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减排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低碳减排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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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城市；成本收益；减排成本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3-0181-04

1 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

近年来,自然灾害加剧,终于引起人类的注意,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间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寻求解决途径。从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到每年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国际气候谈判已经推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政治、经济、环境等多个层面向纵深发展。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要求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2007年4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对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2007年6月,气候变化再次成为八国集团峰会的首要议题。低碳城市与低碳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并很快成为研究热点。

世界的人口在迅速的增加,我们处在一个城市化的阶段。城市化是世界的潮流,城市化也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城市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它贡献了全球主要的GDP,近5/8的城市人口贡献了全球80%以上的GDP,但是,同样城市也消耗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给世界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据统计,目前温室气体释放量60%~80%是城市排放出来的,其中CO2是75%,还有城市热岛效应,环境的污染,交通的拥挤等,所以解决低碳经济的重要核心就是建设低碳城市,城市化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只有在发展低碳城市才能解决。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需要承担保护全球气候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需要较大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协调好气候目标和发展目标的可能途径,就是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之间寻求平衡点。因而,研究如何建设低碳城市对我国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发展低碳城市是我国低碳经济的必然选择。

2 减排角度下成本收益法分析

2.1 城市温室气体减排成本与收益的定义

(1)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

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本文是指在对一个城市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方案的过程中,以及这项方案完成之后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所需要耗费的社会总资源或社会所作的总的消耗。

(2)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的收益

城市温室气体减排所创造的收益是指减排项目完成之后的未来一段时间内,减排能够为社会所带来的社会总效应的增加。本文从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两个方面进行衡量。一般而言,对于收益,应是可以计量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其可计量性,但如收益的含义所述,一些收益的计量,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3) 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和收益的时间效应

任何一个减排方案,其所产生影响决不仅局限于当下眼前,往往会对若干年后甚至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其环境时间效应更是不可小觑。

2.2 减排成本与收益的要素甄别与赋值

要对温室气体减排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成本和收益进行赋值是必要的。但这也是本研究的最大难点之一。本文认为,由于气体减排的复杂性和其影响的深远性,因而气体减排实施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可穷举的,本文只能就现有的认识水平和本研究的需要列举其中的一部分。

(1)减排成本要素的赋值

这一成本的构成要素主要从排放主要来源入手,来甄别要素组成。能源成本可以

参考城市的能源结构和能源需求总量,根据当期市场价格计算出城市的能源消费；根据能源系数换算能量需求,在相同的能量需求下,根据减排的标准,转变能源消费结构,重新计算能源消费,两者的差值就是城市的能源成本。

(2)减排收益的要素甄别与赋值

收益要素的赋值即减排方案收益的量化是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效益分析的另一难点。减排收益的衡量是不易的,尤其是对于减排的社会收益和生态环境收益。这些收益的显现的时间很长。这种收益可能是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内才会逐步的体现出来。

一是直接收益。在减排的实施中,最直接的收益就是CO2的减排量。我国在国际上已经对CO2气体的减排作出了一定的承诺,因而直接的减少CO2的排放量就是对我国建设低碳城市最有效的贡献。那么其量化标准就用城市的计划的减排量来作为直接收益。

二是间接收益。社会收益表现为生活环境的改善给公众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还包括由环境改善带来间接的经济报酬。城市减排会提供更加清洁的各种能源,并会提供与其配套的设施,会给城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与清洁能源有关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减排之后,城市环境气候并不断地改善,使人们在更加健康的城市环境中工作、生活,会使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增加,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也是发展低碳城市的根本目的。

2.3 减排成本收益合并分析

在作决策时,我们必须比较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在一般的成本收益分析中,一般用到公式：净收益=总收益-总成本。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很多间接收益很难用经济指标直接赋值,所以用一般的成本收益会有一定的困难,因而本文准备采用将收益固定化,来讨论成本的方法研究分析。固定的收益就是计划减排CO2量,然后计算减排单位的CO2需要的能源成本是多少。

利用各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温室气体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可计算能源结构调整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值。若以某年为例进行研究,先保证满足基年经济发展所消耗的能源总量不变,调整煤炭和石油的使用比例,计算得出煤炭消费减少1%,石油消费增加相应量引起的CO2排放量的变化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减排潜力=单位煤炭消费排放的CO2量×(调整前煤炭的消费量－调整后的煤炭消费量)－单位成品油(或天然气以及清洁能源)消费排放的CO2量×(调整前的消费量－调整后的消费量)(1)

减排成本=单位成品油消费市场价格×(调整前的消费量－调整后的消费量)－单位煤炭消费市场价格×(调整前煤炭的消费量－调整后的煤炭消费量)(2)

3 北京市能源减排成本分析

3.1 北京市能源消费概况

(1)北京市能源消费量与能源结构

要计算北京市能源成本,必须对其能源消费情况有一个具体的了解,表1是北京市2007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以及各种能源消费情况的数据,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得到图1的能源结构图,从北京市的能源结构上看(如下图所示),煤炭仍然是比重最大能源消费,因而减少煤炭使用量,利用清洁能源来替代煤炭对于北京市的节能减排具有重大的意义。

(2)北京市能源市场价格概况

从表2的能源价格来看,石油是最贵的,其次是天然气,而煤炭最低,因此单从目前的价格来看,煤炭竞争力最强,其次是天然气,石油竞争力最弱。但未来的竞争力走势就未必这样,如最近北京市天然气在终端能源中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北京天然气价格小幅上涨。因此,还应结合能源储备量及未来能源政策等因素,对能源消费进行分析。

3.2 北京市各能源消费成本计算比较

(1)单位各种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由能源消费产生的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详细的燃料分类为基础的计算方法,第二种是以详细的技术分类为基础的

通过查阅有关文献,收集有关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并进行比较计算,本文最终取平均值确定为各能源消耗碳排放系数(见表3)：

由上式知在计算CO2排放量时需要北京市历年一次能源的消费标准量mi的统计数据。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能源消耗数据统计为以实物消耗量为标准,所以在利用公式进行计算时需要对能源统计数据进行相应的换算,统一折合成标准煤。表4为折标准煤的系数以及各种能源的发热量(平均低位发热量将会在后面计算用到)：

在保证满足当年经济发展所消耗的能源消耗能量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计算当煤炭的使用量减少1%的情况下,其所消耗的能量被石油或天然气所替代,则石油或天然气的增加量。根据表的数据换算得到石油和天然气的增加量分别是14.925万吨和16.03102412万吨。

(3)各能源消费成本比较

利用表4的数据以及换算的能源结构调整后的能源消费变化量,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得出将原油或天然气替代煤炭之后的减排潜力与减排成本(如表6所示)：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原油还是天然气都有巨大的减排潜力,根据其成本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安排来逐步代替煤炭燃料是可行的,也为发展低碳城市提供了更好的依据。

4 相关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4.1 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

从北京市的能源结构上看(如上图所示),煤炭是比重最大能源消费,因此,北京市在满足经济发展用能需要的同时,要减少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CO2,只有实施能源结构战略调整,降低一次能源的消耗总量,才能实现CO2的减排目标。应该逐步利用石油和天然气这些碳排量较少的清洁能源来替代煤炭燃料。从表5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在未来的能源发展中,应该以天然气为主要能源,天然气的减排潜力要大于原油,而成本却要比原油小很多,是既经济又有效的减排发展措施。

4.2 认识化石能源资源的局限性,提倡新能源的开发

改变能源结构是减排中效果比较明显的措施,因为CO2的排放大多是来自于化石能源燃烧,但是改变资源结构也是有其一定局限性的：首先是资源的有限性,不论是石油原料还是天然气其含量都是一定的,又是不可再生资源,其有限性决定了对其不可太过依赖,而要积极发展可再生的清洁资源,只有这样减排才不会是高成本的无限投入,也不会受国际原油等资源波动的影响,可以长期而有效地坚持下去。

4.3 放眼长远利益,提高政府和企业的生态意识

我国是一个煤炭大国,煤炭的含量占了我国化石燃料的绝大多数,产量也是居首,在有低成本的资源供给时,为了生态环境而提高城市的成本,这的确给城市的政府、企业、居民提出了挑战,可能需要牺牲短期经济利益来满足长期生态及社会效益的利益。

另外,减排收益的获取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么对成本与收益的时间观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是突出在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态度上。温室气体减排从长远来看,能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但是若做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的考量,这种生态环境治理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一种连续的长期收益,即收益的获得可能不是在一届政府中可以实现的,有可能要在数届政府长期连续成本投入中得以显现,所以政府一定不能局限于眼前增长的短期利益,而要放眼未来,注重城市生活的环境效应和幸福指数,同时加强对企业和居民的低碳宣传,让整个城市都加入到低碳生活中。

参考文献：

［1］张耘.首都资源―收益―成本与比较优势［J］.经济界,2008(5).

［2］姜克隽，等.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优势――2050年能源和排放情景分析［J］.绿叶,2009(5).

［3］付允,汪云林,李丁.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研究［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2).

［4］张烨,牛东晓.北京市终端能源的价格竞争力比较及分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8(2).

［5］陈英姿,李雨潼.低碳经济与我国区域能源利用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3).

［6］郭运功.特大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量测算与排放特征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5).

［7］陈晓浩.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城市建设规划方案的选择与评价［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5).

［8］王雪娜.我国能源类碳源排碳量估算办法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硕士论文,2006

［9］王菊,崔秀平.基于总成本分析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量谈判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2).

