加强技术自主创新的力度，改变制造业关键技术主要依靠国外的状况，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活力。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经济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重新分工。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加速了制造业的全球化步伐，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和信息网络的联结，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间的全球分工发展到产业内、企业内进而产品内的全球分工。制造业企业内分工的深入以及企业间分工的细化不仅扩展到一国经济中从而促使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途径传导到世界各地从而促使全球经济的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企业可以根据价值链和产业链建立起面向全球开发和配置资源的高效生产体制，从而构成新的全球生产与分工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一种产品的生产环节由于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而被分配到不同的国家进行开发和生产，而该产品所隶属的产业也不再在一国范围内具有完整的产业面貌，由此国民经济内只存在产业链条的一部分，从而使各国经济通过产业全球化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公司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抢占了产业链条的高端，将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母国，而根据成本变化的情况将愈来愈大比例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正是凭借生产成本上的巨大优势而承接了发达国家制造能力的转移，并且随着技术扩散速度的加快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中国也正在承接越来越多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加工任务。实际上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发挥了其“世界加工厂”的作用而实现的。很明显，中国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生产环节的低端性和重大产业体系的非完整性，使得中国必须依赖大量的进口和高额的能源消耗来支撑其庞大的生产系统。而更重要的是，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和“世界加工厂”地位的强化，不仅会助长“发挥比较优势为先”的思想从而忽视贸易条件趋于不断恶化以及比较竞争能力趋于不断下降的事实，而且加深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并强化了其在新的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不利地位。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9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变动及其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项目批准号：03JB790003）的成果之一。作者：庄宗明，厦门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校长助理；孔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陈继勇：90年代美国增长的特点与前景[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1)。

陈继勇、彭斯达：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趋势[J]，《国际经济评论》，2003（11-12）。

陈漓高、齐俊妍：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4（4）。

华民、王劲松：对美国经济的再认识[J]，《国际经济评论》，2002（11-12）。

庄宗明、孔瑞：美国制造业变革的特征及其影响[J]，《世界经济》，2006（3）。

篇2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 p.and piore 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 labor 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 labor 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 of entry and 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 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 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 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 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 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 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 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 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 radical 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theory)

贝克尔(becker 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 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 of 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 e.and rosen 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 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 of 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 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 research 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 d.and salop 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 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 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 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 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 d.and rubbery 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 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篇3

【关键词】马；冻精解冻；子宫处理；受胎率

为了培育出山丹军马场自己的乘用型马，满足日益发展的国内、国际乘马市场的需要，2006年5月我场与北京种马场合作，进行了阿拉伯马冻精与山丹马杂交改良育种试验。本次育种试验结果：冻配受胎率为20.67%，受胎率较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做好2007年的冻配工作，我们总结了2006年冻配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2007年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详细分析，修改和完善了2007年冻配计划，找出能够提高冻配受胎率的可行性办法，才使我们2007年的冻配受胎率提高到26.85%，比2006年提高了6.18个百分点。虽然提高幅度不大，但是冻配工作还是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由于阿拉伯马冻精与山丹马杂交改良育种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为了有效地提高受胎率，我们把影响和可能影响冻配受胎率的因素做了以下探讨和研究。

1 冻精的制作与保存时间对受胎率的影响

2006年我们使用的1196颗粒冻精是北京种马场在2005年6月～8月中旬期间生产的，在此期间，北京气温在38摄氏度左右，制作冻精的实验室里又无空调设备，室内温度也在38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制作出的冻精颗粒必然活力低，死精多，精虫存活时间短，用这样的冻精直接影响了配种受胎率。而2007年使用的3000颗粒冻精是北京种马场在2007年2月下旬～5月下旬生产的，在这期间，北京气温平均在15摄氏度左右，这是生产冻精的最佳温度，在这种条件下制作的冻精颗粒质量就高。同时，2007年使用的冻精是现生产现使用，保存时间只有1个月～2个月，而2006年生产的冻精保存时间为一年，由此可见，冻精颗粒保存时间越长，其受精能力就越低，受胎率也越低。

2 冻精解冻方法的改进与提高

2006年由于我们在冻配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经验不足，在解冻方法上确定不了一个合适的解冻配方，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多次改变解冻液配方和解冻颗粒数及输精剂量。2006年我们在冻配初期选用的解冻配方是6%蔗糖液加3.4克脱脂无糖奶粉，用3毫升解冻液解冻一个冻精颗粒，镜检后3份～4份合起来进行输精，到中期由于冻精解冻后活力较低，根据3匹公马冻精的特点，分别采用了三种解冻后活力最佳的配方，即伯爵马采用7%的葡萄糖液加3.4克脱脂无糖奶粉、沙丁马采用5%葡萄糖液加4克脱脂无糖奶粉、士伯马采用7%的葡萄糖液加3.4克脱脂无糖奶粉、解冻方法改用20毫升解冻液，一次解冻3粒～4粒冻精，到后期根据北京种马场有关技术人员的建议，改为用10毫升解冻液进行解冻，前后配方改变了多次，但受胎率还是很低，而2007年我们采用了统一配方，采用6%的蔗糖液加3.4克脱脂无糖奶粉，用15毫升解冻液一次解冻4粒～5粒冻精进行输精，用此方法解冻精虫活力虽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也不大。

