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排放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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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CO2 CH4 N2O

中图分类号：Q1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a）-0149-02

农业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之一，准确合理的估算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不仅对制定合理的农业减排措施和适应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合理评价国家农业方面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和责任提供依据[1]。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了CO2、N2O和CH4三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和吸收汇，其中农业活动排放了92%的N2O和50%的CH4，农业CO2的排放量很低没有报告[2]。农业是非CO2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因此准确合理地估算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尤其是非CO2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的年度温室气体清单主要被关注的温室气体有 CO2、N2O和CH4。大气和生态系统间的CO2流量主要受以下活动控制，植物光合作用吸收CO2，呼吸作用、分解作用和有机物的燃烧释放CO2。N2O主要是作为硝化和反硝化作用的副产物从生态系统中释放出来。而CH4则通过土壤和粪肥储存中厌氧产生CH4的过程，肠道发酵过程以及从有机物的不完全燃烧中释放出来。

1 四川省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估算的方法

1.1 核算方法[3～5]（表1）

1.2 相关定义

碳汇是指碳循环中碳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源指碳循环中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或活动。全球增温潜势（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是指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的系数。

2 四川省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估算结果（表2）

3 目前四川省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表3）

4 结论

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就宣布了到2020年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40%～45%。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将需要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进行分解，如单位GDP能耗、碳排放强度以及森林碳汇建设指标等，都可能逐步细化落实到具体的行业和行政区域，有些可能还要作为约束性指标来进行实施[6]。

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入手，制定四川省农林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掌握了温室气体排放结构，并采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方法核算四川省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确定四川省排放水平。在本研究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包括CO2、N2O和CH4的排放；除了主要核算农田、土壤、牲畜、森林和草原温室气体排放，对四川省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和碳交易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迎春，林而达，甄晓林.农业温室气体清单方法研究最新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2007，22（10）：1076-1080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4：16

[3] IPCC.Volume 4：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s（AFOLU）.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M].IPCC/IGES， Hayama，Japan，2006.

[4] IPCC.Volum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M].IPCC/IGES，Hayama，Japa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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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足迹；棉纺织企业；现状

1 引言

“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低碳生活”已被人们熟知，但是其基本的量化参数，即碳的排放量和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知之甚少。碳足迹是衡量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表征了人类生产与消费行为引起的直接与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近几年中，随着国际相关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大力推行，碳足迹开始在工业节能减排、产品生态标识等领域广泛应用。

我国棉纺织行业受到国内纺织工业整体较低水平的限制，整个行业并不能够完全摆脱高能耗、高排放及劳动密集型的落后状态。棉纺织行业的碳排放和碳足迹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对政府而言，可以使政府能够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监测高碳排放环节，有助于政府制定棉纺织工业节能减排政策，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节能减排政策实施的效率，为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持；其次，对于企业而言，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核算生产阶段碳排放的自检方法；最后，国际上碳足迹认证正成为一种潮流，我国的棉纺织行业要在碳认证上取得主动权，必须要在自身行业碳排放研究工作上迎头赶上。

2 碳足迹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2.1 碳足迹的定义

碳足迹首先是由英国[1]提出，具体通过测量碳消耗产生过程中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元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评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碳足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产品生命周期或产业周期内直接与间接的碳排放量的一种方法。

“碳足迹”主要是指人类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所排放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体总况，反映的是评价对象所释放的温室气体数量（以二氧化碳当量作为计算单位）以及对气候的影响。目前国际上对于碳足迹的定义尚未有统一的表述，各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对碳足迹的定义见表 1。

其中，以英国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所提出的定义较为全面、较为准确。在定义中，对碳足迹的描述不仅包括了CO2，还包括了其他 5 种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包括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氢氟碳化合物（HFC）、全氟化合物（PFC）和六氟化硫（SF6）的系列气体]，这些温室气体的碳足迹都通过CO2当量来进行计算。整个产品的碳足迹通过全球变暖潜值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即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排放在给定时期内（比如100 年），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与CO2的相对比值来量化[1]。

2.2 碳足迹的计算方法及比较

环境毒理学与化学学会(SETAC)欧洲生命周期评价(LCA)指导委员会于2008年讨论了对于碳足迹衡量方法的需求及相关标准，认为根据ISO 14040系列标准，现行的LCA方法完全可以计算与产品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碳足迹可视为LCA中关于全球变暖潜力(GWP)的评价结果。目前主要使用的碳足迹计算方法可以分为：流程分析法(Process Analysis, PA)和输入输出分析法(Economic Input2Output, EIO)。

2.2.1 流程分析法

从产品端头向源头追溯，连接与产品相关的各个单元过程(包括资源、能源的开采与生产、运输、产品制造等)，建立完整的生命周期流程图，再收集流程图中各过程单元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并进行定量的描述，最终将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统一使用CO2作为当量表征。不同温室气体之间的转换可参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组织的温室效应当量因子[3]，见表2。完整的流程分析方法计算较为精确，多用于评估产品或企业的碳足迹；而简化的流程分析法的操作性较好，多用于评估个人或是家庭的碳足迹情况。

2.2.2 输入输出分析法

与PA相反，EIO从源头(原材料开采、农作物种植等)开始向后延伸，直至最终废弃。评价中使用国家层面各个部门(采矿、运输、产品制造、销售等等)的平均数据，并通过将产品相关部门间的供应链强度相乘来计算整个系统的碳足迹。该方法数据收集简单，在分析宏观碳足迹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主要用于城市或国家层面的碳足迹计算。

3 棉纺织行业的碳足迹研究

3.1 棉纺织行业实施碳足迹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9年的30.5亿吨标准煤。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60亿吨，占全球约四分之一。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与美国并驾齐驱。2010年5月2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各地下达了2010年18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其中涉及纺织服装业的内容主要有，印染产业淘汰31.3亿m相关产能，化纤产业淘汰55.8万t相关产能。2010年8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社会公告制革、印染、化纤等3个行业中遭到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其中涉及到印染企业201家[4]。2010年12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其中涉及纺织行业的有35项。政府对纺织行业节能减排的规划从宏观到具体，并在年底以专文的形式对减排的具体工作做出了指导。棉纺织行业作为碳排放大户，有必要切实注重棉纺织品生产的每道工序的低碳排放，运用LCA技术，从获取原材料、生产、使用到最后的处置阶段，计算棉纺织品的碳足迹；根据每段工序的碳足迹值，提出降低排放的建议和措施；据调查，发达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会要求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印染等企业在产品上贴有碳标签，以明确说明产品在整个生产周期内的碳排放，以此来判断产品是否符合生态要求，是否符合低碳经济时代的环境要求。

3.2 棉纺织行业的碳足迹研究现状

3.2.1 棉纺织行业碳足迹调查

近年来国内外逐步开展了对碳足迹的研究。如Sovacool 等[5]对全球12个大都市区的碳足迹进行了评价分析，并提出了减少碳足迹的政策建议。碳足迹是在生态足迹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在大部分研究中被用来表征碳排放量 [6-8] 。在纺织企业里面，旭荣集团和海东青集团已经开始在做碳足迹研究这项工作。在检验机构里面，SGS和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也已经在进行纺织品碳足迹、碳标签认证这一方面的研究。

棉纺织行业协会通过对2010年经济效益指标排名前100名（主营业务收入）棉纺织企业节能减排相关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其工业用电量同比增加了6%，扩大产能是用电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2010年纱线平均号数为20.03tex，平均号数同比降低0.32%，没有明显变化。吨纱用电量2010年为2585千瓦时/吨，同比略有上升，只有0.89%。吨纱线综合能耗同比下降3.38%。通过“2011棉纺节电会”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100家国内棉纺织企业中，对碳足迹不了解的57家，了解碳足迹但没有进行实施的30家，了解碳足迹且进行实施的13家。可见棉纺织企业对于碳足迹实施的意识十分薄弱，节能减排工作落实不到位，任务十分艰巨。

目前，有关棉纺织行业碳标签的研究报告很少，棉纺织企业对这方面的意识还比较淡薄，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现阶段提出计算棉纺织品碳足迹并给予实践的棉纺织企业则相对更少，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也比较缺乏。目前国家也尚未出台针对棉纺织企业的温室气体减排要求。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很多棉纺织企业开始有意识地实施节能减排，但是就目前来看，棉纺织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不容乐观。棉纺织品生产过程碳足迹计算还缺少实际模型，一些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节能减排空间，节能减排任务依旧艰巨。

