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碳减排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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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安装，节能减排，低碳社会

中图分类号： TE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近年来，房地产业发展热以及国家基础建设的开展催生了建筑行业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节能、环保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对建筑安装过程中节能减排的实施也日益重视，本文即基于此进行探讨。

1 节能减排必要性分析

在当前社会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不断发展的建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不容小视，在建筑安装过程中，实施节能减排乃当务之急，这主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建筑行业能源消费量大。研究显示，我国当前能源消耗中，建筑消耗最大，占总量30%以上。比如说，单单从楼宇方面来看，每年其电力消耗量就高达总量一成。而另一项数据也显示，和美国相比，我国单位建筑面积明显高于其同期水平，可以说，可以提升空间非常大。

其次，建筑安装污染严重，建筑安装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使建筑安装过程中节能减排实施非常必要。不得不提的就是建筑垃圾，建筑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对城市环境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严重污染城市环境，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这从客观上要求建筑安装过程中尽量采取节能减排策略，实现绿色安装，尽可能实现建筑过程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此外，节能减排也是可持续发展要求。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建筑安装过程中，不合理配置资源等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就从宏观上要求节能减排制度的实施，借此，为环境保护作出贡献，发挥其促进作用。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应该，也必须从每一个角度入手，实施节能减排。

2 节能减排的具体落实方法

根据以上几个要素的分析，本部分内容对建筑安装过程中落实节能减排概念的具体要点进行探讨和分析。

2.1 方案设计阶段节能减排概念的落实

如上面所说，方案设计阶段是建筑安装乃至整个建筑工程落实节能减排最重要的阶段。为了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就充分体现这一概念，我们在建筑设计初始阶段，就需要对节能减排进行充分的考虑，发散性思维，尽量多利用自然能源，实现节能。比如说，可以充分考虑太阳能、地热等要素，对各种可能利用的能源充分利用。一方面，建筑设计要符合采光和日照，这在前文已经设计，另一方面，如果有地热资源，建筑设计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并通过设计，使建筑物最终能充分利用地热，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另外，在一些装修的细节上也是，通过门窗的良好设计（如双层玻璃的采用），实现能源流失最小化。

总之，建筑设计过程中，应该选择合理朝向充分采光，合适的户型减少热流失，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科学设计，实现节能减排和城市建设的和谐发展。

2.2建筑施工阶段节能减排概念的落实

建筑安装施工阶段是节能减排概念落实的具体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应当合理选择的施工步骤，降低能耗，实现节能化。考虑到绿色环保的要求，建筑安装施工过程中，应该强调对节能建筑材料的应用，并采用节能型工艺，降低能耗。举例来说，在墙面装修过程中，可以采用隔热砖，这对建筑物的散热作用的降低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实现建筑保温；双层玻璃的采用也是出于这一考虑。为了防止散热，还可以采用先进工艺，通过在散热部位加入隔热层，来实现建筑降低能耗的要求。另外，还可以使用节能灯、采用可降解材料等，实现节能减排。

2.3 建筑安装废弃物处理过程中节能减排的落实

建筑安装过程中废弃物的处理，是节能减排概念落实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来说，建筑废料主要产生于建设安装过程中，在拆迁维修等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很多估计垃圾，如果处理不当，就好对环境造成影响，热如果能够良好处理，则能有效实现物质回收，不仅自然环境得到了保护，实现减排，还能够废物再次利用，节约资金和能源，实现节能。

如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将建筑安装过程中废弃材料转变成有用材料的技术也日趋完善，建筑安装过程中废旧的金属材料（如钢筋、电线等）能够回炉冶炼，实现再利用；废弃木料也可以粉碎后，制造木板。因此，对这一过程进行控制，也是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但与此同时，建设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21世纪，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各行各业都必须把节能和减排当作工作中的大事来抓，建筑行业是能源消耗和污染的大户，更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在低碳呼声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创建节约型社会已经成为工作的重点，我们在建筑安装过程中，一定要从源头抓起，做好设计，实现能源的有效利用，积极采用节能产品，做好建筑废弃材料的再利用，以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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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生机，给乡镇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外资、合资乡镇企业、街道自办企业、私营企业等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各类形式的建筑亦随之多了起来，给消防监督保卫工作带来了困难。原来的乡镇农村防火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需求，必须加以改革，进一步加强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管理职能，以适应乡镇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__市__区辖区面积已达一千三百七十多平方公里，可是目前全市区的公安消防机构专职消防监督员仅有十余名左右，每个外县大队也不过二到三名专职消防监督人员，这样，每一位消防监督员平均要负责一百三十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消防监督工作。由于管辖范围大、单位多、面积广、战线长，致使消防部门对一些地方、一些企业的防火监督工作鞭长莫及，防范不力。因而，失管、漏管和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十分严重。

在二0__年省公安厅出台了《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工作规定》，虽已实行了派出所三级管理的防火监督工作模式，这为加强消防监督管理，保障地方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无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在三级监督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是基层派出所的人员编制少，警力不足。随着社会面各种关系的复杂化和流动人口的剧增，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发生率在逐年上升，公安工作任务日趋繁重，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日常事务繁多，而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派出所的警力不足，目前，大多数派出所虽已明确了一名领导分管消防工作，但为了应付繁重的社会治安工作，消防工作就只能搁在一边。火灾隐患得不到及时督促整改，严重影响了防火监督工作的连续性。

二是消防业务水平低，难以适应繁重的消防工作需要。消防监督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具备相当水平的消防专业知识，就很难开展。目前，派出所负责消防监督工作民警的消防专业基础知识水平大多比较低。尽管有些民警是经过短期培训，但仍然因其"半路出家"，对防火业务似懂非懂，甚至有的民警连消防器材的基本使用方法都不懂，就更谈不上了解其性能和原理了。由于业务不熟，势必造成工作上的失误和偏差，影响了工作的质量，影响了公安机关在群众中的威信。

三是派出所消防执法的整体水平不高。大多数派出所负责消防监督工作的民警，由于对消防法律法规的内容不熟悉，不懂得怎样办案，存在着职责不清、把关不严、办案质量不高、执法随意性大等问题。有的法律文书使用不规范，没有按照统一的法律文书格式填写，马马虎虎，草率从事，一旦引起行政诉讼，往往陷于被动局面。

四是对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不够主动、积极性不高。有的派出所负责消防监督工作的民警，对正常的执法活动瞻前顾后，畏缩不前，怕执法引讼，怕吃"官司"，怕影响单位和个人的威信。《消防法》已颁布10年了，省公安厅《公安派出所消防监督工作规定》早已下发，有关单位也组织了学习和培训，个别派出所虽然落实了分工，但具体的工作内容尚未落实。有的仍持观望、等待的态度，工作缺乏主动性。

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当前派出所防火枪查监督工作的开展。为了进一步更有效地发挥公安派出所的消防监督职能作用，笔者认为，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各级公安机关要提高对派出所消防监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它作为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根本任务来抓，要通过建立和完善逐级考查考核制度，加强对派出所消防执法活动的监督和指导，真正把派出所的消防监督工作与其它公安工作同布置、同检查、同总结、同表彰，确保派出所的消防监督执法工作朝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公安机关要抓好试点，以点带面，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派出所消防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二)明确职责，落实任务

派出所要进一步落实消防监督工作的分管领导和专、兼职消防员，分清各自的工作职责，强化做消防工作民警的依法行政意识，认真履行消防监督职能。派出所的消防监督面向社会的最基层，公安派出所除对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外，还应该负责对上级公安机关授权管理的单位进行消防监督和检查。由于种种原因，基层特别是广大乡镇农村地区的消防工作底子薄、基础差，农民的消防安全意识淡薄，部分乡镇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农村消防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把农村消防工作列人议事日程。再加上消防基础设施薄弱，因此，消防工作在乡镇农村的全面展开将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这就要求基层派出所民警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化"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意识，既当好防火监督员，又当好消防宣传员。要通过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使三级消防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群众消防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三)加强业务培训，全面增强素质

随着《消防法》以及国家有关法规、规章的颁布实施，消防监督工作日趋规范化、制度化，对防火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加强对消防监督民警的业务培训，提高消防监督民警的业务素质，对促进防火工作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针对绝大部分做消防工作的民警对消防业务生疏，对消防法规不熟悉等情况，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大培训的力度，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抓好业务培训，并进行认真的考核，严格把关，对合格者发给上岗证，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四)建章立制，实行目标管理

为了将消防监督工作纳人派出所目标管理，要从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消防安全检查、火灾统计与调查及消防执法等方面制订出《派出所消防工作目标考核细则》，明确公安派出所的消防监督管理职责。将消防工作纳人派出所基础工作之中，进行综合考评与奖惩。各派出所要将本辖区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一般管理单位报上级公安消防机构备案，并指导辖区重点单位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组织和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期召开居(村)民委员会，物业管理部门及辖区重点单位负责人会议，广泛开展消防宜传。对辖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监督抽查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对一般单位要每年进行抽查一次。消防行政处罚、专项治理、处理、季节性防火检查等都应建立系统的档案。民警要熟知易燃易爆场所、公共娱乐场所的火灾危险性，对辖区内这些场所要建立防火档案，加强监督检查。

(五)积极指导，热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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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铁空间；商业开发；给排水及消防；原则；设计方案

1 前言

地铁建设，一方面会改变城市人流的聚集方向和聚集程度， 另一方面将大大缩短人们的出行时间，提高人们的出行次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人们在出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其他需要，如通讯的需要、购物的需要、约会的需要以及享有各种服务的需要等也大量汇聚。为满足乘客的这些需要，在地铁空间进行商业开发有特殊的优势。