另外，据有关资料报道，绵羊冻配受胎率不高，是由于在各种处理过程中，中的前列腺素受到了破坏，而前列腺素具有引起子宫平滑肌收缩作用，有利于精虫向前运动。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冻配工作中应将防止前列腺素受到破坏的冷冻技术的研究作为提高受胎率的突破之一，并且尝试解冻后向中添加前列腺素来提高受胎率。

3 冻配时间、马匹营养及环境的影响

3.1 冻配时间

2006年我们进行冻配已是6月份，这时马匹人工受精已有2个月，大多数母马已受胎和排卵，剩余的马匹大多数是屡配不孕或有生殖疾病，这些马进行冻配就严重影响了受胎率。2007年我们在冻配时间上提前了1个月，这时马群中有一部分空怀母马和繁殖力较强的母马，用这些母马进行冻配，比较容易受胎。因此，确定适时的冻配时间是提高受胎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3.2 马匹营养及环境因素

2006年由于冻配时间晚，马匹营养状况较好，但冻配期间正值高温干旱天气，影响了马匹的正常、排卵，降低了受胎率。2007年冻配时间虽然提前了1个月，但马匹营养状况差，同时，2007年春季气候反常，雨雪交加，气温低，牧草长势不好，造成马匹、排卵不正常，使部分冻配马久配不排，从而造成冻精浪费，因此受胎率提高幅度不大。

4 直检技术和输精技术对受胎率的影响

母马与否及早期妊娠检查都靠直肠检查来确定，准确的鉴定是适时输精的依据，长期实践证明，在母马排卵前后6小时～10个小时输精受胎率较高，但这个最佳输精时间却很难判断和把握。2006年我们采取了每日上、下两班配种制，把三期以上的母马，每天早晚各检查一次，以便准确掌握其排卵时间提高受胎率，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因此，我认为母马在期间卵巢对外来的刺激很敏感，尤其在越接近排卵时，敏感度就越高，这时，我们在直检时频繁地触摸卵巢，卵巢就会产生一种应急反应，使卵泡的发育受到影响，发生早排、延长排卵时间或卵泡停止发育，甚至会出现卵泡萎缩等现象，这样就严重影响了受胎率的提高。2007年我们取消了两班配种制，采取每日一次直检，对3期以上的母马进行酌情输精或后压24小时，这样就把输精间隔时间定为24小时输精一次。由于今年母马整体营养不良，这一措施没有起到明显效果。

技术人员的输精技术对人工授精结果的影响也不同。在输精时，如果轻柔地按摩阴门，抚摸子宫颈都能引起母马释放催产素，催产素又能使子宫肌肉收缩，有利于精虫向前快速运动，防止倒流；如果技术人员采用或快或慢、拙劣粗暴的方式进行输精，则会引起母马肾上腺素的释放，肾上腺素能使子宫活动降低，抑制催产素的释放，导致输入的倒流，延长了在子宫内的停留时间，降低了精虫的受精能力，从而影响了受胎率的提高。

5 冲洗子宫及治疗子宫炎症

母马生产后，或多或少都会患子宫炎症。子宫受到感染，不仅影响受胎，而且很容易引起早期胚胎死亡和流产。2006年我站由于工作繁忙，又是冻配的第一年，一切工作都在摸索中，从而淡化了冲洗子宫这一重要工作环节。2007年我们对一部分冻配马进行子宫冲洗，受胎率有较明显的提高，由此可见，适时冲洗子宫也是提高受胎率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今后的冻配工作中，应对冻配母马在输精前2天～3天内用1%的盐水冲洗其子宫，而后再输精，配排后再向子宫内注射160万单位～210万单位的青霉素，实践证明，受胎效果好。对患有子宫炎症的母马，应采取先治愈后配种的办法，治疗方法：用0.1%的利凡诺液或0.2%的高锰酸钾液冲洗子宫，冲洗后第二天再用1%盐水冲洗一次，经治愈后母马受胎率可达到86.5%。