3.2.2 棉纺织行业碳足迹讨论

在现阶段的纺织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的调查中，分析发现一些需要明确思考的问题。（1）由于碳足迹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导致计算过程中的边界难以确定。例如天然植物性纤维原料在生长过程中的碳足迹涉及到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如植物自身生长代谢等），而且农业阶段碳足迹的可控性效果欠佳，基本处于粗放式经营状态，因此较难确定农业阶段的碳足迹。（2）不同的碳足迹理论对数据的使用与否具有不同的选择。例如我国天然植物性纤维的种植较难以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和降低农业生长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3）特殊数据计算统计的标准及可靠性是目前的难点。例如纺织品的使用频率和方法以及洗涤方式情况较多，现阶段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计算使用阶段及回收阶段碳足迹的方法。（4）从原料种植到工业生产，再到产品使用阶段乃至产品最终废弃阶段的整个周期较长，最终产品碳足迹的计算精确度难以保证。（5）从纺织原材料的生产加工直到成衣制造都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产品的质量评价指标的基准点不确定，易让碳足迹的评价建立在不健康的竞争基础之上。

现阶段可以尝试将核算重点放在产业周期上，研究范围界定为从纺织原材料进厂直到最终成品出厂的整个工业生产过程。这样就可以解决产品生产周期长、农业阶段和使用阶段碳足迹核算困难等问题。参照产品碳足迹的概念，尝试定义产业周期碳足迹：纺织品在生产加工阶段，从原材料进厂之后直到最终成品出厂之前所涉及到的所有直接与间接碳排放量。纺织品产业周期碳足迹的计算采用过程分析法，计算过程如下：（1）绘制产品工业生产阶段的工序流程图，范围包括从原材料进入工厂到成品出厂，如图1为棉纺工业生产阶段的工序流程图；（2）确定边界，在此过程中应当及时更新信息并修正过程图；（3）收集产品工业生产阶段的材料数量、活动和排放系数的资料；（4）计算产品碳足迹，计算过程应尽量合理分配公共管理部分的碳足迹；（5）评估碳足迹计算的精确度。计算纺织品产业周期碳足迹同时能够有效地确定出工业生产阶段碳排量较高的环节，引导相关部门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

4 结语

碳足迹对减少碳排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政府、企业而言，确定碳足迹是减少碳排放的第一步，有助于企业真正了解产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了解自己在产品生命周期中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由此采取可行的措施减少供应链中的碳排放，以利于制定有效的减少碳排放的方案。在方案制定过程中，根据碳足迹的分析结果，还可以预测采用的减排措施对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影响，从而实现对不同减排措施的择优与改进。企业还可以通过碳足迹的计算宣传自己的碳减排行动。企业通过碳足迹分析向消费者提品碳足迹信息，让消费者对产品生产的环境影响有一个量化认识，继而引导其消费决策。

在遏制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以及低碳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下，开展棉纺织企业的产品碳足迹以及碳标签的研究势在必行。碳足迹作为衡量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的工具，可以有效地为棉纺织企业提供节能减排的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大国，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开展碳足迹、碳标签的研究，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碳壁垒，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ETAP. The Carbon Trust Helps UK Businesses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R]. 2007.

[2]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14040: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Life Cycle Assessment-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M].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1997.

[3]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2006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M]. Geneva: IPCC, 2006.

[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0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公告[EB/OL].2010 C 08 C 08.

[5]Sovacool B K, Brown M A. Twelve Metropolitan Carbon Footprints: A Preliminary Comparative Global Assessment [J]. Energy Policy (2009), doi: 10. 1016/ j. enpol. 2009. 10. 001.

[6]Weidman T, Minx J. A Definition of Carbon Footprint [EB/ OL]. 2007. Http:/ / .uk/ docs/ ISA2UK Report 07 - 01 carbon footprint. PDF.

[7]BP. What is a Carbon Footprint [EB/ OL].Http: / / Bp. com/live assets/ bp internet/ globalbp/ STAGING/ global assets/ downloads/ A/ABP ADV what on earth is a carbon footprint.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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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交易 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参与并通过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从2005年—2012年，发达国家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降低5.2%。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一种商品，以此形成的交易称为碳交易。正是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帮助限制了温室气体的排放。2009年，国际碳排放交易量总值达到1440亿美元，而根据世界银行预计到2012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量将达到1500亿美元，到2020年甚至会达到3.5万亿美元。

（二）CDM项目下我国碳排放权的实质 碳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配额型交易和项目型交易。配额型交易是指在控制总量的情况下，对所产生的减排量进行交易，如“欧盟排放配额”（EUAs）交易。项目型交易是指将特定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进行交易。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约定的三种减排机制之一，也是唯一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机制，其核心是发达国家（附件Ⅰ缔约国）向发展中国家（非附件Ⅰ缔约国）提供资金和先进的减排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项目获得的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s）可用于发达国家完成减排承诺。很显然，CDM下核证减排量的交易就是一种典型的项目型交易。对于CDM项目而言，碳排放权的实质就是核证的减排量，因为《议定书》仅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作出限制，并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减排义务。

CDM项目流程主要由5个步骤组成：设计、合格性审定/注册、监测、核实/核证和颁发，如图1。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一）文献综述 申金荣、赵亦江（2011）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认为碳排放权不符合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要求，因此不能确认为资产。同时许多学者认为CERs是企业参与CDM项目并经过核准的碳排放权，是由企业过去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且大多数CDM项目预先会跟买家签署合同，有一定的财政担保，符合预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要求，应将其确认为资产。但对于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何种资产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有3种观点，分别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存货和金融资产。

彭敏（2010）、姜永德（2010）认为碳排放权是由权威部门发放的权证，可单独出售或者转让，即具有可辨认性，且由于CDM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风险，这种收益的不确定性也使得碳排放权区别于货币性资产。肖序、郑玲（2011）在认识到上述两点的基础上提出由于我国排污权交易市场并不活跃，企业往往将排污量降低到分配或者已购买的排污配额之下，使得排污权具有了类似于经营许可证之类的无形资产的特征。张鹏（2010）认为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售，而这正是存货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将碳排放权确认为存货。朱敏、李晓红（2010）认为碳排放权具有自由的交易市场和定价机制，因此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取得。企业参与CDM项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CERs以获取利益，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定义，应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除此之外，王艳、李亚培（2008）指出碳排放权不同于普通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价格并不随着企业主体的市场价格变动而变动，因此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更能完整反映其价值变动。徐峰林、李晨晨（2011）同样认为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他们认为碳排放权类似于债权凭证，流动性较强，并且可将其用于期货交易以套期保值，使得碳排放权具有一系列金融资产的特征。时军，王艳龙（2010）认为持有碳排放权并不是为了近期出售，因此应将其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二）综合评述 由于企业获得CERs是一个复杂的程序，需要经过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注册后才有权交易，这个过程无疑存在很大风险。尽管有资料显示我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也有很多项目的注册遭到执行理事会的拒绝，因此当CDM项目没有通过注册之前，其产生的减排量不符合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特征，不予确认。当项目通过执行理事会注册并获得CERs，根据《管理办法》规定由具体CDM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归开发单位所有，因此笔者认为企业对于CDM项目产生的碳排放权拥有控制权，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符合资产定义，因此应将其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

从表面看，碳排放权的确具有无形资产的几个特征，即不具有实物形态、具有可辨认性以及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取得无形资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技术优势和排他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无形资产的价值将转化为其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中，而企业通过CDM项目产生的CERs就是为了出售以获取利益，因此碳排放权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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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足迹；自驾低碳旅游；减排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以碳足迹角度浅析自驾游交通出行低碳化

收录日期：2012年6月29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转变，旅游是当前城镇居民休闲度假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方式，我国旅游的支出逐年增长，旅游人次数不断攀升。2010年国内出游人数达21.0亿人次，比2009年增长10.6%；国内旅游收入12，580亿元，增长23.5%；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58亿美元，增长15.5%。由于温室气体效应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粮食安全危机等，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低碳的流行，与之相关的低碳旅游概念也应运而生。大力发展低碳旅游，不仅开发了旅游新亮点，还促进了环境的改善、保护和提升。我们在景区旅游时随处可以听到或看到这样一句警示语：“除了风景，什么都不带走；除了足迹，什么都不留下。”然而，在自驾旅游风行的今天，我们希望旅游者留下的“足迹”越小越好。

一、自驾游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及环境的重要影响

“自驾车旅游”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的美国，是当时流行于发达国家的旅游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特色旅游方式，自驾车具有自主性、时尚性、个性化等特征，且兼具刺激性强、消费档次高、体验性强等特点。中国的自驾车旅游在20世纪九十年代逐步兴起，受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旅游者所使用的代步工具主要是家用小汽车、多功能越野车及商务车等。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不断增多，道路条件的改善，公民休闲时间的增加、消费观念的改变、旅游心理的日益成熟，自驾车旅游正逐渐成为大众旅游的重要形式。随着自驾车旅游的快速发展，其尾气、噪音等对景区自然和社会环境必然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自驾游还存在着基础设施和服务接待设施不健全，自驾游信息服务不完善，自驾游安全隐患等问题，给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带来了诸多挑战。