地铁空间商业开发可以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资源价值。结合地铁站厅空间进行商业开发一般为集购物、餐饮综合便民商业区，同时增设有公共卫生间等设施。本文对利用地铁配线上方站厅空间进行商业开发设计中给排水及消防方案的设计原则、界面划分及设计方案进行探讨。

2 设计原则

地铁空间的商业开发区的给排水及消防系统可以按独立的系统或结合地铁系统统一考虑。在地铁站厅空间的商业开发主要特点是与地铁站厅在空间结构上是一个整体关系，因此，在不违反设计规范条件下，位于站厅商业开发的给排水及消防系统应与结合地铁系统设计考虑，达到整合资源，满足需求目标。

1）在允许情况下充分利用地铁系统设施，满足商业开发给排水及消防要求，节约投资，方便管理，减少维修。

2）商业开发生产、生活用水采用市政供水，单独水表计量。

3）对不同类型的排水，在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排放标准的前提下，分质排放。

4）对餐饮区含油废水采用同层排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排水管网，不能排入轨行区。

5）消防设计按同一时间内发生一次火灾考虑，火灾延续时间消火栓系统按2小时，自动喷水系统按1小时计算。

6）为方便维护管理，应采用与地铁系统设计一致设备和材料。

3 商业开发与地铁系统接口

商业开发与站厅同在一个结构空间内，给排水及消防系统结合地铁系统统一考虑，商业开发系统与地铁系统存在重合和交叉的情况。给排水及消防系统设计界分的接口划分如表1。

表1 系统接口表

序号 系统名称 系统构成原则 接口说明

1 消火栓系统 车站整体统一设置，为商业开发预留消火栓给水接口 车站统一设置，提供商业开发消火栓给水接口；商业开发负责其范围内消火栓布置

2 喷淋系统 车站提供商业开发区喷淋消防水源接口 消防水源由车站提供，商业开发负责喷淋系统设计。

3 生产生活给水 系统分设 商业开发生产、生活用水单独接市政

4 排水系统 给合设计 地面排水车站统一设计；商业开发负责其压力污水，废水设计

5 手提灭火器 系统分设 分设

4 商业开发生产、生活给水系统

商业开发中的餐饮等生产、生活用水。从商业与公用事业用水计费标准不同及从管理维护上考虑，商业开发生产、生活用水采用市政给水管单独引入。

从减少与市政给水接驳上考虑，商业生产、生活用水与地铁系统在水表前共用市政给水接驳管。商业开发用水与地铁用水共用水表井，水表井内商业开发用水采用独立的水表计量。进行车站的管线敷设商业开发用水与地铁用水一致。商业开发区生产、生活给水系统为枝状管网。

5 商业开发排水系统

商业开发区位于车站站厅层，车站设计已有排水设计，满足该区消防、地面冲洗等排水。商业开发区消防、地面冲洗水排水可利用地铁的地面排水系统。因商业开发设置了喷淋系统，地铁排水能力需增加商业区喷淋时排水的需求。

商业开区如有食品加工、洗碗机类似设备的商铺，其餐饮排水含有油渍量，应进行处理。餐饮区厨房含油废水不允许排入地铁排水系统，需采用同层排水方案，由商家收集隔油处理达标后加压排入室外市政污水管。

商业开发中的卫生间位于地铁站厅层，为不对站台层产生影响，可采用同层排水，如采用真空排放系统。由真空系统收集后经化粪池排至市政污水管。如采用传统污水排放系统（污水通过重力流收集于污水池，由污水泵加压排出）需经由地换设计统畴考虑设置，避免或减少因商业增设的卫生间与轨行区的相互影响。如采用真空排水系统则商业卫生间的布置相对灵活，受到的位置限制较少。

卫生间污水排水管经排风道升至地面排水压力检查井，消能后排入化粪池，经化粪池处理后再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系统。

6商业开发消防系统

1）消火栓系统

地铁车站消火栓系统在站厅层已设置消火栓系统，地铁的消火栓系统满足开发商业区消火栓系统设置需求。从位于站厅的商业开发与地铁为一个整体空间结构和整合资料目的考虑，商业开发区的消火栓系统与地铁消火栓系统共用同一系统。商业开发由地铁提供消火栓给水接口，不单独考虑消火栓系统水源。商业开发区消火栓给水干管布置为环状供水管网。消火栓设置保证有两只水枪的充实水柱同时达到室内任何位置。

2）喷淋系统

对于商业开发面积超过500㎡，按规范要求设置喷淋系统，地下空间按中危险Ⅱ级设计，喷水强度8L/min·㎡。采用闭式自动喷淋系统。在商业开发适当位置设置喷淋泵房，泵房地面考虑设置排水要求，泵房门开口方向要直通室外或疏散通道。

商业开发喷淋系统需要设喷淋水池及喷淋泵房，需要在商业范围适当位置调置，泵房地面考虑设置排水要求，泵房门开口方向要直通室外或疏散通道。按资源整合目的出发，如地铁消火栓系统设置了消防泵房及水池，商业开发的喷淋系统可与地铁消火栓系统共用泵房及水池，通过增加泵房和水池面积满足两个系统的需求。

喷淋泵房配置2台喷淋主泵（一用一备），2台稳压泵（一用一备），1个气压罐，喷淋系统需要的有效储水量为108m3。按资源整合目的出发，商业喷淋系统水源由车站给水系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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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高地下水位；渠道施工；降排水；

1.工程概述

某工程渠道桩号为24+600～36+813，长度12.213km，其中新开挖段长2.151km，老河道长10.062km。桩号25+327～36+813段渠道为全断面衬砌，渠坡衬砌厚度10cm，渠底衬砌厚度8cm，渠底宽为25m，渠道深5.5～6.3m，设计坡比为1：2.5，为半挖半填渠道。

根据输水河道施工图纸，施工时段分别按10月～次年5月和11月～次年4月两种情况进行施工期设计洪水分析计算。施工期洪水标准为10年一遇。赵王河姚屯节制闸施工期10年一遇洪水流量（10月～次年5月）为9.9 m3/s，（11月～次年4月）为4.1m3/s。

2.老河道施工现状

小运河老河道总长10km，其中小运河长8.7km，赵王河段长1.3km。是集行洪、排涝、灌溉功能为一体的河道，常年持续过流。老河道沿线有39条村间土渠始终源源不断向老河道排涝。小运河10km处地方水利部门修建橡胶坝一座，非汛期橡胶坝抬高，致使老河道水深达2.5m左右，以供当地村民灌溉之需。

3、工程特点、难点

（1）根据招标文件水文地质资料，本工程地下水位埋深浅，地下水丰富，老河道为一河两用，雨季排涝，旱季灌溉，对施工影响特别大，上游不停水，老河道无法施工。

（2）由于10km老河道地势低洼，沿线范围内没有可以用来导流的河道、沟渠。河道中的明水及施工过程中的渗水排走没有出路。要完成该段范围内所有施工，必须采取开挖导流沟，分段导截流，分段降排水，才能保证河道干场施工。

4、施工降排水的必要性

本工程输水工程沿线地下水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分布于沿线第四系松散沉积层中。经实测地下水埋藏深度一般为0.9～1.5m，主要受大气降水补给，并由十数条沟渠与二干渠、徒骇河连通，谭庄段3km范围并受谭庄水库渗漏影响，降水难度大增。本段渠道原地面高程31.30～38.7m，设计渠底高程30.92～28.1m，地下水位平均高程为32m。根据规范要求，渠道施工时地下水必须低于建基面0.5m，才能确保渠道衬砌在干场条件下进行。

5、降排水总体思路

10km老河段明水抽排采取分段截流，分段抽排明水，分段井点降水，降排水沿老河道右侧开挖导流明渠流入下游河道或附近的二干渠或谭庄水库；新开挖河道段采取分段井点降水，沿渠道右岸导流沟排入附近赵王河、羊角河等河流。从崔庄倒虹吸处桩号24+814开始，至下游赵王河节制闸34+721下游围堰止，沿老河道右岸永久征地线外10m范围内，开挖一条排水渠，排水渠上口宽4m，底宽1m，深1.5m，开挖坡比1：1，设计流量3.75m3/s。排水渠过流面采用塑料膜防渗，比降1/5000，渠底高程为33.5～31.3m。

6、渠道降排水施工方案

6.1小运河段明水抽排（桩号24+600～33+237）

对于小运河段老河道明水抽排，需先在崔庄倒虹吸导流明渠上游24+500处，修筑一条挡水围堰，将小运河上游来水拦截，同时，赵王河下游南外环处橡胶坝要降至最低位置，使小运河、赵王河水位下降，以便河道明水尽量外排，减少排水量，降低排水费用。

之后，桩号24+600～33+237小运河段采取全断面分段截流、分段排水、分段开挖与衬砌的施工方案。即先在小运河施工段修筑上下游围堰，分段截断河道明水，进行河道初期排水，采用3～5台6寸离心泵抽排河道明水，沿右岸导流明渠分段排至下游段，李田路至苏里井段明渠接入赵王河明渠段，再由明渠排至下游河道。

（5）确定管井井间距

沿渠道一侧每隔40m布置1眼井，能满足降水需要。

（6）确定单井流量=总涌水量/井数= 4437.64/13=341m3/d

降水井间距受渗透系数、地质情况等多因素影响，理论计算40m布置一眼管井，老河道降水后形成干场条件周期较长，不能满足进度要求。因此，在原理论计算管井间距基础上，通过现场试验论证对比优化，管井间距由40m优化为25m后可比原理论时间提前15天达到干场条件，推进了老河道土方开挖，缩短了降水周期，确保了老河道机械化衬砌进度。

6.4老河道井点降水同新开挖河道段井点降水方案。

7、实施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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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给排水安装 质量问题 预防解决措施