［10］邢芳芳,欧阳志云,等.北京终端能源碳消费清单与结构分析［J］.环境科学,2007(9).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资助(项目编号：JE011012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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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节能；减排；方法

中学地理课程标准对学生教学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要求学生形成科学的资源观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增强爱国情感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能源是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能源比较缺乏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资源、能源问题尤为突出。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学生进行节能减排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培养学生的节能减排意识，我们的学生每一天都会使用到各种能源资源，教会了我们的学生，他们再去影响他们的家长、亲戚、朋友，将来影响他们的孩子，这将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切身体验法

可以在不经意间做些设计，让学生深刻体会能源、资源的重要性。比如：在一学期里最热的时段，一进教室就把电风扇关掉，用很严肃的语调告诉他们：“因为你们平时浪费能源，现在能源短缺，今天拉闸限电，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请大家克服困难，坚持上课。”学生肯定马上会抱怨，会特别难受，教师不为所动，坚持5分钟，再打开风扇，说：“如果人类继续肆无忌惮的浪费资源，终有一天我们将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学生一定能对节约能源有更真切的

理解。

还可以再给学生讲一些水资源短缺的生动案例，比如：一位父亲早上起来，用一口水漱口，再对着四个孩子的脸一喷，一家人的洗漱问题全解决了。一位村长听说乡长要来，洗了一次脸，结果乡长有事没来，村长为此懊悔了好几天，早知道不来就不要洗那次脸了。以此为例，让学生试着一天内吃、喝、用只用一脸盆半的水，让学生体验缺水地区的生活。

二、头脑风暴法

让学生拿出一张纸，用思维导图的方法，在中间画一个圆，写上“资源、能源浪费”，再画出很多的分支，每个分支上写出他想得出来的能源、资源浪费的情况，每个学生穷尽其所能，把各种能想到的情况都写出来，再进行小组讨论，最后在班上进行交流。由一个学生在黑板上把大家的想法写出来，可以一起分类，再按类别整理出来。

这还不够，这些还只是学生已有的知识，可能覆盖的面还比较小，不全面，节能减排的方法还比较单一，下一步就要让学生去自学，去搜集资料，自己总结出一套可以供大家借鉴的方法，并推而广之。

三、搜集归纳法

学生还是分组进行，每个组一种资源或能源，通过各种资

料、媒体去搜集整理各种信息，提出节约、保护该资源的方法，并归纳成大家容易理解和记住的内容，用多种多样形式表现出来，在校园中、社会上进行表演、展示，既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发挥学生的特长，又让学习变得更生动有趣，让各种知识和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最大的作用。

四、动手实验法

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不能让学生轻信网上找到的信息，要亲自去验证，这时候就要让学生设计实验去证明，在实验的过程中找到乐趣。设计实验、不断尝试、反复验证的过程，是学生不断思考、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动手能力的培养、思维能力的培养的过程。学生在实验中学到的可能比在课堂上学到的还要多得多。

五、身体力行法

关键还是要身体力行，班上的学生相互鼓励、相互监督，在班级中形成一种人人爱环保、人人做环保的氛围，并不断去影响身边的人，在校园里、在家里、在亲戚朋友中、在社会上，宣传环保，在生活中的小事中做环保，真正成为环保卫士，让节能减排的意识深入到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

六、鼓励指导法

当学生对节能减排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就该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来节约能源，减少排放，让学生形成为人类的发展而学习的思想。学生如果在某些方面有哪怕是一丁点想法，教师也要很热情的支持，给予知识、信息上的帮助，使其有信心、有机会再深入研究，说不定将来真的成了这方面的

专家。

培养学生节能减排意识的方法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我根据自己教学中的实践和体会，做出的一点小结，有些方法还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我将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实践，不断完善。力求为学生创造一个更新、更大的思维的空间和更多的简单易行的方法，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中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张卓元.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纵横，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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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不可逆转与能源不可再生之间与生俱来的矛盾，使得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过度开发的微妙平衡注定成为关注焦点。以较低能源消耗获得较高产出为主要特征的节能社会是否能支撑人类文明走向未来，悲观者已预见了地球资源枯竭景象，节能并开发新能源愈发显得紧迫而重要。

是否还有一些游离于节能之外的问题更值得人们去关注呢？2013年9月27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进一步确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报告确认气候变暖是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确认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95%。气候变暖引发的极端气候屡见报端，彰显着人类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多数科学家把气候异常归结于碳基能源过度使用。虽然碳排放缓慢的影响着全球环境，但正是因为它缓慢的特点而易被忽略，可能在未知的将来给人类致命一击。

幸运的是缓解CO2过度排放对气候的影响已成为普遍共识，世界各国正采取措施减少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国家低碳竞争力应运而生，它衡量的是国家在低碳未来为本国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国家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低碳竞争力是国家或区域整体低碳竞争力的根源和具体表现，即提升国家低碳竞争力主要靠提高企业低碳竞争力来实现。

企业低碳竞争力的载体是碳资产，碳有形资产比碳无形资产更易识别和经营，但它只能说明企业的低碳竞争现状，更多反映的是企业与其竞争对手在低碳表现中低碳静态竞争力。而碳无形资产决定的是企业与竞争对手未来的低碳表现，反映的是低碳动态竞争力；同时碳无形资产是碳有形资产能够高效运行的有力保证，它真正体现了企业产品或服务在与其竞争对手相比的优势低碳表现。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使得企业生产经营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一类全新的碳无形资产――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未来必将承载更多的企业低碳竞争力信息。研究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影响企业低碳竞争力机理及程度，并科学评价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低碳竞争力的作用效果，有助于激励企业发掘、经营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并提高其在该类资产的配置效率，从而保证企业在低碳未来中的竞争优势。

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理论和方法的文献暂未被发现，即使碳无形资产评价的研究成果也难觅踪影，仅有少量无形资产评价和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两方面的现存文献可供借鉴。在无形资产评价方面，范莉莉等（2009）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角度，从不可模仿程度、可持续发展程度、开发利用程度三个维度评价各类组合无形资产，并进行了实例演算。汤湘希（2004）认为不同的无形资产应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可辨认的无形资产采用价值链分析法、技能分析、知识分析、资产分析、顾客贡献分析、竞争差异分析等方法；而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可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价值分割与评价。张浩等（2012）遵循动静结合的原则从无形资产发展现状和无形资产发展潜力两个角度评价无形资产，并把无形资产发展现状通过无形资产转化水平、无形资产更新水平及无形资产综合水平三个二级评价指标来呈现；而无形资产发展潜力仅通过无形资产创造潜力来表示。史建梁（2007）认为传统的会计计量方法无法反应无形资产的真实价值，无形资产价值需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给予科学评价。苑泽明等（2012）认为所谓“无形资产指数”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及企业发展潜力高度相关。在企业低碳竞争力评价方面，陈红喜等（2013）基于价值链视角设计了评价企业绿色竞争力的5个层面，分别是企业绿色设计能力、企业绿色供应能力、企业绿色生产能力、企业绿色营销能力及企业绿色处理能力，18项二级指标通过这5个层面系统评价企业绿色竞争力，最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张伟娜等（2010）从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三个维度评价了企业绿色竞争力。徐建中等（2011）认为企业低碳竞争力是开放动态的完整系统，它不仅来源于企业内部，还与外部的多种组织和制度有关，企业与这些与企业相关的组织和制度被定义为企业低碳竞争力网络，其构成要素包括：参与者、低碳能源开发、低碳技术创新、低碳发展资金、低碳管理和低碳文化等。朱利明（2013）认为可从运营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资源竞争力、管理竞争力4个维度评价企业低碳竞争力，并通过建立模糊评价矩阵计算并综合评价，但没有对该评价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黄山等（2013）讨论了企业提高低碳竞争力的驱动因素：遵守监管规定、服从制度规范从而维护企业声誉、满足消费者低碳消费需求、追求政策激励收益、获取低碳竞争力优势和良好的长期效益等，并基于此动因提出了企业提高低碳竞争力的途径。文献检索和分析的结果表明，尚无人涉及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领域，也无文献基于企业低碳竞争力视角研究互联网碳无形资产。鉴于此本文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企业低碳竞争力内涵

企业低碳竞争力研究越来越为学者所关注。整理、分类现存相关文献并和典型企业竞争力研究成果对比，如表1所示。

首先，表1揭示了多数学者研究企业低碳竞争力的角度类似于企业竞争力，即：能力、资源、环境。若抛开视角差异，大部分学者认同企业低碳竞争力是企业低碳竞争力，是在低碳发展背景下企业竞争力的延伸，且企业低碳竞争力目标描述与企业竞争力极其相似，这暗示着企业低碳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有某种微妙的继承关系。

其次，企业低碳竞争力不仅继承了企业竞争力研究思路，也继承着它的研究视角纷争。2013年超越环境商务咨询公司出版专著《企业低碳竞争力战略》认为企业低碳竞争力是传统的企业竞争力附加因素，是企业通过减少产品与服务的碳强度等措施所获得竞争力的“增量”。也就是说，企业低碳竞争力被理解为“低碳”附加因素下，碳资产投入对企业竞争力“增量”的影响。此思路不仅可以更多地借鉴较为成熟的企业竞争力研究成果，同时避免重蹈企业竞争力研究角度争论之覆辙，有助于该领域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可。

鉴于“高碳”不可持续，“低碳”必然成为企业竞争的附加因素，即企业低碳竞争力是附加低碳因素的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国家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通过实施低碳战略引发的企业竞争力“增量”影响。这些“增量”影响来源于持续性碳排放权交易、低碳政策激励收益、供应商和客户对“碳优势”企业及产品偏好带来的市场份额变化等方面。由于企业低碳竞争力是企业低碳资产投入而带来的企业竞争力强度的变化值，即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变化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行业内的竞争格局，长期却可以让强者愈强，也为弱者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超越优势企业提供契机。图1描述的是企业低碳竞争力内涵，其中T1和T2是企业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低碳投入值。必须指出，T1到T2企业竞争力变化值只包括由于低碳投入所引起的，而不包含即使不投入低碳资金，企业竞争力的正常变化值。