二、低碳、碳足迹与旅游业碳足迹的界定

“低碳”，英文为Low 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碳是指造成当前全球气候问题的CO2气体，特别是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CO2。广义上的碳包括《京都议定书》上提出的六种温室气体。所谓“低”则是针对当前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生产消费体系所导致的“高”的碳强度及其相应“低”的碳生产率，最终要使碳强度降低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能够有效配置和利用的目标。

碳足迹，也被称为碳指纹，是衡量的标准。维基百科的解释是：一个人，或一个产品或装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所释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这个概念以“足迹”为喻，说明我们每个人在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所留下的痕迹。碳足迹是用来衡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排放CO2的一种方式。无论是乘车、乘船还是乘飞机旅游，都将间接消耗石油、煤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目前大气层中98%的CO2都是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总的来说，“碳足迹”就是指一个人的能源意识和行为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

所谓的旅游业碳足迹是一种根据旅游者和相关旅游企业等在旅游活动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CO2为统一量化标准，用以表示旅游业污染程度的环境指标。从旅游学研究的“三体”学说来定义：旅游业碳足迹指的是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介体三方面因消耗能源而造成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以CO2为统一标准计算。从旅游学研究的“六要素”学说来定义：旅游业碳足迹指的是旅游者的“游、行、吃、住、娱、购”等六个方面直接或者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以CO2为统一标准计算。

三、自驾游交通出行碳足迹定量方法

要精确计算出旅游业碳足迹，必须要有《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自驾旅游统计年鉴》综合数据，如旅游业能源消耗量的单独统计，由于分行业能源统计中并不单独统计旅游业，故无法算出旅游业能源消耗量的碳足迹。本文主要以私家汽车为出游工具，到景区旅游统一乘坐旅游交通大巴的方式，计算交通出行减排潜力测算。

交通运输减排是低碳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积极开展交通运输工具的节能减排工作对发展低碳旅游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组（IPCC WGIII）的研究结果（2007）表明：2006年，世界各国交通运输部门能源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约占能源消费产生的CO2排放总量的23%。至2020年，世界各国交通运输CO2排放量年均增长率约为2%。2007年，我国交通运输部门能耗占全社会能耗的7.77%，能源消费总量为20，643.37万吨标准煤，CO2排放占全社会排放量的7.5%。2000～2007年，我国交通运输部门能耗年增长率为10.8%，交通运输部门能耗年均增长率比全社会总能耗年均增长率高出1.06%。

景区交通碳足迹是指景区内的交通设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景区内的交通设施主要是来自景区的游客车辆和旅游车辆等。碳足迹的计算公式为：

C1=油耗公升数×0.785

式中，C1为交通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0.785为油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由于游客的流动性以及获取特定交通工具能耗总量的不同，景区交通二氧化碳的排放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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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理论，而且，长期以来，人口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与人口问题相伴而生的是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由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强烈刺激了人们对人口、资源及环境担忧的神经。而近20多年，随着全球升温速度的加快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出现，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推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学术研究。1988年成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展开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评估，分别于1990年、1996年、2001年和2007年了四次评估报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主要工业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量化减排标准；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尽管没能达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会议还是在国际社会及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是气候变化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而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共物品特殊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国际谈判则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注入了能量强大的推进剂。气候变化经济学目前尚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存在，研究领域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气候变化治理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本文从以下方面展开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进展的综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二、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在由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89年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中，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一步明确为“可持续的发展是指既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国家主权的含义”。随着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1]公平性原则是指发展的机会及带来的福利增加应该公平地惠及全体人类社会，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可持续性原则是指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要着眼当前利益，还要追求长期稳定发展，即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共同性原则是指世界各国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共同责任。

潘家华[2]在归纳发展的广义内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的权”与“发展的限”的概念。潘家华将发展归纳为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是在人文发展的框架下做出的归纳。所谓发展权，潘家华认为主要表现在人文发展具有方向性和人文发展潜力的可实现性，实现较高水平的人文发展是个人、社区和国家的基本权益。所谓发展限，潘家华认为包括两层含义：生物学意义上的限和物理学意义上的限。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限存在下限和上限两方面。下限是指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质保障，如营养、住房、医疗的最低限值；上限是指，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水平下，人的营养需求、寿命等方面存在绝对量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张。物理学意义上的发展限是指人文发展需要物质基础，即人文发展的物质约束。潘家华所说的物理意义上的限就是自然资源约束，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

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断增加，人类发展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约束。在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能源的约束最为突出，温室气体也主要由燃烧化石能源所引发，因而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集中反映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上。①这一约束就是潘家华所说的人文发展的物理意义上的限。

人类发展面临温室气体浓度的共同约束，但具体到不同历史阶段，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这一约束的强度却是不同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由低水平阶段上升，碳排放强度(每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公斤数)呈上升之势，到人均收入约8000美元，碳排放强度开始下降。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尚未面临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在这期间，温室气体随工业化的进程而大量排放。现如今，发达经济体已走过了碳排放增加阶段，进入下降阶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排放的增加。但温室气体积累所导致的全球变暖效应使得温室气体排放约束非常强烈，这一约束同样施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压制作用。这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承受着发展的不公平。

三、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

毫无疑问，排放温室气体具有负的外部性特征。但正如斯特恩(Stern)[3]指出，温室气体的外部性特征有四个方面的独特之处：一是它具有全球性属性；二是它影响长远，并由流量-存量进程所支配；三是它的许多方面尚不能进行科学的判定，还存在不确定性；四是它的潜在影响非常大。

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本质属性。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所谓公共物品是指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竞用性的物品[4]385。某个国家或地区为减排温室气体付出了成本，而全球的人们享用减排的收益。

很多经济学家讨论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与收益，其中，以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Stern)[5]主持的《斯特恩报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影响最为广泛。《斯特恩报告》以气候科学的成果为基础展开，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可能损失与减缓气候变化所付出成本之间的关系。《斯特恩报告》的结论是，世界各国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将相当于全球每年GDP的5%—20%，而且损失将延续下去；如果立即采取行动，并能将 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00—550二氧化碳当量，其成本仅为全球每年GDP的1%左右。《斯特恩报告》在分析中所依据的关键因素是贴现率，而正是这一关键因素的取值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斯特恩报告》将贴现率确定为0.1%，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取值过低。Nordhaus[6]指出按照市场利率确定贴现率，其结果与《斯特恩报告》完全不同，即不是如斯特恩所主张的立即大幅减排温室气体，而是初期小幅减排，中、后期大幅减排。Dasgupta[7]认为，0.1%的贴现率是不现实的，这一贴现率的确定更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学术考虑。斯特恩(Stern)[3]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驳。他强调，在《斯特恩报告》中所确定的贴现率是社会贴现率，而批评者混淆了市场回报率与社会贴现率，也混淆了纯时间贴现率与社会贴现率。社会贴现率，按照斯特恩的定义，是用以计量一个消费单位在t时间上相对于初始时间的社会价值，它应该参照长期无风险利率取值。尽管在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争论激烈，并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案，但经济学家对温室气体减排紧迫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四、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

温室气体减排的手段有两大类：命令-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也有两大类，即基于总量控制的市场交易手段和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的讨论十分热烈。

市场交易手段是指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确定及其交易。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权利界定，政府确定排放总量或标准，然后确定企业的排放配额(排放权)，企业可以在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其交易，由市场决定排放权的价格。将温室气体排放权定性为可交易的商品，其理论依据是资源的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前文已述，人类发展面临着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空间已很有限，因而，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成为了稀缺资源。产权交易理论则来自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按照科斯定理，只要明确产权，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则产权交易最终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由于各企业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需求有大有小，因而排放权就有了可交易的价值，并激励企业减少排放。美国人Dales[8]于1968年最早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设想。税收手段就是征收碳税，即根据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产品的碳含量的比例征税。税收手段的理论基础来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当个人的经济活动在给其带来利益时也给社会的其他人造成了利益损害，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会成本，这就是负的外部性。庇古提出，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来补贴社会成本，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排放温室气体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经济行为，纠正这一外部性的具体手段就是征收碳税。

斯特恩(Stern)[3]认为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各有优势，市场交易手段的优势是排放量的确定性以及国际合作的有效性，而税收手段的优势是价格的确定性及实施的便利性。张中祥和巴兰兹尼[9]认为市场交易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优劣取决于很多因素，难以辨明，关键看具体的执行环境。斯特恩同样认为，由于不同经济体风险的不同以及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在不同经济体中执行的效果也会不同。