一、存在问题

1.管材，工程中所提供的建筑给排水管材本身存在质量问题，例如,管壁的厚度不够，镀锌管锌层太薄，甚至用冷镀管；PVC-U管没有标签，管材、配件颜色不一致，甚至用普通用的排水管用在建筑工程上；铸铁管外壁粗糙，管径不足，承接口不规范等现象。

2.洁具，所提供的大便器具及其排水配件材质差，初装的坐式大便器排出口预留位置不正确等。地漏的安装方面，不按图纸既定位置安装或位置偏差较大。排水管检查口本身质量差，设置的位置不正确等。

3.设计人员设计图纸粗心，在图纸会审及施工中，施工单位技术及管理人员对图纸查看不到位，施工单位按部就班，为避免麻烦，将错就错。

4.管道施工中施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施工人员技术力量薄弱，人员流动性较大，技术交底跟不上，管理措施不到位，施工班组管理混乱，造成施工质量达不到使用要求。

5.施工中所使用的机械设备老化或精度差造成频繁返工或达不到使用要求。

二、给排水安装技术问题的解决措施

1.强化施工图纸会审。根据房产开发程序，建设工程项目在图纸设计出来后马上就开始施工图算和项目的招投标工作；投标单位急于投标及想要中标，在中标后再去查看图纸提出问题，以便增加签证及费用，相对图纸审核这个环节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招投标结束之后往往有许多细节问题还隐藏在施工图中没有被发现，这就需要在工程中标之后，工程开工之前通过图纸会审这个环节来发现施工图纸中被隐藏的问题，以便今后施工时，减少返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

2.施工方案的设计。给排水安装工程具有功能系统性和多方关联性；设备材料质量对工程质量的先决性；工程交叉施工复杂性及工程施工作业的技术要求高。所以必须根据施工特点，按照相应“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要求，说明所采用的管材及附件、设备，连接敷设方式，固定卡架，防腐保温要求，工艺流程，质量标准，允许偏差，冲洗、试压，测试测量，调试要求及步骤等。

3.技术管理措施。全过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对于施工质量的好坏有着重要的作用。落实技术交底工长是现场施工的直接指挥者，其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施工各指标的完成。除了负责班组的管理、签发施工任务书等行政职能之外，还具备技术管理职能，最基本直接的工作就是技术交底，因为工长的技术交底是集合各种技术要求，包括施工组织设计以及规范、标准、设计图纸、图册于一体的技术文件。工长是设计意图的领会者，更是将设计意图付诸实现的贯彻执行者。主要内容要求：（1）侧重每个班组负责施工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具体技术要求和采用的施工工艺标准；（2）各分部、分项工程的质量标准；（3）质量通病预防办法及注意事项；（4）安全交底及借鉴以往同类工程的质量安全事故教训及应采取的具体质量安全预控防范对策。

4.质量保证措施。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实际上是一个组装过程，因此要搞好工程质量，首先要把好进场原材料关，要强调怎样才能做好这个工作，如何提高人的技术水平来满足工程需要，还要说明如何加强技术管理，如技术交底，重点部位(竖井、管井、吊顶、卫生间、厨房预留洞、管道器具设备安装较集中复杂部位)必须画大样图；最后应说明怎样做好检验、试验工作，样板间问题，质量通病以及防止措施，新技术新材料的技术措施。

5.成品保护措施。这是施工中最容易忽视的环节，因为建筑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由管道相连，不是单单独立存在的每个器具和设备。所以，在施工保护好器具和设备的同时，还要保护好管道、附件。要达到这个要求，除加强施工人员思想教育外，还应在技术方案上想办法。

三、施工质量管理措施

1.预埋质量控制。建筑安装工程预留、预埋阶段是建筑工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施工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建筑工程的质量水平，及时、完整、有序地抓好对预留、预埋阶段的质量管理，是保证安装工程质量基础。

2.管道布置室内给水管道的敷设有明装或暗装两种形式。明装时，管道沿墙、梁柱、天花板、地板等处平行敷设。暗装时，给水管道敷设于吊顶、技术层、管沟和竖井内。卫生设备支管可敷设在墙内。暗装时应考虑管道及附件的安装、检修可能性，如吊顶留活动检修口，竖井留检修门，给水管道的安装顺序应按引入管、水平干管、立管安装、水平支管安装，亦即按给水的水流方向安装。

3.给水设备安装设备。安装前应对其有关资料和合格证文件进行核对检查。设备不应有缺件、损坏和锈蚀，而转动部分应灵活无阻滞、卡住现象和异常声音。对设备机组的安装是根据已经确定的水泵机组型号、机组的台数和机组的长度尺寸，在满足设计管道流程基础上合理地规划其在水泵房中的安装位置和纵横排列形式。机组布置应使管线最短，弯头最少，管路便于连接和留有一定的走道和空间，以便于管理、操作和维修。

4.管道安装给排水管道如果施工质量不好，会出现管道渗漏水、管道堵塞等问题，这类问题也是用户投诉的主要问题。

（1）管道渗漏水控制措施。管道安装之前要认真核对图纸上的管道坡度与建筑物的最大沉降是否有矛盾，发现问题及时向设计提出。管道坡度应均匀，不得出现倒坡。对于入户埋地的管道以及支座严禁铺设在未经处理的软土上。穿过楼板、墙壁、基础、屋面的管道，均应加装套管进行保护，在套管内不得有管道接口。穿过屋面的管道应有防水层和防水帽，管道和套管之间的间隙宜用不燃材料填塞．管道连接时，不得用强力对口，也不得用加热管子及加偏垫等方法来消除接口端面的空隙偏差、错口或偏心等缺陷。根据建筑今后的使用情况考虑卫生间的面积、朝向、布局和卫生器具的数量，施工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增减卫生器具和管道的走向，施工中做好排水管道和卫生器具的连接。排水塑料管必须按设计要求及位置装设伸缩节。排水通气管不得与风道或烟道连接，安装应符合规范。

（2）管道防堵塞控制措施。管道毛坯安装完毕后，应用专用的橡皮塞子或木楔堵严管道的朝天口，对坐便器、浴缸、地漏等预留排水口也应用同样的方法堵塞，防止建筑垃圾等杂物进入排水设施。排水管道应严格按照标准施工，不能出现倒坡。安装管道、卫生器具时，应先清理管道内、预留口内杂物，保证畅通。做好排水主干管及水平干管管道均的通球试验，通球球径不小于排水管道管径的2/3，通球率必须达到100％。管道安装施工过程中及完工后，应及时填写各种施工技术资料表格并经签证记录，埋地铺设的管道，应办理隐蔽工程验收，填写隐蔽工程记录并及时回填。

5.管道以及卫生器具的检验。各种承压管道系统和设备应做水压试验，非承压管道系统和设备应做灌水试验。

6.施工机械要经常检查，对于老化、落后、精度差的机械要及时维修或淘汰。

四、加强材料和设备的质量控制

设备材料质量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先决条件，因为设备自身存在的缺陷是无法通过安装施工的过程来纠正或弥补的。因此，设备材料的选型和采购是把好安装工程质量的第一关口。管材进场时，施工人员应配合工程监理做好抽样检验，严把原材料和设备的进货质量关，进场的原材料和设备应有出厂质量合格证，材质、型号、规格、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其产品性能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技术标准。对进场管材应认真进行验收、复试，不合格产品不准进场，不得使用。

篇6

所谓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去实现其减排的目标，从而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国际碳交易市场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强制性碳交易市场和自愿碳交易市场。强制性碳交易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为完成相应的承诺目标，交易机制包括《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约(JI)三种。

EU ETS便属于强制性碳交易，有30多个欧盟国家参与，可以称得上是全球最主要的碳交易体系。从2005年到2007年为第一阶段，2008到2012年为第二阶段，2013到2020年为第三阶段。在各个阶段，每个成员国都有减排目标，并且按照指定的要求提交国家分配计划，将排放控制总量及各相关主体分到减排配额，以国家分配方案(NAP)的形式上报给欧盟委员会。如果参与EU-ETS的企业未能自己或通过交易完成其规定的减排任务，将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计划(RGGl)和即将在2013年开始的加州碳交易市场也属于强制性碳交易的类型。RGGI由美国东北部的十个州参与，旨在以2000年排放水平为标准，到2018年年底减少区域内10％的温室气体排放，该交易体系已经于2009年启动实施。

根据备受争议的加州AB32法案，加州的总量控制和碳交易市场也将于2013年启动，首先加入该机制的是电力行业和水泥等高排放量的工业行业，根据法案，到2020年，加州计划比2008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00万吨。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即将在国内开展强制性碳交易，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CDM是针对《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单位转让。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进一步减排的成本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价格差。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CDM由此产生。而Jl和ET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

自愿碳市场是企业或者个人为了展现其良好的社会形象，以社会责任为出发点，自愿购买碳减排量而形成的。国际上基于配额的自愿碳市场主要的交易平台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CC×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先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交易所的会员自愿但从法律上联合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CC×要求会员实现减排目标，即要求每位会员通过减排或购买补偿项目的减排量：实现在2003~2006年问每年减少1％的排放量；并保证截至2010年，所有会员将实现6％的减排量。但由于自愿减排价格的低廉，2010年7月起，CC×母公司被美国期货交易集团洲际交易所收购，结束其开展8年的碳交易。

中国是从CDM项目开始对碳市场逐步了解并介入的。2004年6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外交部颁布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进入有章可循的新阶段。到今年2月份，我国已有725个CDM项目，共获得约5.2亿t减排量签发。

除CDM项目外，自愿减排项目在国内也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展开。不过，无论是交易量、交易价格、交易所的规模，还是自主研发交易的标准数量等各方面都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国内最早成立的交易所有京、津、沪三家，交易规模相对较大。此外，已宣布成立的碳交易所的还有山西、武汉、昆明、深圳、辽宁、河北、深圳、杭州等多个城市。