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维度设计

（一）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内涵和价值

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是碳无形资产殊而重要的一类，由于碳无形资产概念还存在争议，而碳资产和互联网无形资产定义较为成熟，此处结合碳资产和互联网无形资产的概念来定义互联网碳无形资产。

目前碳资产定义存在分歧：一种观点注重于碳减排的原因，把所有具备碳减排效果的企业资源都归属于碳资产，比如万林葳等（2010）把碳资产定义为企业由于实施具有二氧化碳减排效果的项目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低于政府规定的基准量而获得的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另一种观点则从稀有碳排放权角度，仅把企业被分配的排放量和减排量定义为碳资产，比如谭中明等（2011）认为在碳排放权交易成为现实后，拥有碳减排能力的企业也就因此而获得碳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价值属性，具备了资产的性质，故而形成碳资产。第二种观点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企业对自身核定碳排放量掌控力差，该额定量一般由政府测算而划定；其次，企业碳减排仅是期望性结果，具有碳减排效果的企业资产及运营状况才是真正的原因。核定碳排放量是企业碳排放的禀赋，碳减排始于具备碳减排效果的资产及经营状况，这些对企业至关重要的资产才应被认定为碳资产，即碳资产的第一种观点更严谨，更全面。万林葳的碳资产典型定义阐明了碳资产的低碳特征为碳减排效果。

互联网无形资产的定义大同小异，较为成熟，比如蒋秀莲等（2011）将互联网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在互联网上投资、运营并积累的，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非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资产。具备碳减排效果的互联网无形资产可以归属于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即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指企业在互联网上投资、运营并积累，能通过降低企业CO2排放量而获利的非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资产。该定义说明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具备互联网无形资产和碳资产的双重特性：在互联网上的投资和碳减排效果，其中碳减排效果为核心内涵并支撑着该类型资产对企业的直接贡献：在自由碳交易市场尚未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经营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进而申请CDM项目获利；在碳排放自由交易和给定碳排放额度的环境下，企业经营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进而降低碳排放量，如果企业碳排放总量低于给定额度，冗余碳排放量可通过自由交易获利。如果企业碳排放总量仍然高于给定额度，则减少的碳排放有助于企业减少从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的资金。

互联网碳无形资产的真正价值不仅限于企业内部碳减排，更通过影响企业与社会关系改变着企业竞争力，这些网络化关系包括：社会机构、合作伙伴、供应商及客户等。在低碳消费方面，它将引导或激励外部客户低碳消费行为，带来消费者对企业低碳行为的认可，进而增加其产品的消费欲望；在关联企业关系方面，可绕开上下游合作伙伴，特别是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相关公司的“碳壁垒”；在政府关系方面，可获得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倾斜和优惠。即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的价值更多地通过客户响应、社会价值等外部因素来实现，尽管这些影响仍归于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核心内涵碳减排。

综上，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的价值基石是碳减排效果，其价值却体现于碳减排量交易和外部环境低碳响应两方面。

（二）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影响企业低碳竞争力机理

互联网碳无形资产的核心内涵是碳减排效果，并通过内部CO2减排和外部低碳环境响应来贡献企业价值。而企业竞争力也同样表现为一种内外部的综合素质，其构成要素包含核心能力、资源优势、外生环境，甚至还有知识创新等企业内外部要素，比如金碚（2011）提出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品或服务并获得盈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这些综合素质包含企业异质能力、资源优势、环境适应等方面。胡大力等（2007）更进一步明晰了企业竞争力的四个基本维度：所处的环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所拥有的能力、知识。既然企业低碳竞争力源于企业竞争力增量的影响，则企业低碳竞争力也一定是一种企业综合能力，即企业低碳竞争力既生于企业内部的低碳策略，也关乎企业外部的低碳政策与环境、低碳消费偏好等因素。经营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所导致的碳减排量交易固然重要，但企业在低碳战略上投入和经营显然符合政府监管预期，可以减少政府环境检测干预和处罚，同时利用低碳政策激励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比如金融支持、低碳补贴、甚至直接税收优惠等。更重要的是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逐步提高，企业碳标签和产品碳标签将保证企业在低碳消费市场中的优势，绕开碳壁垒，稳步提高市场占有率，这种差异化的碳标识正是企业低碳竞争力源泉和关键。

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本身虽不是企业低碳竞争力，但企业科学开发和经营该类型资产，通过内部碳减排和响应外部环境低碳要求，从而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影响作为企业竞争力增量的企业低碳竞争力，两者关系如图2所示。

（三）评价维度设计

评价维度设计即是研究互联网碳无形资产会通过哪些方面持续改善企业竞争力，进而提升作为企业竞争力增量的企业低碳竞争力。

1. 设计原则：内外结合原则。既然企业竞争力和企业低碳竞争力均表现为一种综合能力，那么企业的这种综合素质究竟来源于何处？持内生论的学者认为企业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企业自身的能力或资源，外部的市场结构优势只能通过内部能力或资源运作方能呈现。比如等（2013）基于企业外部网络-企业内部资源-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模型和理论假设，并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假设验证，其结论为：企业资源对企业竞争力的直接影响最显著，企业的外部网络通过影响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竞争力产生间接影响。从波特《竞争战略》中的五力竞争模型和钻石理论模型开始，学界开始愈发关注外部环境及其竞争者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乔?贝恩的SCP模型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产业”分析框架成为学者在产业环境中研究企业竞争力的有力工具，并诞生企业竞争力外生论，持该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企业竞争力来源于企业所处产业状况、与本企业相关企业的关系、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形势、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随后企业竞争力来源研究逐渐进入融合阶段，在林汉川等（2005）提出的梯阶层次模型中，企业竞争力被划分为企业外部环境竞争力和内在竞争力两大指标体系。周应堂等（2010）提出了网络组织结构概念模型来描述包含在其中的企业内网络组织和跨企业边界网络组织对企业竞争力的价值。即企业竞争力是由企业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善持续性原则。附加给企业碳因素的根本原因是低碳能支撑人类可持续性发展，即可持续性是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天然属性；另外，既然企业低碳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的延伸和“增量”，则在低碳发展背景下持续性的企业竞争力改善才会有企业低碳竞争力的提升，即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竞争力改善应是连续的，没有持续性的改善就不会有作为企业竞争力“增量”的企业低碳竞争力的提升。综上，在企业低碳竞争力视角下设计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维度须遵循内外结合、持续性原则。

2.设计过程。遵循内外结合原则，由图2可知，考察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如何影响作为企业竞争力“增量”影响的企业低碳竞争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环境约束。比如环境检测约束、碳排放限量标准约束、高碳行政干预和惩罚政府高碳惩罚等。

第二，冗余碳排放权自由交易或碳减排量申报CDM项目。由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所导致的冗余碳排放量可直接交易，当然被认定的碳减排量也可申报CDM项目。

第三，低碳政策激励。包括获取低碳政策激励：碳补贴、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

第四，供应商低碳响应。企业“碳标识”，易为低碳意识供应商接受，由此带来产业结构的影响。

第五，客户低碳消费响应。产品“碳标签”绕开国际“谈壁垒”，且易于低碳客户接受，由此带来的市场份额的改善。

遵循可持续性原则，除上述五项外，还须考虑持续性改善的问题。即互联网碳无形资产价值空间的建立需要多个空间维度，然而随着分析维度的增加，分析的复杂程度成倍的增加，这无疑会增加评价的工作量和难度，研究结论实用性值得怀疑。基于此，需在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低碳竞争力6个方面影响中进行合并归类，降低评价维度。

经过详细分析，可以从内部碳减排效果、低碳环境响应程度及可持续程度三方面进行评价，且基本涵盖以上六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内部碳减排效果。该维度源于互联网碳无形资产的核心特征，反应的是各类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在碳排放权交易或申报CDM项目方面的贡献程度，衡量着互联网碳无形资产的“资产投资直接收益效率”。

第二，低碳环境响应程度。该维度既包括企业互联网碳无形资产与低碳环境约束的互动即第一、三两项，还包括企业经营这些资产对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的影响即第四、五两项。前者是政策层面的宏观环境响应，后者是基于产业链的微观环境响应，其衡量的是互联网碳无形资产通过对企业环境的影响，进而持续改善竞争力而提升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力度。

第三，可持续程度。该维度是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可持续性评价。

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空间构造

采用三维空间评价法，从内部碳减排效果、低碳环境响应程度及可持续程度三个方面建立空间坐标系以对企业各种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进行评价。目标企业的每项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低碳竞争力的价值在这三维空间中都有一个惟一的对应位置，显而易见的是目标企业不同互联网碳无形资产价值在其空间对应位置应是不同的，如图3所示。

将目标企业的各项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在空间中三个维度（X、Y及Z轴）进行企业低碳竞争力价值评价，则可给各类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在空间中进行定位。具体的方法如下：

第一，识别目标企业A所有互联网碳无形资产A1，A2，A3，A4，A5，A6（比如共6项）。

第二，设计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在评价空间中各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每类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在三个维度上的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第三，获取并整理数据。准确全面的数据资料是科学评价的基础，搜集整理指标数据要坚持可靠性、时效性及经济性原则。

第四，对每项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进行空间定位。根据指标体系及数据资料，可求出每项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在各坐标轴上的值，确定这些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在评价空间中的价值坐标，如评价空间中A1、A2、A3、A4、A5、A6各点，如图4所示。

这些价值定位坐标点形成了A企业的所有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低碳竞争力影响的能量态势分布图。该结构图表明A企业的各项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程度，结合企业对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投资成本，可以衡量企业在这类资产方面的投入和收益，方便企业在这类碳无形资产内做资源优化配置。

除此之外，可将代表目标企业A的各项互联网碳无形资产A1-A6对企业低碳竞争力影响程度的A1、A2、A3、A4、A5、A6通过向量求和的方式，可以将之汇聚成一点，该点代表A企业所有互联网碳无形资产对企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如图5所示。