6 冻配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工作意见

（1）阿拉伯马和山丹马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系，由于两者之间差异较大，生活环境差异也很大，造成冻精精虫与母马卵子的亲和力降低，影响冻配受胎率；也有部分母马的受精卵在子宫内着床以前，就可能已经死亡，导致早期流产，其原因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2）冻精在北京种马场解冻和在山丹军马场进行解冻，其活力和存活时间都存在差异。冻精用同样的配方解冻，在北京种马场解冻后，精虫活力一般在0.35～0.4，而在山丹军马场解冻后，其活力为0.25～0.35，活力下降了0.1左右；精虫的存活时间也从48小时以上缩短为24小时左右。造成冻精活力下降的原因，一是可能与这两地所处的海拔高度有很大关系；二是冻精在山丹马场解冻时，因冻精生产和解冻不在同一气压条件下进行的，这样很有可能造成解冻液和冷冻液之间渗透压不平衡，从而损伤精虫，造成活力下降和存活的时间短，最终影响冻配率。这一想法有待今后研究和探讨。

篇4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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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某向当地法院陈述，2010年7月1日其在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和当地某化妆品公司的安排下与江苏某化妆品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工作地点一直在当地，只是公司跨区搬迁了两次。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和当地某化妆品公司系关联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应当连续计算工作年限。为此时某向法院提供了社保缴纳记录、公证书（内含当地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增减表、2010年10月12日时某关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在某区2011年房租费的申请签呈）予以证实，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和当地某化妆品公司对社保缴费记录真实性认可；对公证书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向当地法院陈述：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和当地某化妆品公司是独立法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当地某化妆品公司向法院陈述，2010年6月30日时某系自动离职后到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工作。当地某化妆品公司没有支付时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江苏某化妆品公司未足额支付时某工资，时某据此解除与江苏某化妆品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现时某要求江苏某化妆品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对于补偿金数额应根据时某的工资标准及工作年限予以确定。关于时某的工作年限问题，根据时某在入职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后某化妆品公司仍为时某缴纳社会保险的事实，并结合当地某化妆品公司在某区2011年房租费的申请签呈中“终端运作中心审批意见”一栏有江苏某化妆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签字的事实，能够认定江苏某化妆品公司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时某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到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工作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故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时，时某主张把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法院应予支持。故其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应从2002年11月开始计算。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应按照10.5个月为标准支付时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江苏某化妆品公司支付原告时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人民币8616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要求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并进一步认为江苏某化妆品公司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法上的关联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实践中，我国的一些集团公司因经营需要，将劳动者从一个用工单位指派、转移到另一个用人单位。个别用人单位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用工成本最低化的目的，恶意规避法律，利用管理之便将劳动者在不同用人单位之间进行劳动关系的分配和调动，导致员工并不固定和一家企业订立劳动关系，人为造成劳动者丧失潜在利益的局面。由此如何计算员工的工作年限也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2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劳争解释四）的第五条开始有效扭转实践中存在的上述局面。本案就是劳争解释四出台后司法运用的实践结果。

本案原告和被告争议的焦点在于关联企业之间轮流与时某订立劳动合同时，如何计算时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这一争议焦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江苏某化妆品公司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是否属于劳动法上的关联企业；二是江苏某化妆品公司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轮流与时某订立劳动合同的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三是江苏某化妆品公司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轮流与时某订立劳动合同是否损害时某的期待利益。

（一）江苏某化妆品公司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是否属于劳动法上的关联企业

关联企业是指在法律上相互独立，但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着直接拥有或控制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控制或拥有、其他在利益上具有关联关系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关联企业的关系不同于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它们在公司法上属于独立法人，相互间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主盈利，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故仅从外观上难以判断。本案的审理思路可以归纳为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1.从形式上看，关联企业一般具有相同的股东、相同的法定代表人或是相同相近的企业名称，或者拥有同一个注册地或者实际经营地，在公司的员工手册或者对外宣传单中，会将关联企业之间的孕育、发展历史与变迁沿革作为企业文化加以宣传，等等。本案从形式看，被告与第三人的企业名称都包含有著名商标“某某某”字样。

2.从实质上看，重点调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两企业是否为统一的经营管理、高管是否在两企业里兼职、劳动者工资发放主体及时间段、社保缴交主体及时间段，比如本案中当地某化妆品公司的签呈中有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时某在入职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仍为时某缴纳社会保险，说明两家企业在经营管理有混同现象。

法院审判实践中，关联企业通常表现得极为隐蔽，即使劳动者称是在两家企业的安排下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关联企业也仅会陈述双方并无任何关系。从法人独立人格说理论角度，原用人单位没有责任承接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也没有义务代原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但《劳动法》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普通民事或商事法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人身依附性，两者地位并不平等。由此引申出法人独立人格否认制度在劳动法领域的适用。

（二）江苏某化妆品公司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轮流与时某订立劳动合同的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