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目前这7个省市陆续完成了碳排放交易实施方案的初稿，初步计划是2013年启动相关试点交易。

与区域碳交易建设相比，自2009年以来，《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这一规范国家自愿碳交易活动的规范性文件正在研究起草中。《办法》的主要目的是规范国内自愿碳交易市场，提振市场信用使其运行更为有效。2011年12月1日，国务院正式“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从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和方案等可以看出，碳排放交易和碳市场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但是，碳交易在中国健康良好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可以借鉴相应的国外经验和做法。

篇7

由于碳排放权是一种无形的商品，因而就需要通过人为地制造稀缺来提升其价值。1992年各国所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便为碳排放权与碳交易提供了近似的法律依据。1997年所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则正式规定了部分国家对碳排放实行总量控制①——在2008—2012年的承诺期内，将CO2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5.2%。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减排是处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下的，这恰恰体现了历史与现实发展的一种诉求。很显然，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远多于发展中国家，鉴于发展有先后、排放有多少的现实，理应给予双方区别对待。再者，从具体的CO2排放指标来看，也需要做出这种符合实际的安排。表2显示：（1）在碳强度指标②上，发达国家26.5%的减排力度远不及发展中国家33.4%的减排力度，这表明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发达国家并未发挥其技术上的优势。（2）在人均CO2排放量上，发达国家高达10.61吨，而发展中国家仅仅只排放了2.86吨。上述排放量的巨大差距主要源自于发达国家自身所存在的过度的消费方式，而这已然违背了低碳经济的三低原则。（3）因地区间的贸易而被掩盖的隐性碳排放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发展中国家正通过国际贸易等方式为发达国家提供部分CO2排放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将会越来越显著。总之，在规定碳排放总量上必须要考虑到各国的发展阶段与实际排放总量的差距来区别对待（见表2）。

正是由于发达国家有减排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暂时不受约束，从而令CO2排放量在各国间有调整的余地，并且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减排成本。③这些便促成了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在这一市场上，各国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且也可以满足各自不同的交易需求。图1清晰地描述了碳交易市场上一种典型的供求关系。发展中国家作为碳排放量的供给方，发达国家则作为需求方，两者的均衡点便在A点处。因此，CO为碳排放交易的均衡价格，而EO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所购买的碳排放量，EZ则是发达国家由于成本约束而进行减排的量（见图1）。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也在国际协议层面为碳交易设立了三种市场交易机制：（1）第六条规定：附件B的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EmissionReductionsUnit,ERU）来进行交易，这便是“联合履行机制”（JointImplementation,JI）。（2）第十二条规定：设立“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目的是使非附件B的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并从中获益，协助附件B的发达国家通过交易来获得“排放减量权证”（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CER），以此来降低履行量化限制与减排承诺的成本。（3）第十七条规定：附件B的发达国家可参与“排放交易”（EmissionsTrade,ET），作为一种减排行动的补充。在现实中，上述三种市场交易机制与一些自愿交易机制一同构成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市场。①根据所交易的碳排放权的不同来源，碳交易市场可以分为基于配额与基于项目的两大市场（见表3）。以2011年的全球碳交易市场为例，基于配额的市场占有84.6%的比重，其中又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为主；而在基于项目的市场上，则是以初级CDM为主导。在初级CDM市场上，交易双方分别为：作为买方的是附件B的发达国家，以欧盟国家为主，共参与了86%的CDM项目；作为卖方的则是非附件B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以中国为最大的提供方，供应了72%的项目。而按照减排项目的内容不同进行划分，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用清洁能源②的项目为主，占到项目总数的65%（世界银行，2010）。EUETS是欧盟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机制，主要是通过配额③买卖的方式来进行的，即制定总的排放限额④→在欧盟各国进行分配→参与方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排放权的交易。在整个体系中，最为关键的是存在着一套有效激励私人企业来实施减排的机制。首先，各国在分配到一定减排份额的基础上，向纳入到这一体系中的本国私人企业分配一定数量的排放权。⑤然后，各企业以Emission-to-cap的方式在排放权市场上进行交易。具体而言，就是当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量时，可将多余的排放权在市场上进行出售；而当实际排放量超过分配量时，企业就不得不去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被处以罚款。具体的罚款数额在2005—2007年定为超额排放一吨CO2，处罚40欧元；在2008年后，则将处罚提高到100欧元，还会在以后的分配额中被扣除。而同期EUA的现期价格是在10—30欧元之间波动。由此可见，这种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将保证各参与方能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与减排成本。最后，通过在各地设立统一资质的碳排放审核点来确保整个体系能公开与透明地运行。以2011年的情况为例：在总共12865个碳排放审核点⑥中，减排的有8107个、超出配额的有2805个。综上所述，以初级CDM、EUETS为代表的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⑦将会促使碳排放权成为全球最重要且最具价值的资产，并为其最终能够用作各国货币发行的储备资产奠定了基础。

从第一阶段的四个部分来看，这一部分既是最关键又是阻力最大的，因为对于碳排放权这种公共资源所进行的产权分配是较难在各国间达成共识的。2009年年末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曾一度让人们憧憬起美好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但是由于各方分歧巨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只是在延长会期后才通过了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就表明了各方的博弈未能取得一个均衡解，因而出现“公地悲剧”仍是有可能的。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各国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根据《哥本哈根协议》的要求：在2010年1月31日前，发达国家应向联合国提交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也应上报自愿减排计划。截至2010年年底，已有114个国家表示接受此项协议，并且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80%以上的74个国家也已提交了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与各自计划。其中，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见表4；而发展中国家的自愿减排计划如下：中国将努力实现到2020年的碳强度指标比2005年下降40%-45%；①印度将努力实现到2020年的碳强度指标比2005年下降20%-25%（除农业部门）；巴西则将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预期基础上减少36.1%-38.9%（温宪等，2010）。假使各国能切实遵守以上所提出的减排承诺，特别是如果能引入世界议会来立法、通过联合国来监督的话（具体见“第三阶段”），那么明晰产权后的碳排放权交易将会极大地推进碳货币诞生的进程。（四）发行各国的碳货币前面三部分的顺利进行将确保避免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于是，碳排放权已然成为了一项在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资产项目(管清友，2009)。因此，把碳排放权作为货币发行的储备资产将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种最佳选择。根据“碳排放权的储量=分配量-实际排放量”的货币发行原则，各国为了提高碳排放权的储量势必会要求降低实际排放量。而降低实际排放量又是从国内自身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便是一种基于提高生产能力模式上的货币发行机制，即新增生产能力能自动产生新增货币量，新增货币量反过来又能促成更多新增的生产能力。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发行各国的碳货币”并不是让某种强势货币单独地与碳排放权这种储备资产相挂钩，而是营造出一种各国都能一同参与、公平交易的格局，以避免重复之前“美元挂钩于黄金”的历程和陷入“特里芬两难”的困境。至此，碳货币演进的第一阶段便宣告结束了，随后将转向更为标准、更高一级的第二阶段。#p#分页标题#e#

“各国碳货币的趋同”

在第一阶段中，碳排放权是与各国货币相挂钩的，但为了实现最终统一的目标，还必须设定一种过渡标准来使各国的碳货币走向统一。第一阶段末的现状是：一方面，尽管各国均发行了各自的碳货币，但由于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所以在各国的碳货币间有着良币与劣币之分；另一方面，虽然各国的碳货币是由各国货币当局按照碳排放权的资产储量来发行的，但是各国存在着生产能力上的差别，并且所设定的发行货币与储备资产间的真实配比关系也不一致。显然，如果没有“超机构”来规范各国的碳货币兑换机制的话，那么将会出现“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这无疑会令碳货币重蹈之前货币时代的覆辙。②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都将会在第二阶段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IMF而言，它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套向统一碳货币的过渡标准，这可以借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于欧元一体化制定趋同标准的经验。由于碳货币的发行是由生产能力来决定的，这就区别于此前货币时行货币的原则。③为此，IMF应主要对各经济体在低碳经济下的生产能力状况做出相应的规定，而不仅仅只是对几个经济运行指标提出要求。具体而言，IMF应高度关注两大指标：人均碳排放量与碳强度指标。因为如果上述两个指标在各国间存在极大差异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各国的生产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对差距，①并且在各国的碳货币间存在着某种套利的空间。只有在各国的上述指标趋同②时，才能真正地实现碳货币的统一。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则是要大力倡导低碳经济、积极推进低碳技术、帮助欠缺资金与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战略。特别是当下正在迅猛发展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③（CarbonCaptureStorage,CCS），将是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之一。世界银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来积极推广该技术，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项目融资等金融服务上的支持。总之，在第二阶段中，IMF与世界银行需要通力合作：IMF设定统一碳货币的趋同标准；世界银行则在全球推行低碳战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一切最终将会把“碳货币方案”推进至最后一个阶段。

“统一碳货币的诞生”

尽管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之后，一种统一的碳货币便要宣告诞生了，但还是需要一套新型的中央银行体系来管理“碳货币时代”的货币政策。在“碳货币方案”下，全球性的新型中央银行体系是由IMF与各国的中央银行一同构成的。其中，IMF将起到“世界央行”的作用，它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居于体系的核心，负责制定全球的货币政策。IMF是通过考察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来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全球低碳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则是通过各国的GDP、碳排放量等指标来衡量的。而各国的中央银行则是体系的执行机构，负责在各自市场上开展公开市场业务④来具体地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决议。特别是在货币发行上，各国中央银行所发行的货币量必须要先经过IMF的审核。历史上，货币的诞生是因地域交易的扩大所致，而今世界贸易的增长率远快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此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就预示着世界统一货币的出现。事实上，人们最终是以信用与公共部门主导的方式来解决货币问题的，而未来恐怕也同样如此。因而，在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是世界大同的背景之下，“碳货币方案”就需要一套新的“全球货币治理机制”来规范各国之间的运行（见图2）。该“五位一体”的治理机制是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监督机构”、“保障机构”与“执行机构”所组成的。