依该评价方法，可以绘制B企业的互联网碳无形资产评价能量态势图和互联网碳无形资产整体价值图，将A、B企业的上述两图重合，则可窥探两企业互联网碳无形资产价值方面差异。限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讨论。

结论与研究局限

篇4

（一）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争议情况

碳排放权制度将排放温室气体确定为一种量化权利，通过权利总量控制、初始分配与转让交易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碳税制度根据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二者的理论渊源，可分别追溯至科斯定理与庇古定理。环境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成因，即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又没有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之中，致使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造成“市场失灵”[4]。如何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存在科斯思想与庇古思想的路径之争。科斯思想是通过交易方式解决经济活动负外部性的策略。科斯认为，将负外部性的活动权利化，使其明晰与可交易，市场可对这种权利作出恰当配置，从而解决负外部性问题[5]。基于科斯思想，碳排放权制度的作用机理得以展现：首先确定一定时期与地域内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然后将其分割为若干份配额，分配给相关企业。配额代表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利，若企业实际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少于其配额所允许排放的量，多余的配额可出售；若企业实际排放温室气体量超出其配额，则必须购买相应配额冲抵超排部分。通过总量控制形成的减排压力和排放交易形成的利益诱导，可有效刺激企业实施温室气体减排[6]。1997年，《京都议定书》确立“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3种灵活履约机制，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手段首次在国际法层面得到认同①。欧盟2003年通过第2003/87/EC号指令决定设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作为实现减排承诺的主要方式。庇古思想通过税收方式解决经济活动负外部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恶果由全社会共同承受。若政府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或与之相关的化石能源碳含量征税，使气候变化方面的社会成本由作为污染者的企业负担，企业基于降低自身成本的经济利益考量，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所征税金可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抑制负外部性，激励正外部性，实现环境保护[7]。1990年，芬兰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立法征收碳税，随后瑞典、荷兰、挪威、丹麦等国效仿[8]。有意见认为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是相互替代关系，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只能二选一。在美国，有学者主张采用碳税减排[9]，另有学者的观点相反[10]。立法者犹疑不决，在第110届国会，就有Lieberman-Warner法案（S.2191）、Waxman法案（H.R.1590）等数个立法草案要求设立碳排放权制度，Stark-McDermott法案（H.R.2069）、Larson法案（H.R.3416）则要求采用碳税制度[11]。中国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亦是针锋相对，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学者支持[12]。也有意见认为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协同适用。持这一意见的学者内部，有不同的观点：对同一排放源，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可重叠适用，二者并行不悖①；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各有作用空间，不同类型的排放源应受不同制度规制[13]。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面临减排重任，认真对待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关系论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应然关系

从1990年芬兰引入碳税至今已20余年，从2005年欧盟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至今也已9年。结合理论与实践，在经济激励型制度内部，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不是相互替代关系，二者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协同适用；但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二者不宜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原因在于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其优劣，优势互补，可最大程度地发挥减排的激励效果。

1.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采用碳排放权制度

第一，碳排放权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作用原理相异，前者是通过总量控制确保减排目标实现，再由市场决定碳排放的价格，后者则是通过碳税税率确定碳排放的价格，再由市场决定减排效果如何。碳税如欲产生理想的环境效果，其税率之高必须足以使企业采取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同时又不致过分影响经济发展。在实践中，由于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制约，政府事先很难恰当地确定碳税税率，碳税的减排成效具有不确定性。征收碳税虽然可以取得减排效果，但减排成效不能充分实现。如丹麦原本计划通过征收碳税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的基准上减排21%，实际却增长6.3%[8]；挪威1991年开始征收碳税并将之作为减排的主要手段，但1990年至1999年碳排放量不降反增19%[14]。碳排放权制度因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减排效果事先确定。如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欧盟2009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实现减排17.4%，在2008年的排放水平上减排7.1%[1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要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安全的水平，这一目标意味着到2050年世界碳排放量须比目前降低至少50%[16]。显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更有助于目标的实现。

第二，碳排放权制度有助于降低减排的社会总成本。企业之间的减排成本具有差异性，如生产技术集约的企业通过技术改良进行减排的空间较小，相对生产技术粗放的企业其减排成本较高。在碳排放权制度下，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通过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实现由减排成本低的企业替代其进行减排，从而使减排的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美国曾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推行二氧化硫减排，结果不仅超额完成减排目标，而且相对命令控制型手段，每年节省成本至少10亿美元[17]。碳税因为无法交易，不具有降低社会减排总成本作用。

第三，碳排放权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立为共同责任。碳排放权制度可为各国协作实施减排提供可靠的制度平台，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即为区域内各国合作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范例。征收碳税涉及各国国家，难以进行合作。

第四，碳排放权制度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碳税制度建立在企业承受不利益之上，企业被动缴纳碳税而不能直接从中受益，对征收碳税难免有所抵触。在碳排放权制度下，企业如能超额减排，多余的配额可以出售谋利。在碳排放权制度实施之初，往往实行权利免费取得，企业减排成本较低。相较于碳税，企业更青睐碳排放权制度。从民众角度而言，增加新的税种普遍受到抵制，征收碳税亦不例外。碳税的征收将增加能源生产成本，能源生产商通过涨价方式将新增成本转嫁至消费者，最终由民众为征收碳税“埋单”。实行碳排放权制度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最终也由民众负担，但没有税收之名，来自民众反对声小，政治阻力相应也较小。越来越多的国家计划或已经引入碳排放权制度，实施碳税制度的国家也积极向碳排放权制度靠拢。韩国计划2015年引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18]，挪威在2008年时将未受碳税规制的行业纳入了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7]，澳大利亚计划在2015年将碳税制度转换为碳排放权制度[19]。既然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适用于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减排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能否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重叠适用此两种制度？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12条规定有碳排放权制度，要求企事业单位获取碳排放配额，排放温室气体不得超过配额数量，节余的配额可以上市交易；第13条规定国家实行征收碳税制度。起草者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体现在第13条第3款：“超过核定豁免排放配额排放且不能通过企业内部减增挂钩、市场交易手段取得不足的排放配额的企事业单位，除了依法缴纳碳税外，还应当就不足的排放配额向当地发展与改革部门缴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费。”根据该款规定，同一企业若超额排放，不仅要缴纳碳税，还要缴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费。换言之，同一企业不仅受到碳税制度的规制，还受到碳排放权制度的规制，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可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此种处理方式值得商榷。首先，从实践情况看，对某一碳排放企业单独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只要制度本身设计合理，就足以产生良好的减排效果，无须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双管齐下，重叠适用的必要性不足，可谓“无益”。其次，在重叠适用的情况下，企业若选择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达到排放要求，还须另行承担缴纳碳税的成本；若选择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减排，则不仅不需要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还可以减少缴纳碳税的数额。如此一来，企业宁愿花费更多的成本改进生产技术减排，也不愿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造成碳排放权需求的萎缩。缺乏需求，活跃的碳排放权市场不可能建立，碳排放权制度减少社会减排总成本的功能也无从谈起。从历史实践看，为解决因二氧化硫排放导致的酸雨问题，财政部、原国家环保总局曾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在电力行业试行排放权制度，试图通过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实现减排。试点未取得预期效果，原因之一是电力企业购买排放权后仍不能豁免缴纳排污费（类似于碳税），企业宁愿治理污染也不愿从市场中购买排放权，实际上形成了排放权“零需求”局面。电力企业普遍惜售排放权，又几乎形成了排放权“零供给”局面[13]。

此外，在重叠适用的情况下，企业既要为碳税付费，又要为碳排放配额付费，增加了经济成本，对经济发展冲击未免过大。综观各国立法例，没有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先例。采用碳排放权制度的欧盟虽允许各成员国采用碳税措施，但明确规定碳税只适用于碳排放权交易未能覆盖的设施①；征收碳税的挪威加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参与交易的只是碳税所没有覆盖的行业。中国企业承担碳税与碳排放权双重成本，减损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可谓“有害”。总之，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应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且不宜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重叠适用。即使从便于操作等角度考虑对大型排放源暂时采用碳税制度减排，也应在条件成熟时逐步转换为碳排放权制度，并且在转换完成后不再继续对大型排放源征收碳税。

2.对中小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适用碳税制度

相对于碳税制度，碳排放权制度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局限，主要是机制设计复杂，运作成本较高碳排放权制度的运行过程可分为碳排放权总量控制、初始分配和转让交易3个环节，每一环节的成本均不低廉。美国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成功实现二氧化硫减排，其经验之一就在于要求所有受管制实体安装污染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确保能够真实记录企业的排放数据[20]。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证，须耗费人力、财力和物力。因为碳排放权交易运作成本高昂，为确保制度效率，在确定碳排放权制度的覆盖范围时只能“抓大放小”，即只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大型企业纳入管制范围。如欧盟第2003/87/EC号指令设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门槛条件，要求纳入交易范围的燃烧装置功率在20MW以上，造纸工厂的日产能超过20吨②，等等。对于碳排放权制度所不能覆盖的中小型排放源，若不对其碳排放加以任何管制，一方面可能造成企业之间不公平，违背平等原则；另一方面众多中小型排放源碳排放积少成多，不能确保取得减排①§25740ofCaliforniaPublicResourcesCode（2011）。效果。碳税根据排放源的化石能源消耗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并借助既有税收征管体系施行，机制运作简单、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对碳排放权制度所不能涵盖的中小型排放源，可通过征收碳税使之承担碳排放成本。例如，为数众多的机动车是二氧化碳的重要排放来源，但因其性质所限难以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实践中，欧盟成员国西班牙和卢森堡于2009年开始征收机动车碳税[21]。

