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时间:2023-12-22 17: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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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篇1

党的“十”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消费是个点多面广的事儿,哪些点是“增长点”,而且是拉动力强的点,这是首先要看准的。市场经济时常瞬息万变,风云难测,看准“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才能谈得上抓准、抓好。

在外需环境严峻、投资高增长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提振消费显然是四川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驾辕之马”要担起重负,拉得带劲、跑出精神,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当为驾辕要术之一。现在看,四川居民消费率还相对偏低,这说明四川消费这匹经济增长的“驾辕之马”的“马力”还要加强。

经济增长的“驾辕之马”要有好的爆发力。这种爆发力要体现在起动快、加速猛、冲击力强。市场经济、群雄逐鹿,寻找拉动经济的增长点,一旦看准就要领先一步、领跑在前、占领高地。比如,文化产业、网购天地、高科技产品、节能环保新兴产业和便民消费、特色消费和品牌消费等,可以说都商机四伏,潜力涌动,关键就看“驾辕之马”怎样强健自身,怎样增强“马力”,继而带动拉套之马纵横驰骋。

“驾辕之马”爆发力要好,耐力更要好,正所谓“路遥知马力”。因为消费增长需要培育,需要可持续,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完美实现这一过程是一个系列而有序的工程。拉动消费不仅需要有好的刺激政策、拉动措施出台,还要有保障和促进的办法推进,使之更好地加速,更稳定地前进并走向常态化。这种常态化,需要激励消费的举措来维护来促进,比如降低流通成本、税制改革、提高相关转移支付以及强化各类补贴等等。特别是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更是重中之重。居民的腰包充实了,购买欲才会增强。还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增强了,花钱才无后顾之忧。这样的消费才是有米之炊、有源之水,才能绵延不断。

篇2

第一个欧洲人游了东部后说: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

第二个欧洲人游了中部后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第三个欧洲人游了西部后说: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

这三个结论,正是中国区域发展失衡的真实写照――2006年,西部12个省区市GDP总和不到四万亿元,而东部地区GDP超过两万亿元的省份就有三个。

如何重塑东中西部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格局,已成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

2007年6月,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访渝。耳闻目睹间,她难以置信这是中国西部城市,便忍不住问:“这儿还有没有农民呀?”

在场的人都笑了。阿罗约并不知道,戴着直辖市帽子的重庆,其实是一个省的身体。在高楼林立的主城区之外,幅员辽阔的渝东南和渝东北,还是一片片贫瘠之地。在渝东北城口县原庙堂乡,很多男人竟然一辈子都没有穿过内裤,而农村妇女常用的卫生用品就是破布条。

“吃的是三大坨,住的是沟沟壑,睡的是包谷壳。”原庙堂乡乡长龚道辉说,“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就是原庙堂乡的写照。”

重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城乡差距的缩影――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5%,为1985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从1985年的1.9∶1扩大到3.3∶1。

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已成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大瓶颈。

2008年底,金融海啸入侵中国,东部地区大片中小企业,凋谢在瑟瑟寒风里。东部地区为何难挡风暴?原因在于外贸依存度太高。外需如“象腿”,内需如“鸡脚”,国际市场一有风浪,自然站不住脚。

西部地区却截然相反,内需如“象腿”,外需如“鸡脚”,西部不少区县的外贸出口量竟然为零――贫穷的西部因外需难振,发展自然步履蹒跚。

如果不改变东西部内外失衡的单腿迈进方式,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梦想将成镜花水月。

篇3

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2003年初才摆脱危机状态,经过2004、2005、2006三年的巩固与扩大,如今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最长的一个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得以持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复苏的第一阶段2002-2004年,来自中国的外需推动了日本经济前期复苏。据日本海关统计。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仅仅增加107.24亿美元,但是对中国直接出口竟然增加了121.61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当年对其他国家出口总体是下降的,但是对中国出口足足抵消下降的损失之后还有富余。