其一，这套治理机制特别需要一部国际法作为制度保障，为此应设立一个“世界议会”的机构来进行立法。鉴于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众多、各地区人口分布不均且经济发展状况各异的现实，该机构可以借鉴美国设置参众两院的经验：A院是以每个国家拥有相同投票权为原则，B院是按每个国家的人口多寡、经济总量大小来分配各自的席位数为原则，并且与任何国际法相关的议题①均需两院通过才能生效。

其二，应当发挥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的巨大作用，让其扮演监督机构的角色。联合国具体拥有行使监督、调停与处理争端事务的权力。如果将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看作是订立一份多方合约的话，那么各国自身权利义务的行使与协调机制的实施都需要按合约行事。一旦遇到争执或起非议之时，应由联合国介入其中来审查相关事宜，而合约的最终解释权则归属于世界议会。很显然，这能较好地纠正以往国际货币发行机制所存在的种种缺乏约束的弊端。

其三，如前所述，IMF、世界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则分别扮演行政机构、保障机构与执行机构的角色。

主要结论

篇8

2016年至今的一年半里，身为国家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的主设计者，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至少参加了100场关于碳排放分配方案的内部讨论会。 新疆乌鲁木齐苇湖粱（燃煤）发电厂烟囱与冷却水塔爆破拆除现场

这些聚齐了政府主管部门、控排企业和研究专家的讨论会往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到一种既符合国家监管要求，又能促进节能减排，也让企业、行业可以接受的碳排放分配方案。

“排放配额分配的合适与否，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更攸关整个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成败，所以主管部门非常谨慎，配额分配方案的设计也耗时比较长。”张希良对《t望东方周刊》说。

本刊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获得的消息证实，目前，被称为配额方案顶层设计的《全国碳交易市场配额分配方案（讨论稿）》（以下简称《方案》）已在小范围内征求部分企业及专家意见。

张希良说，该《方案》预计将于2017年10月正式落地，在全国各省区推广实施。

一个行业11条基准线

刚刚过去的6月，国家发改委气候司接连在四川、江苏组织了两场针对电力、电解铝、水泥三个行业的碳配额分配试算培训会，给地方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控排企业讲解如何计算排放配额。

“这三个行业无一例外采用的配额计算方法都是基准线法。”参加了培训会的张希良说，该方法也是将来国家碳市场启动后主推的配额分配方法。

简单来说，基准线法就是按行业基准排放强度来核定碳配额。运用该计算方法，控排企业所得的碳排放配额是其所属行业的基准值乘以当年的实际产量（产能）。

而行业基准值即行业内企业的综合排放强度（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除以年产能），是主管部门根据行业内所有企业上报的历史排放数据计算而来，并且在一些特定行业，行业基准值也不是只有一个。

如电力行业，其内部又根据压力、机组容量和燃料类型的差异划定了11条基准线，每条基准线对应的基准值各不相同。

“因为是碳市场运行初期，所以行业内的基准线划定可能相对宽松，但随着减排目标的增加，未来行业内部的基准值设定肯定会趋于严格。”清华大学中国碳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段茂盛对《t望东方周刊》说。

这就意味着，那些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将来所能分得的碳排放配额会越来越少。

不过，张希良也再三强调，基准线法中所采用的行业基准值并非外界理解的行业历史平均排放强度值，而是一定低于行业历史平均排放强度值。

“如此设计使得在行业基准线以上的企业要远多于基准线值以下的企业，既可以鼓励减排效果好的企业，又能给落后产能带来压力。”他说。

先给一半的配额

“除了基准线法，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法还有历史法。”北京环境交易所副总裁周丞告诉《t望东方周刊》，历史法又分为历史总量法和历史强度下降法两种。

历史总量法比较“简单粗暴”，取控排企业过去3～4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得出该控排企业的年均历史排放量，而这一数字就是控排企业下一年度可得的排放配额。

相比之下，历史强度下降法则复杂得多。这是在双重考量控排企业的二氧化碳历史排放数据以及当年实际产能的前提下确定可得的排放额度，其配额计算公式是历史排放强度乘控排系数再乘当年产量（产能）。

周丞说，这里的历史排放强度取的是控排企业分配年份前3年或前4年的平均排放强度值，而非某一年的排放强度值。

控排系数则是政府为每个行业划定的减排目标，每年动态调整，原则上是呈递减式下降，如北京燃煤发电企业的控排系数2013年是99.9%、2014年是99.7%、2015年是99.5%。

以北京一家年均发电量6亿度的燃煤电力企业为例，其2011～2013三年的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300万吨、400万吨、350万吨，那么其历史排放强度就是0.0058。

按照前文提到的北京燃煤发电企业2014年99.7%的控排系数计算，该企业2014年能获得的碳排放指标即为0.0058乘以99.7%乘以6亿度，约为347万吨。

历史强度下降法和基准线法相同的一点是，两者都跟配额分配年份的实际产量（产能）挂钩，但配额多为提前分配，企业用于计算配额的年产量数据尚未出炉，仍旧只能暂用上一年的历史产能数据或预测产能数据。

“历史产能毕竟不是实际产能，所以政府在给企业配额时用了‘预分配’的方式，先按照历史产能给其测算配额的70%或者50%，待当年实际产量确定后，再多退少补。”张希良说。 在雾霾天气里，车辆行驶

在济南市顺河高架上

历史总量法广为诟病

在张希良看来，上述三种不同的配额计算方法其实适用于不同行业，其中基准线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流程及产品样式规模标准化的行业。

比如，在目前已经公布详细配额计算方法的多个试点地区，火电行业无一例外都要求使用基准线法核定碳排放配额，原因就是其产品单一、生产流程大同小异，套用一个行业基准容易评估。

“但对某些特定行业，像化工，因其工艺多样、产品复杂，如果套用同一个行业基准就很容易造成不公平，不适宜用基准线法计算，多采用历史强度下降法核定配额。”段茂盛说。

除此之外，石油、钢铁、造纸等行业也都更适合用历史强度下降法计算排放配额。

而历史总量法则更多应用于学校、酒店、写字楼、大型购物商场、居民区这些固定的建筑设施（单位）领域。

虽然这三种配额分配方法各有所侧重，适用的行业也不尽相同，但仍有优劣之分，尤其是历史总量法，被外界诟病最多。

“它的问题在于每个历史年份的排放数据在配额计算中的权重相同，可能出现控排单位所分得的排放配额跟历史排放量相同，甚至不降反增的情况。”周丞说，这跟配额制度设计的初衷正好相反。

并且，历史总量法是根据控排企业过去的生产经营情况计算配额，不考虑其未来的生产经营状况。这就意味着，一个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得到的配额可能不够用，未来发展势必受限。

最终，整个市场会出现一种诡异的现象，那些面临淘汰的高污染企业手里有大量剩余配额，而那些正处于良好发展势头的企业则无配额可用，只能到市场上买。

“所以，国务院2016年11月批复的《国家碳市场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方案》中只明确了基准线法和历史强度下降法两种分配方法，并未提及历史总量法。”张希良说，未来的配额分配也将会以这两种方法为主。

“适度从紧”才行

“配额分配制度的设计非常复杂，也非常难做。”段茂盛直言，无论是尚处碳交易试点阶段的中国还是已建成碳交易市场的欧盟、美国，配额分配都是碳排放交易体系设计中的重中之重，最受外界关注。

这一点张希良w会最深。

6年前帮北京做地区配额分配方案设计时，他曾跟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连续开会13个小时，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10点;而后，为了做国家配额分配方案，他又无数次到各个试点地区调研，至少跟几百家企业座谈过。

张希良指出，配额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按需分配”，但这个“需”是政府的减排需要，而不是企业的排放需要，“如果把这点搞混淆了，配额分配就会流于形式。”

“西部一个试点地区就是后一种情况，完全根据企业需要去分配排放配额，企业需要多少就给多少。”周丞说，这样配额制度就无存在的必要，碳市场的建立也没任何意义了。

欧盟就是前车之鉴。

“欧盟碳市场在建立之初曾风光无限，但后来就不行了，原因就是其发放的配额比企业实际需要的配额多，企业都有余额，整个市场供大于求。”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对《t望东方周刊》说。

当然，在满足减排需要的前提下，政府在做分配方案设计时也要特别注意，仅仅“适度”还不行，要“适度从紧”才会有效果，特别是对一些需要逐步淘汰的产业或者落后产能更要如此。

“因为行业数据显示，节能减排突出的企业跟那些做得差的企业，在碳排放强度上有20%左右的差距，配额分配时要考虑这样的差距，让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承受更大的减排压力。”张希良说。

不过，也有一些人担心，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以及行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的大局。

篇9

对于低碳经济,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特雷西・沃斯腾克罗夫特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低碳经济是一张三条腿的板凳,其培育和发展离不开政策、技术和资本三位一体的支撑框架。如果缺少任何一条腿,都将导致板凳的不稳。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

全球碳市场在饱受争议中发展迅速,交易模式、制度、产品等基本元素业已成熟。碳市场的参与者也从初期的政府赞助机构、想培养市场的环境顾问、建立策略部门的大公司以及尝试及早取得商业优势的创新企业转变为金融机构、基金、交易所、大型温室气体排放企业、专业的中间商、服务商等。而中国碳金融也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迅速成长,截至2010年5月12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已达2537个。从这个数字来看,碳金融的浪潮已经来临,各个环节的市场主体将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呢?