二、碳排放权制度、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之关系

（一）低碳标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低碳标准是在综合考虑科学、经济、技术、社会、生态等因素的基础上，经由法定程序确定并以技术要求与量值规定为主要内容，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的环境标准，是技术性的环境法律规范。国家通过制定与实施低碳标准，对管制对象在生产、生活中的碳排放提出量化限制或技术要求，并以法律责任保障这些量化限制或技术要求得到遵守，从而产生碳减排效果。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科予管制对象减排的法律义务，以义务主体履行法律义务的方式达到法律调整目标。低碳标准如欲取得实效，法律责任的合理设置不可或缺。在传统环境治理中，环境标准所属的命令控制型手段曾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即使在碳排放权与碳税等经济激励型制度兴起之后，低碳标准仍不丧失其意义，因为相对于碳税制度中存在合理确定税率、碳排放权制度中存在合理进行总量控制等复杂疑难问题，低碳标准有更多简便易行之处。实践中，欧盟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都采用有低碳标准，如欧盟要求轻型机动车生产企业出产的小客车在2015年前达到行驶每千米排放不超过135gCO2的标准（135gCO2/km)，到2020年进一步降低至行驶每千米不超过95g（95gCO2/km）[2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实现2050年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上减排80%的目标，设定了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renewableportfoliostandard），要求到2020年受管制设施利用替代能源量占其能源总量的33%①。

（二）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应然关系

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对于同一排放源，不能同时适用。

1.在无法适用碳排放权制度

减排的领域，可适用低碳标准制度。温室气体减排可从多个领域着手，而碳排放权制度因机制设计复杂，适用范围有限。碳排放权制度要求精确统计排放源的碳排放量，在某些领域这一要求的实现或者不可能或者不经济。例如，数量庞大的居民建筑消耗能源是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来源，若对建筑朝向、太阳辐射、建筑材料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设计出低能耗建筑，无疑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目标，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显然难以实现，通过要求居民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必须符合一定节能标准的方式则易于达到。低碳标准的适用领域广泛，对碳排放权制度无法覆盖的领域，可通过低碳标准制度减排。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42条规定交通工具应当符合温度控制标准、节能标准、燃油标准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第43条规定城镇新建住宅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新建建筑节能标准。

2.在适用碳排放权制度

减排的领域，不应再适用低碳标准制度。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实现减排的作用原理，在实施碳排放权制度时，企业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自主决定是通过自行减排的方式还是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达到排放要求，自主决定是采取此种措施减排还是彼种措施减排。易言之，碳排放权制度不要求所有企业一律减排，企业具有自主选择的灵活性，可以采用此种方式减排也可采用彼种方式减排，只要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不超出其配额拥有量即可。碳排放权制度所具有的降低社会减排总成本的功能，正是建立在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低成本的措施达到碳排放要求的基础之上。在低碳标准制度下，所有企业不论减排成本高低，一律被强制要求达到某种碳排放标准，或者符合某种技术要求，企业没有自主选择决定的空间。对某企业适用低碳标准制度，该企业就不能自由选择减排与否与减排方式，从而有碍碳排放权制度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碳排放权制度的柔性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刚性具有内在的冲突，对同一排放源二者不能同时适用，否则低碳标准制度将会给碳排放权制度的实施造成羁绊。这一点已经为中国与美国曾经开展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实践所证明。中国《两控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设施“十五”计划》要求137个老火电厂全部完成脱硫设施建设[13]。强制要求电力企业安装脱硫设施减排，与排放权制度下企业可自行决定不减排而从市场购买排放权达到排放要求以及可自主选择减排方式的机理明显相悖。在制度设计上未尊重排放权制度，又怎能期待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美国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取得二氧化硫减排成功，就在于尊重了电力企业对减排与否与减排方式的选择权，没有以命令控制型措施干扰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灵活性和成本效率性[23]。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对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在总则部分第13条第1款：“国家对能源开采和利用实行总量控制制度。企事业单位利用能源不得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低碳标准，排放温室气体不得超过规定的配额。”根据规定，企事业单位同时适用低碳标准与碳排放权制度。如此规定之下，碳排放权交易难以顺畅运行，其实施效果亦难保障。《气候变化应对法》应合理界定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各自的作用范围。一旦决定对某一行业采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就应当尊重碳排放权制度的作用机理，让低碳标准制度退出该领域。

（三）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应然关系

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能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不影响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重叠适用。碳税制度的作用机理与碳排放权制度相异，其实施不要求赋予企业选择权，因此与低碳标准制度不相冲突。如果确有必要，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可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如对机动车按照单位里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碳税，并不妨碍对该机动车适用碳排放标准。碳税通过经济诱导的方式促使公众减少对机动车的使用，有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碳排放标准对机动车的温室气体排放效率进行最低程度地控制，亦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二者并行不悖。实践中，欧盟对轻型机动车制定碳排放标准，部分成员国如西班牙、卢森堡、葡萄牙等同时又对机动车征收碳税。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69条规定“凡是购买或者消费煤炭、石油、天然气、酒精等燃料或者电力的，都应当缴纳碳税”，结合第42条对交通工具适用低碳标准等其他规定可推知，起草者认同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可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碳税与低碳标准可重叠适用，不意味着应当重叠适用。对某一排放源是否二者重叠适用，需视具体情况斟酌。

三、结语

篇5

关键词：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

今世界低碳经济与节能减排是密不可分，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充分发挥其技术支撑作用，为服务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新的积极贡献。城市圈建设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划时代改革创新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1 实施节能减排的重大意义

目前,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2 实施节能减排的条件

2.1 节能减排形成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

想要节能减排形成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就要突出“长远性”健全节能减排长效机制体制，节能减排必须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任务,常抓不懈；突出“系统性”构建资源循环利用长效机制；突出“创新性”建立推动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的优胜劣汰机制；突出“自主性”健全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因此，我国应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可行性研究，逐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法规体系。而且当继续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执行项目开工建设必须满足的土地、环保、节能等“六项必要条件”，要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制定促进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2.2 建设低碳城市和基础设施将低碳理念

引入设计规范，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区布局。深化循环经济试点，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推进垃圾资源化利用，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在建筑物的建设中，推广利用太阳能，减少小锅炉和私自乱建违建的锅炉，一些企业私自排放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原因，尽可能利用自然通风采光，选用节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统对节能减排目标未完成的企业，加大实行清洁生产审核的力度，限期实施清洁生产改造方案，制定和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量。

2.3 强化能评环评约束作用

在城市发展中工业发展占着非常大的比重，工业化企业的快速发展也是导致气候环境变差的原因之一，所以作为第三方环评机构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对未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企业应当完善能评管理制度，规范评估机构，优化审查流程，暂停不达标企业新建高耗能项目的能评审查和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进而严格实施项目能评和环评制度，所有新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能效水平和排污强度必须达到国内环境监测标准，才能予以审核通过。

2.4 提高认识，鼓励利益相关方参与实现

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是低碳发展不但是政府主管部门或企业关注的事情，还需要各利益相关方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发展低碳经济，是我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政府、企业、学校、个人都应提高环保意识参与其中，为节能减排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做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贡献，为了更好的明天和美好的生存环境做出努力。

3 实施节能减排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3.1 节约能源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

加快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水资源节约项目，加快水污染治理工程建设，推动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减少煤炭的排废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节约能源，减少碳基能源消耗，对实现低碳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3.2 低碳减排减缓温室效应的产生气候变化

将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温室效应的直接灾难性后果是全球气温升高，地球日益变暖，海水受热膨胀，两极冰雪部分融化，海平面上升，所以低碳减排能削减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而低碳经济正在逐渐步入历史舞台。很多国家着力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倡导低碳经济，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就是为了将排放的污染物对大气的伤害减少到最小。

3.3 节能减排事关可持续发展

在 2014 年监测的 523 个城市中，空气质量低于二级标准的达1/2 以上，居住在空气污染严重环境中人口达城市人口的 2/5。我国的经济发展处在工业化进程和消费结构升级加快的历史阶段，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据有关部门证实，如果以世界人均水平为单位计算，我国除煤炭资源占 58.6%之外，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均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耕地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32%，水资源为 28%，天然气、石油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05%、7.69%。因此，只有节约资源才有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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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减排

中图分类号：X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174-01

一、政府为什么要推进低碳经济

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可能认为，西方国家是引起当前气候危机的主要责任人，因此西方国家应该为此担当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发展是主要问题，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减排多是对社会的自愿贡献，减排少也无可厚非。

从逻辑上来看，这些均不无道理。但是，这些观点却只是从责任而非机遇层面去看待低碳经济。从直接含义上来看“低碳”是强调的是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降低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问题对人类和自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但从长远来说，低碳并非仅是一个单纯减排的问题，其更加强调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推动企业转变发展模式的思考，进而促进对整体运营效率（如供应链效率、生产效率、办公效率等）的提升。在当前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低碳发展具有现实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内涵。这种内涵对于国家发展、企业发展的意义，在纷繁复杂的政治争论的影响下，正被政府、企业界严重低估甚至忽视。

我们分别看一下世界几大经济体（欧盟、日本、美国等）。欧盟及日本的经济界，由于“京都议定书”的约束不得不承担减排义务，但先期的义务现如今已经大幅度加速了其经济低碳竞争力的提升。如丹麦掌握的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水平目前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相关技术出口收入近些年获得大幅提升；日本大力发展光伏技术，其光伏企业目前已占领该行业的高端市场。再看美国，尽管美国没有承诺国家减排业务，其企业也只是自愿减排，但美国的很多企业现如今却已是节能降耗和减排技术的世界级引领者，其技术和服务已经打入世界市场，渗透到诸多领域，也引领着下一步产业发展的方向。

如果我们综合考虑当今日益趋紧的能源形势和恶化的环境资源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政治格局、政策导向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发展的大环境正在发生改变。从近些年的发展趋势看，这种改变不再是一种缓慢的过程，而是一种迅速的转变；不再是一个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细枝末节的修整，而是一个向低碳发展模式的规模化转变。有专家认为，这种转变将有可能与当年的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相提并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低碳发展已不再是国家、企业的责任的范畴，它是国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具体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可以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保持协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是选择高耗能发展路径还是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这一选择不难做出。