将日本对中国直接、间接出口增长因素全部估计在内,可拉动2002年日本名义GDP增长0.46个百分点。

2004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此时企业开始扩张经营。90年代日本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改革,企业严格限制新的投资。进入经济恢复增长第一阶段后,日本企业连续盈利,又看准了市场前景,投资逐步活跃,2002年企业实际投资增长为-2.9%,至2003年则跃为6.1%,2004年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这四年日本企业投资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业、薪金方面情况也有好转,2002年日本社会失业率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现明显好转,持续至目前最新统计,2007年8月已经降至3.8%,表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考虑到日本企业雇用工增加,工作时间延长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金额从2004年起转为小幅增长。如果认为2000-2003年日本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处在低水平的话,从2004年起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幅度出现放大趋势。

据日本政府统计,2002年内需同比增加1.7万亿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万亿日元,外需带动日本经济实际增长0.7%,内需仅带动0.3%。2003年日本内外需分别增加6.49万亿日元和4.09万亿日元,自此日本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才超过外需。但是内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此次复苏,第一动力来自外需。在外需持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经营业绩出现根本性改观。然后企业才开始扩大经营,增加投资、增加雇员。进而从更加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带动出口产业复苏,再逐步扩大到装备制造业,又由制造业传递到服务业,实现三大产业全面复苏。实现日本经济再生产全过程复苏。可见外需带动日本经济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赞了近三年时间,一直渗透到日本经济各个领域,发挥的是第一动力和原动力作用。而投资、消费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第二动力和派生性动力,即在第一动力“点火、催生”之后产生的动力。通过这次分析日本经济复苏过程,我们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2002-2004年外需启动了日本经济复苏,同时还启动了投资和消费,使其在经济复苏的第二阶段发挥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启动,2004-2006年日外需和内需两大动力同时发挥作用,使日本经济复苏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7成以上的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持续增长,实现了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带动增长的势头。但还没有形成以内需为主稳定增长的模式,还不能称为内需主导型经济。

2美国作用何在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投资或者租用企业,其制造的产品有—部分销售到中国市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销往美欧市场,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日本分支迂回出口”。不仅日本包括亚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业做法,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将制造的产品转口到美国、欧洲。如前所述亚洲四小在大陆制造的产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当部分来自日本,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亚洲四小分支迂回出口”,类似还有“美国分支迂回出口”。也就是说,在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亚洲演变出一个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内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厂房等生产要素,参与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间产品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美则扮演市场吸收器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亚洲四小则扮演少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里获取利益有三大类:

一类在中国加工、在中国销售,获取低成本制造和绕过中国贸易壁垒实现间接出口;二类在中国加工向美欧迂回出口,获取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对美欧出口,以及规避与美欧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三类向亚洲四小分支、美欧分支、美欧分支等在华经营的企业提供零部件、中间产品,获取扩大出口、绕开贸易壁垒及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利益。

综上可见,亚洲新的分工体系提供的巨大外需是支撑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据日本海关统计,2007年2002年比,日本对美国直接出口占比由28.5%降至20.6%,同期对亚洲出口占比由43.1%升至47.8%,其中对中国出口占比由15.7%提高到20.4%,对亚洲四小出口占比仍保持在22.7%水准。

篇4

GDP:增长6.9%

从去年前三季度的3个6.7%,到第四季度的6.8%,再到今年一季度的6.9%,中国经济划出一条平稳的上扬曲线,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GDP增速外,一些反映经济活力的关键指标好於预期,良好的开局为完成全年“6.5%左右”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

作为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一向在稳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2%,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从投资领域来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短板领域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民间投资增速则比1月至2月加快了1个百分点,增长了7.7%,从去年9月至今呈现回升态势,表明市场供求关S总体趋好,市场活力有所改善,为民营企业的投资和发展创造了较好条件。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7.2%

近年,消费已经超过投资,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7.2%,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显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与此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不断催生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也带动了新动能的成长。