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特别专访了国内外多家碳金融参与主体的代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浦发银行投行部总经理助理贾红睿、英国气候资本(以下简称“CCC”)总裁路跃兵、中瑞碳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瑞碳”)董事陈海鸥以及碳金融领域专家徐东胜、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涂永红等。在低碳经济动地而来的当下,力图为广大CFO勾勒出一个碳金融的全景图谱。

银行:一站式金融支持

如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已经很少有银行会否认他们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扮演关键角色,越来越多的银行参与到碳披露计划、赤道原则、碳项目的投融资或产品开发活动中。

2004年,汇丰银行做出成立碳管理工作队的承诺,成为世界上首家实现“碳中和”的国际性银行。事实上,除了少数早期的先驱,国际商业银行参与碳市场相对较晚,比利时富通银行是早期的参与者之一,为客户提供交易、交易对手服务、结算和碳金融类的融资。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商业银行开始参与碳减排的投融资,尤其以在欧洲有运营基础的银行活跃,如巴克莱银行、拉博银行、汇丰银行和荷兰银行等。

由于国际银行一般采用混业经营,所以其参与碳金融市场的活动并非局限于信贷一个方面,更多的是金融衍生品,如基金、债券、期货的开发与交易,以及对碳减排项目的直接开发投资。这是与我国商业银行在碳金融业务上的最大不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提出的三种减排机制中所能参与的只有CDM一个。目前商业银行业不能投资。另外,由于实行分业经营,商业银行绝对不能进行股权投资。因此国内银行参与CDM更多的是指信贷支持。通常在碳金融领域,国内银行扮演的角色是:对上游需要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和拥有技术的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对后者融资相对来说风险要大一些,这就需要银行一要有社会责任感,二要看懂他们。比如,浦发银行为国内首个海上风电项目牵头融资,成功实施银团融资和CDM应收账款质押相结合的创新融资方式,对碳金融进行有益尝试。

目前国内几乎每家商业银行都可以提供绿色信贷服务。浦发银行是国内最早试水碳金融领域的银行之一。从2005年浦发银行就开始探索这一领域,2008年就 《绿色金融服务方案》。最近三年,浦发银行发放绿色贷款达1000亿元,涉及可再生能源、工业和建筑领域提高能效和污水处理等其他环保项目。2009年,浦发作为惟一金融界发起人加入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联合组织――天津生态城绿色产业协会,旨在通过推广低碳金融解决方案。进入2010年,更是正式把打造“低碳银行”纳入发展规划。

在众多商业银行中,浦发银行在碳金融方面显得颇具特色。贾红睿对此颇为自豪,“在浦发,客户可以享受到真正的一站式服务。”

2008年,浦发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率先推出首个针对低碳经济的创新型服务方案――《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具体包括国际金融公司(IFC)能效融资方案、法国开发署(AFD)能效融资方案、清洁发展机制(CDM)财务顾问方案、绿色股权融资方案和专业支持方案,形成业内最全的覆盖低碳经济产业链上下游的碳金融产品体系。

2009年7月,浦发银行成功为陕西某水电项目提供CDM财务顾问,并最终签署《减排量购买协议》(ERPA)。该项目是国内银行界CDM财务顾问创新成功第一单。预计该项目售碳收入占年经营收入的1/4。

在财务顾问方面,PE投资是其关注的另一方面。作为浦发碳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子方案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方式,可以增加企业资本金和抗风险能力,再融资时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授信额度。

曾有多年碳金融研究的人民大学教授涂永红指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和国外的不同,国内银行占有市场85%以上的金融资源,这就决定了其在中国碳金融的发展中需要承担远比发达国家银行更多的责任。

资本:蓄势出击

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资本是最活跃的参与主体,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主要是指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包括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基金会、捐赠基金、专业碳基金和对冲基金等。

机构投资者认为,许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如环境成本和风险披露、碳税、减排目标、交易都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机构投资者采取多种措施来制度化气候变化问题。如成立的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团体、碳披露计划、赤道原则、气候风险投资者网络等。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的国际投资银行也在不断变更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如高盛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股票估值模型。

达信总裁韦朴认为,作为大的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在管理投资组合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反映他们亲身经历的风险,例如保险公司面对理赔时,这有助于他们开发和管理碳金融市场。一些保险业者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损失记录恶化,随着气候变化更加明显,保险公司不得不重新评估整个行业,并要求对他们的客户风险管理采用更高的标准,开发诸如碳交易的交易对手风险这类的新产品。达信作为全球风险管理专家,制定了一套环境风险管理方案瑞士再保险公司则进一步明确了碳管理的责任范围,如果公司董事或高管没有做出努力减少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他将可能被免去这些责任赔偿保险。

2005年,专业碳基金的崛起备受瞩目,目前国际上购买核证减排量(CERs)的碳基金和采购机构约有50家,是全q球市场减排权证和减排单位的主要资金来源。一般分为政府基金和私募基金,政府基金一般都是由政府参与设立或全部由政府设立,无论运营方式有什么不同,目标都是希望通过CDM项目购买的方式,使国内碳减排量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标准。这类基金源自世界银行的原型碳基金(PCF),不可避免带有世界银行政策的烙印,除了完成本国目标以外,还被要求高质量的减排和降低减排成本。与此不同,私募基金更注重的是减排的目标下利益。

随着碳市场的发展,一些欧洲和美国的对冲基金和私募投资公司早已开始部署资金,部分以持有碳公司股份的形式,部分则以购买并交易碳信用的形式。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有RNK资本公司、Citadel投资集团、MissionPoint资本伙伴公司、Dexion资本公司等。另外,对未来碳市场的良好预期也促使新基金纷纷成立。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吸引了各路资本蜂拥而至。其中摩根士丹利、高盛、加拿大纳德资产管理公司、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英国气候变化资本等国际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和基金早已对中国的“碳金融”市场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

路跃兵介绍,CCC是其中最大的一只私募基金,掌管着8.5亿欧元资产,并将一半以上的资金放在中国。目前已经在中国投资50个项目,规模达60多亿元人民币,已支付20多亿元,其余将在未来几年持续投入。而在中国碳交易市场目前总的投资规模中,CCC的投资份额占了10%以上。该基金在中国的大部分投资是在CDM领域,且绝大多数项目为大型国企,分布在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水电、风电、生物质能、煤层气、垃圾填埋等众多领域。“很多环保、节能减排的项目投资回收期很长甚至不赚钱,而我们的金融手段可以让风电、垃圾填埋这样的项目提高内部投资回报率2%～40%,或者投资回报期缩短至少两年。”不过,由于2012年后政策不明朗,路跃兵表示,CCC相关投资也会进行适当调整。

CCC可以提供三种融资方式,这与国内基金有很大不同。路跃兵介绍,第一种方式即直接买入企业的减排量,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第二种是在企业产生减排量之前提供资金或设备让企业能进行项目建设,减排量产生后再买入,第一期的CERs交易扣除前期提供的资金;第三种融资方式则结合了股权融资和前两种融资方式,除了买入减排量以外,也投入股本金,成为股东。在入股的情况下,卖方得到更大的实惠,而CCC承担更多的资本。“目前CCC资金中的20%可以用于股权融资。CCC在国际上有不少股权投资经验,但是由于目前在中国受到最低碳价格的影响,此项投资还未能充分展开。”

陈海鸥表示,对2012年后的预期,现在国内市场的态度是:国际资本悲观,国内资本乐观。随着国内碳金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很多PE基金乃至产业基金都在关注这一领域,浙江诺海低碳投资基金、黄河三角洲高青黑牛低碳生态产业投资基金、南昌开元城市发展基金、光大江阴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华澳资本低碳投资基金等相继成立,这些均为专注于低碳环保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在二级市场,同样出现了首只低碳经济概念的股票型主题基金――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国际金融公司(IFC)也在募集一个“IFC后2012碳基金”,以购买2013年之后交付的碳减排额。

交易所:就差价格信号

由于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大量国际资本流入,而国内GDP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也保持了9%的增长,中国不差钱。另外随着国际间技术交流的频繁以及中国自身在风能、水电等领域就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中国实际上也不差技术。黄杰夫认为,中国最差的是价格信号。

“碳是一种资产,将其价格信号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产生出来的话,对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会有很大帮助。”电力企业是配额的最主要需求者之一,使用煤的成本和使用天然气的成本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许多分析师认为,对二氧化碳进行定价将促使企业选择更清洁的天然气,并且预计当配额单位价格(每吨二氧化碳价格)在25欧元时足以鼓励排放者更换燃料。

至于如何给碳定价,黄杰夫认为,碳价格像所有商品一样,是由市场根据供需形成的。路跃兵对此观点表示认同,虽然发改委有碳单位价格最低8元的规定,但每个项目的价格由双方谈判决定,决定因素则是市场的供求,每年气候不同、欧洲市场的配额紧缺等因素都会导致价格的下跌和上涨。此外,交易中谁承担风险、申报费用等都会影响到每一吨二氧化碳的价格。

理论上,碳价格与碳减排的边际减排成本密切相关,但在实践中,价格更动态。黄杰夫认为,这种敏感的价格信号是决策的最可靠依据。

市场上首次出现碳价格是在2003年9月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每吨约在1.5美元～2.5美元之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自愿减排市场,涂孙红认为,其市场价格会低于强制减排市场。欧洲排放权交易计划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罚款价格是40欧元和100欧元,这象征了市场上的最高交易价格,CDM第一个减排权证价格约5欧元～7欧元。

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多个碳市场,欧盟排放体系是其中最大的跨国、跨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市场,涵盖了25个国家和1.1万多项设施。这一体系非常活跃,参与交易者包括银行、碳密集型行业公司、碳基金等。2008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价格已经达到了919.1亿美元。