用人单位之间对劳动者进行调动、划拨的目的应当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双方缔结劳动合同的目的。也就是说，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划拨、调动的行为不仅应对用人单位构成利益最大化，同时对劳动者也应构成有利变更。本文拟从公司发展与个人成长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就公司发展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要求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当今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一体化的大格局下，用人单位根据企业自身的业务经营状况而对劳动者做出的调动、划拨，应当以达成劳动力配置和谐为目的。只要这种方法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根据自身市场配置劳动力的发展方向，法院应当肯定其调动的合理性。就本案而言，时某长达8年时间一直在当地某化妆品公司工作，在工作城市、工作场所、工作岗位不变的情况下，又c江苏某化妆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合同约定时某仍担任终端经理工作。这种情形无法反映出公司生产经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无法体现出一个理智的市场经营者应当做出的选择。如果本案时某与江苏某化妆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在江苏的市场规模扩大，而时某的销售业务能力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此两公司在与时某协商一致后拟将时某调到江苏工作，那么这样的调动行为即具有合理性。

就个人成长的角度而言，劳动者提供劳动从而获得劳动价值。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价值，劳动者需要实现自身的提升，包括工作经验的增长、职务的升迁与劳动报酬的提高。首先，不同单位之间的工作调动应征得劳动者的同意。劳动者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工作调动可以分解为劳动者与旧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和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两个步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因此，不论是解除还是签订劳动合同，都应当征得劳动者同意。其次，不同单位之间的工作调动能够与实现劳动者的个人发展相结合。劳动者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其对于工作环境、薪资待遇、职业前景均有更高的期待与要求。如果原来的用人单位没有足够的晋升空间或者不能满足劳动者对于培训的需要，那么将劳动者推荐或指派到关联企业中工作，使劳动者仍有升职空间，或者得到进一步培训的机会。本案中时某是在江苏某化妆品公司和当地某化妆品公司的安排下进行的工作调动，这种安排无法体现出时某的自愿性，也不能与实现时某长远个人发展的愿望相结合。

（三）江苏某化妆品公司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轮流与时某订立劳动合同是否损害时某的期待利益

由于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是劳动者享受本单位职工福利、用人单位辞退劳动者计发经济补偿金的重要因素之一，实践中存在某些恶意的用人单位为防止劳动者原工作年限计入新用人单位，往往采取不同手段来迫使劳动者工作年限清零。如上文所述，用人单位之间对劳动者进行调动、划拨的目的应当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双方缔结劳动合同的目的，有利于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如若这个调动、划拨无法体现出上述目的，则需要特别注意是否将会损害劳动者的期待利益。实践中笔者发现主要存在损害劳动者以下三种期待利益的现象：

一是对于在原用人单位中工作即将满10年或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将到期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采取各种手段使其变更用人单位，剥夺了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本案中，江苏某化妆品公司与当地某化妆品公司损害时某的即是这种期待利益，时某在当地某化妆品公司工作已有8年，在这个时候变动用人单位，剥夺了时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

二是对于在原用人单位中工作即将满10年或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将到期的劳动者，如果劳动者能够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原用人单位就丧失终止合同权利，但只要在劳动者变更用人单位并与新用人单位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新用人单位即享有单方终止劳动合同的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就业权。

三是一些用人单位长期拖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用人单位通过各种方式使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迫使劳动者能够追索与原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报酬的仲裁时效的起算点提前，使劳动者丧失追索部分劳动报酬的胜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不受时效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举例来说，2011年1月1日，劳动者甲与A公司签订了两年期劳动合同，2013年1月1日甲在A公司的安排下与关联公司B签订了两年期新合同，2014年底甲追索2011年至2012年期间A公司拖欠的工资，甲与A公司的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甲的胜诉权已于2014年1月1日时丧失。

篇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世界经济　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十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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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经济已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实。中国更是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一项重要目标，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治疗世界经济“亚健康”

日前举行的第三届20国集团（G20）智库论坛上，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给世界经济做了次“体检”。他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处于“亚健康”状态，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衰减导致“心率过缓”，投资和消费乏力导致“供血不足”，不少国家还存在“高成本、高福利、高税收”的“三高”问题。概括起来，世界经济缺乏活力，体力恢复迟缓。

如何改善世界经济的“亚健康”状态？与会专家认为，开放是一剂良药。

“开放经济对于全球增长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如此评价开放经济的重要性。

中国是开放经济的践行者，也是受益者。王文说：“回顾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当程度上源于和受益于开放经济。”开放，解决了长期以来限制中国发展的资金和技术约束；也是开放，让中国全方位融入世界并逐渐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