外贸:出口贡献由负转正

各国进出口数据是世界经济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今年一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增长21.8%,亮眼的数字是国内经济企稳向好的有力体现。扣除价格因素,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从去年同期的负11.5%转为4.2%。

但也要看到,一季度进出口的高速增长有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因素,也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回暖、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有关。保持外贸回稳向好的积极态势,还要更加苦练内功,积极培育外贸增长新优势。

财政收入:增长14.1%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达到14.1%。相比去年的个位数增幅,今年开局季国家“钱袋子”的变化进一步反映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尤为可喜的是,中高端u造、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税收快速增长,体现出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居民文化、旅[、信息消费需求旺盛。

不过,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受短期增收因素影响较大,後期特别是二季度增幅可能会明显回落。

货币供应:增速平稳回落

3月末,我国广义币供应量M2N额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5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

M2增速平稳回落,是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具体体现。虽然M2增速回落,但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企业中长期贷款等重要指标同比多增,反映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减。

城镇就业:规模扩大

去年,我国超额完成1000万人以上新增就业目标。今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规模继续扩大,达到334万人,比去年同期多增了16万人。

就业乃民生之本。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调查失业率来看,3月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比2月末有所回落,处於较低水平,市场整体就业环境较好。

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

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感”直接来自於居民收入水平。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8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跑赢”GDP0.1个百分点。

在收入差距方面,一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7,比上年同期缩小0.02,显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PMI:连续两月上升

中国制u造业窆壕理指数(PMI)涵盖了企业窆骸⑸产、流通等各个环节,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3月份,我国PMI为51.8%,高於上月0.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

PMI保持扩张区间,K连续8个月站上荣枯线,显示u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物价:CPI温和上涨 PPI涨幅回落

篇5

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创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实践是由发展理念引领的。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不能单纯重视经济增长,必须转变自身观念。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要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制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考核体系,细化目标举措,考严考实,考出实绩实效、考出发展热度。继续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主线作用,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做强龙头企业,壮大主导产业

经济的发达程度,往往取决于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的高度与实力。必须培育龙头型企业,提升整体竞争力;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培育未来主导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培育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体系。

强化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高质量发展中抢抓机遇,要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形成区域性创新高地。

构筑高水平创新载体,提升创新创业服务效能。着力打造一批以高新园区、科技综合体和智能工厂为代表的汇聚创新元素、凸显创新实效的高水平创新载体,重视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及服务业内部深度融合,加大科技产业综合体和众创空间建设,构建“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形成助推经济转型的强大引擎。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围绕激活创新“因子”,推动更多企业掌握决胜市场的“杀手锏”。注重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积极培育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的优秀企业家,充分调动企业发展的创造性。

设立重大成果转化专项,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创新科技资源共享与成果转化机制,以创新为动力,在前沿科技领域设立重大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推进更具引领性的原始创新和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化。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更大力度地推进市场化的创新,培育更加强劲的“新动能”。 

探索外向经济新模式,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积极探索跨境电商、跨国供应链整合等新业态,带动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使对外贸易成为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新空间、新渠道。

注重人才集聚,形成人才方阵

无论是发展实体经济,还是加大科技创新和发展现代金融,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在高质量发展中抢抓机遇,要以“招才引智”为抓手,筑牢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撑。

围绕各类创新载体,有针对性地招才引智。主动出击做好人才引进,重点招引培养顶尖人才、双创团队、领军人才以及产业发展急需的紧缺人才,重点引进培育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广阔的创新创业团队。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高品质建设高校园区。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发展,鼓励科研成果转化。推动产学研项目落地,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汇聚融合,把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等诸多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发展优势。

坚持项目为王,招才引智。牢牢把握招商引资的集聚效应,对产业链长、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高质量项目,要坚持项目、人才、创业团队一起引进,形成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项目与招才引智并举,以优质增量的加速扩张带动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篇6

关键词: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顺差;对策分析

一、我国目前对外贸易状况

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逐年提高。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伴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我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

据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规模高达17606.9亿美元,比上年净增3387.8亿美元,增长23.8%,实现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增速连续5年保持在20%以上。