与欧盟碳市场的热闹情况不同,欧洲以外同样受8%上限管制的国家却行动迟缓,日本、加拿大和新西兰虽然都已承诺会遵守,但深度和广度远不及欧盟,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则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当然官方的态度并未影响他们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民间的热情与政府的冷淡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大多数州现在都有温室气体减排计划,通常还配合完成辅助的目标。美国国会也制定了数项规范市场的法案。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各省省长已完成数十个原则的设计协议,以加强国家排放交易计划。另外,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与印度、中国、日本和韩国建立了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合作计划。几天前,新西兰开始了全国碳交易体系,催生出新西兰的国家碳市场。

然而无论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还是美国交易体系,基础都是总量控制和交易机制,在一个确定的总量下,碳就成为了稀缺资源,就可以形成价格。黄杰夫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45%的碳强度指标,这在客观上产生了二氧化碳排放的稀缺性;按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有了稀缺性,就可以定价。中国的金融和环境专家,应该从实际的角度,积极探索如何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碳价格信号体系,这才是低碳经济的实质所在。

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碳市场,CDM项目所产生的CERs只能由国外买家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易。虽然国内早在2008年就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但是由于刚起步,发挥的作用还太小。黄杰夫认为,这与中国起步晚不无关系。但他相信,中国有可能在碳交易市场,用金融给碳资产定价方面超过美国。中国依赖政策,美国依赖市场,这是造成当前中美在碳金融方面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现在是时候该给市场一个机会了,碳金融各参与主体要联合起来,做出碳价格信号。”

黄杰夫还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价格信号不要忘了农民。在美国,对一个户收入5万美金的农民家庭来说,在好的年景,其近1/5的收入可以来自于碳市场。从碳交易现有规模看,碳金融前景可观:今年五月,欧洲气候交易所(ECX)创造了日交易量记录,当日共成交二氧化碳指标5300万吨,日交易金额达10亿美元。

企业:将改变资产负债表

碳市场已从一项协商的政策工具转变为具有经济机能的市场,将使碳资产加速变成真正的资产类别。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高达1260亿美元,专家预计到2012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500亿美元。当碳交易有可能成为超过石油的商品时,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企业,尤其是关联企业就不能不重新审视碳――这一新型资产的价值以及对财务状况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成本增加和碳资产价值被忽视。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Alan Willis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有必要在其战略规划和风险管理中考虑气候变化问题。机构投资者也逐渐意识到,在投资分析和决策中考虑气候变化对财务的影响很重要。因此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出现在财务报告的各个组成部分。

国内一直以来都存在是否应该将碳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争论,陈海鸥认为,碳资产在不久的将来将可能会以类似“碳资产与负债”的会计名目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这就需要对企业参与碳交易形成的经济利益或义务进行核算与计量,并表内化。虽然目前国内还没有能够对此进行准确核算的会计准则与方法,但与此相关的讨论已日趋频繁。在企业损益表中,可能需要在传统企业成本之外体现一项新内容,就是环境成本。日本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环境会计体系,其环境报告书中明确要求揭示企业环境成本的降低,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企业环境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单位产品、服务应负担的环境成本,如单位营业额应负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比同行业更有能力管理环境风险和机遇的公司,财务表现通常也比同行优秀。企业有可能借由减排而从能源节约中获利,加拿大铝业、美国铝业、杜邦、IBM、壳牌、丰田等都已证明了该结果。

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一系列“碳管理”措施予以应对。对每个公司来说,都可以从价值链的三个层次了解碳排放的影响:公司自身运营产生的排放;来自公司供应链的间接排放;与使用公司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排放。因此企业的碳管理是指,评估整个价值链的排放;了解与碳减排有关的风险和机会;率先采取相应行动;与包括所有投资者在内的股东对结果进行沟通。

在黄杰夫看来,中国企业正处在U型弯道上。中国目前不承诺强制减排目标,未来可能会在自愿减排的基础上建立碳交易体系。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过这个弯道。举例来说,欧盟第二阶段减排范围将覆盖航空运输业,在欧盟起降的中国航空公司同样要面临碳减排的硬性规定,而出口欧洲的企业也可能面临因运输成本增加而带来的利润减少问题。在美国,公司被要求披露他们的实体环境风险,同时遵守证券管理委员会的S-K规定和10-K申报规范。这些要求迫使公司不得不披露环境成本、负债与未来风险等财务信息。英国贸易工业部在企业的运营和财务审查中引入了环境报告要求。这些对于那些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言是个挑战。

减排政策会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产业产生不同影响,其中最敏感的是能源密集型产业,既包括能源生产行业,如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电力、水泥,也包括能源消费行业,如汽车、航空。其中电力被视为管理当局最主要的目标。欧盟碳排放配额的50%以上给了电力行业。

瑞银集团《碳定价机制如何影响亚洲公司的盈利》的投资报告显示,减排政策将使企业每股收益大幅下降,一旦中国引入旨在控制碳排放量的碳定价机制,预计中国企业将增加相当于目前GDP1.6%的成本。

中国企业今后都势必面临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排放要求已成事实,专家建议,企业尤其是能源型企业应当从目标使命、产品研发、渠道布置、投融资安排等各个环节发掘碳价值,整合自己企业的碳战略。预先引入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概念,进行企业碳资产审计,建立自己的碳资产负债表。正如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所说的,一家企业只要有碳排放,就会形成潜在的碳资产或者碳负债,管得好就是资产,管不好就是负债。

中间商:低碳综合服务

除了遵约交易市场和所谓的纯粹的经营碳的公司外,碳市场的发展还催生了一系列专业服务公司,涵盖了咨询服务商、证券研究、信用评级、保险等。作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吸引了很多国际买家,咨询服务商应运而生。由于国内企业在碳交易市场只能参与CDM,所以咨询服务商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的咨询服务商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 最早出现的是CDM中心,基本上每省都有一家,当然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有所作为,目前这类专业公司北京最多。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低碳在全社会受到极大关注,咨询服务商的业务领域也从单纯的CDM开发与交易向低碳服务领域延伸。据陈海鸥介绍,中国市场目前真正拥有低碳综合服务体系的公司非常少,大部分同行还正处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中瑞碳则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中瑞碳率先在提出了国内市场的“碳资产管理”的概念,推出低碳综合服务。该服务体系来自于欧美这些具有成熟的碳排放管理模式的市场。陈海鸥认为,对国内而言,这是一个新的起步。这一服务体系包括:碳足迹盘查碳排放源审计碳足迹评价与碳风险评估建立碳排放战略管理目标建立企业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实施碳减排策略选择碳抵消或碳交易以减少或抵消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碳排放,或实现碳中和。

通过碳足迹盘查摸清企业的碳排放家底是低碳综合管理的基础。陈海鸥介绍,碳足迹包括基于组织、项目层次的碳足迹和基于产品与服务层次的碳足迹。英美等国家在碳足迹披露方面的工作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在碳足迹计量标准方面,国际认可的标准有:一个是基于组织与项目层次的ISO14064系列和GHG-PROTOCOL,另一个是基于产品与服务层次的PAS-2050。而中国目前还没有碳足迹盘查的工作标准,中国正在加速进行国际标准的转换。陈海鸥相信,很快将出现的碳足迹盘查与披露方面的中国标准。在中国国内标准出来之前,行业内使用的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ISO14064、GHG PROTOCOL与PAS2050标准。

在中瑞碳,低碳综合服务和CDM是两个不同的部门,两者所依据的方法学与标准是不同的。CDM的方法学是由联合国的CDM执行委员会。CDM申报要向CDM执行委员会递交符合方法学要求的项目申报文件(PDD),并由指定经营机构DOE对项目进行审定,DOE出具审定报告后,才可向CDM执行委员会递交项目注册申请。经批准注册后,将由DOE对CDM项目的减排量进行核查,并向CDM执行委员会申请签发,签发后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即是CDM开发的产成品,可以拿去市场进行现货交易。

陈海鸥强调,中瑞碳的定位是碳交易和低碳综合服务专家。“碳交易涵盖的内容很多,在现阶段,适合中国市场的范围包括CDM与自愿减排量(VER)的开发与交易。在碳资产的开发与交易方面,中瑞碳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陈海鸥举例说,针对钢铁、水泥等高能耗企业的客户,在低碳综合服务的过程中提交的碳减排方案将会包括资源综合与循环利用的机会。这些碳减排建议的实施过程将产生碳资产开发与交易的机会,中瑞碳又可以帮助客户们实现碳资产项目的开发与交易。“我们在给客户提供低碳综合服务的同时又可以给客户带来更多的碳资产机会,客户对这种综合服务模式非常欢迎。”

篇10

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高涨。从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不承担减排义务，但作为全球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减排压力与日俱增。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公布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相对于2005年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根据Laspeyres指数分解和Kaya公式可知，二氧化碳排放受人口、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重化工比例较高，能源消费增长较快，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大，虽然实施碳减排政策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要强制性减排必将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在充分考虑国际环境与本国国情的情况下，“十二五”规划适度放慢了经济发展速度，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减少污染物排放等，说明我国越来越注重经济质量发展，注重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把总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合理地分配到各省区，对实现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双重约束目标非常关键。