《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温室气体减排三个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贸易(ET)，推动了市场交易手段的实施。目前，全球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碳交易市场：自愿市场和规范市场。自愿市场主要是个人或企业出于环境保护的道德意愿而进行碳交易的场所。规范市场是基于国际、国内或区域的强制性排放指标而建立起来的碳市场。在规范市场中，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市场(EUETS)是最大的市场，其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62%。[10]正是由于实际效果突出，市场交易手段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推崇。Hepburn[11]乐观地估计，到2050年碳交易将促成全球减排60%—80%，因而，碳市场在未来几十年会迅猛发展。Hepburn进一步认为，相对于碳交易突出的优势，碳税的缺陷十分突出。一是与碳交易相比，碳税的国际协调的难度很大，甚至无法实现。二是碳税不能如碳交易机制那样，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出售减排指标获取收益。三是碳税在实行起来会有很大的阻力，减排压力大的产业集团会强烈反对；而环保集团也会反对，因为碳税不能确定量化的减排目标。四是碳交易与碳信用体系相伴生，并对相关企业的兴起起到带动作用，而碳税则不能。五是碳交易是一种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而碳税仅仅是大棒手段。

诺德豪斯[12]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诺德豪斯认为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市场交易手段是个新鲜事物，并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税收是个历史悠久的、成熟的政策手段。诺德豪斯对美国二氧化硫交易市场和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由于碳排放配额的供给和需求缺乏弹性，往往会造成碳排放市场中碳价剧烈波动，而价格剧烈波动会使得依靠价格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无法实现。Hepburn[11]反对税收手段的理由之一是碳税的国际协调难度大，而诺德豪斯则认为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因而市场手段的国际协调难度更大。与市场交易手段相比，碳税更透明、更直接，因而更能得到各国的支持。

五、气候变化治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气候变暖是影响全人类的公共事件，因而对这一事件的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但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共同治理气候变暖的复杂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带来了搭便车的后果，使得私人部门对提供公共物品缺乏动力，只能由这一社会的政府提供它。在国际社会，各国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部门，但国际社会没有政府部门，增加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成了难题。

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进展十分艰难，其矛盾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现实的横截面角度看，各国的产业结构、减排技术水平以及承载气候变化的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对减排的目标量以及减排的急迫性也就不同；第二，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累计排放的温室气量不同，而且，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已经揭示了温室气体减排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第三，正是由 于温室气体减排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它成了个别国家压制他国的工具。

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志，庄贵阳[13]将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认识及谈判内涵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其特征。1997年达成“议定书”之前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辩论；1997年至2005年“议定书”生效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辩论减排的经济影响及技术的可行性；2005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大国及国家集团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展开政治经济博弈。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是矛盾的主线，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是三股相互制衡的力量。

潘家华等人[14]分析了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谈判的五个关键要素。一是共同愿景，其核心是2050年的长期减排目标，它涉及科学、经济、政治、伦理等因素。随着国际谈判的深入，有关共同愿景的实质谈判会逐步展开。二是技术，谈判各方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转让先进技术，主张建立全球技术基金，依靠非市场的多边公共资金推动技术开发与转让。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阵营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从而淡化政府的责任，并对技术转让附加减排或限排的条件。三是资金，谈判各方都赞同实现减排目标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但对所需资金的具体数额有分歧。四是适应，即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适应的核心是资金，重点是信息、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在适应问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愿再向适应基金提供资金，而发展中国家坚持发达国家要承担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五是部门承诺方案。由于缔约方众多，利益难以协调，很难达成2012年以后综合性全球气候协议，因而以各经济部门为单位提出部门承诺方案的提议得到各方的重视。日本提出部门方法可以科学识别各经济部门的减排潜力，通过加总每个部门的可能减排量来制定国家减排目标。但是，许多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部门和活动并不适合国际合作，而且，部门方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信任。更有人指责部门方案是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上应承担的责任。

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之所以能够接连召开，就在于国际合作的基础还存在。但各国、各利益集团为获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在谈判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际合作的进展并不顺利。因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是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博弈。

六、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阶段，面临着经济发展与减排的矛盾。在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时，中国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压力。为了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以及在气候变化治理国际谈判中的公平地位，中国学者对公平的减排方案进行了研究。在人文发展权与发展限的概念基础上，潘家华、陈迎[15]提出了碳预算方案。该方案将保证气候安全的450ppm当量水平设为全球碳预算总量，并将碳预算总量按全球人口进行平均的初始分配，然后根据各国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的转移支付。潘家华、陈迎在方案中以直接累积方法计算碳排放的累积量，尽管这一计算方法有待改进，但方案总体上体现了公平原则和满足可持续发展原则，兼顾了历史、现实与未来需要。樊纲等人[16]指出最终消费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理论，他们提出应以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的碳排放责任，并提出了消费排放的概念。以实际碳排放计算，1950-2005年在全球累积排放量中，中国占比高达10.19%，但以消费排放计算，中国累积消费排放仅占世界累积消费排放总量的6.84%。樊纲等人进一步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共同但有区别的碳消费权”原则，依据此原则，将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

中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气候变化更增加了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程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迫切的任务。一些学者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樊纲等人[16]对中国减排的制度安排、能源战略、技术政策以及经济手段及其经济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温宗国[17]等学者侧重研究了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还有学者对低碳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细化研究，如潘家华等人[14]研究了低碳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情景分析是重要的实证方法，也是制定气候变化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据。由戴彦德领衔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课题组[18]对低碳发展前提下中国2050年能源需求暨碳排放进行了情景分析。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主持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19]研究了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情景。

七、结语

气候变化经济学可以界定为关于气候变化及其治理手段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其渊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同样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等领域。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方面，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减缓全球变暖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紧迫工作。在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方面，学界对市场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展开了分析和争论。在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面，更多的学者应用博弈分析方法进行论述。有关中国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成果丰硕。潘家华、樊纲等学者提出的国际减排方案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更多学者深入研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也成为研究前沿。

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是治理气候变化的前提。发展既有现实性又有历史性，治理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其含义是：第一，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免遭或减轻因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该有所削减；第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又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其排放的温室气体都比发展中国家要多，对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负有更大 责任，因此应率先并大幅减排；第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历史和现实责任都较小，又面临着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任，因此应该有一定的排放增长空间；第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也不是无限的，它们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降低排放增长的速度。

篇6

【关键词】 碳排放权； CDM项目； 会计核算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海平面的不断上升以及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的频繁发生，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严峻课题，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08年至2012年间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种灵活履约机制：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在这三种机制中，与我国联系最密切的是清洁发展机制。所谓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依靠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从而将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作为其履行京都议定书减排任务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CDM项目以较低的成本完成了减排的任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既能通过CDM项目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还能通过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权获得可观的收益。由此可见，CDM真正实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上的“双赢”。

自从2005年6月26日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成为我国首个注册成功的CDM项目以来，我国CDM项目的数量迅速增加。截至2013年5月7日，我国已有3 563个CDM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在快速发展。由国家发改委委托气候组织和中央财经大学撰写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策略》报告预测，“中国七省市的碳交易试点在2014年将位列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覆盖7亿吨碳排放”。在这样的形势下，积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会计核算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试图以上海三爱富CDM项目为例，来探讨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核算。

二、三爱富CDM项目介绍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爱富公司）地处上海市西南郊的华谊（集团）公司吴泾化工区，是国内规模较大、品种最全、历史悠久的集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的有机氟化工企业。2005年12月19日，三爱富持股70%的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联合国所属世界银行签订了《核准的减排购买协议》，确定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至2013年，以每吨6欧元价格购买中昊化工减排总量每年约二氧化碳当量7 159.8万吨的温室气体。2006年8月8日，该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成为了当时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最大的CDM项目。按照收益65%归国家可持续发展基金所有的规定，三爱富由此总共能够获得10多亿元的CDM项目收入。

CDM项目给三爱富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其中2007年和2008年公司从CDM项目中获得的净利润分别是7 973.49万元和11 999.01万元；2009年获得CDM净利润17 259.01万元；2010年无CDM收入；2011年获得CDM收入26 190万元，CDM利润21 459万元；2012年获得CDM收入 27 541万元，CDM利润为22 721万元。

三爱富CDM项目的成功实施充分体现了清洁发展机制的优越性。在实施CDM项目的过程中，一方面三爱富公司减少了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为国家贡献了将近20多亿元的可持续发展基金，为节能减排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三爱富公司自身也通过CDM项目的实施学习到了大量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获得了可观的碳排放权出售收益，促进了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壮大。可以说，三爱富CDM项目的成功实施达到了一个多方共赢的圆满结果。