二、形成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第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工资增长是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出口的高速增长一般受两个因素主导,一是需求的持续快速扩大,二是供给能力和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由于世界经济波动没有给中国出口带来太大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出口受需求主导的成分较少,受供给和竞争力主导的成分更多。一种观点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所在,是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这种观点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低工资率往往被低的劳动生产率所抵消。在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劳动资的提高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使得中国在劳动成本方面的优势越加明显。而生产率增长大于工资增长的这部分剩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动力,更是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这一动力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

第二,进口增幅下降是因为中国宏观经济过热得到了有效遏制。中国的进口总额从2002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加速增长期。这种增长一度被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结果。虽然出口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大家对“入世”冲击的过分担心。但是这种关于“入世”冲击的阴影始终存在,也始终有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贸易逆差的担忧。大家在关注“入世”冲击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引起进口高速增长的因素――中国的内在需求。实际上,主导中国进口的,主要是中国经济自身的需求。人们往往记住了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将2002年的进口增长提速很自然地归因于“入世”效应。但是,我们需要强调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中国经济重新活跃引发了大量的进口需求,正是这些需求导致了进口的大幅度增长。这种状况在2003年和2004年看得特别明显。矿物和原材料的进口增长占据了进口增长的主要成分。而矿物和原材料的进口增长正是中国这一轮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结果。今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长明显放缓,因而进口增幅也随之大幅度下降。

第三,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对贸易顺差的扩大推波助澜。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另外一个影响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会导致对人民币的需求和外汇的流入。贸易项为外汇流入提供了两个渠道,一是提前出口和延期进口,二是构造一些不真实的出口行为。这两种行为都会导致贸易顺差的扩大。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对贸易顺差火上加油,它不仅驱使一些企业开展提前错后操作,加快出口而放慢进口;而且今年迄今的贸易顺差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国际游资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驱动下通过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方式而内流贸易顺差将是一定时期内的常态

第四,贸易顺差是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和特有贸易结构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由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贸易结构。这种特殊的贸易结构,是我国对外贸易保持高顺差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国良好的工业配套能力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全球制造业加速向我国转移,推动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加工贸易是一种增值的贸易形式,必然产生贸易顺差。2006年,我国保税区、保税仓库进出口逆差600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设备进出口逆差278亿美元,一般贸易顺差831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顺差高达1889亿美元,超过了我国全部贸易顺差总额,成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由于加工贸易实行保税政策,对外资投入加工贸易具有较大吸引力。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630亿美元,已经连续3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这些资金近七成投入到了制造业中。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外商投资企业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其出口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态势。这成为推动我国外贸顺差高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我国国内宏观经济走势与主要贸易伙伴不同步。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虽然可望保持在9%以上,超过此前的普遍预期,但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上升态势可能已经发生了转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内经济仍然处于高增长期,甚至日本也出现了强有力的自主性增长势头。正因为国内经济降温,内需不振,进口需求委靡,出口增幅则因货物纷纷转向海外市场而迅速提升,两项作用共同促使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三、 巨额贸易顺差的影响及消减之道

近年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高,尽管通过内需来降温,巨大的贸易顺差激化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尤其是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按照我方统计口径,今年全年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可望达到1000亿美元,对欧贸易顺差可望达到600亿美元;按美方统计将会更高。中美纺织品争端久拖不决,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高,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经济则要求人民币汇率施加向下调整,两种作用交互占据上风,一方面,贸易顺差增长及外贸依存度上升,经常项目结构性的失衡,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在增加。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按照目前的进出口和GDP增长速度计算,我国经济增长对贸易顺差的依赖性还将进一步加大。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也加剧了贸易摩擦。2005年以来,已有12个国家对我国发起了33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大案增多,涉及金额上升约20%,这使我国外部贸易环境总体趋紧,形势不容乐观。贸易顺差的增高也使经常项目已成为境外短期资金流入境内的一个主要渠道。除了以往惯用的进出口伪报、提前错后收付款、利用海外应收账款科目及离岸银行业务等常规渠道,目前境外资金还通过服务贸易渠道入境。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还对中国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带来了阻力。