二、部分国家低碳发展战略

欧美等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了对低碳经济切实的探索与推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国家意识到：随着能源危机不断出现，解决能源问题已成不可回避的现实，低碳经济是应对传统能源短缺的必由之路；另外，气候危机的加剧，各地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已经使得有责任感的政府必须面对系统性进行风险管理的当务之急，促进低碳经济是一个有效手段。而从具体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下一波生产力和产业创新极有可能来自于一些智能技术，而这些技术有望在碳排放和其他自然资源（如水）利用日益受到限制的背景下，继续促进世界经济繁荣。而此类产业可以在失业率高涨的现阶段起到带动就业的作用。于是乎，很多国家都从政府层面制定了全面的低碳发展战略。

三、中国政府的低碳经济应对建议

在低碳经济领域，中国政府尚未有成系统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中，高耗能工业，建筑业，家电业占比很大，而这些都是低碳经济有很大发挥空间的领域，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在主动的寻求低碳发展的路径，如兴业银行低碳发展的实践，万科绿色建筑的实践等等，但如果要从整体上推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还必须在政府层面有系统的发展战略，为此，政府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鼓励核心技术的突破。在许多领域，中国经济刚刚步入节能环保领域，起步较晚，节能技术掌握较少。如何尽快突破节能和新技术，大力发展再生能力资源，是决定中国未来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完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针对企业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的任务和目标，低碳发展仍然只是少数企业的自觉和自愿行为，还没有进入大多数企业的关注范围。

（三）改善融资环境，创新融资方式，为低碳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推动绿色消费环境的形成。鉴于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价格因素仍然对消费行为具有关键的影响。政府需要从政策、教育等方面进一步改善、推动绿色消费环境的成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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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 电力

中图分类号：TE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5-0235-01

近日来，“雾霾”一词的曝光率逐渐升高，气候变化在人们的视线中再次得到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和环境领域的热点问题， 将对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与和平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能源的使用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新一轮能源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中国能源战略的中长期目标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提供可靠的、负担得起的和清洁的能源服务。在考虑低碳经济情景下制定中国能源战略的具体目标和措施是新形势下的迫切要求。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当前CO2的排放主要来自于能源部门，而火电行业是总排放量的主体。因此，面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电力行业势必将成为CO2减排的主力军。低碳发展的两大支柱，节能和清洁能源发展，主要是通过电力来实现的。然而，节能和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对电力行业影响会很大，其成本和机会都会体现在今后电力行业的发展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电力对社会生产活动和居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

1.我国电力行业的 CO2排放特点

我国电力行业的 CO2排放特性主要如下[1，2]：

1.1发电 CO2排放总量大且增长迅速。

2005年，电力行业的碳排放相对 1980 年增加了 5.57倍；与此同时，其占全部化石能源碳排放的比例逐年增高，由 1980 年的 21.07%逐步增加到 2005年的 38.73%，几乎占据全国 CO2总排放量的“半壁江山”。

1.2我国电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体，煤炭发电装机占总装机容量的比例超过 70%，低碳电源比重较小；而煤电的 CO2排放占发电总排放比例超过 95%。

1.3中国的电力碳排放系数远高于发达国家，2005 年为 222.95 g/kWh，而主要发达国家多在100～150 g 之间。

2.发电企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在低碳环境下，发电企业将遭遇极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于全社会对环保的关注、宏观行业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碳市场上碳价的波动。

2.1 环保风险。

从现有经验看，我国主要是通过引入强制标准的方式实施环保控制，包括引入能效与排放的基准水平，或者规定发电企业需拥有一定比例的低碳电源（如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 等，当发电企业未能满足环保要求时，将被取消生产资格或处以高额罚金。所以，环保风险将提高传统发电企业尤其是火电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节约能源和减少碳排放的角度来看，都将会对火电厂的发电能效与清洁程度提出新的要求。

2.2 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指各种低碳机制引入时政府将推行新的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包括：①是否实施碳排放的总量控制；②是否引入碳交易机制并赋予碳排放额度一定的价格及未来采用什么样的减排目标；③是否引入碳税等财政政策，对于各类低碳技术的政策支持力度有多大等等

2.3 技术风险。

低碳经济增加了电力系统运行难度，亟需科学、高效的发电调度方式。以水电、风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以及各类清洁发电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发电系统的结构更复杂，而碳捕集等。各类低碳技术的发展将增加电力系统运行中的电源品种，且节能与减排问题应在某种程度上分别加以考虑，以及不同调度目标无形中加剧了电力系统的运行难度等，因此，亟待积极探索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科学、高效的发电调度方式。

3.低碳化经济下电力企业的对策

3.1 科学的消费模式

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是卓有成效的新模式。美国加州在考虑电力供需平衡时，首先考虑有成本优势的需求侧管理项目，其次是可再生能源，最后才是常规火电机组。节能设备虽然投资回收期较长，但使用寿命往往更长，是一种持续性的节能减排，从生命周期角度看效益比较可观。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密切相关。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2050 年低碳发展之路》预测，在节能情景下，中国 2050 年能源消费量将达到 66.9 亿吨。该情景是指：中国实现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且考虑当前节能减排的对策，但是不考虑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等。此外还有碳排放目标值更低的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

3.2 发展新能源技术

新能源技术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对于发电企业，尤其是大型发电集团公司而言，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优化企业电源结构，对于应对低碳经济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①可以提高电能生产的清洁度、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环保风险；②可以提高技术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提前适应各类低碳政策的颁布，规避政策风险；③可以降低整个电源资产整体的碳排放水平，对传统高碳的化石燃料电源形成有效补充，以规避因实施碳税或市场碳价波动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3.3 实现我国电力行业低碳化发展的制度研究

CO2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无法通过自发的市场机制实现配置，而需引入适度的宏观调控，由政府制定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与引导。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主要的制度包括CO2排放交易等市场机制；低碳电量配额、最低能耗标准、CO2排放指标等约束机制；碳税、污染税等财税机制；绿色电价等激励机制等。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在深入挖掘电力行业各环节碳排放特性与低碳潜力的基础上，寻找 CO2减排成本与效益的均衡，实现低碳电力与低碳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我国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总之，低碳经济发展对电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节能与电网直接相关，中国清洁能源资源的分布使得并网和长距离输送成为清洁能源发展的约束，智能电网也是大规模节能和发展清洁电力所需要的。对于电网企业来说，需要全面客观评价当前电网建设发展的现状，研究低碳经济发展新形势对电网发展提出的新需求和影响。

相对传统能源来讲，清洁能源成本较高，这也是一直以来为什么我国不能大规模应用的根本原因。清洁能源除了本身发电成本比较高，对于电网的配套和成本的要求也很高，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发展会使电企成本负担大幅度增加，目前的政策和补贴基本上主要针对发电成本，电网配套的成本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发展清洁能源，解决成本问题是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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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LED照明灯；道路照明节能改造；高效照明；碳减排量 引言

随着能源危机的加剧，节能减排成为共识。我国也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任务，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的约束性指标。目前我国照明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2%左右，因此在照明行业推广使用高效节能的照明产品，对于节能减排和照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有数据统计，地级以上城市，每年路灯耗电量达1000万度以上，电费支出超800万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7000吨。因此，为积极贯彻和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实施城市路灯节电改造是城市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用实际行动建设低碳生活的重要举措。

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已《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深圳等 7省市为试点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工作，计划于“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庞大的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但由于国内碳交易市场处于刚刚建立和起步阶段，如何科学有效地计量某些项目层面碳减排量或减排潜能仍然是一个技术难题，而各个行业作为碳交易的重要参与方，也必然需要尽快的建立相应的行业规范、科学适用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以使各行业完成的减排量具有公信力和可交易性。

1 LED节能路灯定义及其特点

LED路灯（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级管）即半导体照明灯。它是一种基于半导体PN结形成的用微弱的电能就能发光的高效固态光源。LED路灯与常规高压钠灯路灯不同的是，大功率LED路灯的光源采用低压直流供电、由GaN基功率型蓝光LED与黄色荧光粉合成的高效白光二极管，具有高效、安全、节能、环保、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显色指数高等独特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城市道路照明。

2 LED节能路灯碳减排量计算方法

LED节能灯性能优越，是引领全球低碳和负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推广使用LED节能灯可以大大减少电力消耗，从而减少能耗和碳排放量，虽然对于节能灯一类的低碳产品的推广使用而言，每一个低碳产品所产生的减排量是很微小的，但当推广使用数量累计到一定量的后，其整体减排收益则非常巨大。

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现有路灯总数大约在一亿盏以上，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如果将这一亿盏路灯折合成6000万盏250瓦的路灯进行对比，假定每盏路灯每天工作10小时，现在普遍的使用的高压钠灯每年将会产生将近1100千克的二氧化碳，若全部改造成LED路灯，那么总共可以节约1300万千瓦的功率，在1年内将节约597亿度电，从而也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我国目前的碳排放量计算方法主要是参考《京东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基于项目的核算体系。其中与照明领域节能灯相关的CDM方法学主要有： AMS-II-C需求方采用特定技术提高能效的小型方法学；AMS-II-J高效照明技术的需求侧应用活动；AMS-II-N需求侧再建筑安装节能灯及节能控制装置的能效提高方法学等，本文主要参考LED灯相关的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对LED灯道路照明节能改造项目的碳减排计算方法进行了探索，并应用于具体产业化实例中，试图对该类项目的碳减排量计算方法提供借鉴意义。

3 项目案例

3.1 项目简介

本项目计划将某城镇道路原有的钠灯及汞灯全部更换为LED节能路灯；同时，城镇道路新安装路灯也将全部采用LED节能路灯。项目改造及新安装路灯总里长数为463.65公里，改造及新安装路灯总数25，253盏。具体方案如下：