三、三爱富CDM项目会计核算分析

（一）碳排放权的确认

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将一项资源确认为资产的两个必备条件是：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三爱富CDM项目中出售的碳排放权首先是由三爱富公司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如通过技术改进进行节能减排），也是由三爱富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通过出售碳排放权也会使经济利益流入企业，这就满足了资产的定义；其次三爱富公司的CDM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也标志着与碳排放权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最后三爱富公司与世界银行签订的协议中规定了世界银行购买碳排放权的价格是每吨温室气体6欧元，这也就满足了资产的第二个确认条件。因此将三爱富公司的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是比较准确的，但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何种资产。

有学者认为对一个CDM项目而言，碳减排量是其核心所在，存在于企业的日常活动之中，并且对于目前中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就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它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出售。所以，碳减排量应当作为存货在会计上进行确认（张鹏，2010）。但笔者认为存货往往是有形资产，而碳排放权却是无形的；存货是流动资产，而碳排放权往往要跨越多个会计年度，这些都不符合存货的定义。还有学者认为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李晨晨，2010）。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而且三爱富公司与世界银行间进行的碳排放权交易是在联合国CDM执行委员会监督下完成的，因此不应将其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

笔者认为，应将三爱富公司的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三爱富公司在CDM项目中出售的碳排放权很显然满足无形资产的定义。有学者认为CDM项目的前期准备更像是企业在为自己建立一台“无形生产设备”，该设备用于未来CDM项目合同期内“产品”的生产，从“生产产品”这一功能来看，CDM项目中的碳排放权具有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双重性的特殊身份，因此不能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吕吉吉，2012）。但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在确定一项包含无形和有形要素的资产是属于固定资产还是无形资产时，需要通过判断来加以确定，通常以哪个要素更重要作为判断的依据。三爱富CDM项目中的碳排放权很显然其中的无形资产要素要远大于固定资产要素，因此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是合适的。然而，若将碳排放权作为无形资产来确认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如果将三爱富公司出售的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根据现有准则规定需要对其进行摊销处理，但事实上碳排放权的使用价值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损，只是价格会随着交易市场的波动而发生变化（徐华新，2013）。所以笔者认为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这项无形资产并不需要对其价值消耗每年进行摊销处理，而是应将价值消耗用于抵偿其污染物的排放 行为。

（二）碳排放权的计量

1.计量属性的选择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应该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相结合的多重计量属性来进行计量。笔者认为，就三爱富CDM项目中的碳排放权而言，可用历史成本对其进行初始计量，在后续计量中则可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历史成本是指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其他等价物，是目前财务会计中最常见的计量属性。由于三爱富CDM项目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前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对这一部分碳排放权价值的形成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出公司取得碳排放权时的真实价值，而在对三爱富公司的后续计量中由于市场环境、全球减排政策等因素会发生变化，如果还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的话则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碳排放权的价值。比如按照三爱富公司与世界银行签订的合同规定，2012年碳排放权的每吨转让价格是6欧元，而同期巨化股份CDM项目中每吨碳排放权转让价格则为9欧元，由此可见，在对三爱富公司CDM项目进行后续计量时，适时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有其必要性的。

2.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

由于三爱富CDM项目中的碳排放权的获得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其进行初始计量过程中应作为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处理。

（1）研究阶段的会计处理

无形资产的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新的技术和知识等进行的有计划的调查。就三爱富CDM项目来看，研发阶段主要包括实施CDM前的项目识别、项目设计书的编写、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联合国指定经营实体（DOE）的第三方审定等步骤。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研究阶段的有关支出发生时，应当予以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因此对于三爱富CDM项目研究阶段发生的有关支出，应该借记“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在期末将上述费用化支出结转到“管理费用”账户。

（2）开发阶段的会计处理

无形资产的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三爱富CDM中项目的实施、投产和监测，DOE的复核，直到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签发“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等都属于开发阶段。我国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费用支出应该予以资本化。因此对于三爱富CDM项目开发阶段发生的支出，应该借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在获得联合国CDM执行委员会签发的CERs后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3.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

如前文所述，由于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在后续计量中需要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且并不需要对其价值在每年年末进行摊销处理，因此对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主要是针对公允价值变动部分来进行的。根据联合国CDM交易规则，三爱富公司每笔CERs签发后，都要向联合国气候变化适应基金捐赠2%的CERs，笔者认为这部分捐赠支出应作为公益性捐赠来处理，发生时借记“营业外支出”，贷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对于资产负债表日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的部分，如果公允价值升高，借记“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果公允价值下降，则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4.碳排放权的处置

就三爱富CDM项目而言，碳排放权的处置就是指其出售碳排放权时，对碳排放权资产进行转销和终止确认。

（1）碳排放权出售收入的会计处理

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8月3日颁布实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订）》中规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国家和项目实施机构所有。具体分配比例如下： 1）氢氟碳化物（HFC）类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65%；2）己二酸生产中的氧化亚氮（N2O）类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30%；3）硝酸等生产中的氧化亚氮（N2O）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10%；4）全氟碳化物（PFC）类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5%；5）其他类型项目，国家收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2%。就三爱富公司的CDM项目而言，由于其转让的温室气体主要为氢氟碳化物（HFC）类项目，因此其出售碳排放权65%的收入应该上缴给国家，剩下的35%的收入则作为三爱富公司的收入。笔者认为，三爱富公司在对碳排放权出售收入进行会计处理时，应将上缴国家的部分作为“其他应付款”来处理，企业取得的35%的出售收入作为“营业外收入”来进行会计处理，同时要结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三爱富公司CDM项目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3月23日的《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对企业实施的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65%上缴给国家的HFC类项目，其实施该类CDM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减排量转让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就三爱富公司的CDM项目而言，其2007年至2009年这三年通过CDM项目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2010年至2012年这三年的CDM收入按照12.5%的税率来征收企业所得税，2013年的CDM收入则要全额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就三爱富公司的会计处理而言，计提企业所得税时借方记“所得税费用”，贷方记“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 得税”。

四、三爱富CDM项目的账务处理

以上笔者详细分析了三爱富CDM项目各个业务流程的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现将三爱富公司CDM项目应做的账务处理总结如下：

（一）项目研发阶段的会计处理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资本化支出

贷：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

（二）获得联合国CDM执行委员会签发的CERs时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成本）

管理费用

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费用化支出

（三）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的会计处理

1.若公允价值升高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若公允价值下降则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四）出售碳排放权时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无形资产——碳排放权（成本）

——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

其他应付款

营业外收入

（五）计提和缴纳企业所得税费用的会计处理

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企业所得税

贷：银行存款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鹏.CDM下我国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J].财会研究，2010（1）：39-41.

[2] 李晨晨.不同市场成熟度下碳排放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财会月刊，2010（12）：60-62.

[3] 吕.试析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核算[J].财会月刊，2012（12）：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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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把农村沼气建设作为改变农村能源结构、恢复生态、改善环境和新农村建设的"六小工程"的重点内容来抓，农业部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从2000年开始提出并组织实施了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各地以沼气建设为重点，与改厨、改厕、改圈相结合，引导推广北方"四位一体"、南方"猪沼果"、西北"五配套"等多种能源生态模式，建设生态家园，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在示范项目的推动下，带动了农村沼气的快速发展。截至2006年，全国农村户用沼气以近300万口/年的速度迅猛发展，已累计发展到2200万户左右［3］，年产沼气约90亿m3，受益人口7000万［4］。在改善农村地区卫生条件、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效果。然而目前沼气推广仍未达到规划要求［5］，部分地区已建成农村沼气工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实际运行效果不好。据统计，全国累计建池1800万户时，真正好用并发挥作用的沼气最多不过60%［5］。究其原因除了受池型选择、技术推广、运行管理以及后续服务等因素影响外，沼气工程的直接经济效益对产业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已往的研究大多是对沼气工程收益的正向报道［1，6－8］，一部分学者也只是认为沼气池直接经济效益并不显著［2，4，9］，出售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获得额外资金收益［2，4，9］，而鲜见对其成本与收益的详尽分析。文中通过对清洁发展机制(CDM)下农村沼气项目的直接经济效益以及提高项目市场竞争力和投资吸引力的相应措施进行分析，使项目发展由政府推动变为市场吸引，加快项目推广速度，改善运行效果。