我国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不可能持久,有秩序削减势在必行。在长期内,我们有秩序削减贸易顺差、降低外贸依存度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尤其是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可供选择的策略通常有扩大进口(特别是战略资源和资本设备进口)和对外投资两条途径。

笔者认为,解决贸易顺差,不但要在外贸领域做工作,也要在其他领域动脑筋,不但要在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上下功夫,也要在扩大进口、增加内需上做文章。首先,要大力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刺激内需,改善国内消费不振的局面。其次,要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通过扩大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的产品目录,对“两高一资”等产品的加工贸易进行政策调整。第三,对利用外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由“招商引资”转为“选商择资”、“养商育资”等。第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合理引导升值预期。此外,在调整出口结构和扩大进口方面作一些具体的工作,特别是要促使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放松高精技术及其产品对我国的出口限制,使进出口结构更趋优化,缓解顺差上升过快的压力。

消减贸易顺差,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削减贸易顺差并不认为需要遏制出口贸易增长,应适当增加进口贸易增长,妥善处理好扩大进口和扩大内需。在目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还很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增加依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扩大进口贸易要选择好时机。在战略资源进口和建立储备方面应盲目就于高价位。扩大资本设备进口应当限于必要和尖端设备和技术,不应损害国内技术装备产业的发展。在扩大对外投资中,应当注意约束企业经理们借机扩大自己“王国”的冲动,避免我国对外投资沦为制造大堆烂账和资本外逃“黑洞”的。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麦花.我国外贸依存度现状与前景分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5,3:55.

[2]张燕林,郑礼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带来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6,5:28.

篇7

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德权,梁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5(3)

2彭磊.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探索,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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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在今后20年会带来全球性的洗牌。

主导2005年世界经济走势的三大因素是美元美息、石油价格和中国需求。前两个因素比较容易理解,而且确实长期以来左右着世界经济的大局。中国因素却是新的。笔者所在的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每年之初都在世界各大城市举行“世界经济展望”的巡回演讲,听众人数最多、提问最多的,不是美国,而是关于中国经济的走势。过去,“世界经济展望”的出场顺序是美国、日本、欧洲,两年前改为美国、中国主打,在亚洲演讲时加插日本经济,不提欧洲经济,在欧洲演讲时加插欧洲经济,不提日本经济。

中国经济规模以美元GDP统计在世界上排名第七,总量约为美国经济的1/8。但是,来自中国的需求却在近几年爆炸性地增长着。这一点在国际原材料市场和建筑机械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世界贸易中1/4的钢铁,1/5的铜、锌、镍、铂,是被中国人买走的。全球大米、棉花总需求的1/3来自中国。去年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有40%来自中国。2005年中国新增发电能力预计等于英国现有的全部发电能力,而2006年还会再增一个英国发电能力―英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中国需求上下浮动,对美国、欧洲经济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却是举足轻重的。日本2003年开始出现经济复苏,其动力几乎完全来自出口。日本2003年对华出口增长34%,而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出口微增1.7%。2004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出口国。可以说,没有中国需求,便没有日本这次经济复苏。中国对铁矿石和大豆的强劲需求,将巴西从3年前的严重汇率危机中拯救出来。两年前,上海期货交易员早上看伦敦市场来定价,现在,伦敦期货交易员早上看上海市场后再开价。

2003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8%,其中1.2个百分点直接来自中国的贡献。另外,中国需求拉动其他国家出口和就业,间接地为全球经济增长再贡献0.6-0.8个百分点。因此,2003年全球增长中,有一半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有关。由于美国经济转强,估计200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在30-40%之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中国都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大火车头。

这种背景下,中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于去年11月和今年2月,两次以非正式身份参与G7经济首脑会议。相信中国成为G8成员之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管愿不愿意,强大的国力和激增的国际影响力会把中国推入这个世界精英俱乐部。