路灯改造：

3.2 LED节能路灯替换项目碳减排量计算

根据项目特点，替换或新建LED路灯，是通过替代传统的高压钠灯减少了电力消耗，从而减少碳排放量。年碳减排量可由年节省的电量与相应的电网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相乘得到，能耗由照明系统的功率与运行时间相乘得到。

3.2.1 项目边界

根据项目特点，该项目边界包括所有改造及新安装路灯消耗的电力及电力生产所涉及的华中区域电网。

3.2.2 项目碳减排量计算

现以该城区路灯改造项目中某具体乡镇安阳乡改造为例，即用300盏56W的LED节能路灯改造功率150W的钠灯，并新建200盏56w节能路灯，计算碳减排量如下：

（1）项目基准线排放量

项目的基准线确定为使用钠灯及汞灯用于公路照明。

首先计算项目的基准耗能量

4 结束语

本文简要介绍了LED照明路灯的节能减排潜力，并通过项目案例，借鉴现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对具体LED照明路灯改造项目碳减排量进行了简化核算，可以得出结论， LED路灯作为低碳产品当推广使用达到一定数量后，将会产生较大的减碳效益。中国的路灯总数很庞大，且以较快的速度继续增长，且LED路灯的技术也日趋成熟，未来凭借其绿色环保、高效节能的优势，必将作为节能先锋普遍应用于路灯的节能改造中，从对照明领域的节能减排做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国家发改委，2013年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北京.2013

[2]节能灯技术与低碳照明[M].河北科技出版社，2011

[3]王志艳.能源世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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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旅游；生态旅游；路径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6-0140-03

生态旅游（Ecotourism）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Ceballos-Lacurain于1983年首次提出至今，其定义和旅游对象以及实现过程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在生态旅游实践中，它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理念：保护、负责任和维护社区利益，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在实践中操作和运用的独立完善的评价体系。由于“生态旅游”一词在旅游行业滥用，使大家感到生态旅游是一个很虚的东西，难以落到实处，旅游者对生态旅游产品也无所适从。在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的呼声下，低碳旅游概念诞生了。业内专家学者认为，低碳旅游的提出，是发展生态旅游理念的一种实际行动响应，是将生态旅游发展的理念转化为一种具体可操作的旅游发展方式。

一、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实践与理念出现偏差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旅游的概念开始传入我国，并很快引起了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关注，尤其是一些经营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旅游产品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更是对生态旅游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中，不少人对生态旅游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走向自然、使用自然资源上，一些旅游经营者缺乏环境意识和专业能力，急功近利，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帜只为获取高额利润，很多地方用发展大众旅游的思路来发展生态旅游，在一些自然保护区违反有关管理条例，在缓冲区甚至核心区内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正是这种对生态旅游发展缺乏规范和标准，造成了很多地方的环境破坏，出现了“生态旅游”成为“生态杀手”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说与我国目前没有从综合管理的角度提出一个统一的生态旅游认证标准、建立一套完善的生态旅游认证指标体系，使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项目开发与生态旅游区的建设过程中缺乏相应的规范和完善的评价体系实现其对自然和社会负责的承诺是有直接关系的。

目前，我国很多学者对生态旅游的检验标准、生态旅游景区的评价指标及判别标准、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所带来的影响（包括环境、经济、文化、社区、伦理、资源等方面的内容）有过研究和探讨，但在这些研究中尚未出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也没有加入对生态旅游真实性判断的研究。国内生态旅游的研究无论是资源价值的评价还是区域开发对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属性探索和开发研究的初期概念辩争阶段，缺乏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成功模式和案例。

二、低碳旅游：实现生态旅游的一种可量化路径

（一）对生态旅游内涵的诠释

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但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的理解存在不同观点。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认为：生态旅游是对未受干扰的自然区域进行的对环境负责的旅游和游览，目的是享受和欣赏自然，促进环境保护，旅游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但又能给当地居民提供社会经济效益。它强调的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知识，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维护社区经济利益。但对于游客来说，游客的活动范围以及活动形式要达到一个怎样的度才不会对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破坏，应该说我国的景区管理者目前还没有给游客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和衡量的标准，所以说，生态旅游更多是在理念上对游客的一种指导。低碳旅游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刘啸认为，低碳旅游是以低碳经济理念为基础，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来体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的绿色旅游。它的内涵是：运用低碳技术和推行碳汇机制来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低碳旅游贯穿于整个旅游过程，强调旅游活动中食、住、行、游、购、娱等全方位的低碳化，通过对各个环节碳排放量的计算，让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自己采取怎样的旅游方式能够减少碳的排放，不会涉及像生态旅游一样有关于对旅游资源、对象和过程的争议，而且突破生态旅游中的旅游规模的限制。低碳旅游不仅是一种理念，更重要是一种措施，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模式，诠释了生态旅游内涵。

（二）对生态旅游发展目标的诠释

低碳旅游和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都属于可持续旅游的范畴，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以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但低碳旅游却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是对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的一种行动响应，是将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理念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旅游发展方式。生态旅游着眼于“生态”，即“自然旅游”，强调旅游发展中“资源的原真性”，倡导通过更少的人为干扰来实现可持续旅游的发展目标；低碳旅游则着眼于“低碳”，强调“运用低碳技术”和“倡导低碳消费方式”，强调旅游各个环节运用低碳技术，建设低碳旅游吸引物，建构低碳旅游社区，营造低碳旅游体验环境。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是在生态文明理念导向下的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提倡通过各种低碳技术的革新和旅游消费方式的转变来实现可持续旅游的发展目标。从这点来看，低碳旅游比生态旅游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生态旅游则更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更多层面上是一种理念，表达人类对旅游发展的一种价值取向的追求。因而，低碳旅游是通过在旅游各个环节减少碳的排放量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达到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低碳旅游的实现途径

（一）政府层面的实现途径

1 制定、出台一套完整的低碳旅游节能减排政策体系。实现低碳旅游必须依靠政府部门，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划、法规、政策等措施，为发展低碳旅游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机制。我国旅游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存在的难点问题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但更多的是内部原因，即政策制定的滞后。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由政府牵头制定一套完整的我国旅游业减排的政策框架，并提出具体的战略措施。旅游业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应用需要政府相关平台支持和机制保障。例如：建设低碳旅游国家工程实验室或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研发基地、低碳交通工具研发及控污减排等关键技术；建立节能减排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体系；国外在低碳技术的应用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因而，可以通过建立国际合作平台，通过技术转移和市场化运作进行转让，共享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2 在行业内全面推行低碳旅游企业标准认证制度。国外非政府组织发达，各类环保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参与了许多可持续旅游发展项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低碳旅游企业标准认证制定工作必须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由旅游行业相关部门以及主要旅游专业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制定低碳旅游企业标准。通过建立完善的低碳旅游企业标准认证体系并在行业内全面推行，有助于真正理解低碳旅游的内涵，能为旅游企业在开发与经营管理过程中提供依据和标准，同时，也使旅游企业有动力和压力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减少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防止对低碳旅游概念的滥用，进而规范旅游市场。另外，通过建立旅游行业“碳身份标识”系统，制定科学、完善、操作性强的评定标准，对旅游业相关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休闲娱乐、旅游商品、旅游产品（旅游景区、景点、旅游线路等）进行严格评定分级，通过标识符号等进行直观标识，以便旅游者辨识其节能环保水平，使旅游者更方便、准确地对低碳旅游产品的进行识别，同时也能唤起旅游者对其旅游活动和消费行为的审视。通过现代数字化网络，建立旅游行业“碳身份”信息库，扩大“碳身份标识”系统的社会影响力。

（二）旅游企业层面的实现途径

1 应用、推广低碳技术，提供低碳旅游产品。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交通、住宿以及主题公园等旅游活动。目前旅游业节能减排工程着重在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相关旅游活动及相关设备制造等耗能环节上。旅游企业应加强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改造和创新上。旅游企业通过形成低碳联盟，推广、交流节能减排技术，提供低碳旅游产品，倡导低碳旅游方式。例如：在低碳旅游景区要创建循环型景区，严格遵循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旅游开发和管理、旅游活动的开展，以达到“合理开采、高效利用、最低能消耗和最低污染”的目的。酒店业应在建筑节能、酒店节水、新能源利用方面积极采用节能新技术，降低能源消耗，达到绿色饭店的要求。

2 培育低碳旅游消费观念，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采用哪种旅游方式，最终还是取决于旅游者的选择。旅游企业要通过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各活动载体的作用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增强旅游者的低碳旅游意识，使旅游者自觉主动承担节能减排责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指导游客消费时选择符合认证标准的低碳旅游产品，引导旅游者转变消费观念。同时，旅游企业通过各种营销渠道和手段推广普及基于互联网的低碳旅游节能减排计算软件，收集、整理国内外低碳旅游小窍门和实用，按旅游“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分门别类地总结形成便于旅游者携带和操作的《低碳旅游手册》，让旅游者在每次旅游结束后，计算低碳旅游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较减少的碳排放，从而发掘旅游者降碳、节能减排的潜力和积极性。

篇10

本文在构建含有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农业经济核算框架的基础上，利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引入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①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处于低碳农业绩效1区，距离函数值均为0，其余省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②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减排成本较高；而、青海两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最低，农业减排成本较低；③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呈逐年增大趋势，且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④基于距离函数值、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内蒙古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北京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江西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山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

关键词 低碳农业；农业碳排放；方向距离函数；影子价格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05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09