许多学者对碳减排成本和配额分配进行了详细研究。高鹏飞等(2004)对2010－2050年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是相当高的且越早开始实施碳减排约束越有利。王灿等(2005)分析了部门碳减排边际成本曲线，发现重工业、电力、煤炭部门是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行业。随着减排率的提高，所有部门成本急剧上升，重工业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相对较大。韩一杰等(2010)在不同的减排目标和GDP增长率的假设下，测算了中国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所需的增量成本，发现GDP增长速度越快或减排目标越高，减排增量成本也越高；但由GDP变化所引起的增量成本变化远小于由减排目标调整所引起的增量成本变化。巴曙松等(2010)发现各种主要能源消费的碳减排成本之间存在差异性，提出施行燃料转换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减排政策选择。也有一些文献研究了省区减排成本和配额分配问题。褚景春等(2009)以综合能源成本为准则，对省区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筛选，得出总成本最小的电力资源组，然后将减排成本计入综合资源规划，使系统排放量达到最优水平。Klepper, G. 等(2006)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减排成本、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李陶等(2010)基于碳排放强度构建了省级减排成本模型，在全国减排成本最小的目标下，得到了各省减排配额分配方案，但其各省减排成本曲线与全国类似的假设，与现实情况有些差距。以上文献均是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单约束，通过估计碳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来分析减排配额的。但“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的双重约束目标，为完成此双重强度约束目标，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11］26号)(下文简称《节能减排方案》)对各省设定了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各省也相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年度规划目标。如何在双重强度约束下，实现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最优分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基于以上想法，从全局最优的角度，建立在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目标约束下的省际经济增长优化模型，考察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及省际经济增长扩张约束对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找到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比较各种情景下的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析全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对全国生产总值的脱钩状态，并对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最大降低幅度进行了预测。

二、优化问题及模型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发展经济是当今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模型的目标函数为最大化各省区生产总值总和，约束条件为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目标约束，以及经济增长扩张约束。根据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可建立如下两个优化模型。

(一)如果2010－2015年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至少降低16％和17％，各省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与2005－2010年变化幅度相同，各省经济增长遵循历史发展趋势并兼顾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并且各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等措施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各省区能耗强度的降低目标，那么就有关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应该如何优化分配问题，可建立如下模型来考察。

利用模型Ⅰ可分析以下两种情景：

情景1：2015年全国能够完成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的目标，各省能够完成《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各省2010－2015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以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2011年各省经济增长速度作为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约束上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2010－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的预期目标，本情景以7％作为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下限。

情景2：为适当减缓因经济发展过快而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耗，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情景中各省经济扩张约束上限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其他假设与情景1相同：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各省能耗强度能够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各省2010－2015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率与2005－2010年相同；2010－2015年各省经济年均增长扩张下限为7％。

(二)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共同决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最大降低幅度是多少，以及全国能耗强度降度最大时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又是怎样的？此问题可转化为情景3。

情景3：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全国能耗强度降低率为可变参数。其他假设与情景2相同：2015年各省能耗强度能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2010－2015年各省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下限为7％，上限在情景1基础上 同比例缩小。可利用以下模型分析。

三、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样本期为2005－2010年，基期和分析期分别为2010年和2015年。因西藏能源消耗数据缺失，模型中暂不考虑。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消耗，本文主要计算了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主要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排放系数分别为2.69kg/kg、2.67kg/L、2.09kg/kg(采用IPCC推荐值)。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所有省区生产总值总和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不等，本文所说全国生产总值为所有省区(除西藏外)生产总值总和，所说全国能耗强度为所有省区能源消耗总量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所说全国碳排放强度为所有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所说全国能源碳强度为所有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所有省区能源消耗总量之比。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2005－2010年各省区生产总值(2005年不变价)。从历年《能源统计年鉴》可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耗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量与它们相应的排放系数相乘，可分别得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而可得样本期每年全国及各省区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可得样本期内各省及全国能源碳强度的变化率。能耗强度的降低率来源于《节能减排方案》。由于2010年各省区各种化石能源消耗量数据目前没有公布，无法算出2010年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此假设2010年各省化石能源消费结构与2009年相当，则各省2010年能源碳强度与2009年能源碳强度相同。情景1中参数标定见表1，其他情景中参数的具体变化见本文分析过程。

四、情景优化结果分析

下面利用所建模型来分析三种情景中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优化分配。

(一)地区GDP优化分析

优化结果显示三种情景下模型均有最优解，说明从全局最优角度看，在全国及省际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约束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能够找到各省区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进而可分析三种情景下各省区经济增长最优分配值的异同(见表2)。

情景1优化结果显示，2010－2015年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2％，经济区域中，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各省经济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京津、北部沿海、华东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低于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但均在9％以上。说明若各省能够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经济区域就能够协调发展，尤其是东北、中部和西南地区经济能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从省区看，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山西年均增长率为8.5％，没有达到本省经济增长扩张上限；贵州、青海和宁夏的年均增长率为7％，取值为经济增长扩张下限，经济增长速度最慢。其他省区经济年均增长率取值为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上限，经济发展较快。说明如果经济发展保持目前势头，现行的全国及各省能耗强度约束对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发展较为不利，对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有利。

为了维持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能源过度消耗，需要适度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情景2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经济扩张上限，为保证2010－2015年间各省年均增长率不低于8％，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扩张上限缩小比例不超过4.504％。优化结果显示，同比例缩小上限约束对各省及全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当各省经济扩张上限缩小比例为4.504％时，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下降了1.2个百分点。从经济区域看，京津、华东沿海、南部沿海、中部、西南、东北、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程度依次增大。从省区来看，河北、内蒙古、云南、甘肃和新疆经济增长率为7％，最优值从经济扩张上限降到经济扩张下限；辽宁年均增长率为9.1％，没有达到经济扩张上限。除此之外，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4.504％，最优值为经济扩张上限。

情景3优化结果显示，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为17.27％，与此同时全国碳排放强度降低了21.07％。与情景2对比，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从经济区域看，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分别下降了2.9、1.7、1.2和2.8个百分点；其他区域没有改变。从省区来看，河北、山西、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最优值仍然是经济扩张下限；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陕西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最优值从经济扩张上限降低到经济扩张下限；辽宁年均增长率从9.1％下降到7％；广西年均增长率从扩张约束上限下降到7.3％，接近经济增长扩张下限。说明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阻碍作用。

(二)地区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优化分析

各省GDP优化值乘以相应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可分别得到各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图1和图2分别为三种情景下各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量的变化情况。

图1　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能源消耗的增加量　单位：10000 tce

从图1中可见三种情景下，山东、广东、江苏、河北、河南、辽宁等省区能源消耗较大，北京、上海、江西、海南、贵州、青海、宁夏等省区能源消耗较少。情景2与情景1相比，北京、上海、贵州、青海和宁夏能源消耗量没有改变；其他省区均有不同幅度的减少，其中能源消耗变动幅度排在前十一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甘肃、新疆、云南、江苏、广东、河南和山西。情景3与情景2相比，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地区能源消耗进一步减少，其中河南、四川、重庆、黑龙江和辽宁的能源消耗减少幅度较大；其他省区的能源消耗没有改变。同理可分析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三种情景中二氧化碳排放变动均较大的省区有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广东、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从图2中可看出，情景2与情景1中各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减情况与能源消耗的增减情况一致。二氧化碳排放变动幅度排在前十一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新疆、甘肃、河南、云南、江苏和广东。但其省 区排序与能源消耗变动大小的省区排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不仅受能源消耗量的影响，而且还受能源碳强度的影响，即各省能源碳强度不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与能源消耗的变化不一致。情景3与情景2相比，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变化的省区和能源消耗没有变化的省区相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省区与能源消耗减少的省区也相同，但省区排序有所不同。

图2　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量　单位：10000 t

结合情景2与情景1中的经济增长优化结果可知，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动较大的省区比较容易受经济扩张约束上限变化的影响。缩小经济扩张上限，虽然放慢了全国及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结合情景3与情景2中的经济增长优化结果可知，当2010－2015年各省能源碳强度与2005－2010年的能源碳强度变化相同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动较大的省区比较容易受全国能耗强度变化的影响。为了实现全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配置，各省区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本省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合本省低碳发展的路径。

(三)三种情景下全国节能减排成本与脱钩状态分析

我们把各种情景下全国总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优化结果进行对比，当GDP改变量与能耗改变量为负值时，令GDP改变量与能耗改变量比值为节能成本；当GDP改变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变量为负值时，令GDP改变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变量比值为减排成本。由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化分配可看出，情景2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经济扩张上限，减慢了某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别为0.963万元/吨标准煤和0.310万元/吨。情景3在情景2基础上考察了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在此种情况下，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别为1.010万元／吨标准煤和0.339万元/吨。两种对比结果显示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均较低，说明适度放慢经济发展过快省区的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加快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虽然对全国及个别省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对全国总体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起着较强的抑制作用。

本文采用Tapio脱钩指标，将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分解如下：

其中分别称为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能源消耗弹性脱钩指标和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采用2010－2015年年均增长率。由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化分配，可计算出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年均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能源消耗弹性脱钩指标、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见表3)。结果显示，能源消耗在情景1中处于增长连接状态，在情景2和情景3中处于弱脱钩状态，且能源消耗脱钩指标值越来越小，说明能源消耗和全国生产总值的弱脱钩程度越来越强。能源碳排放在三种情景中虽均处于增长连接状态，但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值越来越趋于0.8(增长连接与弱脱钩状态的临界值)，说明虽然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耗之间还处于增长连接阶段，但越来越趋于弱脱钩状态。二氧化碳排放在三种情景中均处于弱脱钩状态，而且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值越来越小，说明二氧化碳排放与全国生产总值的弱脱钩程度越来越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所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从全局最优的角度，建立了两个在全国及省际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约束下省区经济增长优化模型。分析了三种情景下各省区经济增长的优化问题，比较了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路径的异同。发现三种情景下均能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单位GDP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约束目标。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约分别为17.27％和21.07％。

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本文比较了三种情景下各省经济增长最优分配的异同，分析了缩小经济扩张上限和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全国及各省区的影响，指出了经济发展较慢和较快的省区。如果经济保持目前发展势头，那么现行的全国及各省能耗强度指标约束对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发展较为不利，对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同比例缩小经济扩张上限，对各省及全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中部、西南、东北、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程度较大，其中河北、内蒙古、云南、甘肃、新疆和辽宁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若全国能耗强度降低率从16％进一步降低到17.27％，则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1.2个百分点，西北、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其中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辽宁和广西成为经济发展较慢省区的新成员。说明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西北、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