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4年暴涨2070亿美元,超过2001年前储备的总数。中国已成为日本之后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海外买家。中国新增外汇储备中,2004年购买美债的比重明显下降,引起了海外市场的猜测。确实,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成为支撑美国债市的重要力量,维持着储蓄率接近零的美国经济的运作。随着欧洲传统基金撤离美债,中国资金对美国国债和金融稳定的支持,和美国订单对中国出口和就业的支持一样重要。其实,美国在贸易上可以制裁中国,中国也有能力在美债购买上反击。中国逾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日渐崛起并向更多领域延伸的中国制造业,是中国对世界影响力增加的又一个见证。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服装、鞋类、玩具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最近几年,电子业也出现了重大突破,在国际市场上份额急速上升。以目前的建设速度看,钢铁和化工业几年内可能变进口为出口,成为新的优势产业,甚至某一天中国可能成为汽车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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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北湖区人才创业

湖南省郴州市微商的活跃度在全国排名47位,而北湖区又是郴州市微商最活跃和集中的区域。2015年以来,北湖区抢抓“互联网+”重大战略机遇,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推动信息技术与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北湖区区委书记欧阳建华说:“我们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投资196.9亿元,启动服务业‘四年行动计划’,重点在经开区和华泰城打造了两个创新创业园,形成以创新创业为引领的经济体系。”

为激发北湖的创业活力,2015年9月,该区组织举办了全省首个由政府部门主办的微商大赛,此次微商创业大赛持续4个月,由国内27名知名微商大伽组成专家指导委员会,通过举办微商高峰论坛、创业沙龙、线上培训咨询、商家产品培训、跟踪辅导等培训活动,让4500余人次的微商及产品供应商受益。

“微商大赛”反哺北湖区经济发展

毕业于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曾在国外留学的唐笑利,毕业之后回到家乡郴州创业。作为一名微商,她把客户的沟通摆在第一位,把朋友圈分类,通过耐心讲解锁定目标客户,在微商现场大比评环节,她的单一农产品在一个小时内销售额就达7226元。

“大赛仅一个小时的实战销售环节,该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就达103.8万元。”北湖区人社局局长段仁德举例说,1994年出生的姑娘郭宗艳, 17岁便涉足网络,2014年就联合创立了湖南自媒体联盟,2015年她在一个月内开发推出“饿货帮”APP平台,一跃成为农产品同类APP的榜首,如今郭宗艳已是拥有30万粉丝的微信大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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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艳(198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保险理论与实务。一、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账户变动趋势分析

(一)经常项目变动趋势

近二十年来,我国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顺差,1997年之前一直保持着高顺差,1997年经常项目顺差达370亿美元,之后有所回落。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经常项目顺差呈高速增长趋势,2008年达4206亿美元。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外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产品出口受阻,因此2008年之后经常项目顺差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一直处于高顺差状态。一个国家经常项目保持顺差或者逆差是该国对外资产与负债变化的直观反映。我国的经常收支处于顺差状态,表明了我国国内收入大于国内支出。经常项目的长期顺差一方面说明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较大、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并未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变动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和金融账户余额变动基本和经常账户余额变动保持着互补关系。即经常收支保持顺差,则资本和金融账户相应保持逆差。而我国长期以来资本和金融账户基本保持顺差状态。从表1可以看出,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1994年达326亿美元,1997年有所回落,1998年实现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63亿美元,之后又开始出现顺差且顺差额波动增长,2004年达1082亿美元。2005― 2008年顺差额开始下降,2009― 2011年资本金融账户顺差持续扩大,2011年顺差达2655亿美元,2012年资本和金融账户又一次出现逆差,逆差额318亿美元,然而逆差趋势并没有得以持续。2013年又重新回到顺差状态,顺差额高达326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见图1)。