开放，令中国受益，对世界亦然。据世界银行研究估算，2015年前，即便不考虑任何额外竞争所必然带来的额外生产力，贸易自由化每年也会给全世界带来近3000亿美元的利益。此外，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也会有所下降。

可以说，开放符合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与潮流。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是实现改革目标的必经之途。而对于世界经济，各方保持合作是呵护复苏、维护和平的“推进器”。

更需坚定开放步伐

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大势所趋，却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此导致国际贸易总体低迷。据世贸组织统计，2012至2014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三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

“国际贸易低迷阻碍世界经济的长期活力，终将损害各方的利益。”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G20成员都是贸易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领军者，推动建设自由开放、普惠共赢的全球大市场。”

另一方面，各国货币政策方向性的差异也导致了诸多冲突性的政策问题，给全球汇率变化、资金流动、贸易与经济形势带来不容小觑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加强彼此合作，提高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另一条道路是走向对抗、摩擦并导致现有体系的衰亡。”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欧洲项目主管安东尼诺・维拉弗兰卡说。

越是面临逆风，越要坚定开放与合作的信念。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呼吁：“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的全球机遇和挑战。”

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近年来，中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采取一系列举措，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贸易层面，推进自贸区建设与拓展双边、区域、多边自贸安排并举。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此后陆续建立了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2015年6月，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相继签署；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仍在谈判中。

投资层面，“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2014年，中国大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第一大接收方；同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利用外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既深化了中国对外开放，也为区域贸易和投资的扩大拓展了新空间。

篇8

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发表《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4.9%。7月25日，该组织对这一预测进行了更新，将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测上调到5.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预测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国家经济实现快速增长，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尤为突出。根据最新预测，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将分别增长11.2%和10.5%，印度经济将增长9%和8.4%，俄罗斯经济将增长7%和6.8%，增速均明显超过该组织4月份的预测。

这一波世界经济增长的浪潮，最值得关注的是无通胀或低通胀的增长，即通货膨胀并没有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增加。造成全球经济低通胀增长的原因在于全球化与新经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机会：中国的加入使世界商品供给量增加、价格下降；印度的加入使世界服务外包业务发展、成本下降。新经济的发展则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调整，同样价值的产出大量减少了物质资源的消耗数量，经济增长也因此不再伴随这之前与其形影不离的通货膨胀。

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受伤

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重新抬头，将对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国际投资造成伤害。

第一，自由贸易必定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工结构的调整，发展中国家因为劳动力丰裕而会专业化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会导致劳动要素由丰裕变为稀缺，进而刺激工资上涨；发达国家则会专业化地生产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产品，这会使得原先稀缺的劳动要素逐渐变得过剩，其工资便会出现下降趋势。

第二，自由投资会刺激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套利，由于资本流出，发达国家的劳动就会相对过剩，工资就会下降。由于资本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就会变得相对稀缺，其工资就会上涨。

资本外流、工作机会减少、工资下降不仅引起发达国家民众的不满，而且进一步导致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性金融波动影响经济稳定

从2007年看，全球性金融波动集中表现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导致全球性金融波动的根源是世界经济的失衡，而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则在于世界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美国的消费。

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国是靠黄金储备进口商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今天，则是靠全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因此，当美国为进口商品而发行过多美元时，就会导致美元大幅贬值，或者要求其贸易伙伴货币升值，而不管该贸易伙伴经济基本面是否需要货币升值。

今年上半年以来，美国管理当局把贸易失衡的调整全部转向针对外部世界的汇率调整，比如美元大幅贬值等，结果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都出现了升值。这种情况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欧洲经济增长率下降，日本经济复苏被遏制，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因人民币的被迫升值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此外，由于美元是世界主要流通货币，故美元贬值一定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与资源价格的波动，比如世界房产价格与石油价格的波动。这些价格的波动又会使得世界经济的稳定变得更加难以维持。

油价持续上涨可能重新诱发通货膨胀

今年上半年以来，国际油价步步攀升，频频刷新年内新高，其中纽约市场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更是在7月31日创下每桶78.21美元的历史最高收盘价。石油价格上涨主要由以下两个因素所导致：第一，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得世界石油供给变得很不确定，从而引发全球石油期货市场的投机性炒作与价格暴涨；第二，自2002年起，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不断贬值，因为石油期货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必然造成石油价格的上涨。