1沼气池适用对象分类

在没有沼气工程的情形下，目前中国农村居民解决生活能源消费的途径依据所在地区和农民经济水平不同有4种来源:1)直接或间接使用化石燃料，如燃煤、液化石油气;2)使用秸秆等可再生生物质资源;3)使用薪柴等可再生生物质资源;4)用电等其它能源。由于使用电或液化石油气等商业能源的农户通常处于城镇郊区，经济条件较好，不具备发展沼气的条件，因此在考虑沼气推广时主要考虑消费煤炭、秸秆和薪柴这3种情况。目前与此相关的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表1)［8］。

2农村户用沼气池经济效益分析

为便于分析，以一个标准的农村4口之家为例，养猪3～5头，日产鲜粪5～8．3kg，粪水30～50L，粪水浓度2%，COD为16000～18000mg/L，沼气工程采用国家推广的新式防渗太阳能保温型，设计容积8～10m3，产气率0．2～0．3m3/m3•d，全年正常工作，可产沼气380～450m3［2］。

2．1沼气项目的直接经济收益来自以下三部分

(1)沼气燃烧效益(Pb):作为居民燃料，每立方米沼气可以替代2kg燃煤，以每池年产沼气400m3计，当农户原本燃煤时，每年可替代约0．8t燃煤［9］。无烟煤价格随地区和时间变化很大，按700元/t计算，可以节约560元;当农户原本燃用秸秆或薪柴等生物质原料时，这部分收益为零。

(2)沼液与沼渣效益(Pf):沼液与沼渣可以用来替代化肥农药并应用于养殖等，由于价格变动很大，预期可以节约农户450元的支出［4］。

(3)节约工时效益(PL):农户平均每年至少燃用2吨秸秆，包括收割、晾晒、运回码放至少需要5个工日;如果收集薪柴，全年至少需要7个工日。目前的零工价格在35～100元之间，以40元计，则节约劳动力价值分别为200和280元。当农户原本燃煤时，这部分收益为零。

2．2沼气项目的成本来自以下三部分

(1)建设成本(Cc):Cc=N×(1+R)n/n式中:N为工程投资，农村沼气工程的投资一般每户在3000～3500元，其中国家补助资金一般在1000～1200元［7〗。按每户自筹2000元，国家补贴1000元计;R为资金收益率，目前中国政府10年期的公债收益率为5．531%［4］;n为项目使用年限，按建成后使用15年计。可以得到:沼气池每年建设成本为448．5元，其中农户每年付出建设成本为299元。

(2)劳力成本(CL):新型沼气池自动进出料，每年有54m3的沼渣排出［10］。不建沼气池时粪便通常积攒于猪圈中，集中清运并堆肥，通常需要10个工日。由于农村没有固定地点处理沼渣，为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需要及时清运到农田中并堆肥。折算至少需要18个工日，因此多支出8个工日的价值320元。

(3)肥料价值(Cf):不采用沼气池时，猪粪作为肥料价值200元。由此可得:沼气池年均直接收益R为:R=Pb+Pf+PL－Cc－CL－Cfa．当农户原本燃煤时，沼气池的收益为:R=41．5元;b．当农户原本燃用秸秆时，沼气池的收益为:R=－318．5元;c．当农户原本燃用薪柴时，沼气池的收益为:R=－238．5元同理，在国家每年补贴149．5元的前提下，农户的年均直接沼气收益R为:当农户原本燃煤时，191元;原本燃用秸秆时，－169元;原本燃用薪柴时，－89元。上述计算过程中大多数值采用的虽是估计值，但却代表了目前发展的平均水平。在目前情况下，沼气池建设具有很大环境社会效益，在经济上使用沼气的直接效益不高，对原本燃用秸秆或薪柴的农户而言是负收益。除了农村生活用能源缺乏的地区，沼气建设发展的动力更多依靠政府的推动和沼气池的间接效益，如改良土壤，增加产量［10］以及清洁卫生等环境社会效益。

3CDM下沼气池经济收益分析

3．1沼气池减排潜力分析

减排量是由基准线排放减去项目排放，并考虑泄露的任何调整。定义ERemission为工程项目产生的减排量:ERbaseline为项目基准线排放;ERproject代表项目自身的排放;ERleakage代表项目产生的泄漏，则有［4］:ERemission=ERbaseline－ERproject－ERleakage在农村沼气池项目中，基准线排放的是基于不存在沼气工程的情景下与沼气工程对应的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沼气工程项目的基准线排放分为2部分:1)替代燃烧化石燃料和生物质原料所产生的CO2的排放;2)畜禽粪便引起温室气体排放。未实施沼气工程时，畜禽粪便引发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为甲烷。IPCC推荐了计算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气候各种畜禽的甲烷排放因子，其中在亚洲的温暖地区(年平均气温高于15℃且低于25℃的区域)，每头猪的甲烷排放因子为4kg/a。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温暖地区，每户沼气用户平均养4头猪，因为粪便和污水等导致的甲烷排放的量约为16kg/a，相当于336kgCO2当量［2］，人排泄粪便所产生甲烷因缺乏相应资料而未作考虑。

除了甲烷外，养殖场还排放部分的二氧化碳。但是因为这部分碳的最初来源为生物质，因此，从碳平衡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为零碳排放，不将其计入基准线排放。也有研究指出，猪粪沼渣用于稻田比使用农家堆肥可减少甲烷排放56．7～64．7%［11］。但这部分的减排量能否发生取决于沼渣的用途以及稻田之前所施用的肥料等，不好准确估算，此处计算沼气工程的排放基准线时不予考虑。相应的在计算沼气工程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时，也不考虑沼渣等部分的排放量［7］。因此，定义ERbaseline为项目基准线排放;ERfuel为替代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ERCH4为畜禽粪便的甲烷排放，则:ERbaseline=ERfuel+ERCH4当农民原本用煤时，以沼气池年产沼气400m3计，每年可替代约0．8t燃煤。因煤炭使用导致的CO2排放因子为1．896tCO2/t煤［2］，则每年可避免CO2排放1．517t/a。为简化问题，对煤炭从矿井运输到农户的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的减排未作考虑。对于原本燃用秸秆和薪柴的农户，使用沼气后节约下来的燃料作为生物质，通常被烧掉或自然腐化。所排放的CO2从碳平衡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为零碳排放，不将其计入基准线。综上所述，ERbaseline燃煤=1．517+0．336=1．853(tCO2e/yr);ERbaseline燃秸秆=ERbaseline燃薪柴=0．336(tCO2e/yr)。

沼气工程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其产生的沼气作为能源燃烧过程中所产生的CO2释放。但因为这部分碳来源于生物质，与基准线情况类似。从碳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沼气工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零。如果沼气池中的主要原料产生的沼气量不能满足农户需要，往沼气池中加入其他原料(如秸秆)，将导致项目发生泄漏。一般情况下，项目将产生足够的沼气可供使用，或者即使在沼气产量不足的情况下，农户也不会使用其它原料来产沼气，而是多使用其他燃料来替代沼气所提供的能源。则估算项目的泄漏为零。因此，与不存在沼气工程情况下的基准线情况相比，沼气工程可以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减少的排放量就是沼气工程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当农民原来燃煤时，农村户用沼气池平均每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为1．853tCO2e/yr;当农民原来燃用秸秆或薪柴时，沼气池平均每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为0．336tCO2e/yr。

3．2CDM下沼气池减排效益分析

根据CDM的规定，一个合格的CDM项目至少要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可以带来真实的、长期的和可测量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可以促进该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额外性。农村沼气工程具有确定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同时可以极大改善农村生活与卫生条件，能够优化农村生态环境，解决农村能源短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是和当地以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同时，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沼气工程投资对农户特别是我国西部农户来说缺乏经济吸引力，如果没有额外的资金，农户不会主动建设沼气工程。因此，农户沼气工程满足额外性要求，可以作为合格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2007年10月，国家发改委规定在CDM下出售碳排放指标价格不得低于9．5美元/吨［12］。按每吨CO2价格10美元，1美元兑换6．8人民币计，农户原本燃煤时，沼气池的减排收益可达126元;原本燃用秸秆和薪柴时，沼气池的减排收益为22．85元。因此，CDM下，沼气池的年收益在原本燃煤时为167．5元;在原本燃用秸秆时为－295．65元;在原本燃用薪柴时为－215．65元。同样可以得出，农户的沼气工程年收益依次分别为:317、－146．15、－66．15元。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到沼气工程经济收益(表2)。可见，CDM下，农村户用沼气建设的经济性得到改善。特别是对原本燃煤农户将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投资吸引力。