图11994年―2013年BOP中经常账户、

资本和金融账户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外汇管理局2013年国际收支平衡序列表汇总(三)两者比较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一国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因此金融资本流量理应对应实际的贸易流量。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反映的是实际资本的流动,而资本和金融账户反映的是资产所有权的流动,二者之间实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因此KA+CA=0。即:经常账户出现盈余时,资本和金融账户理应配以相应的赤字,二者之间应当表现为互补关系。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保持着两个账户的双顺差现象在历史上比较罕见的。

二、国际收支变化的原因分析

(一)经常项目变动的微观因素分析

从BOP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货物贸易额的变动是经常项目变动的主要原因。近二十年来,货物贸易顺差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从1994年的73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3606亿美元。货物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增速都比较快,出口增速大于进口增速。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货物贸易顺差出现下降趋势,由2008年3606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2495亿美元。2011年顺差基本保持平稳,2012年又开始回升,2013年达到了3599亿美元。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收支中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但是服务进口增速远大于出口增速。2008年之前服务项目余额基本保持平稳,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相对小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国内服务业不发达,危机后服务项目进口增速更为明显。2008年服务项目逆差118亿美元,2012年迅速增至897亿美元,2013年达到1245亿美元,增速达3880%。

图21994―2013年货物余额与服务余额变化趋势从图3可知,收益差额和经常转移差额对经常项目变动影响较小,除2007年和2008年之外,收益差额基本保持逆差状态。二十年间经常转移项目基本保持顺差,并且数额不高,直到2013年才首次实现逆差87亿美元。

图31994―2013年收益差额与经常转移差额变化趋势(二)资本和金融项目变动的微观因素分析

资本和金融账户长期出现顺差的主要原因是由金融账户长期顺差造成的,1994―2004年资本账户基本保持在0左右,之后有所增加,但是最高不超过2011年的54亿美元。由此资本账户的变动是微乎其微的。金融账户长期顺差的原因包括:

1根据数据分析,除去2012年之外金融账户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政府政策鼓励,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速。1994―2003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余额基本保持平稳,增速很低。从2004年的338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495亿美元。2005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余额达1041亿美元,增长率达6763%。之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2008年达1715亿美元,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也有所回落。所以2009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首次出现下降,将至1311亿美元,增速为-2356%,之后又有所回升,2013年FDI增至2582亿美元。

2证券投资余额波动幅度较大,对金融账户顺差有一定的影响,是金融账户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之后证券投资余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并且增速明显。2008年之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因此中国证券市场被持续看好,证券投资持续净流入。2013年达605亿美元,年均增速为2657%。

图41994―2013年金融账户差额、FDI差额

和证券投资差额变化趋势3如图5所示,金融账户余额和其他投资账户余额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2000年其他投资余额波动较大。2001年其他投资顺差169亿美元,而2002年和2003年其他投资连续两年保持逆差。2004―2006年其他投资又连续出现顺差,2007年和2008年连续逆差,其中2007年其他投资逆差644亿美元、2008年逆差额为1126亿美元。2009―2011年又一次出现顺差,2012年实现逆差2601亿美元,而2013年其他投资实现顺差776亿美元。

图51994―2013年金融账户差额

和其他投资差额变化趋势(三)我国长期处于双顺差的宏观因素分析

1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是直接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的贸易政策以扩大出口规模为主要目标,出台了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是形成经常项目顺差的直接原因。消费、投资和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极大促进了出口贸易增长。货物和服务项目净出口余额1994年为74亿美元,2005年增至1246亿美元,2013年实现2354亿美元。

2经济结构不合理是主要原因

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多年来一直保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我国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改革开放初期以出口资源性的初级产品为主。再加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BOP中货物项目表现为较高的顺差而服务项目却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我国凭借要素价格优势及投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从而形成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因此,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形成双顺差的主要原因。

3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和人民币升值提供了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投资者。加之各地政府为吸引外资推出了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同时伴随着大量外资净流入。另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持续升值,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82,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62。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成为了国际游资流入的另一动力。二者合力促使了我国资本金融账户长期处于顺差状态。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