篇9

一、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2006年，世界经济已经连续四年保持强劲增长，2007年世界经济总体运行态势依然良好。从多种因素来看，虽然影响2007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变数仍是美国经济和油价的高企，但无论美国经济增长是否减缓，油价波动是否剧烈，世界经济依然保持着适度的增长。虽然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对不同的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来看，高位徘徊的油价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的冲击比预期和想象的要弱。油价上涨是世界各国经济持续发展导致能源需求旺盛的结果，以及与地缘政治相关的地区局势造成的，并非供应不足，同时也体现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活跃和繁荣。另外，虽然2007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有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但由于进入了增长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受发展中国家经济强劲增长的带动，以及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保持温和增长的影响，因此总体走势被多数国际组织和机构看好，各种预测较为乐观。汇集各有关机构的评估，普遍结论是：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比2006年的增长高峰有所减缓，但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经济增速可能在3.4%到4.8%之间。尽管目前各方面的预测只能作为参考，但可以断定，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幅度不会有大的出入。与此同时，未来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

综合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低于2006年的增长率，但可以确定的是：2007年将是世界经济连续五年保持高速增长的一年，世界经济处在一个较快、较长的发展阶段和繁荣时期。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7年9月份的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06年的增长率（联合国贸发会议认定的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最终为4%），为3.4%。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尽管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强劲增长了3.9%，但次级债危机潜在的威胁并未消除，经济增长下滑有可能在今后显现出来），因此联合国贸发会议对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判断较为谨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同样将低于2006年的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认定的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5.4%），为5.2%，与此前的预测相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尽管2007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攀高、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以及美国次级债风波的蔓延和影响，但世界经济总体活力并没有明显减弱，保持着强劲增长态势，由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7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较为乐观。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经济形势分别做出评价：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仍将是东亚和南亚，其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分别为10.5%和8.5%；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从上年的3.3%减缓到2%；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长水平高于美国，增长率将分别达到2.8%和2.3%；非洲的增长率将达到6%；拉美和西亚的增长虽略有下降，但增长率将接近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07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5%，低于上年的2.9%。其中美国的增长率为1.9%，低于上年的2.9%；欧元区增长率为2.5%，低于上年的2.8%（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增长率都将低于上年）；日本的增长率为2.6%，保持了五年的延续增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为9.8%，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中国的增长率将达到11.5%；拉美地区的增长率为5%，低于上年的5.5%；中东地区的增长率均为5.9%，高于上年的5.6%；独联体的增长率为7.8%，略高于上年的7.7%；中东欧的增长率为5.8%，低于上年的6.3%；非洲的增长率为5.7%，略高于上年的5.6%。

2007年，在西方世界陷入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漩涡的背景下，综合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对2007年世界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经济体增长的预测看，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引擎力正逐步下降，而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它们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提升（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全球增长的一半以上），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经济增长下滑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此同时，欧元区国家和日本经济在拖累全球经济多年后，显然已经摆脱长期低迷阴影的笼罩，对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强劲增长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拉美和非洲地区经济的连续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以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依据权威机构对全球经济的综合评估，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契机，同样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与压力，如何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风险，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带来的冲击，将是未来发展中经济体不可回避的严峻考验。

二、经济安全形势

从2007年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看，突出的风险仍然来自金融和能源安全领域，其中包括全球股市、尚未消除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以及金融、能源领域的新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它们威胁着全球经济的稳定。当前，金融和能源领域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和有关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

（一）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导致各国间经济往来充满了矛盾和摩擦，构成了全球性经济问题，并加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2007年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恶化，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可能超过9000亿美元，而欧洲、亚洲和石油出口国的顺差相应增加。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过快，而日本、德国以及中国等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美国对外净负债超过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四分之一，其债权国主要是日本、欧洲国家和中国以及石油出口国。而美国贸易逆差又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另外，美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美元持续贬值，而美元贬值又加剧了其内部失衡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前美元贬值已成为长期趋势，这使美元地位产生动摇，导致近年来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美元贬值加剧带来的风险在全球不断蔓延。同时，全球经济失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十分突出，国际贸易政策上的纠纷和冲突频繁，这些冲突主要发生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以及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全球经济能在高度失衡的状态下保持增长，部分原因就在于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这使得全球利率保持低位、美元保持强势、高油价对通胀的影响也被商品价格下降所抵消。然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矛盾越积越深，其可能引发的无序调整是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在全球贸易失衡和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背景下，由此诱发的连锁反应表现为贸易和投资环境恶化，并且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全球经济失衡在世界各国间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最为突出的是加剧了贸易摩擦、对世界各国货币政策产生了不确定性的影响、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利率水平在失衡的两极间存在着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对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同时，由于各国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差额和息差，以及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使得汇率问题成为有关国家争执的焦点，并导致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全球性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