4改善沼气池直接经济效益的措施

改善经济效益的措施主要是增加收益，降低成本。对于沼气池而言，成本几乎是刚性的，没有压缩的空间。因此，改善其经济性主要靠增加收益。中国对沼液、沼渣工业化生产有机肥的研究多数停留在田间施用方法、施用效果上，缺少工程处理及转化为附加值更高的有机肥的方法。因此，沼渣、沼液主要施用于大田，没有与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结合，效益没充分体现出来。今后应开发以其为原料的高效复合肥，及其在生态农业的应用，通过生产绿色食品的过程提高沼液、沼渣的市场价值;应拓宽沼气的应用领域，推广综合利用。沼气利用不应仅局限于农村的取暖、做饭以及照明，而且还可以向其他领域渗透，如用于城镇采暖、供电等领域。此外，随着规模化养殖场的增多，也为选址条件要求较高的沼气池提供了便利的原料渠道，有助于沼气大规模生产，并走向市场化运作。从而提高沼气的价值;沼气池建设应与其他措施相结合，使节约的秸秆薪柴有其他用途，也可以改善其经济性。比如，当地有生物质发电或其他项目时，燃用沼气节约下来的秸秆可以售出。按每吨200元计，每户节约2t秸秆，扣除收集秸秆的人工费用，每户还可净增200元，即项目和农户的沼气项目收益分别变为－118．5和31元，经济性有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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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交易；碳金融；现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03-0071-02

近年来，发展低碳经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努力寻求经济复苏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随着低碳经济的出现，碳金融这个名词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其业务是由两个重要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兴起的，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如直接投融资、碳交易中介服务、碳指标交易、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和银行贷款等。

一、碳金融的产生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不断升高，全球气候日渐变暖，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2003年，英国政府了《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白皮书，其中首次提到低碳经济这一观点。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绿色清洁能源、追求绿色的GDP。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最关键的是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我们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多种方法最大程度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存。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CDM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用来确定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一种灵活机制。它的运用规则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温室气体的项目，把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抵扣一部分该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旨在达到双赢的效果：发达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履行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成本优势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CDM机制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启拥有巨大前景的碳交易市场。对我国而言，碳金融业务主要是指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而派生出来的金融活动。

二、国际碳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发展已经日渐成熟，交易规模持续扩大，金融机构参与度不断提高，碳金融业务逐步渗透到交易的各个环节，国际碳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一)全球碳交易量以及交易额迅速增长

2005年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呈现出巨大的跳跃式增长。从上图可以看出，2008年碳交易总额从2007年的630亿美元跃升到1260亿美元，升幅近100％，与2005年相比更是上升了约11倍。即便在2008年全球经济发生了严重衰退，碳交易市场仍然保持着非常强劲的增长，交易量增长较上一年上升了60％。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年至2012年间，市场规模甚至可达每年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而跃居世界第一大商品市场。

(二)金融机构纷纷参与碳交易市场

随着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市场越来越频繁，业务范围也渗透到各个交易环节。目前，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碳交易业务，欧洲一些活跃的银行建立了碳交易柜台，提供买卖经纪、风险管理和交易操作等服务。二是基于碳排放权的金融衍生产品，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额度抵押贷款等，能够为客户提供避险工具及融资服务。三是碳排放额度保管服务。一些银行为客户提供了碳排放额度保管、账户登记和交易清算服务。四是碳基金，是专门为碳减排项目提供融资，包括从现有减排项目中购买排放额或直接投资于新的减排项目。

(三)市场机制建设相对完善

很多实例说明，国际上碳金融业务的市场机制是非常完善的。例如，欧盟立法委员会于2003年6月通过的“排放交易计划(EmissionTradingScheme，EST)”指令规定，自2005年1月计划正式启动后，许多公司需要特别许可才能排放二氧化碳，部分行业的12 000处设施受到管制。该计划涵盖了29个国家。该交易体系采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管理、交易模式，具体指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企业将从政府那里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欧洲排放单位，而所有企业的排放总量不可超过该上限。若企业能使它的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度，则可将剩余的额度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以获得利润；反之，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三、我国碳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一)我国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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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集体行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83－04

一、低碳经济渊源及其模糊认识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低碳经济是低化石燃料经济，是最小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的经济，特指二氧化碳低排放。

(一)低碳经济、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一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1999)的《生态经济革命一拯救地球和经济的五大步骤》书中蕴藏着低碳经济萌芽，2003年，其《B模式一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明确提出：“减少碳排放一半”以遏制地球加速升温。低碳经济的系统观点与行动，可追溯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协议书》(1997)。联合国第35个(2008)环境日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号召全球联合一致行动，改变高碳排放经济，意味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虽然，白皮书没有定义低碳经济，但是对为什么和怎样实施低碳经济却有详实描述。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并没有完全理解白皮书的精神：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自然资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并通过各国联合一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白皮书72次使用“减少”一词)，以促进、倒逼(bottom－up)技术进步，或者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方式改变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事实是，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低碳经济“能源”背景或切入点，忽视能源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而片面理解低碳经济。白皮书使用“环境”、“可持续发展”超过50次，且设有环境专章，如，白皮书目的是通过“反省和强化我们更加广泛的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this white paper reflects，and will reinforce，our wider commitment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低碳经济把发展限定在环境承载力之内(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环境(The first challenge we face is environmental)等，并且认为：“直到现在，英国能源政策还没有给予环境足够关注”，白皮书希望政府以系统化政策确保：“能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无独有偶，温总理2010、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看做并列的行动，报告多次将“能源与气候”一起阐述。

低碳经济是可分割的、有市场的三大化石资源和公共的、无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接受二氧化碳排放及其转化)的双约束经济，最终目的是限制人类对环境公共服务的加速、无序耗用，是可计量、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它以数量化方式约束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自身所处生物圈(环境)中的资源开采、耗用，即以碳排放为突破口，逆向约束人类的三大化石能源(可计量)开采、利用，倒逼技术进步，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转向，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资源和环境的双约束，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此一思想，白皮书进行了详细阐述，布莱尔认为：低碳经济与能源可靠供给、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关，即环境中可分割、可市场的三大化石能源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耗用引起公共的、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可计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低碳经济而言，就是不能离开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约束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约束。“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巴西低碳经济之路》中也有相似观点和政策，《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更是直接强调：“气候变化与能源息息相关”。

(二)远离环境公共服务约束的混乱低碳经济观

低碳经济作为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没有公认的定义。方时娇认为：“各种定义和解释还不尽一致”。低碳经济成了各说各话、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按需解释，“随时、全面”利用，低碳经济的思想、实践混乱不可避免，主要表现：(1)低碳经济特定研究对象和渊源是什么?依据的一门学科必有其特殊研究对象之观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施对象、运行方式是什么?低碳经济与现有经济学科的区别、联系在哪里?这是低碳经济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查阅已有低碳经济研究发现，它似乎与所有时髦、热点研究和学科有关，其外延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等，而这些学科各有其研究对象。人们在解释低碳经济时，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低碳经济成了“超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的科学。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戏，方时娇在同一文章中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经济革命”和“低碳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来解释低碳经济。就中文意义而言，“实质”、“本质”意义区别不大，但能源经济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因为能源经济要回答的是能源大规模连续供应、有限替代和规模报酬先增后减三个问题，而依据布伦特兰公认定义，可持续发展经济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的代际分配问题。两学科完全不同，怎么可以都成为低碳经济的外延，或者是渊源。(2)低碳经济与技术的因果倒置。庄贵阳认为，是“技术支持低碳经济”。技术发展了，低碳经济也就实现了，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包括能源技术在内的人类技术一直在进步，低碳经济不需要人类共同、额外努力和元自然资源约束而自动“生成”，这完全不对，更与布莱尔白皮书的“更广泛的必须努力”(A wider effort is also necessary和far more needs to be done)相悖，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明确主体及其承诺碳减排责任的原则相悖。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恰恰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有更多碳减排约束。布莱尔说：“尽管有过去5年的进步，但是今日能源政策不能应对明天的挑战。”布莱尔认为，实施低碳经济将“赋予”英国机会(连续3次使用“opportu-nity”)，并痛下决心走低碳经济的路子。第一个机会，低碳经济提高资源效率：提高产出，并减少污染排放；第二个机会，低碳经济引导英国开发、运用和出口尖端技术，创造新商业和工作；第三个机会，低碳经济为英国