近年来，由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社会各部门的“低碳”热潮。发展低碳农业，在农业领域推行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举措，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尽管农业较之其他产业部门减排的空间较小，但是其减排的意义和正外部效应远远大于其他产业部门。农业既是重要的碳排放源，也具备强大的碳汇功能，同时又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其农业碳排放问题更需引起人们的关注。有研究显示，中国农业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7%[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绩效，但高增长很大程度却是以高碳排为代价。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迁大背景下，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研究和分析低碳农业发展绩效是科学制定低碳农业发展政策，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进的重要选择。

1 主要研究进展

从现有文献来看，农业碳排放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少学者从系统测算农业碳排放量[2]、多方位分解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3]及深度探索农业碳减排机制与政策[4]等角度入手，在农业碳排放研究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农业经济绩效评价方面，根据是否考虑环境因素分为传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和环境因素规制下农业经济绩效研究两个阶段。前者的实质是农业经济效率问题，即农业资源（如资本、劳动力、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传统的农业效率测算仅考虑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条件，而忽略了环境因素的约束，在当今大力提倡低碳农业的背景下，如果只追求农业经济增长而不考虑环境损失，将会扭曲农业发展绩效[5]。基于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传统农业效率研究转向环境因素规制下的农业经济绩效探索，试图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农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框架，并据此进行农业边际减排成本分析。杨俊[6]考察氮、磷和化肥需氧量三种污染物规制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李谷成[7]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王奇[8]将农业生产中的氮磷流失作为一种要素投入测算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并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吴贤荣[9]将农业碳排放纳入到农业经济绩效核算体系之中，对农业碳排放效率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

上述学者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成果，对帮助理解低碳农业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我们拓展低碳农业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全新思路。但也存在两点不足：①低碳农业绩效评价中环境因素的衡量标准混乱；②农业碳减排多停留定性分析层面，政策制定缺乏量化依据。对此，本文试图作出如下改进：①以农业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来反映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损失问题；②引入影子价格方法，测算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定量分析。基于此，本文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经济生产体系，构建含有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经济核算框架，借助方向距离函数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做出评估，并利用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方向距离函数

传统的经济生产系统包括要素投入和产出两部分，而现阶段如何将环境因素整合到经济核算体系的分析框架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产出是包括农林渔牧在内的农业生产总值。此外，还伴随着如废气、废水、废弃物等不利生态的农业面源污染产生。

现有文献对这类环境污染因素的处理方法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利用环境生产技术[10]，将

环境污染与传统农业生产纳入到一个核算框架，视环境污染为非期望产出，通过设定同等投

入条件来追求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最大可能。本文沿用该方法，设定农业碳排

放为非期望产出。

假定x=（x1，…，xN）∈RN+表示投入要素，y=（y1，…，yM）∈RM+表示生产的期望产出，c=（c1，…，cL）∈RL+为非期望产出，则环境生产技术的所有生产可能性集可表示为：

P（x）={（y，c）：x [WTBZ]can produce [WTBX]（y，c）}（1）

要衡量效率水平，意味着在既定投入要素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获得更多期望产出，并要求非期望产出越少越好。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思想，用λ值的大小来确定不增加投入要素的前提下追求期望产出的最大扩张比例或非期望产出的最大缩减比例。设产出增长方向向量[WTBX]g=（yy，-gc），基于产出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可以表述为式（2）：

Dc（x，y，c；gy，-gc）

=[WTBZ]max[WTBX]{λ：（y+λgy，c-λgc）∈P（x）}

4 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Max DEA 5.0软件计算方向距离函数值，得到2011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测算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

4.1 距离函数值与低碳农业绩效分析

各省区距离函数值计算结果见图1。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距离函数值均为0，即这三地农业生产处于生产前沿面上，低碳农业放绩效水平较高；河北、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陕西及青海等省区的距离函数值均在0-0.5之间，没有达到最佳绩效水平，有一定的减排空间；广西及地处西部的宁夏、甘肃、贵州、山西、新疆、、云南等省区的距离函数值超过0.5，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存在较大的减排潜力。

若按距离函数值将中国各省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用数字1-5表示，距离函数值等于0的省区为1区，为高绩效区，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大于0而小于或等于1为2区；大于1而小于或等于3为3区；大于3而小于或等于5为4区；大于5为5区，1-5区绩效水平依次降低，具体划分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1区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均位于东部沿海，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4区及5区的距离函数值比较大，说明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低，存在一定的减排潜力，它们大多位于西部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因此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提高农业正向产出水平，减少农业碳排放量，达到低碳农业发展目的。

4.2 影子价格与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反映的是农业碳减排的难易程度，即在一定投入和生产技术条件下，各地区进行农业碳减排的经济成本。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越高表明该地区农业碳减排成本越大；反之亦然。由图3可知，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分别为2.509亿元/万t、2.447亿元/万t、2.402亿元/万t、2.396亿元/万t、2.381亿元/万t、2.376亿元/万t、2.369亿元/万t。这些省区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代表的生产技术相对于其它地区更先进，进行农业生产的低碳绩效也更高，它们要继续减少农业碳排放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更大，若配以过高的农业碳减排任务必然会导致这些省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大幅减少。

结合农业碳排放强度分析，如图4可以看出，各省区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一般地，农业碳排放强度越低的省区，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越高，农业减排成本也越大，即继续进行农业减排的难度更大。上述影子价格处于全国前列的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农业碳排放强度均处于较低水平；而、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及贵州等省区农业碳排放强度较高，它们的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则相对较低。尤其是和青海，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分别为0.087亿元/万t和0.399亿元/万t，不到1亿元/万t，农业减排成本较低，应当委以农业碳减排重任，且对农业经济影响不会太大。

从全国来看，总体减排成本随时间推移则略有增加。2009、2010及2011年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分别为1.834亿元/万t、1.867亿元/万t和1.914亿元/万t，呈逐年增大趋势，大部分省区也具有这样的影子价格递增特征，表明全国总体农业碳减排的难度在不断加大。重视农业碳排放的约束，大力提倡低碳农业发展，切实落实政府制定的减排目标，实施减排任务的硬性规制将显得十分必要。

4.3 低碳农业绩效与边际减排成本聚类分析

基于距离函数值、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高绩效低成本”型，即距离函数值、三年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值均小于各省平均值，和“高绩效高成本”型、“低绩效低成本”型、“低绩效高成本”型，具体分类结果详见表2。

内蒙古、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北、湖南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这些地区低碳农业绩效相对较高，且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在继续推动其农业发展的同时，应尽量多地分担国家减排任务。尤其是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4个农业大省，农业产业化程度普遍

较高，经济效益普遍较好，导致其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高；同时，这些地区林地覆盖面积甚广，植被光合作用引起的

碳汇能力强，借此进行农业减排相对容易，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浙江、河南、广东、海南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这些地区大多属于经济发达区，现代农业发展势头好，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农业产业也较为发达。尤其是北京、天津二市，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为了提高产出同等条件下农用物资投入较少，故农业碳排放总体水平较低。但要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加强低碳农业发展，实行农业碳减排措施难度并不小，从各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来看，该10省市边际减少单位农业碳排放所对应的农业总产值减少幅度较大，即农业碳减排所要付出的成本偏高。

江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从区域分布来看，除江西外，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我国西部大多属于土质较差旱作区，水资源相对匮乏，大部分是中低产田，且畜牧业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方式较为粗放，生产能力较差，大量农用物资的投入使得农业碳排放水平较高。江西是农业大省之一，但由于水稻种植规模较 大，常年保持在全国前几位，而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所产生的CH4气体排放较多，造成碳排放水平较高。因而这些地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不高，但它们的农业减排潜力巨大，且成本不高，应充分利用其地域广阔的优势大量进行植树造林，促进林业发展。

山西、福建、山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山西、陕西2省受制于黄土高原寒冷干燥的特殊气候，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率偏低。

福建地处沿海地带，在夏秋农业收获季节多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减产；山东地处

华北平原同时临海，多低洼地和盐渍地，减产风险较大。这两地

在生产资料投入不变条件下，非期望产出不变，但期望产出降低，进而引致低碳农业绩效偏低，而治理成本偏高。广西、重庆、四川3地水稻种植比重较大，农业碳排放较多。以上地区农业减排难度较大，应充分调配其产业结构，在减排总目标下各产业间实行合理均衡分配。

算框架的基础上，利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利用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测算，得出以下结论：

（1）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处于高绩效区，距离函数值均为0，农业生产处于生产前沿面上，低碳农业放绩效水平较高；除此之外，其他省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存在一定减排潜力；而山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和新疆处于低绩效区。

（2）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减排成本较高；而、青海两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最低，分别为0.087亿元/万t和0.399亿元/万t，农业减排成本较低。

（3）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呈逐年增加趋势，意味着农业碳减排的难度在不断加大；且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即农业碳排放强度越低的省区，则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越高，边际减排成本越大，进行农业碳减排面临的困难更大。

（4）基于距离函数值、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内蒙古、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北、湖南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浙江、河南、广东、海南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江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山西、福建、山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

5.2 启示

上述研究有着以下启示：①过去单纯依赖农业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或农业碳排放强度等指标来衡量各省农业碳排放水平、进行农业碳减排探索不尽科学，政府应该关注其主要目标，综合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和边际减排成本，科学制定发展政策。若以农业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则应适当减轻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较高地区的减排任务；若以减排为主，则可以让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较低的地区在农业碳排放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如以、青海为代表的“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其农业碳排放距离函数值较大，而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较低，说明该地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低，农业边际减碳成本不高，应适度提高国家农业减碳分担的份额。②政策制定不能走向“一刀切”的极端，需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以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减排的综合效应为目标，进行灵活调配。如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高，在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下减排的潜力不大，但长远来看，各省区都需借助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尽量减少农业碳排放，进而增大农业碳汇功能，达到对工业碳排放进行吸收、均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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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Provincial Lowcarbon Agriculture Performance and

Estimation of Marginal Abatement Costs in China

WU Xianrong ZHANG Junbiao ZHU Ye TIAN Yun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Hubei 43007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