（二）全球股市的泡沫风险

屡创新高的全球股市也随之积累了大量的泡沫，全球股市多次厄运再现。2007年以来全球股市的繁荣与泡沫现象成为国际金融领域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股市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全球股市的脉络，股市的大幅度波动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造成2007年初以来全球股市波动的原因，除了近年来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股票的泡沫成分在过去的几年逐步增大，风险也在增大，股市的全面回调也在情理之中。近年来，全球股市始终潜伏着隐患，股市承受能力十分脆弱，一有风吹草动，股票行情便急剧变化，股市也骤然风雨飘摇。由于全球股市的波动不仅会影响和蔓延至全球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且它对整个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更为剧烈，特别是货币市场。目前国际货币市场危机隐患无处不在，随时有可能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人担心，由于全球金融形势依旧严峻，全球股市的频繁波动使股市风险更加险恶，因此全球股市活跃与繁荣趋势能持续多久，尚难预料。如果全球股市反复振荡，将使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国际金融市场也有可能因此风雨飘摇。

全球股市的波动影响所及囊括了全球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其中对整个国际金融领域特别是货币市场的影响更为剧烈。从以往的教训和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形势看，突出的问题是国家或地区性货币变化牵动着全球股市，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双双出现联动性影响和冲击。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潜伏的危机有可能是全球股市动荡风波未息，接踵而来的便是货币市场的大幅波动，而货币市场的波动又反作用于股市，同时随着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必然会卷土重来，这种相互影响和冲击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破坏性尤为严重。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将有可能导致股市和货币市场轮番动荡的恶性循环，从而诱发全球金融领域的动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蔓延

美国2007年夏季爆发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信贷紧缩及金融市场动荡，全球信贷危机及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使金融系统性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在次级贷款危机蔓延西方世界的背景下，尽管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相对稳定，全球股市异常繁荣和活跃，没有发生全球范围的金融恐慌和灾难，但世界各地区在资本市场繁荣的背后潜伏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隐患，次级贷款危机带来的风险还未全部释放。特别是由于美国次级贷款风波持续蔓延，世界经济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此，有关国际金融机构和人士多次提出警告，声称下次世界经济危机很有可能从金融领域开始。目前，世界经济不稳定首先来自全球金融体系，美国处于资产“泡沫”破灭的困境，由于房地产下滑造成了金融领域的振荡，不良贷款居高不下，金融体系捉襟见肘，大量无法追回的贷款使多家债权银行陷入资金困境。无独有偶，近年来美国在外资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债务负担更加沉重，使美国资本市场风险日益增大，这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未来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另外，一些国家受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余波的影响，脆弱的金融体制逐渐显现出来。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尽管近年来汇率变动相对稳定和有序，符合改革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基本面。但2007年以来，美元贬值步伐正在加快，特别是美联储连续下调利率的预期已经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持续走软的一个主要因素，存在着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一旦出现新一轮的大幅度贬值，将严重动摇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信心，出现美元抛售失控的风险，使各国货币抵御国际外汇市场汇率变化带来的冲击压力不断增大。次级贷款危机继续恶化的潜在风险和美元下跌带来的隐患随时有可能引发地区性和局部金融危机，这充分反映了当前国际金融安全状况，同时也将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

（四）油价上涨的不良影响

2007年，在中东形势进一步动荡、全球石油需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持续攀升的背景下，到11月份国际油价一度直逼每桶100美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涨幅超过了40%，创造了近年来的最高点。目前油价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缘政治形势动荡带来的影响，如全球反恐形势错综复杂、伊拉克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伊朗核问题解决未果、主要原油出口国国内局势时有动荡等，都对近期国际油价有着直接影响。从目前的石油供给情况看，中东局势动荡和石油供应紧张带来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生产的后续能力，石油供应状况不稳定将导致油价继续在高位徘徊，油价的浮动范围从2006年的每桶65到70美元提高到90至95美元，甚至将超过95美元，油价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虽然目前世界各国对油价上涨的承受能力远比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大大加强，但仍有人担心全球经济因油价上涨而陷入严重衰退的噩梦有可能会再次重演，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承受多重压力。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石油价格上涨将对全球经济的不良影响主要包括：导致全球通货膨胀上扬、抑制资本投资的增加、削弱消费开支的增长、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最终制约全球经济的发展。国际能源机构确定的能源安全定义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合理的价格；二是供给充足。从目前的石油安全机制看，世界许多国家由于没有充足的能源储备更容易受到油价上涨的冲击，特别是经济比较脆弱的国家和地区。种种迹象表明，如果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或无止境地上涨下去，无论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将是严重的打击，能源安全问题进一步凸现。

（五）美元汇率下跌带来的风险

2007年，国际货币市场有五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1. 国际货币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依然是影响国际货币市场的主要因素，是国际市场汇率变化的核心因素。

一年来，美元汇率走势始终在下跌通道，其中美元兑欧元、英镑和加拿大元以及人民币等货币的汇率跌至近年来的最低点（仅相对日元有所升值）。美元汇率的波动一方面表现为市场投机性因素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导致国际外汇市场中积累的金融风险更加突出。