导航，变革传统的资本更新循环周期。此外，从生活方式来说，低碳经济也可以低技术兼容，白皮书要求房子绝缘、通风(insulated，draughty)等技术，不是高技术，又比如植树造林(reforestation)、与采伐森林战斗(flight deforestation)是巴西走低碳经济的路子之一，不需要高技术。(3)低碳经济测度及其标准。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以“低”作为低碳经济的标准，有问题。原因与上述错误的技术因果倒置相似。实际上，低不可能是低碳经济的标准。统计证实，截止2009年，美国、日本等国单位GDP能耗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1／6；BP《世界能源统计》(2009)显示，2008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消费出现了净减少和相对减少(表1)。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京都议定书》、布莱尔能源白皮书所要求的“绝对减少”标准。因此，低，只能是把碳排放低于环境公共服务承载力内的“低”，这个低是绝对的，不能妥协(compromise)。碳排放相对降低而总量，尤其是累积总量增加，人类不可持续发展，当今人类恰恰面临的是此难题。对于低，一些学者还不自觉地滑向“无”，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无碳”经济。无碳经济，看上去很美，却违背自然规律。碳循环是生物圈内基本循环之一，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过度开采耗用三大能源的副产品是向生物圈排放了超过其承载力的二氧化碳，是高碳排放而不是高碳循环引起不可持续发展。地球绿色植物主要活动，就是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人类努力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是高碳循环，因此，高碳循环和低碳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低碳经济不在于碳的“无”和抽象的“低”，而在于碳的“度”及其所要求的化石能源约束性开采耗用及其碳排放。(4)低碳经济和低碳思想不分，并导致行为方式错乱。具体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不分，这一认识误区导致低碳经济的操作困难，实施主体模糊，行动的成本无认识。布莱尔说：英国占全球碳排放2％，单独行动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Our own actions will have no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代替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成了无行为主体、远离低碳经济是“最可行、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初衷和实践。在布莱尔看来，恰恰是资源与环境的双约束的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及其高生活质量(a low carbon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从能源(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难推知，低碳经济是“碳获得、碳排放”的双约束经济。现有的无自然资源约束高碳排放经济及其造成的气候、环境问题，是私人产品挤占公共环境服务而引起不可持续发展。逻辑是：生物圈非约束三大化石能源开采、耗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累积――生物圈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阿伦尼乌斯二氧化碳增加含量会引起温度上升理论――温度上升造成气候问题引起环境公共服务不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戴维・帕克说：“作为新西兰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部分，我们做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

二、低碳经济确定主体与实施路径

低碳经济的对象有两个，一是生物圈中可分割、竞争性、有市场的资源(能源)；二是生物圈中不可分割、非竞争性、难市场的整体性的环境公共服务。高碳经济，从竞争性、可分割有市场的资源看，就是资源过度、非约束开采耗用；从公共性、不可分割、难市场的环境公共服务看，就是向环境塞进了过度的碳，环境公共服务功能丧失，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奥尔森、斯蒂格勒茨(Stigler.G.J)、戴利(Herman Daly)、肯尼斯(J.M.Keynes)、Krister Hjalte等。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获得路径。市场手段不等于低碳经济形成。朱迪・丽丝(Judish Rees)认为：“很明显，对全球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进行价格竞争时，发达的富国总能比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出更高的价格”。戴利对环境无约束市场利用以“船的最佳沉没”为比喻，他说：“即使一条船的负载是最佳分配的，随着绝对负载量增加，它的水位线最终也会达负载线。超出负荷的最佳装载的船也会沉没――尽管它将以最佳的方式沉没!环境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出类似负载线标志的经济标志――以防止经济的绝对规模，即经济负载，沉没我们的生态方舟”。

斯密“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但是，他的公共产品，说到底还是私人产品，也因此，市场不可能完全解决公共产品难题，而且他的公共产品供给既不需要成本，也不必强调主体，完全是经济人在追求私利时“不自觉”的副产品。斯密说：“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

低碳经济的另一面：少排放以维持良好的环境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以获得公共产品。因此，就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关系，奥尔森理论从私人产品(约束，即人类对资源，主要是能源的约束)的角度阐述公共产品供给，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我们仅分析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供给中的(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即低碳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京都议定书》为实践例证，即碳减排，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获得需要付出现实成本，而且必须有确定主体，或者联合主体的一定份额为基础。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经计算，这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或者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核准之后才能生效。此前，虽有126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了该议定书，但它们的排放总量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差距。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17.4％的俄罗斯对议定书能否生效起着关键作用。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要求，《京都议定书》生效。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证明了奥尔森直接公共产品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就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而言，必须是集体的一致行动，且要求集体成员单独的份额占到一定比重，这需要透明化。

三、结束语

篇10

在当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尚未完全成熟的现状下，研究我国的碳排放会计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即怎样将各大企业碳成本实施内部化计量与碳排放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碳排放权交易对会计要素影响计量、确认。碳排放权具有以下特征：①可分割性。碳排放权在数量上可以进行不同额度的分割，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购买一定额度的碳排放权；②排他性。政府所颁发的碳排放权仅仅只确保了主体可以享受到对特定碳排放额度的处分、收益、使用和占有的权力，而其他个体将不在享受的权力之内；③可交易性，从经济学上讲，资源的交换价值主要体现在资源的稀缺性上，然而碳排放权是一种独立的产权，他的可交易性在碳交易市场上很容易得到体现；④稀缺性。由于大自然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从而导致了碳排放权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环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众消费品。然而部分企业和个人为了剥夺剩余价值，毫无节制的将二氧化碳等诸多温室气体排放到人类的共同家园里，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治理环境的成本却有全体社会成员一起承担，造成了外部不经济性。在低碳经济的推动下，碳排放权市场得到了逐步完善，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了可以进行交易的特殊商品。

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确认、计量与记录

会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是用货币作为一种手段从而有效对各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系统、连续的反映，根据企业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以及财务状况从而对企业的财务收支、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碳排放权会计是在全人类倡导低碳经济的条件下而诞生的，它与传统会计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作为一种商品，碳排放权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和流通，影响着企业的资产等诸多会计因素，当前尚未准确定义碳排放权会计。一直以来会计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就是传统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和有决策有用观是当前会计的主要目标。与传统的会计相比，碳会计的诞生具有与众不同的时代意义，从我国当前的碳排放交易会计的环境来看，二氧化碳等诸多温室气体的排放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是不可避免的。站在宏观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我国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就要求对国内温室气体的排放予以有效的控制，该过程中会产生碳排放权的管理，企业碳排放核算会计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对市场上的碳权交易进行引导，以便于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站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进行分析，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对于外部使用者及企业管理者的投资与管理提供有用信息；另一方面，站在碳排放权交易会计自身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对于碳排放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的影响予以监督、核算，并能够将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经营状况等信息提供给使用者，对于其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会计假设是会计环境中客观存在的，通过诸多分析、观察抽象出来的制约条件和基本前提，是对企业会计核算所处的手段、时间、空间等的合理假设，是会计报告、记录、计量和确认的基础。作为会计理论的一部分，碳排放权会计不仅应该具备会计的基本假设，在新型的会计领域内，还应该具备特殊性。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主要前提就是会计主体假设，碳排放权会计只核算本企业主体内部的碳排放事项以及本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碳排放事项，同时还要注重不同代际之间享有公平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三、碳排放成本的计量与确认

碳排放成本核算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有：①对碳排放成本予以确认，一旦企业中的经济业务涉及到碳排放，需要依据一定的流程将费用确认为碳排放成本；②依据企业碳排放流程予以分析，对碳排放成本的原因与相关环节予以分析；③对碳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予以确定；④对碳排放成本的相关数据予以计量，并在报表中进行披露。在碳排放成本的确认过程中，需要能够满足下列的几个条件：①相关交易与企业的碳排放有关；②相关事项涉及碳排放的交易是否会导致企业的经济利益流出；③相关事项导致的经济利益流出能够可靠的计量，同时需要考虑是否能够对该项支出予以资本化。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温室气体协议书》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共同制定的，这是目前上国际公认的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计量标准，在该协议中，对碳成本核算的基本程序与计量标准予以了明确规定，如果能够对企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予以准确的计量，就能够对企业所要承担的碳排放成本予以换算。气压碳排放成本核算步骤为：①组织边界及运营边界的设定；②相关数据的收集与整理；③碳排放量的计算。在碳排放成本的计量过程中，常用的两种计量方法为：作业成本法与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的成本法。

四、碳会计信息披露

在碳会计信息的披露过程中，应该坚持下列的基本原则：①可靠性。在编制碳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应该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将与企业碳气体排放相关的事项作为主要依据，保证会计信息的无偏与中立；②注重企业成本效益。在披露碳信息的过程中，应当对披露成本与信息的使用价值予以考虑，防止由于信息的盲目披露导致效率低下；③谨慎性。企业要充分认识到事项与交易在性质及金额方面的重要性；④及时性。企业应该对已经发生的碳排放信息予以及时的收集与处理，保证其信息的时效性；⑤可比性。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类似的与碳排放事项应该相互可比；⑥可理解性，收集碳会计信息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应用，所以应该保证所有碳会计信息具有清晰明了的特点；⑦相关性，企业的碳会计信息应该与其使用者的决策相关。

五、结束语