2. 2007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公布的就业、房屋销售数据、消费信心指数等重要经济指标比较疲软，表明次级贷款危机有蔓延和加深的迹象，美国经济下滑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为了化解次级债危机带来的金融风险，保证美国经济平稳运行，2007年9月和10月美联储连续两次降息，虽然降息有助于美国规避经济衰退的风险，但受其影响打压了美元汇率，导致世界各国货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

3. 美元汇率下跌导致黄金等贵金属价格呈现上涨之势。

2007年，受美元汇率与利率变化和全球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上扬，以及一些国家增持黄金储备和需求增加的影响，再加上投机因素，推动了国际期货市场上黄金等贵金属价格振荡走高（到11月黄金价格突破了800美元的关口）。黄金在拥有巨大投资空间的同时也暗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

4. 美元汇率下跌因素强化了国际油价的上涨趋势。

2007年国际油价上涨除了中东局势恶化的地缘政治因素和供需失衡以及投机对油价波动起到的推波助澜的影响外，石油美元效应加大也刺激了国际油价的上涨，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和石油美元与石油欧元之间转换导致了主要货币间的搏弈，并刺激油价上涨。

篇10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际关系 影响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Motivation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NG Aifeng

(Schoo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 product of long-term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long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labor,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flow rate accelerated the increasing scale, form ha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the role of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almost all countries are included in this century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area of the world economy, but also produced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mpact on toda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pact

1 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经济全球化凸显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此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1）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2）世界范围内对市场经济制度的普遍认可和接受，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市场经济具有自主扩张属性，通过不断地扩展自己可支配资源的活动范围来不断提高自己的效率，因此，市场经济一直存在着持续扩张的动力和趋势。

（3）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原来处于对峙状态的东西方国家建立和加强了联系，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全球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运行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跨国公司充分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与经济实力，利用跨地区的生产与经营网络，对不同地区的资源进行最佳有效配置，特别是其国际化的经营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步伐。

（5）国际经济组织对经济全球化推动作用。世界三大国际区域经济协调组织的创立和其作用为经济全球化构筑了组织和法律框架。

在上述因素中，科技进步是第一位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动力。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和主要体现。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全球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程度加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正是在上述几种因素的作用下,特别是资本的不断扩张、激烈的国际竞争、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使得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张。

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而信息革命和网络技术是其核心和标志。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跨国经济组织的迅速发展，市场经营范围也逐渐扩大。它不仅加快了传递的速度，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为新的国际分工创造了条件；它既扩展了广度，也强化了深度。因而全球的相互依存程度加深，使各种关系可能在更多的点上弥合。也就是说，某个地区产生的问题会影响到其他地区，进而对国际关系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1 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推动了国际规则的发展

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一国走向世界，全球经济贸易活动规划的制定、实施、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多边的或是双边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具有重大意义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世界事务管理的惟一行为主体，而必须与各种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开展国际合作。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不断增强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地位（下转第109页）（上接第89页）不断提高正，传统国际关系的内容正在逐渐改变。世界这就需要由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共同遵守和共同维护的一个共同的秩序。在当前，国际合作和国际经济体制已相当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经济全球化必将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有序化、制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2.2 推动区域国家联合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世界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每个国家，无论是大国或是小国，都想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往往又力不从心，于是有着若干共同因素的，特别是地缘因素和文化因素的民族国家，就会通过区域内联合，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地位。

2.3 促进国家间的沟通与合作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全球统一的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民族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使得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时还加剧了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份额的争夺，争端和摩擦持续不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非零和双输、双赢规则取代传统经济体系下的零和、输赢规制，要么一损俱损。因而，不管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多么强大，它都不能随心所欲。尤其是大国之间，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要进行沟通与合作。沟通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发展趋势。

2.4 对南北关系产生双重影响

南北关系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与控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从好的方面来看，首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北关系的紧张态势。由以前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向双方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依赖转变，双方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和规模得到空前提高，并且彼此都认识到，要想让世界经济得以有效地运行，就必须保持双方经济和谐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对于努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自己国际地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不好的方面看：（1）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的造成了冲击。（2）加大了南北间的贫富差距。（3）使南南合作进程面临各种挑战。

2.5 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

随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占据绝对优势，随心所欲地对世界进行控制；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降低了构筑单极世界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改变了各国的政治地位与作用。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丧失了世界经济霸权的地位；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实力增长，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企图建立以日美欧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在调整中不断壮大自己，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整体实力。俄罗斯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恢复大国地位；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和平崛起，引起世界经济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必须与多级的世界经济格局相对应，以保证世界经济的良好运行。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主张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2.6 强化了国际关系的整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